时间三矢：文学语言的生成基底——“耶鲁学派”时间诗学管窥之一.pdf

作者简介：戴登云，广州大学教授，从事文学理论与哲学基础问题研究。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时间三矢：文学语言的生成基底 “耶鲁学派”时间诗学管窥之一戴登云（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摘要：基于对文学书写中大量时间现象的独特敏感，在现代西方思想的时间哲学转向的启发下，耶鲁学派文论家们发现了克服时间之思所蕴含之内在悖论的最佳切入点 时间的修辞化，从而深入到了时间的“内部”，对“时间”本体作出了超越性的直观。耶鲁学派文论重新捕获了时间的总体性，重新区分了时间的三个向度（即时间三矢：活生生的现时、分裂的绵延、自反的共在），并揭示了这些向度的多线并进、错综交织及其转换生成，因而在更本源的层面上，为超越“过去、现在、未来”三分的线性化的贫瘠化时间观，提供了新的可能。关键词：耶鲁学派；时间诗学；时间三矢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一、作为语言之生成性基底的时间如果要为 世纪西方思想的理论转向提供一个精准的修辞性命名，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希利斯米勒（）的这样一种说法：“语言的时刻！”“语言的时刻！”这一短语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以略带独断和夸张的姿态凸显了语言论转向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它还一语中的地揭示了存在的一个深层秘密：语言与时间的交织。从这样一个角度讲，“语言的时刻”这一说法的有效性，就不只是在于它为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论转向提供了一个精确的历史坐标，而更在于它以其特有的语义张力，揭示了现代西方思想转向更复杂更深层的秘密：语言论转向与时间哲学转向的交错重叠。现代西方哲学认为，语言和时间的秘密已被遮蔽太久。因此，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从不同角度出发，重新揭示它们的秘密。然而，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至迟在 世纪 年代，现代西方哲学发现，与传统哲学相比，究竟该如何解开语言和时间之谜，自身好像同样也无能为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耶鲁学派文论家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出发，对（文学）语言和（修辞）时间的错综复杂关系的天才直观，才具有了特别的价值。耶鲁学派不只是简单地在文学批评领域再次印证了现代西方思想走向的合法性 语言终于走向了现代西方思想的前台，占据了人类思想的中心位置，更重要的是，为了彻底揭示文学的发生性动力，他们还将反思的触角推进到了语言的生成性基底 时间本体的层次，从而将语言论转向推进到了更本源的层次。与此同时，由于牢牢地把握住了语言和时间的复杂关联，他们还在有意无意间为时间之谜的裁决找到了最佳的切入点，从而将时间哲学转向推向了新境。耶鲁学派几乎都表现出了对语言和时间的错综复杂关系的敏感与痴迷。在语言论转向和时间哲学转向的时代背景下，耶鲁学派文论家是如何打通二者的阻隔，获得这一有关“语言”的时间诗学顿悟和“时间”的语言论直观的呢？首要的动因，就在于他们对批评的阐释学处境的本体自觉：批评不只是一种修辞的策略，而更是一个时间的进程。比如，早在 美国新批评的形式与意图（）一文中，德曼（）就已敏锐地意识到，阐释的循环不仅牵涉语言本身，更牵涉时间的本体结构。这一被如此长久地遗忘的事实提醒我们，形式除了是完成它自身的进程之外，绝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对批评的阐释学处境的本体自觉使德曼很快就意识到了批评的本体存身状况：语言和时间的交织。作为这一本体存身状况的产物，已经完成的批评文本或文学作品的“形式”，就不再是新批评所意指的那种对象化的“客体”，而成了一种意向性的、主体间性的和体验性的“完形过程”。德曼是这样说的：“已完成的形式绝不会作为一个可能与语言的感觉或语义维度相一致的作品的具体方面而存在。它是作为为回应自身的问题而自我揭示的作品、在阐释者的头脑中建构出来的。不过，这种在作品和阐释者之间的对话是无止境的。只有当它意识到它自己的时间困境并认识到产生总体性的境域就是时间本身的时候，理解才可以叫完成。”“形式”不是一种对象化的东西，而是一个意向性的、主体间性的和体验性的“过程”。这一时间本体化的新形式观意味着语言与时间的交织不只是批评家在从事阐释时的本体存身处境，更是文学存在的最基本的事实。基于这一直观，在 阅读的寓言（）第二章“修辞手段（里尔克）”中，德曼直截了当地说：“一旦我们聆听到隐藏在语言中的歌声，歌声便将自然而然地引导我们达到时间和存在的和谐。”