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写难以忘怀的事.docx

《一面》
阿累
一九三二年，就是一·二八那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卖票的。
一天中午，我赶到虹口公园去接班，天空正飞着牛毛细雨，六路车早班的最后一趟还没回来--还要等半个钟头的样子。心里想:到内山书店去吧，在那里躲一会儿雨，顺便歇歇也好。因为接连一个礼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车上摇晃十一个钟头，已经使我困软得象一团棉花了。
店里空荡荡没有一个顾客，只有店后面长台子旁边有两个人用日本话在谈笑。他们说得很快，听不清说些什么。有时忽然一阵大笑，像孩子一样的天真。那笑声里，仿佛带着一点"非日本"的什么东西;我向里面望了一下--阴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个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国人，穿一件牙黄的长衫，嘴里咬着一枝烟嘴，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腾起一阵一阵烟雾。 门外，细雨烟似地被秋风扭着卷着，不分方向地乱飞。店里冷得象地窖一样，冷气从裤管里向上钻。忽然，我看见架上横排着一列中文的《毁灭》。《毁灭》?我记得一本什么杂志上介绍过，说是一本好书。看一下那书脊，赫然印着"鲁迅译"三个字，我便象得到了保证似地，立刻从书架上抽下一本。
我先看那后记(我读鲁迅先生的书，一向是这么读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开了:书没有切边。一个矮小而结实的日本中年人--内山老板走了过来。 "先生，这本书多少钱?"对于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我总是带着敬爱和感激叫"先生"的，虽然并没有什么根据。
他殷勤地点头，嘴里"Ha,ha,"着，接过书翻了翻底页: "一块四。" 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像我，穿着一身黄卡叽布的工人制服，嵌着" ConductorX X"蓝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后脑勺上，平素看惯了西装同胞的嘴脸，现在忽然受着这样的优遇，简直有点窘了起来。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个"半躬"，摸摸里衫上的袋袋--里面只剩一块多钱，那是我和一个同住的失业工友那几天的饭费。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我红了脸说: "贵了。"
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扬着眉毛，一半正经一半好像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书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嗤啦嗤啦"捻那张灰绿色厚布纹纸的封面: "哪里贵?你看这纸……"
很厚的洋纸，印得很清楚，相当厚的一大本书。摸在手里，有一种怪舒服的感觉。
"你买一本吧，这书是很好的。"
我真踌躇起来了;饭是不能不吃的，然而书也太好了，买一本放在床头，交班回来，带着那种软绵绵的疲倦躺着看这么几十页，该多好!我摩挲着那本书，舍不得丢开，也不说买，不买。
内山老板大概这时看出点什么苗头，就笑着回头对里面说了一句日本话，原先和内山说话的那个老人咬着烟嘴走了出来。
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你要买这本书?"他看了我一眼。那种正直而好心肠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严肃和慈爱交综着的抚摩似的。
"是的。"我低低地说。
他从架上扳下一本书来，版式纸张和《毁灭》一模一样，只是厚一点点，封面上印着两个八分体的字:《铁流》。
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递给我，小袖管紧包在腕子上: "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他是谁?对这样一个平日被人轻视的工人那样诚恳的劝告?我一进门的时候原就有点疑惑;现在更加疑惑了，虽然猜不出是谁，但自己断定:一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价:一元八角!
"先生，我买不起，我的钱不够……"我的话低得自己都听不见了，我不知道怎样才好。
我低了头--头脑里轰隆轰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脸。我只听见一个声音在问我:
"一块钱你有没有?一块钱!"
"有!"我抬起头，顿时恢复了勇气。
"我卖给你，两本，一块钱。"
什么?我很惊异地望着他:黄里带白的脸，瘦得教人担心;头上直竖着寸把长的头发;牙黄羽纱的长衫;隶体"一"字似的胡须;左手里捏着一枝黄色烟嘴，安烟的一头已经熏黑了。这时，我忽然记起哪本杂志上的一段访问记--
"哦!您，您就是--"
我结结巴巴的，欢喜得快要跳起来了。一定是他!不会错，一定是他!那个名字在我的心里乱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没有把它蹦出来。
他微笑，默认地点了点头，好像我心里想就要说的，他已经统统知道了一样。
这一来不会错了，正是他!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憎恶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越老越顽强的战士!我又仔细地看他的脸--瘦!我们这位宝贵的战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给没有休息的艰苦工作毁坏了。他带着奖励似的微笑，对我说明: "这书(指着《铁流》)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是是曹先生的书，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你的。" 我费力地从里衫的袋里(公司为防止我们"揩油"，衣衫上一只袋都没有缝)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他的手里--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里陡然一阵酸，像要哭出来。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书塞进帆布袋，背起便走出书店的门。
这事现在已经隔了四年;在这四年里，我历尽了艰苦，受尽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紧了牙，哼都不哼一声。就是在我被人随意辱骂、踢打……的时候，我总是昂着头。我对自己说:
"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
这样我就更加坚强起来。
现在，先生是死了!我们不愿恣情地悲痛，这还不是我们恣情悲痛的时候;我们也不愿计算我们的损失，这是难于计算的;前面是一条路，先生没有走完就倒下了，我们只有踏着他的血的足印，继续前进。
在前进中，我不能自已，写下了上面的话。
一九三六年十月
《祖母的葵花》
丁立梅

