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问责研究的热点聚焦及未来展望——基于CSSCI期刊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pdf

第 卷 第 期 年 月古 田 干 部 学 院 学 报 干部教育研究干部问责研究的热点聚焦及未来展望 基于 期刊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高建设 余 漫摘要：为总结干部问责研究的发展现状、热点聚焦及演化趋势，以 年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中的 期刊（含扩展版）的 篇干部问责主题文献为数据源，运用 文献计量分析工具，从文献结构特征和内容关联两个维度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干部问责主题文献数量从 年非典疫情问责后成为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高校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是干部问责研究的主力军；核心作者已具一定规模，但作者之间的合作还不够紧密。从关键词的词频、中介中心性和聚类特征等方面归纳了干部问责研究的主体和对象、类别和范围、实践成效与制度完善、问责与容错纠错的协同关系这 大热点主题，预测未来干部问责研究将会更加注重精准化、实效化、制度化以及与容错纠错协同推进。关键词：干部问责；期刊文献；知识图谱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在从严治吏。年非典疫情推动了行政问责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又推进了党内问责与行政问责的协同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继续强调要用好问责利器，凸显了党中央对干部问责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态度。国内学界围绕干部问责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相关成果丰富。对这些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客观总结其特点、趋势和薄弱之处，对于继续深化干部问责研究能提供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借鉴。大数据技术和计算机软件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发展，为系统梳理总结归纳学界对某一问题的研究演进及热点聚焦提供了技术支持，使得大样本、宽领域、长跨度的文献规律分析更加方便。文章运用 软件可视化计量分析工具，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中 世纪以来的有关干部问责主题文献进行全面分析，以期系统地梳理干部问责问题的研究现状和热点聚焦，并对未来趋势作出展望分析。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一）数据来源文章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在中国知网总库中将检索条件内的“主题”分别设置为“干部问责”“官员问责”“行政问责”“党内问责”“监察问责”，时间范围设定为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检索到相关主题文献分别有 篇、篇、篇、篇、篇。鉴于文献数量庞大且相当部分是非学术性文献，综合考虑文献的代表性和学术性等因素，在高级检索中将检索的范围限定在“学术期刊”，选 收收稿稿日日期期：基基金金项项目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干部容错纠错与执纪问责协同推进机制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作作者者简简介介：高建设，男，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省情舆情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党治理研究。余漫，女，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省情舆情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干部舆情研究。择“来源类别”为“”，按上述条件重新进行检索，分别得到相关文献 篇、篇、篇、篇、篇，再通过人工判别的方式将“本期导读”“国事要闻”等非学术类文献逐一删除后，以 格式将文献导出，对文献进行 格式转换并对重复文献进行清理去重，得到有效文献 篇，构成本研究的样本数据库。研究数据的检索日期为 年 月 日。（二）研究方法近年来，借助计算机软件的强大计算功能来对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已经成为社科界越来越流行的研究方法。