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法善治”在中国法治图景下的样态呈现.pdf

85LEGEJIZHO中GUIZHOU POLICECOLLEGE学一报贵州華紫学院良法善治”66在中国法治图景下的样态呈现李露雅（上海政法学院，上海2 0 17 0 1）摘要：中国法治兼具工具性与实践性、传统性与创新性的时代特征要求中国要走出一条运用法理思维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良法善治”道路。“良法善治”在中国法治的整个图景下呈现出复杂的新样态，“良法”与“善治”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二者辩证统一于“人民”，是“以人为本”的法治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民性的特征决定了它能够将为人民服务贯彻到底，是推动“良法善治”实现的最佳领导团体。权利是人民能够获得利益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权利保护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良法善治”实现的直观表现。民生问题是“以人为本”能否得到实现的根本问题，社会主义福利保障制度的完善是解决民生问题，实现“良法善治”的现实要求。关键词：法治；良法善治；以人为本The Presentation of Good Law and Good Governanceand Good Governancein ChinasRuleof Law ScenaricLi Luya(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701,China)Abstract: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s both instrumental and practical,traditional and innovative,which requires China totake a path of using legal thinking to build a people-oriented socialist good law and good governance.The good law andgood governance take on a complex new form in the overall picture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with good law and goodgovernance being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and interrelated,and both being dialectically unified in The two are dialecticallyunited in the people,which is the requirement of people-oriented rule of law.The peoples character of the CPCdetermines that it can serve the people to the end and is the best leadership group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good lawand good governance.Rights are the most direct and effective way for the people to obtain benefits,and the establishmentand improve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of rights protection is the intuitive expression of the realization of good law and goodgovernance.The issue of peoples livelihood is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whether people-oriented can be realized,and theimprovement of socialist welfare system is the realistic requiremen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realizegood law and good governance.Keywords:rule of law;good law and good governance;people-oriented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 0 9 6-8 7 52（2 0 2 3）0 2-0 0 8 5-10DOl:10.13310/ki.gzjy.2023.02.012中国法治的时代特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充分总结国内外局势的基础上，深人地分析了当前我国发展形式和发展环境所面临的深刻而又复杂的变化，从推动经济增长、科技创新、行业资源优化、市场拓展、文化繁荣、国土空间、对外开放、军事国防和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等多个方面，确立了“十四五”规划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国家与联合国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地域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国家在应对全球局势风云变幻的同时，不忘警惕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何在这种风云收稿日期：2 0 2 2-0 2-13基金项目：华东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重点课题（A-4101-21-141-X07）。作者简介：李露雅（19 9 0 一），女，安徽蚌埠人，上海政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法哲学。86报2023年第2 期法律思维与警用逻辑egsi Thinkinsand Povicng Logic变幻的世界形势中，保持国内经济稳定、社会和谐、人民幸福，“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法治为兴国强国之本。