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儒子之乡政--以顺庵安鼎福为中心.pdf

朝鲜儒子之乡政朝鲜儒子之乡政 以顺庵安鼎福为中心韩 咸泳大摘要自 15 世纪后半叶起，朝鲜内部向中央政府强调“乡”的独立性的呼声越来越高，士族希望摆脱官权的过度控制和干涉，努力重新确立乡村社会地位。18 世纪学者顺庵安鼎福制作和推行乡规乡约，庆安面二里洞约 详尽规定了成员组成，规定了何谓善行与过失，以及召开会议的时间、礼仪。与之前朝鲜士人所制定的乡约相比，其特点在于，不再单方面地强制要求常民层“恭逊”，而更为强调由两班在乡里做表率，引导常民层民众。顺庵上任木川县监途中所做的“日省”中，把敦教化、正名分作为乡政之本，他认为，这是古人推行乡约的真正意图。他特别强调，洞政与守令主管的官政层次不同，应该实行居民自治。顺庵主张，实行洞约、洞政，以顺应民心为本。关键词顺庵 乡约 乡政 民心 教化 一朝鲜儒者的乡村经营朝鲜王朝，大体上，以郡县为单位，都有由士族层主导的自治规约 乡约。乡约原本是中国宋朝时，由士族层开发的自治规约，但朝951韩 咸泳大，韩国庆尚大学汉文学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学史、孟学史。国际儒学论丛（第11辑）鲜王朝的士族层把它拿来在朝廷中进行讨论，并决定以各郡县为单位推行。尤其是 16 世纪以后，随着所谓“士林政治”的推广，由士族层主导的地区，在守令们的鼓励下，乡约渐次在全国推行。朝鲜乡约的特点是，乡约由乡所主导，以全体居民为对象实行，即以各郡县为单位，乡约适用于全体居民。自 15 世纪后半叶起，朝鲜内部向中央政府强调“乡”的独立性的呼声越来越高，士族们希望摆脱官权的过度控制和干涉，重新确立乡村社会地位的努力开始加速。这一努力只能在不与官权冲突，并且能够相互促进的方向上进行。此时的乡约对于乡村来说，是士族们上对希望施加中央集权统治的国家，下对自下而上不断发生的对身份地位秩序产生威胁的“民”，为了制造“权威”，维持影响力而构思出的方案。只是关于乡约的推行方式和性质，士林势力内部分为两大流派，他们对乡约的起源和内容做出不同定位。一派主张从国家层面，设立公共机构，全国“一盘棋”进行推广；另一派主张制定以一乡为单位的士族自治规约，个别推行。前者是希望把乡约与“五家统”“面里制”结合起来，把乡约变为公共统治机关，把士族直接地、积极地纳入国家权力体系，把乡村统治统一成守令 乡约一元化统治体系，以此加强乡村内部一元化、直接的统治体系。相反，后者是要以乡约为媒介，强化士族间共同体的纽带关系和相互约束，凸显乡村的道德自律性。这样，就可以通过士族自发的道德性之发挥，并采取积极协助守令官政的自发姿态，使士族与国家间围绕乡村统治的利益相一致，谋求和谐共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自朝鲜初期以来，留乡所就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牵制，虽历经多次去留，但最终并未被取缔。这是因为留乡所的乡吏纠察和纠正风俗的功能，对于对乡吏层进行控制无计可施的中央政府来说有可用之处。此外，政府还赋予留乡所各种收取赋税、军役差拨等行政职能，留乡所成为郡县统治的辅助机构，是对行政力量缺失的补充。这样，即使从由官府主导的乡政论立场来看，也无法完全排除那些具体了解乡村实情和民情的士族参与乡政。061韩 金泰荣（音），顺庵安鼎福乡政论，韩国实学研究 第 1 辑，韩国实学学会，1999。韩 金正信（音），16 世纪朝鲜朱子学对乡政论的接受与乡约 以乡约施行方式与性质之分歧，东方学志 第 185 辑，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2018。朝鲜儒子之乡政在这种情况下，18 世纪的学者顺庵安鼎福，在其年轻时就写了一本有关乡政的书，之后该书发展成为 临官政要。