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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高考作文最新热点素材范文

语文教材修订凸显文化自信
封寿炎
据语文出版社近日透露，新修订的中小学语文教材进行了大幅调整，40%原有课文被替换。新版教材大幅增加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文比重，相关课文最高占到全部课文的40%，并且增加了古诗文教学内容。语文教材修订，迅速成为广受热议的话题。
语文不仅仅包含工具性的语言知识，而且兼具承载哲学思想、陶冶人心等诸多功能。受此传统影响，今天语文教材课文的遴选仍然广受关注，常被视为时代精神、文化传承、文学艺术乃至情感趣味的风向标。那么，这次大幅调整入选课文体现了什么？
增加古诗文教学、增加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所占比重，就是要更加强调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厚重的国家，拥有几千年不间断的历史记录，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同时，我们还拥有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
无论是对于当下，还是对于未来，这些传统文化都具有重要而深刻的价值。然而到了当代，随着年青一代对于传统文化的陌生和疏离，文化名家越发难寻。如何改变这种现象？学校教育大有可为。
要接续传统、传承文化，古诗文教学是一把关键钥匙。历代哲人、诗人、作家扎根于广阔的社会生活，深刻地体验社会和人生，强调人类的基本情感，专注于语言的艺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不朽篇章。这些篇章与整个历史文化脉络血肉相连，蕴含着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承载着极具中国特色、中国风范的文化价值。古诗文教学的意义，是激扬它们承载的文化价值，并使其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焕发神彩。因此，对它们的学习不仅是“技能性”的，更体现了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信。
同时，此次语文教材的修订也有与时俱进的一面。一些原来收入教材的文章此次进行了调整，比如温书林的《南京大屠杀》这次就替换成了从张纯如著作《南京大屠杀》里节选的《死里逃生》。对照着读温书林和张纯如的两篇文章，可谓各有千秋。张纯如的著作，资料更加扎实，细节更加生动，对于人物的刻画也更加层次丰富、性格生动。她在文中除了揭示大屠杀的残酷性之外，也展示了主人公李秀英不畏残暴、勇于抗争的英雄气概，塑造了令人感佩的中国女性形象。
时代在变，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也在不断改变。紧扣时代脉搏，跟上时代脚步，在传承中变革，既固本又开新，应该是语文教学一个永恒的课题。

“扔鞋治陋”的文明之辩更具意义
张 立
一名男子“对不文明说不”，愤然将机场候机的另一名乘客脱下的鞋子扔掉的视频在中国网上窜红。（5月25日参考消息网）
厦门机场候机室，一名乘客脱鞋袜自顾自的睡觉，不仅形象不雅，也给其他候机乘客带来不适。一名乘客对脱鞋袜者“扔鞋治陋”，表明了部分乘客对脱鞋袜者的不容忍和制止，此举也在网络上引发不同声音，有赞有疑，相应的争论，势必进一步深化人们对文明含义的认知。
“扔鞋治陋”为什么能发生？在机场方面没有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时，公共文明就缺少了公共制度的托底式维护，这时，公民个人挺身而出，对睡觉脱鞋袜不文明行为进行制止，从维护公共场所文明的初衷来看，是值得肯定的。
而对于“扔鞋者”来说，其首先是一个有朴素文明认知的人，有的网友称之为“捍卫文明的侠”。在“扔鞋者”看来，把鞋子扔掉，是对不文明行为的一种惩戒，让脱鞋者知道不文明行为之失、之痛。“扔鞋治陋”，仍然有很大市场。如对别车人进行反别车教训，如对不文明行为人进行人肉搜索，如对小偷游街示众，等等，每一种朴素的捍卫文明，都在以捍卫文明的名义为一些“捍卫文明的侠”所津津乐道。
然而，“扔鞋”与“治陋”，到底能有多紧密的因果作用还不得而知。当脱鞋者醒来时，发现自己的鞋子被扔并且知道扔鞋之人时，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一是脱鞋者自惭形秽，为自己不文明行为后悔不已；二是毫无悔意，且要与扔鞋者理论甚至还有可能大动干戈。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从和谐社会的建设上，每一个公民，都有对不文明行为制止的道德义务，但受限于主观和客观各种原因，对不文明行为的制止，有时还有不同理解，有的甚至走入歧途。因此，“扔鞋治陋”的出现，和由此引发的争论，能够更加引起人们对文明和维护文明的再思考，这才是此事件最应该关注的焦点。
