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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 24 辑第 132 156 页SSAP,2023疾病威胁与文化信念对跨文化群际援助的影响*常 乐 陈 侠*摘 要:感知到外群体可能带来疾病威胁可激活人们排斥外群体的反应,此时群际关系还能否改善?实验 1 设置了文化会聚主义、文化本质主义两种文化信念启动情境,选取新冠病毒、诺如病毒、心脏病三种疾病威胁类型,组合成 6 种实验条件,比较分析了各实验条件下被试报告的捐款、志愿服务两种形式的跨文化群际援助意愿。实验2 设置了文化会聚主义组与对照组,比较被试在新冠病毒、诺如病毒与心脏病三类疾病威胁条件下的跨文化群际援助意愿。结果发现:(1)新冠启动传染、死亡两类疾病威胁感知,从而抑制被试跨文化群际援助的动机;(2)文化会聚主义信念能弱化疾病威胁对群际关系的消极影响从而提升被试跨文化群际援助的意愿;(3)在疾病启动的传染威胁情境下,文化会聚主义信念对跨文化群际援助意愿的促进效应有可能受到抑制;(4)疾病威胁水平极高或文化群体之间有冲突历史的条件下,文化会聚主义对跨文化群际援助意愿的促进效应会受到抑制。关键词:文化会聚主义 文化本质主义 行为免疫系统理论 恐惧管理理论 跨文化群际援助*本研究受中国科普研究所委托项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社会治理模式及公众科学素养之间关联性的国际比较研究”资助完成(项目编号:200115EBR053;项目负责人:陈侠)。常乐,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论文主体完成时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本科生;陈侠,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共同第一作者,通信作者,Email:。一 问题提出既有研究指出,群际威胁主要包括现实威胁(realistic threat)、文化威胁(cultural threat)及认同威胁(identity threat)三类,当人们认为外群体可能带来其中任一种威胁时,可能会激活对外群体成员的消极刻板印象与偏见,进而加剧群际间的隔阂、对立与冲突(张婍、冯江平、王二平,2009)。传染威胁和死亡威胁正是这样两种可能影响群际关系的现实威胁。一般情况下,群际关系的研究较少关涉传染威胁和死亡威胁并存的情形。但在重大历史时期,这两重威胁共同出现,催生对外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强化外群体偏见和诱发对外群体成员的歧视已经成为现实,例如,佐斌和温芳芳(2020)曾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基于观察指出:“此次疫情发生后,不断攀升的疫情数据以及 病毒能够人传人目前没有特效药等信息被民众获知,引发了恐惧和焦虑,并由此激活了对特定人群的心理敏感和行为防御。”在本研究开展期间(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5 月),权威机构发布新冠疫情监测数据并每日更新,在当时的社会民众心目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新冠病毒同时具备高传染高死亡威胁。综合上述观察与分析,本研究将探讨由疾病启动的传染与死亡两类群际威胁如何影响跨文化群体间的关系与互动。纵观人类应对疾病威胁的历史实践,固有的刻板印象和看待不同文化间关系与互动的方式(文化信念)可能影响人们对待外群体的态度及援助外群体成员的意愿和行动。研究已多有揭示,受既有文化信念的影响,群际关系会呈现或紧张或和谐的不同面向(陈侠,2009)。人们如果持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化本质主义信念,以维护文化纯洁性为出发点而过分强调文化差异,就可能基于对外群体成员的消极刻板印象产生排斥外群体的心理与行为反应,甚至引发群际冲突。例如,15 世纪与 16 世纪之交的民众基于对特定外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以该群体所在地命名梅毒:法国军队称之为“那不勒斯病”,那不勒斯人称之为“威尼斯病”,俄国人称之为“波兰病”(施诚、倪娜,2020)。在鼠疫肆虐的历史上,受排斥的外群体也常被污名为病源。如在 1900 年旧金山唐人街疑似“鼠疫事件”中,当地白人抱持着针对华裔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实施了一系列排华行动(李永,2022)。