在他作为牧民官推行它之前，他首先在自己居住的村子开始推行，这就是 庆安面二里洞约。也就是说，无论做官，还是居家，他都推行过乡政。但是，作为地方儒者希望推行的主张和作为地方牧民官推行的主张，会在继承和补充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层差。本文拟分变迁和目标两部分加以分析，探讨朝鲜儒者关于乡政的具体样貌。二庆安面二里洞约之乡政据 年报 记载，大约 25 岁时，顺庵安鼎福就草拟了一本名为治县谱 的地方行政指导书，阐述他的乡政论。此后过了 20 多年，对其进行补充和修改，创作完成了名为 临官政要 的“牧民要诀书”。可以认为，这是他一直苦思冥想的结果。因为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在中央统治不在场的情况下，改善他天天面对的地方百姓生活。临官政要 被后来的茶山丁若镛在创作 牧民心书 时广泛引用，成为地方行政改革论先驱们的重要典据。顺庵在 临官政要序中写道：天德王道本一体，修己治人无二致。学优而仕，仕优而学，出处不同，其道则同也后世学与政为二，有儒吏俗吏之别。而法律之学，恒为重焉。悲夫 昔傅琰为治县谱，子孙相传，不以示人。世以吏绩着称南史。余心鄙之曰：是欲独擅能名也。诚使世人学我之为，则人之政，我之政也。即，作为儒者，顺庵坚信，学问与政事绝无二致，都是在现实中“行道”，是同一件事。所以，他强烈希望，不分你我，无论是谁，只要能够“行道”，行善政，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即可。当官之前，他在 20多岁时即定成一本名为 治县谱 的地方行政指导书，其原因即在于161傅琰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官员。“琰父子并着奇迹，时云诸傅有 理县谱，子孙相传，不以示人”（南史 70 傅琰列传）。顺庵集 卷 18，临官政要序。国际儒学论丛（第11辑）此。生活在门阀政治猖獗的 18 世纪，在中央政府又毫无人脉，他无法在现实中实践通过学问获得的政治理想。所以，他把目光转向乡村社会，对乡政论倾注了巨大心血。后来，顺庵担任司宪府监察，43 岁那年遇父忧，结束三年守孝后居家。45 岁那年（英祖 32 年，1756 年），与洞里的士人们商议，制定广州府庆安面二里洞约 并作序，把过去分为上契（士族层洞约）和下契（中下身份层洞约）的洞约合二为一。洞约的主要领导成员如下：执纲一人（俗称“尊位”，推洞中齿德俱优者为之。非有大故则不迁。其为任，敦风俗振纪纲，恤患难，公好恶，及一切洞事。）副任一人（俗称“副尊位”。择中契中处心公正者为之。一年相迁。）耆老三人（择中下契中年最高者三人，称为“三老”，身死后次老代升。凡洞会时，有犯约者，皆令三老与诸村头目决罪。是与众同之意也。）有司一人（俗称“公员”，择下契中刚直能言，辨别是非者为之。一年相迁。）掌务一人（择下契中公廉能文者为之，掌洞约文书。一年相迁。）使令二人（择公私贱中年少勤干，能遵号令者为之。一年相迁。）库值一人（择下契中廉谨者为之。掌保米出纳，非有故不迁。）色掌一人（择下契中伶俐者为之。掌丧舆上下装等物，洞中有丧则装饰以赴。非有故不迁。）另外，洞约还设记名籍（俗称“坐目”）二个，上契一个，中下契一个，全部按年龄记录（中下契又分为上篇和下篇）。另还设记录善行者的记善籍和记录过失者的记过籍。261韩 安鼎福：顺庵集 卷 15，广州府庆安面二里洞约。朝鲜儒子之乡政洞约规定的“善”包括以下 16 种行为：能事父母；能友兄弟；能奉祭祀；能尽丧制；能教子弟；能敬长老；能和妻妾；能睦邻里；能接宾客；能亲族戚；能广施惠；能遵约令；能解斗争；能救患难；能伸冤枉；能卞曲直。洞约规定的“过失”包括如下 16 种行为：不事父母；不友兄弟；男女无礼；疏薄正妻；丧不哀毁；祭祀不敬；接受异端；崇尚淫祀；不亲族戚；诬陷他人；不睦邻里；不问他人红白事；长者凌小；小者凌长；以强凌弱；挑拨守令政事。洞约还规定春秋各召开一次洞会议，按以下仪礼，表彰善行，申斥过失。