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点，在该书的第三章“阅读（普鲁斯特）”中，德曼对普鲁斯特 追寻逝去的时光 中关于阅读的那个核心文本展开了详细的分析。德曼认为：对一部声称是对回忆的单一时刻的叙述扩展的小说而言，这段叙述无疑具有典范性的意义。从当前时刻到连续序列的转变，与作为瞬时叙述的小说写作行为相一致。此刻，通过叙述者和作者的合为一体，这个行为将同自我的阅读行为并存。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对当前处境的发生过程的重演式回顾，叙述者和作者充分地理解了他们的当前处境（包括这个处境的一切否定的方面）。这种情况与读者对 追忆似水年华 的适当反应相同。以普鲁斯特的小说为媒介的读者把叙述的表达理解为也包括他在内的真正认识的施予者。“时刻”和“叙述”是互相补充的、对称的，彼此可以相互替代而又不会混淆的镜子般的反射。通过一个回忆或预期行为，叙述可以恢复瞬息时刻的丰富经验。我们回到了总体化的隐喻世界。叙述是时刻的隐喻正如阅读是写作的隐喻。德曼的上述看法得到了耶鲁学派其他文论家的支持与响应。比如，在 小说与重复 七部英国小说（）中，米勒就曾这样说：“小说中对叙述语态的处理与人类时间或人类历史的主题（它们看来是小说形式中固有的东西）紧密联系在一起。”在 阿里阿戴登云：时间三矢：文学语言的生成基底德涅的线：重复与叙述线索（）中，他又重申道：“讲故事，即将人们的生活 经历 用语言表达出来，在写作或阅读过程中就是那种经历的中断。叙述就是沿着一条永远移植于直接经验的时间线索的寓言化。”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一说法视为米勒对叙事的基本定义。对语言和时间的复杂关系的敏感，不仅来自对批评的阐释学处境与叙事进程的本体自觉，时间本身对诗人的原创性写作所带来的焦虑和压力，乃是更刻骨铭心的诱发因素之一。对这一焦虑和压力的直观，集中表现为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诗学”。在 影响的焦虑（）中，布鲁姆指出，渴望不朽之所以是人类最伟大的幻想，乃因为速朽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现实。这一现实使得每一位诗人（无论他多么的“无意识”）都产生了“一种较之普通人更为强烈的对 死亡的必然性的反抗意识”。布鲁姆认为，为了反抗死亡，具有创造力的天才诗人必须向时间暴君发起抗争。抗争的途径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在诗中直接发起对时间暴君的进攻，这是一种注定会失败的悲剧；另一种就是通过原创性写作以获得不朽的声名，以一种非时间性来超越有限时间的囚禁。从这样一个角度讲，要成功地反抗时间暴君，语言或语言的原创性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媒介之一。换言之，反抗时间的唯一可能性就是语言和时间的交织。如果说，德曼和米勒更多地关注了语言和时间的和谐，布鲁姆则更多地纠结于二者的冲突和竞争。在 竞争：走向一种修正理论（）中，他继续强调说，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就是“有限的男人和女人在时间中相互争斗且与时间争斗”，“诗歌，无论多么强劲有力，都是对时间的抵御和对空间的抗拒，且只有通 过 嵌 入 时 间 和 空 间 来 捍 卫 自 己 的 领地”。“诗人意志是对时间的对抗，是报复性地寻求用 它应当如此 来替代 它就是如此。不过，这一对抗总是分裂为两个东西，因为诗人意志必须让另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替代物 我就是 来替代 它应当是。对立的双方都渴求优先性。”而诗歌创作，就是为这一交互替代寻找到一种心理学的防卫机制或修辞学的转换机制。就诗人而言，防御始终都是一种转义，而且始终都是针对先前的转义的。而本能，在诗人看来，则是对不朽的冲动，并且可以称之为是所有诗歌转义中最大的转义，因为它甚至把死亡 文字的死亡，我们的死亡 都变成一种比喻，而不是现实。布鲁姆始终认为，诗人的意志或者说诗人的崇高渴望具有与利比多或死亡本能同样的神话学本质。而唯一能承载这一神话学本质的，只有原创性的语言或语言所体现出来的原创性品质。在 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的“序言与开篇”中，他还坚持这样说：“文学不仅仅是语言，它还是进行比喻的意志，是对尼采曾定义为 渴望与众不同 的隐喻的追求，是对流布四方的企望。这多少也意味着与己不同，但我认为主要是要与作家继承的前人作品中的形象和隐喻有所不同：渴望写出伟大的作品就是渴望置身他处，置身于自己的时空之中，获得一种必然与历史传承和影响的焦虑相结合的原创性。”耶鲁学派的上述观点表明，语言与时间的交织不仅是批评家在从事阐释的时候的本体存身处境，也是诗人在创作和书写时必然要卷入的自我救赎之旅，更是文学存在（事实上它很快就会扩展为人类存在）的本来状态或原初事实。二、时间的修辞化语言与时间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时间乃语言的生成性基底。