借助软件工具不仅可以弥补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而且具有可视化的优点，能将某领域的研究动态以图谱形式展现，给读者非常直观的印象，因而广受欢迎。绘制知识图谱的计算机软件有、等多种。其中，是一款效率较高且国内学界运用较多的可视化计量工具，它综合了聚类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多维尺度分析等方法，可以显示一个学科或知识域在一定时期发展的趋势与动态，并通过可视化方式呈现知识图形和序列化知识谱系，便于发现某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本研究采用的是 新版本。二、干部问责研究现状的知识图谱（一）发文量的时序分布图 干部问责主题文献的发表数量时序图从发文量的变化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出某主题在某段时间内的研究热度变化情况，是衡量某主题在其所在学科内的发展态势的重要指标，对分析该主题的发展动态和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知网中类别来源为 期刊（含扩展版）的 篇干部问责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干部问责文献发表的时序图（见图）。从图 可以看出，在 年和 年中国知网的 来源期刊上没有与干部问责主题相关的文献，年和 年也各仅有 篇。张定淮、涂春光等从厉行官员问责制的角度探讨了责任政府的构建，可见，此时有关干部问责的研究还不算一个学术热点。年的非典疫情问责推动了行政问责研究的快速发展，自 年开始相关文献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到 年时达到一个顶峰，有 篇，此后有所回落。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又推动了党内问责与行政问责的并行发展，干部问责的研究领域更加宽广，年发文量重新回升。此后，学界对干部问责的研究持续关注，年发文量保持 篇之间，并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态势，这反映了干部问责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持续性的研究热点。（二）核心作者发文数量及其合作关系网络分析 刊评价体系是国内学界比较公认的学术评价体系，在 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作者在国内社科领域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刊作为一种学术评价标准，也基本上能够反映国内学界在社科领域内对某一主题的整体研究水平。核心作者是在某学科领域内有较高水平、较多科研成果的学者，通过对 刊发文量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某领域的核心作者及核心作者群体的整体情况。学界通常采用普赖斯定理来计算核心作者，其计算公式 。其中，表示核心作者应达到的发文量，结果需四舍五入只保留整数位；表示发文量最多的作者的发文量。根据对 篇干部问责相关主题文献的作者进行统计，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的吕永祥和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的王立峰，两者发文量都是 篇，并列第一。因此，取 ，算得，经四舍五入取整数，故可得到发文量 篇及以上的核心作者共 人，他们的发文总数为 篇（见表），占全部作者发文总量的。核心作者人数虽然不少，但稳定的核心作者群体仍未形成。古田干部学院学报 年第 期表 干部问责主题文献的核心作者及其发文情况发文量（篇）核心作者（人）核心作者发文量（篇）吕永祥（）、王立峰（）胡洪彬（）、宋涛（）、周亚越（）、伍洪杏（）、王春玺（）、张成立（）盛明科、谷志军等 人（）；王协舟、孟姝芳等 人（）；胡春艳、韩志明等 人（）通过 的 模块生成作者合作网络关系可视化图谱，可以清晰地反映核心作者群及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将时间范围设定为 年，时间切片设计为 年，提取标准为 ，得到作者及其合作关系网络图谱（见图）。图 干部问责主题文献的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图谱左上角显示了作者合作网络的整体状况，个节点之间共产生连线 条，网络密度为，说明学者之间的整体合作关系还不太紧密。图中作者名字字体及对应节点大小表示作者发文量的多少，名字字体及对应节点越大，表示发文量越多；名字字体及对应节点越小，表示发文量越少。名字之间的连线表示作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连线越多，表示合作越紧密。从图 中可以看出，在核心作者当中，吕永祥、王立峰、潘博、许玉镇、刘滨、盛明科、陈巍、张创新、赵蕾、蒋来用、陈元中、张贤明、范琳琳、姚靖等学者与他人存在一定的合作关系，但是以两两合作居多。