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时期的农田水利与中国南方经济区域划分.pdf

农业考吉2023年第4 期东晋南朝时期的农田水利与中国南方经济区域划分李彦楠摘要：东晋南朝政权开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以往学者根据不同标准对东晋南朝经济区域提出不同划分方式。东晋南朝经济区域的开发与形成，兴建农田水利不仅是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工程，也是古代国家治理能力、治理方式的重要体现。据此考察东晋南朝有效控制范围与农田水利设施，王朝可以划分为长江三角洲平原、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四川盆地、延边诸郡、东南沿海及珠江、赣江、湘江沿线。前五者均属长江流域，是典型的经济区，构成王朝财赋所出；延边诸郡主要为对北方战争服务，农田水利兴废与战争有密切关系；四川盆地对王朝经济的支持作用则相对有限。东南沿海与珠江、赣江、湘江等南方水系区域更接近由据点构成的交通线路，主要承担广州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沟通任务，该区域鲜见农田水利兴修记载，不同线路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竞争关系。关键词：农田水利；户籍；东晋南朝；区域结构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 0 0 6-2 3 3 5(2 0 2 3)0 4-0 0 7 0-0 9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in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nd theFormation of Economic Regions in Southern ChinaLi YannanAbstract: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nitiated the important process of shifting the center of economic fromnorth to south in ancient China.Previous scholars have proposed different ways of dividing the economic regions of the southernChina in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riteria.In the development and formation of economic re-gions during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the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was not only important for local econom-ic construction,but also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national ability and way of governance.According to it,the economicregions of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plain,Jianghan plain,DongtingLake plain,Poyang Lake plain,border areas,the southeastern coast and basins along the Zhujiang River,Ganjiang River and Xi-angjiang River.The former five ones were all parts of the Yangtze River watershed,typical economic regions,the source of thedynasties financial resources;border areas mainly served the war against the north,and the rise of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ar;the Sichuan basin had a relatively limited role in supporting the dynasties economy.Thesoutheast coast and the southern waterways of the Zhujiang River,Ganjiang River,and