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国际植物品种保护实践对中国的启示新.ppt

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国际植物品种保护实践对中国的启示国际植物品种保护实践对中国的启示第一节第一节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模式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模式一、发明专利、植物专利和植物品种权三位一体的美国模式二、品种权与专利形成互补的欧盟模式第二节第二节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制度设计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制度设计一、“人工瀑布”保护规则二、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规则三、欧盟强制交叉许可制度四、欧美各有特色的“农民留种权利”五、美国“在先培育和生产例外”和“中介豁免”规则第三节第三节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实践运作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实践运作一、独立创造可以成为植物专利侵权的抗辩理由二、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原则的限制适用三、植物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和惠益分享本编小结：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选择本编小结：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选择一、品种权保护制度是植物品种保护的基本制度结束语：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过去与未来结束语：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过去与未来 如果将1930年植物专利法视为美国植物品种保护历史的开端，1961年缔结的UPOV 1961文本视为欧洲植物品种保护的起源，那么美国至今已经有整整80年的植物品种保护实践，而欧洲也已经有近50年的保护实践，事实上，欧美对植物品种保护的探索历史远远长于上述时间。在这段不算太漫长保护历史中，欧美各自发展出了很多富有特色的植物品种保护做法，为各自的育种产业，尤其是现代生物技术背景下的植物育种提供了育种创新和发展的动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也开始普遍注意到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在全球生物多样化保护以及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尽管这种分享表面上与现代生物技术发明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目标是不相容的，但本质上并无冲突，这种惠益分享机制的建立，有助于促进遗传资源原产地中心和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发展，确保对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的保存和可持续利用。因此以印度、巴西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正试图通过WTO下的TRIIPS议题谈判将遗传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尤其是其中的惠益分享问题纳入TRIPS协议确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之中。上述过程中所实施的很多规则、做法以及经验都为中国完善目前植物品种保护机制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启示。第一节第一节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模式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模式综观各国植物品种的保护模式，美国采用发明专利、植物专利和植物品种权三位一体的保护模式，而欧盟选择的是植物品种权与专利互补模式，这两个模式在保护方式的强弱搭配方面值得中国关注。一、发明专利、植物专利和植物品种权三位一体的美国模式一、发明专利、植物专利和植物品种权三位一体的美国模式美国通过植物专利、植物品种权和发明专利为植物品种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既有重要的历史原因，又有强烈的现实原因。首先，由于美国政府从1839年到1924年一直执行主要农作物的种子免费发放项目，种子的科研创新主要依赖政府资助的公共研究机构和种子试验站完成，因此在1930年以前美国种子产业的主要目标是争取种子的自由贸易，而不是种子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其次，美国农业部一直反对为植物育种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因为其认为大部分农作物的育种创新都是在政府资助下由公共机构完成，因此无需通过专利保护提供激励创新的机制。