辅以中国知网的“合作作者”关系图谱及对作者单位信息的分析可知，学者们的合作多数是建立在具有共同的学习经历或工作经历的基础上，如师生关系、学友关系、同事关系等，更多的是一种私人学术友情基础上的自主合作，而并非基于制度性的合作安排。其他核心作者则基本上是以“单打独斗”为主。（三）研究机构发文数量及其合作关系网络分析通过 的 模块对发文机构进行可视化，参数设定同上文提及的 模块，生成干部问责研究机构合作关系知识图谱（见图）。图谱左上角显示了发文机构合作网络的整体状况，个节点之间共产生连线 条，网络密度为，说明各研究机构之间有一定的合作，但合作并不算太紧密。图谱中机构的名称字体大小及其对应的节点大小表示各机构发文量的多少，机构名称字体及其对应节点越大，表示该机构发文量越多；反之，则越少。节点之间的连线越多，表示机构之间的合作越紧密；反之，则不够紧密。从图 可以看到，发文量居于前 位的机构分别是吉林大学（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篇）、武汉大学（篇）、复旦大学（篇）、中国人民大学（篇）、湘潭大学（篇）、北京师范大学（篇）、深圳大干部问责研究的热点聚焦及未来展望 基于 期刊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学（篇）、中国社会科学院（篇）、南京大学（篇）。这反映出 重点院校是研究干部问责的主力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党的“喉舌”与“智囊”机构在科研人数方面可能不及高校多，但发文量并不逊色，是研究干部问责的又一支重要力量。此外，湘潭大学、深圳大学等其他普通高校及部分地方党校等科研机构也有相当多的发文量，是构成干部问责研究队伍的第三支重要力量。图 干部问责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从机构合作关系上看，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深圳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发文量靠前的机构与其他机构之间都形成了一定的合作网络关系，但如前所述，这种合作多数是作者基于私人学术情谊基础上的跨机构自主合作，而并非基于机构之间的科研合作制度安排。事实上，在社科界领域中，高等院校、党校（行政学院）、社科院等研究机构之间跨系统的科研合作机制还比较缺乏。三、干部问责研究的热点聚焦研究热点是指某段时间内若干论文所共同探讨研究的主题或问题，关键词是论文核心内容的简洁精练表达，因此，在某一研究领域中如果某个关键词在众多文献中都反复出现，则说明该关键词所表征的研究主题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所以，对关键词的词频和聚类分析能较好地把握某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是文献计量研究的重要方法。借助 软件能对文献关键词进行词频、中介中心性、聚类等方面运算，并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将其内部结构关系用图谱的方式进行展示。（一）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是认识概念之间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能够直观地揭示某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趋势等规律。关键词共现分析常采用图谱和指标值两种方式。通过 软件的 模块对干部问责主题文献进行关键词可视化分析，生成关键词聚类图谱和词频、中介中心性数据表（见图 和表），从而可以对干部问责研究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图 是干部问责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共有 个节点，条连线，网络密度为。图中关键词节点及其对应字体的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次高低，节点及其对应的字体越大则表示频次越高；反之，则越低。关键词之间的连线表示关键词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连线越多则表示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反之，则越不紧密。从图 容易看出，“行政问责”“问责”“问责制”“问责制度”“责任政府”“基层干部”“党内法规”等关键词的节点及其对应的字体较大，非常直观地反映了干部问责问题中的党政对象、责任追究、基层场域等显著聚焦的研究热点。古田干部学院学报 年第 期图 干部问责主题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对关键词重要性的进一步分析通常是通过词频和中介中心性这两个指标进行。词频是一个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它是关键词重要性在量的方面的体现，而中介中心性是一个关键词担任其他两个关键词之间的中介“桥梁”的频次，它是关键词重要性在“做媒介”方面的体现。