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权维续还是渐进平权——中国夫妻权力模式及影响机制变迁%281990—2010%29.pdf

夫权维续还是渐进平权？中国夫妻权力模式及影响机制变迁（）李颖晖 张伊雪 李翌萱 摘要：年间，中国夫妻权力模式呈现渐进、不平衡的现代化转向：夫权模式减弱，整体走向平权模式，但妻子对重大事务决策权的获取弱于、滞后于日常事务决策权。夫妻权力模式的影响机制反映出基于个体能力提升，权力资源交换得以实现的现代理性逻辑：妻子在教育和收入水平上不低于丈夫的情况，对家庭重大事务、日常事务决策的平权、妻权走向至关重要，尤其是妻子收入上的相对优势，对获取重大事务决策权的影响在 年间持续上升。但基于传统性别规范的不平等和阻力也同时存在：家庭共同体内部，妻子承担更多家务的合作性付出并不必然导向重大事务决策权的获取，仅日渐有利于其获取相对边缘的日常事务决策权。性别平等意识对夫妻平权和妻权走向的正向影响也有随时间减弱的趋势。关键词：夫妻权力 相对资源 性别意识 家务分工 时代变迁一、引言夫妻权力模式是两性关系在家庭场域中的重要体现。谁在家庭事务决策方面更具话语权，也即决策模式是夫权、平权还是妻权，既反映了微观家庭角色分工和夫妻家庭地位，也折射出宏观社会性别平等状况和现代化水平。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大数据时代西北地区社会治理中的刑事法治”课题阶段性成果。李颖晖，女，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校外研究员（）；张伊雪，女，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社会系博士生（）；李翌萱，女，西北大学哲学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讲师（）。而，相关探讨长期以来是婚姻家庭研究的核心内容且争鸣不断。西方理论界的研究关切始于传统夫权到现代平权的现实转向，以现代个体理性视角下的资源交换论和传统父权主义视角下的文化规范论为代表，存在着多元研究路径之争。中国的相关研究也呈现资源决定、文化规范或集体合作逻辑下的多重理论解读和基于性别视角、城乡视角等的多维现实考察。理论研究的争论同家庭问题本身的繁杂多面有关，“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同时也是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过程中特有的复杂变动状况的现实反映。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追求两性平等地位的女性运动的发展大大推动了家庭关系的现代化转向，家庭领域女性权力地位的变迁同女性运动的兴衰共振。而始于 世纪 年代末、盛于 年代的中国社会转型更是带来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全方位变革。在这一进程中，夫妻权力关系转变的促进因素、阻碍因素共存，相互博弈。一方面，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日渐获得了更为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工作机会，女性的社会参与程度逐步提高，其社会性别意识日渐增强（刘爱玉、佟新、付伟，；沈崇麟、杨善华，），从而为中国夫妻权力模式的现代化转向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另一方面，男性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角色仍有维续，男女两性关系的对立、矛盾仍在多方面存在。有研究发现，近几年，家庭劳务分配上，“男主外、女主内”的固有分工并未随着女性自身经济地位的改善发生大的变化（刘爱玉、佟新、付伟，；郑丹丹，），女性独立自主的性别意识也出现回潮现象（刘爱玉，；许琪，；杨菊华、李红娟、朱格，）。这意味着，女性家庭权力的获得过程并非简单地遵循着现代化的线性变化逻辑，夫妻权力分配模式在不同时间维度上的变化路径和机制更迭有待学术界的进一步关切。但遗憾的是，目前有关中国夫妻权力模式的系统历时研究却相对匮乏，多是基于某一年份的单一观察。尽管不同时点当时的状况在这些研究中已有考察，但家庭夫妻权力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纵向变迁全貌并未得以连续、系统地呈现。事实上，家庭场域中的两性关系发展嵌入于 年间的改革深化过程中，经历着变革历程中各种力量的形塑与重构。那么，在此期间，中国家庭夫妻权力模式整体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大跨步式地由传统夫权模式向现代化平权模式转变还是渐进式的推进？同时，转型是传统力量、现代化力量的交织碰撞，哪些力量在其中推动或阻碍其发展变迁，又呈现怎样的此消彼长？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尝试以传统 现代转向为视角，将夫妻权力模式的考察放置在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中，基于资源交换、文化规范、集体合作三大理 中国研究 第 期论分析逻辑，考察 年这 年间中国夫妻权力模式的变化及机制变迁。