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经典故事50篇(通用13篇).pdf

党史经典故事 50 篇 1 1980 年 1 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 400 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 400 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党史经典故事 50 篇 2 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 4 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党史经典故事 50 篇 3 1935 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党史经典故事 50 篇 4 梁斌从 1948 年底到 1952 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 1952 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1941 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1940 年 4 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 年 11 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 24 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 多斤，徒步 300 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 120 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 5 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1944 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 5 支，他自己也留 5 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党史经典故事 50 篇 5 党史故事的内容：自觉维护群众利益 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自觉维护群众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和传统，也是一项重要纪律。早在 1927 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发。在上山之前，正值当地红薯收获季节。由于有的战士纪律性不强，肚子饿了就顺手偷吃老乡的红薯。毛泽东认为偷吃一个红薯事小，可损害群众利益事大。于是，他立即召集队伍，郑重宣布了三大纪律：其中第二条就是“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1928 年 4 月，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时，又将“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项纪律，修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这是我们党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早期规定和生动体现。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只有真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才能打破敌人围追堵截，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他因此号召大家：“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1945 年 6 月，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这是第一次将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思想正式写入党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铭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自觉维护群众利益作为一项严明的纪律，坚持不懈地反对*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提倡党员干部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真正做到自觉维护群众利益。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本质上说也是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体现。1979 年 3 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后来，他在 1992 年南方谈话中提出，判断社会主义各项工作正确与否的标准之一就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党的以来，重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章规定：“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这是党章关于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最新表述。2015 年 10 月，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进行明确规定，并对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员进行严肃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党严明自觉维护群众利益这项纪律的生动鲜明体现。党史故事的内容：邓小平的“算账决策法”于“算账”，是邓小平决策的一个重要特色。在邓小平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中，他通过“算账”作出重大决策的例子中，最典型的当数中国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决策。1978 年前后，邓小平频繁出访。他总是要求参观所访国最先进的工业和高科技项目，通过实地考察、反复询问，计算中国与世界的实际差距。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即到 20 世纪末达到发达国家 20 世纪 70 年代的水平。邓小平估计，到 20 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达到1000 美元左右。为此，他先后到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考察，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一一算账。经过考察和计算，邓小平感到人均 1000 美元可能难以达到，于是又作了调整，提出到 20 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争取达到1000 美元，最低达到 800 美元。目标确定后，邓小平又开始计算能否按时实现。1983 年，邓小平到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考察，他反复询问的问题是：到 2000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有没有信心?人均 800 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在不断完善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邓小平又开始进一步思考中国 21 世纪的发展目标。1987 年，他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又算了这样一笔账：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 800 美元至 1000 美元，看来1000 美元是有希望的，我们恐怕还是在 50 名以下吧，但是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翻两番，达到人均 4000 美元的水平，中国那时有 15 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 6 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基本建成小康社会。2010 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第 2 位。邓小平的“算账”，是一种稳妥、慎重、科学的决策方法。正是通过不断地、精心地计算，他才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重大决策，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党史故事的内容：刘伯承矢志不渝寻党记 1911 年，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刘伯承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当时，亲朋好友多不赞成此举，他却慨然作答：“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他剪掉辫子，怀着富国强兵的强烈信念，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1912 年 2 月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学习各门近代军事课程，同时熟读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吴子等经典名著的许多章节出口能诵。在将校学堂 10 个月，他不但学业出众，而且以举止端正、操守有持、恶习不沾闻名全校，被同学们称为军中“菩萨”。1912 年底毕业后被分派到川军第五师熊克武部，先后任司务长、排长、连长。1913 年参加四川讨袁之役，失败后于 1914 年在上海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5 年底，刘伯承奉命返回四川，拉起 400 余人的队伍，组成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1917 年参加护法战争，任川军第五师第九旅参谋长、四川督军署警卫团团长。1923 年参加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指挥官，取得驰援龙泉驿等战斗的胜利。8 月在作战中右腿负重伤。