某个关键词的词频和中介中心性越高，代表这个关键词被学界关注和使用得越多，所以，“高频次及高中介中心性的关键词能够反映一个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动向”。表 列出了词频排名前 位的热点关键词。在这 个热点关键词当中，排名前 的关键词分别为“行政问责”“问责”“问责制”“问责制度”“责任政府”，它们的词频分别为、，这显然与 年因非典疫情掀起的行政问责风暴高度相关，行政问责是 世纪以来加强干部问责制的开端。排名在 至 名的关键词则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基层治理场域、党内问责与行政问责协同推进、执纪问责与容错纠错紧密相连、问责的程序化和法治化、纠治避责和为官不为等研究热点。从中介中心性的指标值来看，中介中心性达到或超过（是中介中心性较强的门槛值）的关键词有“行政问责”“问责”“问责制”“问责制度”“党内问责”这 个，其中介中心性分别为、，这显示出了“行政问责”在干部问责研究中是位处最中心的关键词；党内问责研究虽然比行政问责研究起步要晚些，但是“党内问责”也已经成为干部问责研究的一个重要枢纽型的关键词。总体而言，这些词频和中介中心性排名靠前的关键词共同反映了国内学界对干部问责问题研究的基本图景。表 干部问责问题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及其中介中心性序号关键词词频中心性序号关键词词频中心性行政问责容错机制问责领导干部问责制问责程序问责制度容错纠错责任政府对策基层干部法治党内问责避责问责机制为官不为政治责任异体问责党内法规法治化干部问责研究的热点聚焦及未来展望 基于 期刊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 （二）关键词聚类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是依靠 软件的计算智能识别功能把同义、近义或词义关系紧密的关键词归入同一类团，以便更好地观察关键词内部结构关系和整体轮廓。与关键词共现分析对比而言，聚类分析的功能在于突显关键词的内部若干聚集性特征，从而进一步分析某研究主题的热点特征，在本质上类似于统计学中的“统计分组”功能。判断关键词聚类图谱显著性和效果常用模块值（，以下简称 值）和平均轮廓值（，以下简称 值）两个指标。值、值的取值范围均为，区间内，数据越大，表示效果越理想。其中，值大于 时，就表示聚类结构显著；值大于 时，表示聚类合理，大于图 干部问责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 时表示聚类有令人信服的高效率。在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基础上，采用 算法生成干部问责的聚类图谱（见图），以进一步分析干部问责研究的热点聚焦。从图 可以看到，总共形成了 个关系紧密的聚类，值为，值为，说明聚类效果理想，有较高的置信水平。这 个聚类分别是 行政问责、问责体系、问责官员、问责制度、政治责任、党内问责、问责程序、避责、领导干部、问责型治理、容错纠错。根据图 中的 个聚类所包含的关键词并结合各聚类内代表性文献观点，可以将干部问责的研究热点进一步聚焦为 个方面：问责主体和对象、问责类别和范围、问责实践成效与制度完善、问责与容错纠错的协同关系。问责主体和对象完整的问责制通常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客体（对象）、问责依据、问责程序、问责结果及其运用、问责反馈及制度修正等要素。在这些要素当中，“问责主体是一个关键的变量”，问责主体的积极性和公正性是保证问责效果的首要因素，问责主体的类型及相应机制建设事关问责的广度和深度。在我国现行体制下，问责主体包括党委（党组）、纪委、监委以及党的工作机关等，不过，这种问责主体之间关系的复杂化，容易形成相互掣肘，导致问责中出现“缺位”或“越位”现象。从国际发展潮流看，异体问责、多元问责是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有利于国家权力机关、政党组织、社会民众等问责主体充分行使问责权力，防止“内卷化”。因此，应重视“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外部化”机制建设，应加强党委（党组）、纪委、监委、人大、司法机关、民主党派、新闻媒体等各类问责主体的建设。社会公众也应当是问责主体之一。当然，“多元化”“异体化”并不是解决问责问题的“万能药”，“无论是同体问责还是异体问责，都面临着制度虚置和行动者缺席的问题”，“必须要寻找激励行动者的方法，激活潜在的问责者”。关于问责对象的确定，从广义来讲，问责是对一切行使公权力的组织和个人的违法违规用权行为或是有损公权力形象的其他不恰当行为追究责任和进行相应处罚的手段，其目的是纠治当事者不当行为和警示教育其他公权力行使者；从狭义来讲，问责对象虽涵盖了各级党政机关组织及基层自治组织、事业性组织等单位的各类成员，但重点是针对作为“关键少数”的主要负责人。