这种长时段分析将有利于在发展变化中更为系统地评估中国家庭权力结构及其影响机制的变与不变，从而更客观、审慎、全面地衡量和评价夫妻双方家庭权力地位的发展趋势与平等化程度，为构建均衡、和谐的家庭关系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二、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一）资源决定与文化规范：西方理论的现代化逻辑与传统约束逻辑之争 资源决定论及其现代理性夫妻权力模式研究开端于布拉德和沃尔夫 年合著的丈夫与妻子：动态的婚姻生活一书。该书提出了夫妻权力的概念，并构建了最广为应用的资源决定论以解释夫妻权力模式的形成。该理论认为，夫妻双方的权力地位取决于二者的相对资源状况，具有更丰富的教育、职业、收入等地位性资源的一方相对于另一方能够获取更多的家庭事务决策权力，强调婚姻内部存在着社会交换，即，资源地位可以交换权力地位，资源地位的不平衡影响权力地位的分化（,）。基于这一理论，后续研究发现，女性教育、收入等状况的提升改善，的确有助于其家庭决策权的获取，进而会推动夫妻权力向平权甚至是妻权模式过渡（,;,;,;,）。该理论的提出、发展及实证探索一定意义上是对西方家庭关系现代化这一现实转向的理论回应：世纪 年代正是西方女权主义的兴盛时期，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现象普遍而广泛，这带来女性文化、经济等资源的增强（吴帆，），家庭外部的地位改善开始转化为家庭生活内部新地位与话语权的寻求。从这一层面上看，资源决定论对夫妻权力模式如何形成的解释本质上遵循着现代化理论的逻辑：现代化进程强调个体力量发展与个人自致性地位，具体到两性关系与女性地位变迁，女性自我的觉醒和相对资源的改夫权维续还是渐进平权？善使得实践层面家庭权力地位的交换成为可能（古德，）。在此之后，资源决定论不断发展。比如，赫尔将婚姻内资源状况考察拓展到婚姻外资源，提出了夫妻权力交换论，认为丈夫或妻子越可能得到婚姻以外的满足（如社会参与、社会地位），便对婚姻关系的依赖越低，便越可能获取更大的婚姻内权力（,）。并且，也有研究进一步扩大了资源交换的范围，将情感资源、家庭贡献等也视为同教育、职业、收入一样的可交换资源（,;,;,;,），但这些发展本质上都与资源交换理论一脉相承，看到了个体基于自身资源占有进行地位交换的现代个体理性。文化规范论与传统约束逻辑当然，也有理论指出上述现代化线性思路对夫妻权力模式的预估过于乐观，继而提出了基于传统文化规范的批判。批评者认为，夫妻权力模式的现代化转向会受到以父权制为代表的传统、非理性因素的制约（,;,）。他们承认资源决定理论的合理性，但也认识到文化领域相对于经济、社会的变迁滞后以及不同社会文化脉络的潜在差异：文化堕距会使得父权主义、男权思想等成为相对稳定的阻力，且不同文化脉络中，权威认同、性别规范等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也会挑战资源决定论的普遍适用性（,;,;,）。因此，在文化规范论者看来，夫妻权力模式的平权过程可能会遭遇文化传统的对抗和约束，其发展有赖于文化规范的更新。不过，尽管资源决定论、文化规范论争鸣不断，西方社会的夫妻权力模式整体上趋于现代化的平权转向是学者们的共识（刘启明，）。（二）中国夫妻权力模式分析的主流考察：相对资源、性别意识与家务分工国内有关夫妻权力模式的研究兴起于 世纪八九十年代，着重对夫妻权力分配现状予以概括并提出相应的解释机制。从理论发展来看，相关分析主要吸收、借鉴了现代化视角下的资源交换论和文化规范视角对传统性别意识等因素的重视，但也有本土化思考，在现代转向与传统维持之间提出了基于家务分工的集体合作逻辑。中国研究 第 期其一，沿着资源决定理论的交换逻辑，大量学者考察了相对资源的作用。研究发现，同西方家庭关系现代化转向一致，无论是更高的绝对教育、收入水平，还是相对更高的教育、收入地位，都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家庭决策权力地位。尤其是后者，极大地利于女性家庭权力地位的改善（吴帆，；李静雅，；李建新、郭牧琦，）。其二，学者们也注意到了性别平等意识等文化规范因素的作用。不少研究认为，女性资源地位改善对其家庭权力地位的提升仍然受到传统的父权制和性别分工规范的阻碍，性别角色认知越传统、性别平等意识越薄弱，女性的家庭权力地位就越低（郑丹丹、杨善华，；徐安琪、刘汶蓉，）；反之，则有助于其争取更多的决策权力。更进一步，中国学者也基于丰富的社会现实，对资源交换逻辑和规范约束逻辑进行作用效力异质性的检验，考察了相关理论在阶层、性别、城乡等方面的差异化表现（王金玲，；李建新、郭牧琦，）。除此之外，家务分工对夫妻权力模式的影响也引发了学者们的争论。一种观点是，对“男主外、女主内”这一性别分工的认同或实践会降低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和收入获取，也会固化性别不平等观念（刘爱玉、佟新，；卿石松，；於嘉，），因而女性较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务不利于女性家庭权力的争取，继而有碍家庭平权。不过，左际平、边燕杰等人（，；）认为，家务承担被过于悲观地看待了，夫妻权力模式的形成其实存在集体合作的逻辑。