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格魅力.doc

苏轼的人格魅力
　 北宋大文豪苏轼是可与屈原、李白、杜甫比肩的超级文化名人，像他这样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史学、文论、医药、饮食等各方面都卓有建树的人，环视华夏史海，都极为少见，而他的人品，更是被后人推崇备至。
　　林雨堂在他写的《苏东坡传》中这样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世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我们可以说，他是诗人、画家，是散文家、书法家，是乐天派，是道德家，是百姓的好朋友……可是这些都还不足以描绘他的全貌，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天才所具有的深厚和广博，苏东坡像一阵清风一样度过了一生，虽饱经忧患，却始终不失其赤子之心。” 
　　“苏东坡的独一无二，还在于他的平民气质。一个经常被放逐的官员却有着最多的人缘，文人骚客、贤士大夫自不必多说，难得的是他与野老村夫、渔樵僧道，都能找到沟通的话题。一千多年来，有那么多人热爱他，是因为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魅力。苏轼的魅力是一个谜，在他身上包含了最大限度的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传统文化通过他这个载体历久弥新地在当代社会呈放光彩。” 
　　构成苏轼人格精神主流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这种思想，塑造了苏轼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仕途顺利时，他身上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精神十分突出。而被贬后，便是为百姓办了一件又一件好事：在徐州，他亲自带领官员防洪、筑堤；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在广东惠州，他引泉入城，供百姓饮用。此外，各地的东坡井、东坡书院，惠州的东坡孤儿院，海南的东坡医疗所……也都是苏轼为民创下的实绩。苏轼的人格魅力，显得格外鲜明突出。
　　人们喜欢苏轼还有一个原因：他的遭遇令人同情。因先后不容于改革派和守旧派，他在仕途上两起两落，被贬达十余年之久，几次因诗文获罪，“乌台诗案”差点使他丢了性命。然而，在沉浮不定的人生面前，他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力，横遭贬谪也好，自请外放也好，都没有使他颓唐丧志，不管身居何处，无论爵位高低，他都能随遇而安，有所作为。
　　《金山题像》一诗，是苏轼赴常州时写下的，可说是他对自己一生作的一个最好的总结：“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试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东坡的人格魅力是永恒的。

浅析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成因
李白的诗歌，在几度改版的中学语文教材中，一直占据着古典诗歌部分的重要位置。在我们学习鉴赏古典诗歌时，李白的诗歌之所以如此重要，这除了其丰富的思想性与高超的艺术性，还在于，李白为了完美酣畅地表达他强烈的主观色彩，说具体点，也即他一生中存在的思想矛盾——理想与现实，建功立业与隐逸求仙，对国家、人民的关切同情和对黑暗腐朽现实的痛恨等，在继承与发展屈原所开拓的浪漫主义诗风的基础上，他又开创了积极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可以说，李白的诗歌，其最大的特色就是浪漫主义。
　　李白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尽管“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但现今仍留存九百多首，中学教材所选其诗虽然是脍炙人口的精品，很具有代表性，但要从这极为有限的作品中去把握其浪漫主义诗风，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将李白放在盛唐这一大的社会环境中，来分析其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无疑会有助于中学生更好地掌握李白的诗歌。
　　一、时代、家世对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影响。w 
　　公元701年生于西域碎叶的李白，一生主要生活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作为盛唐时期的代表诗人，其浪漫主义诗风既与家世有关，更与这一时代的社会环境密切相联。
　　据唐李阳冰《草堂集序》和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记载，李白是五胡十六国之一凉国创建人李暠的九世孙，其祖先因罪或其它原因流亡到西域的碎叶，隐姓易名流寓了五世，直到唐中宗神龙元年，其父李客才携家族重返内地西蜀绵州的昌隆（今四川江油），同时恢复李姓。唐朝皇帝也是李暠的后裔，李白长大后在社交中常常与唐宗室子弟联系，以兄弟、叔侄或祖孙相称。李白父亲李客从西域带回了一个很大的家族，从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和李白曾记述“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看，李客不仅是一个富商，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