再次，议会也考虑到当时从事农业种植和生产的农民的利益，一旦将相关的植物品种纳入专利保护，将大大提供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成本，从而间接影响美国农业的整体发展。除此之外，当时的育种技术水平也无法达到足以为有性繁殖植物创新提供专利保护的条件。当时的种子公司很大程度上都依靠传统的育种方法(品种的选择与纯化)获得新品种，而有性繁殖基本上无法保持品种的纯化，无性繁殖在当时被认为是保持植物纯种的唯一方法。虽然美国种子产业放弃了对种子获得专利保护的努力，而美国苗圃业却一直没有放弃为植物品种提供专利保护的努力，以STARK BROTHERS苗圃公司为代表的苗圃业一直孜孜不倦地寻求来自各个方面的支持，因为实现对栽培品种的控制是美国苗圃业发展的命脉所在。而无性繁殖的植物或者是观赏性的植物或者是果树，基本属于商业性作物，对这些品种的专利保护基本不会涉及和影响传统农民的利益。在技术上，无性繁殖的植物通过无性繁殖的方式可以保持品种的纯化。正是这些主观和客观原因的集合最终导致了有性繁殖的植物和茎块繁殖的植物被排除出1930年植物专利法的保护范围。随着育种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到了1970年植物品种保护法制定的年代，美国种子公司基本已经完成从早期以“简单的选择”和“过滤培育”为特征的育种工作向从事更为严格和科学的品种培育阶段过渡。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种子市场的混乱及恶性竞争本身也急需出现一种有力的育种创新培育机制，为育种公司提供自由培育品种的动力。欧洲各国在当时也在积极探索这样的激励机制，终于在1961年缔结了UPOV公约。UPOV公约的出现为美国探索植物品种保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其中规定的“农民特权”大大缓解了来自代表农民团体利益的反对，而“育种者例外”和“科研例外”等制度设计平衡了来自要求保持种质资源交换自由的群体的利益。这样，1970年通过了为有性繁殖的植物育种者提供了不同于专利的品种权保护，这是一种专门为植物育种创新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生物技术，尤其是基因工程技术的普遍应用，育种公司(主要是有性繁殖的植物育种公司)发现，品种权方式已经无法满足为其作出的相关创新提供充分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了，因为育种创新过程中所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的单位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品种”，而必须进入更深的基因层面，然后由此扩展到相关的植物品种。尤其美国的“品种权”是一项弱保护，由于只是农业部只是通过书面材料审查申请品种权保护的植物新品种，所有授权要件相对较低，保护效力也相对较弱。另外，品种权制度在设计上也为农民保存种子再次耕种、科研行为和育种行为等提供一些例外和豁免，这也大大损害了品种权的保护效力。为了弥补这种对植物育种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育种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美国专利商标局和相关法院发起了要求为植物育种创新，包括植物新品种提供专利保护的强烈运动，这就是1980年CHAKRABATY案、1985年EX PARTE HIBBERD案出现的背景。与此相关，美国也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提高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浪潮，于1987年的WT0乌拉圭回合谈中要求将知识产权保护议题加入其中予以讨论。就植物品种保护而言，美国最终在2001年通过JEMAG VPIONEER HIBRED一案，为植物品种的专利保护确立了合法性依据。仔细考察美国植物品种保护制度的组成部分，植物专利、植物品种证书以及发明专利，事实上无论是植物专利还是植物品种证书，其作用范围都比较有限。根据美国专利商标局2009年4月公布的数据，到2008年底共授予植物专利约19400件。到2000年将近颁布5000个植物品种保护证书，其中包括2001年的495件证书。在植物品种证书这一保护上，美国一直坚持仅适用于有性繁殖的植物，而且坚持规定农民保存种子的权利、私人非商业性目的的利用、在先培育和生产、用于研究的目的作为品种权保护的例外。就发明专利来说，美国始终坚持的是一种强保护政策，专利不但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植物品种、所有与植物相关的方法提供保护，没有为植物领域的这些发明规定例外，而且专利还可以为那些已经获得植物专利或植物品种证书的植物品种提供专利保护，只要相关的发明符合专利的授权要件。也就是说，美国对植物品种的保护模式采取的是“弱品种权强专利”的保护模式。这种保护模式在制度上仍然为农民保存主要农作物的种子用于再次耕种留下了可能，不过在专利与植物品种证书共同为相关植物品种提供保护的情况下，农民应当如何行使其保存种子权利的问题还需通过相关的司法实践予以证明。二、品种权与专利形成互补的欧盟模式二、品种权与专利形成互补的欧盟模式与美国通过植物专利保护为无性繁殖的植物创新提供知识产权保护不同，欧洲没有为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的植物分别提供保护，而是通过UPOV公约为所有的植物育种创新设计了独特的育种者权保护制度，但没有为植物育种创新关上专利保护的大门。