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家族主义极强，家庭常常被视为成员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的资源、地位和劳务分配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倾向：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合作社而不是竞争场，成员会为了家庭利益最大化进行分工合作（费孝通，；弗里曼等，；阎云翔，）。因此，在中国，谁在家劳动，遵循着共同协商的逻辑而非完全的对抗性博弈。换句话说，“男主外、女主内”并不是完全的被动压迫，不少从业妻子多做家务并不完全由于她们缺乏与丈夫“谈判”的经济基础或受男权思想的压抑，而是家庭集体策略的一种（左际平，；杨菊华，）：女性的付出保证男性经济生产，以此获得最优的家庭经济、社会收益，个人也在整体优化中获得福利提升；同时，女性承担起家庭责任，也是对家庭幸福的重要贡献，会得到相应的权力让渡，权责一致，因而也会有利于女性权力的获取（,;）。基于这一逻辑，妻子承担更多家务的传统分工会相应增加女性获取家庭权力的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本质也是一种资源交换理性，只不过不同于通过夫权维续还是渐进平权？经济、教育资源实现一方对一方的超越和压制而获得权力，家务分配不是竞争型交换，而是合作型交换，责权可以对等。当然，也有学者在上述三大线路之外提出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持家能力、亲属支持网络等，但其测量有效性和使用广泛性有限，不再逐一介绍（沈崇麟，；徐安琪，；）。（三）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夫妻权力模式的再思考：历时考察的引入 历时研究的相对缺位及待回应问题西方研究的视角之争为夫妻权力模式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国内研究则进一步扬弃发展，对中国夫妻权力模式的现代转向问题予以积极回应，进而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更直接的实证经验。不过，不难看出，前述研究整体上倾向于现状分析而非发展过程的呈现：学者们多是基于各自所掌握的某一年份数据，从各自的理论兴趣出发，探讨夫妻权力的整体现状或性别、城乡等局部差异，而在长时段内基于统一理论框架进行系列分析的纵向考察则相对匮乏。这种不一致的数据使用和不统一的理论视角使得现有研究仍有可拓展之处。现实层面，既有研究虽知当时现状，却不知现状的发展过程由来。理论层面，研究结论间的横向对话和解释因素自身的纵向对比缺乏平台，留下了一些待回应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就夫妻权力模式的发展走向而言，学者们大体发现当前中国社会夫妻权力存在平权趋向，但该过程的实现是一步到位并延续至今还是在夫权维续中逐步转向？（）夫妻权力模式的影响机制方面，相对资源是影响夫妻权力模式的核心因素，但其自身的影响效力随社会现代化转型是递增、波动还是递减？性别意识现代化对夫妻权力走向平权的正面作用又怎样随社会发展而变动？传统的家务分工模式究竟是平权阻力还是能够带来责权对等？不同时期是否遵循不同的作用逻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捕捉不同时段的相应状况，在社会发展变化的长时段里基于统一的分析框架进行探讨。转型期夫妻权力模式影响因素的历时变动本文的基本立场是：家庭是社会的缩影，中国社会夫妻权力模式的形成与变迁嵌入于中国社会转型这一现代化过程中。当持续性的社会转型成为中国 中国研究 第 期社会发展的主基调，婚姻家庭现实也必然是复杂的、变动的，在关注夫妻权力模式转向的社会结构差异，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的同时，同样应重视时间维度方面的纵向考察。尤其是 年间的 年，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 年，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下，夫妻相对资源状况、性别意识平等化程度、家务分工状况这些影响夫妻权力分配的底层因素也可能出现系列变革。这意味着女性地位的起伏变动深受时代的影响，需要动态关注。在夫妻教育、收入的相对地位变动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年，女性受教育年限较男性偏低。时至 年，全国在校的普通本专科学生之中，女性则首度超过男性，占比 且持续上升。相应的，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也得到了提升，但其对女性经济地位的影响相对复杂。一方面，就劳动参与而言，年间女性的劳动参与大大增加，截至 年，近 的中国女性拥有有偿工作，远高于 的世界平均水平，女性自身绝对收入显著提升。但另一方面，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状况在近 年却并未改善（刘爱玉，）。