Xiangjiang River were closer to the trans-portation routes constituted by strongholds,and were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Guangzhou and the plainsof the middle and lower Yangtze River.Documents for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tion were rarely found and there existed com-petition among different watersheds in ter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李彦楠，男，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助理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基金项目：本研究受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青年教师团队项目“中古至近代东亚视野下的国家资源管理研究（项目编号：2 0 2 3 qntd63）资助。70东晋南朝时期的农田水利与中国南方经济区域划分Key words: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household registration;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regional struc-ture一、问题的提出：学界以往对东晋南朝经济区域划分及标准讨论基于中心地理论,施坚雅在中国历史的结构提出中国经济分区。他认为受交通和技术限制，自然区域界限构成经济区界限。邹逸麟进一步发挥施坚雅观点提出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经济区划标准。受施坚雅影响，许辉、蒋福亚在六朝经济史中将六朝划分为巴蜀、江汉、三吴、豫章、岭南、闽江六个经济区。何德章因袭许辉、蒋福亚判断，后又依据邹逸麟说，在六朝南方开发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六朝时代只存在三吴经济区。陈明光、邱敏则结合行政区因素,在许辉、蒋福亚研究的基础上，将六朝经济区修订为长江以北淮河以南、扬州所辖长江下游地区、荆州、江州、岭南五个区域。前辈学者的讨论，为东晋南朝经济区域划分提供了基本范式。笔者认为，细审经济区域划分原则，无论合并还是分割区域，均基于联系是否相对紧密这一标准。由此,首先,虽然空间是连续的，但王朝有效控制的范围并不连续，王朝有效控制范围和无效控制区之间并不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基于数学模型的施坚雅理论投射到现实后，应允许经济区之间存在空白。东晋南朝时期，山地人群崛起，进一步加剧王朝内部断裂。与有效控制区内部相比，有效控制区和未完全控制区之间经济联系并不紧密，研究中不宜径直将王朝全部版图均划人特定经济区。其次，某地区经济不发达，并不等同于该地区内部不存在相对紧密联系，由此,研究中也不宜以经济发达程度作为经济区划分标准。综合上述讨论，首先，以农田水利的兴修为中心，可见中国南方经济区域的形成与划分。虽然由于南方地区地理和社会的特殊性,东晋南朝农田水利建设并不完全依赖王朝力量，但正如冀朝鼎指出：“发展水利事业或者说建设水利工程,在中国,实质上是国家的一种职能。”1(P7)在当时，农田水利的兴修不仅是区域开发与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工程，更是古代国家治理能力、治理方式的重要体现。王朝依据自身需要对不同地区农田水利建设采取区别态度,研究者可以透过农田水利设施的兴建情况观察区域在王朝体系中的位置。其次，户籍人口及其背后反映的国家控制力也是影响经济区域形成的重要因素。王毓铨在“民数”与汉代封建政权一文中指出：“户口数字它可以供我们瑞度当时封建国家的统治力量和枝干强弱关系。”2 1(3 4)在籍人口反映王朝所掌握劳动力情况，进而反映王朝控制范围。东晋南朝经济区划分的实质是对王朝内部有效控制区的划分,因此,讨论在籍人口同样很有必要。农田水利兴修情况反映区域在王朝体系中的坐标，户籍人口反映王朝控制的范围。以下将以农田水利和户籍为切人点，结合王朝政策实态，观察东晋南朝经济区，为理解东晋南朝历史的空间进程与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的状况提供线索。二、东晋南朝有效控制范围与农田水利设施一览东晋南朝时期政权鼎革,王朝疆域亦屡有变动。周一良称：通二百七十年而观之，梁益宁三州大抵在南朝统治之下，北周据之未久而陈遂亡于隋；至于关中不旋鐘而失，淮北河南之地亦未能长守；荆襄虽有北朝卵翼下之后梁，然究系南人树立之政权,为期不过三十年，二州固仍宜视为南境。