对不文明行为的制止，不能突破不文明行为的烈度和不文明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即制止不文明的行为与不文明行为的烈度相匹配。“扔鞋治陋”显然也应如此。扔了他人的鞋，不管这双鞋价值多少，已经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越过了应有的界线，难以为文明价值所包容。
作为当事人，“扔鞋者”可以敦促机场对睡觉者进行劝阻，或者也可以叫醒睡觉者要注意个人不当行为，做一个“捍卫文明的绅士”。这两种措施，都要比“扔鞋治陋”要缓和的多，也比“扔鞋治陋”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要小的多。
“捍卫文明的侠”，与“捍卫文明的绅士”，两者都是捍卫文明的自觉实践者。而其所带来的效果，显然，“绅士”要比“侠”更符合现代文明的精神追求。而机场等文明的托底者，显然要率先为公共文明的建构兜好底，支持“捍卫文明的绅士”。
对于“悬崖村庄”舆论该有包容心态
舒圣祥
一则题为《悬崖上的村庄》的报道，让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通向外界需要顺着悬崖断续攀爬17条藤梯一事，引起广泛关注。当晚，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林书成表示：先施工一条钢筋结构梯道，解决群众出行安全问题，接下来马上组织论证彻底解决方案。县领导已经连夜带领工作组，攀爬天梯进入村子开展工作。（5月25日《新京报》）
作为媒体记者，发现这样一个悬崖上的村庄，拍下那么有视觉冲击力的照片，引来那么多的关注，无疑是一次很成功的报道。而作为地方官员，发现自己的辖区出了这样的“负面新闻”，在此扶贫攻坚特殊时刻，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难免心慌慌兮夜不能寐，于是连夜动作，该表态的表态，该行动的行动。按照应对舆情的标准范式打分，这样的表态和行动，大概可以得个不错的分数。但是网友不认账，因为“之前做什么去了”。
是啊，之前做什么去了，媒体一报道就连夜行动，之前行动了么？这样的质疑向来是无往而不胜的。扶贫攻坚的行动是当下地方工作的重点，这样一个“悬崖上的村庄”，如果都没入定点扶贫的范围，肯定是说不过去的。公众的质疑不能说没有道理，只不过，这样的责骂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悬崖村庄”缺的可能根本不是把藤梯换成钢梯，如果因为媒体报道在山上专设一所学校，那可能是浪费，而如果花费巨资修路上山，更可能是对纳税人的不公。
像这种“悬崖上的村庄”，大山深处其实还有很多，交通不便的孤立村庄，有的是被山阻，有的是被水隔。最好也最省事的办法，当然是整体搬迁。事实上，对不具生存条件的地方进行整体搬迁，也是国家扶贫的要求，“一方面不把扶贫资金投到那些该搬迁的村，避免浪费；另一方面也可使搬迁的群众享受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务。”其中，避免浪费是很重要的，像新闻中的“悬崖村庄”，修一条路至少五六千万，全国那么多孤立村庄，都要如法炮制吗？
按照“不把扶贫资金投到那些该搬迁的村，避免浪费”的要求，我不知道领导随意拍板把藤梯换钢梯，是不是涉嫌浪费；如果进一步的“彻底解决方案”是修路上山，那就更是在烧纳税人的钱了。现在的问题是，“悬崖村庄”不愿整体搬迁——山上能够自给自足，山下却没有自己的土地——这也是孤立村庄扶贫过程中的普遍问题。如果强行整体搬迁，显然不够和谐；如果尊重村民意愿，一旦被媒体曝光，你又必须回应“之前做什么去了”的舆论质疑。
责骂解决不了“悬崖村庄”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较为可行的办法，也许是引入市场的手段，在尊重村民意愿的前提下，引入合适的旅游开发。这个意义上讲，媒体报道给“悬崖村庄”带来了名气，肯定是一件好事。如果有民间资本看上这里的旅游资源，愿意投入开发，地方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到时候，“悬崖村庄”就不是问题麻烦，而是特色资源了。但这需要时间，需要机遇，不可急躁，不可蛮干。
所以，对于“悬崖村庄”，舆论应该有一种包容的心态，否则，只会促使地方政府基于漂白“负面新闻”的动机，做出两种选择：要么动用强制手段实施整体搬迁，要么为博舆论一笑“烽火烧钞票”。纷飞的谣言与我们浮躁焦虑的内心世界
杨朝清
近日，一段“樱桃核有毒，5颗毒倒成年人”的视频在微信朋友圈热传。记者向医学、营养学专家求证，专家表示，这一消息为假命题，樱桃核致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5月26日《京华时报》）
微信朋友圈作为一个区别于家庭、工作场所的“第三空间”，曾经给老百姓带来了愉悦的用户体验。然而，不论是屡见不鲜的“炫耀性晒娃”，还是不厌其烦的拉票，抑或层出不穷的谣言，微信朋友圈不断上演着“变形记”，早已面目全非，让一些人选择了远离甚至退出。那些缺乏科学依据的谣言，为何能在微信朋友圈上大行其道？