同时，性别意识的现代化也并非线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家族文化以及由此延伸而来的男尊女卑等性别观念受到了挑战，女性对自身角色和个体能力的认可均有所伸张，呈现出向平等化、现代化发展的趋势（刘爱玉、佟新，），但也有学者发现，性别观念的变化并非随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同步发展，近年来女性对传统性别角色和性别不平等观念的认同甚至有所回归（许琪，；贾云竹、马冬玲，；徐安琪，）。家务劳动分配的变动状况整体上则相对稳定。有研究显示，年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绝对时间相对于 年明显减少，由 分钟降低到 分钟，表现出具有现代化走向的一面，但同、年一样，女性平均家务劳动时间大体都是男性的 倍（刘爱玉、佟新、付伟，），“女主内”的格局依然维持。研究内容与基本思路综上可见，在 年间的宏观社会变革中，男女相对资源地位、性夫权维续还是渐进平权？人民网，教育部：高校女生人数连续四年超过男生，月 日，参见：，获取日期：年 月 日。,:,参见：，获取日期：年 月 日。别平等意识、家务分工这些夫妻权力模式的微观影响因素自身也表现出同渐进转型一样的复杂变化，体现着传统力量、现代化力量的交织碰撞。那么，这些底层因素的变动怎样共同形塑或重构中国夫妻权力模式，中国夫妻权力模式 年间的变动态势又究竟如何？借鉴既有研究理论和分析框架，本文重点引入时间维度，纵向考察夫妻权力模式及其影响机制在时代脉络中的变迁。具体将完成以下两方面的实证分析和结果讨论：（）基于家庭重要事务决策权和日常事务决定的权力结构划分，考察夫妻双方决策权力分配在 年间的变化状况。也即，家庭重要事务和日常事务决策方面，夫权、平权、妻权模式的分布是否存在变化？两大不同权力维度各自的变化趋势同步抑或有差？学者们认为，拥有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更能代表对家庭资源的控制和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陶春芳、蒋永萍，），因而两大权力维度的区分与对比分析更有利于洞察夫妻权力模式的实际状况；（）考察夫妻权力模式影响机制在 年间的变化。也即，就家庭重要事务决策权和日常事务决策权而言，各自有哪些因素的作用在加强，又有哪些在消减，抑或持续不变？二者是否呈现共同的机制变化趋势抑或有着不同走向？对相对资源、性别意识、劳务分工的考察分别对应资源交换、文化规范、集体合作逻辑的检验，有利于呈现中国家庭夫妻权力模式形成中不同理论逻辑和现实因素的交织变化。三、数据与变量（一）数据来源本研究所用数据为 年、年、年第一、二、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该数据来自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分别在 年、年、年组织的全国规模调查，旨在动态反映 年以来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状况、取得的进展及存在的问题，是分析影响妇女地位变化的因素和机制，探究社会结构变迁与妇女地位变迁的关系的历时性权威数据。以年龄在 岁至 岁之间的已婚男女两性为分析对象，三期数据可供分析的样本分别为 、个，剔除在夫妻权力、教育、收入、家务分工、性别意识 中国研究 第 期等核心及相关变量上的“不适用”“不回答”或缺失个案，三期分析数据最终计入模型的有效样本分别为 、个。（二）变量描述 因变量本研究关注婚姻家庭中的夫妻权力模式。关于其测量，有使用“谁拥有家庭实权”或“谁当家”这一主观概括性指标的，也有选择一些具体的决策项目，如家庭重大事务、子女事务决定权、家庭日常经济支配和劳动分工决定权等作为测量的主要指标（徐安琪，）。本文采用决策项目的测量。使用概括性的单一指标虽简洁概括，但不利于进一步区分权力的结构，比如，是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还是日常事务决策权。实际上，不同权力维度的理论意义大不相同，多数学者认为拥有更多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意味着对家庭资源的控制和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陶春芳、蒋永萍，）。同时，基于过于概括性的单一指标进行测量，不同被访者理解更容易出现偏差。因此，基于三年数据共有的题目，本文在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与家庭日常事务决定权两大维度上分别区分出夫权、平权、妻权模式。测量夫妻权力的题目在 年的第一期数据中为“您家下列事务是由谁来决定 参与的？”，在 年第二期数据与 年第三期数据中为“在下列家庭事务的决定上，你们夫妻通常以谁的意见为主？”。题目表述略有差异，但实质都是在询问家庭事务决策权的分配状况。在量表选项上，我们选择了三期共有的六个家庭事务决定权分配指标来分别测量重大事务决策权和日常事务决策权。根据陶春芳、李静雅等人的理论界定，同时结合因子分析结果，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包括决定从事何种生产、买房 盖房、购买高档商品 大型器具、投资 贷款四项指标，剩余两项指标，决定家庭日常开支 经济分配、孩子的升学 择业两项则归类为家庭日常事务决策权（李静雅，；陶春芳，）。