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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馆华夷译语”对音系统的多元一体121“西洋馆华夷译语”对音系统的多元一体 聂大昕摘 要：“西洋馆华夷译语”是乾隆十三年敕谕纂“华夷译语”系列中的五种，记录法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德语。截至目前，对于判断这套译语的性质以及诸多特征间的关联尚存难点。本文从语言接触角度入手，通过对音规则、用字体系、切音模式三个层面的考察，挖掘其外汉对音系统中存在的藏汉、梵汉、满汉对音特征，并对相关编写背景和性质进行考证。关键词：语言接触；华夷译语；西洋馆；对音中图分类号：H059;H114 doi:10.19326/ki.2095-9257.2023.03.014aWalter Fuchs,“Remarks on a New Hua-Yi-Yi-Y,”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1931(08),p.91.b另两位监纂为允禄（和硕庄亲王）和汪由敦。关于“纳延泰”一名，钦定同文韵统（卷一）作“纳延泰”，清实录卷 324 记作“那延泰”。c聂鸿音：同文韵统中的梵字读音和汉语官话，载满语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5 页。乾隆十三年（1748），皇帝敕谕“会同四译馆”新编一批民族语和汉语、外语和汉语对照的分类字书，即“华夷译语”（丁种本）。监纂工作由傅恒、陈大受、那延泰三位军机大臣负责。其中弗喇安西雅话 拉氐诺话 伊达礼雅话播哷都噶礼雅话 额哷马尼亚话五种，收词均在 2070 条上下，分别记录法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德语，合称“西洋馆华夷译语”。据福华德（Walter Fuchs，1902 1979）考，现故宫博物院藏版原存方略馆（Fang leh-kuan），a与乾隆敕谕“所有西天及西洋各书，于咸安宫，就近查办”是吻合的。一、“西洋馆华夷译语”与同文韵统除“华夷译语”以外，乾隆还钦定辑校过一批译语字书以“昭同文盛世”，其中包括钦定同文韵统（下称同文韵统）。傅恒、纳延泰亦为该书监纂。b同文韵统成书于乾隆十五年（1750），目的是“建立一套用汉字音译梵文和藏文的规则，以利佛教的普及”。c从奏议看，着手编纂同文韵统的工作不晚于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十四日，与“乾隆十三年九月上”敕谕着手“华夷译语”的时间几乎一样，而这并非巧合。“西洋馆华夷译语”用字与其他“华夷译语”的用字是有区别的，但与同文韵统的梵汉、藏汉对音的用字却是有关联的。就注音汉字层面，有以下四点关联：第一，遇到汉语的多音字时，均取相同读音，如“墨”均取“莫配切”标注 me，“塞”均取“苏则切”标注 se；第二，对译语种独有的语音形式会用生僻字标音，如以“”（日阿切）标注藏语的“”（gzha）和印欧语的 a；第三，声韵配合系统中，区分对立的 r 组和 l 组，前者以添加口字旁的“喇”“哩”“噜”“哷”“啰”标注，后者则记为“拉”“礼”“鲁”“勒”“罗”；第四，字同音异现象有据可依，“西洋馆华夷译语”的单字“基”按同文韵统卷六“梵华合璧谐韵生声十二谱（第二谱）”作“嘎伊切”，对应印欧语的 i/ki，而非照同批次西番馆译语以“嘉伊切”对应藏语的 i。就注音字组层面，“西洋馆华夷译语”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大字加小字”和“切身”形式的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1212023/4/25 17:30:10国际汉学总第36期，2023年第3期122使用。对此，同文韵统给出了详细说明：其有有音无字者，照释典本身切例，将所切二字并书，合为一字。其一字有二音者，如上音分数多，下音分数少，或下音分数多，上音分数少，将分数多之字正书，分数少之字细书，俱合为一字。此后有一字带三音者，亦照此例，将分数多之一字正书，分数少之二字细书，亦俱合为一字。a照此规定，遇梵文和藏文有音无字形式时应采取“并书”和“正书、细书俱合一字”的方式。这是乾隆时期编纂的字书中首次明确说明的对音原则。所谓“并书”就是“切身”，如梵文“”（bha）和藏文“”（nya）分作“拔哈”和“尼鸦”。“正书、细书俱合一字”就是“大字加小字”，仅用于梵汉对音，如“”（bra）和“”（u）分作“巴 喇”和“乌乌”。