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元文》整理质疑-历史论文.doc

由北京师范大学古籍 研究 所主持、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全元文》，从1998年至今，已经出版了二十册。《全元文》的整理出版，大大便利了学者们在元代 历史 文化诸方面的研究，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但从 目前 出版的这二十册的情况来看，也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下面，仅就笔者所见，对这二十册中出现的 问题 进行一些探讨。由于笔者水平有限，叙述之中或有不妥之处，还请各位专家学者多多指正。 一 　　首先是漏收作者问题。　　像粘合重山，《元史》卷一五七有传。结合《元史》本传及其它材料来看，粘合重山应出身女真贵族，为金金紫光禄大夫、中都留守粘合合答之孙，金大安三年（1211年）入质蒙古宫廷，窝阔台在位时任中书左丞相。与耶律楚材一样，粘合重山亦为大蒙古国时期的重臣。史载：时耶律楚材为右丞相，凡建官立法，任贤使能，与夫分郡邑，定课赋，通漕运，足国用，多出楚材，而重山佐成之。[1]1199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 中国 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四八册收有一篇《请□公禅师驻栖岩疏》，文曰：　　　　□□□□自悟要会这些关捩□□□烈宗师。伏惟□公大禅师，得法远从於曹洞，解包暂驻於栖岩。 方法 席之久虚，宜心灯之与续。不动一茎草，不远千里途。要使秦头晋尾之区，重增斋鼓舟鱼之气。勉从劝请，快为承当。拈一炷紫檀香，祝万年皇帝寿。谨疏。　　癸卯年三月 日　　中书左承相忘忧居士 粘合 疏　　监寺僧 至和 立石 古桐 苏明 刊 　　按陈赓所撰《重建栖岩寺碑》云：尔后中书大丞相与府牧，竭诚劝请嗣法瑞峰钦公禅师继之。[2]则疏文中的□公大禅师，当指瑞峰钦公禅师，□或即为钦字。《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收有乙巳年（1245年）请钦公住持栖岩疏四篇，但均为府牧之类的人物所作，中书大丞相所作疏文，仅见于此拓片。该疏文作于癸卯年（1243年），作者题衔为中书左承相忘忧居士 粘合。这个忘忧居士，在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中经常见到。王国维很早就指出此人可能为粘合重山，[3]从这篇疏文作者的题衔来看，王国维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4]　　再如王万庆，一名曼庆，字禧伯，号澹游。为金朝著名文人王庭筠之侄，后过继为子。在金朝，王万庆以荫补官，曾仕至徐州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蒙古太宗八年（1236年），受耶律楚材的推荐，出任燕京编修所次二官。入元后，中统二年（1261年），又受任为燕京路提举学校官。有关其传记资料，可参见《遗山先生文集》卷一六《王黄华墓碑》、《中州集》卷三《黄华王先生庭筠》、《图绘宝鉴》卷四、《书史会要》卷七、《黄华集》附录《黄华山主王庭筠传》等。　　据《全元文》第一册《范例》，原金朝管辖区作家以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为上限，由金入元，其主要活动在元者，则作为元人收录。与《全元文》已收入的元好问相比，王万庆不仅卒年时间靠后，而且在大蒙古国与元朝均曾出仕，因此，他的文章更有资格入选《全元文》。王万庆的现存作品，主要收录于清人张金吾所编《金文最》，有《双溪小稿序》、《李山风雪松杉图跋》、《与夹谷行省书》等。此外，北京图书馆馆藏拓本有《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禅师道行碑》，作者题衔为燕京编修所次二官王万庆，此碑为研究临济高僧海云印简生平及大蒙古国历史的重要材料。[!--empirenews.page--]　　与王万庆情况类似的还有许多，以下试举三例。首先是赵著，字光祖，号虎岩，渔阳（今天津蓟县）人。鲜于枢《困学斋杂录》有小传，擅诗歌，与龙山居士吕鲲齐名。后为耶律楚材宾礼，担任其子耶律铸的老师。太宗八年，又受耶律楚材推荐，出任燕京编修所次二官。《甘水仙源录》卷六有其所撰《佐玄寂照大师冯公道行碑铭》。