春秋各召开一次洞会，春季三月三日，秋季九月九日开会，修订契约。当会日约员毕会，下有司告执纲与诸上员出堂，依礼行排揖。此时中下员，皆拱手立俟。有司击鼓三，众皆诸阶下，北面跪听（上契亦起立）。使副尊位高声读约，吕氏乡约四条，即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又请大明太祖圣谕六条，曰孝顺父母、曰尊敬长上、曰和睦邻里；曰教训子孙、曰各安生理、曰毋作非为（若下契人听不懂，则用韩语解释）。读毕，执纲合众以告曰：自今以后，凡我同契之人，敬遵约束，同归于善。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则明有王法，阴有鬼责。众皆曰诺。皆拜兴，以次出复位。分东西相向立，行相揖礼，序坐以齿。有司预以木片，大书“肃静”二字，插庭中。唱“肃静”二字，皆整肃不为喧笑。更择年少刚直者二人，名“司正”，立庭左右，纠座中过失以告。各行饮礼，酒二行止。（今以酒禁，代用361韩 安鼎福：顺庵集 卷 15，广州府庆安面二里洞约。韩 安鼎福：顺庵集 卷 15，广州府庆安面二里洞约。国际儒学论丛（第11辑）他馔。）有司设彰善位于阶上。鸣鼓三，众皆起（上契不起）。有司呼各村保正来谒，各保正出座来诣阶下，俯伏听教。执纲乃执善条以问（谕民之辞当简，故略其辞以问）。曰：“汝村有善养父母者乎？”（有则答曰某人孝养出人，无则答曰别无可纪之孝。下诸条仿此。）“有兄弟友爱者乎？有行养过人者乎？有周恤邻里者乎？”此外有他可善之事，皆当陈告。若有则令副尊位记于善籍，曰：“某年某会，或春或秋，某有某善”，书之以劝，学以示众。又令副尊位揖善者，升彰善位席，北向立。执纲亲酌酒谕之曰：“某能为某善，使人人若此，风俗岂有不厚？凡我同约，当取以为法。”遂嘱善者俯伏，称惶愧以谢。饮毕再拜，执纲举手以答。善者复位，众皆坐。有司撤彰善之席。有司预以木片，大书“肃静”二字，插庭中。唱“肃静”二字，皆整肃不为喧笑。更择年少刚直者二人，名“司正”，立庭左右，纠座中过失以告。各行饮礼，酒二行止。（今以酒禁，代用他馔。）有司设彰善位于阶上。鸣鼓三，众皆起（上契不起）。有司呼各村保正来谒，各保正出座来诣阶下，俯伏听教。执纲乃执善条以问（谕民之辞当简，故略其辞以问）。曰：“汝村有善养父母者乎？”（有则答曰某人孝养出人，无则答曰别无可纪之孝。下诸条仿此。）“有兄弟友爱者乎？有行养过人者乎？有周恤邻里者乎？”此外有他可善之事，皆当陈告。若有则令副尊位记于善籍，曰：“某年某会，或春或秋，某有某善”，书之以劝，学以示众。又令副尊位揖善者，升彰善位席，北向立。执纲亲酌酒谕之曰：“某能为某善，使人人若此，风俗岂有不厚？凡我同约，当取以为法。”遂嘱善者俯伏，称惶愧以谢。饮毕再拜，执纲举手以答。善者复位，众皆坐。有司撤彰善之席。然后，用相同方法处理犯过者，问议项目包括：不顺父母者，兄弟不合者，凌辱士夫者，辱骂长老者，邻里不睦者，行止可疑者，独占利461韩 安鼎福：顺庵集 卷 15，广州府庆安面二里洞约。朝鲜儒子之乡政益招来抱怨者，阴奸秽行者，以权欺凌他人者等。凡彰善纠恶，均需会同三老商议，根据洞约，分五等处罚。三老与各村村长分坐，使其治罪。取与众同之意也。彰善纠错结束后，是午餐时间。那么，人们对此是否重视而成为规范呢？由于这个村子入约的士夫少，而庶民多，因此，以上这些条目都是为下人所设，而上契必须遵守的内容有专门的 吕氏乡约。下面就来介绍那些因时制宜，经过变通的内容。在顺庵的乡约变通“附条”中，需特别注意的有以下几条。德业相劝附条：强调党争必是“亡国败家”之祸根。敬老规定：作为下人，年轻人遇到老者或长者必须行礼，以示恭敬。如遇老者或长者在路上背负重物，年轻人应代替背负，以减轻其负担。过失相纠附条：两班为常人标杆，（两班有过失）如果不施以惩罚，如何服众？在乡约中规定了对两班的惩罚措施。同上过失相纠之附条，严格规定了两班的行为：（两班）或凭借某种关系任意作威作福，或役使民户谋取私利，或崇尚言议而助长轻薄风气，或对官府说长论短、歪曲事实等，均为君子所不齿。以上行为，必须一一处罚。