与之相类似,新冠疫情下的印度出现了对穆斯林的敌意与排斥(全燕,2020);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酝酿并爆发了对亚裔群体的贬损与仇视(OSullivan&Gutman,2020)。可见,当置身疾331疾病威胁与文化信念对跨文化群际援助的影响 病的传染威胁与死亡威胁情境中,文化本质主义的信念比平时更可能对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并进一步降低人们对外文化群体成员的援助意愿。相对照,当人们所归属的文化族群与外群体曾有过友好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历史,内外群体间的界限就可能会被弱化,人们也更愿意向身处困境的外群体成员伸出援手。例如,在2020 年2 月一场名为“东京灯会满月祭池袋”的活动上,一位日本女孩身穿旗袍为武汉募捐,现场书写“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标语,中日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与文化符号唤起了跨文化交流的共鸣与温情;有学者指出在上述新闻事件中,文化接近性促进了中日民众之间积极、正面的群际互动(彭修彬,2020)。格鲁吉亚汉学家玛琳娜在对新冠疫情期间所见证的中-格援助纪实进行整理时,也将古丝绸之路、孔子学院等标志性的跨文化交往史融入了她的个体记忆叙事(玛琳娜,2020)。大量研究与事实都证实,这种以动态的、历史的、互动的视角看待不同文化群体间关系的文化观念(文化会聚主义信念),可能弱化人们对外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推动积极的跨文化群际互助。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核心研究问题:文化信念(如文化会聚主义与文化本质主义)与疾病启动的群际威胁(如传染威胁与死亡威胁)感知,如何影响跨文化交流中的群际关系与互动?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加以考察。(1)疾病启动的传染威胁与死亡威胁感知如何影响跨文化群际援助的意愿?(2)文化信念与疾病威胁情境如何交互影响跨文化群际援助的意愿?二 理论依据与假设提出(一)疾病威胁感知与群际援助在行为免疫系统和恐惧管理理论的视角下,既有研究证实了传染威胁或死亡威胁会负面影响群际关系、降低援助外群体意愿,并揭示出二者的影响机制可能存在差异。1.传染威胁:行为免疫系统理论行为免疫系统理论(Behavioral Immune System Theory,简称 BIS)解释了人们在传染威胁下产生的一系列排外反应,认为传染病毒的威胁性线索431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 24 辑会诱发个体的厌恶情绪,并导致个体采取回避病毒感染风险的行为(Park,Schaller,&Crandall,2007)。其基本假设为:人们潜意识里认为外群体成员可能携带内群体无法免疫的新型病菌,并更有可能不遵守当地的社会行为规范而造成病菌的传播;为降低感染外群体所携带病毒的风险,人们往往会排斥与外群体接触(李郴、吴奇、杨爽,2015),强化对外群体成员的消极刻板印象并催生对外群体的偏见与歧视(吴宝沛、张雷,2011)。可见,疾病传染威胁会削弱人们接触外群体成员的意愿,其内在防御机制是通过“社会疏远”的机制以缓冲对感染疾病的恐惧。近几年有学者开始关注传染威胁对群际援助意愿的影响。路红等(2019)的研究发现,传染威胁情境下人们向外群体的传染病患者捐献的金额更小。但现实中,群际援助并不局限于捐款,还包括安置难民、派遣国外救援与参与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传染威胁对不同形式的群际援助是否会产生一致的影响?Peterson 等(2017)以埃博拉为背景的研究发现,相较于对照组,疫情威胁情境下的被试对安置难民政策的支持程度更低,而对派遣国外救援的支持程度与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安置难民意味着被试会接触传染源,而派遣国外救援则排除了与传染源发生接触的风险。2.死亡威胁:恐惧管理理论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简称 TMT)解释了当面对死亡威胁时人们维护内群体(或对抗外群体)的心理机制,其基本假设为:人们会启动三种远端防御机制来缓冲对死亡的恐惧。其一是维护内群体的文化世界观(或对抗外群体);其二是基于所遵循的文化世界观超越自我,提升自尊(Pyszczynski,Greenberg,&Solomon,1999);其三是通过与他人建立联结,缓解生离死别所导致的孤独感(Wisman&Koole,2003;孟祥寒等,2021)。