再如邳邦用，字大用，号谷口野老，定安人。金正大元年（1224年）进士，官承直郎、省差教授。后出仕大蒙古国，官陕西行省左右司郎中。[5]《金文最》卷四七收录有他在乙卯年（1255年）撰写的《唐太宗赐孙真人颂跋》。[6]再如赵衍，字昌龄，号西岩，北平（即平州，今河北卢龙）人。辽勋臣赵思温十二世孙，金朝进士。师从龙山居士吕鲲垂十五年，长期在燕京地区活动，与耶律铸关系密切，曾为其父耶律楚材撰写墓志铭，又曾担任其子耶律希亮的老师。[7]由于他的活动时间主要是在大蒙古国时期，按照前述《全元文·范例》，他也完全有资格入选。《金文最》卷四五收录有他在丙辰年（1256年）撰写的《重刊李长吉诗集序》。 　　一部史学著作不但需要有宏观方面的 理论 概括和创造性见解，而且需要有微观方面的严谨处理与史料的细致考证和巧妙运用。前者欠缺，后者便易流于饾饤、烦琐；后者单薄，前者又会失之空洞、缺乏说服力。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 政治 》是两者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一　　作者在自序中说：所谓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这是本书的核心思想，也是它的主要理论意义所在。自秦统一六国，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后，就开始出现皇权政治，从此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在理论上，皇权至高无上。体现在制度上，便是全国任何重大政务，未经皇帝首肯、批准，便不能决定、执行。所以作者指出：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它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第340页）。　　在 中国 历史 上，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皇帝能基本掌握大权，推行皇权政治；但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出现其他政治、 社会 力量平行于皇权，以至超越皇权的现象。以上两种情况互有联系。由于皇权至高无上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在实际社会中，绝大多数皇帝，包括很大数量的驽钝之才，也可以推行或维持皇权政治。一些政治、社会力量，在特定条件下尽管控制皇权、觊觎皇权，仍然不敢不打着皇帝旗号，假皇帝之名行事。他们的权力，来自皇权政治，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第340页）。　　然而，以上两种情况又有区别。一个是理论上、制度上的皇权或皇权政治，一个是实际中的皇权或皇权政治。不能因为理论上、制度上皇权至高无上，就认为实际社会中也全都如此；也不能因为在特定条件下，皇权受人操纵，就认为皇权政治已被否定。只要社会 经济 基础不变，皇权政治始终起着支配作用。断定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它体现了理论上、制度上皇权、皇权政治，与实际社会中皇权、皇权政治的辩证关系。[!--empirenews.page--]　　长期以来，史学界探讨魏晋南北朝史，也往往使用士族（或贵族）政治这一概念。对它与皇权政治的关系，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二者角度不同。士族政治是就官吏主要成员的来源及推行主要代表士族阶层利益的政治而言，皇帝是他们的总代理人，彼此利益一致；而皇权政治则是就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实行君主专制，一政治、社会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言。所以二者互不排斥。如果这样理解，与本书主旨没有冲突。另一种理解是，推行士族政治代表士族利益，是与皇权利益对立的，从而限制、否定了皇权政治。如果这样理解，除将窃取皇权作否定皇权，在理论上有扞格之处。即士族参与政权，推行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究竟到什么程度算是士族政治，否定了皇权政治？如果只要是士族在政权中发挥作用，不论大小，一概看成士族政治，是不是太泛而不严谨呢？　　