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湖湘地区庙学建筑布局及其形制演变刍议——以湘潭庙学为例.pd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营造技术1On the Evolution of Confucianism Architecture Layout and Configuration in Hunan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y Take the Xiangtan Confucianism Architecture as an Example田长青1柳肃2邓洪波3（1 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博士；长沙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讲师）（2 日本国立鹿儿岛大学 博士；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3 湖南大学 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基金项目：2023 年度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湖南传统建筑营建技艺研究”（2023JJ30037）摘要 地方文庙通常是“儒学”中的祭祀建筑遗存，儒学另一核心建筑是“明伦堂”。湖湘地区自汉代就建设有官学，至清代已建成庙学建筑有 79 处。笔者通过详细考证湘潭庙学建设的历史沿革、布局与形制演变，再由个案推及到明清时期整个湖湘地区庙学建筑的探讨，并阐述其成因，发现庙学建设发生如下改变：1）在建设规模上，由早期庙、学并重，发展为文庙扩大，而儒学骤减；2）在布局上，由前后共轴发展为左右并置；3）形制上，文庙的建设内容有所增加，儒学减少，作为“明人伦之所”的儒学建筑明伦堂仅具有象征意义。ABSTRACT:Local.Confucian.temples.are.usually.the.remains.of.the.sacrificial.architecture.in“Confucianism”,.and.another.important.architecture.is.the.Ming.lun.Hall.Since.the.Han.Dynasty,.official.schools.was.built.in.Hunan,.and.by.the.Qing.Dynasty,.the.number.of.Confucian.temples.has.reached.79.Based.on.the.detailed.research.on.the.historical.evolution,.layout.and.shape.evolution.of.construction.of.Xiangtan.Confucian.Temple.Then.from.the.independent.case.to.discuss.the.all.Confucian.temples.in.Hunan.during.Ming.and.Qing.Dynasty,.we.find.the.following.changes.in.the.construction.of.Confucian.temples:.First,.On.the.scale,.Confucian.temple.is.almost.the.same.as.Confucianism.in.the.early.days,but.to.the.middle.and.late,.Confucian.temple.is.more.important.than.Minglun.Hall,.which.was.reduced.dramatically.Second,.In.the.construction.layout,It.developed.to.which.is.from.the.front.and.back.layout.of.the.shared.axis.to.the.left.and.right.layout.with.two.axes.Third,.in.the.configuration.,the.contents.of.Confucian.Temple.had.been.increased.and.Confucianism s.reduced,.As.a.Confucian.building,.It.is.more.symbolic.than.functional.