死亡威胁具体会如何影响人们的群际援助意愿呢?Jonas等(2002)发现,死亡威胁促进了美国被试向本国慈善机构捐款,却不影响他们对国际慈善机构的捐款意愿。也有研究发现,一些文化因素可以调节死亡威胁对群际关系的不良影响,如强调和平主义等特定的文化价值观(Jonas et al.,2008)或强调文化背景中“慷慨”的文化规范(Jo-nas,Sullivan,&Greenberg,2013),可以促进人们更为慷慨地援助外群体。学者普遍认为,恐惧管理的三种远端防御机制共有的内在逻辑都是增强内群体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结”(Zaleskiewicz,Gasiorowska,&Kesebir,2015),排斥与对抗外群体也是基于维护内群体的动机;这与传染威胁增531疾病威胁与文化信念对跨文化群际援助的影响 强了“社会疏远”动机的内在逻辑相反(Ahmed,Ahmed,&Barkat,2021)。例如,范小月等(2022)的实验发现,在死亡威胁条件下,中国被试对新冠疫情期间真实运营的两家中国公益组织的援助意愿存在差异:死亡启动显著增强了捐款意愿,却削弱了志愿服务的意愿;这可能是由于在疫情背景下参与志愿服务存在感染风险,从而抑制了被试对内群体成员的援助意愿。已有研究指出,新冠疫情下种种群际冲突现象背后的原因之一,也可能是凸显的死亡威胁启动了人们对抗外群体的远端防御机制(Courtney,Goldenberg,&Boyd,2020);其中应该也同时存在传染威胁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考察。基于前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1:(本研究实施期间)新冠病毒可能启动死亡威胁与传染威胁的感知,双重威胁情境下被试对跨文化外群体的帮助意愿可能受到抑制。(二)文化信念与群际援助文化信念是指人们理解不同文化间关系与互动的既有立场与观念,研究文献主要探讨了文化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文化色盲主义(color-blindness)、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文化会聚主义(polycultural-ism)四种基本类别。其中,作为一种增量性理论的文化会聚主义与作为一种实体性理论的文化本质主义,呈现互为反向且难以调节的关系特征(邹智敏、江叶诗,2015)。本质主义者常以固化的既有观念理解群际关系,强化刻板印象的负面效应,导致群际隔阂、敌意甚至冲突等(Haslam et al.,2006)。文化本质主义信念持有者认为,不同文化存在本质的、核心的、不可改变的差异(邹智敏、江叶诗,2015)。这提示作为一种跨文化语境下群体间互动的价值取向,相较于文化本质主义,文化会聚主义的信念更可能改善人们在跨文化交流中对外群体的消极态度,促进援助外群体的积极意愿或行为。文化会聚主义是以动态演化和互动交流的视角理解文化间关系的文化观念(Morris,Chiu,&Liu,2015)。Prashad(2003)提出,文化会聚主义信念的持有者看待文化间的关系遵循三个原则:其一,文化不是空间隔绝的,而是交流互鉴的;其二,文化绝非固定静止的,而是应时而变的;其三,文化、政治、经济三者相互影响。已有研究证实,文化会聚主义的信念聚焦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关系、联结、互动,弱化内外群体界限,其现实意义体现在改善跨文化群际关系,促进跨文化群际信任与合作等方面(邹智敏、江叶诗,2015)。已有研究揭示,群际文化价值取向与帮助行为存631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 24 辑在因果关系。例如,吴莹(2013)通过研究发现,相较于持族群中心主义信念的汉族人,持文化会聚主义信念的汉族人更重视回族文化的传承。另一项研究发现,持文化会聚主义信念的菲律宾人和美国人对外来者和移民的态度都更积极(Bernardo,Rosenthal,&Levy,2013)。疾病威胁与文化信念是否会交互影响跨文化群际援助动机呢?综合前述分析,可推断:疾病威胁情境下受到抑制的跨文化群际援助动机,在文化会聚主义信念的启动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释放。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在疾病威胁情境下,文化会聚主义信念仍可能增强被试的跨文化群际援助意愿。不同疾病类型可能启动不同的威胁感知,例如,心脏病可能启动死亡威胁但不会启动传染威胁的感知,诺如病毒可能启动传染威胁但不会启动死亡威胁的感知,在本研究实施期间,新冠病毒则可能同时启动人们对死亡威胁与传染威胁的感知。那么,文化会聚主义信念是否与不同类别的疾病威胁(传染威胁与死亡威胁)用同样的方式交互影响群际援助呢?