而本书则不同。它认为皇权政治是秦汉以来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第270页），其他政治都是变态，是暂时的、过渡的。就士族政治或门阀政治而言，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标准就是这一时期门阀士族势力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第341页）；控制皇权，操纵政柄（第264页）。以此衡量，前于此的三国西晋不是，后于此的南北朝也不是。　　　　　　　　　　　　　　　　　　　　二　　为了探讨门阀政治，本书对东晋几家大门阀士族的渊源、经济基础、文化面貌，特别是与皇权之间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从不同时期的 发展 演变上作了富于创造性的论述。归纳起来，这些论述主要是就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下（第358页），围绕建立并维持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第6页）这一门阀政治特点展开的。　　（一）尊奉皇权，控制皇权　　士族政治自琅邪王导、王敦与其了 侨姓士族拉拢南方士族，拥立司马睿为帝，出现王与马，共天下诱语时基本形成，其后虽经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而始终不变。　　南渡之初，其所以必须尊奉司马睿为帝，除了历史上形成的王与马的特殊关系外，主要因为司马壑具备有利条件。在西晋灭亡之际，武、惠、怀、愍诸帝已无合法继承人，司马睿虽是疏属，毕竟仍是宗室，这是他优越于其他任何士族的地方。在北方胡族的强大压力下，门阀士族只有尊奉司马睿为帝，才有可能在江左建立新王朝，保护自己岌岌可危的政治、经济利益。另一面，其所以必须控制皇权， 自然 同样出于门阀士族的家庭利益。因为司马睿只是西晋皇室疏属，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第341页），全靠门阀士族扶持方得登上皇帝宝座。司马睿即帝位，命王导升御床共坐，这在历史上并无先例可援。他作出这种姿态，正是门阀士族控制皇权具备可能性的有力证明。虽然王导力拒，但门阀士族平和或超越皇权的气势已经造成，王与马，共天下之谚由此而起。以后又经颍川庾亮的进一步努力，东晋的门阀政治才最后巩固了下来。　　尊奉皇权，控制皇权，是不可分的策略。不尊奉皇权，江左没有重心；而不控制皇权任皇权伸长，也就无所谓士族门阀政治。只有二者结合，方可使祭则司马，政在士族这一对门阀士族最有利的政权模式得以建立和维持。[!--empirenews.page--]　　（二）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合与牵制。　　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合是为了保持皇权与士族的平衡，使政在士族；牵制则是为了保持士族之间的平衡，使祭则司马得以存续。　　陈寅恪先生高度赞扬王导功业，着眼点只在南渡这初击北士族的联合，共奉东晋王室，而于后来侨姓士族之间的联合与牵制的重要性则没有涉及。其实，对南方士族加意笼络，只有东晋建国前后最为迫切。但是，自孙吴灭亡起，经过西晋三十多年统治，江东士族的力量毕竟不大。所以等侨姓士族在江东逐步立稳脚跟后，南方士族的分量便日益减轻。侨姓士族之间的联合与牵制，便成为关键的 问题 。本书用大量篇幅着力论述的，正在这一方面。 二 　　其次是作者小传考证欠精详。　　作者小传为《全元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所收文章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这部分 内容 ，如果有现成的列传或行状、神道、墓志等材料的话，当然不会太费事。可实际上，许多作者并没有这样的现成材料可供 参考 ，这无疑需要《全元文》的编者们多方查找相关材料，进行详细考证，以对作者的生平进行大致勾勒。《全元文》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但还远远不够。这方面的缺陷又可以分为欠精确与欠详细两方面，以下试举三例。　　欠精确者，像《全元文》第一册的杨宏道，元明时期的各种材料均作杨弘道。