（一）兼具工具性与实践性秉持着形式主义传统的形式法治理论和旨在对形式主义法治理论进行价值补充的实质法治理论是现代西方法治理论发展所遵循两条基本传统路径。形式法治理论注重法律的形式要件，认为形式法治才是法治的正确体现和表达；而实质法治理论则是在看到形式法治局限性和空洞性后，主张赋予法治一定的实质价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战争正当性引发的“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的讨论，引发学界对法治实质层面的关注，公平正义、权利保护、尊重人权等实质价值融入法治之中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但是不论是形式法治论抑或是实质法治论都必须承认，法治首先是依“法”而治。法具有一定的工具性特征：法是实现特定目的的手段，且具有普遍性、公开性、确定性、可遵守性等。法治的工具性是“法”本身的工具性特征使得其作为治国理政主要手段在维护社会秩序、规范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使用，现代法治在根本上需要以“法”作为“治”的工具。再者，法治作为一种理论思想是政治家、理论家用以证明其观点正确的依据，历史上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法治思想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最后，法治是实现更高生活目标的手段和方式，通过规范国家和社会、规范人的行为来实现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融合，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国家安定、社会进步、人民富裕。然而“法治”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静态工具，而是一个动态的理论和实践，在被广泛应用的同时，其中所蕴含的内涵和重要意义也在不断地被丰富和深化。在牛津法律大辞典中“法治”(Rule of Law)解释为：“指所有的机构，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及其它机构都要遵循某些原则，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和正当程序的观念，上述原则一般被视为法律特性的表达，它意味着对个人的最高价值和尊严的尊重。”“法治”(Rule of Law)在布莱克法律辞典中被解释为：1.一个实质性；2.相对与专制权力来说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3.每个在普通法管辖范围内的人受普通法约束；4.基本宪法原则是司法决定的结果，这些司法决定决定了个人在法院中的权利；5.宽松的法律和法律要点的裁决。2 根据上述定义可以推论出法治，一是一些表达了法律各种特性的权威原则；二是由特定形式表达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原则；三是表达着人类对良好秩序的一种追求和向往；四是国家治理的目标和要求，也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准则，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和基本信仰。因此，根据法治的定义和特征来看，法治某种程度上既表达了秩序价值，体现了其工具性的特征；也表达了正义价值，体现其实践性的特征。理论思想的形成和进化离不开产生其的土壤以及外部环境。同理，理论的移植也是一样，移植的土壤是思想生根发芽的决定性条件，有良好的土壤和优质的外部环境，是理论思想得以生长的基础。一旦移植的理论进人到特定的土壤之中，要根据土壤的情况不断地调整自身，以达到最佳的生长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既蕴含着西方法治思想的根本内容和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又与本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一方面既与世界法治发展的大方向一同前进，另一方面也包含了本土的智慧结晶，被人们所接受并践行着。法治能够适应现阶段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其在我国文化土壤中表现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形态：在“主权在民”“依法治国”理论的基础和前提下，法治的工具性在于它是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略，是国家行事的基本依据，是国家、社会和个人能够获得更高水平发展的必由之路；其实践性的特征在于“依法治国”概念中的“法”不只是“书本上的法”，也是“行动中的法”。“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动态法治思想既充分体现了法的稳定性、普遍性、公开性、时效性、可遵守性等要求，又在立法、8ZHO李露雅“良法善治在中国法治图景下的样态呈现GUIZHOUPOLICECOLLEGE学一报贵州華案学院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强调公平正义、保护权利、尊重人权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特点统一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中。(二）兼具传统性与创新性中国法治道路总体呈现出一条从传统中华文明，到“文明陆沉”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螺旋式上升路径。3J中国法治思想的传统性表现为：1.“以法而治”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十分重视法律在国家管理中的地位，强调法律对一个国家的治理起主导作用，并且主张施行严刑峻法。“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4，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认为法令是治国之本，国家统治者制定法令要结合具体国情，将风俗民情考虑在法律之中，这样国家才能够有好的治理，并且制定出来的法令需要具有明确性和规范性，它是人们基本的行事准则。法家“以法而治”思想中强调的法律至上性、法律融合性、法律明确性以及规则性的形式要求也是当今中国法治的基本要求。