感慨贱民不恭敬两班渐多的世态，规定：上下名分截然不同，近来世俗颓废，许多人凌辱甚至殴打两班。将依轻重处罚，严重者告官定罪，逐出村庄。如果把这些内容与 16 世纪栗谷李珥的 社会契约束 中规定的内容相比较的话，就可以看出，顺庵是如何因时制宜的。下人（即常民 作者注）则敬长者如右，而又恭敬士族。见士族则知与不知间，必拜。言语恭逊。若骑牛马，则必下跪于路侧，凡事无慢。虽非同契，待之皆当如此。礼俗相教附条规定：如果中契和下契人在新年后去两班家拜谒的风561赏罚条项：“上罚笞三十，次上罚笞二十五，中罚笞二十，次中罚笞十五，下罚笞十。年老有病，不堪受笞者，免冠伏地，杖其子。无子者杖其弟，黜罚，俗称损徒。”韩 李珥：栗谷书 卷 16，杂著，社会契约束 德业相劝。国际儒学论丛（第11辑）俗消失，是大不敬。新年过后 3 天内必须去两班家拜谒，向尊长问安。那些不如此之人施以惩罚。同上礼俗相教附条，规定两班向下人吊丧的程序：过去没有两班向下人吊丧的仪礼。但死亡是人生之大变故，如果完全没有礼节，如何能够敦厚上下之情？（两班）或派人，或偶遇时应表达吊问之意。患难相恤附条规定：当遇到水灾、火灾、盗贼时，或遇到严重贫穷之人，应当提供人力、物力救助，也应当为孤独男女牵线，促成婚姻。无论身份高低，如果被冤枉入狱不得释放，则由众人商议，应去官府或监狱，努力助其申冤昭雪。对于顺庵所制定的以洞约为主要内容的乡约条款的特点，可一言以蔽之，就是由两班在乡里做表率，引导常民层民众的乡政舆论。在 16世纪，可以说几乎是单方面地强制要求常民层“恭逊”，但在 18 世纪末期，社会已经发生改变，那种强制要求很难行得通。而要求两班自我约束的规定反而更多。因为只有那样做，才能勉强维持两班相对常民、贱民们的名分。此外，顺庵在实行洞约的村庄内，还设立了负责调节物价的“社仓”，让居民们在经济上得到一些补偿，可以过上安定的日子。18 世纪顺庵所制定的洞约与 16 世纪栗谷等制定的乡约相比，在统治秩序方面出现了极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下层民众的地位从单纯的被统治、附属关系变为共同参与的对象。在这一时期，乡村社会内部也在下层民众中，出现了许多独有的社会现象。而如果无视这些现象，洞约则绝无可能实行。顺庵的洞约正反映了这种时代的变迁。三担任木川县监之乡政如上所述，顺庵安鼎福早在担任木川县监很久之前，就有了牧民行661韩 安鼎福：顺庵集 卷 15，广州府庆安面二里洞约（社仓）：“今但京城外八道。无一邑设行者。盖阙典也。今若罢还上。以其谷为常平仓。各乡（今谓之面）所在耗谷。划给民间。令为社谷本殖。而又令民各出粟以助。如古法。则公私俱便。而民有苏息之望矣。此系朝令。非民庶所可议。故今畧仿古制而酌本洞民户之形势。条论于下。如有好古之君子。遇可行之时而行之。则古例具存。兹不复论。”下面“社仓约宪”中也同样提出。朝鲜儒子之乡政政的抱负。他在自己的著作 临官政要 中，详细研究了牧民官应有的姿态和实际情况。他在书中强调，学术和治术，绝不是一分为二的。后世学与政为二，有儒吏俗吏之别，而法律之学，恒为重焉。悲夫！真西山尝辑经传论政文字，为政经一书，非学外有政也。其体虽同，而措之事为之间，施用有异，故不得不殊而别之，此与心经相为表里者也。1776 年 10 月，在上任木川县监途中所做的“日省”中，他把敦教化、正名分作为乡政之本，并乐观地认为，其他条款都将会因此两标准确立而自行纠正。夫为政之本，亶在于敦教化正名分，二者行则小小节目自当就绪而不难治矣。盖自古昔圣王，以及国朝典宪，莫不以此二者为急先务者，良有以也。在木川上任仅 10 天后，顺庵就发现了一个事实：递进官衙的诉讼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伤风败俗、违反名分、淫乱丑恶之事。他认为，乡村的这种现实绝对是因为教化不明，名分不正引起的，所以开始构思如何敦风俗、正名分。顺庵认为，恢复乡村秩序的当务之急是恢复乃至建立洞契。