由于弘字犯清朝乾隆皇帝的讳，在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为了避讳的缘故，才把弘改为宏。编者所收杨弘道文出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小亨集》，却没有注意到作者名字的这一前后变化。再如第五册敬铉小传，称其元初为中都儒学提举，这大概是受到了吴澄《春秋备忘序》一说的 影响 。但笔者翻检《析津志辑佚》，却发现了中统二年（1261年）敬铉被任命为燕京副提举的诏书（此诏书似应收入《全元文》第三册世祖篇目下，但《全元文》未予收录），文曰：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诸路学校久废，无以作成人材。今拟选博学洽闻之士，以教导之。据敬铉可充燕京路副提举学校官，凡诸生进修者，选高业儒生教授，严加训诲，务要成材，以备他日选擢之用。仍仰本路官司，常加主领敦劝，宜令唯此。　　中统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很显然，敬铉担任的只是副提举。至如正提举，据《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中统二年（1261年）九月，王鹗请於各路选委博学老儒一人，提举本路学校，特诏立诸路提举学校官，以王万庆、敬铉等三十人充之。另据《国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所引墓碑：公又言：学校久废，无以作成人材，宜选博学洽闻之士，提举各路学校，严加训诲，以备它日选用。上可其奏，为立十路提举学校官。由上述材料来看，王万庆、敬铉等三十人应指正、副提举而言。由此推断，燕京路提举学校官似应为王万庆。　　欠详细者。像第八册裴宪小传，只介绍说裴宪，字子法，长安（今陕西西安）人。 实际上，我们翻检一些材料，还是能够了解一些他的生平情况的。据《牧庵集》卷二七《安西路同州儒学正潘君阡表》与《寓庵集》附录王博文所撰《故咨议李公墓志铭》，我们知道，裴宪为前金进士出身，号绿野（当为仰慕先人裴度而取）。另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四七册《京兆府学题名》，我们又知道他曾在正大二年（1225年）前后担任京兆府学西学举事。此外，《永乐大典》卷八六二八有李庭《寓庵集·送裴子法北行》（该诗不见于今本《寓庵集》）：匹马区区万里行，知君雅志为苍生。圣朝若为经邦策，好草囊封劝罢兵。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二《和裴子法见寄》亦有谢子万言策诗句。再结合其它材料，我们不难推断，太宗二年（1230年）蒙古军攻打陕西后不久，裴宪即北上投靠蒙古政权，并得到了耶律楚材的赏识。而据杨奂《还山遗稿》卷上《洞真真人于先生碑》，我们又可以进一步确定，裴宪还曾在耶律楚材主持的中书省机构中担任过省掾一职。[!--empirenews.page--]三 　　再次是 文献 搜集不全。　　元代文献虽远不及之前的宋与之后的明清那样丰富，但散见于各类文献中的篇目还是不少。《全元文》既然说全，就应当尽可能地把现存元代文献包罗进去。从《全元文》已经出版的前十五册情况来看，编者们确实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搜集工作，但还远未达到至善至美的地步。笔者在此试举两个明显的例子。　　首先是《圣元名贤播芳续集》（以下简称《续集》），此书仿《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而作，收录有所谓圣元名贤一百二十三家所作表、笺、诏等各类文体的文章近二百七十篇。这些文章，有些在题目下署有作者姓名，有些则没有。其中，有许多文章篇目仅见于该书。但《全元文》编者没有注意到该书，这在《全元文》前二十册，我们已经能够完全看得出来。　　像《续集》卷五有《诛伪金紫王演诏》：　　制曰：人无远虑，诳小民以狂图；邦有常宪，谋大逆者不赦。伪金紫王演，诈以金源之裔，出於荆邸之遗。转徙村庄，蛊惑众庶。谋尝观於图谶，当复事乎经营。在壬戌年，聚以成军，至甲子岁，起而僭位。俄因首获，咸即招承。於朕意犹哀矜，而国法不容拟议。除已将王演，并伪署大王王奴奇、驸马李住儿、宰相郗藻，市曹处斩外，妻子并不缘坐，其余干连人等，亦从轻断讫。於戏！望所非望，在前代亦有之；刑期无刑，庶几人知戒耳！ 按《元史》卷《世祖本纪一》，中统三年（1262年）二月，王演等以妖言诛。这篇诏书中提到的壬戌年，恰好为中统三年。故这篇诏书应当为世祖在位时发布。