综合前述文献分析与疫情期间对种种社会现象的观察,本研究推断:在死亡威胁背景下,文化会聚主义信念可能会弱化人们对群际边界的感知,将死亡恐惧唤起的社会联结动机所指向的对象从内群体成员拓展到外群体成员,从而仍可能增强人们援助外群体的意愿;在传染威胁情境中,文化会聚主义信念即使弱化了人们对群际边界的感知,却并未改变外群体成员可能携带传染性病毒的事实,因此,在传染威胁情境下,文化会聚主义信念对跨文化群际援助意愿的促进效应可能会基于行为免疫启动的社会疏远动机而受到抑制。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3:在疾病启动传染威胁的情境下,相较于疾病启动死亡威胁的情境,文化会聚主义信念对跨文化群际援助意愿的促进效应更可能受到抑制。既有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文化会聚主义促进群际关系的边界条件。例如,若两国曾发生战争(Rosenthal&Levy,2010)或有过被殖民的屈辱历史(Bernardo,2019),人们对外群体的历史记忆中更可能包含消极刻板印象,文化会聚主义信念不再能有效促进群际关系,甚至可能导致群际关系恶化;在疾病威胁情境下将更是如此。基于观察可知,大多群际冲突事件的诱因常来源于群际威胁,当群际威胁极度强烈,文化会聚主义信念对群际关系的促进效应很可能受到抑制。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4。假设4-a:若群体间有负面交流的历史记忆,文化会聚主义信念弱化疾病威胁进而促进群际援助的效应可能受到抑制。假设4-b:面对极高水平的疾病威胁,文化会聚主义信念对群际援助的促进作用也可能受到抑制。731疾病威胁与文化信念对跨文化群际援助的影响 三 研究设计通过控制实验法开展研究。实验 1 于 2020 年 9 月在线下开展,旨在探究凸显疾病威胁的情境下文化信念对群际援助意愿的影响,即检验研究假设 1 3。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官网的数据,按照当时的典型症状、患病人群年龄、职业分布广泛程度筛选得到包含新冠在内的 3 种疾病:高致死传染病(新冠病毒感染,下文简称新冠)、低致死传染病(诺如病毒感染,下文简称诺如)、高致死非传染病(心脏病)。首先,被试被随机分为三组,分别接受新冠、诺如、心脏病三类疾病威胁之一类刺激,再报告其向外群体捐款和提供面对面志愿服务的意愿。随后,各组被试再被随机分为两组,分别启动文化会聚主义或文化本质主义信念,再次测量被试向外群体捐款和参加面对面志愿服务的意愿。其中,文化会聚主义启动材料和实验中的援助对象都设定为广义的外群体成员。实验 2 于 2021 年 5 月在线上实验平台开展,预期基于实验 1 的发现,在更具体的情境中进一步讨论文化会聚主义的作用,以检验假设 1 4。首先,根据文化会聚主义量表得分将被试分至高文化会聚主义组和低文化会聚主义的对照组,高文化会聚主义组进一步接受文化会聚主义信念的启动。文化会聚主义组和对照组的被试在组内被随机分为三组,分别接受三类疾病威胁之一的刺激,再报告向三个外群体捐款和参加面对面志愿服务的意愿。我们对实验 2 中的实验材料进行了改进,文化会聚主义材料和实验援助对象所关涉外群体都呈现了具体而真实的身份信息。四 实验 1:疾病威胁与文化信念的交互作用(一)被试根据 G*power 计算结果,中等效应量(F=0.25)要达到 0.8 的统计效力,每个条件至少需要 26.3 人,共 158 人。本实验被试由 190 名四川大学本科生组成,被试国籍都是中国。4 名被试由于设备出故障未能完成831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 24 辑注:此处计算将实验视为 2 3 的双因素设计。经过专家提醒,在实验 2 的计算中采用更为严谨的做法,将实验视为两个 2 2 的双因素设计。全部实验,最终获得有效被试 186 名。其中,男性 29 人,女性 157 人,被试平均年龄为 18.15 岁(SD=0.614)。被试被随机分配到 6 个组。实验选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的教室进行。(二)实验程序与实验材料实验正式开始前,告知全体被试需要完成两项独立的研究(Cho,Mor-ris,Slepian,&Tadmor,2017)。被试在被告知的“第一项研究”中,被随机分为3 组(A 高致死传染病、B 低致死传染病、C 高致死非传染病)。疾病信息威胁感知操纵操纵疾病威胁的常用方法之一是给被试呈现有关疾病的图片(Dun-can,2004)。路红等(2019)进一步指出:相较于单一提供疾病名称操纵威胁情境,呈现传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的方式可能具有更好的效果。本实验将向被试呈现图文结合形式的阅读材料,包含疾病图片与传染人数、死亡人数等重要线索。在实验 1 中,选定了 3 类疾病启动传染威胁与致死威胁:高传染高致死(新冠)、高传染低致死(诺如)、非传染高致死(心脏病)。