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视角下公司法中“连带责任”的语义检视.pdf

交大法学 （）民法典 视角下公司法中“连带责任”的语义检视安晨曦目次一、民法典与公司法中的“连带责任”二、突破有限责任后的“连带责任”三、对瑕疵出资的“连带责任”四、瑕疵股权让与中的“连带责任”五、抽逃出资中的“连带责任”六、结论摘要民法典中的“连带责任”，具有连带债务与连带民事责任两种语义；公司法规范中的“连带责任”采用了这两种语义，但还存在诸多不妥当的用法。滥用公司独立人格而突破有限责任时，股东对公司债务处于承担无限责任的状态，不宜表述为“连带责任”。初始股东对其他初始股东瑕疵出资承担的“连带责任”，既非连带债务又非连带民事责任，而应参照一般保证之规则。瑕疵股权让与中，仅应由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承担瑕疵补足责任，不产生“连带责任”。协助抽逃出资后，在公司面前，董事、高管因违反信义义务而应赔偿，其他协助人因共同侵权而应赔偿，自然生成连带关系；在债权人面前，参与抽逃出资者各自因侵害资本充实而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同样自然生成连带关系。关键词连带责任连带债务无限责任债权人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多次使用了“连带责任”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同样使用的私法基础概念。作为私法特别法，公司法理应与一般私法保持概念语义的一致。如此，民法典中“连带责任”的语义似乎可以理所当然地应用于公司法领域，且应具有相同的含义。不过，即便在民法典中，“连带责任”一词也并非拥有确定的语义：“连带”固然不存在歧义，但“责任”是何种“民事责任”，甚至是否是“民事责任”，都无法从“连带责任”四个字中直接找到答案。因此，应当首先探究民法典中“连带责任”的语义应用，以此限定公司法中“连带责任”可能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的语义范围。当然，“公司法与民法典中连带责任的语义具有一致性”只是一种假想状态。倘若公司法规范规定的某种“连带责任”并没有落在民法典设定的“连带责任”的语义范围内，就会推翻上述假设。此时，表面上相同的用词意味着虚假的体系一致性，这有可能误导司法实践，也会使理论研究建立在错误的概念基础之上。因此，确认民法典中“连带责任”的语义后，仍需仔细分析公司法规范中每一处使用“连带责任”的情形，判断它们是否与民法典中“连带责任”的语义保持一致。倘若答案是否定的，便意味着它们并非民法典确立的概念体系中的“连带责任”，甚至并非“连带责任”。此时，需要重新审视相关条文，还原“连带责任”下隐藏的真实含义。一、民法典与公司法中的“连带责任”（一）民法典中“连带责任”的语义界定“连带”一词主要应用于“连带债务”：各债务人共同履行且履行顺位相同，每个债务人都应履行全部债务。不过，“连带”并不限于债务，只要多个义务人共同面对同一权利人并承担具有同一内容的义务，均可能产生连带关系，如连带民事责任、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一词中，“连带”规定了多数义务人之间的关系，“责任”则决定了实体内容。“连带责任”首先出现在民法典总则编民事责任一章中，自然应将其解释为“连带民事责任”。此外，民法典合同编也多次使用“连带责任”。我国民法概念体系中，债务不等于责任，因此，合同编中的“连带责任”显然不会直接指向惩罚性的后果，而是合同的履行，此时“连带责任”的含义应为“连带债务”，而非“连带民事责任”。可见，民法典中的“连带责任”具有两重语义，即连带债务与连带民事责任。二者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不可混淆。（二）公司法中“连带责任”的多种类型我国现行公司法规范体系中，共有 条设定了“连带责任”，公司法第 条还间接提到了“连带责任”。每一个条文都指出了在何种情形下由哪些主体承担“连带责任”。有些条文强调的是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如公司法第 条以及公司法解释三第条为发起人设定了“连带责任”，公司法第 条规定了公司分立后存续的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其余条文强调的则是承担“连带责任”的场景，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对公司债务承担的“连带责任”，包括公司法第 条第款、第 条，以及公司法解释二第 条。前两个条文均要求股东与公司就公司债务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属于“公司人格否认”规范。第三个条文规定了解散义务人造成公司会计资料灭失致使无法清算时应承担“连带责任”。