　　在昌隆定居后，李白在父亲的督责下，开始接受文化教育。李白天才俊逸，又非常勤奋好学，他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又说：“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据记载，开元八年，当时散文名家，礼部尚书苏颋到益州任职大都督府长史，李白就带着自己的诗文作品在半路上拜谒，苏颋对同僚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后来苏颋向朝廷荐举西蜀人才，还提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
　　作为皇室后裔（尽管史家仍有争议）与富家子弟，这种显贵的身世不仅赋予了李白与生俱来的社会优越感，使他能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来看待社会，追求理想，而且这种家世也让李白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为尔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骐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在优越环境下成长，少年即负文章声名的李白，不可能不意气风发，也不可能不对事业前途充满美好的遐想。“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这种豪迈、无视任何困难的壮志，其实已在李白的身上烙下了浪漫主义的印记。w 
　　诗歌是时代的产物，李白在诗歌上取得巨大成就更是与时代密不可分。翻开唐诗，我们不难看见，包括李白在内的一大批风格各异的杰出的盛唐诗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诗歌，基调都是健康明朗、清析自然而富有生气的。他们的诗歌情调，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些积极的浪漫主义气息，这一时代的诗歌之所以具有这些鲜明的时代特色，首先是，唐初时，由于统治集团注意吸取隋、梁、陈各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发展生产，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唐玄宗元年间，国家高度统一，国力空前强大，政治比较清明，社会也相对安定，这就极大地激发了人们乐观上进的信心，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强烈的爱国精神，而这种乐观向上的社会心态正是培养浪漫主义诗歌情调的优良温室。其次，唐承隋后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由于采取了开明政策，社会思想文化比较开放活跃，封建礼教相对松驰，人们主观精神昂扬奋发，加上北方少数民族游牧尚武的习气被吸纳到社会生活中来，这就使得人们偏于高估自身价值，强调个性张扬，推崇人格独立，蔑视现存秩序和礼法传统的束缚，在唐代诗人，尤其是在盛唐诗人身上，普遍存在一种重义轻财，好勇尚武的侠士风度，它与诗人们宣泄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那种慷慨激昂、奋进敢为的精神特质。只是这种精神特质在李白的身上，反映得更强烈，而且也更艺术性一些。
　　二、漫游对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影响 
　　为了求仙访道结交豪雄和在社会上树立声誉，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成年后的李白，一生都是在漫游中度过的。李白的漫游大致有这么几次，一是在他及第后的几年，游历了蜀地的不少名胜古迹。二是在李白二十六岁时，他漫游了祖国的东部地区。三是公元728年，李白来到湖北安陆后，与做过宰相的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这期间李白仍是过着到处漫游的生活，直到应征翰林入驻长安。李白的最后一次漫游，是公元744年到755年的十年间，这次则以梁园为中心，游历广泛，不过不少地方是旧地重游。此后，李白因安史之乱与永王璘事件，基本是在战乱与流放中渡过，直到病死当涂。
　　将李白的诗歌创作与漫游结合起来，我们不难发现，李白的漫游，对其诗歌创作，尤其是诗风形成，都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首先，漫游让李白饱赏了祖国的壮美山河，诗人由此诗兴大发，用他那饱含深情的妙笔，描绘了蜀道的险峻，长江黄河的壮阔与雄伟，留下了“涛似连山喷雪来”“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等众多的名句。这些诗句，想像力惊人，夸张大胆，有的还善用了一些神话传说，具有强烈的自我表达主观色彩，这是李白山水诗有别于其他诗人的一个鲜明而显著的特点。这个特点其实也就是浪漫主义的特色。二是李白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对自己的政治才能十分自负，总想依靠自己的才能学识以获得帝王的特殊赏识，一步而跃居卿相的高位，去建立赫赫功业。但在求仙访道中（其本意也是通过这些社会活动树立声誉），通过与司马承祯等著名道士的交往，他又深受道家影响，崇尚自然，追求自由，蔑视王侯富贵和世俗平庸。在儒家与道家的共同影响下，李白为自己设计了一条“功成、名遂、身退”的特殊生活道路，他在诗中也反复强调：“愿一佐明主，功成返旧林”“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然而这条路在现实中却走不通。李白为了表达这种矛盾所造成的强烈感受，必然在创作上要选择易于表达自我主观色彩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三是在漫游中，特别在江陵、金陵一带，李白认真地向产生于当地的乐府民歌学习，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好诗。从李白现存诗歌看，他最擅长贡献也最大的是七言歌行（多数是乐府诗），他的许多代表作几乎都是用这种形式创作的。因为歌行的篇幅大，容量也大，句式长短错落，形式自由灵活，又可换韵，便于表达热烈奔放的思想感情，塑造雄伟壮阔的艺术形象，像《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些浪漫主义的名作，确实是非行歌而不能容纳。再就是，在漫游中，李白广泛接触了劳动人民，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诗人也看到了不少黑暗腐朽的政治现实，并对此予以了无情的揭露与尖锐的批判。