三组疾病威胁启动的材料都经过专业设计,呈现为专业医学期刊最新发表的文章,文中图片展示疾病传染或导致死亡的线索,文字部分由三段相似段落组成,例如:柳叶刀 7 月刊发了一篇题为的论文。论文的第一作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Per Ashorn 率领研究团队分析了来自 84 个国家的 COVID-19测试数据,数据表明:操纵效果检验分析了被试报告感受的传染威胁和死亡威胁水平(1=非常低,7=非常高)。其中,新冠组被试报告的传染威胁(M=6.25)与诺如组的传染威胁(M=6.28)不存在显著差异,F(1,128)=0.052,p=0.820;新冠组对死亡威胁的感知(M=5.87)与诺如组(M=1.71)存在显著差异,F(1,128)=861.947,p 0.001;心脏病组对传染威胁的感知(M=1.41)显著低于新冠组,F(1,115)=1173.971,p 0.001,而心脏病组对死亡威胁的感知(M=5.95)则与新冠组不存在明显差异,F(1,115)=0.484,p=0.488。可知,实验成功操纵了被试的疾病威胁感知。积极情绪-消极情绪量表(PANAS)由于死亡提醒的影响存在延迟效应,被试在完成相应的实验操纵任务后需完成分心任务(Pyszczynski,Greenberg,&Solomon,1999)。本实验要求被试填写一份 PANAS,由 9 个测量积极情绪的形容词和 9 个测量消极情931疾病威胁与文化信念对跨文化群际援助的影响 绪的形容词组成(邱林、郑雪、王雁飞,2008),以确保死亡提醒效应得以释放,同时也可以帮助观察被试情绪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对外援助行为(前测)金钱捐赠和志愿服务是实验室测量群际援助的两种形式(Zhou et al.,2012;常保瑞、谢天,2019;范小月等,2022)。实验中告知被试有两个不同的慈善机构:“慈济堂”和“HFL(Help For Love)”,前者服务中国人,后者服务外国人。被试需报告:如果只有 99 元用于捐款,14 小时用于志愿服务,他们愿意分配给 HFL(本实验设定的外群体)的捐助金额和志愿服务时间。“第一项研究”结束后休息 1 分钟,再开始“第二项研究”。三类疾病威胁刺激下的 3 组被试再分别被随机分配到两类文化信念启动组,形成共6 组被试。依次为新冠-文化会聚主义(A1 组)、新冠-文化本质主义(A2 组)、诺如-文化会聚主义(B1 组)、诺如-文化本质主义(B2 组)、心脏病-文化会聚主义(C1 组)、心脏病-文化本质主义(C2 组)。文化信念操纵实验室启动文化信念的一般做法是让被试完成阅读任务(Cho et al.,2017)。实验 1 给被试阅读一段特别编制的材料,设计为新近“发表于文化研究 的科学新闻”。其中,在文化会聚主义条件下被试的阅读材料强调:“联系与融合是文化演变的必然特质,没有哪一种文化是属于特定人种或群体的 纯文化”;而文化本质主义条件下被试的阅读材料则强调:“不同的本源与内核是文化差异的必然原因,外来人种或群体总是导致本土文化的 异化 或纯洁性的破坏。”此外,材料都配有图片以强化理解。完成阅读后被试需写下“文章”的大意,并完成基于“文章”内容设计的正误判断题,通过这一任务强化实验启动效应并同时收集用于操纵性检验的数据。根据卡方一致性检验,实验成功启动了被试的文化信念(Kap-pa=0.978,p 0.001)。对外援助行为(后测)同前测,告知被试有两个慈善机构:面向中国人的“仁募基金会”与面向外国人的“HHH”(Healthy Helpful Happy)。被试需报告向这两个慈善机构进行捐款或提供志愿服务的意愿。(三)数据分析1.积极情绪-消极情绪量表(PANAS)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三种疾病类型刺激下被试的积极情绪差异041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 24 辑不显著,M新冠=2.270,SD新冠=0.963,M诺如=2.264,SD诺如=1.045,M心脏病=2.201,SD心脏病=1.323,F(2,183)=0.058,p=0.944,2p=0.001;而三种疾病类型刺激下被试的消极情绪差异显著,M新冠=2.656,SD新冠=1.167,M诺如=1.826,SD诺如=0.873,M心脏病=2.268,SD心脏病=1.244,F(2,183)=9.378,p 0.001,2p=0.093。既有研究已证实威胁情境常伴随厌恶等消极情绪的启动(Curtis,Aunger,&Rabie,2004),上述结果佐证了本实验疾病威胁启动有效。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消极情绪与被试分配给外群体的捐赠金额(p=0.127,r=-0.112)、志愿时长(p=0.918,r=-0.008)相关性均不显著;可知本实验结果将不受疾病线索启动的消极情绪干扰。