关键词 庙学；布局特征；形制演变；成因KEY WORDS:Confucianism;.Layout.Features;.Form.Evolution;.Cause.of.Formation明清湖湘地区庙学建筑布局及其形制演变刍议#以湘潭庙学为例引言中国传统庙学制度的建立首先是政府的主导下，经历了孔庙与官学分开建设到“庙学合一”的过程。唐贞观四年（630 年），诏令各州县普遍建立孔庙与官学，以致“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矣”。北宋范仲淹任职苏州时，将孔庙与府学合建一处，此创举得到朝廷嘉许，并于庆历四年（1044年）昭示全国州县效仿，定制“左庙右学，庙学合一”，随之兴起的“庆历兴学”将其庙学合一的制度加以推广，之后各朝的官学基本沿袭了这一布局传统1。元大德十年（1306 年），京师孔庙建成。时任御史中丞何玮提议孔庙的西边营建太学，即国子监，并最终于元至大元年（1308 年）竣工，形成了“左庙右学”的建筑布局，因其为天子之学，地位崇高，进一步规范了庙学建设形制并推动了其向地方的传播。根据志书记载统计，自汉代建立官学以来直至明清，在湖湘地区共建有庙学建筑 79处，其布局与形制可见于志图的 50 处，大多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进行了改建或重建，有的布局为左庙右学，有的布局则是“右庙左学”，而其建筑形制在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又有微小的变化，这也是湖湘地区的文化特色所在。因此，本文以“湘潭庙学”的建设沿革入手，探讨湖湘地区明清时期庙学建筑布局的形制演变及其成因。1 湘潭文庙概况湘潭文庙始建于南宋绍兴初年（1131年），Construction Technology营造技术2原址位于湘潭老城小东门一侧，元代毁于兵乱，明洪武二年（1369 年）重修。明洪武十六年（1383 年）修缮、扩建，现址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 年）迁建于瞻岳门之东侧，规模扩大数倍，明末再度毁于战火。清顺治九年（1652年）重修，其后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形成定制，并延续至民国（图 1）。现状为 1980 年代整修之后的格局，基本保持了清代（图 2）时期的规模。建筑自前向后依次为大成门（两侧乡贤祠、名宦祠）、钟鼓二亭、东西庑、大成殿、崇圣祠。2 湘潭庙学建设沿革及其形制演变特色2.1 湘潭庙学建设分期及其主要内容明嘉靖至民国的七个版本湘潭县志记载了湘潭庙学的自明代洪武二年直至民国以前的建设与发展过程，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明初至明正德十一年（1516 年）迁址以前，是湘潭庙学的建立初期。明嘉靖湘潭县志（卷之下）记载：“学宫宋元在县治东郭。元至正辛卯冬毁于兵燹，国朝洪武二年，知县莫玉即旧址创明伦堂，像夫子于中祀之。洪武十六年，知县罗仲常及卢简相继加修制乃大备。”嘉靖时期的县志虽对学宫建设进行了简单记载，但未对具体建设内容加以描述，对比文字，再参照岳麓书院文庙万历年间志图（图 3），可以推测，明初创建的湘潭学宫大致是由头门（或戟门）、内有夫子像的明伦堂组成的一个独立庭院式布局，形制也较为简单，结合对孔子的祭祀活动，实际上是一座集祀、儒学为一身的单体建筑。第二阶段为明嘉靖时期至明朝末年被毁之前，是湘潭明代庙学形制较为完备的时期。“嘉靖癸丑，知县陈应信重修东庑、西庑、戟门、宰牲房。御制敬一亭在明伦堂后，因尊经阁为之。嘉靖辛卯，知县刘镛建棂星门。嘉靖甲寅朽腐倾圮，知县陈应信鼎新重建。启圣祠在儒学大门内西南向。明伦堂三间，拔俊斋三间，兴贤斋三间，东西号舍计十一间，卧碑一座，题名碑一座，迁学碑一座。教谕舍三间在明伦堂后。训导舍二所，一在明伦堂东，一在明伦堂西”2另根据该县志记载，院内有井，明伦堂内陈设有钟、鼓等。可见，从明正德十一年（1516 年），庙学迁建现址。嘉靖时期在洪武十六年（1383 年）加修建制的基础上对其又进行了大修，此时的湘潭庙学已形成秩序井然的前庙后学格局：即以戟门、大成殿为核心的礼制建筑在前，以明伦堂、斋舍等为核心的建筑群在后，庙、学共用同一轴线。庙学形制基本完备，主要建设内容自前向后包括有棂星门、戟门、东西庑、大成殿、宰牲房、启圣祠，又有明伦堂、斋舍、敬一亭（因尊经阁为之）、教谕舍、训导舍等。该时期的建筑毁于明代战火。第三阶段为清初重修到乾隆二十年（1755 年）最后一次鼎新大成殿为止，湘潭庙、学的布局与建筑形制在明代的基础上图 1：嘉庆时期湘潭县城全图 图 2：嘉庆时期湘潭文庙全图图 3：明代万历岳麓书院文庙图Construction Technology营造技术3进一步完善、增加。