唐诗的魅力
  唐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千年以来，传诵不已，代代承传，它不仅被文人传唱，供在文学艺术的殿堂上，也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至今仍然鲜活而生机盎然。今天父母给孩子教的第一首诗，大多是李白的《静夜思》，听着那稚嫩的声音吟唱“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不由会心一笑，想起自己的童年。大型文艺活动唐诗也是一道保留节日，濮存新诵读的《将进酒》令人荡气回肠，据白居易《琵琶行》改编的琵琶独奏清新秀丽。流行歌曲也大量借鉴唐诗的原素，据张继的《枫桥夜泊》编写的流行歌曲，我很喜欢，“月落乌啼不改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仍是当年的夜晚”。与朋友边喝酒边听歌，沉浸在那风花雪月、关山大漠、大江东去、枫林晚秋、野舟横渡的意境中，是一种享受。而旅游休闲，每每看到眼前的美景，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唐诗，登高就会想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观雪就会吟唱“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望瀑布就联想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唐诗几乎为所有的景色都题写了绝妙的解说，像李白登黄颧楼说的，眼前有景题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影响了我们的创作情绪。
    连人的情感也每每陷在唐诗的情臼中，唐诗常常侵入了我的潜意识。得意时会吟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孤独时会想到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悌下”。过年过节时，“每逢佳节倍思亲”，想念故乡亲人时恨不得“只愿化作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年青时喜欢唐诗是为了表示自己有文化，有品味。读书人不会几首唐诗那是没面子的，因为唐诗太普及了，影响太大了。随着阅历的增长，对唐诗的理解有了新的感受，感觉唐诗不仅是文学艺术，而是一种文化，一种唐朝人的生存形态，一种激励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博大精神，唐诗的魅力无穷，原因何在，古往今来，专家学者有许多专著在探讨，在解读，我的阅读感觉是，唐诗的魅力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诗中有画，诗中有情，诗中有史，诗中有魂。
   唐诗之诗中有画
    苏东坡在观赏王维的诗画后评价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画同源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不足为奇。在唐朝的诗人中，不仅是王维，还有许多诗人都能画画，或者有着画家观察生活裁剪素材的本领，他们大量描写自然风光的诗作就是一幅幅秀丽多姿的风景画，令人品味欣赏。
    庐山的瀑布有几十处之多，李白到底描绘的是那一处呢？一般认同是香炉峰，我觉得描写的是秀峰的瀑布，秀峰我去过多次，瀑布位于庐山南郊星子县境，从山下爬坡约半个小时，远远望到一处瀑布挂在近山顶的绝壁上，大多时候烟雾潦绕，太阳出来金光灿灿，一般人只感到瀑布的雄伟壮观，而李白却把瀑布比作银河，何其形象，妙不可言。
    天门山位于安徽和县，我年轻时曾与团员们一起去天门山游春，“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一片孤帆日边来。”站在天门山上，李白描绘的景色一览无余，两山夹江，碧水东流，孤帆远去，清新自然，无一句评说，但诗中的愉悦，景中的秀丽融会交合，情景交融，沁人肺腑。
    王维的《山居秋暝》则表现了山林的恬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画面丰富多彩，明月、青松、岩石、溪流、竹林、莲花，使人置身于一个远离尘世的处境，不由感叹大自然造物主的博大、和谐、永恒。
    杜牧的《山行》，描写秋天的山景无人可及，“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种景色在江南的山林几乎随处可见，但经诗人一提炼，霜叶红于二月花，成了千古名句，秋天赏红叶成了人游人的节日，茅盾还用作小说的题目。
    唐诗人不仅是画家，也是高明的摄影师，像柳宗元的《冬雪》与其说是幅画，更像幅摄影照片，“千山鸟飞绝，万迹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空旷寂静的冰雪世界里，一个穿着蓑笠的人在垂钓，我看过明人据诗画的画，画面冷艳、超脱，冷酷，但于冰雪之中又给人一种希望，一种寄托。