二是对瑕疵出资承担的“连带责任”，可分为两种子类型：一是出资义务的瑕疵履行，公司法第 条、第 条规定公司所有初始股东对彼此的瑕疵出资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解释二第 条、公司法解释三第 条承认债权人可就此主张“连带责任”；二是瑕疵股权转让，即公司法解释三第 条，要求出让人与受让人对补足出资瑕疵承担“连带责任”。交大法学 年第期如民法典第 条规定，“共同承揽人对定作人承担连带责任”。参见魏振瀛：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责任 从物权法到民法典的规定，载现代法学 年第期，第 页。三是对抽逃出资承担的“连带责任”，即公司法解释三第 条，此时由抽逃出资的股东与协助人承担“连带责任”。（三）民法典设定的“连带责任”的基础语义无法充分适用于公司法依据概念体系一致性的假设，公司法中的“连带责任”理应与民法典中的“连带责任”具有相同的语义，也就是说，它们要么应该是连带债务，要么应该是连带民事责任。强调承担“连带责任”主体的两种情形中，发起人之间的关系近似合伙人，公司分立客观上增加了债务人的数量，二者都符合连带债务的特征，一般也都认为它们是连带债务。其他情形则都难以落入民法典确定的“连带责任”的语义范畴。股东滥用公司人格中，股东不是公司债务的当事人，不可能与公司共同承担连带债务，也不可能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违约责任，而若认为股东侵害了债权并承担连带侵权责任则极为牵强。瑕疵出资中，其他初始股东显然不是瑕疵出资义务的连带债务人，不可能以某一个股东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认为所有初始股东都侵害了公司乃至债权人的权利。瑕疵股权让与中，出让人已构成债务不履行，受让人在明知的情况下仍受让股权，依据法感似乎可以轻松证成设置连带关系的正当性，但逻辑上却很难证成受让人因受让瑕疵股权而共同承担债务或民事责任。抽逃出资中，抽逃出资行为是否构成针对公司和债权人的侵权行为、不同协助主体是否都应被认定为协助侵权人，也有待考察。尽管多有不合逻辑之处，倘若依据民法典第 条、第 条将上述情形认定为法定连带责任或法定连带债务，甚至承认特殊的“商事连带责任”的存在，似乎可以免去论证负担。然而，这只是一种利用制定法权威掩盖理论瑕疵的补救手段，倘若将错就错，可能使理论与实践走上更为错误的方向。正确的思路必然是分析公司法设定“连带责任”的场景，确定逻辑上更为合理的法律效果，以重新审视公司法中“连带责任”的应然语义，必要时否定“连带责任”的设置。二、突破有限责任后的“连带责任”公司具有独立人格、独立财产，公司以自己的全部财产作为公司债权的责任财产，股东履行完出资义务后无需再投入资金帮助公司清偿债务，是为有限责任。但是，股东有可能控制公司的行为，以至于使公司成为股东的“另一自我”。如果股东利用公司独立人格逃避债务，这有违有限责任的初衷，断然不可容忍，此时需要否定有限责任之屏障。公司法第 条第款、第 条的适用目的均为矫正有限责任的滥用，进而保护债权人。有限责任的否定似乎与“连带责任”毫不相关，因为此时的焦点不在于“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股东如何与公司一起承担债务”，而是“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股东必须对公司债务负责”。不过，既然立法者为股东与公司设置了“连带责任”，便只能以实证法为起点，分析这一“责任”产生于何处，又是何种“责任”。（一）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承担公司债务的义务来源首先可以排除的观点是，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三人如何侵害债权本就充满争议，“悖俗侵权”理论在我国亦未得到实证法支持。更何况，若此种观点成立，侵权责任将会替代违约责任，成为公司债权人主张权利的基础关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既然三方的关系必然发生在合同的框架内，那么股东承担的可能是合同债务，也可能是违约责任。由于违约责任必然由合同债务转化而来，所以要想让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与公司承担“连 安晨曦民法典视角下公司法中“连带责任”的语义检视参见张平华：商事侵权与民事侵权的“形似神异”：以连带责任为中心，载法学 年第 期。带责任”，就必须使之成为公司对外债务的债务人。问题可以进一步转化为，如何使股东进入公司与债权人的合同关系。信义义务信义义务是商法的特殊规则，应当首先考虑。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往往是控股股东，他们也可能承担信义义务。信义义务建立在股东与董事、高管之间的特殊信赖关系之上，有着较为概括的标准，其能以更低的成本限制董事、高管的行为，保护股东的利益。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也存在类似的信赖关系：其他股东将公司决策权事实上委托给了控股股东，控股股东便应对权力的来源承担信义义务。