在不确定因素增加的风险社会，“樱桃核有毒”无疑触碰了老百姓关于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的敏感神经。在一个“吃货”盛行的时代，有不少爱吃樱桃的消费者；危言耸听的“樱桃核有毒”不仅会影响商家的生意，也会加剧老百姓的心理恐慌——尽管吃5颗樱桃核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为了最大限度地自我保护，人们往往采取一种封闭性的社会排斥，对樱桃“望而生畏”。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将谣言看成一种社会情境，它一旦被许多人相信，就会进一步增加相信者的人数，进而对社会功能造成影响，导致人们的认知偏差，激发负面的社会情绪，形成单向度价值判断和同质化思维。在有效信息供应不足的背景下，具有刺激性的谣言对受众的精神需求的满足，谣言内容与受传者预期的吻合以及受传者之间的相互印证，　进一步加剧了谣言“乱花渐欲迷人眼”。
许多谣言并不高明，只要我们多一些独立思考和审慎思维的能力，谣言就会被粉碎。在微信朋友圈，谣言为何成为“打不死的小强”？说到底，急剧的社会变迁，让人们普遍缺乏定力，处于一种浮躁、焦虑的状态；而在一个多元的时代里，多种不良社会心态交织杂糅，让谣言有了乘虚而入的机会。
纷飞的谣言，让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走调、变味。在微信朋友圈，每个人都有那么几个喜欢转发、分享谣言的朋友。你高冷地不屑一顾、义愤填膺地讨伐，他却乐此不疲、信誓旦旦地相信谣言是真的，甚至对你进行“道德捆绑”。思考的惰性和文化的快餐化，让许多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原本没有什么生命力的谣言，就又多了一些生存空间。
在社会信任缺失的当下，谣言进一步切割了稀薄的信任存量。“樱桃核有毒”犹如一面镜子，观照出一个时代的病症。只有让真相越早抵达，谣言才会越快攻破。不论是提升制造谣言的违规成本，还是公共部门、科研机构及时以“信”辟谣，抑或提升公众参与、减少谣言的以讹传讹，治理五花八门的谣言，显然需要多方合力。
“喊停已够捐款”不能仅靠道德自觉
龙敏飞
三入火海，救出多名邻居，自己被大面积烧伤，至今命悬一线。近日，38岁的河南男子王锋受到舆论关注。一周之内，社会各界共向其捐款超过221万元。5月26日，面对从各地持续汇来的捐款，王锋的妻子潘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喊停了捐款：钱已基本够用，拜托大家别再捐了。潘品说，前来捐款的好心人中，有不少人自身经济并不宽裕。“既然我们的治疗费已经差不多了，就不要让大家的爱心浪费了。”（5月27日《新京报》）
“钱已基本够用，拜托大家别再捐了”“捐款若有剩余，会捐出去”“我不希望大家的爱心被浪费”“已停掉网上捐款项目，将销银行卡”……这样的话语，出自受助者家人口中，的确令人感动。受助者需要帮助，但并不贪婪，也很有底线与准则，如果受助者都能像这样，愿意献出爱心的人，必然会越来越多，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爱心，不是被骗了，也不是被挥霍了，而是实实在在地用在“爱心事业”上。
对于这次受助人的表态，网上也是好评一片。有人表示，这样的道德自觉，值得肯定，也值得更多的人学习与借鉴；也有人表示，呼吁“钱已够别捐了”的说法，也是一种慈善……从网上舆论来审视，对此事好评颇高。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样的做法，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底线之举，只不过由于之前一些受助者的素质不高，才显得如今这受助者的高尚。毕竟，不让“爱心流失”，应该是慈善的应有之义。
审视现实不难发现，在慈善方面，现实的状况的确不容乐观。一些慈善机构的信息不够公开透明，令捐助者“很受伤”。此外，网上一些人利用公众的同情心募捐，也没有得到严厉的惩戒，同样是对慈善的一种“伤害”。当然，还有一些人，没有骗捐，但收到的慈善款远远超过他们的需要，但他们也没有“退还”的意思，甚至用于改善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行为，在“捐赠者”看来，同样的不甚合适的，甚至是令人“心寒”的。
通过这些案例足以发现，慈善领域任何的一件小事，一旦处理不当，都可能让“爱心”受到损伤。而并不是每一次，受助者都能有足够的道德自觉，都能合理地进行善款的管理与分配。这就意味着，对善款的管理，应该有统一性的规范。可以说，无论是通过个人募捐还是机构募捐的善款，都应该保持充分的信息公开与透明，在这方面，政府部门应当好监管者的角色，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善款”合理地用在刀刃上。
遗憾的是，当前对此的约束，似乎还停留在道德自觉的高度上，但这显然是不够的。希望有关部门的能够及时介入，并当好“守夜人”的角色，为善款的合理利用保驾护航，让“善款”落到实处，维护好慈善行业的良性制度。
别让“甩老族”肆意践踏养老责任
戴先任
将老人送进养老机构，支付一段时间的费用之后，就不管不问了，这样的子女有一个共同的称呼——“甩老族”。前段时间，各地一些养老机构发生多起“甩老”事件，老人家属无一例外都是欠费玩失踪，养老机构又不能把老人赶出去，只能贴钱照顾。像这样的“甩老族”在郑州也有，而一些民营养老机构本身运营就困难，在遭遇这些违背诚信的“甩老”行为之后，不仅维权困难，经营更是雪上加霜。（5月24日《河南商报》）