同文韵统的对音模式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固定下来的，而是在成书过程中不断调整与修正。乾隆十四年（1749）七月奏议载“臣等钦遵详酌，谨将第二谱中秺侘垞三字改用齎鸦、妻鸦、斋鸦三字”。是年九月又云“皇上御笔改定因焉英阳字样，臣等钦遵改正今查配昂字所生字内有合昂字成者，有合安字成者，有带嘛字音者，拟于说内添注声明。”b这些规则上的变化在“西洋馆华夷译语”中几乎都有体现。首 先，“西 洋 馆 华 夷 译 语”不 采 用 单 字“秺”“侘”“垞”或此三字的同音字对音，而以切字形式标注，只是所用汉字记作“齐雅”和“济雅”。其次，虽然乾隆改单字为双字切音，记作“雅安”“雅昂”，但“西洋馆华夷译语”同时保留了两套形式，仅“焉”字以“烟”代替。最后，“西洋馆华夷译语”普遍存在允禄奏议所说的音节末鼻辅音混淆的情况。尽管如此，“西洋馆华夷译语”和同文韵统的切音习惯依然存在诸多不同。第一，除 r组和 l 组，仅有 sh 组“沙”“施”“舒”“佘”“硕”的用字相同，其他组别只构成部分重合。第二，a钦定同文韵统，武英殿刻本，清乾隆十五年（1750），卷一，叶一、叶二。b按钦定同文韵统第三卷“西番字母配合十四谱（第七、第八谱）”所说，每字配合以“纳”字即成“因”“焉”字。每字配合以“迎阿”字即成“英”“阳”字。c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卷 365，第 1027 1028 页。“西洋馆华夷译语”选取对音汉字时并不遵循同文韵统的“一音一字”原则。第三，“西洋馆华夷译语”中还有很多单字切音形式未见于同文韵统。由此推断，“西洋馆华夷译语”真正效仿同文韵统的只有“并书”和“正书、细书俱合一字”两种注音模式，其余用字仅为部分借用。相比与同文韵统关联更紧密的西番馆译语，“西洋馆华夷译语”中与梵汉、藏汉对音不一致的现象，其来源仅剩一种可能途径，即奏议“其音韵不合者另于十二字头汉字内取用”。所谓十二字头指的就是满语，不过同文韵统既未给出满汉对音，也没提供任何参照底本的信息。二、“西洋馆华夷译语”与钦定清汉对音字式（一）用字特征作为清朝统治者的语言，满语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鉴于藏语和满语在语音和文字系统上的差异，很难直接将前者的对音习惯照搬至后者，因此专门创制符合满汉语言特征的对音系统就成为必然。乾隆十五年（1750）五月谕：我朝创制国书，分十二字头，简而能该，用之无所不备，而音韵尤得天地之元声。惟是汉人初学清字者，辩字审音，每借汉字音注，以便记诵。而汉字不能悉协，不得已更从俗音，以意牵合。未经校正画一，将恐久而益差在史氏或以己意为音，或出于当时承习，盖由以汉字而注清语、蒙古语，既非本字，又无一定，是以讹复传讹。爰命大学士傅恒率同儒臣，重定十二字头音训。开章六字，则用直音，如阿、额、伊、鄂、乌、谔。c这段文字说的是，乾隆发现既有满汉对音体系舛误很多，如不重新修订，就会出现读音上的以讹传讹，降低准确性，特别是对于那些不会满语的汉人。而用汉字给满语注音时每个人还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1222023/4/25 17:30:10“西洋馆华夷译语”对音系统的多元一体123有自己的偏好。因此让傅恒等人重新编订一套满汉对音的字表，用以效仿和流传。有些对音乾隆给出了样例，包括满语的六个单元音直接标为“阿”“额”“伊”“鄂“乌”“谔”。a春花：乾隆敕修钦定清汉对音字式及其影响，载历史档案2008 年第 1 期，第 54 59 页。b本文采用的满语转写参照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llendorff，1847 1901）编写，1892 年由上海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的满文文法（A Manchu Grammar with Analysed Texts）。c钦定清汉对音字式，武英殿刻本，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卷一，叶一。据春花考证，这部由傅恒负责的字书是清汉对音，也即成书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钦定清汉对音字式（下称字式）。a对照同期的译语字书，其中关联不言而喻，见表 1。表 1 雍正、乾隆时期译语、字书注音样例译语字书编纂时间监纂人员对译语种元音aeiou清文启蒙1730长白满汉阿恶衣窝屋一学三贯清文鉴1746屯图满汉阿厄衣窝屋同文韵统1748傅恒藏汉阿厄伊鄂乌西番馆译语1748傅恒藏汉阿额伊鄂乌“西洋馆华夷译语”1748傅恒西汉阿额伊鄂乌钦定清汉对音字式1750傅恒满汉阿额伊鄂乌表 1 所列文献中，清文启蒙为雍正八年（1730）宏文阁刻本，共四卷，是清代成书最早、讲述最全面详细、例句最多的满文语法辞书，后京都三怀堂于明和八年（1771）年再版。