然而，无论是否承认控股股东负有信义义务，其目的都只在于保护股东作为剩余利益所有权人的利益，完全与债权人无涉。更何况，信义义务需要以委托代理关系为基础，很难认为债权人也将一部分权力交给了控股股东，或者对其有所委托。因此，在信义义务的框架下，纵然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是不当行为，但控股股东就此只对其他股东负责，不对债权人负责。股东不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默示允诺公司法第 条第款规定：“公司股东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这看上去是一项法定义务，但它更是一项全体股东的约定义务。公司基于股东的共同意思成立，是若干契约构成的契约束。无论是初始股东还是后来加入公司的股东，都通过发起人协议、设立章程的决议、取得股权的行为等方式，明确或暗含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与其他股东形成了各种合意。人格独立是公司的基本特征，也是设立公司的前提。相应地，尊重并不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也是对股东设立与加入公司的基本要求，这一点应当体现在股东与公司相关的一切意思表示之中。因此，“不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之义务理应存在于股东间的默示合意中，而非来自法律施加的外在约束。然而，合意只对当事人有效，它可以在股东间、股东与公司间发生效力，但不能对外产生效力。若要扩张该义务的约束范围，需要借助其他意思自治工具：具有约束力的意思表示不限于契约，也包括允诺。允诺不必有确定的相对人，也可使允诺人受到某种义务的限制，利害关系人亦可据此提出请求。如此可以认为，一个人成为股东时，他既与全体股东达成了不滥用公司人格的合意，又同时做出了不滥用公司人格的允诺，后者既是股东的义务来源，又是公司债权人的权利依据。不过，因为债权人的利益与公司人格是否独立并无直接关联，他只需要关心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是否会导致债权无法实现，所以债权人只应在权利受到实质侵害时才可据此提出主张。总之，尽管全体股东没有参加公司与债权人的合同，但可以认为他们通过概括的默示允诺，为自己设定了一项附条件承担公司债务的义务：一旦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并影响债务履行，就自动成 交大法学 年第期参见王建文：论我国构建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依据与路径，载比较法研究 年第期。参见美阿道夫伯利、加德纳米恩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甘华鸣等译，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参见张学文：封闭式公司中的股东信义义务：原理与规则，载中外法学 年第期，第 页。参见美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丹尼尔费希尔：公司法的经济结构（第版），罗培新、张建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参见美莱纳克拉克曼等：公司法剖析：比较与功能的视角，刘俊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页。参见徐涤宇、黄美玲：单方允诺的效力根据，载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第 页。为公司全部债务的债务人。（二）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与公司存在连带关系的客观基础尽管默示允诺能够解释股东如何进入公司对外债务，但仍不足以证明股东与公司之间存在的是连带关系。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后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是一种抽象的标准，需要结合具体因素加以判断。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 条表示，认定公司与股东是否存在人格混同的根本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据此，“独立性”同时存在于意思与财产之上：独立的意思是公司的逻辑基础，独立的财产是公司的物质基础，二者失去其一，独立性便可受质疑。但有时，公司可能没有独立的意思，例如一人公司或者存在控股股东的公司，所以公司法第 条完全没有考虑一人公司是否意思独立，仅以财产是否独立作为公司人格否认的判断标准。