当前，上下各层级之间、同级的不同部门之间权限和职责划分并不完全精准，因此，一旦出现问责情形，到底应该追究哪一层级、哪些部门、哪些个人，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容易出现“问责一般干部代替问责领导干部，以问责现任领导干部代替问责时任领导干部”“以问责下级组织代替问责上级组织、以问责属地机关代替问责垂直管理部门”等问题，属地管理是导致此类问题频发的一个重要根源。此外，问责还容易受媒体、舆论、社会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扩大化现象。虽然党纪政规都赋予了问责对象申诉的权利，但在“上问下责”的单向性问责路径下，被问责的干部即使申辩也难以获得成功。问责类别和范围党的十八大之前，干部问责的主要形式是行政问责，此时党内问责还处于比较宏观和模糊的状态。我国行政问责起源于 年“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受到免职或政纪处分。但真正促进古田干部学院学报 年第 期行政问责快速发展的是 年非典疫情引发的行政问责。同年 月，长沙市政府颁布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的通知（长政发 号），明确问责对象为“现任市政府领导，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和各县（市、区）政府的行政主要负责人”，开启了地方行政问责的先河。此后，行政问责的理论和地方实践均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而在党内问责方面，党章虽然对党员干部的责任和义务都有规定，但由于党的根本大法的全局性、宏观性等特点，并未对违规违纪的党员干部作出具体的责任追究程序和操作办法，其他的党内问责法规也比较缺乏，所以，当时的党内问责仍然停留在较为笼统的实践探索层面。党的十八大后，党内问责从模糊走向清晰，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务虚走向务实。党章的修改完善强化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等多项党内法规密集出台，使党内问责制度在规则细化上、操作程序上日臻完善。与此同时，行政问责也逐步实现了由同体问责为主体向异体问责为主的转变。年行政机关单独问责为 件，而 年则降为 件。监察机构的设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诞生使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进入到了新的阶段。以监察外部问责为主、行政机关内部问责为辅的“分层式”行政问责模式逐步发展成常态。当然，目前这种“分层式”行政问责模式的法治化程度依然不足，“符合问责属性的责任承担体系尚未建立”。在党内问责和行政问责的关系上，形成了以党内问责和监察问责为主，行政机关内部问责为辅的形式转变。虽然党内问责和行政问责的制度体系都逐步建立和完善，但在问责的范围和标准界定上仍存在规定不够翔实的方面。这给问责实践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为“问责中责任认定是责任追究的前提，而责任认定就是要明确具体的责任归属和范畴”。由于问责范围和标准的不明确，各地政策实践中，因问责事由泛化、虚化而导致的问责对象错位、问责目标偏位、问责结果简单化等案例有不少；因问责范围和标准界定不明确而导致问责尺度把握上畸轻畸重现象也并不鲜见；重官意轻民意、重副职轻正职、重执行轻决策、重有错轻无为等问题突出。未来仍需对问责的范围和标准界定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问责实践成效与制度完善从 年非典疫情引发的行政问责算起，我国的干部问责制度已有 年的实践发展，经历了以行政问责为主，到党内问责与行政问责协同发展的转变；从以行政机关内部同体问责为主到以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二元异体问责为主、行政机关内部问责相配合的整体架构转变。党内问责和监察问责成为常态化，行政机关内部单独问责呈现明显的减少趋势。年的干部问责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的协调发展使问责主体更加多元；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原则指导下问责针对性更加强化，有力加强了对“关键少数”的监督；党内法规和监察法规的密集出台使问责程序更加规范严谨。但是，各地在问责实践中也暴露了不少短板和问题。无论是最初的行政机关内部问责，还是后来居上的党内问责和行政监察问责，都存在“问责权责不相匹配、问责主体缺乏约束、问责对象难以界定、问责边界把握不准、问责过程不够规范”等问题，“甩锅”与“背锅”现象并存，重责轻问、轻责重问、无辜被问等问责偏差与异化现象时有发生。在党内问责、监察问责、行政机关内部问责的相互关系上，也存在一定的交叉和重复，党纪处分、政务处分与组织处理的衔接机制仍不十分通畅。在问责干部的复出方面，还存在复出条件不透明、程序不规范、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容易引发公众的信任危机。