一学三贯清文鉴，清乾隆十一年（1746）静宜斋藏板坊刻本，共四卷，是乾隆年间编撰的初学满语的合璧分类字书。从时间上看，一学三贯清文鉴虽与“华夷译语”相近，但显然作者屯图采用的对音系统与两套“华夷译语”并不一致。而字式收用了乾隆提及的范例，除用“谔”表示满语介乎 o 和 u 之间的 音，其余五个元音的用字与“西洋馆华夷译语”和西番馆译语的对应情况是几种字书中唯一完全吻合的。b有别于同文韵统只在奏议中提及对音规则，字式卷一专设“凡例”部分，详细说明了满汉对音时应遵循的六条原则：每字拟定对音汉字一二字及数字不等，以备酌用。有译汉行文未便，以发声合正音者，仍借用常用字样，于本字下注明。单清字有不能用以汉字对音者，用二字切音。行文未便用双字，仍借用音声相近之单字。不得音声相近之单字，亦用双字。切音清字，用汉字一字对音，如聂、年之类，其一字未能切，当用汉字二字对音，如尼雅、尼扬之类，分单字、双字，以便检用。连写有应变音读者，俱于本字下注明。如满洲、蒙古之类系已定，字样应仍其旧。东三省喀尔喀、扎萨克、新疆驻兵各地名一并附列。c除末条涉及的地名注音与“华夷译语”无关以外，其余五条原则与“西洋馆华夷译语”的对音模式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字式选取注音汉字时，兼顾对音的实际需求，并不沿用同文韵统“一音一字”的模式，而是配以多个汉字，如ba 同时标注了“巴”“拔”“跋”。这种模式与“西洋馆华夷译语”相仿，并且用字上也吻合，见 表 2。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1232023/4/25 17:30:10国际汉学总第36期，2023年第3期124表 2 三种译语字书中的“一音多字”译语、字书oyosefelo钦定清汉对音字式郭、国岳、约塞、色费、斐罗、洛“西洋馆华夷译语”郭、国岳、约塞、色费、斐罗西番馆译语郭、国岳塞罗、洛相较西番馆译语，“西洋馆华夷译语”的这套对音模式更接近字式。此外，切分和拼读外语音节时的游离性规则，使得“西洋馆华夷译语”出现了大量未见于西番馆译语对音的“新创”汉字。这些注音汉字也多与字式保持一致，除“贝”“兰”“文”等常用字以外，还有包括“楞”“杭”“铁”在内的不常用作注音的汉字也是共享的。并且“新创”字的“一音多字”现象也存在一致关系，见表 3。表 3“新创”字的一音多字字式语音形式ananjinyin注音汉字参、灿干、甘进、津因、音“西洋馆华夷译语”语音形式zananzinin当然，由以上特征无法定论“西洋馆华夷译语”选用的注音汉字是以字式为参照。因为“西洋馆华夷译语”独有的注音汉字中，依然存在未被字式收录的用字，如“汤”“上”“人”“门”等。与此同时，虽然字式与“西洋馆华夷译语”对音的重合现象较同文韵统更多，也更系统，但第一字头涉及的 131 个音节中，刨除满语独有的语音，包括“婼”a、“咱”a 等汉字的选用与“西洋馆”并不吻合，后者采用的“”和“匝”反倒与同文韵统一致。不过，这些却足以证明“西洋馆华夷译语”存在满汉对音特征。（二）切音模式“西洋馆华夷译语”标记外语带复元音和鼻音结尾的音节时多采取单字切音，这与西番馆译语不同。照字式凡例所述，对音时只要汉语中有相同或相近的音，则一律以单字切音，除非像 fui 这样完全无法匹配的形式才会采用“叠书”双字“”切音对应。因此西番馆译语中单独标注的鼻韵尾和弱化为 e 的尾音 s在字式中统一用单字切音，如“巴昂”转记作“邦”“榜”，而“邦”字就作为唯一对应形式被“西洋馆华夷译语”用来对应法、德、葡三种语言中的 bang 和 pang。“西洋馆华夷译语”所用双字切音模式中采用了与字式中“切音双字”相仿的形式，如“齐雅”“密叶”等。尽管不完全一致，但其中的“雅”“叶”还与其他汉字匹配用于对应印欧语带ia 和 ie 的音节。这种有别于传统韵书的切音方法就是音韵阐微（雍正四年，1726）“凡例”所指的“翻切”，同样源自满汉对音。三、“西洋馆华夷译语”词首注音与满语迁移尽管主要采用单字切音的方式标注满文，但字式并不沿袭同文韵统对应梵文和藏文时一并标注对音汉字及其“翻切”读法的形式，如“”（cho）记作“爵，齎鸦岳”、“”（bas）记作“拜，巴埃切”。受汉语声调的影响，基于听辨的记音转写，会下意识地根据“口授”的诵读特征选择与对译词语调相近的汉字。而由这些汉字注音还原对译语种的语音形式时，容易出现语调上的不统一。为解决这一问题，字式普遍附加声调说明，遇仄声字标注“（俱）平声读”，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1242023/4/25 17:30:10“西洋馆华夷译语”对音系统的多元一体125如“纳”“补”。