以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为例，我们比较答案为丈夫为主或妻子为主的指标个数，四项指标中，当丈夫为主的指标个数多于妻子为主，即为夫权模式，反之为妻权模式，当二者个数相当，则视为夫妻共同决定的平权模式，从而生成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的夫权维续还是渐进平权？对被删除的个案，统一编码为“”，有效个案为“”，同基本人口特征变量和主要自变量进行逻辑回归，结果显示被删除个案不受主要变量影响，即不存在系统性缺失。囿于篇幅，不同年份的因子分析结果未在此呈现。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获取。三分类模式。家庭日常事务决策权的分配模式划分与之类同。自变量与控制变量核心自变量包括教育、收入相对资源状况，家务劳动分工状况和性别意识，以此来反映资源交换、文化规范和集体合作三大理论分析逻辑。夫妻相对资源状况从教育、收入两方面测量。夫妻相对受教育地位是二分虚拟变量，通过妻子、丈夫的教育年限相减后编码而来，“”代表丈夫的教育年限高于妻子，“”代表妻子的教育年限不低于（大于或等于）丈夫。夫妻相对收入的处理方式与之相同。夫妻劳动分工的影响反映家务劳动分配究竟是否如集体合作逻辑所言，是女性获取家庭权力的策略。为此，基于三期数据被访者主观汇报的二者承担日常生活照料或家庭劳动的状况，我们保持原选项的三分设计，形成了一个取值为 的类别变量。其中，“”代表妻子承担较少，“”代表夫妻承担差不多，“”代表妻子承担更多。性别意识根据三期数据中性别意识量表相关题目进一步编码而来。第一期问卷中，对于性别意识偏向男权的题目，如“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男性天生比女性强”等，我们将“非常同意”赋值为，“同意”赋值为，“无所谓”赋值为，“不一定”赋值为，“不同意”赋值为；对于偏向女权的题目如“让您的孩子随母亲的姓”，我们用男权观念题目的相反逻辑顺序赋值。第二、三期问卷中的赋值方式与此一致。由于第一期与第二、三期问卷性别观念量表中的题目略有不同，我们分别对每一年份的所有题目进行赋值、加总，然后除以各年份各自题目数量，得到每个年份标准化后取值为 的性别意识得分。同时，模型控制婚龄、家庭中孩子数量、与父代的同住状况（父母或公婆、岳父母）、家庭总收入、夫妻互动状况、城乡类型以及地区类型这些相关变量。婚龄是为了控制不同婚姻家庭生命历程的影响。数据中，最长婚龄为 年，最短为 年，也即调查当年进入婚姻。家庭中孩子数量是一个取值 的连续变量。有研究指出，孩子越多越不利于女性自身地位的获取（刘启明，）。与父代的同住状况可以控制家长（父代）权威和偏好的影响。代际同居的情况下，夫妻的决策模式可能会受到父代的影响，尤其是与自己的父母同住还是与配偶的父母（公婆、岳父母）同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境。但囿于数据限制，研究无法有效区分与父代同住的不同模式，最终划分为“与父代同住”“夫妻单 中国研究 第 期独居住”两大类，从总体上控制住代际因素的影响。家庭总收入为夫妻双方年收入的合计，夫妻互动状况则根据是否会和配偶讨论问题或烦心事区分为“是”“否”两类。城乡、地区变量是为了控制住结构性因素，城乡为二分类变量，地区变量则划分为“东”“中”“西”三类。四、实证分析结果（一）夫妻权力模式的时代变迁表 首先呈现了夫妻权力模式在 年间的变动趋势。由表 数据可知，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上，丈夫决定和妻子决定的比例均稳中有降，但丈夫决定的比例持续更高。共同决定的比例在 年基本未变，而在 年上升了近。与之不同的是家庭日常事务决定权，丈夫决定、共同决定的比例均下降，而妻子决定的比例大幅上升，从 年的，上升至 年的，再到 年的。相关分析结果的卡方检验均在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因此，总的来说：（）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的分配在 年间表现出“变”与“不变”共存的两面性：一方面，年以夫权、平权为主，二者平分秋色的分配模式向 年以夫妻共同决定为主的平权模式转换；另一方面，夫权家庭相对妻权家庭比例更大的显著相对优势仍有存在，表现出夫权的维续。（）家庭日常事务决定权分配则表现出不同变化趋势，在 年间，夫妻共同决定为主导下的夫权略胜妻权模式向妻权、平权为主但妻权更胜的方向发展。概言之，年间，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向平权为主的方向过渡，夫权维续不再。而家庭日常事务决定权不仅仅走向平权，甚至反转了夫权维续，向妻权为主发展。我们同时考察了核心自变量的年际间变化。从相对资源的角度来看，妻子的相对教育状况在 年间得到明显改善，相对收入状况则整体上低于丈夫，且 年相比 年与 年下降了 个百分点。家务劳动上，妻子承担更多的比例上升，总体来看，在 年后，我国家庭的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占比超过。性别意识方面，可以看到，性别意识夫权维续还是渐进平权？的变化趋势是由 年、年的偏女权向 年的偏男权转化，时代的进步并未带来性别意识的进步。这些底层因素的变化也进一步印证了动态考察的必要性。