因此，未来干部问责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重点应围绕明确责任清单、创新检查考核、规范问责程序、协同推进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来进一步扭转问责实践的偏差和异化行为，在问责要素层面需要做好问责主体精细分工、问责对象精准认定、问责情形精准设定和问责方式精准刻度等工作，进一步健全干部问责体系，解决好干部问责“最后一公里”问题；需要进一步提升问责理念，让“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需要进一步协调好监察机关与各级党委、政府之间的关系，加强党内问责与行政问责之间的制度衔接；需要进一步发挥好各级人大、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主体的监督问责作用；需要在复出的条件、程序、信息公开等方面进一步增加透明度。问责与容错纠错的协同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内问责与行政问责的协同推进在促进广大党员干部转变工作干部问责研究的热点聚焦及未来展望 基于 期刊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作风，营造健康向上、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地方政府在问责实践中也出现了问责随意化、扩大化、简单化的问题，这些问责异化问题不仅损害了问责机制的科学性、权威性、严肃性，而且直接诱发了干部群体的心理挫败感和“怕而不为”的心理顾虑。上级的强力问责、督查技术的刚性压力，基层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倒逼基层干部采取各种措施避责，导致了形式主义的加剧和干部权威的流失，地方干部的行为趋势出现了从邀功到避责的明显转变。为了消除干部的思想顾虑，鼓励广大干部敢担当、敢作为的干事创业热情，习近平总书记 年 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专门强调了问责中要把握好“三个区分开来”的指导原则，这成为党政实践部门学习和领会中央有关干部容错纠错精神的总指导思想。地方党政部门积极响应和贯彻落实，容错纠错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干部“怕而不为”的思想顾虑，有效激发了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然而，由于干部容错问题的复杂性和实践时间不长，许多地方实践部门的容错纠错机制还很不健全，存在刚性问责与柔性容错的结构性矛盾，部分地方在容错纠错政策的把握和操作上还存在一些偏差，导致容错机制“在政策文本与实践应用之间出现了脱嵌”，造成了制度性的“局部空转”，因此，应在事业为上、实事求是、依纪依法、容纠并举的原则基础上，结合干部的主观动机、客观条件、程序规范、性质程度、后果影响、挽回损失等因素综合评判容与不容，并且还需完善正面清单、负面清单、考核评价机制、澄清保护机制等系列制度，构建完整的容错纠错制度链条。此外，健全相关的法律体系，构建自上而下科学有效、系统完整的容错机制；协调好容错纠错与执纪问责的制度关系；引导公众参与，提高容错纠错机制的公信力；严格界定容错纠错机制的适用条件和禁用情形，避免“该容不容”和“容错变纵容”。四、干部问责研究的演进趋势（一）关键词时间线聚类分析关键词时间线聚类分析能够反映同一条时间线上每个聚类标签的关键词变化以及关键节点之间的联系，从而可以观察该研究主题的发展脉络及未来发展趋势（见图）。图谱中关键词节点及其对应字体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多少，节点圆圈颜色种类的多少代表关键词持续的时间长短，关键词之间的连线代表关键词之间存在的联系，连线越多的关键词表示其与其他关键词的关系越紧密。最上面一行阿拉伯数字是年份，对应着各关键词出现的时间；最右边一栏从上到下对应的是 个聚类的编号及其名称（行政问责、问责体系、问责官员、问责制度、政治责任、党内问责、问责程序、避责、领导干部、问责型治理、容错纠错）。个聚类及其主要关键词出现和持续的时间非常直观地反映了各个时段围绕干部容错主题的不同研究视角和热点。图 干部问责主题文献关键词聚类的时间线图谱古田干部学院学报 年第 期一是干部问责研究热潮的兴起。年非典疫情事件开启了以问责为特征的干部管理新模式，学界迅速作出了积极的学理响应，干部问责成为政治学、管理学、行政学、法学等多门学科的共同热点议题，“行政问责”“问责”“问责制”“问责制度”“责任政府”等迅速成为干部问责研究的热点关键词，并对后续的相关研究形成了引领和扩散效应。二是关注干部问责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年“瓮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多起重大事件的问责和 年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推动了干部问责研究的深化，“异体问责”“无为问责”“问责文化”“复出机制”“问责机制”“法治化”“权力制约”等成为新的关注点，学界对干部问责的研究朝着制度化、法治化的方向拓展。三是党内问责、基层干部、容错纠错等成为新的热点主题。