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学》公共关系的历史与发展.docx

一、古代时期-公共关系思想的萌芽
公共关系学理论的历史大约只有100年。但公共关系思想及类似于公共关系的活动,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古代社会都可以找到影子。可以说,古代时期是公共关系思想的萌芽时期。
考古学家发现,远在公元前1800年伊拉克的一种农业公告,很有点像现代社会某些农业组织公共关系部的宣传资料,它告诉农民如何播种、灌溉,如何对付危害庄稼的老鼠,如何收获庄稼等。
在古希腊,社会对于沟通技术非常重视,并对从事这门技术的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和奖酬，有些深谙沟通学问的第一流演说家常常被推为首领。此外,那些参加国家最高统治者竞选的人们，大多是一些擅长言辞及在学识上享有较高声望的诡辩学者们,善于对自己的功德、业绩和才能大肆吹捧和赞扬,以争取选民。比如,古罗马儒略·凯撒能登上独裁者的宝座,那本记载着他的功绩的纪实著作《高卢战记》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本书被公共关系同业公会主席李利·比诺称为“第一流的公共关系著作”。希腊人认为,较强的修辞能力是参与政治过程的基本条件之一,因为政治家与公众之间的桥梁是靠修辞来架筑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经典著作《修辞学》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修辞的艺术,即如何运用语言来影响听众的思想和行为的艺术。因此西方公共关系学界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堪称最早问世的公共关系学的理论书籍。
在我国古代的政治活动、外交活动和军事活动中,亦有许多类似于公共关系活动的成功范例。合纵家苏秦,奔波于山东六国,运用游说手段,来影响公众和社会舆论,以对付秦国的吞并。连横家张仪,则四处交游,离间各国,以社会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战国时期的君子士大夫手下常常有许多幕僚策士,善于四处游说,帮助统治者争取民心或动摇敌心。战国的孟尝君礼贤下士,门下食客三千,其中有一个叫冯谖,在受命出巡的时候擅自将孟尝君在某一领地的全部债卷付之一炬,以收买人心,后来孟尝君在政治上失意,落荒而逃,正是这一领地上的人民收留了他,使他能够休养生息,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从现代公共关系的意义上说,冯谖预测到孟尝君的政治危机,深谋远虑地为他作了“公共关系投资”。
春秋时期郑国“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也包涵着典型的公共关系思想。对于乡人聚会议政的乡校,然明主张毁掉,子产不同意,他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子产把乡校作为获取群众议论政事反馈信息的场所,而且注意根据来自公众的意见,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子产执政后,重视听取百姓的议论,还把刑书铸在鼎上公告于世,努力疏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颇得百姓的爱戴,从而使郑国强盛起来。
卧薪尝胆10年后出兵伐吴、报仇复国的越王勾践,行军到了郊外时,遇见一只好像发怒的大青蛙,就立即停下来,手扶车前横木,站起身来向它致敬。众人不解其意,勾践说:“我看这只发怒的青蛙,就像一位渴望战斗的勇士,因此对它十分敬佩。”全军上下得知此事后,深受感动,纷纷表示:“大王如此尊敬怒蛙,我等受大王数年培养,难道不如一只青蛙吗?”于是,将士们互相劝勉,士气倍增,奋勇杀敌,终于攻灭了吴国。从现代公共关系的眼光看来,勾践运用“激励的理论”来搞好内部公共关系,使全军上下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从而达到了同仇敌忾、克敌制胜的目的。
在古代中国的经济生活中,这种例证也是很多的。比如,酒店门前挑出一面旗帜,上书“酒”字以招徕顾客,这类似于今天的广告宣传。有的店铺招牌上写着“百年老店”等字样,目的就是让人们知道这家店牌子老、信誉好。许多商店常用“如假包换”、“童叟无欺”来说明经营作风正派,公平诚实,以赢得顾客的信任。近代史上的商业名城广州,类似于今天公共关系的活动更为频繁,也更为典型。广州市民沿习至今的饮茶风俗,最初就是为了适应商业行业间沟通语言、洽谈生意、协调共同利益的需要形成的。旧日的广州茶楼一直是人们互通信息、洽谈业务、密切同行间关系的重要场所。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的历史上,都可以找到大量类似现代公共关系的思想和活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仅仅是“类似”而已。美国19世纪中叶风行的报刊宣传活动,可以说是公共关系的发端时期,其代表人物是巴纳姆(PhinesT.Barnum )。

二、巴纳姆时期-神话与欺骗