从诏书的 内容 ，我们知道，王演伪称前金荆王完颜守纯后裔，以妖言惑众，图谋于甲子年（1264年）起事，结果因人告发，事情败露，被捉到官。为此，世祖下令将王演等一干人等斩首，并布发此诏书，晓谕臣民。由于这篇诏书仅见于《续集》，故《全元文》第三册世祖篇目没有收录。　　再如《续集》卷一有杨文郁《册后贺表》三篇，《全元文》第一?册杨文郁篇目仅根据清宣统涵芬楼《古今文抄》收录了其中的第一篇，而缺后两篇。兹列如下：　　上圣造邦，首厚人伦之本；内朝受册，益昭天作之详。宗社安荣，臣民欣悦。中贺：德存孝敬，道在修齐。稽前代之旧章，聿新涣号；备长秋之令典，爰锡坤珍。光动星垣，义形风教。臣等职縻江海，心恋阙庭。大琮比於镇圭，快睹仪文之盛；关雎应於麟趾，式延治家之盛。瑶图启运，有开宫壶之贤；宝册加恩，益衍家邦之福。万年景运，八表欢声。中贺：德配乾刚，道侔坤顺。时维良月，星明太乙之紫垣；礼备长秋，天锡太琮之黄玉。诞敷涣号，丕显珍符。臣等远在西江，溯瞻北阙。洪范之伦，攸攸幸被训彝；关雎之教，方行喜形舞蹈。　　再如《续集》卷四有卢挚《贺皇太后笺》一篇，《全元文》第一一册卢挚篇目漏收。兹列如下：　　慈闱示训，远贻燕翼之谋；下国依光，久席鸿休之庇。情驰魏阙，首羾贺笺。中贺：作佛中人，为天下母。当九重躬修於孝治，宜万国风行於懿仪。道日著於坤裳，广扬善教；泽时流於鲜雨，默赞皇猷。臣某等，僻处炎荒，幸逢熙洽。喜见钩铃之动色，愿同嵩岳以呼龄。[!--empirenews.page--]　　其次《中州启札》，这是一部元人吴宏道编纂的书信选集，共四卷，收录书信近二百篇，入选范围主要为金末元初的北方文人，计有赵秉文、元好问、冯璧、王鹗、窦默、姚枢、王磐、杜仁杰、徐世隆、杨果、许衡、商挺、陈季渊、徒单公履、陈之纲、吕鹏翼、王昌龄、乌古伦贞、高胜举、鲜于枢、王博文、王复、刘因、姚燧、胡祇遹、刘宣、徐琰、许楫、卢挚、张孔孙、宋渤、王构、李澍、张子良、王仪、晋汝贤、师颜、安镇海、康晔等，此外，还有无名氏多人。这些人当中，大部分人的生平事迹可考，除了赵秉文、冯璧等个别人可划为金人外，大部分人均符合《全元文》的入选范围。该书北京图书馆藏有清抄本，后被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一一六册，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由于《全元文》编者没有注意到这部书，造成其中大量文章漏收。据笔者初步统计，《中州启札》中的书信，被《全元文》收入者仅有元好问、许衡、刘因、杜仁杰等少数几个人，元好问、许衡、刘因的书信之所以入选，是因为这些书信在他们本人的文集中可以找到，杜仁杰的书信之所以入选，则是因为他的书信见于《金文最》（此外，窦默的书信亦见于《金文最》，可由于《金文最》采用了窦默的另一个名字窦杰，《全元文》的编者竟然误把二者当作两个人而不予收录）。　　至于单篇文章漏收者，更是不少。像本文前面屡次谈到的《金文最》，《全元文》的编者虽然注意到该书，但仍然有遗漏。除了前面谈到的漏收作者外，《全元文》已收入作者而漏收其文章的，还有一些。像《金文最》卷四五有麻革《重修证类本草序》，《全元文》第二册麻革篇目漏收；《金文最》卷四五有刘祁《太古集序》，《全元文》第二册刘祁篇目漏收；《金文最》卷四五有窦杰《流注八穴序》，卷五四有同氏《与吕子谦郎中书》、《与游宣府子明书》，《全元文》第二册窦默篇目漏收等。由于《中州启札》与《金文最》为国内常见之书，这里就不再一一引录原文了。　　除了漏收文章之外，还有的文章似嫌重复，这里也顺便提一下。《全元文》第二册世祖篇目下收录了两份《中统建元诏》，其中，第一份诏书采自《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与《元史》，第二份诏书采自《新元史》。这两份诏书其实是一回事，之所以二者内容有所出入，乃是因为《新元史》的作者柯劭忞在收录这篇诏书时，将诏书与诏书后面所附条画杂糅在一起。元代的圣旨，其实有许多后面都附有条画，日本学者植松正曾撰有《元代条画考》（连载于《香川大学 教育 学部 研究 报告》第1部45－51、58），专门对此进行辑录。如果《全元文》的编者在收录诏书时，亦想收录其后所附条画的话，应该 参考 该文。 四 　　再次是选用版本不当。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程钜夫《雪楼集》。《雪楼集》是元代一部重要文集，作者程钜夫（1249－1318年），原名文海，因避武宗海山讳，以字行，在元代曾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他的文集最初由其子大本所编，门人揭傒斯校正，凡四十五卷。至正十八年（1358年）重订为三十卷，凡文二十五卷，诗、乐府五卷。