通过将现状布局与乾嘉时期的湘潭文庙志图对比，二者基本一致，即自乾隆定制以后，湘潭文庙的布局再无大的改动，而儒学部分则发生了较大改变。根据清乾隆湘潭县志记载，明末，湘潭庙学毁于兵，顺治九年（1652 年）重修，康熙四十年（1701 年）、五十四年（1715 年）又分别有改建、扩建，并且扩建规模较大。雍正四年（1726 年），重修棂星门、大成门、钟鼓亭、月台、东西庑、大成殿、启圣祠、明伦堂等，修建了泮池、屏墙、下马碑等，其建设内容与明代相比，在文庙部分增加了泮池、月台、屛墙（即万仞宫墙），明伦堂后的敬一亭未予重建。乾隆二十年（1755 年），又鼎新大成殿，“规模始豁然矣”。又载：“乾隆九年，因建昭潭书院，迁置崇圣祠于明伦堂旧址，暂移明伦堂于昭潭书院龙门内。”3清嘉庆湘潭县志卷十一 学校：“明伦堂地基。在教谕署头门内。直六丈六尺。横三丈八尺。乾隆十二年。因改建崇圣祠。移置明伦堂于昭潭书院。今尚未改。”4该段记述表明，因崇圣祠（启圣祠）的迁建（迁置明伦堂旧址）使得当时作为儒学核心建筑的明伦堂迁建到了昭潭书院，与作为文庙核心建筑的大成殿在布局上已经分属两个纵向轴线，儒学与文庙分离，形成了清代以来湘潭庙学“右庙左学、前后多进”的的总体布局组合，其形制演变过程见图4。2.2 建筑布局与形制演变特征分析湘潭庙学创立于南宋，屡毁屡建，庙学形制于明嘉靖年间至清初康雍乾三代逐步得到完善，其布局与形制演变具有以下特征：布局上，由最初草创时期的明伦堂中祀夫子像，逐渐演变为前庙后学，最终又由于明伦堂迁入昭潭书院，形成“右庙左学”的布局方式，大成殿和明伦堂成为各自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形制上，自明初至清中期，庙学规模、体量不断扩大，形制得到完善，“文庙”部分，仅保留了以“礼”为核心的祭祀主题，其空间序列自前向后不断增加建筑节点，使得空间纵轴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达到了“庙貌森然”的艺术效果。“儒学”部分，明伦堂成为另一独立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使得其作为儒学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功能意义。3 从个案到全局，明清湖湘地区庙学建设发展及其成因分析3.1 湖湘地区庙学建设的历史沿革根据（嘉庆湖南通志卷四十四 学校）记载，早在汉代，湖南就已建有官学。“耒阳县学在县治南，汉县长矦宾建”，道光耒阳县志卷之十一记载，“（汉）侯宾，高密人，为耒阳长，始建学校”，这是有记载的湖南最早的官学。魏晋至五代陆续有建设，如武冈“州学在州内城外鳌山之左，相传为晋县令陶侃卜建”；永州“府学在府城西南，旧在府城外，唐刺史韦宙建”；道州“（州）学在西门外，唐建”；衡山“县学，唐天宝末建”；江华“县学在县治左，旧在县东，唐建”；桂阳，“州学在州治东，旧在桂阳监治左，五代晋建”。宋代以后直至清代，伴随着中央王朝对湖南的深入开发，图 4：湘潭庙学形制演变图表 1 湖湘各地区庙学始建建设年代统计表(单位：处)长沙府茶陵州衡州府桂阳州永州府宝庆府岳州府常德府辰州府永顺府沅州府乾州厅凤凰厅永绥厅郴州府靖州澧州总计汉-1-1魏晋-1-1唐-1-3-4五代-1-1宋9152533310300041141元2-1-1-4明1-111213-1-23319清-511-1-8总计12174965455411164479Construction Technology营造技术4湖南境内所有建置的府、州、县均建有官学，且屡毁屡建，一直持续至清代。据统计，至清代嘉庆年间，湖湘地区历史上共有官学 79处，其中府学 10 处，其余 69 处为县（州、厅）学。始建于汉代的1处，魏晋南北朝时期1处，唐代 4 处，五代 1 处，宋代 41 处，元代 4 处，其余 27 处为明清时期始建，这些方志记载中的湖湘庙学建筑，大多曾毁于战火，并改建或重修、新建于明清，对于研究湖湘地区的庙学制度建设与建筑布局、形制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表 1）。3.2 明清时期湖湘地区庙学建筑的布局特征湘潭地区庙学建筑的布局与形制演变是否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呢？笔者团队又从湖南方志图汇编中，搜集到 50 处明清时期湖湘地区的府、州、县城治图与学宫、文庙志图，根据统计，其中，庙、学共用同一轴线的有 4处；庙、学轴线左右并置的有 44 处，其中左庙右学为 13 处；右庙左学为 31 处；庙、学分别建设且相隔较远的 2 处（表 2）。