    杜甫写成都草堂前的春景的《绝句其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像是四幅图片，颜色有“黄”“翠”“白”“青”，镜头有近中远景，黄鹂在柳树中啾鸣是特写，白鹭飞上青天是中景，窗户嵌套的西岭雪景则是远景，而门泊东吴万里船则带些想象，有蒙茏色彩了。
    唐诗人描写的对象是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关山大漠，戈壁草原，三山五岳，长江黄河，春花秋月，小桥流水，楼台亭阁，都溶入了诗人的人生感受和艺术创造，令后人难以超越。
唐诗之诗中有情
    有人说，愤怒出诗人；有人说，悲伤出诗人；道理都对，诗人有情感，诗人要有生命的激情。好的诗歌都是抒发出真挚的情感，来感染读者的，唐诗中的情感像窖藏的美酒淳香醉人。
    以我之见，情有大情小情之分。所谓大情是忧国忧民之情，悲天悯人之情。所谓小情是儿女之情、夫妻之情、朋友之情。无论是大情和小情，在唐诗中都有精致的作品。
    杜甫是忧国忧民最典型的代表，“至君尧舜上，每饭不忘君。”“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抒发他想为国尽才的出仕心情。而“朱们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则是对那个人吃人社会的声讨与鞭挞。
    李绅的《悯农二首》则表达了对统治阶级的控诉，对农民兄弟的深切同情，在封建社会有这样的思想难能可贵。
    其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其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幸苦。
    还有白居易的《卖炭翁》中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对卖炭老人是多么怜悯与关心，在今天来看，也是难得的人文关怀，当今领导人为民工讨回拖欠的工资，有钱人为弱势人群捐助也不过如此，而唐朝到今天已经走过一千多年。
    唐诗人这样的描写不是个别的，像杜甫的〈石壕吏〉，李白的〈丁都护歌〉，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李贺的〈老夫采玉歌〉，聂荑中的《咏田家》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农夫、纤夫、樵夫、征夫、矿工、宫女等弱势人体的同情和怜悯。说明了唐朝诗人已经具有人文平等意识，也使唐诗浸润了深厚的人文主义色彩。
    在唐诗中更多的是描写儿女夫妻朋友之情，更细腻动人。
    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情感丰富感情细腻的代表作。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描写了诗人在旅途上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无一想字，无一爱字，殷殷之情跃然纸上。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白居易与琵琶女素昧平生，一个是流放的贬官，一个是流浪的歌女，在特定的情景中两人有了共同的情感。这句诗千百年来慰籍了多少天涯孤旅寂寞的心灵。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装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
    这首诗不仅仅是表现闺中少妇对征人的思念，还溶入了对生活价值的思考，功名事业与家庭团聚生活情趣相比，那个更有价值？
    唐朝诗人写得更多的是送别诗，几乎可以编一个专集。当代人送别，除了送些礼品，祝福亲友一路平安。现在手机短信的送别语已经格式化了，千篇一律，以调侃为多。而唐诗人的送别诗，情感真挚，个性鲜明。
    渭城朝雨浥青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阳关外面是大漠黄尘，满目凄凉，送别之情尽在杯中，请喝上朋友的一杯送别酒，平安上路。这首送别曲不仅当时流传，被谱曲吟唱，至今还脍炙人口。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
    李白与孟浩然是挚友，他站在江边与友人挥手告别，直到帆船消失在天边，还在凝神观望。诗中无一句祝福，全是景色，但友情之浓烈时隔千年我们还被深深打动。
唐诗之诗中有史
    唐帝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可圈可点。文功武治，经济发达，文化灿烂，人才济济。定南越，通西域，开疆拓土,国力强盛，是当时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心。唐诗的璀璨是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唐朝的繁荣昌盛在唐诗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通过描写长安豪门贵族争竟豪奢、追逐享乐的生活，也为我们留下了古长安的繁华景象，“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南陌百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四通八达的大道与密如蛛网的小巷相联通，街上车水马龙，珠光宝气，长安作为当时世界大都市的非常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梁家画栋中天起，汉帝金陵云外直。”画栋飞梁的宫殿建筑，比街连绵的豪门宅第，充分展示了大唐的繁华。唐朝长安的繁华可以与今天的上海妣美。这首描绘大都市的诗还影响了后人，宋朝柳永的《咏海潮杭州》就受了唐诗的启迪。