“甩老族”的出现，让人心寒，尤其是在已经迈入老龄化社会，且老年人口还在剧增的中国，各地频发“甩老”事件，应该对此引起重视。要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让老年人能安度晚年，家庭的作用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仍是主流，子孝孙贤，是能让老年人安度晚年的重要因素。“甩老”事件频发，则让人担忧老年人的养老处境。
这些“甩老”事件，很多都发生在养老院，子女在把老人送进养老机构后，就不管不问，不再支付费用，而养老院出于人道等各方面考虑，又不可能把这些遭受遗弃而且往往还是病重、羸弱的老人赶出养老院，养老机构为此承担了本应是老人子女承担的费用。而很多养老机构都是民营，这样就给养老院造成了更大的经济和人力负担。
这样的“甩老”事件越来越多，需要养老机构更为重视对老人家庭条件的调查，看老人子女是为了“甩掉包袱”还是真心为了让老人能更好地安享晚年。当然，这样的措施也无法阻挡那些恶意遗弃老人的不孝儿女。这就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如立法实行老人财产托管制度，让老人入住养老院后，养老机构可申请变更老人的监护权，对老人财产实行托管，用以支付养老费用。同时，也要加大对遗弃老人的不孝子女的追责力度，不能让这些不孝子女遗弃了老人，还能逍遥法外。
其实“甩老族”并不止表现在把老人送到养老机构就不管了，不孝子孙将老人遗弃到养老院，还是有希望养老院替其养老之意，而有些老年人，其子女也不送老人去养老院，也不赡养老人，或对老人实行家暴，比如在生活上，对老人不好，让老人吃得不好，穿得不暖，甚至时时咒骂老人，这些虽然没有驱赶老人出门，却可能让老人生不如死，也是一种“甩老”；有些“甩老族”则会把老人从家中赶出去，也不送养老院，让老人无处安身等等。这些情况，养老院并不知情，更具有隐蔽性，这样的“甩老”事件甚至更为常态而频发。
别让“甩老族”肆意践踏养老责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年人抚养我们长大，我们就要赡养他们终老，敬老爱老，也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让“甩老族”受到法律与道德的夹击，让“甩老族”没有生存土壤，才能让老年人老有所养，才能让社会变得更文明而有温度。
问题论文“闯关”打了谁的脸
周继坚
“只要随便堆砌几万个文字，通过答辩，就能从‘博士生’摇身一变为‘博士’。这样的‘博士’到底价值几何？”日前，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吉德在评审一篇教育部抽检的博士论文后，发博客称该论文差到让他愤怒。他强烈建议教育部有关部门追查论文的相关单位和作者的责任，并作出相应处理。
陈吉德教授的“冲冠一怒”，暴露出当前论文评审的诸多问题。客观来讲，当前我国高校从本科生到硕士到博士的学位论文评审总体上是严格的，而在这几个层级当中，博士论文的答辩应当说最为严格。和本科、硕士教育相对放开不同，我国的博士教育还是精英教育，国家对博士生的培养可以说是严上加严，很多论文不过关的博士生不得不延期毕业。但这篇“问题论文”恰恰出于博士生之手，陈吉德提到的“资料堆砌、语句不通、文不对题”等诸多问题，着实令人惊诧。
学位论文是一个人理论修养、知识水平、研究能力的综合体现，刻苦钻研、诚实守信是一个学者安身立命之本。如果像这样弄虚作假、敷衍了事，用古人的话讲，那就真正是“斯文扫地”。须知，博士生教育的高标准、严要求，既是对学校师生负责，更是对一国学术能力、科研能力的保护。我国推行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目的就是要培养造就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挑起国家改革发展的大梁，如果都像这样腐蚀学术殿堂，连起码的学术准则都不要，连基本的学术要求都达不到，遑论破解“钱学森之问”。
学术是一面镜子，映照的是社会的生态和人们的心态。当人们都忙于巧夺浮名、急功近利，学术研究就不可能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氛围。当人们都忙于钻营讨巧、敷衍了事，真正的学术尊严就不可能得到尊重。当学术也被人们当作摆设来对待，甚至当作商品来交换，那么一个国家的原创力、创新力就会遭遇“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每一篇“问题论文”都是国家教育塔基上的一道“裂纹”，“裂纹”多了，学术大厦就会摇摇欲坠。
学术造假、学术腐败层出不穷，最该反思的还是教育部门和高等院校，学生不认真研究、导师不严格把关，根源是制度出了漏洞，或者制度被架空。应当反思制度规定的论文评价体系是否真正发挥了作用，对学术腐败和学术造假的打击是否起到了作用。如果造假作弊的行为得不到惩处，好的论文得不到激励，敷衍塞责的行为得不到约束，最终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