我总是要想到葵花，一排一排，种在小院门口。

是祖母种的。祖母伺弄土地，就像她在鞋面上绣花一样，一针下去，绿的是叶，再一针下去，黄的是花。

记忆里的黄花总也开不败。

丝瓜、黄瓜是搭在架子上长的。扁扁的绿叶在风中婆娑，那些小黄花，就开在叶间，很妖娆地笑着。南瓜多数是趴在地上长的，长长的蔓，会牵引得很远很远。像对遥远的他方怀了无限向往，蓄着劲儿要追寻了去。遥远的他方有什么？一定是爱情。我相信南瓜是一个痴情女子，在一路的追寻中，绽开大朵大朵黄的花。黄得很浓艳，是化不开的情。

还有一种植物，被祖母称作乌子的。它像爬山虎似的，顺着墙角往上爬，枝枝蔓蔓都是绿绿的，一直把整座房子包裹住了才作罢。忽一日，哗啦啦花都开了，远远看去，房子插了满头黄花呀，美得让人心疼。

最突出的，还是葵花。它们挺立着，情绪饱满，斗志昂扬，迎着太阳的方向，把头颅昂起，再昂起。小时我曾奇怪于它怎么总迎着太阳转呢，伸了小手，拼命拉扯那大盘的花，不让它看太阳。但我手一松，它弹跳一下，头颅又昂上去，永不可折弯的样子。

凡·高在1888年的《向日葵》里，用大把金黄，来渲染葵花。画中，一朵一朵葵花，在阳光下怒放。仿佛是“背景上迸发出的燃烧的火焰”，凡·高说，那是爱的最强光。在颇多失意颇多旁徨的日子里，那大朵的葵花，给他幽暗沉郁的心，注入最后的温暖。

我的祖母不知道凡·高，不懂得爱的最强光。但她喜欢种葵花。在那些缺衣少吃的岁月里，院门前那一排排葵花，在我们心头，投下最明艳的色彩。葵花开了，就快有香香的瓜子嗑了。这是一种很香的等待，这样的等待很幸福。

葵花结籽，亦有另一种风韵。沉甸甸的，望得见日月风光在里头喧闹。这个时候，它的头颅开始低垂，有些含羞，有些深沉。但腰杆仍是挺直的。一颗一颗的瓜子，一日一日成形，饱满，吸足阳光和花香。葵花成熟起来，蜂窝一般的。祖母摘下它们，轻轻敲，一颗一颗的瓜子，就落到祖母预先放好的匾子里。放在阳光下晒，会闻见花朵的香气。一颗瓜子，原是一朵花的魂啊。

瓜子晒干，祖母会用文火炒熟，这个孩子口袋里装一把，那个孩子口袋里装一把。我们的童年就这样香香地过来了。

如今，祖母老了，老得连葵花也种不动了。老家屋前，一片空落的寂静。七月的天空下，祖母坐在老屋院门口，坐在老槐树底下，不错眼地盯着一个方向看。我想，那里，一定有一棵葵花正开，在祖母的心里面。

《背影》
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1925年10月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