对这一基本事实的发现意味着，任何对文学或语言的发生学讨论，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如果未能深入到时间本体的层次，那么，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获得某种基础性地位。耶鲁学派文论家既然对语言和时间的错综交织如此敏感，这注定了他们对语言之谜的探讨必然会转变为对时间之谜的叩问。转变的标志或中介环节之一，就是“时间”或“时间性”成了耶鲁学派文论家自觉运用的分析视角或概念框架之一。比如，在 时间性的修辞学（）一文中，德曼就已很娴熟地从时间性的本体高度出发去看待象征和讽喻的区别。德曼认为，“在象征的领域里”，实体与意象（再现）的关系“是一种同时性关系”；“然而在讽喻的领域中，时间却属于原初性的构成范畴”。讽喻符号“必须涉及到先于它的另一种符号。于是，讽喻符号所形成的意义，就只能由前一符号的重复（在此术语的克尔凯郭尔意义上）构成，而且，它在本质上既然与前一符号相同，而前一符号又具有纯粹的先在性，那么，它就永远不能与前一符号相吻合”。由于有了上述“时间性”维度的理论自觉，耶鲁文论家在面对文学或文学作品时，很自然地便将“时间”或“文学中的时间”确认为批评所应关注的最核心的主题之一。然而，这一表面上看起来十分“自然”的转变在实际上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难。这一困难即时间言说的难题或时间本身的悖论。众所周知，时间之所以成为困扰西方形而上学的永恒之谜之一，原因在于时间不是一个认识或反思的对象，而是一个本体存在的过程。对于这一本体存在的过程，一旦我们将之对象化，我们也就丧失了言说其秘密的可能。因为，一旦将时间转换成一个认识或反思的对象，这一对象便从时间中分离了出来，从而远离了时间本身，马上衰变成一个对象化的“物体”或“颗粒”。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体验、思考和谈论时间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不将时间抽离出时间之流本身，将之对象化、课题化，那么，我们又不具备反思和把握时间的前提。两千多年以来，西方形而上学就一直深陷在这种两难困境之中，不可自拔，始终未能破解时间之谜。西方形而上学选择了将时间对象化、课题化，也就是将时间实在化。这种实在化倾向与人们对时间的线性感知结合起来，很自然就产生过去、现在、未来的区分。这一区分表面上把握住了时间，实际上却导致了“现在”的虚无，从而导致了时间的抹除。可是，如果我们不将时间对象化，那么，我们就只能将时间视为是一种先天必然的形式。一种先天必然的形式是远离我们的具身化时间体验的，由此必然导致时间的消失。这就是西方形而上学所面临的“永恒非永恒”的时间之谜。面对如此情形，耶鲁学派的时间之思提出了什么样的应对之道？得出了什么样的开创性结论呢？基于对语言与时间的错综交织这一基本事实的直观，耶鲁学派发现，时间反思的唯一突破口，就是彻底地摒弃传统的思维方式，将自身的时间之思自觉地植入到时间的生成性力量之中，牢牢地把握住时间的修辞化进程或转化机制。耶鲁学派是如何实现这一转向的呢？细绎其文本，我们认为，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发现了某种时间性存在和文学性存在的内在悖论的同构性。在这方面，德曼对文学现代性的反思最富有启示。在 文学史与文学现代性（）一文中，德曼指出，所谓“现代性”和“历史性”的冲突，从根本上来讲，不过是尊今与崇古这两种价值取向之冲突在各领域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而之所以会产生尊今与崇古的冲突，根源又在于人们预设了“现在”与“过去”的断裂及其二元对立。事实上，“过去”与“现在”的划分、“历史性”和“现代性”的冲突，具有深刻的悖论性。它们本身不过是时间自身内部的悖论结构的外在体现而已。这一悖论结构与文学现代性的悖论结构具有某种本体的对应性，因此，只要我们把握住了文学现代性的悖论结构，我们也就具有了谈论时间之谜的可能性。换言之，就戴登云：时间三矢：文学语言的生成基底是只要我们把握住了时间的修辞化进程，我们也就可能把握住时间进程本身。德曼的分析是这样开始的：深入地反思一下现代性，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一术语的有效性极有疑问，特别是将它应用或失败地应用于文学的时候。在作为一种行动或行为方式的现代性与作为在文学或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反思”或“观念”的现代性之间，可能存在内在的矛盾。成为现代性的自发性与声称对现代性作反思相冲突。文学与现代性是否协调也不确定，更别说历史与现代性的关系。德曼写道，“现代性”一词看起来既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武器，又是一个理论问题，甚至还是使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联系得以部分恢复的方式。