2.“德治”与“仁政”如果说法家思想从形式层面上说明了法治传统性的规范要求，儒家思想则是从实质层面上说明了法治传统性的价值内涵。“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德治”则是儒家在“礼”的基础上提出的理想的国家治理方式，“仁政”是施政者的政治方略，强调“爱人”“保民”。所谓“礼”就是大家依规则行事，“德”则是最高的道德理想，是人们内心遵从规则的道德理由，“出礼人刑，德主刑辅”，“德”是内核，“礼”是形式，说到底“德”就是“礼”，“礼”也是“德”。“以德说理，德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德的规范性表达。德治与礼治就是一件事的两面。”5“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6 是孟子提出的基本治国理念，他认为百姓是江山社稷的根本，是一个国家的基石，好的统治就是就是对百姓仁慈，对社会宽容，这样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礼”“德”“仁”包含了儒家学说的核心要义，也是传承下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所应有的内在价值。3.尊重公序良俗从地域上来看，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形成了5 6 个民族“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一直以来，历朝历代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都予以重视和尊重，尤其是在少数民族作为统治者的时期，其习俗很大程度被正当化和法律化，融人国家的立法之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法律制度的体系化不断增强，法治也越来越健全。在宪法的框架内允许少数民族以及特区在不违背基本法律的情况下尊重民族特色、地方特色，不得不说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传统性的特殊所在。中国现阶段的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是对中华文化中优秀治国之道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其创新性体现在它既吸收了古今中外前人的智慧，又符合当下时代的发展要求和情势变化。一方面，它凝聚了中华五千年优秀历史文化的精华，集百家之长；另一方面，它是国内外优秀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心血和宝藏。从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们对法治守护人们共同正义的呼唤，到马克思“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从列宁人民主权宪法化，到新中国成立后历代中国领导人对前人法治理论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和应用，形成了符合中国每个发展阶段的治国思想和治国理论，而其中所包含的法治思想和理论是每个阶段治国理政之核心所在。以人民为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样态是最符合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最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以及最符合我国本土特性的集大成之法治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以“良法善治”为基本理论品质，既融合了西方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价值取向，也体现了中国儒法互补的精神建构。更进一步来说，它揭示了社会主义法治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凝聚了法治建设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88报2023年第2 期法律思维与警用逻辑LegalThirking and Policing togic（三）法理思维作为思维方式“法律”与“治理”两个词组成了“法治”一词，也概括了法治的基本要求：用法律来进行国家治理。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治理”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们缺少共同的主语，即谁来“行法”？谁来“治理”？“行”与“治”都离不开作为主体的人，而人是具有思维的，作为“行法者”和“治理者”的思维能力和方式决定了一国法治的实现程度和运行效果。“从意向性思维的角度看，法治是对社会秩序的人为设计，因而要想实现法治秩序，就需要充分意识到法律如何展开的逻辑问题”所有的法律活动都离不开主体理性且密的思维活动，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逻辑性。法理思维已经远远超越了那种仅强调形式性的法律思维，和那种仅强调政治性的法治思维，是从法律和法治价值层面进行定义的新思维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正确思维方式，体现了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背景下人们对“良法善治”的美好向往。8 有学者从法理思维的基本特性上对法理思维进行定义，认为法理思维是一种成体系批判性思维，具有反思性、普遍性、规范性、实践性、整合性等特征。911还有的学者认为法理思维可以归结为原理或者是原则思维、目的思维、价值思维，是一种具有普遍性和实质性导向的思维模式。12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语境下要用法理思维，法理思维体现了对“法”认知程度的提升。法理思维直接建立起法与人的内在联系一一法为人所认可、信赖和尊崇。8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以宗法制血缘关系维系社会的国家，虽然发展到现代，宗法制已经被否定和代替，但是永远无法否认人们在血缘上的联系，中国“熟人社会”的属性远比世界上其他大国更重。