表 2 中，庙、学共用同一轴线的 4 处庙学如善化县学宫、宁乡古学宫等，与湘潭庙学的建设发展过程极其类似，即属于明代洪武年间草创，至明末清初尚存而未经毁坏的庙学，其布局为典型的大成殿居前，明伦堂居后的前庙后学布局。而左右并置的 44 处庙学建筑，除岳州府学外，其余均是由从清初至乾隆时期经过重修或新建，因而庙学布局发生了较大改变，即在布局上主要表现为各自以文庙大成殿和以儒学明伦堂为核心建筑组群的两条轴线的左右并置。3.3 明清时期湖湘地区庙学建筑形制的演变明清时期湖湘地区庙学建筑除了在布局上逐渐形成了左右布置的定式以外，其建筑功能及其建设内容也各自有所发展。明代，庙、学建设规模相当，建筑的形制与儒学活动的功能需求相匹配，重在实用。这一时期，湖湘地区庙学建筑在布局上共用同一轴线，其主要建筑自前向后通常为戟门、大成殿（先师庙）、明伦堂、敬一亭、尊经阁等，附属建筑位于主要建筑两侧。如斋舍、考棚、训导舍等儒学附属建筑以明伦堂为核心形成独立院落；崇圣祠、乡贤祠、名宦祠等祭祀附属建筑以戟门和大成殿（或称先师庙）为核心形成独立院落，规模上庙、学并重；功能上祭祀与儒学各安其位，秩序井然；空间上，祭祀空间集中在前部，儒学部分集中在后部。其中，敬一亭为嘉靖皇帝诏令建设，“敬一亭，内设世宗肃皇帝敬一箴和御制五箴注，州县俱同”5，其通常位于明伦堂后部或者侧面，为明代庙学建筑中特有。清代，庙学建筑左右并置以后，祭祀部分空间上独立，通称为孔庙或文庙，其中主要建筑自前向后形成定制，主要有屏墙（万仞宫墙照壁）、泮池（状元桥）、东西二坊、棂星门、大成门（两侧为乡贤、名宦二祠）、大成殿（两侧为配祀廊庑）、崇圣祠，主轴线两侧为两庑或配殿，规模较大的如长沙府学宫，一度有内外屏墙两道，内外泮池各一，规模巨大。与文庙分开后的儒学建筑通称为明伦堂，其建设规模严重弱化，自前向后仅由屏墙、大门、明伦堂等组成，并多与教谕署相结合，成为了象征意义上的官学办公机构。3.4 成因分析笔者认为，推动湖湘庙学的建设发展及其形制演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湖湘地区开发的历时性是导致地方庙学建设发展的社会原因。宋代开发湖南以前，湖南在整个中央治理版图下的地位相对较低，建制较少，因而自汉代至五代不过 6 处，而北宋、南宋两朝建设就有41处，数量极其巨大。宋代开发湖南，凡中央政权所管理建制之地，必有庙学建设。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经过较大的社会动乱，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迫切希望通过礼乐教化快速建立正统的社会治理体系，而庙学建设是古已有之的成法，所谓“安上治下莫过于礼”，为地方庙学的建设发展与形制演变提供了社会基础，因此，明清湖湘庙学建设及其发展、演变也是当时社会由乱到治的发展缩影。此后，湖湘庙学的建设活动一直持续到清雍正年间。如湘西地区的乾州厅是湖湘地区在清代建立较晚的军事防御为主的“厅”，其厅学最终建成时间是雍正十二年（1734年），是湖南最晚建成的地方庙学。（2）中原儒家文化的输入以及对湖湘地域文化的改造是导致地方庙学建设发展的文化动因。明蒋鐄九嶷山志：“夫潇湘之南，自昔夷之南鄙，逐臣迁客泽畔行吟之地也”，表达出“江湖之远”与“庙堂之高”的文化空间特征。然而，大量受到中原文化影响、持有儒家文化信仰的任“循吏”或“流寓”的士人来到湖南后，并未停留在行吟哀怨中，反而是溯江而上，以湘江为儒家文化传播阵地，将儒家礼义文化推广到了流域内的广大表 2 庙、学布局方式统计表(单位：处)地点长沙府衡州永州宝庆岳州常德辰溪（泸溪）沅州（黔城）乾州（吉首）郴州桂阳（桂阳县）靖州澧州合计前学后庙或前庙后学3-1-4左庙右学31-33-1-1-113右庙左学832-23211421231庙学分离-1-1-2小计1443453412421350Construction Technology营造技术5图表来源图.1：嘉庆湘潭县志(卷十一学校)M.国家图书馆特色资源（方志丛书）.第 167 册：73-74图.2：嘉庆湘潭县志(卷十一学校)M.国家图书馆特色资源（方志丛书），第 166 册：83-84图.3：杨慎初编著.岳麓书院建筑书院与文化M.长沙：湖南科技技术出版社，2003：50图.4：作者自绘图.5：乾隆长沙府志(卷一府学图)M.国家图书馆特色资源（方志丛书），第 206 册：194-195表 1：根据国家图书馆特色资源（方志丛书），第65 册(卷六十二学校）整理表 2：根据刘昕，刘志盛编著湖湘文库丛书湖南方志图汇编整理参考文献1.冯刚，苗严，胡惟洁.“庙学制度”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空间组织形式探析 J，新建筑，2019，6(1)：13.2.嘉靖湘潭县志卷之下 M.