UPOV公约最初没有要求成员国为所有的植物提供保护，而只是要求为一定数量的植物属和种提供保护，直到UPOV 1991文本才实现为所有的植物品种提供保护。究其原因，大概UPOV 19611972文本和UPOV 1978文本修订当时没有对所有植物品种提供保护的必要，同时UPOV各成员也没有为所有植物品种提供保护的技术能力。虽然UPOV公约没有排除植物品种的专利保护，但其规定了“双重保护的禁止”条款，或许是受这一规定的影响，UPOV缔结之后的斯特拉斯堡专利公约以及欧洲专利公约均将“植物或动物品种”排除可专利的范围。但是，欧洲各国一般仅为列入国家品种保护名录的植物品种提供育种者权保护，有的国家如法国和比利时在实践中，同时也为那些没有列入名录的植物品种提供专利保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欧洲的植物品种保护情况是有点混乱的，各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做法。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以及美国为微生物、植物提供专利保护司法实践的影响，欧共体也开始考虑如何为生物技术的发展提供更为积极的专利保护政策，以激励生物技术产业在欧洲的发展。欧洲专利局在CIBAGEIGY(1983年)、LUBRIZOL(1988年)、HARVARD ONCOMOUSE(1989年)以及PLANT GENETIC SYSTEMS(1993年)等案件上进行的探索基本奠定了欧共体对植物品种保护的思路：欧共体植物品种权仅为符合“植物品种”定义的特定植物品种提供保护，除此之外的种子、杂交植物、植物细胞等均可以获得专利保护。1994年的欧共体植物品种保护条例以及1998年欧盟生物技术发明保护指令就是这种保护思路的证明，尤其是发生在欧盟生物技术发明保护指令生效前后的INRE NOVARTIS案(1997 1999年，转基因植物)。欧洲专利局在NOVARTIS案表明了对植物品种提供专利保护的态度：能够根据植物品种权制度获得保护的植物群适用品种权保护，所有其他的植物材料，包括植物群(不是可以获得品种权保护的)，均可以获得专利保护；针对包含植物品种的植物群的权利要求是允许的，只要该项权利要求没有指向单独一个植物品种；针对一项育种方法的方法专利是可以获得允许的，即使根据“一项方法专利的保护可以延及直接由该方法产生的所有产品”这一规定，相关的植物品种有可能因该方法而获得专利保护。由此可见，欧盟采取“强品种权”和“弱专利”分别保护植物育种创新中“植物品种”与其他的保护模式。之所以称为“强品种权”是因为CPVO在植物品种权的授予审查时，执行的授权标准甚至比UPOV 1991文本规定的更为严格，同时也比UPOV 1991文本提供了更高的保护水平。这是品种权保护在欧洲比在美国更受青睐的原因之一。尤其是，CPVR条例改造了UPOV中的“农民保存种子权利”，将其限定为特定群体的农民以及特定范围的农作物，这是欧共体植物品种权最具特色的地方，也是CPVR条例的一项创举。尽管欧共体为“植物品种”以外的所有植物育种创新提供专利保护，这种专利与一般的专利相比，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该项专利必然包含允许农民自己在其农场上以繁殖为目的利用受保护品种收获产品的授权，这种权利减损的范围和条件与CPVR条例规定的“农民保存种子权利”相同。基于此，可以将这种专利称为“弱专利”。同时，在相关的“品种权”与“专利权”之间，设计了一项“交叉强制许可”制度，用以避免不同权利人对同一植物品种的不同权利的消极占有。由上可见，虽然在美国和欧洲均可以采用“品种权”和“专利”为植物育种创新提供知识产权保护，但这种制度在实践中的结合程度以及各自的保护内容和水平是不同的。美国和欧洲都为植物育种创新领域的“品种权”制度和“专利”制度添加了富有特色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正是它们根据各自不同的历史和现实特点而选择的。中国的植物品种保护制度也同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践特点在不违反国际义务的前提下，增减相关的规定以及设计相关制度的具体内涵。这是从欧美保护模式的选择中获得的最大启示。第二节第二节 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制度设计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制度设计欧美的植物品种保护制度除了在植物品种保护模式上颇具特色外，在很多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也独具匠心，值得探讨。一、一、“人工瀑布人工瀑布”保护规则保护规则品种权行使的“人工瀑布”保护规则，首先源于UPOV 1991文本，是指受保护品种的品种权控制范围从繁殖材料延伸至受保护品种的收获材料，以及直接从收获材料制造的产品，除非品种权人已有合理机会针对前一植物材料行使权利。上节已经对这一规则进行了详细探讨，其目的是考察中国加入UPOV1991文本的可行性，因为“人工瀑布”保护规则是UPOV 1991文本与UPOV1978文本的实质性区别之一，而且这种区别为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具有深远影响。当然，要慎重考虑的制度并不见得是不好的制度，或者说中国应该避免实施的对中国不利的制度。相反，这是一种尤其值得研究和借鉴制度，关键是中国的植物育种产业发展到一定合适阶段之后。品种权制度的实施是为激励植物育种的创新和相关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必然无法切实推动育种企业从事育种创新和商业应用的决心，而“人工瀑布”保护规则就是为育种者提供的一项强大的权利保障机制。