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编)初中语文人教七年级下册老王补充材料.doc

杨绛的自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和默存也在劫难逃1966年8月9日，我被“揪”了出来，3天后，默存也被“揪”了出来那时候，他在文学所，我在外文所，同属学部，命运也相同每天上班，各自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子，我原来是个“资产阶级学者”，自幸级别不高尖顶高帽都需缴还帽子上的名目经过规范化，我就升级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默存一样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他的专职是扫院子，我的专职是扫女厕一天，默存在被揪斗中，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成了“十”字怪头，我赶紧将他的“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十”字有一晚，同宿舍的“牛鬼蛇神”都在宿舍的大院里挨斗，有人用束腰的皮带向我们猛抽默存背上给抹上唾沫、鼻涕和浆糊，渗透了薄薄的夏衣我的头发给剪去一截斗完又勒令我们脱去鞋袜，排成一队，大家伛着腰，后人扶住前人的背，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打发号施令的是一个“极左大娘”—— 一个老革命职工的夫人；执行者是一群十几岁的男女孩子我们在笑骂声中不知跑了多少圈，初次意识到自己的脚底多么柔嫩等我们能直起身子，院子里的人已散去大半，很可能是并不欣赏这种表演我们的鞋袜都已不知去向，只好赤脚上楼回家  
有一家的大娘却狠，口口声声骂“你们这种人”，命我爬进铁丝网拦着的小臭旮旯，用手指抓取扫帚扫不到的臭蛋壳和烂果皮押我的一个大姑娘拿一条杨柳枝作鞭子，抽得我肩背上辣辣的痛
那是八月二十七日晚上剃了“阴阳头”的，一个是退休干部，她可以躲在家里；另一个是中学校长，向来穿干部服、戴干部帽，她可以戴着帽子上班我没有帽子，大暑天也不能包头巾，却又不能躲在家里默存急得直说“怎么办？”我说：“兵来将挡，火来水挡，总有办法”我从二楼走上三楼的时候，果然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来我女儿几年前剪下两条大辫子，我用手帕包着藏在柜里，这会子可以用来做一顶假发我找出一只掉了耳朵的小锅做楦子，用默存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我想不出别的方法，也没有工具，连浆糊胶水都没有我费了足足一夜工夫，做成一顶假发，害默存整夜没睡稳（因为他不会帮我，我不要他白陪着）。
我笑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头果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只是变了样我自恃有了假发“阴阳头”也无妨可是一戴上假发，方知天生毛发之妙，原来一根根都是通风的一顶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耐而且光头戴上假发，显然有一道界线剪下的辫子搁置多年，已由乌黑变成枯黄色，和我的黑发色泽不同——那时候我的头发还没有花白
街上的孩子很尖利，看出我的假发就伸手来揪，幸有大人喝住，我才免了当街出彩我托人买了一只蓝布帽子，可是戴上还是形迹可疑，出门不免提心吊胆，望见小孩子就忙从街这边躲到街那边，跑得一溜烟，活是一只过街的老鼠默存愿意陪我同走，可是戴眼镜又剃光头的老先生，保护不了我，我还是独走灵便
他们全所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七号走我们“连”是一九七０年七月十二日动身下干校的干校的地点在河南罗山，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王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默存烧锅炉，我种菜，第一项是建造厕所，挖井浇菜
“文革”结束后，我们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

最美人瑞这样走来
早在做同事之前，在东四头条的社科院宿舍大院，我和杨绛先生就做过邻居，按“翰林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成文的规矩，作为小字辈的我，要按其本名，尊称她“季康先
生”。
初见时，季康先生年过半百。精瘦娇小，举止文静轻柔，但整个人极有精神，特别是两道遒劲高挑而又急骤下折的弯眉，显示出一种坚毅刚强的性格。她的衣着从来都整齐利索，即使在家不意碰见来访者敲门的时候。她始终保持着西洋妇女那种特定的“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习惯。