故今兹所谓南朝疆境者，指淮汉以南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之全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省之南部，暨四川、云南两省之一部分而言也。3 (P33)本文的讨论，同样以江淮、江南、东南、岭南、四川盆地等区域为主，即对秦岭一淮河以南一线71农业考古2 0 2 3 4地区进行考察。关于“有效控制范围”。晋制：诸县除都城所在外,分三等：大县、次县、小县。“江左以后，建康亦置六部尉，余大县置二人，次县、小县各一人”4(卷二四职官志),P747)。三等中又可以细分为六种县，分别是3 0 0 户以下、3 0 0 5 0 0 户、5 0 0 1 0 0 0 户、10001500户、1 5 0 0 3 0 0 0 户、3 0 0 0 户以上，“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户不满三百以下，职吏十八人，散吏四人；三百以上，职吏二十八人，散吏六人；五百以上，职吏四十人，散吏八人；千以上，职吏五十三人，散吏十二人；千五百以上，职吏六十八人，散吏一十八人；三千以上，职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4 1(卷二四职官志),7 4 6)结合三等县制，知5 0 0 户以下为小县，5 0 0 一1 5 0 0 户为次县，1500户以上即大县。南朝地方郡县制度与晋制大致相同，因而这个等级序列也可以视为南朝的县一级的等级序列。同时，据晋书记载：“县五百以上皆置乡。4 1(二四职官志),P74)换言之，县不足5 0 0户不得统乡。王朝的基本地方行政体制是郡、县、乡，无乡之县并非常态县。综合上述考虑，以县均500户作为标准，某郡辖县平均户数大于5 0 0 时，可视为王朝有效控制范围。关于户数来源，宋书载宋大明八年(4 6 4)表1 东晋南朝有效控制州郡情形州名郡名扬州丹阳、会稽、吴郡、吴兴、淮南、宣城、东阳、临海、永嘉、新安南东海、南琅琊、晋陵、义兴、南兰陵、临淮、淮陵、南彭城、南徐州南高平、南平昌、南濮阳、南泰山、济阳、南鲁郡南充州广陵、海陵、山阳、秦郡南豫州历阳、南谯、庐江、南汝阴、南梁、弋阳江州寻阳、豫章、鄱阳、临川、安成、南康、晋安、庐陵、建安司州义阳、随阳、安陆荆州南郡、南平、天门、巴东、南义阳、新兴、南河东、永宁、宜都郢州江夏、竞陵、武陵、巴陵、武昌、西阳湘州长沙、衡阳、零陵、广兴、始建、湘东、邵陵、桂阳雍州梁州益州广州户籍数据，东晋末至大明八年，东晋南朝已经历多次土断，南方社会保持长久安定，史称：“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囊时一矣。”5 1(五四史日,P540大明八年户数，可以作为反映王朝控制情况的重要依据。此外，宋书州郡志中有侯国的而无王国的相关记载，说明王国的民户尚未计人。刘宋诸王封户一般在两千至三千巴西福巴东誉江水宜都部南新兴河趣武天门#。南平粉巴陵郡湘水长沙都衡阳湘东都北江西江南海图1 东晋南朝有效控制州郡情形示意图户，封户加该郡原户数，除以县数后符合5 0 0 户标准。因而,大明年间诸王所在庐陵、宜都、建安、湘东、西阳、邵陵、桂阳也属有效控制范围。综合上述两点，得到东晋南朝州郡情形,如下表1。依自然条件，上述政区可以分为十二组：四川盆地、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江今地理范围淮平原、长江三角洲、南江苏长江以南及浙江阳盆地、湘江沿线、赣江江苏镇江沿线、珠江沿线、东南沿海和其他地区。兹为求简江苏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明且宜观易晓，笔者附图安徽淮河以南、长江以北1如上。江西及福建接下来，笔者统计东湖北北部及河南南部晋南朝（不含陈）各地区湖北西部及重庆东部农田水利兴修状况，如次湖北东部页表2 所示：湖南据表2 可知，东晋南襄阳湖北北部及河南南部上庸、汉中、华阳陕西南部及四川北部蜀郡、广汉、巴西、梓潼、巴郡、遂宁、汶山、南阴平四川南海、苍梧、绥建广东淮水南柴郡广陵郡义阳都。南妆#安陆郡永宁#。竞陵郡朝政权最重长江三角洲平原，史书见有1 4 次兴修农田水利记录，晋宋齐梁四朝均不断兴修。次之是文兴都美都西阳郡新安福高阳福冰水东阳水亭建安美州公精部72东晋南朝时期的农田水利与中国南方经济区域划分表2 东晋南朝各地区农田水利兴修情况统计地形区政区丹杨（阳）青塘儿塘缘淮塘晋陵新丰塘长江三角洲会稽吴兴吴兴塘延陵南北谢塘齐郡南郡江汉平原竞陵洞庭湖平原武陵庐江江淮平原代阳仙堂上陂豫州苍陵南阳盆地襄阳其他荆州江淮平原，史书中见有5 次记录。湘江沿线、赣江沿线、珠江沿线、东南沿海等地区并无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记录。笔者将结合这种现象，在下节中对各区作进一步分析。三、长江流域的农田水利与经济区域划分（一）长江三角洲平原与四川盆地长江三角洲平原是南方政权财赋所出，极受王朝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兴盛。研究者历来详述该地区之发达，这里不再赘述。相较之下，四川盆地在王朝体系中地位较弱。