二、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规则二、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规则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规则是UPOV 1991文本与UPOV 1978文本的另一实质性区别，是大大增强品种权保护效力的手段之一，与之相关的内容也在上节作了充分探讨。与“人工瀑布”保护规则单纯地拓展品种权保护效力不同，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规则还具有防止寄生性育种方法和寄生品种的作用，有助于激励真正的育种创新。同时，从欧盟的实践来说，其明确规定EDV保护制度不适用于CPVR条例生效之前欧盟植物品种办公室就已经授权的品种，同时可以将育种人商业利用EDV所必需的原始品种权人许可纳入强制许可范围。三、欧盟强制交叉许可制度三、欧盟强制交叉许可制度交叉强制许可是1998年欧盟生物技术发明保护指令的一项特色规定之一，为植物育种领域因相关专利和品种权分属不同权利人，但必须结合使用才能产生更大经济效益的条件下，及时进行商业利用提供强制性实施的机会。这项制度可以有效避免其中之一的权利人对专利品种权的消极占有，避免无正当理由的资源浪费，提供有效途径。在品种权和相关基因专利愈加紧密合作的将来，这一制度将会发挥更大的底线作用，确保有效的创新得到及时的商业应用，而不是为了不正当的消极占有。四、欧美各有特色的四、欧美各有特色的“农民留种权利农民留种权利”UPOV公约没有为“农民留种权利”规定具体的内容，只是规定成员国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限制育种者权的范围，为农民的利益限制品种权的行使。美国和欧共体发展出了具有不同具体内容的“农民留种权利”。美国的“农民留种权利”仅限于有性繁殖和茎块繁殖的植物。1994年之前，农民不但有保存自己农场收获种子用于种植的权利，还有将保存的种子出售给邻居种植的权利，1994年PVPA的修订取消了农民向其他农民(邻居)出售种子的权利。关于种子保存的数量，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WINTERBOER一案中指出，符合7 USC2543规定条件的农民可以种植目的出售种子，只要这些种子是其为再次耕种自己土地(相应的英亩数)而保存的。而欧共体则为农民保存种子设计了一个权利阶梯，只有小型农民可以享有留种权利，在规定的植物品种目录内无需支付使用费，目录之外的需要支付一定使用费。同时，在相关的生物技术发明专利中也同样设计了这样的品种权减损条款。可见，“农民留种权利”在欧美的发展变得各具特色。五、美国五、美国“在先培育和生产例外在先培育和生产例外”和和“中介豁免中介豁免”规则规则美国1970年植物品种保护法中，有一项称为“祖父条款”的规定，即有关PVPA的任何规定不得减损在先育种者及其利益继承人繁殖和销售，由其在相关品种保护证书申请日一年之前就培育和生产的品种的权利。这一规定类似于专利法中在先使用，但这一条款作为侵权抗辩时，行为人应当提供在先培育和生产的证据。第三节第三节 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实践运作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实践运作除了植物品种保护模式和具体保护制度对完善中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外，欧美以及国际领域在植物品种上的保护实践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方面。一、独立创造可以成为植物专利侵权的抗辩理由一、独立创造可以成为植物专利侵权的抗辩理由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IMAZIO案中，对地区法院所坚持的“只要专利权人能证明被指控侵权的植物具有与专利植物相同的主要特征就可以证明无性繁殖的发生”这一观点表示不同意，认为只有证明被控侵权的植物是专利植物的无性繁殖后代才足以证明侵权的发生，因为无性繁殖是植物专利制度存在的关键，因此坚持独立创造可以成为植物专利侵权抗辩的恰当理由。这一论述强调了植物专利所保护的范围是说明书中所显示和描述的植物及其无性繁殖后代，因此只有证明被指控侵权的植物是专利植物的一个无性繁殖后代，植物专利的侵权才能成立。这一案例表明了植物专利所保护范围的狭小，同时也体现了植物专利与发明专利在侵权认定上的不同，这种不同是否在品种权与发明专利的侵权认定上也同样有所体现？实际上，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植物品种权的保护范围，以及对于相关“繁殖材料”的解释。二、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原则的限制适用二、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原则的限制适用欧盟在实质性派生品种的判定实践上积累了不少制度借鉴的实践经验。首先，关于EDV的判定主体：认为授权办公室只负责判断相关品种是否符合品种权的授权要件，而无须关心该授权的品种是否为另一品种的EDV，EDV的判断通常由法院进行。在实践中，在具有生效的协议和判决的情况下，可以将一个受保护品种登记为EDV，如果因此出现纠纷只能由相关的国家法院予以确定。其次，在判断的方法上，必须借鉴ISF与CIOPORA制定的相关判定规则，由相关的育种行业组织和协会通过协议仲裁的实施，这是由EDV判定所涉及的复杂技术决定的。在此，在判断原则上，EDV保护是品种独立原则之例外，应当限制适用。