2.疾病威胁抑制群际援助意愿新冠和心脏病分别作为启动高传染和非传染威胁的两类疾病,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两类疾病威胁情境下被试向外群体捐款的金额差异达边缘显著,M新冠=32.57,M心脏病=38.82,F(1,115)=3.655,p=0.058,2p=0.031;两组被试向外群体提供志愿服务时长的差异也达边缘显著,M新冠=3.89,M心脏病=4.77,F(1,115)=3.812,p=0.053,2p=0.032。新冠和诺如分别作为启动高、低致死威胁的两类疾病,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两类疾病威胁情境下被试向外群体捐款的金额差异不显著,M新冠=32.57,M诺如=35.51,F(1,127)=0.912,p=0.342,2p=0.007;志愿服务意愿时长差异也不显著,M新冠=3.89,M诺如=4.62,F(1,127)=2.881,p=0.092,2p=0.022。上述发现与假设 1 一致,在三种疾病威胁情境下,新冠组两种形式的群际援助意愿水平都最低,可见,新冠病毒同时启动了传染威胁与致死威胁感知,在双重现实威胁情境下,人们向外群体援助的动机受到了抑制。3.文化信念与疾病传染威胁交互影响群际援助意愿新冠和心脏病分别作为启动高传染威胁、非传染威胁的两类疾病情境,文化信念的启动分为文化会聚主义信念组与文化本质主义信念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如下。(1)疾病传染威胁与文化信念对被试向外群体捐款的意愿存在边缘显著的交互效应,F(1,113)=3.710,p=0.057,2p=0.032;疾病的主效应不显著,F(1,113)=0.105,p=0.902,2p0.001;文化信念的主效应显著,F(1,113)=36.062,p 0.001,2p=0.242。在新冠启动的高141疾病威胁与文化信念对跨文化群际援助的影响 传染威胁情境下,文化会聚主义组的被试对外群体捐款的意愿显著高于文化本质主义组,F(1,113)=32.763,p 0.001。(2)疾病传染威胁与文化信念对被试向外群体提供志愿服务的意愿交互效应达边缘显著,F(1,113)=3.810,p=0.053,2p=0.033;疾病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1,113)=2.602,p=0.110,2p=0.023;文化信念的主效应显著,F(1,113)=17.617,p 0.001,2p=0.135。在新冠启动的高传染威胁情境下,文化会聚主义组的被试对外群体提供志愿服务的意愿显著高于文化本质主义组,F(1,113)=19.695,p 0.001。上述分析结果支持假设 2:在新冠启动的传染威胁情境下,文化会聚主义组的被试对外援助意愿显著高于文化本质主义组。4.文化信念与疾病致死威胁交互影响群际援助意愿新冠和诺如分别作为启动高致死威胁、低致死威胁的两类疾病情境,文化信念的启动分为文化会聚主义信念组与文化本质主义信念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致死威胁与文化信念对捐款意愿存在边缘显著的交互效应,F(1,125)=3.847,p=0.052,2p=0.030。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在新冠启动的高致死威胁情境下,文化会聚主义组的被试(M=51.94)比文化本质主义组(M=25.50)更乐于向外群体捐款,F(1,125)=33.793,p 0.001;此外,在诺如启动的高传染低致死威胁组也同样发现了相较于文化本质主义,文化会聚主义信念更可能增强被试向外群体捐款的意愿,M文化会聚主义=39.20,M文化本质主义=24.29,F(1,125)=15.776,p=0.001。上述分析结果支持了假设 2。更进一步比较同样启动传染威胁的新冠组和诺如组,在文化会聚主义信念条件下,新冠高致死威胁组被试的捐款意愿显著高于诺如低致死威胁组,F(1,125)=8.797,p=0.004。一方面,这一发现为假设 3 提供了部分佐证,诺如启动了被试单一的传染威胁感知,抑制了文化会聚主义信念对群际互动的积极影响;同时也提示在该实验条件下,新冠同步启动了被试的致死威胁和传染威胁感知,致死威胁可能以某种形式缓冲了传染威胁对被试群际援助动机的抑制。5.文化会聚主义促进群际援助意愿为更清晰观察文化会聚主义的作用机制,我们进一步比较了被试接受文化会聚主义启动前后援助外群体意愿的差异。由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见表 1)可知:与假设 2 一致,总体上来看,三类疾病威胁情境下的被试在接受文化会聚主义启动后都更愿意对外群体提供援助。