东晋南朝时几乎见不名称赤山塘获塘谢塘获湖芍陂六门堰资料来源沈约：宋书卷5 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 9 7 4 年，第9 3 页。姚思廉：梁书卷5 3 良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 9 7 3 年，第7 6 8 页。姚思廉：梁书卷3 武帝纪，第9 4 页。姚思廉：梁书卷6 敬帝纪，第1 4 6 页。姚思廉：梁书卷2 武帝纪，第4 9 页。房玄龄等：晋书卷7 6 张阁传，北京：中华书局，1 9 7 4 年，第2 0 1 8 页。房玄龄等：晋书卷7 8 孔愉传，第2 0 5 3 页。沈约：宋书卷5 4 孔灵符传，第1 5 3 3 页。乐史：太平寰宇记卷9 4 江南东道，北京：中华书局，2 0 0 7 年，第1 8 8 5 页。乐史：太平寰宇记卷9 4 江南东道，第1 8 8 5 页。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 5 江南道，北京：中华书局，1 9 8 3 年，第6 0 5 页。姚思廉：梁书卷8 昭明太子传，第1 6 8 页。乐史：太平寰宇记卷8 9 江南东道，第1 7 6 5 页。萧子显：南齐书卷5 3 良政传，北京：中华书局，1 9 7 2 年，第9 1 8 页。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 4 6 山南东道，第2 8 4 0 页。姚思廉：梁书卷2 8 裴邃传，第4 1 4 页。萧子显：南齐书卷3 7 刘峻，第6 4 9 页。沈约：宋书卷5 1 宗室传，第1 4 6 5 页。萧子显：南齐书卷2 5 垣崇祖，第4 6 3 页。姚思廉：梁书卷2 8 裴邃传，第4 1 5 页。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 2 7 淮南道，第2 5 1 4 页。姚思廉：梁书卷2 8 夏侯夔传，第4 2 1 页。沈约：宋书卷4 6 张邵传，第1 3 9 5 页。沈约：宋书卷8 1 刘秀之传，第2 0 7 3 页。姚思廉：梁书卷2 2 太祖五王传，第3 5 4 页。到新兴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四川盆地号称“天府”,王朝占据四川盆地后可以获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失去四川盆地将对王朝构成重大威胁。纵观东晋南朝时期，四川地区发生的叛乱几乎未对长江中下游政权产生威胁；至陈时，王朝已经失去四川地区，尚可以支持多时，这也说明四川盆地实际成为王朝政权中并不重要的部分。此外，关于上述结构渊源，可以上溯至东汉时期，为求简明,列表如次页表3：秦和西汉时，四川盆地因王朝定都关中受到73表3 秦汉西晋时期（不含汉末分裂时期）南方地区农田水利兴修情况农业考古2 0 2 3 4时间名称秦都江堰西汉新莽张纲沟东汉芍陂木里沟汉西晋极大重视，王朝在此兴修大型农田水利工程。东汉以后，王朝定都洛阳，四川盆地受重视程度减弱，史书中只有一次兴修记录。长江三角洲平原与江淮平原地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得到迅速发展，史书中见有5 次。至于长江中游地区，秦汉数百年间仅有南郡1 处兴修了农田水利。江南的开发,东晋南朝大致延续了东汉趋势。(二)南阳盆地与江淮平原与长江三角洲平原不同，江淮平原和南阳盆地农田水利的兴修仅是为战争服务，具有强烈的临时性政策色彩。下文将以庐江郡芍陂、襄阳郡和豫州苍陵为例进行分析。芍陂第一次兴修是东晋末，宋书记载：“高祖将伐羌，先遣修之复芍陂，起田数千顷。”5 (卷四八毛修之传,P429)刘裕北伐前先修芍陂，将芍陂视为北伐的根据地。晋书也记载称：“刘裕敢怀奸计，屯聚芍陂，有扰边之志，宜遣烧之,以散其众谋。”4 1(卷一八姚兴载记下),P295-29%)刘裕屯聚芍陂事被姚平都判定为北伐前奏，姚兴认可，说明芍陂与北伐相关是南北方政权的共识。第二次是南齐时，萧道成与垣崇祖对话，表达自身北伐决心，称：“卿视吾是守江东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营田，自然平残丑。”接着敕令“崇祖修治芍地区蜀郡蜀郡广汉郡黄浦吴郡镜湖会稽郡广陵郡庐江郡蜀郡广陵郡南郡会稽郡安成郡练湖丹杨郡灌溉面积万项千七百项二千余项九千余项万项二万余项七百项二百余项四百余项数百项资料来源司马迁：史记卷2 9 河渠书，北京：中华书局，1 9 5 9 年，第1 4 0 7-1 4 0 8 页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正卷3 3 江水，北京：中华书局，2 0 0 7 年，第7 6 8 页。范哗：后汉书卷8 6 西南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 9 6 5 年，第2 8 4 6 页。乐史：太平寰宇记卷9 4 江南东道，第1 8 8 5 页。乐史：太平寰宇记卷9 6 江南东道，第1 9 2 6 页。