三、植物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和惠益分享三、植物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和惠益分享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地使用其资源并公平合理地分配使用遗传资源所取得的利益，国际社会于1992年达成了生物多样性公约。该公约首先确认了各国对其自然资源拥有主权权利的原则，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对遗传资源的便利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CBD中规定的惠益分享机制由遗传资源提供国与遗传资源使用者之间根据共同商定的条件达成，属于一种双边机制。2001年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国际条约将CBD中的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双边机制，发展成一个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并将其与知识产权政策挂钩。ITPGR的相关规定为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框架内谋求分享遗传资源，包括植物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提供了依据。正是基于这两个公约的相关规定，发展中国家在WTO下的多哈回合中提出了关于修改TRIPS与CBD和ITPGR关系的谈判，尽管至今尚无定论，却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的专利法对此也作了积极的回应。专利法规定“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人应当在专利申请文件中说明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申请人无法说明原始来源的，应当陈述理由”。专利法实施细则对上述规定中的“遗传资源”和“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进行了界定，认为“专利法所称遗传资源，是指取自人体、动物、植物或者微生物等含有遗传功能单位并具有实际或者潜在价值的材料；专利法所称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是指利用了遗传资源的遗传功能完成的发明创造”。专利审查指南也对上述相关规定作了补充，认为就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人应当在申请书中对于遗传资源的来源予以说明，并填写遗传资源来源披露登记表，写明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申请人无法说明原始来源的，应当陈述理由。对于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审查员应当发出视为撤回通知书。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该专利申请应当被驳回。登记表中的内容不属于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内容，不能作为判断说明书是否充分公开的依据，也不得作为修改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基础。从上述规定可知，如果国内申请涉及的发明创造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专利局将在形式审查阶段进行审查具体的披露要求，如果不符相关要求经补正程序后仍不符合要求或没有补正的，则应驳回该专利申请；如果相关的是国际申请，则申请人应当在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书面声明中予以说明，并填写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制定的表格，如果相关披露不合要求并经补正后仍不符合要求的，也应驳回该申请。中国专利法没有明文规定那些在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阶段均未发现披露不当或不完全的，而在专利授权后发现相关情况的，能否通过专利无效程序撤销相关的专利，但从专利法规定“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看，应该可以撤销这一专利，因为遗传资源利用的披露不符合专利法规定的遗传资源利用披露要求属于“违反法律”的一种。这样的专利既然属于“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当然可以通过撤销程序予以撤销。国家林业局颁布的林木种质资源管理办法对于从林木种质资源库获取的林木种质资源的使用作了规定，“利用从林木种质资源库获取的林木种质资源，申请植物新品种权或者其他专利权的，应当事先与林木种质资源管理单位签订协议，并分别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国家林业局备查”。根据专利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有关专利利用了从林木种质资源库获取的林木种质资源，并依赖该种质资源的遗传功能完成了发明创造，但没有履行林木种质资源管理办法规定的手续，则应当视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应当不授予专利权。