19 世纪中叶在美国风行的报刊宣传活动,被认为是现代公共关系业的前身。当时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叫巴纳姆,故将公共关系发展史的这一段时期称为巴纳姆时期。
报刊宣传活动,是指一个组织为了自身的目的和利益,雇佣报刊宣传员在报刊上进行宣传活动,以制造舆论,扩大影响。
19世纪30年代,美国报界掀起了一场“便士报”运动,即报纸以低廉的价格和通俗的内容去争取大量的读者,使报纸完成了大众化、通俗化的飞跃。从此,价格低廉、以大众为读者对象的报刊大量出版发行。由于这种报纸售价低,一般劳动大众都买得起,因此报纸发行量大增,随即广告费也迅速上涨。有些公司、组织为了省下广告费,便雇佣专门的人员来制造煽动性新闻,制造关于自己的神话,以此来扩大影响。报纸则为了迎合下层读者的阅读心理,也乐于接受发表。这样两相配合,就出现了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报刊宣传活动。这为那些总欲宣传自己,为自己制造神话的公司、组织提供了便利条件。
各公司、组织所雇佣的报刊宣传员的任务,主要是编造离奇的故事以引起公众的好奇和对自己的注意。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巴纳姆。巴纳姆是美国最善于创新和最受人赞赏的游艺节目演出经理人,他曾制造过一个关于黑人女奴海斯在100年前曾养育过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神话。这一“新闻”引起了美国社会的轰动。巴纳姆又乘势使用不同笔名向报纸寄去“读者来信”,人为地引起一场讨论。有的来信说,巴纳姆的所谓海斯的故事是个骗局;有的来信说，巴纳姆发现了海斯是一大功劳。巴纳姆说,只要报纸上没有把他的名字拼错,随便怎么说他都无妨。海斯死后,对她的尸体解剖表明,海斯只不过80岁左右,并非巴纳姆所说的161岁。对此巴纳姆厚颜无耻地表示深感震惊,还说他本人也受了骗。其实作为这场骗局的策划者,他是大大获利了。他达到了自己真正的目的:每周可从那些希望一睹海斯风采的美国人那里获得1500美元的门票收入。巴纳姆的信条是“凡宣传皆好事”。为了使自己和公司扬名,置公众利益于不顾任意编造谎言和神话,利用新闻媒介愚弄公众,是该时期的显著特点。
当时，这种或把新闻媒介视为异己,或利用新闻媒介愚弄公众的现象,引起了新闻媒介的不满,报纸杂志率先刊载揭露实业界那些强盗大王的恶劣丑闻。据统计,1903年至1912年的10年间，有20 000多篇揭丑文章发表,同时还有社论和漫画,形成了美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清垃:运动"(又称为“扒粪运动”、“揭丑运动”)。
在“清垃圾运动”的冲击下,企业家们按自己的企图建成的一个个独立封闭的企业“象牙塔”摇摇欲坠。为求得生存与发展,他们被迫从修建“象牙塔”逐渐转向提高企业的透明度,开始修建"玻璃屋”。
比如，当时以经营炸药起家的杜邦公司,原先对外采取封锁消息的态度,对于公司发生的爆炸事件，一律不让记者采访报导。但大道不传小道传,社会上对杜邦公司的谣言愈来愈多,甚至在社会公众中形成了一个很可怕的印象:杜邦--杀人。为此，杜邦十分苦恼,对他的一位在报界工作的挚友诉说自己因得不到公众信任而烦恼不堪。这位报界人士建议他实行门户开放,遇事干脆让记者将真相告诉大家,这才是制止谣言的最好办法。杜邦接受了他的建议,并请他到公司担任新闻局长。公司改变了原来的做法,不仅对事故进行报道,而且经常注意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他们的口号是:“化学工业能使你生活更美好!"这一努力,矫正了过去各种爆炸事件给杜邦公司造成的坏形象。
“清垃圾运动”的冲击,使工商企业意识到了取悦舆论的重要性,于是杜邦公司这种作法逐渐流行起来了。许多企业开始聘请懂行的人专门从事改善与新闻界关系的工作,这种人被称为“新闻代理人”,他们专门为其委托人做宣传,在新闻媒介之间进行游说,经常与报界联系,邀请记者到企业参观采访,或为公司的政策作解释和辩护等。
从此,企业和外界的隔绝消除了,“象牙塔"被“玻璃屋”取代,企业的透明度大大增加。不过,早期的新闻代理活动仍然免不了存在大吹大擂、搪塞了事、混淆视听和隐瞒欺骗的弊端。
此时,有一个人开始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他就是被后人誉为公共关系之父的艾维·李(Ivy Lee,1877--1934)。
三、艾维·李时期-公共关系职业化
艾维·李,是美国佐治亚州一个牧师的儿子,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曾就学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他早期受雇于美国报业大王斯特的《纽约世界报》当记者。1903年,他开办了第一家宣传顾问事务所,成为向客户提供劳务而收取费用的第一个职业公共关系人。现代公共关系职业化由此发端。该事务所一成立,就生意兴隆,顾客盈门。其客户包括当时美国许多最大的企业,乃至纽约市市长塞思·洛。