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 2 3 淮南道，第2 4 4 7-2 4 4 8 页。范晔：后汉书卷7 6 循吏传，第2 4 6 6 页。司马彪：续汉书卷1 1 3 郡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 9 6 5 年，第3 5 0 9 页。范晔：后汉书卷2 4 马援传，第8 6 2 页。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正卷2 8 沔水，第6 6 7、6 6 8 页房玄龄等：晋书卷7 8 孔愉传，第2 0 5 3 页。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 0 9 江南西道，第2 1 9 6 页。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 6 江南道，第5 9 2 页。陂田。6 1(卷二五摄崇祖传),P463)萧道成通过救令垣崇祖修治芍陂证明自己并非偏安江左。第三次是梁时，梁武帝普通四年(5 2 3)北伐，梁书裴邃传称：“是冬,始修芍陂。”7(卷二八裘遂传,4 1 5)重修芍陂同样与北伐相配合。上述材料不仅表明芍陂的兴修与北伐密切相关。同时,屡次修建也表明对陂的修复仅服务于北伐，政权并无长期维护芍陂行为。一旦战争结束，农田水利工程迅速破败，直至再次北伐才重新修复。襄阳郡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目的与芍陂相近。据上页表2，襄阳及周边地区的农田水利工程兴起于刘宋时，襄阳恰是此时因北伐而迅速崛起，“上欲大举北讨，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人台税租杂物，悉给襄阳。”5 (叁七九父五王传),P2025)苍陵的农田水利兴修同样与北伐密切相关。关于豫州苍陵的位置，魏书地形志“淮南郡寿春县 条下自注：“故楚，有仓陵城。8(叁一六中地形志中),P282水经注提到：“（淮水)东南泾苍陵城北,又东北流泾寿春县故城西。“1 9(卷三0 催水)7 0 7 据此可知，苍陵即在寿春。寿春历来属对北方战争前线,所谓：“匈奴越逸，唯以寿春为阻。1 6(卷一四州那志上)P253)而74东晋南朝时期的农田水利与中国南方经济区域划分且，萧衍北伐与夏侯夔在豫州修水利工程二事均运，皆从东冶沉海而至。1 1(三三弘传),P16)汉东冶发生于中大通六年(5 3 4)，梁书武帝纪载：“冬县属会稽郡，晋时称东候官县，属晋安郡。所谓十月丁卯,以信武将军元庆和为镇北将军,率众北“旧路”，指从交州出发至晋安郡的海路，与前述伐。”1 7(三截带纪下),7 梁书夏侯夔传载：“夔乃帅军晋安一永嘉一会稽线连为一体。人于苍陵立堰,溉田千余顷。7(卷二八（复侯樊传),4 2 1)汉末许靖为躲避战乱也是从会稽出发沿今由此推测其他沿边各郡情况与上述情况类浙江、福建、广东至交州，“会稽倾覆便与袁似。王毓铨、方行等前辈学者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沛、邓子孝等浮涉沧海，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封建社会的经济是政治权力、政治等级控驭下的越之国。”1 2(卷三八蜀书许靖传),F964)续汉书郡国志经济，尤其是秦汉至唐中叶，国家行为在经济活南海郡“博罗县”下,刘昭注称：“有罗浮山，自会动中的地位更为突出。经济区域划分应以联系稽浮往博山。”1 1(卷二三那国志五),3 5 3 0)山可自行移动，是否相对紧密为标准,而王朝政策对区域联系产固然荒诞不经，但是注文既称罗浮山会从会稽浮生重要影响。与更重视经济职能的腹地地区相海至南海，可证时人心中有此路线。比,江淮平原、南阳盆地及上庸郡则更重视军事（二）珠江沿线与赣江沿线职能，因而将其合并称为“延边诸郡区”。该区域岭南地区以南海郡为核心，据南齐书载：长期承担军事任务，王朝对该地区农田水利维护“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6 (卷三二任仅限于北伐时，并无长期投入迹象。璐传),P78)似乎六朝时，岭南地区经济已呈现不小规四、东南沿海及珠江、赣江、湘江流域之情形模。但南齐书同样记载称：“滨际海隅，委输交东晋南朝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以临海郡、永部，虽民户不多，而獠狠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嘉郡为代表，珠江流域以南海郡、始兴郡为代表，宾服。”6 (卷一四州郡志上)P262)通典也有类似记载：赣江流域以南康郡、庐陵郡为代表，湘江流域以“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1 3 (卷一八四州郡典，零陵郡、桂阳郡为代表。上述地区主要承担广州P461)六朝至唐时，岭南地区夷夏混杂，多脱籍人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沟通任务，王朝在这些区域口，经常出现叛乱，处于不稳定状态。