现在我们最常见且最好的本子为阳湖陶氏复刻洪武本，题为《楚国文宪公雪楼程先生文集》，这个本子国内曾影印出版过， 台湾 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汇刊本》亦予以收录。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全元文》的编纂者竟然放弃这个本子不用，在《全元文》第一六册选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而以前者为校本。大家知道，清人在编《四库全书》时，有关元代的人名与地名，都经过四库馆臣的大量窜改，难以卒读，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研究元史的人都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只要是能够找到原来的版本，一般都尽量避免选用《四库全书》本，《全元文》编者恰好触犯了这个忌讳。[!--empirenews.page--]　　此外，姚燧《牧庵集》，《全元文》第九册以 目前 常见的《四部丛刊》本为工作底本，校以北京图书馆所藏清抄本，参校《丛书集成初编》本。《全元文》的编者之所以考虑用《四部丛刊》本为底本，大概是因为此版本所收姚燧文章最全的缘故。但《四部丛刊》本出自清武英殿聚珍版，其中的人名、地名等也有大量篡改。虽然元刻本现在我们已经见不到了，但我们仍然可以根据其它材料对元刻本《牧庵集》进行部分还原。像北京图书馆馆藏明人刘昌所辑《牧庵集》抄本（即前面所提清抄本），以及《天下同文集》、《国朝文类》、《中州名贤文表》等收录的姚燧文章等。如果把这些文章搜集起来，去同存异，再用《四部丛刊》本进行补充，应该比现在仅用《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更为理想些。反之，如果坚持要用《四部丛刊》本为底本的话，也应该在被窜改的人名、地名下，核对未窜改的相应文献，加以注释。虽然这样做显得有些罗嗦，但却方便了读者，提高了使用效率。　　其它版本选用不当的还有一些，像《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用的是清光绪三四年刻本，没有用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元刻本（第二册世祖文）；《历代名臣奏议》用的是《四库全书》本，没有用明刻本（第二册李冶文）等等，此不赘叙。 五 　　最后是失校与标点错误。　　有关这方面出现的 问题 很多，不胜枚举，大都是由于整理者对元代 历史 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所造成的。笔者翻检《全元文》第九册所收姚燧文章，即发现失校与标点不正确者达上百处之多，以下为这方面的例子。　　《紫阳先生文集序》：既俾弟之子元桢嗣其职。世祖以王教起为京兆宣抚司参议，年七十。其岁乙卯，卒乾州。（391页）按，杨奂辞职让给犹子杨元桢，与受忽必烈召请入陕西，均是壬子年（1252年）前后之事，时杨奂年六十七岁。到乙卯年（1255年）杨奂去世时，才享年七十岁。[8]故这里的标点应当为既俾弟之子元桢嗣其职，世祖以王教起为京兆宣抚司参议。年七十，其岁乙卯，卒乾州。　　《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铭并序言》：又领诸王副车僧道伊啰勒琨。大食蛮朝觐贡献，敷奏宣发号令诸事。（549页）按，文中的伊啰勒琨即也里可温，大食蛮即达失蛮，为元人对当时各宗教派别的专门称呼，前者指聂斯脱里派基督教，后者指伊斯兰教。在这里，标点者显然把大食蛮当成国家的名字，故而把它与后面的朝觐贡献妄加联系。此处正确标点应为又领诸王副车，僧、道、伊啰勒琨、大食蛮，朝觐贡献，敷奏宣发号令诸事。《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公蒙古氏，讳博啰罕辉和尔。公之曾孙嘉木和尔、公之孙扎鲁和托、公之子辉和尔、与兄威伊特，俱事太祖。（559页）按，此碑为忙兀氏博罗欢（即文中博啰罕）所作，博罗欢为元初名臣，《元史》有传。结合本传，我们不难发现，整理者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把博啰罕与辉和尔当作一个人名，由此造成了下面的人名与辈分全错。正确标点应为公蒙古氏，讳博啰罕。辉和尔，公之曾孙，嘉木和尔，公之孙，扎鲁和托，公之子。辉和尔与兄威伊特，俱事太祖。[!