表 初步描述性统计分析变量 年 年 年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丈夫决定 共同决定 妻子决定家庭日常事务决定权（）丈夫决定 共同决定 妻子决定夫妻相对教育（）妻子比丈夫低 妻子不低于丈夫夫妻相对收入（）妻子比丈夫低 妻子不低于丈夫夫妻家务分工（）妻子承担较少 夫妻差不多 妻子承担更多性别意识（分）样本量 注：上述不同变量间关系均进行了卡方检验或方差检验，各项检验均在 的水平上显著。中国研究 第 期（二）夫妻权力模式的影响机制及变迁我们进一步以夫权家庭为参照组，分年份考察平权家庭、妻权家庭的形成机制，并探讨不同时期其形成机制的内在变迁。多项逻辑回归（）的模型分析显示，三大解释逻辑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夫妻权力模式的形成，但其各自作用效力的时期变化存在差异，并且重大事务决定权和日常事务决定权的影响机制变迁有所不同（表）。具体而言：相对资源的影响及变迁家庭重大事务的决策上，妻子相对于丈夫拥有同等或更高的教育、收入地位有助于实现夫妻平权或转向妻权：（）夫妻平权方面，年，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妻子的教育年限大于等于丈夫的家庭成为平权家庭而非夫权家庭的概率要比丈夫教育年限高于妻子的家庭显著高出（，）；妻子的收入不低于丈夫的家庭在重大事务上实现平权的概率也比丈夫的收入高于妻子的家庭高。在 年、年，这种正向影响同样显著存在，但大小变化并不显著；（）妻权家庭的形成方面，教育、收入上妻子地位不低于丈夫的家庭与参照家庭相比，成为妻权家庭而非夫权家庭的概率也分别高出 与，并且，妻子在收入上不低于丈夫的作用 年、年相对于 年持续递增。家庭日常事务的决策上，相对资源对夫妻平权和妻权家庭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以 年为例，无论是相对教育还是相对收入，妻子有更高教育、收入地位的家庭实现夫妻平权的几率分别是参照家庭的 倍、倍，实现妻权转向的几率也分别高出、。年、年，相对教育的这种作用仍然存在，但整体上呈减弱趋势。相对收入的作用则相对稳定，年间无显著差异。整体上，这些分析结果和相对资源的交换逻辑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家务分工的影响及变迁家务分工对重大事务决策权的持续影响集中体现为夫妻共担对夫妻平权的作用，其他方面不太显著：（）夫妻平权方面，妻子和丈夫共同承担家务的系夫权维续还是渐进平权？年份间的系数差异基于全交互模型进行了检验。囿于篇幅，结果不在正文中显示，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获取。数在、年均为正值，分别为、，这表明同妻子承担更少家务劳动的家庭相比，夫妻共担家务的家庭都更可能是平权模式而非夫权模式。不同年份的系数比较进一步显示这种正向作用显著递增。不过，妻子承担更多家务在 年、年对平权家庭的形成则并没有显著影响，仅在 年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妻权模式的形成方面，夫妻共担家务或妻子承担更多家务对成为妻权家庭都几乎没有作用，仅在 年，妻子承担更多家务的家庭更倾向于“妻子说了算”。日常事务决策权方面，家务分工的影响则随时期变化在夫妻平权和成为妻权家庭上均有所增强：（）夫妻平权方面：年，夫妻共担家务的家庭夫妻平权的几率是妻子承担较少家务的家庭的 倍，年、年亦分别为 倍、倍，显著递增。妻子承担更多家务对夫妻平权的影响虽然在 年不显著，但在、年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同样表现出递增的趋势。（）妻权模式的形成也同平权模式的实现机制类似。年间，夫妻家务共担、妻子承担更多家务的系数均越来越大，且差异显著，表明越来越有利于成为妻权家庭。总体而言，家务劳动对于提高女性日常事务权力效用明显，而对提高重大权力帮助较小。集体合作逻辑，也即“女主内”有助于其获取家庭内部权力的观点在日常事务决策权上得到更多印证。性别意识的影响及变迁性别意识的平等化始终对女性家庭权力的提升有显著影响，但在不同年份的作用大小存在差异：（）认可并尊重女性地位对于成为平权家庭的正向作用随时间推移略有下降：家庭重大事务方面，从 年性别意识每增加一个单位平权概率增加，减弱为 年的、年的；家庭日常事务决定权方面，相应趋势为从 年的增加，下降至 年的、年的。（）性别意识平等化对重大事务决策上成为妻权家庭的影响相对稳定，但对日常事务决策上成为妻权家庭的影响有所降低。具体而言，家庭重大事务方面，性别意识平等化的系数分别为、，整体看来先降后升，但相应变化不显著；日常事务方面，性别意识平等化每增加一个单位，成为妻权制家庭的概率在 年提升，年为，年为，年间整体上显著下降了 个百分点。中国研究 第 期 基于三大核心因素的平权、妻权影响机制对比图、图 更清晰地总结了基于上述分析的核心发现：（）如图 所示，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方面，妻子在教育程度和收入上的“硬实力”对其获取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至关重要，且影响持续：年间，无论是实现平权还是更进一步获取妻权，教育、收入上同丈夫相当或高于丈夫均持续发挥正向作用。尤其是妻子收入等于或优于丈夫，对妻权获取的作用效力持续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妻子承担更多家务劳动并不必然实现重大事务决策权的成功交换，直到 年，妻子承担更多家务也仅有助于平权的实现，而对成为妻权家庭 年间均无正向影响。