个别对音记作“入声读”，如“沛”“税”。同文韵统也吸纳了“平声读”的方式，按奏议载“其音韵不合者另于十二字头汉字内取用，字头内有借用仄声字者照字典例发平声”。a由此类推，“西洋馆华夷译语”中的一音多字现象也应以平声拼读。而强调注音汉字“平声读”应当就是乾隆朝为求“同文盛世”进行注音改革的一条重要标准。除标注声调，对于语流中会产生音变的语音形式，字式在标准读音之后同样附有说明，如用“那”对应满文 na 时附“但译汉行文未便，发声合正音，仍借用诺字”。这些附加信息实际解答了“西洋馆华夷译语”对音中一系列归因不详的问题。（一）外语首辅音/k 的对音之前的考察曾确定“西洋馆华夷译语”的书题语源为拉丁语。b其中德语本书题 germania（rmania），并未对音为典型的“格哷马尼雅”，而是“额哷马尼雅”。疑母字“额”在“西洋馆华夷译语”中除对应印欧语自成音节的 e 以外，还普遍用于对应外语的 e，表示该音带鼻音成分，读作 nge，c这与福华德标注“额哷马尼雅话”时用的 ngo 一致。理论上，“额”同时对应 e 和 ge并不违背语音规则，但明清官话对音字书中一般不以疑母字 替代见母字 k 标记梵文和藏文的，所以之前对于此类现象产生的原因一直未有定论。首先，根据印欧语的语音特征可以确定，这种对应不是源自“西洋馆华夷译语”各目标语种内部。其次，由于对音的过程是译字生负责，传教士并未参与，所以也不是来自外国人说的汉语。最后，虽然与“西洋馆华夷译语”存在一致关系，但西番馆译语和同文韵统对这两个音的a钦定同文韵统，卷一，叶一。b聂大昕：乾隆“西洋馆译语”书题语源考，载文献2016 年第 6 期，第 167 170 页。c汤执中（Pierre Nicolas dIncarville，1706 1757）的法汉词典（Dictionnaire Franais-Chinois，1752）收“Gendre dun Regulo:nge fou.额夫”。详见该手稿第 729 页。d钦定清汉对音字式，卷一，叶六。eJoseph-Marie Amiot,Grammaire Tartare-Mantchou.Paris:Chez Nyon lan,1787,p.6.fLouis Mathieu Langls,Dictionnaire Tartare-Mantchou Franois.Paris:Fr.Ambr.Didot lAine,1789,Vol.I,p.xxvi.处理都是界限分明的，藏语的 e 和 nge 用“额”或“厄”，ge 只用“格”或“哥”对音。由此看来，用“额”对应 e 和 ge 的现象，本质上就是一种音变，其来源应为“西洋馆华夷译语”译字生的母语语音系统。对此，字式给出了明确说明，于满语 ge后附“歌格。格字，平声读。语气内应读作额字者，仍以额字对音”。d“语气内”多指“语流中的音变”，常见的情况是当前一个音节以鼻音 收尾时，随续的 g 出现发音部位上的同化。对应为“额”的 ge，强调的就是喉音成分。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1718 1793）提 道：“满语的首字母 k 有几种不同的读音，送气和不送气的 k，还有一个喉音 h。”e满语的这种拼读规则在“西洋馆华夷译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用“额”标记的 ge 甚至可以出现在一个词的任何位置，如“读”（legere，勒额哷）、“腮”（gen，额讷）、“远”（longe，崙额）。而相同位置的 ge 也可以对为“格”，如“逃”（fugere，富格哷）、“冻”（gelu，格鲁）、“聚会”（seconjungere，塞郭安允格哷）”。满语 的音变现象不只是匹配元音 e 时才会出现。蓝歌籁（Louis Mathieu Langls，1763 1824）之后补充，“喉音，发的时候像西班牙语的 jota（x）。比如（满语里）的 ca 带喉音时念kha，钱德明写作 ha。”f对于此类音变，字式均以附注说明。/ga/：噶。平声读。语气内应读作阿字哈字者，仍以阿字哈字对音。/go/：国郭。俱平声读。语气内应读作武字和字者，仍以武字和字对音。/gi/：基机吉。吉字，平声读。语气内应读作伊字者，仍以伊字对音。/gen/：根。语气内应读作恩字者，仍以恩字对音。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1252023/4/25 17:30:10国际汉学总第36期，2023年第3期126/gin/：金锦谨。锦谨二字，平声读。语气内应读作音字者，仍以音字对音。aa钦定清汉对音字式，卷一，叶二、叶六、叶二十三。