--empirenews.page--]　　《荣禄大夫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大司农史公神道碑》：尚书恚，夺其二孙。故真定总管、摄江汉大都督权如北京，（597598页）按，史秉直（即引文中的尚书）长子史天倪身后留有二子，长子名楫，官真定路总管；次子名权，官江汉大都督。整理者沿袭《四部丛刊》本的错误，误把楫当作摄，把二人断成一人。正确标点应为尚书恚，夺其二孙故真定总管楫、江汉大都督权如北京，。　　《兴元行省瓜尔佳公神道碑》：元贞二年二月，资善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臣坚贤言：（606页）按，元代的河南行省全称为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此处，整理者或许受等处二字的迷惑，误把河南、江北当成两个行省。实际上，元代行省的全称大都带有等处二字，查《元史·地理志》，我们可以一目了然。故正确标点应为元贞二年二月，资善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臣坚贤言：《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事贺公神道碑》：公二男四女，胜践公平章。与适上都兵马使瓜尔佳哈布尔者，刘出也最后。公薨再月而卒。与适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使韩世英子庆、今参知政事董士珍子守正虎贲亲军总管杨祺者，为郑出。（622页）按，碑主贺仁杰共有两位夫人，一为刘氏，一为郑氏。其中刘氏有一男一女，郑氏有一男三女。上述引文共三处有误。首先，沿袭《四部丛刊》本的错误，把贺仁杰次子勗作最，并望文生义，把最与后连在一起，造成文意不通。其次，把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司误断为河东、山西两处提刑按察司。最后，没有把董守正与杨祺二人断开，误作一人。故正确标点应为公二男四女。胜，践公平章，与适上都兵马使瓜尔佳哈布尔者，刘出也。勗，后公薨再月而卒，与适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使韩世英子庆、今参知政事董士珍子守正、虎贲亲军总管杨祺者，为郑出。　　《百夫长赠中大夫上轻车都尉曹南郡侯坤都岱公神道碑》：用是中大夫、尚书、吏部侍郎桑乌逊（623页）。吏部在当时（武宗至大三年）属于尚书省，此处正确标点应为用是，中大夫、尚书吏部侍郎桑乌逊。　　《山南廉访副使冯公神道碑》：中议、中顺、通议为高曾祖，讳仲尹，子翼壁。考中书右部郎中，讳渭，世称冯孝子。（662页）按，此碑乃为冯崧（后改名岵）所作。冯氏为金元世家，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九有《内翰冯公神道碑铭》，乃为冯崧的祖父冯壁所作，而《牧庵集》本身亦有许多与冯氏有关的文章，像卷三的《冯氏三世遗文序》与《冯松庵挽诗序》、卷二?的《山南廉访副使冯公神道碑》与《中书右三部郎中冯公神道碑》等。根据这些资料，我们不难排列出冯氏的世系应当为仲尹、子翼、壁、渭、崧。在上述引文中，整理者不顾前后文的不衔接，把冯氏三代的名字改为二代，令人颇为费解。或许子翼的子字让整理者产生了误解？正确的标点应当是，中议、中顺、通议为高、曾、祖，讳仲尹、子翼、壁。考中书右部郎中，讳渭，世称冯孝子。[!--empirenews.page--]　　《怀远大将军招抚使王公神道碑》：其年卫王弑宣宗立，南逾河，都大梁。（668页）此处很容易让人把意思理解反。按，卫王即金帝卫绍王完颜允济，在蒙古围攻中都期间，金大将纥石烈执中（胡沙虎）发动政变，将其废杀，改立完颜珣，是为宣宗。不久，金举朝南迁汴梁。明白了这段历史，就知道此处标点应为其年卫王弑，宣宗立，南逾河，都大梁。 　　《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神道碑》：公亦仍便宜都总帅府经历，始去险就夷还。各城居官舍民庐（672页）据文意，此处标点应为公亦仍便宜都总帅府经历，始去险就夷，还各城居官舍民庐。　　《真定新军万户张公神道碑》：明年，诏故太傅巴延以左丞相赠开府仪同三司、太保，并国武宣公阿珠以平章左丞相，阿尔哈雅以右丞，将大军南伐，浮汉而下。（694页）按，整理者在这里把人名同官职、赠官全部搞混，正确标点应为明年，诏故太傅巴延以左丞相，赠开府仪同三司、太保、并国武宣公阿珠以平章，左丞相阿尔哈雅以右丞，将大军南伐，浮汉而下。　　《少中大夫孙公神道碑》：明年，以僧格为丞相，为尚书省中书，六曹悉以归之，而钩考尤酷。