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了在品种权申请文件中的说明书应当包括“育种过程和育种方法，包括系谱、培育过程和所使用的亲本或者其他繁殖材料来源与名称的详细说明”这里所提的“所使用的亲本或者其他繁殖材料来源与名称的详细说明”有些类似专利申请中的遗传资源来源的披露要求。品种保护办公室将对申请品种的亲本或其他繁殖材料来源是否公开的情况进行审查，品种保护办公室有疑问的，可要求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陈述意见或者补正；申请人期满未答复的，视为撤回申请。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补正后，品种保护办公室认为仍然不符合规定的，应当驳回其申请。同时规定，未经品种保护办公室批准，申请人在品种权授予前不得修改申请品种的名称、申请品种的亲本或其他繁殖材料名称、来源以及申请品种的育种方法等。由上可见，中国的专利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及林木种质资源管理办法等已经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框架内相关发明创新为遗传资源的披露提供了制度支持，但是目前尚未涉及惠益分享的问题。而相关遗传资源利用的惠益分享才是TRIPS与CBD和ITPGR关系的核心问题。就植物品种的保护而言，有必要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进一步修订中考虑惠益分享机制的实施问题。本编小结：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选择本编小结：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选择本编分别从中国植物新品种的法律规范、品种权的保护和品种权纠纷的解决机制三方面对中国现行的植物品种保护制度进行了勾勒，然后进入中国加入UPOV 1991文本的可行性分析，以及欧美植物品种保护制度及相关国际实践对中国植物品种保护的影响和启示。通过考察，认为中国是否加入以及何时加入UPOV 1991文本的关键因素就是中国的植物育种产业对UPOV 1991文本中的“人工瀑布”保护规则和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规则的应对能力。本编详细探讨了这两个保护规则的采用所带来的品种权控制体系的变化，但无法仅仅通过制度的分析为“中国是否加入以及何时加入UPOV 1991文本”这一问题提供充分证据。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除了需要制度分析之外，还必须进行相应的产业影响评价。美国植物品种保护制度、欧盟植物品种保护制度以及植物品种国际法律框架的详细研究为中国的植物品种保护的制度设计以及保护机制提供了很多的启示，本编的第三部分专门就这些富有特色的问题作了综合陈述，相信这些启示不仅仅是论文的研究心得，还有助于将要进行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修订。如何在TRIPS协议和UPOV公约的框架下制定富有中国特色的植物品种保护制度?这是中国植物品种保护制度必须面临的选择。从植物品种保护制度的整体设计来说，必须要考虑以下基本设想。一、品种权保护制度是植物品种保护的基本制度一、品种权保护制度是植物品种保护的基本制度以UPOV为起源的育种者权保护制度，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品种权保护制度，是欧洲国家专门为植物育种创新而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在近50年的保护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同时也对越来越多的国家产生影响。根据UPOV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09年11月22日，已经有68个国家加入UPOV公约，其中45个国家采用1991文本，22个国家采用1978文本，比利时仍然保留19611972文本。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均已加入UPOV，中国目前也已经加入了UPOV 1978文本。结束语：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过去与未来结束语：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过去与未来与专利制度的数百年历史相比，植物品种的保护历史，如果从1930年的美国植物专利法开始，才不过短短80年，如果从1961年欧洲国家缔结的UPOV公约开始，它的保护历史更为短暂。通过对欧美植物品种保护历史的考察，更加可以明确，即使在美国和欧洲，直到20世纪末(美国2001年JEMAG案，欧盟1999年IN RE NOVARTIS AG案)，相关司法实践刚刚明确专利制度在植物品种创新保护中的作用。而2001年开启的WT0多哈回合谈判，在关于TRIPS与CBD和ITPGR关系的谈判议题中，以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试图将植物遗传资源保护规则引入涉及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包括有关植物品种保护中。这一谈判至今没有结束，也同多哈回合主要议题农业问题一样，至今尚无实质性进展。