在公共场合，季康先生从来都是低姿态的，她脸上总是挂着一丝谦逊的微笑。她总是把自己的语言压缩到最少。
在我见到的大家名流中，钱、杨二位先生要算是最为平实，甚至最为谦逊的两位，季康先生虽然有时穿得雍容华贵，神情态度却平和得像邻里阿姨。
但这个看似低调谦恭的阿姨，也有吃了熊心豹子胆的时候，且这个时候出现得无比不合时宜。“文革”之初，他们被造反派揪出来，挂了牌子押上批斗会。可杨季康对“天兵天将”的推推搡搡公然进行了反抗，而且怒目而视。要知道，不少老战士都没有一个敢于如此维护自己被践踏了的尊严的。
“文革”后期，钱、杨二位先生尚未获得平反，有家回不了，四处流转。但对于这群甚至未能为他们说句公道话的晚辈，他们以极高的涵养、含蓄内敛且从不显于言辞的方式予以理解、宽容和无私帮助    ⑦有一次，我家因额外开支经济上一时告急，杨先生得知后主动支援了我们几百元钱。以后每月都资助我二十元人民币。后来我还获知，研究所里每月不落地从先生那里得到接济的竟有十多个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且持续了好几年。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却能如此悲悯，如此退让，如此宽厚慈祥，如此菩萨心肠，这是我在“翰林院”所见到的唯一一例。
先生施恩于后辈，大部分无法用金钱计算。20世圮80年代初，我访法归来写的两本书准备出版，因考虑到之前有前辈权威的横眉冷对，我特地在前言中恭敬写明“抛砖引玉”。当然，敬赠给钱、杨二位先生，抱的心态自然不同。很快，杨先生回信了，还是一贯的低调谦恭与幽默：“假如你抛出一块小砖，肯定会引来大堆的砖头瓦片，但是珠玉在前，砖就不敢出来了……天气酷热，多多保重……杨绛八月十三日钟书同候。”
先生过百岁大寿时，深知先生君子之道的我，自然不敢上门叼扰。当电话里听到老太太爽朗清晰的声音时，我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前的那个夏天，依然如喝了冰水那样舒心畅快——只是多少也有几分伤感，因为不可能有“钟书同候”了。
【相关链接】①人瑞，常指百岁以上德高望重的人。

独腿人生
应朋友之约，去他家议事，这是我第一次上他家去.朋友住在城南一幢别墅里。别墅是为有私车的人准备的,因此与世俗的闹市区保持一段距离。我没有私，只得坐公车去，下车之后，要到朋友的别墅,若步行，紧走慢赶，至少也要四十分钟。眼看约定的时间就快到了，我顺手招了一辆人力三轮车。
朋友体谅我的窘迫事先在电话中告知：若坐三轮，只需三元。为保险起见，我上车前还问了价。“五元。”车夫说。我当然不会坐，可四周就只有这辆三轮车.车夫见我犹豫，开导我我说：“总比坐出租合算吧，出租车起价就是六元呢。”这个账我当然会算。可五元再加一元，就是三元的两倍，这个账我同样会算，我举目张望，希望再有一辆三轮车来。车夫说：“上来吧，就收你三元。”这样，我高高兴兴地坐了上去。
车夫一面蹬车，一面以柔和的语气对我说：“我要五块其实没多收你的。”我说：“人家已经告诉我只要三元呢。”他说，那是因为你下公车下错了地方，如果在前一个站就只收三元。随后，他立即补充道：“就只收三元，已经说好的价，就不会变。我是说，你以后来这里，就在前一站下车。”他说得这般诚恳，话语里透着关切，使我情不自禁看了看他。他穿着这座城市经营人力三轮车的人统一的黄马甲，剪得齐齐整整的头发已经花白了，至少有五十岁以上的年纪。
车行一小段路程，我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劲，上好的马路，车身却微微颠簸，不像坐其他人的三轮车那么平稳，而且，车轮不是向前滑行，而是向前一冲，片刻的停顿之后，再向前一冲。我正觉奇怪，突然发现蹬车的人只有一条腿。
他失去的是右腿。一截黄黄的裤管，挽一个疙瘩，悬在空中，随车轮向前“冲”和频率前后晃荡着。他的左腿用力地蹬着踏板，为了让车走得快一些，臀部时时脱离座垫，身子向左倾斜，以便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左腿上。
我猛然间觉得很不是滋味,眼光直直地瞪着他的断腿，瞪着悬在空中前后摇摆的那截黄黄的裤管。我觉得我很不人道甚至卑鄙。我刚三十出头，有一百三十多斤的体重，体魄强壮，而他比我大二十多岁，身体精瘦，且只有一条腿，从他左腿并不肥大的裤管随风飘动的情形，我猜想他唯一的好腿一定瘦得可怜。然而，我却大模大样在坐在车上，让他用独腿带我前行。我的喉咙有些发干，心胸里被一种奇怪的惆怅甚至悲凉的情绪纠缠着，笼罩着。我想对他说：“不要再蹬了，我走路去。”我当然会一分不少地给他钱，可我又生怕被他误解，同时，我也怕自己的做法显得矫情，玷污了一种圣洁的东西。
前面是一带缓坡，我说：“这里不好骑，我下车，我们把车推过去。”他急忙制止：“没关系，没关系，这点坡都骑不上去，我咋个挣生活啊?”言毕，快乐地笑了两声，身子便弓了起来，加快了蹬踏的频率。车子遇到坡度，便顽固地不肯向前行，甚至有后退的趋势。他的独腿顽强地与后退的力量抗争着，车轮发出“吱吱”的尖叫，车身摇摇晃晃，极不情愿地向前扭动。我甚至觉得这车也是鄙夷的我!它是在痛恨我不怜惜它的主人，才这般固执的吗?车夫黝黑的后颈高高绷起一股筋来，头使劲地向前蹿，我想走他的脸一定是紫红的，他被单薄的衣服包裹起来的肋骨，一定根根可数。他是在跟自己较劲，与命运抗争!
