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书笔记.doc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丹尼尔贝尔 严蓓雯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年9月
2011级一班 刘佰超 1116161610
丹尼尔•贝尔1919年生于纽约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自小随寡母备尝艰辛，又处于美国强势文化同化的压力之下，对贫富悬殊的社会差异和不公正的社会倾向深有体验。青年时代的贝尔思想激进，在社会经济问题上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并在大学时期选择了社会学作为专业方向和毕生研究的领域。但毕竟贝尔生活在资本主义异常发达的美国，在三四十年代苏联体制显出弊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时，大批左翼知识分子重新回归美国民主传统，树立起“新自由主义”的学术思想。贝尔作为学术界后起之秀，他积极参加了二战后的历史反省与文化大讨论中，提出了自己对于历史与文化的观点看法。这一时期的贝尔既继承了左翼知识界对资本主义社会实施理论批判的传统，抨击麦卡锡反共、反民主右翼思潮；又对左翼运动中的乌托邦倾向和专制色彩提出了尖锐批评。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贝尔的出发点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具有相应的文化起源和合法性基础。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同新教伦理非常相近的，而新教伦理的核心是一种特定的禁欲苦行主义：新教徒把此世工作的成功看作是对于自己的上帝选民身份的一种心理验证，因而一方面具有发财致富的宗教动机（这同时也可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合法性基础），一方面又特别重视经济活动的成功手段。但贝尔认为，韦伯所重视的新教禁欲苦行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起源的一个方面。资本主义另外的精神起源就是另一个德国社会学家韦尔纳•桑姆巴特所讨论的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ness）。霍布斯的个人主义哲学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是这种贪婪攫取性的文化表现。一方面是“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另一方面是认为“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的不断开拓精神。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包括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都起了推动作用，但彼此间却处于矛盾之中。但恰恰是这两个矛盾方面的并存，才有助于避免各自的过分膨胀。另外，这两种精神虽然都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但真正为资本主义提供合法性基础、或者说对资本主义行为行使“道德监护权”的，仅仅是新教伦理。 
　　 贝尔在书中将社会分为三个轴心集团，分别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并指出这三个轴心集团以不同原则运作并相互影响着。其实，这倒是一种很常见的三分法，也符合一般人对社会的定义。第一部分讲的是经济与文化的纠葛。他指出，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要求人严于律己，勤勤恳恳工作，像早期的资本家们那样，过着清教徒苛刻简朴的生活。而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发展又给人带来无尽的刺激和享受，让人沉醉于纸醉金迷的消费社会里，这种“精神分裂”的发展导致资本主义陷入发展的困境。而在文化领域，自19以来发展至今的现代主义，以否定一切为精髓，只剩下追求新鲜、刺激。文化陷入了狄奥尼索斯式的狂欢，鼓励个人经验和自我扩展，宗教从神坛走向没落，导致人步入”浮士德“的困境。在政治领域，贝尔将政治体系视为“应付日常生活中的世俗问题”的体系。他指出，美国的政治体系在经历200余年的发展后，由于思想界的分歧、社会结构和人口的变化导致了政治体系上的动荡，针对这一现象，贝尔提出了公众家庭理论，他将公众家庭视为调整个人和社会需求的中介，节制个人无止境的私欲并分担一部分社会责任。 
　　贝尔这本书著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的美国在经历了二战后的辉煌后步入了疲软时期，经济上的滞胀，国际霸主地位受到新兴的欧洲和日本影响，国内矛盾和冲突不断。在经济上，滞胀、失业率等指标不令人满意。文化上，人们普遍陷入失落与迷茫。如果说马克思讲述的是贝尔认为，这一切的困境都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已经无法维护资本主义这个体系本身的合法性与延续性。 
　　书里写到的美国与当下的中国有几分相似。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最辉煌的八九十年代已经过去，而到了21世纪，普通人却越发觉得经济发展给自己带来的不是丰裕和悠闲，而是越来越多的压力。在五四以前，中国人以儒家为信条，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五四打到孔家店后，一下子撕碎了这个链条。再到了改革开放后，人们在文革中所信仰的一切也一下子碎掉，幸好物质让极大的丰富让人们得到满足感。而在这一切过后，中国人又来到了一个迷茫期，对政府的失落，无处安放的精神家园，焦虑的心态，与文化缺位有很大关系。 
　　　贝尔在书中指出，工业革命带来的空间和时间距离的缩短，这种距离的侵蚀打破了原有的经验与理性之间的距离，破坏了理性的秩序。他提到了视觉媒介——电影和电视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人们窥视世界的窗口，青年人不再以长辈、理智为模范，而是作为以影视作品里的形象为模范对象。广告不再强调商品的实用性，而是花花世界的纷繁美好。这并不是说大众媒介应该为“文化矛盾”负责任，而是说这种文化的断裂让原本以公平、公正的传媒也迷失了方向。而观看中国当下，又何不是如此。许多青年人以影视为窗口，模糊了屏幕和现实世界的界限，他们模仿着屏幕上的明星的举止。许多过去是奢侈品的东西，比如iphone、汽车，在下一代人的心中却变成了必需品。传媒也不得不让位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否则，怎么会有软文、植入广告的出现。我们谈及这一切，不是为了要批判他有多不好，毕竟经济带来的幸福指数尚未为负，但文化和政治的空缺感却亟待填满。 
　　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的发展过程的分析，贝尔的结论是，原先赋予资本主义社会以合法性、行使“道德监护权”的文化基础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已然解体。严肃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堪称瓦解传统文化根基的一把利器，坚持艺术与道德的分化、推崇创新和实验、推崇个人自由和解放、无视原有规则与秩序，现代艺术的蓬勃发展正是建立在对传统艺术毫不留情的批判与抗拒上。而在批判传统和权威方面，现代主义艺术同资本主义经济冲动其实同出一辙。但是，它们之间却迅速生成了一种敌对关系：“资产阶级精打细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对名望和激动的孜孜追求发生了冲突。当工作与生产组织日益官僚化，个人被贬低到角色位置时，这种敌对性冲突更加深化了。工作场所的严格规范和自我发展、自我满足原则风马牛不相及，难以和平共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34页，下同，若无其他引用不标出书名）大众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和完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的享乐主义也为传统的坍塌推波助澜。对暴力和残忍的炫耀、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抹煞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艺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艺术化等让我们对真善美的评判体系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求精打细算，而另一方面又要求刺激消费的矛盾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中迷失了自我。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提出了多多消费的需要，而且提供了提前消费的手段。贝尔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清教的约束和新教伦理扼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