南齐书王只是采取据点性控制，史籍中鲜见农田水利兴修传记载实际只能反映番禺（属南海郡)作为港记载。口城市商贸发达,并不意味着岭南地区皆发达。(一)东南沿海岭南地区物资是王朝重要收入来源，据南临海、永嘉和晋安等郡构成沟通广州地区与史载“广州边海，旧饶自励在州，岁中数三吴地区的沿海线路，自成一体，可以称为东南献，军国所须，相继不绝。”1 4 1(卷五一萧励传,P1262)梁时沿海。自萧励出任广州刺史后，物资向建康方向流动，东晋末年孙季高由海路袭击广州，中途经过具体线路如下：临海郡，得到太守臧熹的物资支持，“孙季高海道广州通过北江与始兴郡相连。宋书载卢循袭广州，路由临海，熹资给发遣，得以无乏。”5 (卷事称“循党徐道覆还保始兴循寻还广州围七四臧质传,P1910)临海郡可成为三吴地区与广州地区季高。”5 (签-0 0 自序)P247)在沈田子攻讨下，卢循迅海路的生活补给点。速从始兴郡南下前往广州。梁末陈宝应从晋安郡出发北上袭击临安、永自始兴郡向北进人赣江沿线。陈萧摩诃随父嘉、会稽、余姚、诸暨等地，“宝应自海道寇临安、生活在始兴郡，父死后投靠南康郡亲属，“（萧摩永嘉及会稽、余姚、诸暨，又载米粟与之贸易，多诃)父谅,梁始兴郡丞。摩诃随父之郡，年数岁而致玉帛子女。”1 0 (三五陈宝应传,4 8 6)永嘉郡可沟通晋父卒,其姑夫蔡路养时在南康,乃收养之。”1(卷三安郡和会稽郡。一萧摩诃传,P409)可说明始兴郡与南康郡存在社会网交州一晋安一永嘉一临海一会稽线路自汉络。出三藏记集也存在类似的材料，“元嘉中，时已经存在。据后汉书载：“旧交证七郡贡献转外国商人竺婆勒久停广州，每往来求利。于南康75农业考古2 0 2 3 4郡生儿，仍名南康，长易字金伽。1 5 1(卷五-,2 2)竺婆勒经常往来广州经商而在南康郡生子，也说明南康郡与广州关系紧密。由庐陵继续向北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区。即始兴郡一南康郡一庐陵郡再北入鄱阳湖，沟通南海郡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三郡相隔较远，史籍中也并未记载三郡经济状况和农田水利兴修情况，由此推测这三郡仅是充当交通据点，王朝对当地实际控制和经济开发尚处较初级阶段。(三）湘江沿线六朝时湘江地区经济角色几乎消失在史籍中。仅有记载称：“湘川地多,所出所得并人朝廷，粮运竹木，委输甚众；至于油蜜脯菜之属，莫不营办。”1 0 (卷二(华俊传),2 7 1)泛泛而论，既无具体州郡，也无交通事迹。就东汉西晋而言，零陵、桂阳是岭南与洛阳之间沟通要道据点。前引后汉书提到，东汉时从交州海路贡献方物风险极大，郑弘建议开通零陵、桂阳陆路以通贡献 1 1(卷三三郑弘传),P156)。西晋时零陵、桂阳与江汉平原关系密切，据晋书载：“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1 4(三四(杜预传),I031)杜预通过夏水一巴陵沟通零陵、桂阳。据宋书州郡志可知，由广州通往零陵的苍梧、始安二郡，依然有大量户籍人口，处于官府较为有力的控制之下。因而推测，该条路线依然承担广州对外联系功能。李贤注后汉书称“至今遂为常路”，句中“今”指范晔时 1 1(卷三三郑弘传,P116)综上所述，东南沿海、赣江沿线、湘江沿线三条线路均承担广州对外联系功能，这首先意味着王朝在这三条线路上只需保持据点性控制，不需长久地进行农田水利建设。这一情况直至唐时也并未有所改善。邹逸麟指出，唐时兴修水利状况，三百年间岭南道仅兴修6 处水利，占全国范围的2%；江南道兴修8 1 处，但绝大多数位于江南东道19其次，当时物资均主要流向长江中下游平原，三条线路之间，尤其是赣江沿线与湘江沿线，存在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可以透过五岭地区户籍人口变动窥测一二。晋书地理志载：始兴郡统县七，户五千；始安郡统县七，户六千 4 1(卷一五地理志下),P476)。二郡户数相差不远，始安郡户数略多于始兴郡。宋书州郡志则载，广兴(即始兴)统县七，户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六 5 1(卷三七州郡志三),P133；始建（即始安）统县七，户三千八百三十 5 1(卷三七州郡志三),P13)。广兴与始兴相比统县完全不变；始建与始安相比多建陵与乐化左县，失始阳、常安二县。始阳县情况不明，常安县在宋时归桂林统辖，然桂林全郡也仅五百五十八户 5 (卷三八州那志四)P1%)。也就是说，始建户数应不超五千。由于人户流移，宋时在籍人口少于晋时不难理解，可以认为始建与始安相比并无太大变化。而通往赣江沿线的始兴郡在籍户数有了巨大飞跃，远超始安，与此时物资主要通过赣江沿线流向建康情形相一致。结合前述南康郡与南海郡人员往来情况，可以推测此时物资主要通过赣江沿线流向建康。至隋，湘江沿线各郡已被视为流徙边郡。杨纶咒诅隋炀帝事发后，杨纶除名为民，诸弟受牵连，发配到长沙、衡山、南海、零陵等郡，史书称“诸弟散徙边郡”1 6 (卷四四膝穆王纶传,P1223)最后，由于上述各郡以据点形态服务于广州与长江中下游平原联系的性质，导致即使是跨流域沿线各郡之间的联系也远比同流域但不在主要交通线上各郡联系更为紧密。同时，由于同流域下其他地区处于王朝较弱控制状态，因而上述三区域均包含岭南地区诸郡，但不包括同流域其他各郡，更接近线而非面状态。