惩治学术腐败，毫无疑问须从“把关”入手，以“追责”收尾。导师应当作为学生论文的第一把关人，承担学生学术行为的连带责任，必须建立相应的考核和奖惩机制，使导师不再空当摆设。学校作为学术机构，应当对全校学生的论文质量承担责任，必须深究学校在论文把关方面的主体责任，由教育部门进行监督和考核，对于问题严重的学校要不惜取消其自主评审资格。此外，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介入查处学术不端行为，树立良好的学术导向。

“昭君牧羊”，权力无文化很可怕
郭文斌
“因为是学中文的，所以就很敏感，第一眼看到就觉得这四个字不对劲。”日前，在重庆大学中文系读大三的小赵和朋友在沙坪坝三峡广场聚餐，几个人在新世纪超市旁的空地等人时，被一组雕塑吸引，雕塑上“昭君牧羊”四个大字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对此，当地有关部门表示：昭君生活在塞外，应该是有牧羊经历的。（5月22日《　重庆晨报》）
对于“苏武牧羊”、“昭君出塞”，读过历史我们都知道，我们还真不知道“昭君牧羊”，不过，当地有关部门却表示，昭君生活在塞外，应该是有牧羊经历的。于是想当然地就有了“昭君牧羊”的城市雕塑，且存在多年了。期间想必也有大学生提出过质疑，但由于当地有关部门的固执己见，却让“昭君牧羊”，成为了当地人人皆知的“地名”，这实在是悲哀。
城市雕塑是一座城市的名片，不仅仅是增添城市美景，更是一种人文教育，因此，需要追求美感，更要追求科学性、真实性。显然，“昭君牧羊”不符合历史事实，退一步说，历史上真有“昭君牧羊”，也应该是经过考证的，而不是相关部门所说的“应该是有牧羊经历的”，如此猜测而成的“昭君牧羊”等同于儿戏。“万一这些孩子以后只晓得有‘昭君牧羊’，不晓得昭君出塞、苏武牧羊怎么办？”市民的忧虑显然不无道理。
城市雕塑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本应该谨慎用之。既要有预算，又要相关的审核。不知道“昭君牧羊”是谁出的注意，又是谁审核的，怎么相关人员就没觉得不妥，这真是不可思议。不过，现在城市雕塑，以怪异来吸引眼球的也不少。由某知名网站发起的“2012年十大丑陋雕塑评选”活动曾引起全国网民的强烈反响，在全国大中城市矗立的许多著名和不著名的雕塑作品引发了全民的共同讨伐和质疑。不过，质疑归质疑，只要权力部门不想拆，仍然会继续矗立于城市街头，老百姓又能奈若何？其实，即便是拆了，浪费的还是纳税人的钱，谁又会受到问责呢？
历史文学允许想象，但将一种文学想象的场景用作一处地名或地标，这是不允许的，因为会造成误解，不利于对孩子的教育。对城市雕塑，应该尊重历史，少些“戏说”。
“昭君牧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权力的一次胡搞，权力无文化很可怕，可以弄出个“昭君牧羊”，下次说不定还会弄出什么名堂。“昭君牧羊”是城市伤疤，或留存或拆掉，都已经抹不去权力的“任性”。城市雕塑如果缺乏“民意程序”，如果不加强对权力的约束，“昭君牧羊”以及所给出的“狡辩”，都会留下无穷的“后遗症”。

不能让网址导航把网民“导入歧途”
朱永华
针对网址导航网站在网站推荐和内容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国家网信办从即日起在全国开展网址导航网站专项治理。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指出，网址导航网站是网民上网的重要入口，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亟需加强管理，确保网址导航网站为广大网民推荐权威可信的网站和信息，促使网络空间更加清朗。（据5月19日《中国网信网》）
所有经常上网或拥有个人电脑的网民都有体会，在选择完成浏览器安装之后，都会选取一个网址导航网站作为打开浏览器的“首页”，而由于个人兴趣爱好的不同，几乎所有的网址导航网站都不能让网民完全满意，不是想要进入的网站在导航中找不到，就是不需要的网站导航“一大堆”，更让人烦心的是，由于导航网站之间的竞争关系，有些导航网站不仅跟网民“耍流氓”，不请自来强迫安装，且还难以卸载。某家导航网站提供的新闻导航，居然连新华网都不存在，更有导航网站“暗藏埋伏”，无论点开任何一个链接，首先跳出来的居然是衣着暴露的低俗网页，不但让成年网民感到尴尬烦心，一旦被孩子无意点开，其危害更是显而易见。
说实话，对于很多习惯浏览新闻的网民而言，自然非常关注各大主流媒体网站的导航，而对于网游一族自然也向从导航网站上“一键直入”，客观上来说，导航网站对于广大网民也是“众口难调”。但无论怎么“难调”都不应当为满足自身利益搞“竞价排名”，尤其不能给淫秽、色情、暴力等违法违规有害信息网站设置“入口，导航网站更也应当承担起自觉抵制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网络色情、网络暴力和不给任何非法网站提供导航的社会责任。导航网站企业之间的竞争无法避免，但不管怎样与对手竞争抢夺客户资源，都不能跟用户“耍流氓”，对于将病毒软件捆绑其中强迫用安装使用的违规行为，显然也需要强化治理。