“熟人社会”的属性有消极的一面：人际关系纷繁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某种程度上给整个国家运行的公正性带来一定的危险；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说，紧密的人际联系说明中国是一个以“情”动人的国家，“情”根植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之中，并影响着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法理思维”较之“法律思维”“法治思维”来说，更加符合当下法治的语境：第一，普遍性是“法理思维”的基本特性。普遍性意味着法理思维是所有理性人在了解法律、表达法律时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在注重运用目的形式价值的同时，也强调其实质价值；第二，“法理思维”是兼具“法、理、情”的思维方式，它是在首先肯定法规范性的前提下对“理”和“情”的兼顾。13“释法说理”“法外有情”都是法理思维的基本要求，不能过分夸大“理”与“情”的作用，但是也不能不考虑“理”与“情”，这是由中国人情社会的特性所决定的，也是法治实质层面的要求，体现了法治对“良法善治”的追求。第三，“法理思维”的逻辑性、反思性和批判性决定了它是辩证的思维方式，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运行具有一致性，经历了螺旋式上升的曲折。总而言之，“法理思维”的优越性决定了它是“良法善治”之实践的理论表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法治模式的思维形态。（四）以良法善治为核心要求思想的碰撞为理论的发展带来新的前景，自单纯的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争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融合的法治理论。一方面，形式法治的推崇者也开始承认法律的实质价值；另一方面，实质法治的理论家也表示法律需要先具有形式法治的特征。因此，实质价值在法治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布雷恩Z塔玛纳哈认为，“法治”有益于所有人。”4 法治是权利实现、自由发展和社会正义的前提和保障。它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办事准则，更是人们所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和共同信仰，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法治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判断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首要标准，就是看一个国家依法治国的程度和深度如何。就现阶段而言，现代法治国家的一般要求表现为：一是国家治理方式的法治化、制度化和体系化；二是法律职业从业人员尊法敬法、依法8JIZHO李露雅“良法善治在中国法治图景下的样态呈现GUIZHOU POLICECOLLEGE学一报贵州华案学院办事；三是民众以法治为信仰和生活方式。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全面现代化的方式，“善治”是法治的目标，“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德治是“善治”的保障，“人民共治”是“善治”的优势，“自主治理”是“善治”的基础，没有法治，便无善治，更无国家治理的现代化。11I17 亚里士多德提出，判断法治有两个基本的标准：一是已经制定好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二是所制定好的法律本身应该是良好的。西方法治转变以纳粹法律的终结为开端，人们开始意识到实质价值在法治中并不能忽视；中国法治在经历了造成“冤假错案”的低谷期后在纠正中逐渐迈向正规，这些案件以沉重的方式为中国法治注人大剂量的权利保护内容，以人为本成为法治的基本要求和目的。良法善治本质上是以人为本的法治实现方式，也是法治的理想目标和图景。良法善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要求绝不是偶然，而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前述特征所决定的。良法善治是运用法理思维得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要求，它超越了单纯的形式法治理论和实质法治理论，融合了中西方法治的形式与实质价值，指明了世界法治发展趋势的总体方向。“良”有“优良”“良善”等意思，“善”有“善良”“仁善”等意思，而“良法”意味着有好的法律，“善治”意味着好的统治，“良法善治”则意味着在好的法律之下采用好的治理方式。法家的“以法为治”，儒家的“礼治”“德治”“仁政”和“以民为本”，墨家的“兼爱”“非攻”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都融汇于良法善治的内涵之中；它也是在时代背景下集无产阶级理论家智慧和人民要求为一体的中国法治的核心要义。人们对法治的尊崇和信仰根本上源于良法善治的优越性，而良法善治优越性就体现在它是国家公平正义、人民权利实现和社会发展平稳有序的保障。“良法”与“善治”的辩证统一“我们相信法治公正地尊重和保护每个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并为人类精神自由和多元化发展提供条件。”18“良法善治”将法的“合法性”与“正确性”“正当性”联系起来，注重法律之于人的价值和意义，更关心法治是否具有更好的理由以及能否带来更有价值的法律实践。“良法”与“善治”不是割裂开的，两者在作为“良法善治”使用时有其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并且以“人民”为共同的落脚点。（一）“良法”的本质在于尊重和保护人权“正如形式合法性能够实施邪恶的法律，利用民主程序来确定法律内容的体制同样能够产生邪恶的法律。”4 理论界对法律性质的争议一直从未停歇，“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是探寻法律性质的永恒议题，表明了两种对法律性质判断的不同态度，即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争。在现代法治发展要求平衡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价值的基础上，偏重从多方位、多角度为法治加人价值因素，“良法”就是现代法治的基本价值因素之一，良法理论在中国法治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传统自然良法理论构建了一种片面的以道德价值作为评判法律善恶与否的标准，认为“良法”应当具有一定的道德内涵。