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对技术治理的批评及其启示.pdf

第41卷第4期2023年7 月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41No.4Jul.,2023国际D0I编码：10.159 58/ki.gdxbshb.2023.04.06哈贝马斯对技术治理的批评及其启示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 0 8 7 2）摘要：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当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技术治理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对技术治理的批评，在各种反技治主义批评中颇具特色。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视角和方法，他集中批评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科学化、统治技术化现象及其背后的技术统治论思潮，并提出用交往与对话的范式来约束当代西方技术统治的趋势，这具有一定的建设性。哈贝马斯的批评对于重构技术治理理论颇具启发,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他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关键词：哈贝马斯；技术治理；专家政治中图分类号：B516.59技术治理主张运用自然科学技术的原理和方法来运行当代社会，由系统掌握科学技术的专家来掌握社会运行的政治权力。2 1世纪之交,技术治理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政治活动的基本趋势。智能革命的兴起，以及全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肆虐,更是加快了技术治理尤其是运用智能技术的智能治理的推进。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当代的技术治理活动,既要看到它的巨大威力，也要看到它可能伴随的社会风险。鉴于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对技术治理的批评,有着鲜明的特点，对理解当代政治趋势与技术治理现象颇有启发。总体而言，哈贝马斯（Juirgen Habermas）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目标：其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政治科学化和统治技术化的现象；其二，支持技术治理的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2 0 15年，他出版了专著技术统治论的诱惑,该书主要讨论了欧洲和欧盟的政治问题，指出技术治理的趋势在欧洲越来越突出，担忧没有有力的民主制约束,技术统治论思潮泛滥可能会导致危险1。在批评的基础上，哈贝马斯还提出了克服技术治理风险的交往与对话方法。一、对专家政治的批评哈贝马斯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明显的政治科学化现象，专家掌握越来越大的社会治理权力，运用社会技术对无产阶级进行更严密的统治，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权力增长。进而，他对政治科学化和技术统治进行了深刻的批评。1.政治科学化的问题与很多当代哲人的观点类似,哈贝马斯也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进入2 0 世纪的前后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现许多与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之处，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他看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有两个：一是国家干预加强，二是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2 158。这两种趋势相互影响,结果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大力干预科研活动,将科学技术进步制度化。哈贝马斯指出,传统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神话的、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把经济增长视为必然目标并将之制度化的生产方式，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技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因而科技收稿日期：2 0 2 3-0 5-0 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技术治理理论问题研究”（2 1&ZD064）。作者简介：刘永谋,男，湖南常德人，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 0 0-50 9 9(2 0 2 3)0 4-0 0 48-0 7刘永谋：哈贝马斯对技术治理的批评及其启示进步导致生产力进步，成为国家理所当然的目标并被制度化。因此，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研、技术、生产和管理之间结成了一个相互支持、相互渗透的整体,这个整体是资本主义当代生活的制度基础,社会个体都不得不以一种异已的方式与之紧密地结合，而政治和公共治理领域,则出现了哈贝马斯所谓的“政治科学化”的现象。