1906年,艾维·李向新闻界发表了著名的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原则宣言》,全面阐明了他的事务所的宗旨:“我们的计划,是代表企业单位及公众组织,对与公众有影响且为公众乐闻的课题,向报界和公众提供迅速而准确的消息。”这就是所谓企业管理的“门户开放原则”,反映了他的信条:“公众必须被告知。”他认为:一家公司、一个组织要获得好的声誉,就必须把真情告诉公众;如果真情的披露对公司、对组织不利,那么就应该调整公司或组织的行为;企业及其员工和社会关系的紧张摩擦,主要是由于企业管理人员采取保守秘密的做法,妨碍了意见和消息的充分沟通。另一方面,他积极协助企业管理人员改革旧的政策和做法,尤其是改善对待员工和公众的态度,使企业的一言一行迎合公众和新闻媒介的要求。他先后被多家巨型公司,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宾州铁路公司,无烟煤公司等聘请,处理劳动纠纷和社会摩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在艾维·李的推动下,工商企业开始改变对待公众的态度。部分企业家开始意识到,与公众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企业的兴衰成败,必须采取门户开放的开明经营态度和方式,与员工和社会保持良好的联系。
艾维·李作为公共关系之父,不仅首创了公共关系这一专门职业,而且,他提出的“说真话”“公众必须被告知”的命题将公共利益与诚实带进了公共关系的领域,使公共关系这门学科从对一些简单问题的探讨上升为探求带有某些规律性的原则和方法,大大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艾维·李的咨询指导主要还是凭经验和直感而进行的,缺乏对公众舆论的严密、大量的科学调查。因此,有人批评艾维李的公共关系咨询只有艺术性而无科学性。但无论如何,艾维·李作为公共关系职业的先驱者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

四、爱德华·伯尼斯时期一公共关系学科化
公共关系职业化的发展,促进了公共关系由简单零碎的活动上升为较系统完整的专业活动，并逐渐形成了公共关系的原则与方法,使公共关系自立于学科之林,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条件已经成熟。美国学者爱德华·伯尼斯就是公共关系学科化的一名旗手。
出身维也纳的奥地利裔美国人爱德华·伯尼斯(Edward L.Bernays)是著名心理学泰斗弗洛伊德的外甥。1923年,他以教授的身份首次在纽约大学讲授公共关系课程,同年出版了被称为公共关系理论发展史的“第一个里程碑”的专著--《公众舆论的形成》。在书中,爱德华·伯尼斯首先详尽阐述了“公共关系咨询”这一概念,而且提出了公共关系的原则、实务方法和职业道德守则等。1928年,他写出《舆论》一书;1952年,他又出版了《公共关系学》教科书。
爱德华·伯尼斯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把公共关系学理论从新闻传播领域中分离出来,并对公共关系的原理与方法进行较系统的研究,使之系统化、完整化,最终成为一门独立完整的新兴学科。爱德华·伯尼斯不仅是一位公共关系理论家,同时又是一位公共关系的实践家。他与妻子合作进行公共关系咨询,接受过多位美国总统和实业界巨头的委托,运用公共关系实务成功地帮助他们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有人评价道:“他同公共关系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并且考虑得更深远、更全面。”爱德华·伯尼斯在理论上做出的贡献,对于公共关系学科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的意义。
爱德华·伯尼斯公共关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提出的“投公众所好”的主张。他认为,在一定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劝说活动有着巨大的威力,因而他非常注重运用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
继爱德华·伯尼斯之后,1937年,雷克斯·哈罗博士在斯坦福大学开设公共关系课程。1947年,波士顿大学成立了第一所公共关系学院,培养公共关系学士及硕士。许多公共关系的论著也相继出版。1952年,美国的卡特利普和森特俩人出版了他们的权威性的公共关系专著《有效的公共关系》,论述了“双向对称”的公共关系模式,在公共关系的目标上将组织和公众的利益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方法上坚持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传播与沟通。此书不断再版,成为公共关系的畅销书,在美国被誉为“公共关系的圣经”,使该书的作者成为享有声望的理论权威。
至此,公共关系正式进入学科化阶段。一门充满时代特征的、具有强大实用性的新兴学科以其崭新的身姿崛起于学科之林中。