导航网站也是广大网民上网遨游信息海洋的“刚需”，几乎每个网民都在选择使用，国家网信办对这一领域开展专项治理，既是审时度势，显然也是契合广大网民的心愿和网络发展的必须。虽然表面上看网站导航只是给广大网民浏览信息提供链接入口，但对于很多网民而言他依然是一把非常锋利的“双刃剑”，社会责任感强的网站导航，可以为广大网民提供通向主流正能量网站的便捷通道，让用户获得主流信息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精神食粮，相反，如果导航企业唯利是图，见钱眼开，为大量非主流甚至色情暴力等非法网站大开方便之门，对网民的误导作用和对社会产生的危害也是非同小可。对导航网站进行专项治理，其实也是对非法网站的入口进行把关。对于促使网络空间的清朗无疑也是至关重要。
平心而论，无论是老网民还是初次上网的“菜鸟”，很多人在网络上所看到的各种违法甚至色情暴力信息，并非是刻意寻找。大多数情况下均是由这些非法网站通过导航网页“主动”送上门来。很多人都有体会，这些诱惑的链接一旦点击进去，基本就陷入了非法网站的层层包围圈，不但难以摆脱各种捆绑病毒的“纠缠”，各种不堪入目的网站链接足以让用户的精神和电脑系统一起“崩溃”。因此，国家网信办对于导航网站不仅要开展专项治理，更应当建立和完善常态化的制度监管，确保每一家导航网站条条链接通光明，不能让任何导航网站把网民“导入歧途”。

公共建筑取名少些“昭君牧羊”式的自我想像
堂吉伟德
因为是学中文的，所以就很敏感，第一眼看到就觉得这四个字不对劲。”日前，在重庆大学中文系读大三的小赵和朋友在沙坪坝三峡广场聚餐，几个人在新世纪超市旁的空地等人时，被一组雕塑吸引，雕塑上“昭君牧羊”四个大字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对此，三峡广场管委会的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这个雕塑描绘的并不是某个典故，而是对于王昭君在塞外生活的场景的描述。王昭君生活在塞外，应该是有牧羊经历的。”（5月22日《重庆晨报》）
苏武牧羊，昭君出塞，皆是耳熟能详历史典故，虽然不能说是妇孺皆知，不过传承数千年也没有变化。时至当下，却出现了“昭君牧羊”的城市雕塑，固然不是对“昭君出塞”的全盘否定，却是一种臆想化的变更。管理方的“场景的描述”的解释，其实是一种欲盖弥彰的辩解。“应该有牧羊经历”的说辞，足以表明其心中也没谱。以不确定的猜想，来为城市公共建筑取名，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文化歪曲。
昭君固然有出塞的经历，其有没有牧羊的经历，并无历史记载作为依据，那么“昭君牧羊”的想像就难以成立。如果照此逻辑，既有“昭君牧羊”，那么自然就有“苏武出塞”了？其间或有某种逻辑上的联系，然而在没有史料作为依据的情况下，就不宜去相当然的联想。毕竟，文化的记载与传承，不是戏说式“时空穿越”，真实的描绘而不联想，才能让其在传播过程中不走形变样，更不会导致认识上的偏差与错误。
看似轻描淡写的文化想像，然而造成的影响却难以估量。尤其是对长期耳濡目染的小孩来说，此举可能会在心中，留下一生都难以磨灭的印记。当他们在历史课上，以“昭君牧羊”去否定“昭君出塞”，这种场景注定让人尴尬不堪。更重要的是，若是没有人去进行矫正与否定，那么以讹传论之下，恐怕历史的真正面目，将会被自我想像的场景所取代。没有了对文化事实的尊重之感，才是文化传承的真正灾难。
其实，仅有“昭君出塞”的个案尚不足虑，若是这种现象已有普遍之势，那么问题的严重程度，显然已超乎于外界的想像；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更重要的是，对文化缺乏敬畏与尊重，才是最大隐患所在。比如方兴未艾的名人故里相争之下，一些地方不惜乱用典故，或者编造虚假的历史事实，最大化进行文化的想像，以便于为自己争取一个名人故里之名；要么就是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将本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地名轻易改变，如仁怀改茅台，思茅改普洱，皆因为茅台、普洱红极一时，因一地特产而动用地名，也足以看出文化认知上的肤浅。
当文化标签、历史典故，成为利来利往的道具之后，就难以避免会落个面目全非的结局。西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董小玉表示，“历史文学是可以允许想象的，但是如果要将一种文学想象的场景用作一处地名或地标，这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有可能会让市民造成误解。”若不能区分出历史文学与地名记载之间的关系，若不能具有基本的历史事实敬畏，那么就会犯下难以弥补的错误。
在欧美诸多国家和城市，可以用对建筑和地名的保护，来佐证其对历史事实的敬畏。深厚历史底蕴与厚重文化的注脚，除了保护得极好的建筑，就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只有真实的文化记载，没有虚幻的文化想像，应是更改地名或者给公共建筑取名过程中，应当坚守的一条底线。否则，我们的历史记载会在想像中变样，而随意想像形成的文化态度，更会成为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掘墓者”。
横店耗资300亿建“圆明新园” 