政治科学化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越来越多有待解决的治理问题以研究项目的形式交给专家去研究，越来越频繁地就这些问题与专家进行商；国家官员、政治家与军队严格按照科学建议,行使他们的社会管理职责；专家依附于政治家的情况颠倒过来，政治家似乎成了专家们所做出决断的执行者,后者以科学的名义提出自已的意见并称之为必然规律性。哈贝马斯所称的政治科学化主要指的是专家在政治活动中权力越来越大的趋势，因而他批评的实质是当代专家政治越权的现象。他怀疑专家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被高估，批评专家群体本身存在重大的问题：第一，在大众传媒时代，专家缺乏批判意识；第二，专业高度分工导致专家知识狭窄，而且相互不了解；第三，专家与公众之间、专家知识与日常实践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而哈贝马斯认为哲学应做两者之间的沟通工作。对专家政治,哈贝马斯也存在疑虑。他指出,政治科学化下的政治活动目标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寻求类似公正、自由、解放之类的实践目的，而是关注于解决类似调整消费品价格、监督食品安全之类的技术问题,从而消除国家与社会的功能失调以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的危险行为。显然，在这种状况下，人们的政治兴趣被引向细节的、烦琐和无关宏旨的方面，而忘却了更为超越的或者说全人类解放的方面。所以，哈贝马斯才说当代政治带有一种独特的“消极性质”2 8 0。2.技术统治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整个世界也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转向一种以补偿政策为核心的社会技术统治模式3 2 40-2 43。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这就给资产阶级调和阶级矛盾提供了有利条件。他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国家干预实质是采取了一种对普通大众的“补偿政策”，以避免社会冲突的发生。顾名思义,补偿政策是资产阶级为了资本主义制度永世长存而对被统治阶级做出的利益让步。于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不仅是资本阶级，连无产阶级的生活也得到大大地提高，绝对贫困迅速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再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而是越来越表现为温和的社会技术统治模式，运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统治社会，表面上越来越平等，实际上权力运行效率更高，无产阶级所受到的严密控制更甚于从前。对于资产阶级将技术方法运用于统治的做法，哈贝马斯是持保留意见的。首先，技术化统治已经成为一种压制人的异已力量。在技术统治之下,技术逐渐摆脱了人而自行运转,尤其是学习机的出现使这种趋势达到了最后阶段。更重要的是，人被机器所控制和整合，“人机系统的领导转交给了机器，人放弃了监督使用技术手段的角色 3 6 1-3 6 2。其次，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进步摆脱了人的控制，日益与军备投资相互支持，这显然是很危险的。军备投资不断攀升让技术统治论被发达资本主义官僚统治的精英阶层所接受，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反过来，技术统治论为军备投资辩解，阻止军备裁减，所以技术化统治将增加战争和破坏的危险。再次，技术化统治导致的纯技术文明存在着分裂的危险：理论与实践的分裂、社会人群的分裂，都将分裂成“社会设计师和奠在封闭机构里的人”3 7，因为分裂将威胁文明的基础。最后，技术化统治并削弱民主的力量，容易逃脱民主制的监督和控制。哈贝马斯认为，时下在欧洲流行的渐进主义（Incrementalism)实际上是民主制对技术统治的妥协。哈贝马斯指出，技术化统治模式还日益消磨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导致底层民众对革命的激情大不如从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冲突减弱了，被接连不断的各种次要冲突所取代，工人阶级的斗争目标49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不再是阶级利益,而是某种特权一一换言之,这些冲突是争权夺利,并不是如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所言的基于消除私有制、实现人类解放之超越性理想。他甚至认为，如果把无产阶级看作社会主义革命的承担者，它逐渐消失了，阶级意识尤其是革命意识被工人阶级所抛弃,革命理论没有了接受者。也就是说,社会技术统治模式极大地增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而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阶段斗争学说需要修正，阶级斗争不再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动力。虽然哈贝马斯没有说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完全消除了阶级斗争，但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缓和了阶级矛盾，这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一定程度的辩护。二、对技术统治论的批评技术统治论是技术统治和政治科学化趋势背后的理论支持。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统治论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隐形意识形态,存在着诸多的危险，必须予以警惕。他对技术统治论的批评，是在他的总体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尤其涉及他的科技生产力理论、意识形态理论、认识兴趣理论和交往行动理论。