但仅有道德内涵的“良法”容易落人虚无主义的境地，一方面可能使得“良法”过于原则和抽象被束之高阁，另一方面在实际中的“良法”可能被人主观左右。因此，需要全面地从形式、内容和价值3个方面判断何为“良法”，即“良法”要符合形式科学性原则、合规律性原则、正义和公众利益原则。1912 0 1传统自然法理论的诸多问题，决定了仅强调道德价值作为判断实在法是否具有正当性价值的这一做法存在重大缺陷，建立在自然法理论范式基础上的良法理论并不能真正实现良法而治；应该在认识和了解社会发展规律中，以人类实际的社会生活为基础寻找建立法治基础的价值共识，并且以程序正义保证法律正当性的实现。2 1 一些学者试图从文化精神、价值体系、立法结构3个方面刻画“良法”的判断标准：注重公民权利主导型立法模式的文化精神；试图建立以正义为轴心、以秩序为外化、以平等为基础、以利益为归属的价值标准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立法过程民主90报州2023年第2 期法律思维与警用逻辑LepaiThnkinganmPohCingLogi化、立法表述规范化、立法体系科学化的规范结构。2 2 也有学者从形式和实质标准两个角度阐释“何为良法”：就“良法”的形式标准而言，它必须明确且普遍地科学表达权利义务；就实质标准而言，它必须符合事物本质，体现理性、自由、公平和实质正义。2 312 4“良法”是以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为本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符合公平和正义原则、符合形式科学性，在特定法治环境中运行的实在法体系，不是一部法律或者多部法律，而是一国的全部现行法。第一，“良法”体现了人的价值和要求，以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目标，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人民为立法中心，以公民权利保障为立法导向。习近平提出把“人民幸福生活”作为“最大的人权”。25“站起来”是从贫困到温饱的第一次飞跃，预示着在整体脱贫中全面实现生存权；“富起来”是从温饱到小康的第二次飞跃，表现为在保障基本生存权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发展权；“强起来”则是从全面小康到人民幸福的第三次飞跃，表明人民幸福生活权这一最大的人权伴随着中国梦的实现而成为现实。2 6 第二，“良法”运行和遵守的过程都离不开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承载着“良法”的运行和遵守。“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作为现行宪法中人权保障的原则性规定，统领着诸如劳动权、教育权等公民基本权利，奠定了我国在法治运作过程中人权保障的基调；部门法则是在宪法的基础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实现进行规范和保护。执法、司法和守法是法律运行的重要阶段，也是法治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良法”要求在执法、司法的过程中运用法理思维，以保障人权为基本理念，兼顾“法”“理”“情”，守法是人们在立法为民、执法为民、司法为民的“良法”制度之下对法律发自内心的遵从和信仰，以“良法”为根本行为准则的一种有德行的生活方式。（二）“善治”是以人为本的法治政府运行的目标“善”可为名词、形容词，说文解字中给“善”下的定义是：“善，吉也，从言从羊。此与义美同意。”取名词的词性，“善”有吉祥、美好等意思；取形容词的词性，“善”即为“美好的”“吉祥的”等。善有很多的表达形式，“可欲”之谓善、“幸福”之谓善、“有益”之谓善、“美德”之谓善。“可欲之谓善”，就是人的合理欲望能够得到满足；“幸福之谓善”，就是人行善事且拥有生活的美好；“有益之谓善”，就是对人来说有益的东西，包括行为和物体；“美德之谓善”，就是有良好的德性和德行。“治”为动词，一般可以理解为某种带有目的性的行为，如“治疗”“治愈”“治理”等表达。“善治”是由“善”和“治”两字合并组成，兼具“善”和“治”的所有表达形式，即用某种方式来行事并期待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在传统汉语语境下，“善于/精于治理”或“良好的治理”可以作为“善治”的两种理解。“善治”作为一种传统治理方式无论是哪种理解，都带有自上而下“治”的阶级性，其评价的主观性和垄断性与法治要求的平等性、评价的客观性和确定性形成一定对立。但现代意义上的“善治“与法治不是完全割裂的，“善治”作为一种人类共同理想，抛弃了传统中“治”的阶级性，以人民主体地位的实现作为“善”评价的立论基点，人民掌握着“善”的评价标准。“善”作为治理方式的评价标准，可以用于任何治理方式之中，中国的法治要求是人民主权国家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适当方式，本身就可以被“善”所评价而成为一种“善治”，“善”的内涵被包含进法治运行的全过程之中，传统的阶级性、评价的断性和主观性被“善治”去除后，以期成为法治的更高层次。因此，法治与善治不是不兼容的两种治理方式，而是一种治理方式的两个层面，善治是法治要达到的目标，法治则是善治的基础，两者统一于法治而终于善治。政府是国家治理的权力机关，是善治的执行者和守护者。“以人为本”是中国法治政府行善治的根本宗旨和治理目标。善治政府首先强调人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社会制度的进化带来ZHOU李露雅良法善治在中国法治图景下的样态呈现GUIZHOU POLICECOLLEGE学一报贵州華奈学院的是人民地位不断提升，人民意识不断提高。历史告诉统治者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同水，平常但不可或缺；舟同君，贵重但容易倾覆，为君者要体察民情、重视民意。人在社会中地位的提升以及对国家治理的参与程度同社会发展阶段有关：国家管理的主导者由奴隶主、封建君主、大资本主义家向“人民”这个群体转移。人的国家地位在不断提升，由人民无权到人民主权再到人民主体。中国的政府是人作为主体的法治政府，并以人为“善治”的终极目。“以人为本”的法治政府运行理念和运行方式唤醒了民众作为国家管理主体的主人翁意识，提高民众对政事的参与度与积极性。人权保护为本质的“良法”是善治政府运行的前提，“良法善治”要求“良法”是以人民利益和要求为本质的法律体系，“善治”是在“良法”框架下以人民为主体的治理方式和目标。无“良法”不足以实行“善治”，无“善治”不足以捍卫“良法”。人权的观念同自由主义思想息息相关，但是自由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的人权，把人作为一个个体来看。与自由主义相对的社群主义认为，共同体才是决定个人及其最终自我的载体。“善的意义不是个人的和主观的，而是主体之间的，它产生于人们的共识。