bCarl Arendt,Einfhrung in die Nordchinesische Umgangssprache.Stuttgart&Berlin:W.Spemann,1894,p.449.c钦定清汉对音字式，卷一，叶四。d舞格：清文启蒙，宏文阁刻本，清雍正八年（1730），卷一，叶四。这些现象在“西洋馆华夷译语”中均有体现，仅在个别注音汉字的选取上稍有出入，见表 4。表 4 拉氐诺话的 和 k汉语词拉丁语对译国际音标转写汉字注音匠人mechanicusmeka.ni.kus墨哈尼沽斯霆fragorfra.r富喇鄂电fulgurf.r富勒乌姜zingiberz.br辛伊伯对读conferre legendokon.fe.re leendo国安弗哷勒恩多二十vigintiwiin.ti伟因氐字式未作说明，但可由规则类推的还包括“内官”（eunuchus，eunu.ks，欧努胡斯）、“匙”（cochlear，k.kle.ar，郭赫勒阿哷）等。今天的北方方言依然存留这种特征，“哈喇”一词便借自满语，用于形容“食油或含油食物日久变坏的味道”，读作 ka la。b（二）外语首辅音 s 的对音拉氐诺话记录了近三十例 s 念作 的现象，如“败”（destrui，德施德噜伊）、“穗”（spica，施毕噶）等。此前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受到德语的影响，因为德语的 s 在辅音前就念。不过额哷马尼雅话的“星”（sterne，斯德哷讷）、“零”（stcklein，斯氐克赉尼）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这显然不能简单归因为译字生的德语水平。对他们来说，首先学习的一定是拉丁语，而不是德语。古典拉丁语（classical Latin）没有 音，教会拉丁语（ecclesiastical Latin）虽然有，但条件十分严格，只有位于 e、i 和 y 之前的sc 或 xc 才会念作 或 k。相对而言，满语里音变后读作 的情况更自由。字式附注：“si：西玺锡席习。玺字以下，俱平声读。语气内应读作什字者，仍以什字对音。”c其中音变时的“什”同“施”“诗”“实”“石”一样对应满语的 i。这说明，语流中的 s 是会变成 的。清文启蒙（1730）卷一“第一字头”附：“si：西。此字在联字中间下边俱念诗，在联字首念诗西俱可，单用仍念西。”d尽管清文启蒙 未对 g 的音变现象多加说明，但规则应与 si 一致。由此可见，“西洋馆华夷译语”/k 和 s 的对音方案完全是源自满汉对音的规则类推。四、“西洋馆华夷译语”的词尾注音与满语迁移上述特征表明，“西洋馆华夷译语”对音所采用的基础方言是带有满语遗痕的官话。根据字式提供的满语读音特征，五种译语中位于词尾的“非常规”对音均得以佐证。（一）含 mb 音节的对音“西洋馆华夷译语”的一条核心对音原则是，除遇带 h 的塞音时强调送气特征以外，一般不系统区分外语塞音和塞擦音的清浊，多以汉语相同部位的不送气清音取代。不过，五种译语却出现了以下情况，见表 5。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1262023/4/25 17:30:10“西洋馆华夷译语”对音系统的多元一体127表 5“西洋馆华夷译语”的 mba咭唎国译语为同批次丁种本“华夷译语”，本应记录英语，但实际记录的是一种由英语、葡萄牙语、粤方言、闽方言杂糅的“广东英语”。此处提及的三个字在粤方言里读作 mn,n 和 ngo，语音形式取自 Samuel Wells Williams,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Canton: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1856。bHenri Maspro,“Le dialect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Bulletin de lEcole franaise dExtrme-Orient,1920,Tome 20,p.31.cJoseph-Marie Amiot,Grammaire Tartare-Mantchou.Paris:Chez Nyon lan,1787,p.17.译语名汉语词外语对译汉字注音额哷马尼雅话回转antwort zurck geben安特倭哷特 组噜克 格穆酋frnember eines orts费哷讷墨哷 爱讷斯 鄂哷慈弗喇安西雅话袈裟espece de chappe lusage des bonzes额斯伯斯 德 沙穆 阿 吕萨日 德 绷斯包袱enveloppe昂弗罗穆四个词条的共性在于，对译语种的 b 和 p并未采用官话的“本”“伯”等声母为 b 的汉字对音，而是选择了“穆”和“墨”。