换句话说，集体合作逻辑下的妻子承担更多家务时，权力并未与责任对等，该逻辑在妻权获取上并不成立；（）女性独立、平等的性别意识对实现家庭平权、获取妻权具有持续且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平权模式的影响呈下降趋势。图 重大事务决策平权、妻权模式影响机制的变化家庭日常事务决策权的影响因素及变迁则与重大事务决策权有不同之处（图）。这主要表现在：（）相对教育、收入地位方面，尽管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上的优势地位对妻子获取家庭日常事务的决定权有着持续的正向影响，但其作用在 年间呈整体减弱趋势而非增强，无论是对于实现平权还是获取妻权皆如此；（）相反，妻子更多的家务承担对实现平权和获取妻权的正向作用却持续递增；（）女性独立、平等的性别意识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则同重大事务决策权相似，正向作用显著存在，但都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夫权维续还是渐进平权？图 日常事务决策平权、妻权模式影响机制的变化五、结论与讨论夫妻权力地位的必要博弈及平衡分配是健康婚姻秩序、和谐家庭关系的重要基础，其平权化发展亦是婚姻关系现代化的重要衡量，并嵌入在整体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基于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与日常事务决定权两大权力维度，本文探讨了夫妻权力模式在 年间的变化趋势及影响机制变迁。数据分析发现：年，男女两性教育、经济相对地位，家务分工以及性别意识在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转型过程中随之变动，共同形塑、重构了夫妻权力模式，其间所折射出的社会现实繁复纷杂、喜忧参半，并非单一的夫权维续或平权化可以简单概括。夫妻权力模式本身的变化上，年间，夫妻权力地位关系整体表现出女性家庭权力地位有所上升、夫妻权力地位关系渐进式平权化的现代转向：无论是重大事务还是日常事务，女性话语权增加，夫权的绝对优势有所下降，整体走向平权甚至向妻权反转。但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家庭决策权力地位改善是不平衡的：妻子在重大事务决策权方面的权力地位改善明显弱于、滞后于日常事务决策权。相对于日常事务决策权模式的平权、妻权走向，重大事务决策权的主要模式是平权、夫权。如果说拥有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更多意味着对家庭资源的控制和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意味着更多的话语权，那么当前夫妻权力模式的改变依然是既有边缘性权力的释放，核心权力的占据上，男性依然相对女性更具优势。中国研究 第 期夫妻权力模式影响机制的变化上，相对资源、家务分工与性别意识各因素的作用也呈现出各异的变化趋势，反映了不同理论逻辑的交织、博弈。一方面，相对资源所代表的社会交换逻辑的作用及变化轨迹体现了夫妻权力模式理性化转向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从家务分工、性别意识所表征的传统性别分工与文化规范的复杂作用中也依然可以窥见性别不平等的逻辑。具体而言，得益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革，一部分家庭中女性的教育、经济地位不再落后于配偶。她们的硬实力，尤其是经济优势，发挥了资源交换的作用，推动夫妻权力模式由夫权主导走向平权主导，甚至助推其向妻权主导转变。并且，随着年代的推移，其作用效力日渐增加。这种变化内在反映出女性的文化、经济地位在家庭内部得到了尊重和认可，外部资源转化为内部权力，女性不再是湮没在家庭中的配角，个体独立地位逐渐得以彰显。换句话说，传统家族主义下男性绝对权威有所退却，个体理性因素得到张扬和表达。不过，家务分工对女性日常事务决策权获取的重要影响引发区别于现代理性转向的争议性思考。数据分析显示，妻子的家务贡献得到认可，并越来越能够在日常事务的决策上为女性增权，集体合作的逻辑得以证明，家庭内部实现双赢：一方面，男性主动让权，“男主外”的性别表演使得其乐于放弃日常“小”权力，对男性既有地位并无威胁与影响；另一方面，“女主内”也同样符合性别期待，并能够在承担家庭责任的同时获得日常事务上话语权。但很显然，这一逻辑是对“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的承认和认可，并未重视这种分工所蕴藏的不平等结构。若以冲突的视角来看待，一定意义上，尽管同基于经济、教育地位进行权力竞争的交换逻辑相比，“男主外、女主内”的协商合作有其温情的一面，即实现了责权对等的权力分配，但却是以女性囿于家庭内部的牺牲与付出为代价的。这种基于分工的责权对等意味着女性向传统性别角色的回归与传统性别分工的固化，不利于其外部劳动力市场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家庭内部更大权力的获取 在外工作和在家劳务，始终是女性面对的现实角色矛盾。