坡总算爬上去了，车夫重浊地喘着气。不知怎么，我心里的惆怅和悲凉竟然了无影踪。我在为他高兴，并暗暗受着鼓舞。在我面前的无疑是一个强者，他把路扔在了后面，把坡扔在了后面，为自己“挣”来了坦荡而快乐的生活。
待他喘息稍定，我说：“你真不容易呀!”他自豪地说：“这算啥呀!今年初，我一口气蹬过八十多里，而且还带的是两个人。”
我问他怎么走那么远?他说：“两个韩国人来成都，想坐人力车沿二环路走一趟，看看成都的风景。别人的车他们不坐，偏坐我的车。他们一定以为我会半路出丑的，没想到，嘿，我这条独腿为咱们成都人争了气，为中国人争了气!”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既心酸，又豪迈，是那种乎悲壮的情感。
车夫又说：“下了车，那两个韩国人流了眼泪，说的什么话我不懂，但我想，他们一定不会说我是孬种。”
不由自主地，我又看着他的那条断腿。我很想打听一下他那条腿是怎么失去的，可终于没有问。事实上，这已经无关紧要了。他已经断了一条腿，而那条独腿支撑起了他的人生和尊严，这就足够。我想，如果那条断腿也有在天之灵，它一定会为它的左腿兄弟感到骄傲，一定会为它的主人感到自豪。
离别墅大门百十米远的距离，车夫突然刹了车。“你下来吧。”他说。
我下了车，给他五元钱。
他坚决不收，“讲好的价，怎么能变的呢?你这叫我以后咋个在世上混啊?”
我没勉强，收回了他找我两元钱。
我正要离开时，他不好意思说：“我本来应该把你送拢的，可是一幢高级别墅，往别墅去的人至少应该坐出租啊……我怕被你朋友看见……”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天生是不太流泪的人。
朋友果然在大门边等我，他望着远去的车夫说：“你为什么不让他送拢?那些可恶的家伙总是骗一个是一个!你太老实了。”
议完事，朋友留我吃饭，我坚决拒绝了。
我徒步走过了那段没有公交车的路程。我从来没有与自己的两条腿这般亲近过，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两条腿这般有力过。

三轮车夫
深夜，小城仿佛睡着了，只有马路两旁的街灯，还在默默坚守着自己的岗位，给寒冷的冬夜带来些许温馨。
她抱着正发高烧的女儿，穿过漆黑的小巷，奔向街口。鞋跟敲打在冻得坚硬的地面上，发出急促而清脆的响声。从这儿到医院还有很远的一段路程，而怀中裹得严严实实的女儿却变得越来越沉重，她不由得咬咬牙，加快了脚步。
突然，她看见前面街口处停着一辆三轮车，旁边还晃动着两个人影。她赶忙跑了过去，见一个中年男子正在和车夫谈着价钱。
她对那位中年男子说：“大哥，让我先坐这部车好吗？我急着上医院呢！”中年男子看了她一眼，没有吭声。车夫走过来，瞅了瞅她怀中的女儿，问道：“孩子病了？”
“是呀是呀，病得不轻呢！孩子她爸在外面打工，家里就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这深更半夜的真急死人了！”
“孩子看病要紧，你先上车吧。”车夫说。女人感激地刚要上车，没想到被那中年男子一把拦住：“哎，车是我先要的，我也急着要回家呢。”女人停下步，惶惑地看着车夫。
车夫想了想，说：“这样吧，你们谁肯出20块钱，我就拉谁！”“咦，你这不是宰人吗？平时两块钱的车钱，你开口要20，心也太黑了！”
“别哆嗦，上不上？”车夫不耐烦了。“太贵了，能不能少点？”那男子还想讨价还价。“一分钱都不能少！”车夫斩钉截铁地说。随即，他转身问那女人：“喂，20块钱，你坐不坐？”望着怀里的孩子，她把心一横：“20就20。”说完，她毫不犹豫地抱着孩子上了车。车夫一使劲，三轮车一下子蹿出去好远。
女人坐在车上，心里这才感到有些踏实。她问车夫：“大哥，你这么晚还出来蹬三轮车？”“没办法，厂子效益不好，我下了岗，只好靠蹬三轮挣点钱补贴家用。”想到自己和丈夫下岗后的艰难，女人不禁对车夫有些同情起来。不过，要不是为了女儿，她是怎么也舍不得花20块钱坐这三轮车的。
车子很快就到了医院。她抱着孩子下了车，伸手去口袋里掏车钱。
“大妹子，快带孩子进去看病吧！看得出你过得也不易，两块钱的车钱就不用给了。”“刚才……不是说好20块吗？”“不这样说，那个男人肯让你先坐吗？”车夫咧开嘴，有几分得意地笑了起来。
她还是从兜里去掏那本来该付的两块钱车费，没想到车夫已经迅速调转了车头，用力一踩，转眼就消失在浓浓的夜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