“圆明新园的建设资金全部来自民间，其中绝大部分由企业自筹，少部分来自社会捐赠。不花政府财政的钱，就不存在劳民伤财之说。”东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楼守威说，企业遵循的是市场规律，愿意巨资投入，自然对成本收益和承受能力有所考量。
他介绍，在建设初期，圆明新园确实曾因为存在违规立项、用地申报违反国家供地政策、规划用地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问题被国土资源部叫停。在经过整改之后，圆明新园项目重新立项并低调动工。圆明新园投资人徐文荣介绍，圆明新园建设获得有关部门的立项许可，相关土地审批手续已全部完备，所有手续合法。
“北京圆明园遗址应该保护，因为它是文物，可以让国人牢记国耻；而在横店建设圆明新园，可以再现当年艺术经典。”徐文荣认为，北京圆明园目前仅是遗址，圆明新园是按照圆明园图纸仿建的全新的园林景观，谈不上侵权。而且，横店圆明新园的名称和项目都是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如果侵权也不可能通过”。
中国圆明园学会副秘书长要砺闵认为，过去曾有人提出过在原址的废墟上重建圆明园，但这是不可能的。国家文物局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将圆明园定位为遗址公园。“争论和比较毫无意义。”要砾闵说，在遗址重建圆明园绝无可能，一些和清代皇家有关的娱乐设施和项目也无法在遗址开展。“研究和保护好现有遗址是北京圆明园最大的任务，而一些想做却做不了的事情，比如古建筑的仿建和修复、场景再现等等，却恰恰可以放在圆明新园。”
圆明新园建设和管理按照国家5A级景区的标准，并力图在整个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体现完美。已开放的春苑景区拟定门票价格为280元/人次，夜游区域票价280元/人次，冰雕雪雕馆及野生动物馆则另行收费。这一价格制定的依据，来自圆明新园建设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以及建筑用料成本。百姓会自己选择，“如果觉得值得，大家仍然会买票游玩；如果觉得物无所值，也就不会来了。”
在我看来，圆明园无论是一个旅游景点还是娱乐场所，都是一种历史记忆，一种民族记忆，而残败的圆明园更能唤起国民的记忆，因为用伤痕来记住历史，才能记得牢固，记得长久。无论复制多么宏伟壮阔的新圆明园都毫无意义，或许残缺才是最美的，才能从灵魂深处震撼人心。
一方面，横店仿建圆明园确实能够让游客回顾当初万园之园的豪华与宏大，感慨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顶峰实力。但是另一方面，圆明新园不过是一种对过去的怀念，然而这种“天朝上国”的迷梦是最不可拥有的，圆明新园在细节处肯定也比不上圆明园，那是一个皇室历经多代搜集天下珍宝与能工巧匠而建成的，不相信圆明新园会那么有人性味，相比于残缺不全的圆明园尽管它要更加精准与堂皇。
复制的文化失去了醇厚清冽的馨香，横店圆明园仿照圆明园，虽然显示了其恢弘的规模，华美的艺术品，但是却给人扑面而来的是金钱气息，不像历史上的圆明园，虽经大火灼烧，仅留下焦黑的遗迹，但其经受摧残的沧桑之美震撼人心。
新建圆明园，不仅重现曾经历史文化的辉煌，加强国人的文化自信，更是与现在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遗址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国人勿忘国耻，自强不息。至于是不是劳民伤财，我觉得这应该纯粹是自愿的问题，既然有人愿意投资，就说明商家肯定是有了充分的估算的，新建的圆明园会创造新价值的。
年轻诗人王尧跳楼身亡
2015年5月2日，90后诗人王尧在中国人民大学品园二楼的顶层纵身一跃，结束了年仅21岁的年轻生命。他也成为了继海子、戈麦、顾城之后，又一位我们可能知道名字的自我了断的诗人。——在这份没有年月的历史上，每一页都歪歪斜斜地写满了屈原、王国维、叶赛宁、茨维塔耶娃、马雅可夫斯基弯曲的倒影……如果我们不那么刻板地定义诗人这个称呼的话，这份墓志铭还应当加上本雅明、茨威格、海明威的名字。
王尧死了。王尧不是第一个有历史记载的自杀的诗人，并且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有历史记载的自杀的诗人。历史，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谱系的建构与想象。就像我们今天会把海子、戈麦和王尧放在一起，把他们叫做“三个自杀的诗人”，再把这页便签纸贴到叶赛宁、本雅明的长长的花名册里。他们就像霍格沃兹城堡里的魔法画像，看似有声有色、备受尊崇，实则被这样的历史叙事可以任意搬弄。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论的一切，事实上也都将迅速地成为一种话语资源、一种事件样态而被收编入某个特定的谱系。最终作为这个贫困时代的见证，或罪证。
海德格尔说：“人只能度过他终有一死的有限生活。”人的全部意义问题的由来，并不是因为我们终有一死，而恰恰是只有我们知道自己终有一死。