国家图书馆特色资源（方志丛书），第 172 册：197.3.乾隆湘潭县志（卷八学校）M.国家图书馆特色资源（方志丛书），第 167 册：319-320.4.嘉庆湘潭县志（卷十一学校五）M.国家图书馆特色资源（方志丛书），第 166 册：551-552.5.明万历汾州府志（卷四学校）M.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1941：197.6.朱汉民.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融合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历史建构 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8(6)：47-53.7.方勇译注.孟子滕文公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3：105.地区。他们“毁淫祀、树正祀”，积极开展对湖湘地域性民俗文化的改造。一方面对湖湘民俗中许多不合儒家经典或国家祀典的民间民俗，通通列入“淫祀”而加以禁抑。另一方面，他们又积极推动国家祀典、儒家经典的“正祠”“正祀”，举办相关的祭祀活动，以达到“明道德，正风俗”的目的6，并因而启发了宋代以来直至明清的湖湘文化。在这一持续性地文化输入与改造过程中，作为儒学祀典核心的祭孔仪式，在明清两朝已是国家规定的最重要祀典活动，在客观上也必然要求进一步突出庙学中“祭祀”功能与空间的主体地位，因而加速了庙、学建设布局与各自形制的演变。（3）与明清时期湖湘地区书院教育的发展有关。明清之际，官学与书院教育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清雍正以后，官方大力倡导民间书院建设，并认可了民间书院教育有“为国储才”的作用，导致民间书院部分甚至全部取代了官办儒学的功能，湖湘地区自宋以来书院教育发达，一些地方书院办学规模以及办学层次甚至超越了地方官学，从而使得儒学形制发生改变：即在儒学建筑群中，仅象征性地保留了明伦堂的建设，而儒学的教育、讲学、考试、藏书等功能性设施由当地较大的书院代建。如长沙府学宫的儒学中，仅有头门和明伦堂两座单体建筑（图 5）；再如醴陵学宫的儒学部分，仅有明伦堂象征性的建于“文庙之右”，而主要功能建筑包括考棚这样的重要场所都被集中建设于当地著名的渌江书院中。但同时，地方官学在祭祀层面的正统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清代康雍乾三朝在提倡书院教育的同时，更加强调儒家文化中以“礼”为核心进行祭祀的正统性和主导权，于是，以大成殿为核心的祭祀建筑轴线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仪式上的加强，规模逐渐扩大并成为官方的定式，以致于此后湖湘地区的文庙形制再无拓展。而以明伦堂为核心的儒学建筑因功能被取代，在建设规模上骤减，乃至个别地区的明伦堂沦为了文庙的附属建筑。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反而强化了“明伦堂”的儒学象征意义，这与中国古代道器分离的思想也是高度吻合的。4 结语湘潭庙学的建设发展过程，既具有明伦堂迁建这一历史事件本身的偶然性，也是清代儒学教育体系发展并逐渐成熟、成为定式的必然结果，她由明代早期的庙学合一，扩大发展为右庙左学，虽然从规模上体现了湘潭儒学庙、学并重的布局特点，但明伦堂迁建引发的结果是儒学与文庙的分离，具有其时代的特点。孟子 滕文公上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7明伦，意在阐明并教导人们懂得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标准。自宋代以来，明伦堂就成为了儒学建筑中最核心的建筑单体，是儒学的象征。大成殿与明伦堂，就建筑形制而言，一为殿，一为堂；从建筑功能来说，一为供祀圣人，一为引俗成圣，二者相互后呼应，构成神圣与世俗合一的理想秩序空间原型。目前，保留下来的湖湘地方官学中，虽已经很难看到明伦堂的存在，这一理想的秩序空间组合形式也已被独立的文庙祭祀空间所替代，其表达意涵也有所削弱。但是，文庙作为中国古代文教建筑保留至今的最重要的官学教育的活的标本，仍对湖湘地区乃至整个中华优秀传统儒家文化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图 5：清代乾隆长沙府志中的府学图（右庙左学，明伦堂规模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