年的“三个区分开来”的提出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发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出台，党内问责和监察问责成为干部问责的主要方式。“党内问责”“基层干部”“容错纠错”“容错机制”“国家治理”“精准问责”“避责”“基层治理”“正向激励”等热点关键词先后出现，显示了问责的方式由行政机关内部问责向党内问责和监察问责转变；问责重心上由注重政治和社会影响层面向政治责任和问责绩效都注重的方向转变；问责的事由由重大事件向常态化转变；问责的对象由“关键少数”向全员化转变。干部问责制的发展历程体现了由舆论应对式向精准化转变，注重容错纠错，注重干部正向激励，注重问责成效的深刻制度创新过程。（二）关键词突现分析 软件通过关键词突现检测功能（）可以统计出某个时段内词频增长迅速或消退迅速的关键词，据此能清晰反映某研究主题的热点关键词及其变化趋势。通过突现关键词的可视化图谱容易分析出该主题的热点关键词的变化规律，并对未来的研究重点和发展趋势进行相应的预测。通过 软件的关键词突现检测功能得到 年 期刊中干部问责主题相关文献的关键词突现图谱（见图）。图 中共有六栏，第一栏是关键词的名称，第二栏是关键词出现的时间，第三栏是关键词的强度，第四栏是关键词突然快速增加（成为热点关键词）的开始时间，第五栏是关键词突然快速消退的时间，第六栏是关键词保持热度的持续时间。图 干部问责主题文献的关键词突现图谱从热点关键词的出现和消退时间来看，干部问责研究在党的十九大前后具有两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党的十九大之前，学界有关干部问责的研究热点关键词先后有“问责制度”“异体问责”“行政问责”“责任政府”“问责制”“官员”等，显示了理论界关注的重点在行政问责场域、责任政府的构建、异体问责的探索和问责制度的完善这些方面。党的十九大以后则先后出现了“问责”“基层干部”“容错纠错”“新时代”“容错机制”“担当作为”“党内问责”“党内法规”“精准问责”等众多热点关键词，多数热点关键词的热度持续时间在 年或 年以上，其中，“基层干部”“容错机制”“党内问责”“党内法规”“精准问责”等关键词的热度持续至今仍未消退，显示了干部问责更加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更加聚焦党员干部，更加重视基层场域，更加重视问责的精准性和实效性的演变趋势。从关键词的突现强度看，“党内问责”（）、“行政问责”（）、“基层干部”（）位列前三甲，说明了干部问责研究无论如何演变，其中心主题仍然是围绕党内问责和行政问责两大类别、基层干部这个主场域来进行。紧跟其后的是“容错纠错”（）和“问责制度”（）这两个关键词，这显示了干部问责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必需将问责与容错协同起来考虑，用系统思维方法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接下来的“党内法规”（）、“责任政府”（）、“精准问责”（）、“异体问责”（）等热点关键词正是这种系统思维方法在问责实践和制度完善方面的直接反映。干部问责研究的热点聚焦及未来展望 基于 期刊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五、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一）研究结论文章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 年间 期刊中的 篇干部问责主题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 文献计量分析工具，对我国干部问责研究的发展现状、热点聚焦及未来趋势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研究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从研究的发展趋势看，年非典疫情中出现的问责是推动干部问责研究的最初动力（外部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又成为推动干部问责的制度动力（内部动力），并推动着干部问责由行政问责为主发展为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为主，行政机关内部问责相配合的模式。作者发文量在 年达到顶峰（篇），此后略有下降，呈现波浪式的变化，但核心作者的研究热情不减，研究内涵越来越深化。第二，从核心作者与主要发文机构的合作关系来看，干部问责研究的核心作者达到了 人的规模，发文量靠前的机构以 重点院校、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为主，当然，其他高校和地方党校、地方社科研究机构中也不乏贡献突出者。但无论是核心作者之间，还是主要发文机构之间，都存在合作不够紧密的问题，即使有合作，也以自发的两两合作关系居多。第三，基于关键词聚类图谱和各聚类内代表性文献的阅读分析，本文在 个关键词聚类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出了干部问责研究的 大热点板块，分别是问责主体和对象、问责类别和范围、问责实践成效与制度完善、问责与容错纠错的协同关系。