丹尼尔•贝尔反对传统的决定论、反映论之类的社会解释，他认为：“社会不是整一的，而是断裂的；不同领域回应着不同的规范，有着不同的变革节奏，也由不同甚至相反的轴心原则所支配。……我将社会分解成技术经济结构、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不互相重合，也有着不同的变革节奏；它们遵循不同的规范，这些规范将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行为类型合法化。是这些领域间的不相调和造成了社会的各种矛盾。”（第8—9页） 
　　 “如今，在文化上（如果不是道德的话）证明资本主义正当的是享乐主义，即以快乐作为生活方式。在当今普遍流行的自由主义风气中，文化意象的模本就是现代主义者的冲动，其意识形态原理是将冲动探求作为行为方式。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这就是导致现代性双重羁绊产生的原因。”（第20页） 
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驱动下，人们内在强大的消费欲望被不断激发，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种欲望的可实现程度也越来越高。于是，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第119页）；“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第132页）这就是目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凝聚力的消解；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失落。由于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同上）。 

　　除了经济层面的分析，贝尔还从政治角度揭示导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另外一个来源。“虽然经济增长从未有过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染力，从过起它曾经用以动员社会的思想意识的感召力，但它已经成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第298页）但问题是，这种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但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这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资本积累的果实，经济增长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却使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的期望。资本主义制度发现，要给这些期望降调十分困难。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起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他们就会为经济动荡和政治动荡创造条件，而政府则会发现这些动荡越来越难以对付。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第302页） 

　　对于上述文化矛盾和信仰危机，贝尔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是虚幻，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第75页）“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将我们带回生存的困境之中，那是人道和友爱的基础。”（第76页）贝尔的这个观点，是他之所以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的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是要求人为地复兴宗教。他一方面认为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无法人为地制造出这种连续性”（同上）。“人们可以发明一些方法，可以制定一些规划，可以设立一些机构。但是信仰却具有一种有机性质，它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得以产生。一旦信仰破灭，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重新生长起来（因为它的土壤是经验），并重新发挥效用。”（第302页）在1978年的再版前言中，他又强调指出：“宗教是不能制造的。人为制造的宗教更加糟糕，它虚伪浮夸，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消灭。”（第39页）“宗教源出于人类分享共同悟性的深切需要，它不是‘灵魂工程师’所能制造的。”（第40页）贝尔独特的宗教观认为，宗教作为人们精神的皈依，是人类有意义地生活、彼此融洽地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很自然地回归宗教。这种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在种种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等——面前，意识到人类的局限性，意识到有必要进行种种限制——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发展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预的限制,以及对“那些超出道德规范、同魔鬼拥抱并误认为这也属‘创造’的文化开发活动”的限制。（第40页）除了寄希望于人们自发回归的宗教意识之外，贝尔还提出了他所谓的“公众家庭”的观念，用这种观念来处理好团体、个人、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一方面肯定“个人主义思想是人类意识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另一方面批判“美国十分猖獗的个人主义”。他一方面承认“在一个现代的多元化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具有一定要求的群体是社会学上的事实”，并且认为“一个现代民主政体的特殊力量在于：它可以容纳如此众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些特殊群体会“导致负荷过重，造成四分五裂，而且还常常引起政治上的僵持”。为了解决这几方面的矛盾，他主张“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不顾任何差别而是用于任何人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些显示出群体之间的相应区别（在需求方面、在补偿的理由方面、再要承担的负担方面）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并且根据这些情况进行分配。”（第320页）通过这些途径，贝尔实现了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传统观、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需求观、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公正观这三者完整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