1998年,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公共关系学者詹姆斯·格鲁尼格(James E. Grunig)教授主持的“卓越公共关系和传播管理”的课题研究已接近尾声,“卓越研究”衡量测定卓越公共关系和传播管理的程度,其分布在涉及卓越传播的三个层次里,并有包容性。首先是传播核心层,即传播部门的知识基础。其次是知识核心层,指高级传播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对传播功能和作用的共识。再次是文化核心层,即组织文化,一个组织的文化提供了培育或抑制卓越传播的更大背景。他认为一个成熟职业的最重要特征即它是建立在一个知识体系之上的,这个知识体系部分基于从业人员的经验,但更重要的是基于科学的学术研究。公共关系这样一种职业的教育,应该建立在源于研究和经验的知识体系之上。公共关系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组织了解其行动对所有重要公众利益的影响,并因此制定更好的决策。
格鲁尼格教授研究了卓越公共关系和传播管理理论的全球化问题,提出了“普遍原则,特殊运用”的公共关系全球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各国的公共关系实践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卓越公共关系和传播管理的主要原则具有普遍性,它们适用于各种文化、政治和经济体制。但在另一方面,这些原则在各个国家的具体运用中应有所不同。这理论的体现就是:“放眼全球,立足本地”。

五、公共关系在我国的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初传进我国,首先以一种实践的形态被认识和应用,随之作为一门学科和专业逐步得到认可和发展。1983年,国内的企事业单位开始出现公共关系的职能部门;1985年,国内的大学开始设置公共关系课程或专业;1986年开始逐步建立起各省市的公共关系社团组织;1987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标志着公共关系在国内已得到正式的确认和接受;1991年成立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标志着中国的公共关系与国际接轨。在后来的20年的时间里,公共关系在中国呈现出职能化、行业化、学科化、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趋势,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与现实发展的需要。
首先,公共关系适应了对外开放的需要。对外开放需要加强中国与世界的双向沟通,一方面了解世界,引进对我国建设和发展有利的物质、技术和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向外部世界传播自己，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理解和好感。对外开放使我国组织的政策、行为、产品、人员等处在与外部世界的比较、评价之中,形象管理的问题日益突出,需要加强组织及人员的公共关系意识和形象管理。对外开放打破了自我封闭的体系,许多组织和人员直接进入国际沟通交往的大环境,需要调整不适应的交往观念和行为,学会按照国际惯例规范自己的行为,运用公共关系发展外向型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和文化事业。
其次,公共关系适应了体制改革的需要。体制改革强化了组织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行为,改变了传统的、单一的组织关系状态和行政沟通方式,促进了各种横向联系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使组织的社会沟通与协调的功能日益突出,使组织的公共关系活动逐步职能化。公共关系逐渐成为调整组织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一项管理政策和经营方法。
再次,公共关系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带来了大范围的分工协作和商品流通关系,打破了“大而全、小而全”和“万事不求人”的传统格局,使企业和有关组织需要运用公共关系来拓展合作关系,完善沟通渠道。市场经济还带来了市场竞争,改变了“独此一家”、“皇帝女不愁嫁”的局面,使企业及有关组织需要运用公共关系来加强竞争能力,树立组织及其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最后,公共关系适应了安定团结、社会稳定的需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社会稳定,特别是人心的稳定需要加强社会的公共关系工作,通过双向沟通,在政府和公众之间、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企业及有关组织和社会之间创造相互了解、理解、信任与合作的氛围,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在我国,公共关系是对外开放“引”进来,市场经济“逼”出来,体制改革“促”起来的。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共关系在中国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