中国的植物品种保护历史开始于1999年，正是欧盟法院通过IN RE NOVARTIS AG案确认了专利制度可以用于植物创新的保护的年份，只要相关的植物不属于CPVR条例所明确的“植物品种”。对于植物品种的保护方式问题，中国目前的做法是通过UPOV 1978文本所确定的独立于专利制度的品种权保护方式，专利法明确排除了对动物和植物品种的保护，同时在目前的专利保护实践中，尚未对任何涉及有生命的有机体本身，除了微生生物给予专利保护外，从1992开始对DNA片断、基因以及蛋白质等作为化学物质给予专利保护。这意味着有关植物品种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仍然在不断地探索中，包括植物品种保护方式的选择和相关权利的保护范围确定。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关于植物品种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讨论都是从专利制度能否适合于植物品种的创新保护开始的。从1870年开始，美国苗圃产业就提出要求为植物新品种提供专利或商标保护的立法建议，美国苗圃业协会也正是在这一年成立。经过将近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美国苗圃业尝试了各种保护植物新品种的方法，通过合同、个人保密、品种登记，甚至试图通过商标保护方式，没有获得比较满意的结果，最后仍然求助于通过专利保护方式控制“品种”。美国苗圃产业一直希望与美国种子产业合作，共同努力将植物品种的创新纳入专利保护范围，直到1923年。美国苗圃产业意识到将有性繁殖的植物，包括土豆纳入专利保护的可能性非常微小，因为有性繁殖的植物大部分为粮农作物，农业部、专利委员会、农庄、农业局等部门以及广大农民坚决反对，而当时的种子协会将主要精力集中于“争取种子贸易的自由化”，要求美国农业部停止从1839年就开始的免费发放种子项目，使得种子产业获得自由贸易的空间。种子自由贸易是当时美国种子产业发展的瓶颈，相关品种的创新获得专利保护是一种更为奢侈的要求，而且面临的阻碍重重，不仅来自农业管理部门和农民，还有农业研究机构，他们担心种子的专利化将严重限制种质资源的自由交换，而这正是种子科研和创新的命脉。此外，当时的育种技术水平也成为相关立法的一个决定因素。当时的种子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传统的育种方法(品种的选择与纯化)，人工干预植物育种的成分很小，无性繁殖在当时被认为是保持植物纯种的唯一方法，有性繁殖基本上无法保持品种的纯化。而对于种子产业来说，20世纪20年代杂交技术的发展为种子产业生产的杂交种子提供了一种生物形式的保护。这样，顺理成章地将有性繁殖植物从植物专利的保护范围中删除，同时删除的还有美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土豆。美国1970年植物品种保护法的制定，毫无疑问与当时美国种子市场的混乱现实和来自欧洲的UPOV公约的影响直接相关。美国种子协会曾不断就品种权保护和专利保护进行比较，当时的美国农业部对专利保护有性繁殖的植物品种仍然明显保持敌意，认为有性繁殖的植物品种无法保持纯种使得相关保护无法实施，并且担心专利将限制在科学家之间存在的育种材料与信息自由流通的传统。即使种子产业内部对是否通过专利保护有性繁殖的植物品种仍存有不同立场，尤其是某些粮食加工企业。这样，美国种子协会最终决定提交“植物品种保护法案”，通过植物品种证书的方式为有性繁殖的植物提供品种权保护，并将六种关键作物品种(胡萝卜、芹菜、黄瓜、秋葵、胡椒以及西红柿)删除保护范围。直到1980年进行植物品种保护法的修订才重新将上述六种作物纳入保护范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基本形成植物专利保护无性繁殖植物品种(土豆除外)，植物品种权保护有性繁殖植物的机制。欧洲在1961年缔结UPOV公约之前，各国立法也一直在探索各种不同的植物品种保护方式，包括官方品种名录以及植物品种专门法等。经过国际工业产权保护协会和植物育种者协会的不断努力，经过若干的关于专利是否适合植物品种发明保护的国际讨论之后，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缔结UPOV之后，欧洲各国对植物品种的保护基本达成比较一致的态度，就是通过育种者权的保护方式，但相关的保护仅限于规定的品种目录，直到UPOV 1991文本才将保护品种的范围拓展至整个植物王国。但UPOV从未排除专利保护植物品种的可能性，而只是在UPOV 19611972文本和UPOV 1978文本规定了双重保护的禁止。于1963年达成的斯特拉斯堡专利公约和1973年制定的欧洲专利公约可能考虑到UPOV 1961文本相关规定的缘故，将“植物品种”规定为专利保护的例外。欧洲专利公约的作用范围仅限于欧共体层面，虽然对各成员的专利法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直接的，因此欧洲国家在植物品种是否可以获得专利保护的问题上做法不一，一些国家专利法允许品种名录之外的植物品种授予专利保护。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生物技术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美国和欧洲相继重新开启专利能否作用于植物品种植物创新的保护这一问题的讨论，美国专利商标局和联邦法院与欧洲专利局以及欧盟法院分别通过相关实践来展示各自的立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0年关于DIAMOND V.CHAKRABATY案的判决成为美国为生命有机体(微生物)提供专利保护的历史开端。在这一判决的影响下，欧洲专利局技术上诉委员会于1983年通过CIBA-GEIGYR案确定了繁殖材料(种子)可以获得专利保护。