此外，九民纪要第 条列举的种判断是否构成人格混同的因素，实质上都是财产混同。可见，财产是否独立才是判断股东是否“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根本标准。财产独立是有限责任的前提，“财产混同”消灭了有限责任的基础。一旦有限责任被推翻，将会产生与之相对的无限责任，也就是说，股东应当以自己的财产履行公司的债务。于是，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股东的财产与公司的财产都将是清偿公司债务的责任财产，一般形象化地表述为“将公司与股东视为一人”。但是，有限责任被否定不等于公司人格消灭，责任财产的“合并”也不意味着人格的合并，清偿公司债务的责任财产仍然分属于两个主体，履行债务的主体自然同时包括股东与公司，连带关系便就此产生：股东与公司的财产均为公司债务的责任财产，但他们仍是两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因此应当连带地履行债务。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公司法草案）第 条第款增加的“横向人格混同”规则，效果也是生成“连带责任”，可资佐证。同一个股东控制的多个公司发生人格混同时，每个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有限责任都被推翻，每个公司原先的独立财产都与股东个人财产共同作为该公司债务的责任财产。在股东个人财产的“连接”下，所有公司的独立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进而“合并”为整体的责任财产，对任一公司的债务负责。所有公司与股东都是独立的法律主体，因此履行债务时必然客观地呈现出连带关系。（三）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承担的应是“无限责任”多个独立法律主体的责任财产“合并”而生成的连带关系，明显不同于连带债务。连带债务中，连带关系仅关乎履行债务，但连带债务人彼此仍然保持责任财产的独立。因此，虽然股东与公司连带地履行了公司的债务，但不能认为此种法律关系是连带债务、股东是公司的连带债务人。此处的法律效果显然不是民法典定义的任何一种连带责任。真正应该强调的是“突破有限责任、产生无限责任”这一法律上的状态，是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承担债务时的“无限性”。无限责任是一种概括的状态，不是债务的履行形态，更不是违反某种义务的不利后果。尽管“无限责任”也包含“责任”二字，但它完全不属于民事责任或连带债务的概念体系。它具有两层意思：第一，股东应当履行公司债务，以此区别于绝不承担公司债务的有限责任；第二，股 安晨曦民法典视角下公司法中“连带责任”的语义检视 见前注，莱纳克拉克曼等书，第 页。参见黄辉：中国法人格否认制度实证研究，载法学研究 年第期，第页。宋燕妮、赵旭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年版，第 页。参见王军：人格混同与法人独立地位之否认 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号，载北方法学 年第期，第 页。参见赵廉慧：有限责任的性质与功能，载广东社会科学 年第期，第 页。东应当以自己全部财产履行公司无法偿还的所有债务，以此区别于仅以认缴额为限对公司债务负责的有限责任。当然，无限责任状态下，履行公司债务时，股东与公司间必然会呈现出连带关系，可连带关系只是对股东与公司间法律关系外观的描述，并不是对这一法律关系本质的反映。总之，公司法第 条第款使用的“连带责任”并非完全错误，但仅仅正确地指出股东应与公司“连带”地履行债务。这一用词带来的更多是误导：“连带”只是无限责任造成责任财产范围扩大的当然结果，“责任”更不是民事责任或连带债务等具体后果，而是应履行公司无法清偿的所有债务这一抽象的状态。从“连带责任”的文义中完全无法推导出“无限责任”，从“无限责任”中却可以推导出连带关系的存在。因此，根据法律效果之实质，将“连带责任”替换为“无限责任”，更为妥当。（四）同质规则：公司法解释二第 条与公司法第 条以上结论可以推广到下述两个法条。公司法解释二第 条的理论基础与滥用公司人格有相似之处。尽管“怠于履行义务”似乎指向信义义务，“无法进行清算”又像是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但就算这两种解释进路成立，也仅能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事实上，公司并不会因为会计资料的灭失直接受损，公司应清偿的债务数额不会发生变化。会计资料灭失产生的不利结果，主要是增加了解散清算中计算公司积极财产与消极财产数额的困难程度。此时或可认为解散义务人与公司发生了财产混同：解散义务人控制公司财产，清算开始前应完整“交出”公司；会计资料灭失后，无法证明公司被清算组“接管”前拥有财产的范围，也难以证明解散义务人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如此，可将解散义务人的财产与公司剩余财产“合并”，共同作为清偿公司债务的责任财产，进而在解散义务人与公司间产生连带关系。