    唐朝的边塞诗为我们展示了当时战争的壮观场面和神奇惨烈。
    岑参一生三次出塞，亲自参加了讨伐匈奴的战争，他的诗作描写西北的边疆景色苍凉悲壮，“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走马西行奉送出师西征）描写战斗场景壮观惨烈，“上将拥旗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雪海湧，三军大呼阴山动。虏塞兵旗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剑河风急云片阔，沙口不脱马蹄脱。”不是亲临战场的人是无法如此逼真地表现战争场景的。还有高适、王维、王昌龄都留下了不少战争题材的诗篇，像王昌龄的〈从军行〉之四：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誓不还。
    描述了玉门关一带的风光，表现了汉军人为国征战的雄心壮志。
    被称为诗圣的杜甫，用大量的诗篇描述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场景，著名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童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离家别〉〈无家别〉加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组合成一部安史之乱社会生活的画面，杜甫通过军官、小吏、士兵、难民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反映了战争造成的社会动乱和人民群众痛苦的生活，揭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批判统治阶级的好大喜功和穷奢极欲。
    白居易的〈卖炭翁〉不仅揭露统治阶层对百姓的掠夺，还生动记述了唐朝时市场交易的场景。
    “一车炭,千余斤,半匹红纱一丈绫,糸向牛头充炭值,”〈新丰折臂翁〉描写了一个退伍军人的一生，老人因征战伤了一条臂，反而庆幸“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飞骨不收。”读来叫心酸落泪。
    唐诗还形象地描述了公孙大娘舞剑，琵琶女弹琴，画家挥毫泼墨，宫女长袖歌舞等场面，用语言来表现音乐是很难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比喻之贴切，音节之跳跃，成了描写音乐的千古绝句。
    唐诗记述了几乎所有的军国大事,描写的对象上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下有耕夫走卒,市井游侠,留下一幅幅丰富多彩的社会画面，唐诗就是一部唐朝的诗史。
唐诗之诗中有魂
诗是什么？诗就是灵魂的自白，心灵的梦呓。马一浮先生说，诗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如迷突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诗家常说，唐诗的特点是雄浑博大，气势磅礴，但唐诗还有个更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自由、开放，诗人尽情展示生命的状态，不管是辉煌还是落魄，入仕还是归隐，读唐诗，我常常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灵魂，一个个独具匠心的生命，虽然时空相隔千载万里，他们的喜怒哀乐仍然与我同在。
  同样是表现人生不得意的心态，李白咏叹的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行路难》）“珠玉买歌笑，慒糠养贤才。“（《古风》）直抒胸怀，表现的是反权贵、轻王侯、傲岸不曲的反抗精神。
  而杜甫则借景抒怀，“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亭浊酒杯。”（《登高》），更多的是辛酸悲愤。不同的表白非常切合李杜的性格和诗风，一个是浪漫主义大师，一个是现实主义的斗士。而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悌下。”怆凉孤独，时空浑一，与陈子昂的军旅经历和边塞风光溶为一体。诗如其人。
  李白歌咏大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雄浑奔放，不拘格律，明显继承了古乐府的特点。而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工整对仗，充分体现了杜甫五七言律诗高手的风格。
  嘲讽统治阶级的奢侈享乐，白居易多用白描，诗风如话，“奔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宫人白发歌？”（《上阳白发人》）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代表，诗风浅显平易，意到笔随。而他的主张也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而杜牧的诗风含蓄艳丽，他讽刺唐玄宗的《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还有《江南春》中对统治阶级提倡佛教，劳民伤财的讽刺，“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两首诗，无一句批评，看似写景，但读者从中自会感受作者的批评与嘲讽。杜牧生活在晚唐，当时的政治风气也许没有那么开放了，他用隐晦的方法批评统治阶，心态平淡，非常狡猾，但这与他的性格和修养是分不开的。这种讽喻诗更有味道。