然而，“在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现代性 这一话题可能只是被用作一种自我界定的尝试，一种诊断自己的目前状况的方式”在那样的时代，现代性通常并不是其自身内部的一个价值，相反，倒是特指独立地存在于现代性之外的一系列价值。因此，要全面地描述文学现代性的多种表现形式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通过追问现代性何以成为一个问题，以及这一问题对于文学或文学的理论思考来讲何以如此急迫，来接近问题本身。现代性何以会成为一个问题呢？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意味着一种要与“古代的”“传统的”“经典的”“浪漫的”，一言以蔽之，“历史的”相决裂的强烈愿望和冲动。尼采虽然表面上没有以“现代”的名义来攻击“历史”，但他攻击“历史”的理由，却把握住了真正的现代性精神。这一理由即“生命”。在尼采那里，“生命”不仅是生物学的，同时还是一个时间性的术语，意指一种遗忘任何先在于现在境况的事物的能力。尼采认为，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来经历生命，是最重要和最原初的经验。它是所有权利、健康、伟大和人性的基础。相反，历史是囚禁人性的锁链。因此，从根本上拒绝历史，就是实现人类命运的必需，是人类行动的必要条件。根据尼采的上述看法，德曼总结说：“现代性就存在于渴望荡涤一切先来的东西的形式中，存在于抵达至少可以叫作真正的现在的地步的希望中，即抵达一个标志了新出发点的原初起源。”现代性把自己的信仰全都投注于作为原初起源的现在。然而，由于任何现在都是一种正在消逝的经验，这种经验使过去变得难以挽回又无法忘怀。因此，当现代性这么做的时候，它到头来必然会发现，在它脱离过去的同时也脱离了现在。被视为一项生命原理的现代性变成了一项起源原理。现代性的这一悖论结构表明，挣脱历史的链条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征服历史。现代性于是只是作为一场冒险的历史过程的地平线而出现。”历史和现代性相互毁灭又相互依赖。根据上述分析，德曼指出：“所有本质上是时间性的概念，当被用来指称本质上是语言学的事件的时候，其疑难未定的结构都会获得特别繁复的复杂性。”文学现代性就是这样一个被“误用”或被“转换”的典型概念。文学现代性具有什么特别丰富复杂的内涵呢？一方面，假如我们认可了德曼对现代性的诊断，我们马上就会发现，文学同行动，同没有历史的、未经调节的自由行为具有某种构成性的密切关系。文学天生就对作为一切审美经验之构成要素的现在极其敏感。文学对即刻性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欲望，文学总希望在瞬息之间完成自身。因此，文学天生就很“现代”。另一方面，假若我们真的公开地表达了这种现代性诉求，我们马上也会发现，这样一种承诺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从一种连续的瞬时性这一角度看，对现在的再现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把一种重复的和一种瞬间的模式结合在一起。除非我们实现了对连续的时间性预设的逃离，让更加广阔的时间意识参与进来，把现在的开放性和自由同所有其他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时间维度 过去的重负与未来的关注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对时间的一种总体性和完整性的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即刻性和完整性、纯粹流动与形式结合在一起。在哪里可以发现这种成功的案例呢？在 文学史与文学现代性 这篇文章中，德曼指出，就在波德莱尔评论康斯坦丁纪斯（）的绘画的那篇名文中，就在波德莱尔本人的创作里。在 现代生活的画家 中，波德莱尔把由即刻性和完整性、纯粹流动与形式的结合所产生的综合体视为一个“精灵”，把文学的现代性诉求视为一个无法餍足的非自我的自我（向着文学起源的原初时刻）的回归。而波德莱尔的创作历程，从早期诗歌的感觉的丰富性到晚期散文的持续的讽喻化，恰与这一“背离 回归”的进程相对应。从这样一个角度讲，我们说，所谓现代性的悖论，就并非是不可描述的。它只不过是躲到了语言的修辞手段的背后而已。相应地，那现代性悖论背后的时间性悖论，也如是。回顾德曼的整个分析，可以看到，他之所以能够从文学现代性的分析中打开时间分析的可能，原因在于从一开始他就摒弃了对文学现代性做编年史的和实证主义式的考察，摒弃了那种社会学的和本质主义式的思考方式，再也不把现代性看成一个对象、一种现成的历史事实、一种本质不变的属性，而是将它纳入一种时间本体论的层次，将之视为一种存在论的行动和事件来谈论，从而发现了言说的悖论结构与时间的悖论结构的本体同构性，进而找到了言说时间的可能 将时间修辞化。从此，不仅时间本体和时间对象的分离不再是一个难题，即便是时间与超时间、流变与永恒的对立和断裂，也有了裁决的可能。因为，时间的修辞化使得对时间的总体化把握不再遥不可及。诗人们早就洞悉了这一切并做出了原创性的尝试。