重点剖析了学界对问责实践中存在的问责主体缺乏约束、问责标准不明晰、问责对象错位、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结果简单化等问题的理论反思，以及对进一步厘清权责关系、明确责任清单、规范问责程序、协同推进容错纠错与执纪问责等问题的政策建议。第四，基于关键词聚类的时间线图谱和突现词图谱的可视化分析，文章梳理了干部问责研究的发展现状和演进态势，归纳了干部问责研究由行政问责向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转变的过程和特点，归纳了问责研究有朝着精准化、制度化方向拓展，并注重问责与容错纠错协同推进，注重正向激励和防范避责的方向深化拓展的趋势，相信对未来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二）未来展望第一，在研究内容上，关注干部问责的制度化与实效化，关注干部的避责成因与正向激励，注重问责与容错纠错的协同化将是该领域未来较长时期内的重点研究方向。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把握问责的精准性，防范因问责而导致的避责和为官不为，更加重视基层治理场域等也仍将是未来一个时期内干部问责研究的热点。相信学界的研究仍将朝此方向不断深化拓展。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应当更重视量化研究和案例研究。目前已有的干部问责研究文献大多数以定性研究和思辨研究为主，量化性研究和案例研究偏少。虽有少数学者在研究中采取了量化方法和案例方法，但整体上看案例研究和量化研究偏少。未来还应增加对各地问责案例的总结分析，并对干部问责标准的细化提供更多的经验案例和量化理论支撑。第三，在合作关系上，还应加强科研机构之间的制度性战略合作安排，不仅是同系统的研究机构之间要加强合作，跨系统的研究机构之间也应加强合作。干部问责研究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重要问题，高校系统和社科院系统在理论构建和学理分析方面具有优势，而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则与党政等实践部门联系更紧密，在调查研究和案例总结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通过设立一些大型课题项目，加强不同机构之间的横向跨界合作，形成联合攻关，有利于打破学者们依靠私人学术友情进行合作的“势单力薄”局面，形成制度性的学术协作和协同创新优势，取得 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期刊虽是国内学界认可度较高的期刊评价体系，但不一定能反映某一主题的研究全貌。就干部问责这一研究主题来看，有关干部问责的效果评价以及权力规范约束的制度建设等内容，学界还有许多重要成果并未包括在本文的样本数据库内，但它们也是干部问责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干部问责主题研究未来应持续深化拓展的重要方面。古田干部学院学报 年第 期注释：从学界关注到学术成果发表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普赖斯定律的判断标准为：核心作者群体发文总量需达全部作者论文总量的 以上时才可算得上该领域形成了核心作者群。参考文献：，（）：邱均平，沈恝谌，宋艳辉近十年国内外计量经济学研究进展与趋势 基于 的可视化对比研究现代情报，（）：张定淮，涂春光论责任政府及其重建机制中国行政管理，（）：丁学东文献计量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傅柱，王曰芬，陈必坤国内外知识流研究热点：基于词频的统计分析图书馆学研究，（）：李杰，陈超美 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第三版）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袁莉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现状及热点问题 基于 软件可视化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陈悦，陈超美，胡志刚，等引文空间原理分析与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韩志明制度的虚置与行动者的缺席 基于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问题的分析天津社会科学，（）：张成立，张西勇监察法视域下党政干部问责制度的完善山东社会科学，（）：赵聚军，张昊辰被动担责与集体共谋：基层官员问责应对策略的类型学考察江苏社会科学，（）：李华胤民众问责驱动基层干部有效回应的机理与类型 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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