1.隐形的技术统治论哈贝马斯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状况进行分析，认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合法性的辩护力量，技术统治论是晚期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辩护性的观念或理论，它为既有社会的运行方式做辩护,宣称既有的社会制度是合理的，阻碍人们对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从而为统治阶级或社会既得利益者服务。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同,哈贝马斯认为生产力（包括作为第一位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并不一定是解放性的、进步性的力量，而是可以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服务的。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进步取决于科技的进步，而科技进步开始发挥一种使资本主义统治合法化的功能,所以生产力不再是解放的力量,不能引起社会解放的进步运动。在他看来,科学技术蕴含的技术理性，为了从对自然之统治延伸至对人之统治的“统治合理性”辩护,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合法性的基础。因此，“社会不断的合理化”是同科技进步的制度化在一起的 2 13-3 9。科学技术蕴含的意识形态被哈贝马斯称为技术统治论，他还认定它是一种与传统意识形态不同的新型的“隐形意识形态”。哈贝马斯所理解的技术统治论是一种把技术进步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融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坚持科技进步必然会推动社会的进步,因而社会管理尤其是政治制度框架的建构要以科学技术标准为原则来进行。简而言之,技术统治论把社会发展理解为技术问题,要用技术方式来统治或控制社会，是上述政治科学化和技术化统治的思想根源。在哈贝马斯眼中,技术统治论不同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它具备一些明显的新特点：第一是科学性,即要求所有的合法性辩护都必须通过科学的检验,并以科学的名义全面否定传统的意识形态。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之前是没有严格的意识形态的，因为之前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达到对它之前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全面否定,而当代新的意识形态即技术统治论完成了这一目标。第二是隐蔽性，即表现为某种科学结论,以使发达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免受批判,并不被公众所意识。第三是因为科学性和隐蔽性,技术统治论就很清晰、很符合理性，显得“意识形态性较少”。第四是将科学变成偶像，比传统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影响范围更为广泛，因为它的辩护在形式上表现为科学分析而不是统治阶级的立场。第五是改进、修饰晚期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不再是传统的对某个阶级的集体压制，而是通过国家干预用技术手段收买群众。第六是技术统治论从政治批判的公共领域中脱身出来，将自身划归为经济（发展）问题而逃避了公众的政治质疑，哈贝马斯称之为意识形态的“非政治化”。2.技术统治论的危险哈贝马斯将技术统治论视为唯科学论在实践问题上的相应延伸。“科学主义或唯科学论”50刘永谋：哈贝马斯对技术治理的批评及其启示（Sz i e n t i s m u s）就是科学对自已的信任，即坚信,我们不再把科学理解成为一种可能认识的形式,而是必须把认识与科学等同看待。”4J3唯科学论将科学视为唯一可靠的认识,将自然科学方法视为唯一可靠的认识方法，否定传统的认识批评和自我反思的认知方法。在哈贝马斯看来，当代知识活动陷人了唯科学论的错误之中,而他的知识论“研究目标是唯科学论的批判（die Kritik des Szientismus）”43 0 5。首先,传统认识论的认识条件并非毫无意义的，唯科学论以自然科学为唯一可靠知识,排斥形而上学,结果抽掉了自身的基础。哈贝马斯指出，实证主义用科学方法论研究来回答可靠的知识问题，实际是从认识结果即自然科学知识来反推获取可靠知识的认识规则，认识论是通过分析正确的认识途径保证知识的正确性。其次，否定认识条件问题意味着对主体的贬低。当认识条件不再重要时，注意点不再是反思主体，而是分析既存的自然科学知识。在知识学中，主体被贬低为按照经验进行活动的人，内在的认识结果、认识能力和认识特征对于获取可靠知识没有什么意义了，有意义的是逻辑和数学。因此，唯科学论批判的最终目的是要恢复自我反思，恢复认识论对主体的批判。哈贝马斯还从认识兴趣的角度批评技术统治论。他认为，人的认识兴趣支配着人的科学活动，每一种科学活动对应着特殊的认识兴趣，主要包括三种：技术兴趣、实践兴趣和解放兴趣。它们分别对应着三种科学：“经验一分析的科学”“历史一解释学的科学”和“批判的科学”。它们又分别应用于三种人类活动：工具活动、交往活动和自我反思。技术兴趣是有效地控制外部世界的兴趣，支配着服从技术规则的工具活动,追求可以预测对象的、技术上可用的经验科学知识,将人类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实践兴趣是寻求不同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的兴趣，支配着服从主体通性的交往活动追求可以增进对话、达成共识的精神科学知识，把人从社会中解放出来。解放兴趣是解放主体自身的兴趣，支配着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活动，追求沟通技术兴趣、实践兴趣的批判知识，把理论与实践真正统一起来。解放兴趣是最终极的认识兴趣。社会进步归根结底取决于解放兴趣的实现，解放兴趣又奠基于技术兴趣和实践兴趣的实现。