第一，b、p 和m 的字形差距明显，因此不可能是拼读时的误认。第二，按系统性对应规则，如果存在 m、b/p不分，那么一定存在 n、d/t 及、/k 不分，就像咭唎国译语的“船”（boat，没）、“门”（door，哪）、“羊”（a goat，鹅）。a不过“西洋馆华夷译语”中未现 n、d/t 不分的情况。除有限的几例以外，就 m、b/p 的标注都是十分统一的，前者用汉语的 m，后者用 p。第三，法语和德语的 m 从来都不是 b 和 p 的音位变体，实际语流中也很难读成 m，但额哷马尼雅话的 beambter（官）的确既有“伯阿穆补德哷”也有“伯阿穆德哷”。用汉语明母字（辅音 m 作声母的字）标注外语的 b 和 p 很早就有，马伯乐（Henri Maspro，1883 1945）谈及唐代长安方言的声母系统时，举了“没弟囊”（buddhena）、“揽迷”（lambe）、“冒驮野”（bodhaya）三个梵汉对音的例子，用于说明这种现象。b随着汉语语音系统的演变，从宋朝开始，此类系统性对应仅在闽、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字书中还偶有保留。除咭唎国译语以外，编写于 18 世纪上半叶的澳门番语杂字全本亦有“肚”（barriga，马哩家）、“竹”（bambu，麻无）”。西夏文孟子译本用be 对应汉语的“墨”（墨家）、用 bo 对应汉语的“缪”（鲁缪公）等即是照此规则对音。由此判断，明清字书中一旦出现 m、b/p不分的情况，肯定不是官话。如果这种特征也不是来自对译语种的语音系统，就只可能是译字生的母方言。对“西洋馆华夷译语”而言，指的就是满语。虽然字式并未对 mb 的读音专作说明，但按清文启蒙“满洲外联字”载，汉语词“骂”的满文 tombi，记作“托嘧”。这说明，在 18 世纪的满语中，语流中的 mb 多省略 b。钱德明也提到满语及物动词（verb actif）的词缀 mpi 与五个元音的拼读规则：首个组合是 ampi，如 paitalampi，雇；第二个组合是 empi，如 kenempi，去；第三个组合是 impi，如 kosimpi，爱；第四个组合是 ompi，如 potompi，算；第五个组合是oumpi，如 outchoumpi，怜。说话的时候，人们不念 p，而是说 paitalami，kenemi 等。c正因为满语口语有此省略，所以“西洋馆华夷译语”的译字生遇到含有 mb 或 mp 的外语词时，就会出现满语规则的浮现，将本应记作“穆伯哷”的 mber 标注为“墨哷”。有些对译词甚至没有 m，译字生也会按满语习惯附加鼻音成分，上表 ben、pe 实际就对应 mben 和 mpe。“西洋馆华夷译语”的此类现象一方面反映出“口授”为满族的译字生，另一方面也表明译字生是了解用拉丁字母转写满文的，这很可能与他们的日常工作相关，否则不会出现拼读规则上的迁移。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1272023/4/25 17:30:10国际汉学总第36期，2023年第3期128（二）含鼻韵尾的对音“西洋馆华夷译语”普遍存在音节末鼻辅音混淆的情况，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前、后鼻音不分，即 n、混用；另一种是前鼻音被双唇鼻音取代，即以m代n。对于前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译字生的外语能力。以“西洋馆华夷译语”法语 mandarin mdar 为例，其中的 n 都是前一个元音的鼻化标记，但先后有“莽达勒英”“满达哷因”“莽达哷因”三种形式。如果译字生了解此规则，一定会用标准的后鼻音，否则，只能根据拼写形式用前鼻音对应。不过，这与满语“第四字头尾音常含于内，鼻音移前”的表述只是形式上的重合，无法直接证明是满语迁移。a相对而言，后一种表现形式则更符合满语的规则。葡萄牙语里，处于音节末尾的 m 是前一个元音的鼻化标记，因此“emxada 和 ordem 听起来就像 engshada 和 ordeng。Jardim 听起来就像jarding。而 am 就是 o，所以 baram 或者 baro就 念 作 barawong，confusam 或 者 confuso 则 念作 confusawong”。b不过，播哷都噶礼雅话音节内 m 结尾的对音却出现了三分的现象，见表 6。其中只有“类型二”采用了标准的对音，按照葡语的拼读方式用汉语后鼻音对应鼻化音。“类型一”将原西号分为两个部分以“翻切”对音。这并不符合葡语的规则，而是“译字生”沿袭拉丁语拼读方式导致的迁移。“类型三”所采用的则是以汉语前鼻音对应鼻化音的方式。