五、结论本文通过重视农田水利视角，发掘出江淮平原与其他长江中下游平原在王朝体系中的差异性，将江淮平原诸郡与南阳盆地、上庸郡等地区合并为延边诸郡；通过户籍视角则将永嘉等郡从三吴经济区中剥离，与其他东南沿海诸郡合并为沿线地区。同样是依托户籍视角，本文也提出将珠江、赣江、湘江流域诸郡视为交通线，而非经济区。总之，引入农田水利和户籍视角，并结合王朝政策实态，东晋南朝政权控制区可以分为长江三角洲平原、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四川盆地、延边诸郡、东南沿海及珠江、赣江、湘76东晋南朝时期的农田水利与中国南方经济区域划分江沿线。次荆扬之争的实质，正是以此为深远背景。长江三角洲平原、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至东晋时期，由于政治中心转移至长江三角阳湖平原和四川盆地均是完整的地形单元，内部洲地区。该地区聚集大量劳动力，受到王朝的特各郡大体均在王朝有效控制之下，可以说是理想殊重视，得到迅速开发。随后宋齐梁陈四朝延续形态的经济区，也是王朝重要财赋支撑。四川盆着东晋时期政策，不断强化长江三角洲平原的基地作用相对有限，在战争中失去也不会对王朝稳本经济区地位，相较之下，江汉平原地区在王朝定产生严重影响。政治进程中地位愈发不突出，甚至被南阳盆地超延边诸郡区，包括江淮平原和南阳盆地等。越。最终隋唐以大运河沟通长江三角洲平原与政它们虽不在同一个地形区内，但王朝政策对它们治中心，标志着长江三角洲平原在王朝体系中地却有一致性,因而划为同一经济区。该区是为战位彻底超越其他地区，成为安史之乱后基本经济争，尤其是北伐服务经济区。战争期间该区将聚区彻底南移的唯一选择。集大量人力与物力，得到迅速开发。但是这种聚集仅是暂时的，王朝并无持续性投入，当南方政权放弃北伐后该区也会迅速归于平静。同时也意味着南方政权如果失去该地区，即会失去北伐可能。东南沿海、赣江沿线和湘江沿线均承担沟通广州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经济区联系的功能，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三者中赣江沿线地位最高。总体来说，它们本身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区，主要功能是运送南海郡所贡奢侈品至长江中下游平原经济区，在王朝体系中地位较弱。进而言之，经济重心南移是中国经济史乃至整个中国史研究中的重要命题,粗略来说,即基本经济区由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一般认为，这一过程始于东晋南朝，完成于南宋时期。长江流域水热条件优于黄河流域，更适宜农作物种植，可以说经济重心南移是一个必然趋势。即使没有战乱影响，随着黄河流域开发饱和，长江流域也会引起青睐和重视，得到迅速开发。但是长江流域是一个广阔的空间范围，覆盖面积巨大，内部在不同时期统合程度不同，也可以划分为不同经济区。不同经济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生、发展节奏并不相同,在王朝体系中的地位也会发生变化。基本经济区最终转移至何处，并不完全由气候条件决定。秦汉时期政治中心在关中和洛阳，处于岭南和政治中心之间的江汉平原在王朝体系中开发也较为迅速，长江三角洲地区并非远远超越江汉平原。从经济区域的角度而言,东晋南朝早期历注释：施坚雅中国历史的结构，载史林1 9 8 6 年第3期，原载亚洲研究杂志第6 4 卷第1 期，1 9 8 5 年2 月；邹逸麟我国古代经济区的划分原则及其意义，载中国史研究2 0 0 1 年第4 期。何德章建康与六朝江南经济区域的变迁，载东南文化1 9 9 8 年增刊；六朝南方开发的几个问题，载学海2 0 0 5 年第2 期，以上二文均收入魏晋南北朝史丛稿，商务印书馆2 0 1 0 年版；许辉、蒋福亚：六朝经济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 9 9 3 年版；陈明光、邱敏：六朝经济，南京出版社2 0 1 0 年版。李伯重指出：“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一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一生态条件，而且最好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参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 9 9 1 年第1 期,第1 0 1 页。参见日本学者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形成：特记飞成立基条件，不味堂書店1 9 6 5 年版；王东汉、六朝时期三吴地域水利事业性质之考察，载中华文史论丛2 0 1 4 年第4 期等。农业水利工程可分为：防洪工程、灌溉和排水工程、水利发电工程、航道和港口工程、城镇供水和排水工程、水土保持和环境水利工程、渔业水利工程、海涂围垦工程、综合利用水利工程等。