在此后的若干典型案件中，美国专利商标局通过1985年的EX PARTE HMBERD案，“第一次从专利商标局内部确认了植物可获得发明专利”，并由此开始“专利商标局开放有关植物发明的发明专利申请资格”。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01年通过JEMAG VPIONEER。HI-BRED案确认了植物发明获得发明专利保护的合法性，并且声明“PPA、PVPA和发明专利法这三部法律提供了重叠保护互不排斥，植物新品种的发明者可以根据每一法律申请保护，同时从每一种保护中受益”。而欧洲专利局则分别通过1988年LUBRIZOL案、1995年PLANT GENETIC SYSTEMS案以及1999年IN RE NO-VARTIS AG案，确立杂交植物、植物细胞以及转基因植物等的可专利性。欧洲专利局的实践表明植物基因、基因序列、植物、生产植物的方法(只要不是完全的实质上生物方法)、植物群(只要权利要求没有指向一个特定的植物品种，尽管该权利要求可能包括数个植物品种)、来自植物的收获材料以及使用该收获材料制成的产品均可以获得专利保护，唯一的限制是专利保护的授权要件以及不能落入专利保护排除范围(植物品种)。总而言之，美国对植物予以专利保护实践是沿着植物专利法、植物品种保护法以及专利法相关关系的解释展开的，最终确立这三部法律可以为特定的植物发明提供重叠但互不排斥的保护，只要符合各自的保护要件。而欧洲(主要是欧洲专利局以及欧盟)对植物发明赋予专利保护是通过对“植物品种”的概念解释来完成的，最终形成“植物品种”可以获得欧共体植物品种权保护，除“植物品种”之外的植物基因、基因序列、植物以及植物群等可以获得专利保护，只要符合特定的授权要件。自1985年美国将知识产权保护的议题纳入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并于1994年达成TRIPS协议以来，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开始纳入世界贸易规则体系，并逐步成为影响各国贸易的重要因素。在这一时期，随着生物技术，尤其是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各国开始意识到全球生物多样性以及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成为影响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于1991年国际社会达成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并建立了遗传资源的便利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2001年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国际条约将上述的双边机制发展为多边系统，为处于遗传资源原产地中心多样性中心的国家、地区以及社区和个人提供参与利用相关遗传资源产生的惠益提供分享权利。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国际条约与TRIPS协议原本属于完全独立的实施机制当中，但在2 001年开启的WTO多哈回合谈判中，以印度、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要求将CBD和ITPGR中惠益分享机制纳入TRIPS协议，而美国和日本坚决反对这一提议，欧盟及其成员国则采取相对中立的立场。相关的问题同时也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展开讨论，并在实体专利法条约草案制定中讨论遗传资源来源国披露要求与相关专利权获得及效力的关系问题。安第斯共同体的关于遗传资源获取的共同制度和非洲联盟的保护当地社区、农民和育种者的权利以及规范生物资源获取的非洲示范法这两个地区已经确定遗传资源获取的事先知情同意与惠益分享是相关含有遗传资源的发明获得知识产权的前提。另外，肯尼亚、哥斯达黎加、印度、澳大利亚、菲律宾、美国等国也分别进行了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的立法。尽管WTO多哈回合谈判至今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包括CBD和ITPGR的惠益分享机制能否纳入TRIPS协议这一问题的谈判，但从遗传资源可持续性利用对于全球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来看，遗传资源商业利用的惠益分享机制必然与含有遗传资源的相关发明的知识产权保护产生联系。从目前情况看，通过专利保护植物品种植物的创新在欧美已经成为不可否定和回避的事实，相关的保护实践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探讨运用专利保护植物品种植物的可能提供借鉴。同时，起源于欧洲的UPOV公约所创立的育种者权保护制度，不但是专为植物育种创新的特点而设计，而且也具有相当广泛的国际影响，因此必然继续成为各国保护植物品种创新的制度选择，或者说是一种最为基本的保护制度。国际社会关于遗传资源，尤其是粮农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的创建，也将对未来植物品种植物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产生深远影响。简而言之，品种权、专利和植物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机制将共同作用于未来的植物品种植物创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