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妻子承担更多家务劳动对重大事务决定权的争取作用有限，并不能成为成功获取该方面权力优势的协商谈判资源，其作用的发挥更多局限在获取日常事务决策权这种边缘性权力。因而，家务劳动的作用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女性权力地位的提升值得进一步思考。同时，性别观念对家庭平权、妻权获取的正向影响有所降低。这意味着，性别意识现代化提升转化为实践层面上的权力获取动机或权力获取行动的效力在降低。对这一现状的解读需要从客观层面的男女两性的市场参与、性别夫权维续还是渐进平权？意识自身的发展变化中寻找。在现实层面，前文数据以及学者们发现，年间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在下降，对配偶经济的依赖则在上升（刘爱玉，），这意味着其相对地位并未出现较大的改善，甚至有所降低。这种硬实力的提升的停滞可能会削减性别观念现代化的作用。换言之，尽管以性别观念现代化为代表的文化规范烙印弱化本身是女性社会地位提升和家庭权力争取的重要前导因素，但其效果也有赖男女两性的地位与实力的相对均衡这一条件。在女性整体上仍弱于男性，男性仍优于女性的趋势再次回归的情况下，性别观念的正向作用会受到限制。这一发现同既往研究发现的性别意识回潮叠加一处，需要更深刻的反思和警惕。综上，相对于西方社会，中国社会夫妻权力地位的变化相对渐进也更加复杂。如前所述，西方女性家庭决策权的提升是二战后女性快速、普遍进入劳动力市场，家庭经济地位迅速提升的现实反映，加之以美国社会为代表的民主化浪潮的催化，集中于 世纪五六十年代爆发并持续发展。因此，其过程是迅速和激烈的，内在逻辑也更加凸显女性基于经济资源在家庭内部展开权力交换。与之有别，中国社会夫妻权力地位的变化则是随着渐进改革的推进，在传统的家族主义和男权文化中慢慢发生的，现代、传统因素交织、碰撞。相对资源地位所代表的资源决定逻辑在这一过程中慢慢呈现，男权思想、父权主义对平权转向的影响亦不容忽视，独特的家族主义下的集体合作这种“共赢”逻辑也是中国研究应多加关注的特殊分析视角。与此同时，相对于西方社会某一国家内部的变化的整体性，中国夫妻权力模式转向过程的异质性也值得注意。比如户籍分割基础上的城乡差异，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地区差异，等等。囿于现有分析的聚焦点和篇幅，这些异质性的考察并未详细展开，但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显示其客观存在，这将是研究日后进一步推进的方向。同时，由于数据的客观限制，诸如子女年龄（尤其是是否有未成年子女）这类家庭内部状况相关的控制变量无法纳入实证分析，夫妻关系可能存在其他隐性或潜在权力规则，有待发展出更为丰富的测量指标或是通过质性研究进行深化。参考文献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研究 第 期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古德，威廉，家庭，魏章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贾云竹、马冬玲，性别观念变迁的多视角考量：以“男主外，女主内”为例，妇女研究论丛第 期，第 页。李建新、郭牧琦，相对资源理论与夫妻权力关系的阶层差异分析 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妇女研究论丛第 期，第 页。李静雅，夫妻权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福建省妇女地位调查数据为例，妇女研究论丛第 期，第 页。刘爱玉、佟新、付伟，双薪家庭的家务性别分工：经济依赖、性别观念或情感表达，社会第 期，第 页。刘爱玉、佟新，性别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中国社会科学第 期，第 页。刘爱玉，男人养家观念的变迁：，妇女研究论丛 第 期，第 页。刘启明，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研究的理论框架及指标建构，中国人口科学第 期，第 页。卿石松，性别角色观念、家庭责任与劳动参与模式研究，社会科学第 期，第 页。沈崇麟、杨善华，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沈崇麟，变迁中的城乡家庭，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陶春芳、蒋永萍主编，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陶春芳，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南方人口第 期，第 页。王金玲，家庭权力的性别格局：不平等还是多维度网状分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期，第 页。吴帆，相对资源禀赋结构中的女性社会地位与家庭地位 基于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