在哈贝马斯看来,技术统治论破坏了三种认识兴趣之间的关系，只承认技术兴趣，否认其他两种认识兴趣的价值。其中最大的危险是对解放兴趣的遮蔽，它让人们不再反思社会、反思技术本身一一按照他的术语说，对社会的反思被排除在“交往活动”或“相互作用”之外；或者说，技术统治论、公共领域与当代消亡联系在一起，因而社会、技术不再受到公众的政治批判。三、用交往与对话来控制技术统治哈贝马斯承认，技术统治与技术统治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政治和公共治理领域的基本趋势。因此，他虽然批评它们,但没有完全否定技术统治论和技术进步的价值。他指出，对技术进步的后果有两种观点：“对技术的自由解释者”认为，人从根本上能够决定科技进步的方向和尺度，技术手段只能是一种手段，技术进步、自动化使人摆脱体力劳动、痛苦、风险和危险；“技术进步的保守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工业、军队和管理已经相互一体化,组成了一个持续扩张的系统,是危机或危险性的根源,并压抑了主体的自由。哈贝马斯对技术统治论采取一种修正的态度，主张用政治、民主力量控制技术统治，减少其负面效应，用交往行动、对话协商来反思社会、技术和技术统治论。1.交往与对话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非常著名,交往是其核心概念。他认为，黑格尔（G.W.F.Hegel)和马克思混淆了“劳动”和“交往”两个概念，把人类实践活动归结为劳动，使得分析局限于经济领域。但哈贝马斯明确区分了两者：劳动是人与物通过工具的结合，受到技术规则、经验知识的指导；交往是人们之间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受到行为规范、行为期待的约束。因此,在劳动中，主体通过工具作用于客体,彰显其主体性；在交往中，主体通过符号与另一主体相互作用,彰显其主体通性。主体通性意味着通过自由、平等51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交往、对话达成某种一致或共识。因此，健康的交往活动意味着不同主体之间自由、平等和不受限制的对话、讨论和协商。在后期的研究中，哈贝马斯更是从交往行动理论中发展出一种商谈伦理或对话伦理。哈贝马斯进一步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似乎应该由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更加抽象的联系来代替。”2 17 在他看来，劳动领域与交往领域是平行的领域，劳动与社会之技术战略、技术进步相连，交往与社会之制度框架、政治活动相连，两者之间应该分开通过平等的对话来相互联系。也就是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应该平等对话，而不是前者决定后者，否则在哈贝马斯看来就陷人了技术决定论。所以，他认为，技术统治论实质上掩盖了劳动与交往的差异，把本应由交往解决的政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归结为属于劳动范围的经济、技术规则和工具活动问题，从而使发达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再属于公众对话、讨论、协商和反思的范围。简单地说，技术统治论掩盖交往活动的方式把晚期资本主义的一切活动都划归为劳动、技术问题，从而阻碍公众反思社会，即导致了“公众社会的非政治化”。2.约束技术统治在哈贝马斯看来,重建自由、平等和不受限制的交往活动是解决发达资本主义所有问题的关键,包括消除技术统治论与技术统治带来的危险。哈贝马斯拯救发达资本主义的方案可以归结为：建构不受限制的社会交往活动，建立不受限制的对话,实现“公众社会的重新政治化”2 17 8。在技术统治与技术统治论问题上，他主张把技术进步与制度框架分开考虑，反对将技术准则强加于社会生活方式，用民主控制科技进步的方向。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与科学方法的无政府主义者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殊途同归。具体地说，哈贝马斯要发起关于技术与实践关系的全社会范围内的对话或讨论。对此，他如是说：“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没有预计到的社会文化后果，人类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用咒语呼唤出的自已的社会命运，而且是学会掌握自已的社会命运。只有技术对付不了技术的这种挑战。确切地讲，必须发起一场把社会在技术上的知识和能力上的潜力，理性地、负责任地同我们的实践知识和愿望联系起来的政治上起作用的讨论。”3 13 7 9 在他看来，这种讨论能启发公众反思技术统治和技术统治论、反思社会本身，启发政治家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统治的非理性统治。哈贝马斯指出，目前公开讨论还存在许多阻碍，包括：其一，经济或军事方面的阻碍，如商业技术秘密问题；其二，官僚主义的封锁;其三，国际压力和社会制度差异5。在公开讨论中,尤其重要的是促成科学家与政治家的对话，必须充分培育科学的外部公众社会，发挥它在公开讨论中的作用，尤其是科学咨询机构的作用。哈贝马斯认为,科学咨询机构起到沟通政治家、公众与专家的作用,是对话的捷径，它有两项目标：“一是用指导性的利益观（这种利益决定行动者对情况的了解)解释研究成果，二是评价科研规划,以及鼓励和选择那些把研究过程引向实践问题的项目。”2 10%显然，哈贝马斯对科学咨询机构的重视，与他对专家和专家政治的批评是矛盾的。四、哈贝马斯批评的特点、启示和缺陷哈贝马斯对技术治理的批评的最大特点：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视角和方法来分析问题,通过对技术治理的批评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从阶级角度来审视技术治理，他指出技术治理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多的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本质特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审视技术治理，他指出发达资本主义以生产力效率为名，打着科学与真理的幌子掩盖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异化的真相。