  在一篇文章里我读到“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的诗句，超脱出世，起初我以为是王维的诗句，因为王维晚年信佛。一查唐诗辞典，才知道是诗僧寒山的诗，一想，只有出家人才会有这样的禅气，日出日落，春去春归都不在意，不是僧人又怎能写出这样的诗。
  李白在《独坐敬亭山》也写了面对大自然的孤独与寂寞，“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虽然超脱，还是透出生活的情趣。李白对生活充满情趣。再看他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活生生一个老顽童形象，这就是李白，不是其它人能写出来的。
  李贺和李商隐都喜欢用神话和历史典故，而李贺追求奇特的氛围、鲜艳的色彩，如“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而李商隐的“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的诗凄凉、委婉，还有伤感，形象不易，用典也贴切，他虽然学习李贺，却与李贺不雷同。
  唐诗中同样的题材在不同的诗人的笔下，千姿百态，因为诗人都是“那一个。”
  读出性格，读出特色，走进诗人的心灵，才能真正感受唐诗的魅力与精彩。

永远的鲁迅
   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个真的知识分子就是鲁迅。他思想的深度远远超过身体的的高度，幽默的程度高于思维的温度，孤独的尺度辐射整个亚太地区的纬度。
  他曾提出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一是永远的不满足于现状，永远的批判者；二是永远的站在平民这一边。不满足于现状，就意味着要积极进取；永远的作为一个批判者，则意味着永恒的孤独；永远站在平民一边则意味着永远的痛苦，因为平民是中国社会群体中最能忍受痛苦的人群。曾记得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说道：“遇事忍耐是中国的崇高品德，凡是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不否认这一点。然而这种品质走得太远，以致成了中国人的恶习，中国人已经容忍了许多西方人不能容忍的保证，动荡不安和腐败的统治，这种对侮辱的承受力被赋予了忍耐的美名，又被儒家的伦理学谆谆教诲为做人最重要的品德”。鲁迅也早就认识到了中国人的这一容忍劲，因而总结出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面对四万万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同胞，鲁迅一方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另一方面鲁迅并没有放弃他们，希望能唤醒他们，让他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为造一个新世界而不遗余力的打破一个旧世界，做一回自己的主人。
  鲁迅曾经说过，他拒绝当导师，也拒绝当国师，因为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中国人的路在何方。因此才发出了“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的感慨!随着五四运动思潮的涌入，西方民主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民主科学就能拯救封建根深蒂固的中国吗？鲁迅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他深刻认识到西方的科学文明也有弊病，民主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他是寄希望于中国人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啊！
  在我的印象里，中国人有一个坏毛病，只要是西方有的中国也必须有，而且要马上有。如西方人提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理论，中国马上就拿来，可谓将鲁迅的“拿来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囫囵吞枣的咽下去，都没能咀嚼一下，享受一下牙齿厮磨的快感，更遑论合不合自己的口味。鲁迅以敏锐的眼光，认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都是摩肩挨背而来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批判的精神。
  这样一个真的知识分子对当代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北大教授钱理群认为鲁迅是另外一个存在，另外一个声音，另外一种可能性。而我却觉得鲁迅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他那深邃的思想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不易激发出来，只因埋得太深！
鲁迅名言选读
1、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2、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
3、 我好像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血。（许广平载于《欣慰的纪念》）
4、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选自小说《故乡》）
5、哪里有天才，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了。