值得注意的241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 24 辑是,在高传染低致死威胁的诺如组,被试向外群体提供志愿服务的意愿未受文化会聚主义启动而发生显著变化,F(1,34)=1.417,p=0.242,这为假设.3 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揭示相较于死亡威胁情境,在传染威胁情境下,文化会聚主义信念对群际援助动机的促进效应受到了显著的抑制。表 1 文化会聚主义启动前后被试对外援助意愿的差异检验因变量前测M(SD)后测M(SD)差异检验Fp2p捐款新冠(高传染高致死)30.58(17.972)51.94(20.067)F(1,32)=20.107 p 0.001 0.386心脏病(非传染高致死)40.93(12.472)47.25(12.510)F(1,27)=8.368p=0.007 0.237诺如(高传染低致死)32.57(14.325)39.20(16.666)F(1,34)=9.548p=0.004 0.219志愿服务新冠(高传染高致死)2.85(2.307)5.42(1.480)F(1,32)=42.190 p 0.001 0.569心脏病(非传染高致死)4.32(2.212)5.29(1.718)F(1,27)=9.906p=0.004 0.268诺如(高传染低致死)5.03(2.176)5.23(2.030)F(1,34)=1.417p=0.242 0.040(四)讨论实验 1 基本验证了假设 1 3。分析还发现,当新冠与诺如都同样启动了传染威胁,在文化会聚主义信念条件下,高致死威胁情境下的新冠组被试,向外群体捐款的意愿却显著高于低致死威胁的诺如组,这可能提示:新冠致死威胁与文化会聚主义信念可能以某种形式交互作用,缓冲了新冠传染威胁对被试群际援助动机的抑制,有待进一步分析。实验 1 在实验设计和操作细节上存在不足。首先,在实验设计上,作为一种心理定势的文化信念,可能会影响被试对实验材料的理解接纳程度,干扰实验中被试的行为决策。其次,实验以身份信息模糊的“外国人”为援助对象,最初目的是减少援助对象个人信息对实验结果的干扰,但根据被试反馈,这种做法有如下弊端:其一,被试会根据材料信息对“外国人”的形象自发地进行想象和补充,例如,被试可能根据材料中的中美元素,在看到“外国人”时自发联想到美国,这反而造成了对实验结果的干扰;其二,“外国人”这一表述具有强化被试“内外群体边界”认知倾向的可能性,从而暴露研究跨文化群际关系的意图。最后,实验 1 的统计检验力虽然达到标准,但略微偏小;被试的男女性别比例偏差较大,有待进一步改善。341疾病威胁与文化信念对跨文化群际援助的影响 五 实验 2:疾病威胁与文化会聚主义的交互作用(一)被试与平台根据 G*power 计算结果,对于中等效应量(F=0.25),要达到 0.95的统计效力,每个条件至少需要 52.5 人。正式实验中,通过网络实验平台Credamo 招募被试 396 人,每组 60 人左右,剔除 2 名未通过操纵性检验的被试,共得到有效被试 394 名,其中最小年龄 18 岁,最大年龄 56 岁(M=28.91,SD=6.213),男性173 名,女性221 名。在学历上,初中1 人、高中 14 人、专科 44 人、本科 298 人、硕士 33 人、博士 4 人。(二)实验程序实验 2 正式开始前在 Credamo 上开展了预实验,以检验实验材料的有效性和实验流程的可行性。预实验共招募被试 60 名,最小年龄 20 岁,最大年龄 49 岁(M=29.47,SD=6.342),男性 23 名,女性 37 名。为避免被试受既有文化信念的干扰,被试需先完成中文版的文化会聚主义量表(Rosenthal&Levy,2012;邹智敏、江叶诗,2015)。在预实验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47;研究基于文献(聂春燕,2018)将文化会聚主义量表得分小于 4 分的被试分入对照组,得分大于 5 分的被试分入文化会聚主义组;发现在实际操作中可行性较低,数据回收量偏低,正式实验中将分组标准调整为 5 分。预实验结果显示实验步骤流畅可行,启动文化信念与疾病威胁的实验材料有效。文化会聚主义的测量与操纵被试根据得分被分为两组,其中,文化会聚主义组的得分(M=6.022,SD=0.430)高于对照组(M=4.32,SD=0.845),F(1,392)=678.628,p 0.001,2p=0.253。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1。随后,对照组阅读材料的标题为“大气奇景”,文化会聚主义组阅读材料的标题为“文化交融促繁荣”,作为对文化会聚主义信念的启动。与实验 1 不同,“文化交融促繁荣”的阅读材料有针对性地用三段话介绍中国和奥地利、日本、印度三国的文化交往历史。选择这三种文化背景作为实验情境基于两方面的考量,一是所选三个国家与中国的跨文化交往历史差异很明显且较有代表性;二是开展实验 2 时,这三个国家国内疫441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 24 辑情都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实验情境设置能唤起被试的真实的疾病威胁感知。