里尔克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里尔克的诗 祈祷的码头 开头是这样的：清澈的黄昏的河水映着镜像的悬浮世界它比任何时候的事物更真实。德曼认为，在这一开头里，河水所反射出来的镜像世界与白天的普通世界的颠倒产生了一种新的总体化。根据诗歌的下文，“这个新的总体本质上的（是）时间性的：组钟的声音，这个依旧保存着的现实的音调还具有衡量时间推移的作用。通过不再把布鲁日看作稳定不变的现实，而是看作时间消逝和被侵蚀的形象，消失在不反射的表面的日常世界中的现实被发现了：活着的布鲁日比 死去的布鲁日更缺乏真实。最后在结论性的分析中，时间的星座像声音一样具有回答疑问的作用。当时间被按照它的变化无常的真理被领悟之后，时间就成为一个听得见的现实”。德曼指出：对时间的这个体验是非常自相矛盾的。它对通常作为永恒和持久的对立面出现的一切加以默许。这个证实被保留在对时间消逝的富有魅力的、但又丧葬似的形象化比喻中，这个形象化比喻令人喜爱，仿佛是一种感官的快乐，“一串组钟的甜蜜葡萄”，而这种感官的快乐实际上是使城市变为幽灵般记忆的死亡的丧钟。同样，这个新的时间性的声音将具有它的对立物的一切属性：在诗的结尾，一个新的交叉使寂静和喧闹的属性相互交叉，并用寂静的特性来标示组钟的声响：河水的上面留存什么？我相信，唯有寂静，寂静休闲地品味着，悬挂在天空中的一串串，由组钟串成的葡萄。时间的比喻化赋予了时间另一种总体性。这一总体性具有了时间的对立物的所有属性。无论如何，德曼的这一洞见都与布鲁姆通过戴登云：时间三矢：文学语言的生成基底原创性写作以反抗时间暴君的诗学主张相印证。三、时间三矢文学现代性的悖论性表明，文学的特性是由它持久地保持自身的特性的无能为力来定义的。自文学存在的原初时刻起，情况就是如此。这一事实很快就显示出：“文学并不是作为一个自我否定的单一时刻而存在的，而是一个多重时刻（相叠加）的实体。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一实体可以被当作一连串的瞬间或持续的一段时间来再现 不过仅只是再现而已。换句话说，文学可以被当作一个运动来再现，并且本质上是这一运动的虚构的叙述。”如果上述判断属实，那么，从时间本体的角度看，文学就并不是在单维度的时间向度上生成的，而是由多重的时间向度相交织而成的织体。这一多重的时间向度的交织，构成了时间或文学时间的千古之谜。如果“现在、过去和未来的交错叠加”这一说法并不是对它的最好的描述，那么，我们该如何打破流俗的划分方式，重新划分时间的内在构成呢？从耶鲁学派的文本中，我们所能读出的一种可能的回答是，时间实际上具有三个维度：一是经验的线性之维，二是先天的差异之维，三是存在的共在之维。与这三个维度相对应，我们可以把时间重新划分为：活生生的现时、分裂的绵延和自反的共在。这就是时间三矢。我们将以具体的例子来阐明这一洞见的含义。如前所述，在耶鲁学派文论家中，德曼较早地发现了时间的多重叠加性。在 阅读的寓言 第三章“阅读（普鲁斯特）”中，他提到，对于 追忆逝水年华，乔治普莱（）教导我们，要思考其“不同时间层的并置”。然而，究竟该如何评价普莱的这个观点呢？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他没有直言式地回应这一问题，而故意采取了一种修辞性的迂回策略。在接下来展开的对 去斯万家那边 中关于阅读的那段核心文本的讨论中，德曼指出，这段叙述是围绕着“我的生命的一切力量的专一而坚定的喷涌”这个核心的、统一的隐喻展开的。在这个隐喻中，阅读的各个层次被说成是构成了“似乎静止不动的彩虹色喷泉的不同层面”。这个修辞手段的目的在于获得最大限度的和谐，即运动和静止的和谐，以及在作为单一时刻的历时形式的叙述样式中至关重要的综合。叙述的不断涌出（“喷涌”）把超越感觉和时间之上的同一性描写成某种易于看见和感觉因而能够理解和清楚描绘的东西，就像阅读的无与伦比的、永恒的魅力可以照一棵树干的一圈又一圈的年轮的样子来划分一样。在一个局部和整体的封闭系统中，垂直并置和水平连续的互补性被牢固地建立起来。对于叙述来说，对这个互补性的证明将不会中断、不会参差不齐。这种参差不齐允许将小说的叙述结构的特征看作一个既碎片化的又重新统一的，即可以称作“融化”或“熔合”的游戏。连续性不仅明显地表现在转变的流畅或无数的对称布局中，也明显地表现在意义和结构的严格一致中。如果我们的阅读足够细心，我们就会向这段文字提出如下一个疑问：小说叙述本身是如何围绕着一个核心的时间隐喻（“喷涌”）而次第展开并获得了运动和静止的和谐、单一时刻的历时形式和总体时间的共时形式的综合、叙述的碎片化与整体性的统一、垂直并置和水平连续的互补以及连续与转变的一致的呢？文本所能给予的回答就是：通过单一时刻的修辞化，把超越时间的同一性转化成一个具有循环性的时间过程，从而使时间重新获得某种统一性和完整性。表面上看，在文本所给予的这一回答中，我们只看到了时间的两个维度：单一时刻和整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体性的、同一性的共时。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德曼写作此文的目的，乃是要解构文本的同一性，而文本的字面义与隐喻义相互瓦解的机制，恰与某种时间的差异绵延的维度相对应，进而考虑到，这一解构乃以被解构的维度的事先存在为前提，那么，我们便不难发现，从时间本体的角度讲，使叙述最终成为文本的秘密，乃是时间三维的交错并置。