善在一种文化内部，其意义是可以共享的。”2 7 从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来看，人是独立的个体但又不能脱离一定的共同体，例如：家庭、宗族、社区、国家等，人的观念意识是在一定共同体文化内部形成的，人的生存、生活乃至追求更好的自我发展都离不开共同体。在人的权利获得的过程中，个人的能动性和力量都是有限的，但集体能动性和力量是无限的，因此人权不仅是个人的权利保障，也是一定集体的权利保障，这是人权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善治是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基础上，考虑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民众的利益。在这个语境下，人是个人，也是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三）“良法”与“善治”辩证统一于“人民“良”与“善”的概念在不同文化中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但是在一种文化的内部，人们很容易对它们的意义产生共识。一般在中国语言文化中，两者都有“好”或者“好的”意思，而“良法善治”意指在好的法律下实现好的治理，或者本身好的法律和实施法律的良好过程共同组成了“良法善治”这一法治的最终目标。中国古代“良法善治”一致性的表达体现在“良法”“善治”“贤吏”三个词的互动上，“良法”是“善治”的重要条件，“善治”是“良法”的实现手段，“贤吏”执行着“良法”是“善治”的基本保障。之所以中国很早以前就有对“良法善治”一致性的初始表达，正是因为中国古代统治者认识到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2 8 ,政治的好坏和国家的安定都在于“民”，“民”是国家的根基和支柱，以民为本的立法要求和治国理念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良法善治”的内涵在于：立法为了人民、实施为了人民、治理依靠人民。人民参与整个国家法治建设和治理的全过程，从立法到执法，从执法到司法，从司法到守法，“人民”是目的也是手段。“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独立的存在，他可以决断涉己的事务，从而在生活中充分表达自我、展示自我以及发展自我”2 9，人民积极参与立法，可以使得法律更贴合民意，人们的主人翁意识和国家荣誉感得以安放；人民积极参与执法和司法，一方面能确保立法本意的实现，另一方面也能对公权力进行监督，预防侵害人民权利的情况发生；人民是守法的践行者，体现着人民自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升，对良好法律的信仰促使人自觉以法律为行为准则。传统治理，是一种自上而下带有强烈阶级性的治理，体现权力对权利的压倒性优势，治理者与被治理者是命令与被命令的关系。现代治理不同于传统治理，它是联动型的治理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公权力与私权利处在平衡状态，各方利益得到调和并且能够持续联动，治理范围内的多元主体地位对等且相互协调。中国的“良法善治”是现代治理方式的典型表现，它反映着人民意志、符合我国的宪法精神、得到了人民拥护，并且在92报2023年第2 期法律思维与警用逻辑Legul Thinking and PoliCing Logie现代治理方式原有基础上融人了中国独特的价值取向，即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宗旨，让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参与国家管理，参与大政方针政策的制定，参与社会的发展建设。30 良法善治的实现离不开人民，人民是良法善治的本质和核心，而人民个体的自我实现也离不开良法善治，没有良法善治，就没有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平衡，更匡论实现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三、“良法善治”的实现方式中国共产党是经历过历史考验和人民选择的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最适合中国国情、社情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根本，是良法善治的最佳执行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法治话语下的“良法善治”在实践层面突出表现为建立以权利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和完善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落实“良法善治”的根本保证以人民利益为重的政治理想和能够自我纠错的政治优势，直接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与时俱进且不断自省的政党，能够在世界的变化和国家的发展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理论，能够始终从大局出发从整体考量，将人民放在最突出和最重要的地位，以民心所向为执政所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绝不像某些西方政党一样将利益一刀切，或过于强调个人利益至上或过于强调部分集体利益至上。将人民的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人民是立党之基、执政之本，将人民放在心中，人民的个人发展与国家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人民的个人发展要寓于整体的发展之中，个人利益的实现离不开集体利益的实现。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数的无产阶级先辈为了这一伟大事业，放弃了生命，牺牲了个人利益，将个人的自我实现融人到民族整体的实现当中，将个人的理想融人到民族整体的理想之中。“良法善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理方式和治理目标，要落实“良法善治”就要求执政党除了具有人民性、先进性、集体性以外，还要在执政方式上结合世界情势和国家国情进行统筹管理和灵活判断。中国幅员辽阔以及民族多样的国家特征决定了中央集权是国家权力形式表达的历史特性，虽然现在国家仍然是中央领导制，但是现在的情形和以前却大相径庭。从根本上来说，由于中国的历史独特性、地域独特性和民族复杂性决定了只有集中领导是最适合现阶段中国国家发展的。