在成都治疗期间，结识川籍共产主义者杨闇公、吴玉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 年 10 月起，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国民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现状，途中所见所闻，使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1926 年 5 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2 月，刘伯承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奉命与杨闇公、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由于他熟知川军情况且深孚众望，被赋予“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重任。1926 年 12 月，由于敌情变化和情况紧急，刘伯承率 12000人分别于 1 日和 3 日提前发动了泸州起义和顺庆起义。9 日，他到达顺庆，10 日他率起义军在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指挥。起义震动了四川反动军阀并很快向顺庆扑来，由于敌众我寡，为保存革命力量，刘伯承率部于 16 日撤离顺庆;1927 年 1 月下旬他到达泸州发动民众，整顿部队。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刘湘派兵围困泸州。3 月 31 日，刘湘在重庆疯狂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制造“三三一”惨案。4 月 21 日，刘伯承以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名义，率先呈请讨伐与蒋介石进行勾结的四川军阀刘湘。5 月 5 日，汉口民国日报登载讨伐檄文，并加了前言。5 月 12 日，刘湘再次“讨伐”泸州革命军的通电声言：“湘于数月前奉蒋总司令电令讨伐”，对起义军极尽污蔑，宣称“刘逆伯承，据险阻兵，私立名义，近复遥应武汉叛徒，共谋篡政。”“现已同二十二、二十四两军出师讨伐，并知会邻近驻队，一体兜剿。”围城敌军比起义军兵力大 10 倍。在敌人的军事进攻面前，“刘伯承气壮山河，只知革命不知其它”。刘湘开出 5 万元的赏格要捉拿刘伯承。起义军中一些投机分子也蠢蠢欲动。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5 月 16 日，刘伯承带领两名部下一路拼杀冲出了包围圈。何去何从?刘伯承毅然决然作出了明确的抉择：找党去!于是，刘伯承与他的参谋长韩百诚、参谋周国淦化装成商人的模样，离开了泸州城。一行三人经大足、达县穿越秦岭，途中遇到土匪抢劫，猛虎挡道，但都被他们机敏勇敢地战胜而化险为夷。一路上虽然历经了千难万险，但刘伯承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讨饭，也要找到党!起初，他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富顺城下。看到城墙上贴着一张五尺见方的大纸“通缉令”，上面醒目地印着自己的画像，言明悬赏 5 万元大洋换取自己的人头。他风趣地对两位部下说：“富顺城不能进了，把 5 万块大洋留着以后花吧!”他们三人钻入密林朝荣县方向走去。快到荣县时忽然前面来了一乘小轿和一列马队。轿子里是敌军师长兰文彬。刘伯承等警觉地停步迅速隐蔽起来。一个士兵上前禀报道：“报告师长，荣县到了，还没有找到刘伯承。”敌师长没好气地命令道：“刘伯承惯于声东击西，快!给我搜!”躲在丛林中的刘伯承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待敌军马队过后，他们趁机向山里走去。后来，刘伯承等一路奔波来到了川东的达县。在山谷中他们正行走着，突然前面窜出四五个彪形大汉，手持大刀拦路抢劫。韩百诚、周国淦眼疾手快地拔出手枪，刘伯承乘势大声喝道：“我们手里有枪，快放下屠刀!”那几个土匪见来人气势不凡，立即放下大刀叩头求饶。后来有一天，他们正行走在一座高山密林中时，冷不防在半坡上遇到一只白额吊睛的大老虎来。周参谋连忙掏出手枪，对准了那只凶猛的老虎。刘伯承上前急忙阻拦说：“不要放枪，以免惊动了它。老虎也是怕人的，跟我慢慢绕过去。”随即，刘伯承一行机智地躲过了老虎，登上了渡船。刘伯承长舒一口气幽默地对老虎拱拱手说：“老虎，老虎，多谢了，这回没有帮倒忙。”大伙都放松了紧张的心情大笑起来。1927 年 6 月中旬，刘伯承等人终于翻山越岭来到了西安。但他们已身无分文，幸而有陕西军务会办邓宝珊的接济，帮他们筹集路费，他们才经郑州最终到达武汉，找到了党组织。朱德握着刘伯承的手，深沉而又兴奋地说：“伯承同志，你们辛苦啦!你来得太及时了!”泸州顺庆起义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中共帮助国民党组建左派军队的一次重大行动，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坚持战斗167 天，为北伐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当时的舆论称泸顺起义“因此而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功之大小，应不能以成败论也”。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说：“四川的同志表现非常英勇，革命暴动的经验要推向全国去。”萧克讲：泸顺起义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所创造的城市暴动方式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若俄国 1905 年 2 月革命是 1917 年 10 月革命的预演，那么泸顺起义也是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泸顺起义除了让尚在幼年时期的中共尝试了武装斗争及创建新型军队外，还发现了刘伯承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才。党史经典故事 50 篇 6 1、1949 年 10 月 1 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2、1980 年 1 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 400 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 400 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3、1952 年 11 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 12 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 1952 年 10 月 27 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 27 日寄去一信，请于12 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 月 28 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 年 4 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 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4、1959 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5、60 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 18 年，直到他长辞人世。6、1935 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 4 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8、1944 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 5 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 20 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9、1977 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10、1956 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 7 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11、1970 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 20 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12、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13、梁斌从 1948 年底到 1952 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 1952 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14、1941 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15、1940 年 4 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16、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 年 11 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17、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 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 多斤，徒步 300 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120 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 5 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18、1944 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 5 支，他自己也留 5 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19、6 月末的一天傍晚，他从河边散步回来，又象往常一样坐在八仙桌前点燃了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他从案头拿过一摞稿件，聚精会神地审阅起来。过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讯员，快去把小郑找来!”小郑是宣传部干事，驻地离城南庄有七八里远，郑干事奉命赶到时，已是深夜。胡锡奎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