德曼只是较为隐蔽地打开了重新划分时间的可能。真正对时间三维做出了较为细腻的分析的，当数米勒。在 小说与重复 七部英国小说 中，米勒注意到，“小说由众多的重复现象组成”。故事的各个部分在读者首次接触到它时，就已经在一些人的生活中、一些人的头脑中、一些人的叙述中，在先前的文本中、在其他的文本中、在同一个文本中，反复地发生着。由此决定了“小说的时间结构是开放的，每个事件都可回溯到其他事件，它解释它们，又被它们所解释，与此同时，它又预示那些将会发生的事情。每个事件都作为无穷无尽的回归、前行这一过程的一部分而存在，在这一过程中，小说的叙述在整段时间中断断续续地来回推移，在它的流动变易（异）中徒然地追寻着某个稳固的基点”。通过这一简短的总结，米勒就简明扼要地告诉了我们小说的时间结构的奇妙之处：首先，小说时间的开放性结构预示了一个无限性的维度；其次，在这一开放性的内部，无数次地回溯过去、前瞻未来的可能性意味着时间的不断重临、重复，以及重复的重复或重复的叠加；最后，每一个稳固的基点都是无望的。小说叙事是如何呈现这一奇妙的时间结构的呢？主要有三种策略。第一种就是对某些活生生的瞬间现时的把握。以萨克雷（）的 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 为例，表面上，该作品中老年亨利对青年亨利的生平经历的追忆“似乎证实了这样一种理论（和普鲁斯特的学说大致相同）：心灵和心灵产生的富于感染力的记忆都存在着间歇，因此我们能记住一些事情，但绝大多数被遗忘了；记忆是一连串鲜亮、璀璨的光亮，其间是人们束手无策的遗忘的黑洞 事实上这里萨克雷有关回忆的学说和普鲁斯特有着很大的不同。每个琐碎的细节都预示着艾斯芒德和瑞切尔关系中某个决定性的时刻，每个细节都是时间向前流动过程中的一次停顿，可说是一次心跳未能起搏 它徘徊不前，与前后奔涌的巨流相隔绝。每个细节都是一个静态的影像，它牢牢地印在记忆中，这儿空间代表了时间。琐碎的细节，通过某种形式的举隅，代表了小说的整体场景，并使亨利得以进入这个场景。而整体场景 空间上的全景通过另一种举隅手法，代表了时间的前后顺序，使他得以充分拥有他的全部生活。空间是记忆，是总体记忆的贮藏器。像对每一个这样的场景和下一个场景间的种种情形所作的详尽叙述暗 示 的 那 样，总 体 记 忆 包 揽 无 遗，准 确无比”。根据哲学史的经验，瞬间现时不可谈论。因为一旦我们谈论它，它就面临被无限分解的可能，由此变为一个“空无”。然而，在文学时间的奇妙结构中，尽管这一瞬间现时仍无法获得其稳固性，但是，它却可以作为奔涌的时间过程的一次停顿和某个决定性时刻，被再现和记忆，并通过举隅法，代表小说的整体场景和对时间的总体记忆。因此，不管这些停顿和决定性时刻的中间是否隔着一种鸿沟，是否有距离，是否会中断，也不管它们彼此之间是否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是否能够连缀起活生生的时间之流，我们都可以把它从时间之流中分离出来，并加以确认。由是，所谓琐碎的细节或活生生的瞬间现时，就成了可以识别的时间的第一个向度或特征。在解读 德伯家的苔丝 时，米勒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究竟该如何理解哈代想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一连串真正互相连贯的事情这样的戴登云：时间三矢：文学语言的生成基底创作意图呢？又该如何看待小说中“众多的事件连续出现，首尾依次衔接”？“苔丝的活动轨迹横贯英格兰南部的道路，最终这些事件在时间中排成了一行，清晰地映现出来。苔丝生活中的每个事件当它出现时，它本身便加入到先前事件的序列中去。当它们积聚起来时，瞧！它们构成了一幅图案。它们构成的图案凸现在时间和英格兰的大地上，与雕刻在白垩丘陵上的史前时代的马群很相像。在叙述者、读者，最终甚至是主人公自己追溯往昔的眼里，突然间图案便出现在那里。恰巧每个事件都脱离了自身，被聚拢到图案中。”为了解释小说中的这一时间连续现象，传统的理论假定，“每一部小说都有居于中心地位的结构，如果能识别那中心，便可对中心结构作出解释。这一中心将处于作品中各个因素作用的范围之外，它将解释这些因素，并将它们组合为从这一 中 心 脱 胎 而 来 的 某 个 明 确 的 意 义 图案”。根据这一假定，人们提出种种认为是独一无二的理由 包括社会的、心理的、遗传的、物质的、神话的、玄学的或巧合的，等等 来解释“为什么苔丝要受如此多的痛苦”。每一种解释都将文本视为是“以任何事物自然发展的某种主要原则为起始点的总体化的过程”。然而，假若我们意识到，一大批互不相容的理由（或解释）存在于同一部小说中，它们不可能都是对的，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怀疑，继续假定作品必然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说明性的理由，是否是对的。与此同时，当我们意识到小说叙述线条的多重性后，继续假定小说的叙事线条是单一的，就很可能是一个错误。于是，米勒认为，小说中的事件并不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按自然发展的顺序被组织起来的。