公司法第 条提到的“连带责任”同样应是“无限责任”。该条要求公司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连带责任”出现在“出资人”的定语中，它限制的行为应是“在被投资企业的所有债务中都担任连带债务人”。只有承担无限责任的出资人，如合伙人，才可能处于此种状态。此处的“连带责任”同样只是结果和表象，“无限责任”才是原因和实质，也应将其还原为“无限责任”。三、对瑕疵出资的“连带责任”公司法第 条、第 条规定，公司的初始股东应当就其他股东非货币出资实际价值与认缴价值的差额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解释三第 条进一步将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扩张到“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法草案第 条将这一规则的适用范围限定为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义务是股东对公司负担的债务，债务不履行的一般规则当然可以适用于出资义务的不履行：未缴纳出资、部分缴纳出资以及非货币出资存在价值瑕疵，分别与未履行、部分履行以及瑕疵履行对应；债务不履行的后果，要么是继续履行、给付迟延利息并赔偿可能产生的损失，要么转 交大法学 年第期 参见李清池：公司清算义务人民事责任辨析 兼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号，载北大法律评论第 卷第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参见余延满、年亚：论清算不能时债权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 以公司法解释（二）第 条第款为研究对象，载湖北社会科学 年第期，第 页。本文使用“解散义务人”而非通常使用的“清算义务人”，其原因在于，公司法解释二第 条的适用场景为清算组成立之前，此时尚未开启清算程序，仍处于公司的解散阶段，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负责的工作是组建清算组并交接公司，不宜称之为“清算义务人”。参见丁勇：认缴制后公司法资本规则的革新，载法学研究 年第期，第 页。换为损害赔偿。如此，其他股东针对瑕疵出资的“连带责任”，似乎应是“连带违约责任”。这一结论当然会受到质疑：出资义务作为一项债务，本应由作为债务人的股东对此完全负责，为何需要其他初始股东也对此负责呢？而且，其他初始股东如何仅在承担违约责任的阶段才开始对这一债务负责呢？更何况，其他初始股东只是为他人“垫付”出资，能够认为他们承担的是“连带违约责任”吗？（一）初始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正当性基础为了解决以上疑惑，首先需要找到一个对于所有初始股东都具有约束力的正当理由，证明他们需要为瑕疵出资共同承担责任。曾经的基础：资本实缴制与债权人保护的结合最为合理的答案是曾经施行的实缴制。实缴制下，上述规则被归入“资本充实责任”：中国版“资本维持原则”下，实缴制是资本维持的起点，是出资环节应当实现的最终目标，一方面要求实缴，即每一个股东都要足额履行出资义务；另一方面要求实收，即公司应当及时验资，证明实缴充分。但若存在不诚信的股东，实缴与实收就会断裂开来，在公司内部，将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但公司仍可通过其他方式筹措资金；在公司外部，提高债权无法实现的风险，影响债权人的利益。因此，有必要设置公司的内部压力机制，督促其完成实缴实收。催缴、限制股东权利都是可行的方案，但都无法实现资本充实。如此，只能为全体初始股东课加要求，激励其互相监督，实现足额实缴：只要有一个初始股东没有完成实缴，其他初始股东就要代其补足出资。针对初始股东提出此种要求是有效的：初始股东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信赖程度更高，监督成本更低；同时，完成实缴的周期较短，短时间内所有初始股东更容易相互监督。然而，年实缴制改为认缴制，“资本充实”不再具有中心性的价值，甚至可以认为，出资义务逐渐接近于普通债权：无论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公司资产始终不变，只是履行前公司享有债权，履行后债权转化为股本，是否完成实缴不会对公司资产造成负面影响。而且在认缴制下，认购和履行时间的高度分离也使初始股东难以持续关注其他初始股东出资的履行状况，要求他们相互信赖、相互提供信用似乎强人所难。因此，认缴制下继续要求初始股东互相对瑕疵出资负责，似乎不再合理。当前的基础：债权人保护尽管实缴制不复存在，保护债权人之价值却仍然成立。