第二，试图辩证地分析技术统治与技术统治论，而没有完全否定两者的价值，具有一定的建设性。哈贝马斯承认当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技术治理社会，不可能完全消灭技术治理，而是要想办法约束它,这在当代主流西方思想对技术治理的完全否定潮流中是比较难得的。不过,对于技术治理不仅要约束,还应该更积极主动地对之进行引导和调控，使之为人类福祉服务，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我们可52刘永谋：哈贝马斯对技术治理的批评及其启示以通过制度设计来做到的。哈贝马斯对技术治理的批评,对于重构技术治理理论颇有启发。首先，他提出要加强民主制对技术治理的约束，必须将技术治理置于民主制的控制之下，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多人看来,技术治理与民主制在理论上是水火不相容的,哈贝马斯则指出西方民主制实际上与技术统治并存，而强力的民主制可以约束技术统治论。哈贝马斯这一想法实际上与他把技术统治论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基础相冲突：若果真如此，民主制对技术统治的约束不就成了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了吗？技术治理可以作为低于民主制的工具性制度设计，,如此才可能被民主制约束。并且，在工具主义的思路下，技术治理必须被置于高位的基本制度的控制之下，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其次，他对专家权力过大的警惕，同样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不过如前所述，哈贝马斯对在社会治理中的位置是矛盾的，一方面要求警惕专家政治,另一方面又强调专家机构在公开对话中的重要性。技术治理本身就意味着给予专家更大的权力，这是当代社会治理日益科学技术化的基本趋势所决定的。但是，专家权力过大，可能导致巨大的风险，这必须引起重视。在阶级社会中，科学技术在社会运行中的运用并非中性,对各个阶级阶层的影响是不同的，专家有自身的阶级利益，而且很容易被资产阶级收买,从而对无产阶级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将专家权力限制在必要且合理的范围之内。最后,哈贝马斯强调技术进步与制度框架分离的想法，值得技术治理研究者加以重视。他正确地指出，技术统治论从根本上是混淆技术进步与政治进步的不同目标，以理性的名义改造政治活动，却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非理性统治。所以，他主张：“应该在分析的层面上，把一个社会系统的制度框架或者社会生活的世界（社会生活的世界似乎包含在社会系统的制度框架中）和前进中的技术系统加以区分。”3 13 3不过，他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一样认为，社会制度不可能是有计划的理性设计的结果，而只能是社会历史自发演化的产物，这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哈耶克也没有绝对否认社会工程的可能性和现实性(0 。进而言之,哈贝马斯对技术统治和技术统治论的批评也存在不少的问题。首先，他混淆了专家政治与社会的科学运行，把技术治理等同于专家政治。专家政治并不等于按照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治理社会，而很可能是以专家的名义进行伪技术治理，科学运行才是技术治理的第一原则。对专家权力的限制恰恰是基于科学运行社会的考虑，而不是反对科学技术的理由。哈贝马斯夸大了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致性。马克思是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即：一方面,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技术必将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因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终极破坏力量；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科学技术为资本家所用,因而成为一种维护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力量。从根本上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不断进步的力量。哈贝马斯对技术统治论的批评拒绝承认这一点，因此从基本立场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次，他认为技术统治让工人阶级失去了革命意志，这与当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现状是不相符的，比如：最近在法国兴起的养老金全国罢工和“黄马甲运动”就是反例。我们不能以生产力发展可能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为名，否定它们从根本上是进步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能改变他们的阶级意识。并且，他认为过去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技术决定论，但在无产阶级革命意志问题上，他却陷入自已所批评的技术决定论。再次，他对劳动与交往的二分也是有问题的，以此来批评技术统治论是站不住脚的。劳动中当然有交往行动，而交往行动或者直接是生产性的,或者间接与劳动相关，不能绝对分开。哈贝马斯以劳动与交往的二分法来反对马克思的劳动理论,进而以交往行动理论来反对生产力进步论,从根本上都是错误的。他反对马克思把物质生产活动、经济活动视为社会基础的核心观点。