具体来看,奥地利和中国文化的交流十分密切;当实验 2 进行时,奥地利新冠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仍在上升,奥地利作为外群体身份依旧具有一定的传染威胁和死亡威胁。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也有着密切的跨文化交往互动,这一点能满足启动文化会聚主义的基本条件;但实验 2 的被试来自中国,在回顾中日历史互动交流时,可能更容易想到日本侵华的屈辱历史,这种负面群际互动线索可能抑制文化会聚主义对中日群际关系的促进作用。印度同样与中国有着跨文化交融会聚的历史;在实验 2 开展时,印度正是全球新冠疫情威胁最高的国家,相较奥地利、日本,人们在面对来自印度的外群体成员时,会面临更强烈的传染威胁和死亡威胁,文化会聚主义促进群际关系的效应也更可能受到抑制。疾病信息威胁感知操纵与援助意愿的测量完成阅读任务之后,将被试随机分配到 3 组,观看新冠、诺如、心脏病三类疾病威胁之一的启动材料。实验 2 中疾病威胁的启动材料与实验 1有所不同,其为特别设计的公益海报,配图提示了疾病的传染或致死威胁,文字部分则提示了该疾病的传染威胁或死亡率。实验 2 启动疾病威胁与测量援助外群体的意愿是在同一项任务内,未能插入 PANAS 测量,故安排被试休息 1 分钟以代替分心任务释放致死威胁的心理效应。随后,各组被试需回答6 个问题,前三个问题测量捐款意愿,如“假如给你99 元,你愿意取出多少捐给患有疾病的奥地利(或日本、印度)患者?”后三个问题测量志愿服务的意愿,如“请想象一下,有一专业可靠的机构招募志愿者,经过专业医疗培训后,志愿者将在防护得当的情况下照料患有疾病的奥地利(或日本、印度)患者,你是否愿意参加?”(1=非常不愿意,7=非常愿意)。最后,同实验 1,被试评估其感受到的传染和致死威胁水平。操纵检验分析结果显示,新冠组和诺如组被试报告感受的传染威胁不存在显著差异,F(1,264)=0.730,p=0.394,M新冠=6.5,M诺如=6.13,2p=0.003,但两组被试报 告 的 致 死 威 胁 存 在 显 著 差 异,F(1,264)=1000.385,p 0.001,M新冠=5.94,M诺如=2.11,2p=0.791;新冠组和心脏病组被试报告的传染威胁存在显著差异,F(1,259)=817.946,p 0.001,M新冠=6.05,M心脏病=2.18,2p=0.760,报告的致死威胁并不存在显著差异,F(1,259)=3.542,p=0.742,M新冠=5.94,M诺如=5.73,2p=0.013。可知实验成功操纵了被试的两类疾病威胁感知。541疾病威胁与文化信念对跨文化群际援助的影响 (三)数据分析1.文化会聚主义与疾病传染威胁交互影响群际援助意愿新冠和心脏病分别作为启动高传染威胁、非传染威胁的两类疾病情境,文化信念分为高、低水平的文化会聚主义组与对照组(筛选文化会聚主义量表得分高于 5 分的被试组成文化会聚主义组,叠加文化会聚主义信念启动材料的阅读任务;文化会聚主义量表得分低于 5 分的被试进入对照组,阅读材料为中性刺激),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如下。(1)文化会聚主义信念和疾病传染威胁对被试向奥地利、日本和印度的患者捐款意愿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p奥地利=0.228,p日本=0.301,p印度=0.260),将被试愿意向三个国家的患者捐款金额之和作为因变量,所得结果一致(p=0.210)。(2)与假设 3 一致,当援助形式为照顾外群体患者的志愿服务时,文化会聚主义信念与疾病传染威胁会交互影响被试向三个国家提供群际援助的意愿。具体来说:文化会聚主义和传染威胁交互影响援助奥地利患者的意愿,F(1,257)=14.385,p 0.001,2p=0.053,文化会聚主义的主效应显著,F(1,257)=174.920,p 0.001,2p=0.405,传染威胁的主效应显著,F(1,257)=36.622,p 0.001,2p=0.125;文化会聚主义信念和传染威胁交互影响援助日本患者的意愿,F(1,257)=12.682,p 0.001,2p=0.047,文化会聚主义的主效应显著,F(1,257)=83.350,p 0.001,2p=0.245,传染威胁的主效应显著,F(1,257)=20.265,p 0.001,2p=0.073;文化会聚主义和传染威胁交互影响援助印度患者的意愿,F(1,257)=20.201,p 0.001,2p=0.047,文化会聚主义的主效应显著,F(1,257)=109.935,p 0.001,2p=0.300,传染威胁的主效应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