（716页）按，僧格（即桑哥）当权期间，元立尚书省，以其为尚书省右丞相，与中书省并立，总领六部。故此处标点应为明年，以僧格为丞相，为尚书省，中书六曹悉以归之，而钩考尤酷。　　《元故奉训大夫同知威楚开南等路总管席君神道碑碣》：时云汉守舍吾乡，其於袭敛之物，相殡之奠，皆不能亲迨。讣之至，始得发丧万里之外，恶逆之罪逃固无所。（721页）据文意，应为时云汉守舍吾乡，其於袭敛之物，相殡之奠，皆不能亲。迨讣之至，始得发丧万里之外，恶逆之罪逃固无所。同碑：后以升吏怀孟，总府计于朝事最他路。（722页）据文意，应为后以升吏怀孟总府，计于朝事，最他路。　　《潞国忠简赵公神道碑铭》：庭臣欲变提刑按察之巡行为肃政廉访，分道兼治。诏集二品已上官杂议，中书公曰：（730页）。按，中书百官议事为元代施政一种重要形式，碑主赵弼时为大都留守，不得称中书公。此处标点应为庭臣欲变提刑按察之巡行为肃政廉访分道兼治。诏集二品已上官杂议中书。公曰：。同碑：后置河南以北行省于汴（741页）。此处失校，河南以北行省应为河南江北行省。　　《奉训大夫知龙阳州孝子梁公神道碣》：金进士楝，生皇府录事，生圭忠。济为东平严侯，力能生杀人。（741页）。按，据文意，生圭为人名，官皇府录事。严忠济为严实之子，有名的东平世侯。此处标点应为金进士楝，生皇府录事生圭。忠济为东平严侯，力能生杀人。　　《南京路医学教授李君墓志铭》，岁壬辰，恒山公武仙闻可，将任置为千夫长使，战淅川。（770页）此句标点文意不通，应改为岁壬辰，恒山公武仙闻可将任，置为千夫长，使战淅川。[!--empirenews.page--]　　《鄃王府长史李公墓志铭》，盖鄃王之考，初尚主世祖，再尚主裕宗，自称晋王，克用裔孙。（775776页）。按，鄃王为元朝赐予汪古部首领术忽难驸马的封号。汪古部为金元北方部族，自称唐末五代沙陀族首领李克用之后，晋王乃唐朝赐予李克用的封号，故晋王与李克用二者实指一人，不应断开。　　《提刑赵公夫人杨君新阡碣》，乃以近故太师广平王从祖托克。托与公为断事官，位安抚上。（786页）按，文中的托克托，系清朝对蒙古人名脱脱的常见异译用法，这里把托克与托断开，显然错误。正确的标点为乃以近故太师广平王从祖托克托，与公为断事官，位安抚上。　　以上仅笔者个人因工作需要翻检《全元文》时就所见问题写成，相信《全元文》的整理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在本稿行将完成之际，笔者又见到了发表在《蒙古史 研究 》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八月）上的周清澍文《元代 文献 辑佚中的问题－评<全元文>1－10册》，周先生为蒙元史研究的杰出学者，对《全元文》的整理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批评意见，好在笔者此文与周先生的批评角度有所不同，自可并行不悖。最后提出一些建议，供《全元文》编纂者 参考 。首先，在整理过程中，对于已经完成的稿件，应严格坚持三级审读制，广泛征求专家学者们的意见，严把质量关。其次，在《全元文》出版完后，希望以后能再出一部补遗性质的续集，将漏收的作者篇目尽量补齐。此外，在 计算 机广泛 应用 的今天，微机检索正日益普及，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全元文》也应该尽快出版光盘版，这无疑会最有效地使用《全元文》。[1] 《元史》卷一五七《粘合重山传》。[2] 《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五，并见《北京图书馆藏 中国 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四八册。[3] 可参见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王忠慤公遗书·内编》。[4] 可参见笔者《粘合重山的先世与别号》，《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二期。[5] 邳邦用生平，可参见《金石萃编》卷一五九《京兆府学改建题名碑》等。[6] 《金文最》标注其年代为明昌六年（1195年），实误。[7] 前者见《元朝名臣事略》卷五《中书耶律文正王》，后者见《危太仆集》续集卷二《故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耶律公神道碑》。[8] 《还山遗稿》卷上《考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