在他看来，经济活动、生产力不是社会53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展最终的决定因素,政治活动、生产关系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前者同等重要,而平等对话、协商一致的政治活动可以达成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找到修正和改良这一制度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哈贝马斯无法彻底反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于是转而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虽然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无法消除，但是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处于同等地位,因此经济矛盾推导不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改良政治可以使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存在下去。我们可以说，哈贝马斯处心积虑建构的交往行动理论不过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改良理论。最后，哈贝马斯提出用交往和对话来约束技术统治论，在现实中是无力和不切实际的。没有平等的主体，何来平等对话？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各个阶级、阶层远远还没有实现平等，甚至可以说加重了科技进步而不是减弱了不平等。比如：“数字鸿沟”带来在信息、知识方面的新差距。如前所述，他自已也承认公开对话阻碍重重。早期的哈贝马斯认为,对技术统治论的抗议可以先从大中学生开始,大中学生持续的抗议运动，能够逐渐破坏技术统治论,最终瓦解发达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认为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革命意识，只好选择大中学生作为进步的力量。然而，在19 6 8 年，哈贝马斯与学生运动分道扬，否定了学生的进步性，最终他的平等对话论成了无人执行、无人理踩的理想。总之，通过对话达致“真理”听上去很美，但仍然是一种新的“真理乌托邦”或“政治乌托邦”。参考文献：1HABERMAS J.The Lure of Technocracy M.Ciaran Cronin trans.,Malden,MA:Polity Press,2015.2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 9 93尤尔根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M.郭官义，李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0 4.4尤尔根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M.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 9 9.5尤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 0 0 1:113.6刘永谋.哈耶克对技治主义的若干批评及启示J.天津社会科学,2 0 17（1）：46.(责任编辑：张娅)Habermas Critique of Technical Governance and its ImplicationsLIU Yongmou(School of Philosoph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China,100872)Abstract:We must take a dialectical view of the phenomenon of technical governance which is prevalen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Western Marxist Habermass criticism of technical governance is quite distinctive among various anti-technocratic criticisms.Byapplying certain Marxist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he concentrates on criticizing the phenomenon of the scientization of politics andthe technologization of rule in developed capitalist societies,together with the technocracy thinking behind it,and then proposes theparadigm of engagement and dialogue to restrai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trend of technocracy,which is somewhat constructive.Habermass criticism is quite inspiring for reconstructing the theory of technical governance,but 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thebiggest one being that he fundamentally contradict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Key words Jurgen Habermas;technical governance;expert politics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