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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学习心得与体会11112323
上大学后，突然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起来是家里人开始炒股，每天面对着k线图研判预测，期待着个股涨跌；而后就是著名的08年“金融海啸”，各种媒体连篇累牍地对“次贷危机”进行了详尽报道，一时之间，量化宽松、信誉评级、债务减记充斥荧屏，而我也开始真正地关注起经济学来。
机缘巧合下在微博上搜到了美联储达拉斯分行高级经济师王健，很乐于和像我一样的经济学门外汉分享经济学相关知识。而格里高力曼昆的这本经济学原理无疑是他力推地学习经济学的基础读物。简单地阅读微观经济学的几章后，顿时有如醍醐灌顶。
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极为推崇市场调节。可对于从小接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我来说，这种说法无疑是令人疑惑地。“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无序性，这自然就导致市场主体在参与经济活动中的盲目。”很快这些句子从脑海中蹦了出来，而这种矛盾在阅读“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后得到了圆满地解决。
假设在一个生产要素稳定的地区，如果完全依靠市场调节，依照人们的禀赋能力以及愿意付出对价这样的标准创造并分配生产所得，自然市场上的资源得到最大限度利用，人们的生产效率也达到最大化，这种现象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不依赖于人们的价值评判，也就是“实证分析”。但由此而来的后果是：由于人们对私人利益的追求而导致对公共利益的损害，比如公共环境的污染与防治。另一个结果是基于人们禀赋能力的差距，贫富差距会产生同时考虑到马太效应，差距扩大并危及社会稳定极有可能产生。因此，我们不得不让渡部分自己的权利给予政府，由它来管理与协调经济，而政府所依据的价值标准无疑是多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政府会为了某些特定阶层利益而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来制定相关政策。基于不同的价值考量而对市场采取不同措施，即“实证分析”。
在日常阅读新闻中opec限制油价的消息时时见诸眼前。而这也形成了我的另一个疑问：
为什么opec不在油价高企时大赚一笔呢。在了解过弹性、供给曲线、需求曲线的概念与图形后，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弹性即衡量需求量或供给量对其某种决定因素的反应程度的指标。短期来看，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都缺乏弹性，因而直线较陡峭，如果供给增大，供给曲线向上平移，供需平衡点也将大举上移，石油价格将会大幅提升。因而短期的提价行为可以大赚一笔。但是长期来看，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都将富有弹性。因而直线较平缓，如果供给增大，供给曲线向上平移，供需平衡点也将稍稍上移，石油价格只会略微上升，更要考虑到长期的提价行为，会加速石油替代品的市场化行为，因此冒着少赚甚至会加速自己产品被替代的危险提价，无疑是不明智的行为。
短短几章，已初识经济学魅力，经济学会教给我更多的关于一个理性经济人如何在当下的社会做出更富有价值的选择。这也是读此书的额外惊喜吧。
回顾当今经济学届，“乱象纷呈”，前有韩志国提出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值来说明货币超发的危害，紧接着达拉斯联储王健就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值与货币超发的关联性提出了异议；前有任志强炮轰地方政府通过高额土地出让金推高房产价格，其后马光远就指出房地产公司享有高额利润……这一桩桩的经济公案，直让公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回到经济学源头来，无论自由市场主义、有限政府管理主义，经济学都会受到各种价值取向影响，尤其是在信息交流发达的今天，任何一项好政策的制定、执行，不仅仅依赖于经济学家的悉心研究，更重要地是公共媒体的舆论导向，政治团体的利益倾向，社会大众的接受倾向。较之前者，后者往往成为各种变革措施的拦路虎。
功拜垂成的医改方案使奥巴马的变革愿景成为泡影。事实上考虑到美国每年投入的卫生总费用占其gdp的比重为17%，每年的医疗花费已经高达2万亿美元，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因此奥巴马上台之初变革的首要措施即要医改。但从08年的意气风发到13年的难言成功，是什么致使一个实现全民有医保的良好政策一波三折呢。
首要的原因自然是政治团体的思想差异。众所周知地是，共和党人一贯以“大市场小政府”为圭臬，他们深信人民各有禀赋差异，唯有依靠市场调节方能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转。而民主党却恰恰相反，民主党人秉承着上帝仁爱旨意，更强调“大政府小市场”，他们确信借助政府仁爱之手，更多贫苦大众会得到更好的保护，这是两党的政治分歧使然。
社会阶层分化也是一个不得不深思的原因。高收入阶层与中产阶级有能力通过市场来购买心仪的医疗服务，而低收入群体既无力支付高昂的医疗保险，又因政府没有提供全民医保，生活往往陷入困境。设想下全民医保的资金来源将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产阶级的纳税，他们又怎会承担额外的压力呢。
公共媒体的舆论导向是另一个影响医保进程的关键因素。传统的美国社会崇尚个人奋斗与自由，信奉个人努力最终能创造更好生活，坚决反对政府对私人事务的过多干涉；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利用纳税资金来直接帮助低收入群体的举措常常被当作是对不劳而获者的“恩赐”。
通过以上几点，我们了解到一个好的经济政策绝不仅仅是经济学者就能左右，往往利益相关者的对立，公共媒体的导向，都会对该该政策的最终产生乃至执行施加额外影响。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高速发展，是向有些中国专家所预测的那样发展质量低经济发展难以为继，还是如乐观者前世界银行行长林毅夫所推测，如果进行比较好的经济改革，释放存量活力，中国经济仍将维持20年左右年均5%左右的经济增长。
伴随着李克强总理的履新，他的施政方针也渐渐清晰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着重强调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宁要不完美的不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改革进入深水区，一则面对更为汹涌强力的利益集团围堵，事业单位改革陷入瓶颈既是明证，改革就是壮士断腕，不仅要有坚定如一的恒心；更要在千头万绪中找出最适宜的切入点。当前我国城镇化刚刚过半，但与靓丽数字所极不匹配的是大量生活在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没有城市户籍，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应用的种种服务，因而破除二元城乡户籍制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无疑可以极大地拉动内需，为中国经济确立新的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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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三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那些市场能够自己解决的，政府要坚决做到退出。这样既避免了权力高度集中而产生的寻租行为，更可极大地解除对市场自身束缚。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一则有赖于政府做好自己的角色，该放则放，该减则减，该增则增，为市场提供更及时更满意的服务。一则更要将法治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各个角落，唯有以法界定权利与利益，才能更好地激励人们创造财富。
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是对西方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所创立的世界经济版图的挑战。当然，简单地以gdp考量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并不公允，伴随其中的是环境污染加重，贫富差距拉大，特定行业的非市场垄断行为不一而足，狂热地追求财富并充满着焦虑是这一代国人的真实写照。我们身处在变革时代无所选择，即使是履历丰富学士渊博的经济学家也会感慨，治理一个13亿人口的巨大国度，一个交织着传统与现代的复杂社会，并不容易。成功地发展经济决不仅是假设定理，观察杂乱数据，找出共同点，支持或推翻它这么常规。现实中各种各样的非经济因素考量着我们。它们可能是俄罗斯人采用休克疗法迅速私有化并获取西方援助所考虑不到的美俄地缘政治角力因素，也可能是中国人在xx后面对一代人所遭受的灾难而对自己国家前途所形成的千载难逢的统一看法。这就是经济，即便是以理性与逻辑而著称，但仍然受到许多非理性的因素所困扰。我想，这也是我喜爱它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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