在持续发酵的阵阵惋惜声中，“为何诗人纷纷自杀？”也成为了随之而来的一个尖锐问题。王尧生前好友景成认为，在一个诗歌被迅速边缘化或沦为消费品的精神的“贫困时代”中，正是纯粹诗歌本身的个体属性和真诚品质，使得其与现代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意义世界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激烈冲撞，而时代精神的贫瘠荒芜和真正诗人作为当代人对其刻骨铭心的痛苦感受，是造成诗人自杀的根本困境。
究竟是诗人出了问题，还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诗人——作为对永恒事物、对至高至美的永恒事物怀有最强烈和最真诚追求的灵魂，难道不应该成为最为忱惜当下、最为珍视光阴、最为渴望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无限的意义者吗？然而，当一位位诗人纷纷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提前结束造物者所指派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有限的生命无论如何，都与诗人心中的无限的意义世界毫不相关。换句话说，生活是永远不值得过的，无关长短。
有些人说：所有诗人心中都有那么一个美好的、诗意的、天国的彼岸世界，然后再变戏法式地说明所有诗人都身处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巨大冲突当中，从而造成了诗人的悲剧命运……然而，或许正是这种二元对立的庸俗解读，或许恰恰才是对诗人这一身份的莫大亵渎，和对诗人自杀之意义的莫大嘲讽。
诗歌依然栖留在贫困的大地上。
一条年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我们在感慨之余，更应多一份思考，诗人王尧的纵身一跳，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体现，他没有想过自己这么轻易了却生命，会给父母带来多大的伤痛，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事件已逐渐被公众忘却，然而他父母内心的伤痛不会被时间抚平，这个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黑暗也不会黑得让人走投无路，诚然诗歌在当代并不受众人欢迎，然而诗歌也不会让人置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如果诗歌是王尧所热爱的，那么他就应该不顾虑旁人的目光，不顾世人的言语，坚定不移地做他所喜欢的事情，而不会采取自轻自贱的方式来逃避世俗的压力。
先觉者总是超前的，超前的都是孤独的，他们的世界异于现实世界，不满于现实世界因而陷入理想世界无法自拔，这注定他们的孤独与不被理解，终对生活失去信心，以死解脱。但这种方式似乎过于极端，作为平常人的我们，不宜以这种方式面对生活中的无奈，逃避消极对待是不可取的，世界之美又恰恰在于美丑混杂却真实，我们能做的便是积极对待，迎接每一天的阳光。
又一个诗人的逝去，似乎诗人的结局注定是凄惨的，他们沉浸于自己所构建的理想世界，而现实世界的某些地方与他们心中的构想相违背，所以选择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都在感叹这个时代诗意的消逝，物质利益充塞世人的心，导致一个又一个的灵魂离我们而去。我们无权对他们的行为加以评判，但或许我们更应该学习已故诗人汪国真，与病魔抗争，心怀美好，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生命诚可贵，每个人都应珍惜来之不易的红尘之旅，以最热烈的状态迎接生活中的每一种滋味，然而我们在为生命流逝惋惜的同时，也有必要探求其背后所隐藏的一种深层的悲哀，是否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让诗人们失去了对纯朴人性的憧憬？

救人值不值无需探讨
杨 丽
河南周口的两位小伙子胡浩强、陈庚因舍己救人的壮举感动着社会，书写着青年英勇。但英雄故事却在网络上引得一片争论，只因女子跳湖轻生，便带给了两个家庭无尽的悲痛。网友们一面缅怀两位英雄，一面感叹“想死的人没死成，不想死的却死了”。青年小伙救人到底值不值，该不该，成为争论的焦点。
俗话说“人命关天”，生命是最珍贵的，任何一条鲜活的生命都是值得被挽救的。在危急时刻的舍身救人是出于中华儿女守望相助的本能。在战争年代，一人的牺牲更是为了千万人的幸福。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等耳熟能详的英雄先烈已经成为矗立的民族丰碑，更有用鲜血驻守黑龙江的马占山，身受重伤也不愿做亡国奴的黄启东，为救朝鲜少年而牺牲的中国志愿军罗盛教，他们舍生取义，值得被祭奠。战争年代，国难之际，他们牺牲为的或是小家性命，也可以是大国安危。任何的牺牲都叫“舍”，任何的大义都叫“义”，牺牲自己，也是为了挽救他人。
如果说，动荡年代里牺牲不可避免，那现代社会，和平大氛围的氤氲下也隐藏着各种各样的危险。危险在，生命就必须拯救。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