即如果761临官政要 分为三篇，政语 是对圣贤治世语录的整理，整理了经典中记录的作为统治者应当具备的品性、行动规范等内容；政绩 提出了成功的统治案例，提高了牧民书的实用性；时措 记录了那些精通实学乡政理念的官员，是如何工作，使百姓获得民产、实现“小民安定”的经世目标的。这本牧民书首尾相顾，在当时已经家喻户晓，之后茶山丁若镛加以继承发展，创作了 牧民心书。该书的序创作于 1757 年，而这是顺庵担任木川县监 10 年之前。韩 安鼎福：顺庵集 卷 18，临官政要序。韩 安鼎福：顺庵集 卷 16，木州政事到任初论各面文。韩 安鼎福：顺庵集 卷 16，木州政事到任初论各面文，“当职到官未浃一旬，而民讼之沓至者，莫非败俗犯分之类，而间多有猥说丑谈惊心骇听之事，此实由于教化之不明，名分之不正而然也。若此不已，则世道愈下，人心愈渝，古所谓骎骎然入于禽兽之域者，幸近之矣此。非但为官长者之忧，为其士民者，岂不赧然而羞闷哉！”国际儒学论丛（第11辑）在一个村庄里树立起彰善惩恶的社会习惯，自此开始，则教化渐明，名分确立。他认为，这是古人推行乡约的真正意图。基于这种认识，顺庵希望按村庄，以各村庄的君子为主体，修订“洞宪”，其具体条款有六。（一）孝顺父母。（二）尊敬长上。（三）和睦邻里。（四）教训子孙。（五）各安生理。（六）无作非为。顺庵解释说，这里提出的六“节目”，就是明太祖晓谕天下，每天早上先由各里（村庄）头目召集百姓宣讲，然后才各自出工的内容。他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统治方略，是值得全天下、子孙后代学习的规约。他把它看作是一个对家庭、邻里的礼节、伦理，是实现安定、富足生活在当代的简明指导方针。顺庵解释了这么做的正当理由：朝鲜早就侍奉明朝，是中华的遗民，所以必须遵守明太祖的命令。但由于每天朗读约条过于烦琐，于是改为在每个月初一，由上员吩咐下任，召集各里头目，让他们朗读约条，反复表明决心，悟出其中道理，并加以劝谕。他还要求他们在宣讲必须遵守的六“节目”时，还应同时朗读禁止做的六“节目”，内容如下。（一）不顺父母。（二）兄弟不和。（三）邻里不睦。（四）凌犯长上。（五）酗酒作乱。（六）偷窥奸细。除不得酗酒作乱、偷窥奸细这最后两条外，其余内容都与上面大致相同，非常平易。顺庵命令每个月朗读一次这 12 条规约，意图借此恢861韩 安鼎福：顺庵集 卷 16，木州政事到任初论各面文，“窃闻此土皆有洞契，凡一洞之内，有彰善瘅恶之举，则一洞之政修，而教化之明，名分之正，从此庶几，此实古人乡约之意”。韩 安鼎福：顺庵集 卷 16，木州政事到任初论各面文。朝鲜儒子之乡政复乡村秩序。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纯朴的为政之策。这些举措是对朱熹的 劝谕文 和 劝农文 中“化民成俗”思想的良好继承。朱熹在担任漳州知州时，创作了 揭示古灵先生劝谕文，颁布民间。其主要内容是“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宗姻”“周恤邻里”等，都是基于孝和人伦的自律性道德秩序。他在 劝农文 中，除从劝农的角度，鼓励农业生产和发展农业技术之外，还特别强调地主和佃户的“相须”关系及两者各守名分，试图确立稳定的乡村秩序。朱子学描述的现实世界是当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各守名分时，就会得以良好地维持。朱熹把所有社会成员全部纳入“名分”框架中，对那些违反“天理=名分”之人，无论何种身份，都纳入“私”“小人”之列。不管是逾越名分，扰乱上下尊卑贵贱秩序的乡村佃户，还是疏于对弱者、贫者的救恤，或靠武力扩张势力的地主，都归入此列。像这样基于高度发达的哲学体系，启迪包括下层民众在内的所有人的规范意识，敦促他们的道德觉醒，正是朱子学说的先进性之所在。同时，顺庵指出，风教和名分在乡村无法恢复秩序的原因，“都是因为士大夫们丧失权威”。当时的社会风气中，有平民欲向两班争取更多权威的氛围，顺庵感慨，其结果就是下人上位，上人丧失权威，以致发生贱民顶撞士大夫之事，甚至于开起低俗玩笑，其根本原因是洞宪不明，风教不行。