6、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7、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8、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9、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发展。

"天人合一"与生态学

　　九十年代以来，国学好像又成了显学。而在国学热中，有一个概念赫然高悬，众望所归，这便是"天人合一"。在一些人嘴里，它简直是新福音，用它可以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几乎一切重大难题。其最旗帜鲜明者甚至断言，惟"天人合一"才能拯救人类，舍此别无出路。按照他们的解释，西方文化的要害在于天人相分乃至对立，由此导致人性异化和生态危机，殊不知完备的人性理论和生态哲学在中国古已有之，"天人合一"便是，它的威力足以引导人类重建内心的和外部的和谐。　　
　　我的印象是，鼓吹者们一方面大大缩小了中国哲学的内涵，儒道佛一锅煮，最后熬剩下了"天人合一"这一点儿浓汁，另一方面又大大扩展了"天人合一"的内涵，使这一点儿浓汁囊括了一切有益成分，于是有了包治百病的神效。　　
　　"天人合一"原是一种儒家学说，把道家的"物我两忘"、禅宗的"见性成佛"硬塞入"天人合一"的模子里，未免牛头不对马嘴。即使儒家学说也不能归结为"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仅是儒家在人与宇宙之关系问题上的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关于"天人合一"的含义，我认为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的归纳最为准确，即一是滥觞于孟子、流布于宋儒的天人相通思想，二是董仲舒的天人相类思想。其中，后者纯属牵强附会的无稽之谈。前者主张人的心性与宇宙的本质相通，因而人藉内省或良知即可知天道，这基本上属于认识论的范畴，我们自可对之作学理的探讨，却没有理由无限地扩大其涵义和夸大其价值。事实上，在西方哲学中也不乏类似的思想，例如柏拉图的回忆说，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可是人家并没有从中寻找什么新福音，相反倒是挖掘出了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源。　　
　　把"天人合一"解释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又进一步解释成一种生态哲学，这已经成为国学新时髦。最近看到一本书，是美国科学家和学术活动家普里迈克写的《保护生物学概论》，译成中文洋洋五十多万字，对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和论述。我一面翻看这本书，一面想起某些国人欲靠"天人合一"解救世界生态危机的雄心，不禁感到啼笑皆非。当然，学有专攻，我们不能要求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精通生态学，但我们也许有权要求一切学者尊重科学，承认环境保护也是科学，而不要在一种望文生义的"天人合一"境界中飘飘然自我陶醉。
我心中的子路 
   仲由，字子路，又字季路，春秋末鲁国卞（今山东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据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尸子》说）人）。孔子得意门生。以政事见称。性格爽直率真，有勇力才艺，敢于批评孔子。孔子了解其为人，评价很高，认为可备大臣之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并说他使自己“恶言不闻于耳”。做事果断，信守诺言，勇于进取，曾任卫蒲邑大夫、季氏家宰，是孔子“堕三都”之举的最主要合作者之一。后为卫大夫孔悝家宰，在内讧中被杀。
  在这个学期里我通过学校中的智慧形课程《孔子智在何方》了解到了许多关与孔子和他的弟子的故事。
  在孔子中的这些弟子之中我最欣赏的一个弟子就是仲由也就是子路，其为人伉直鲁莽，好勇力，事亲至孝。是孔子所有弟子当中最勇武的一个，就连孔子他也自叹不如。
  子路的伉直好勇在师从孔子之前即已形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暇豚”，《集解》说：“冠以雄鸡，佩以暇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之。”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想象出子路的好勇之态，但“志伉直”一句，又使得子路的好勇与一般的逞勇好斗之徒有所区分，使他的好勇含有了某些伸张正义、为民请命、不欺幼弱的意蕴。子路师从孔子后，尽管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亦“儒服委质”，接受孔子的礼义教化，但山难移、性难改，子路的伉直好勇之气终其一生，未能脱尽，为此，他常遭师之痛责，说他“好勇过我，无所取材”，“不得其死”，等等。孔于曾评价子路：“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有人以为这是单纯评论子路的学问，但我觉得这一评价包括的涵义更加广泛。
   还为孔子赶车，做侍卫，跟随孔子周游列国，他敢于对孔子提出批评，勇于改正错误，深得孔子器重。由于子路勇力过人，武艺高强，因之无人敢欺慢孔子。孔子自谓“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
  他为人还非常忠诚，明知会有危险但依然去为主人报仇，最后也因此而丧命。
他还善长于政事，曾协助孔子“堕三都”，都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