从规则上看，这既不可能是受葡语和拉丁语的影响，也并非“译字生”自身母语系统不具有前后鼻音的对立。表 6 播哷都噶礼雅话的音节内鼻化标记西号读音类型一类型二类型三阿穆昂干（cam）im伊穆英/昂因a爱新觉罗瀛生：谈谈满语的京语（七），载满语研究1994 年第 1 期，第 15 页。bJohn Andree,A Vocabulary in Six Languages viz.English,Latin,Italian,French,Spanish and Portuguese.London:P.Vaillant and W.Meadow,1725,p.xxii.c钦定清汉对音字式，卷一，叶四十六。dPierre Nicolas dIncarville,Dictionnaire Franais-Chinois.MSS,1752,p.703,860.又按上谕载，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命傅恒编皇清职贡图“以昭王会之盛”，至二十二年（1757）共成七卷，二十八年（1763）续成一卷，合卷首凡九卷，武英殿刻。西号读音类型一类型二类型三um乌穆翁/瓮公（cum）em额穆昂/英安/因om额穆昂安字式第十二字头附“此字头以木字带音。有应读作第四字头之音者，仍照第四字头对音”c。第四字头就是以 n 结尾的“合恩字成音”。换言之，满语词尾的 m 是可以读成 n 的。由此看，播哷都噶礼雅话的此类现象就是“译字生”下意识用满语规则对音导致的。额哷马尼雅话的“麝”（biesemthier，毕参氐哷）的对应与此也是吻合的。五、结 语结合“西洋馆华夷译语”反映出的藏汉、梵汉特征可以确定，“西洋馆华夷译语”是目前所知唯一包含三种对音来源的译语字书。该多元性表明，这套“华夷译语”一方面是乾隆朝“文轨大同”标准确立前的过渡性产物，也是标准制定及调整的阶段性验证；另一方面，不同于满汉和藏汉对音中各自用字体系的传承关系，“西洋馆华夷译语”的用字体系并未作为统一标准用于此后的外汉对音中。汤执中法汉词典的“弗郎西亚”和“辣弟诺”，傅恒皇清职贡图的“意大里亚”“博尔都噶尔亚”“热尔马尼亚”“法兰西（弗郎西）”都表明，不仅传教士不用，即使是傅恒本人也未采用。d尽管如此，就“西洋馆华夷译语”对音特征的考察，对于认识 18 世纪汉语官话的语音系统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其中藏汉、满汉对音规则也有助于了解当时的机构设置和社会背景。（聂大昕：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续表）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1282023/4/25 17:30:10158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with Zhiyanzhais comments.Key words:V.A.Panasyuk,A Dream of Red Mansions,Russian complete version,original text,Yadong rearranged versionExperience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Shang Yanlius Teaching Chinese in GermanyYang JinchengAbstract: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this paper makes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event in 1912 when Mr.Shang Yanliu,the one ranking third in the imperial nation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taught Chinese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Hamburg Colonial College,the predecessor of the University of Hamburg in Germany.