参见倪福全等：农业水利工程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 0 1 1 年版，第5 页。传统水利以其中的防洪、灌溉、排水、航运为主要目的。吴琦指出：“形式上，漕运是一项经济活动，实质上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其经济意义。”参见吴琦南漕北运：中国古代漕运转向及其意义，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 0 1 6 年77农业考古2 0 2 3 4第5 5 卷第6 期，第1 2 0 页。所以这里仅统计直接作用于农业生产的以灌溉、防洪、排水为目的的水利工程，尚未统计人工运读开凿情况。东汉三等县制：“县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三百石。”参见范晔：后汉书卷1 上光武帝纪上，李贤注，中华书局1 9 6 5 年版，第3 5 页。关于东晋南朝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参见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 9 9 7 年版；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0 5 年版；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 0 1 7 年版等。沈约：宋书卷3 5-3 8 州郡志，中华书局1 9 7 4 年版,第1 0 2 7-1 2 1 6 页。改绘自谭其：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 9 9 6 年版。版幅所限，部分南徐州、南充州侨郡，如南彭城、南高平、南平昌等未标注于地图上。陈政权除失去四川盆地外，也失去了江北地区。当时可选择兴修水利空间范围极为有限，因而不将陈时情况列入讨论范围。跨秦岭淮河而主要重心在北的南阳、汝南诸郡,不列入讨论范围。参见王毓：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议，载王毓铨史论集，中华书局2 0 0 5 年版；方行中国封建经济发展阶段述略，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 0 0 0 年第4 期。虽然临海、永嘉与会稽、东阳邻近，而且同属今浙江省，但就地理形势和当时政治形势而言，不宜划入三吴经济区。临海郡属今椒江流域，永嘉郡属今瓯江流域，并非三吴地区所在钱塘江流域。而且，临海郡属流放之地，普通五年（5 2 4)，萧昱因私铸货币被徙至临海（姚思廉：梁书卷2 4 萧昱传，中华书局1 9 7 3 年版，第3 7 2 页）。永嘉郡地势复杂聚集大量流亡人口，梁王朝一向欲试以武力镇压（姚思廉：梁书卷5 3 良吏传，第7 7 0 页）。因此，临海、永嘉二郡的发展情况与三吴地区存在较大差异。晋书刘弘传记载西晋末，益州大乱时，荆州刺史刘弘以零陵米三万斛供应益州刺史罗尚（房玄龄等：晋书卷6 6 刘弘传，中华书局1 9 7 4 年版，第1 7 6 6 页），似乎零陵产粮甚多。但考虑到西晋时零陵有户二万五千一百，如果所谓“零陵米”指零陵上缴的赋税，则刘弘供应罗尚的米数并不突出。此外，三国志全琮传记载全琮父柔曾为桂阳太守，接着又记全柔遣琮运米数千斛到吴郡市易，“柔尝使琮裔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陈寿：三国志卷6 0 全琮传，中华书局1 9 5 9 年版，第1 3 8 1 页）似乎指向桂阳大量产粮，甚至可以输出到农业发达的三吴地区。不过细审史料，首先，该卷先记全柔生平资历，再叙全琮运米至吴市易之事，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此事发生在桂阳。其次，下文记载：“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琮倾家给济。”（陈寿：三国志卷6 0 全琮传，第1381页）全琮是吴郡钱唐人，此时尚未出仕，从常理而言，投靠者应在钱唐,即易米事发生在钱唐。最后,桂阳距离吴县遥远，即使桂阳产粮，从桂阳贩运粮食这样的大宗商品至吴县贩卖恐怕也很难获得什么利润。综上而言，审慎起见，正文中未认定零陵和桂阳在六朝时扮演了重要的产粮区角色。参考文献1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M.朱诗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4.2王毓铨.王毓铨史论集 M.北京：中华书局,2 0 0 5.3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 9 9 7.4（唐）房玄龄，等.晋书 M.北京：中华书局，1 9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