顺庵指出了当代社会的不正之风，威胁说要严厉整治，告谕各面。他还制定了告谕乡所和秩厅的规定。对乡所，他强调乡所本来的职能；对秩厅，他非常委婉地传达了对乡吏们的告谕，颇为无奈地劝他961关于朱熹的 劝农文，参考金容燮（1990），朱子土地论和朝鲜后期儒者，朝鲜后期农业史史硏究（），潮阁社出版。韩 金正信（音），16 世纪朝鲜朱子学对乡政论的接受与乡约 以乡约施行方式与性质之分歧，东方学志 第 185 辑，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2018。顺庵在担任木川县监之前，用 广州府庆安面二里洞约 为他自己的乡政开展试验。虽然其基本精神是试图推行由两班富民领导的乡政，但其方向中也明确有对下层民众民心的认真思考。相关研究，前面提到的韩相权（音）（1987）和金泰荣（音）（1999）的论文最具代表性。对乡所，指出其职能是挑选境内贤能之人，辅佐守令，强调这都是为百姓服务。安鼎福：顺庵集 卷 16，木州政事乡厅下帖：“乡所之任，自我圣朝立国之后，精选境内贤能之士而为之，以佐守令，治其境内，莫非为民之事也。”国际儒学论丛（第11辑）们减少弊端。顺庵还非常准确地理解了国家不对乡吏发放俸禄所存在的问题。但无廪禄之规，自衣自食，立役官门，无仰事俯育之暇，而有长时奔走之劳，此人情之所不堪，而国法之有未善者也。虽有若干复户之给，而无异沧海之一粟，是何足以代耕乎？他指出，既然领受任务，就应当辅佐官长，勿愧于良心。他还向乡吏们列举了常见的几大弊端：仓吏之干没谷粟，书员之偷漏结卜，诸吏之巧作名目，侵渔民人，刑吏之伺察官意，扶抑讼狱，其弊不一而足，此列邑古今之通弊也。虽然木川是一个小城，但也一定有作奸犯科的端绪。顺庵对此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提出只关注大问题，放过小细节。只是，他又详细列举了国法所禁的行为，要求他们不得触犯国法。国制有元恶乡吏之条，有曰操弄官令，专权作弊，曰阴受货赂，差役不均，曰收税之际，横敛滥用，曰趋附权势，邀避本役，曰假仗官威，侵虐民人，曰横行闾里，侵渔营私，曰广置田庄，役071韩 安鼎福：顺庵集 卷 16，木州政事谕作厅文。顺庵指出的都是事实。乡吏的非法行径大都是因为服乡役但没有制度上的报酬。此外，因为没有身份跃升的通道，他们就利用自己在行政上的特殊地位，在地方上扩充自己的势力基础，借此谋求物质利益，而朝鲜王朝也对此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允许态度。韩 金泌东（音）（1982），朝鲜后期地方吏胥集团的组织构造（上），韩国学报 28，一志社出版。韩 安鼎福：顺庵集 卷 16，木州政事谕作厅文。韩 安鼎福：顺庵集 卷 16，木州政事谕作厅文。“本县为邑，不过是弹丸黑子之地，则固不足道，而然而有民人焉，有土地焉，则岂无从中幻弄之端乎？官虽老病，聪明不及，亦尝以古人居上宽仁之道为政，其小者在所畧之，不甚致责，若于此而察之苛刻，则尔辈顾何以措手足乎？此意尔辈或已知之矣。官之所禁，在于大者，若冒重禁而为民蠧者，断不容贷，尔辈无以余不察其小者为幸，而犯其大者，自速其辜也。”朝鲜儒子之乡政民耕种，此其大概也。担任木川县监之初，顺庵的这些劝喻并没取得良好效果。他在自己的叙述中做了如实记录。他感叹自己的劝导对木川县百姓没取得良好效果，看到的反而是效果不彰，未闻践行之声，诉讼日增，民风日渐刻薄的现实。他把原因归因于自己，把行政的重心依然放在教化上。与此同时，顺庵坚持认为，教化风俗之本在于在一个村先行试点，所以必须修改洞契。为此，他首先推动弱小村庄合并，使一个洞的规模至少达到 100 户以上。因为顺庵认为，看隋唐或明朝制度，都是把 100户作为一里，如果达不到 100 户，则难以有效推行洞契。修改洞契由各村的上户和士大夫家庭主导，并引导普通百姓参与讨论。此外，他还下令各村实行官民沟通。即，在官门外设一木柜，如有各种冤情，可投信入柜内。