后来的事件加入先前事件的序列，只意味着事件与事件之间发生了共鸣，而非线性的递进。每个事件只是指涉先前事件和未来事件的符号，是其他事物的参照物。不仅如此，由事件产生的图案没有源头。“并不存在所谓 原初的形式，有的只是它们无穷的系列；它们排成行行列列，被记载下来 仿佛这个图案 存在于古旧的书籍中，总 是 由 人 们 从 先 前 留 存 的 样 本 中 复 制 出来。”这种奇特的重复是“非人格化的、内在的、自我增生的”，它不受外在力量的操纵。它是差异的重复，是分裂的绵延，是我们可以从时间中识别出的第二个向度。通常认为，小说叙述中的异延力量消解了文本的中心，消解了文本的统一性。然而事实上，它只不过是消解了单一叙事的同一性预设而已。对文本中心的消解并非必然走向虚无，相反，而是引导叙事走向叙事自身。“许多叙事方式，通过吁请注意一个事件重复另一个事件的方式，而不是它作为事件的明显的时序推进，因而打破了年代的次序，并诱使读者将它看作同时存在的一系列相互重复的事件，像地图上的村庄或山峰在空间上向外伸展。”这一自反关涉的力量把时间的过去朝向和未来朝向的散漫无边封闭了起来，并调转了它们的方向。它可以完全不顾及现实时空的囿限，自由地把不同时空的时间并置起来。它可以彻底地打破年代学上的先后顺序，把同一时空的不同时间倒错起来。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虚构的世界，并把这些世界安置于同一世界。因而，它揭示了时间的最后一个向度：自反的共在。所谓自反的共在，用诗学的语言来讲，就是即刻（当下、瞬间）即永恒；用形而上学的话来说，就是永恒不是静止的，而是发生着的，且是自我发生的。四、“时间”的祛魅与返魅时间三矢的发现打破了传统的时间三分法的惯例，发现了时间的另一种划分方式。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耶鲁学派文论家跻身于思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想史的“不朽者”行列。我们知道，为了克服“过去、现在、未来”的三分所带来的“持续与断裂”的悖论，西方形而上学曾提出过很多种时间的划分方式，比如经验时间与先验时间、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静态时间与动态时间、流俗的时间与本真的时间等等。然而，所有这些区分不但没有揭示时间的整体性及其内在奥秘，相反，倒是使时间断为两截，不再具有魅力。在这一背景下，现象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的时间哲学所作出的贡献，就在于他独辟蹊径，重新确立了一种时间的划分方式，并为之提供了系统的论证。众所周知，胡塞尔的时间哲学之思，是从时间中的对象和时间对象的区分开始的。基于这一区分，他把现象学的时间对象即时间 意识进程或内时间意识比拟为一条不断涌动着的河流，其全部发生现象学，就是对这一河流的原初起源的分析。在 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中，胡塞尔指出，时间的原初给予是从一个原体现的点开始的。随着这一原体现被指向、被感知、被注意，这一过程的起始点、原体现的点便逐渐变为滞留。而新的原体现则持续地为自身添上了一小段。原体现在持续地起源。但是，目光、把握是如何到达新的现在自身的呢？胡塞尔认为，是通过对空乏的将来意向的充实。这一空乏的将来意向即前摄。作为两种“当下化”行为（滞留和前摄）的分界点，现在（或原体现）不仅具有朝向过去的意向性，也不断地具有敞开的将来视域，具有可能的现时期待的视域。从这样一个角度讲，时间的原过程就是滞留与前摄在当下的交叠。胡塞尔是这样来描述这一交叠的：“以前的 意识 是前摄（即正是 指向以后意识的意向），并因此随后到来的滞留是以前滞留的滞留，这个以前滞留同样具有前摄的特征。”若想更加准确地凸显它的悖论结构，则是：当下被给予之物同时被意识为一个在过去已经被预期为将来的曾在之物。但是，究竟何谓滞留、何谓前摄呢？如果滞留不是想象或再回忆，而是感知本身的一种样式，原初当下的一个变异；如果前摄本身是一种空泛的预期，是尚未被充实的时间进程的后续片段。那么，对滞留和前摄的感知是如何可能的？换句话说，就是对一个同样当下的感觉的一个当下的立义是如何成功地滞留性地（或前摄性地）感知一个过去（或将来）的当下的？已经过去的（或还未到来的）不在场的现象怎么成了在场的呢？整个 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就是对这一难题的裁决。暂且不去讨论胡塞尔的具体裁决。这里仅满足于指出，胡塞尔将时间重新区分为原体现、前摄和滞留，并揭示了它们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具有重大突破的。只不过，以今之视昔的眼光看，胡塞尔的时间现象学真的找到了谈论时间之谜的最佳切入点吗？从 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的具体讨论来看，答案恐怕存疑。因为，不管我们把时间体验流放到哪个层面去讨论，我们都逃不脱时间反思的悖论：不断流动着（发生着）的时间意识如何对流动着（发生着）的时间意识本身进行分析呢？