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在中国，人民是权力的核心和来源，中国共产党是从人民中产生的人民的代言人。首先，中国共产党依宪法、法律和党章行事，有着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是人民选择的有着集中领导优势的政党；其次，处在目前这个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国外势力妄图干涉我国内政、地区问题突出的环境之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形及时调整治理方式，灵活应对突发状况；最后，具有法理思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在新时代对执政者提出的思维方式要求，是兼具“法、理、情”的思维方式。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执政党，注定了其执政时的出发点落脚点都在于人民。但是人民这个群体由于所受的文化教育程度不同，其群体内部在看待问题时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就需要有着代表较高理论思想和文化水平的中国共产党在兼顾“法、理、情”的情况下平衡和协调人民内部利益。（二）以权利保护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建立是“良法善治”的本质要求“良法善治”目的是让中国走上一条合适的法治道路，并且向着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不断迈进。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笼统可以称为“好社会”，是“好社会”在不同角度的表达。在一个好的社会之中，人拥有的权利越多，自由93CECO李露雅“良法善治”在中国法治图景下的样态呈现GUIZHOU POLICECOLLEGE学一报青州拳事学院程度越大、社会发展程度越高。美国学者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对“好社会”有如下理解：“好的社会轮廓：人人有工作并有改善自己生活的机会。有可靠的经济增长以维持这种就业水平人人都有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抱负取得成功的机会对外交往上体现合作与同情的精神。申。”31虽然他是在考察美国社会的基础上提出“好社会”的范式如何，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从根本上不同，但是他对“好的社会”的认识为打造理想社会勾画了初步的蓝图，以人为本的思想对“良法善治”下的中国法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好社会”要以人的需求为导向，保障人人有依据自己能力获得工作、资源和自我发展的机会，“好社会”中的人需要有以生存、发展权等人权为主的基本权利，权利的获得和保护是人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个人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参与的重要条件。首先建构法律制度是所有法治国家的要求，而构建以权利保护为核心的法律制度是“良法善治”的本质要求。权利，尤其是人权，是每个人得以为人所享有的一种能力或者资格，宪法上对权利的承认是权利从道德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是权利能够获得的基础。宪法承载着一国民众之需求和期望，为公民权利的维护和救济提供了根本依据。习近平总书记致人权论坛的贺信中提到：“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人权法治保障，努力促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全面协调发展，显著提高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的保障水平，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3 宪法为中心的法律制度是我国确认人民地位和权利的保障，我国宪法不仅在原则上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还规定了选举权、劳动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具体公民权利。权利的实现需要法律之间运作和联动，我国的法律体系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宪法的特殊性使得宪法上权利的落实需要部门法进行具体补充和完善。“良法善治”下的权利保护法律体系的建立不是一个静态的完成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完善状态，是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不断地丰富和充实权利保护的法律体系，目的在于人民能够在国家发展的同时实现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三）社会主义福利保障制度的完善是“良法善治”的现实要求诸如哈耶克等法治最有力的倡导者们所宣称，法治是与扩张性的社会福利国家不相容的，与分配正义的成就是不相容的，认为法治以全有或者全无的方式存在。在他们看来，法治最大特色是限缩政府权力，将政府的权力控制在法律之内；而社会福利国家则是在扩大政府权力，某些时候政府有超出法律的权力。两种情形实际上都太过极端，法律是不可或缺的但却不是万能的，法律的滞后性、复杂性等决定了法律很多时候无法灵活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形，而政府权力过大也很可能会侵犯个人利益，导致走向专制政府。社会福利涉及到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先天和后天的不均需要有一定的机制来平衡。如何在法律与政府权力中权衡，以寻求社会的和谐发展，形成“共同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法律的施行应该能够增进共同体的善，“法治建设就是确保道德人格能够在法治的有效规制下充分体现出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意志。”3“共同善”要求法治与社会福利的兼容，这种兼容需要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