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in Germany.In addition to teaching Chinese,Shang participa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inology Library and helped Otto Franke to carry out Chinese studies.Shang made contribution of great historic significance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in Germany.Key words:Shang Yanliu,German Sinology,Chinese teaching Pluralistic Unity of the Corresponding Transcription System of Hsi-yang-kuan Hua-yi-yi-yNie DaxinAbstract:Hsi-yang-kuan Hua-yi-yi-y,compiled in the year 1748 in accordance with an edict of Qianlong,is a five-language dictionary,viz.French,Latin,Italian,Portuguese,German.Hitherto,the nature of this series and the relation among its various features still remain unsettled.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ibetan-Chinese,Sanskrit-Chinese,and Manchu-Chinese features of its foreign-Chinese phonetic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ntact,and examines the background and nature of the relevant writing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three levels:phonetic rules,word system,and syncopation patterns.The conclusion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Hsi-yang-kuan Hua-yi-yi-y in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Key words:language contact,Hua-yi-yi-y,Hsi-yang-kuan;corresponding transcriptionFrom Edward H.Schafer to Stephen Owen: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the“Cultural South”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ologyWang Shaokang&Zhou Rui Abstract:The concept of“Cultural South”in China was continuously constructed by works from Edward H.Schafers seminal work The Vermilion Bird:Tang Images of the South,to the essay-collection Southern Identity and Southern Estrangement in Medieval Chinese Poetry edited by seven Sinologists including Stephen Owen as a signpost,which changed the“South”in Sinological research from an exact geographical concept to a cultural boundary constructed by texts.The“South”was one of the core tradition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Medieval China.Through the compa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