如果能，则必然意味着时间意识自身已经分裂，而不再是本源性的时间意识。胡塞尔把这一悖论概括成一个延续的感知行为如何实现对一个延续对象的感知；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的编者之一 贝耐特（）则把它描述为：“一个当下的行为是否以及如何能够感知到一个逾越现时当下的时间的延展。”尽管胡塞尔相信只要时间对象先行的和现在过去的被给予性同时与当下的时间对象被一同把握，一个延续就能被当下地把握，但戴登云：时间三矢：文学语言的生成基底就像贝耐特所指出的那样，人们有理由对这一确信表示怀疑。因为流动是不可重复、不可离析、不可对象化的。胡塞尔的悖论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知道，时间必须借心灵或意识才可能被体认到。但是，心灵或意识过程本身能否充当时间分析的最佳切入口、对象或载体呢？显然是不能的。除非找到了一个与心灵或意识具有本体的一致性、对应性和同构性，其生成既归属于时间，其结果又暂时超越了时间的笼罩和统治的表征、载体或媒介，我们的时间分析才可能找到最佳的切入点、突破口，而不至于陷入悖论。有没有这样一种载体呢？有，那就是语言。语言既是时间中的对象，又是时间对象本身。语言既是意识的绝对他者，又是意识的具身化显现。只有语言，才能成功地充当意识和时间的中介；只有语言，才能将时间中的对象和时间对象本身融为一体而不至于产生时间反思的疑难。语言充当了时间的最佳表征、载体或媒介。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尽管准确地勘定了时间反思的对象并精确地表述了时间分析的难题，但由于没有找到时间分析的最佳载体或媒介，它必然会遭遇到一系列的困难。其中之一，就是尽管胡塞尔已经直观到，时间的原过程是滞留和前摄在原印象的此刻当下的点中的相互嵌入和交错叠加，但他仍无法超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三分法和线性分析框架，因而时时会遭遇无限后退的危险。从这样一个角度讲，尽管耶鲁学派的时间直观还不够系统，但是，若我们把它们与胡塞尔的时间现象学放到一个共通的问题场域中，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得出如下重要发现：在现象学所开辟的道路上，时间的修辞化转向不仅使对时间的谈论真正成为可能，而且使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 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融合成为可能。从此，那被祛魅的时间就将迎来复魅的时刻，已经碎片化的后现代思想便将迎来重新整合的契机。【注释】这是米勒 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该文最早发表于 年。参见普鲁斯特：去斯万家那边，周克希译，载 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页至 页。尼采之所以要攻击“历史”，恰因为“现代”太沉溺于“历史”。因此，在尼采笔下，“历史”和“现代”是一伙的，都对立于“生命”。有关时间三矢的交互关系及其转换生成机制，以及文学言说如何利用这一转换生成机制以克服永恒 非永恒悖论等问题，限于篇幅，将另文讨论。【参考文献】：，德曼 阅读的寓言 卢梭、尼采、里尔克和普鲁斯特的比喻语言 沈勇，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米勒 小说与重复 七部英国小说 王宏图，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米勒 重申解构主义 郭英剑，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布鲁姆 影响的焦虑 徐文博，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布鲁姆 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 吴琼，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布鲁姆 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 江宁康，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胡塞尔 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肖德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责任编辑肖湘（下转第 页）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 ，（，）：，：；（上接第 页）：（，）：，（，：，），：；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