他指出，下情顺畅上达是作为行政官员的期望。据了解，实行官民沟通制，允许信访（朝鲜王朝版“申闻鼓”），171顺庵在 政语 之 御下章 指出，管好吏胥最为重要，他用较大篇幅收录了许多内容。主要内容如下：刘安礼向程子问制御吏胥之道，程子答：“先正己后正人。”但朱子所说的“行守令之职，如果吏胥拖延公务，向民众提出不当要求，其弊端极大。因此，在处理公务时，应制定严格期限，要其遵守，这样自不能做不当要求。”这还是绅士的方法。书中还引用忠简公赵鼎的话说，“如果不管束好吏胥，则无法很好地行政。只有先除害，才能谋利。”薛宣说，“除公事外，与吏卒不要说一句话。”还说，“与下人说话时，必须简单明了，不能说一个长句子。”这些内容都要求严格与吏胥划清界线。对 临官政要 的分析与翻译，参考 韩 安鼎福 临官政要，元在林译，慧眼社出版，2012。韩 安鼎福：顺庵集 卷 16，木州政事谕各面结洞文：“令出数月，未见其效，而未闻有兴行者，词讼日繁，民习日渝，此无他，为官者德薄才劣，诚意未孚之致也敷教之道，实在于宽。故前日两次廉问，略探境内不孝不悌犯上干分之辈，而若不三令五申，轻先治罪，驱之于恶名，有所不忍，姑令其改行，而如有不遵者，当依律定罪矣。”韩 安鼎福：顺庵集 卷 16，木州政事谕各面结洞文，“窃念导俗兴化，必自一乡而始。周官之治，必自比闾族党而始焉，今当依此修明洞契，已破之洞，更为修举，已分之洞，又令相合，必皆令满百户。不可零零碎碎小小村落各自称洞。昔隋唐之制，以百户为一社，大明之法，以百户为一里，盖户不满百，则不成模样，不可以行法故也。各面上户士夫之家，主张此事，导诱愚民。”当时顺庵特别指出如下可能产生冤情的对象：“或虽邻居两班无理侵责，但因惧其势力而不敢言；或虽面任、胥吏任意搜刮侵害，但因惧其权力而不敢言；或虽奸邪小人横行乡里，醉酒打架，喜行坏事，但因惧其行凶而不敢言等。”如出现此类问题，则可利用赶集、送病人医治之际报告。详细内容参考安鼎福 顺庵集 卷 16，木州政事传令邑内风约诸里任。国际儒学论丛（第11辑）对于木川县百姓来说，起到了不小的帮助。顺庵对于乡政的热情还不限于此。他上任的第二年，即 1777 年是全国进行户籍整理的“式年”。顺庵给衙役们分配户籍，让他们抄写，并用因此收入的“书写租”，以及另外购得的 300 余斗（1 斗约合 18斤）米为本金，设立“防役所”。其目的是为了根除新旧守令交接时所需费用均需由百姓承担的弊端。他把当时筹集到的数百金分配给各个村庄，使之每年生利，官家不得干涉这笔钱的用途。官员更替时所发生的“刷马费”和各种进贡的费用，全部由这笔钱承担。他要求把这一条款制定详细，永不得废止，永久遵行。另外，他还建立洞会议制度，使百姓们每年春秋两季参加会议，朗读并遵行约条。由于这些措施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于是有人甚至动议为他设立木碑。1779 年春，还编写了木川县志 大麓志。这是为了解木川县实情而进行的文献编撰工作。关于编写邑志，此前顺庵曾有过编写广州府志 的经验。他的编撰经验，加上在木川县实际的执政经验，以及现有已编写成册的 旧大麓志 作基础，成就了这部县志。与作为通志性质强烈的 舆地图书 一部分的 旧大麓志 相比，大麓志 的进步之处在于它是一部地方个性较强的邑志。即，作为地方史书，其内容更加丰富，尤其是下卷，全部为人物介绍，非常引人注目。例如，“人物条”经常收录名宦，他用“邑先生案”代替；“科宦”组中，他淘汰人数相对较少的生员和进士，新增“寿职”；在人物篇目中，还收录了儒行、文艺和忠义等内容。大麓志 的意义在于，它的这种新鲜转型引领了 18 世纪邑志编写的新潮流。尤其是顺庵编写 大麓志 并非依国家命令的官编邑志，而是以地方守令为首，与辖区士族合作编写，从这一点看，也具有深远意义。通过编写邑志，能准确了解地方实情，并能为改善地方状况倾注271关于此类官民沟通的方式和意义，韩 金京淑（音），2013，安鼎福的信访政策和官民沟通，顺庵安鼎福的日常和丽泽齐藏书，成均馆大学出版部，第 188 192 页。有关防役所内容详细记录在 顺庵集 卷 16 木州政事 附录 创设防役所传令 和防役所节目 中。对此更具体的研究，可参考（1981），朝鲜后期乡权走向和统治阶层之去向 忠清道木川县案例，韩国文学 2，首尔大学韩国文化研究所，第226 231 页，韩 卢慧京（音），2006，第 137 138 页。顺庵的 广州府志 没有保存下来，只是在 顺庵集 卷 18 中留有 广州府志序，可猜其规模。朝鲜儒子之乡政努力。事实上，他在木川县上任的路上，下发的第一道命令就强调了乡所的职责。本邑弊政所在，官无以知之，乡所则本邑土人，其于民弊所存及官家弊政，万无不知之理，为先论列诸般弊政以报。又急急知委于各面风宪辈，聚其本面父老，当面内弊政，一一详问驰报，官未赴任前，星火来告。木川邑志 大麓志 于 1779 年春，也就是顺庵安鼎福的任期（1776 年 10 月 1779 年 4 月）的最后阶段才告完成。这一方面是因为校对工作的延迟，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编写新邑志，必须收集最基础信息，寻求协助，而这消耗了不少时间。顺庵安鼎福在木川县任期共为 2 年 8 个月，他为爱民、善政付出的努力，正如以上所述，是极大的。但朝廷对他作为县监的考评并非全是优秀，这其中，如以上所述，应该是那些直接负责民生行政的乡吏们的作派起了作用。四遗留问题顺庵制定 广州府庆安面二里洞约，其意在于看到自己当时居住的村庄风俗日渐颓废，村民们的实际生活越来越艰难，他想改变现状。噫。吾洞数十年来，风斁俗败，便作互乡之难言。而猾任顽校，又凭城社而恣横。如之何民不穷而俗不渝也。外侮之来，固无可奈，而礼义根于人心之固有，若因其固有者而修明之则可矣。此郑孔南之所以拳拳于此，而托余而立条者也。夫作法导人，先顺民心。民心之不顺，恒由于害政。今洞中为民害者，梳栉而除之，使民心有所归依，然后教亦可行。孟子论王政，制民产，居学校之先，良以此也。371与 大麓志 相关内容，韩 金守泰（音）（1987）前面论文中有详细研究。韩 安鼎福：顺庵集 卷 16，木州政事乡厅下帖。顺庵集 卷 18，广州府庆安面二里洞约序。国际儒学论丛（第11辑）当时，顺庵与名为郑孔南的士人一起商议并主导制定 广州府庆安面二里洞约，首先解决了的“梳栉而除之”“为民害”“害政”等事项到底是什么，现在已无从可知。但他把这件事比作 孟子“制民之产”，从这一点看，我们猜测，可能是日益加重的下层民众的赋税等物质上的负担。而且，这很可能是在士族可以进行变通的力所能及范围内的“有害的”负担。其积极意义在于，至少士族们出面革除了强加在庶民身上的不当的、有害的痛苦。所以，是能够期待“使民心有所归依”的事情。此外，他还透露，他为教化民众设立的基础机构 洞约、乡约，肯定不同于官办的层次，只能独立施行。洞里之设，民间私契，而亦可为推行。乡约之渐，近来官家必责以田政军政督籴之任。是以士夫厌避。而洞宪解弛，此亦轸念处也。官自有许多面任，令行禁止，不患无其术。而何必藉重于执纲，徒致骚扰乎？他特别强调，洞政与守令面任（村长）主管的官政层次不同，应该实行居民自治。当然，顺庵在这里想说的是，他并不是要实行反对官政的洞政，这是勿庸置疑的。他确信，只有实行不囿于官政层次的、居民自发的自治洞政，才能够在一切洞契、洞约、洞政的基础上，使中央政治得以改善，甚至可期待王政的实现。但他重申，为实行洞约、洞政，最重要的是以顺应民心为本。如上所述，他从制定洞约之初，就有一个大前提：为了制定法律，引领民众，首先必须顺应民心。顺庵作为实际的牧民官员，推行牧民行政的宗旨和实际执行情况如以上报告所见。但是在当时，他的信念只能在一种非常局限的情况下有效，很难一下子改善依然当时通行的风气。（责任编辑：刘云超）471大邱夫仁洞契 由士人崔兴远主导制定，“与洞人共同定契，设先公田，应对百姓缴纳赋税。”因此，洞内居民一年未曾见到（来催收赋税的）官员。韩 安鼎福：顺庵集 卷 4，答留守箕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