尽管在股东与债权人之间横亘着公司以及有限责任的屏障，但出资义务的完全履行，对于债权人仍然具有特殊意义：虽然债权也是资产，但在变为股本前仍然存在违约风险；而且，若公司面临破产，债权能否实现，将直接受到瑕疵出资义务能否得到补足的影响，债权人将有可能成为出资义务违约风险的最终承担者。足额履行出资，既符合法定资本制的要求，又能降低债权人本不该承担的初始股东违约风险。因此，必须通过合适的机制，使得出资义务的违约风险完全由公司的剩余所有权人也就是股东承担。这一体现实缴制残留的规则，由此重新找到了存在的基础。因为出资义务的违约风险是间接的、远期的，加之有限责任的存在，所以不宜承认债权人可以直接对初始股东提出补足瑕疵出资的主张，相应的请求权应当首先交给出资义务的相对人，也就 安晨曦民法典视角下公司法中“连带责任”的语义检视 参见陈甦：公司设立者的出资违约责任与资本充实责任，载法学研究 年第期，第 页。参见丁勇：认缴制后公司法资本规则的革新，载法学研究 年第期，第 页。参见郭富青：资本认缴登记制下出资缴纳约束机制研究，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年第期，第 页。是公司。不过，由于这一规则的目的不在于保护公司，公司运用此种内部压力机制督促出资的动力可能有所欠缺，所以必须赋予债权人请求权，允许其在必要的情况下直接维护自身利益。（二）初始股东承担的“连带责任”的真正内涵既然为瑕疵出资设置“连带责任”是合理的，便需要寻找一个适当的渠道将其引入公司法规范体系。最理想的路径当然是结合公司法的性质与公司章程的特性，使之对公司、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产生影响。约束力的来源公司法可被认为是基于实践而不断发展的为公司运行提供成文化参考的文件，一方面它用于固定实践中产生的需求，另一方面则用于补充实践中不尽完善之处，尤其是填补不完备的章程，以节省成本。如此，公司法设置的为瑕疵出资的补足承担“连带责任”规则，可被认为是一种法定的默示条款，嵌入每一部公司章程之中。公司章程又是股东合意的体现，所以股东在同意章程的同时，也对补充进章程的公司法规范表示了同意。同时，如前一章所述，还可认为所有初始股东都做出了愿意补足瑕疵出资的允诺，为公司债权人提供了提出请求的依据。由此，任何初始股东都应就其他初始股东的瑕疵出资，对公司乃至所有无法受偿的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连带责任”的性质获得约束力后，还需要分析此种“连带责任”是否能够落入民法典确定的“连带责任”的语义范畴。一方面，任何初始股东都不是他人出资义务的原始共同债务人，承担的不可能是连带债务。另一方面，设置“连带责任”的目的，主要在于优先保护债权人，绝非惩罚其他初始股东、优待存在瑕疵出资的股东。若其他初始股东履行了“连带责任”，应当享有追偿权，而非承担终局性的不利后果。他们只是临时“垫付”了出资义务，而非“代替”存在瑕疵出资的股东完成出资，不应因为他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而使自己受到法律上的否定评价，否则将是“代人受过”。因此，此种“连带责任”绝非任何一种民事责任。跳脱出民法典确定的“连带责任”的语义，可以发现此种“连带责任”与保证极为相似。首先，民法典的概念体系中，保证亦被称为“保证责任”，将此处的“责任”解释为“保证责任”并没有突破“责任”一词的语义范围。其次，在结构上，根据前一小节所述，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正当性来自合意，其内容涉及金钱的履行，约束力存在于股东、公司与债权人之间，其他股东亦应对存在瑕疵出资的股东享有追偿权，完全可以认为此时存在一种类似于保证合同的无名合同。最后，在实质上，认缴本就是信用的体现，股东认缴的资本被认为是公司承担风险的“基石”，尚未完全履行的出资义务亦具有一定的担保属性，这些特征与保证基本一致。可见，准用保证，是最合理的选择。保证分为一般保证与连带保证。民法上以一般保证为原则，以连带保证为例外；商法上则为保证效率，以连带保证为原则。虽然公司法是商法，但不应认为此处存在连带保证。第一，根据前文分析，此处设置“连带责任”的目的不在于填充资本，而在于保护债权人。然而，保护债权人并非公司法领域中具有中心性的价值，而且此处保护债权人的需要并非十分迫切，不宜采取连带保证这一对于其他初始股东较为苛刻的保证类型。第二，履行出资义务并非商事交易，更何况在认缴 交大法学 年第期 参见朱锦清：公司法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见前注，费兰克伊思特布鲁克、丹尼尔费希尔书，第 页。参见英艾利斯费伦：公司金融法律原理，罗培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有学者认为构成一般保证，参见薛波：论发起人转让出资未届期股权的规制路径，载北方法学 年第期，第 页；有学者认为构成法定保证，参见郭富青：论公司债权人对未出资股东及利害关系人的求偿权，载北方法学 年第期，第 页。制下，出资更接近于普通债务，其“商法品性”进一步减弱，没有必要遵循商法的逻辑，设置连带保证。因此，此处参照一般保证更为合理。此外，先诉抗辩权的结构能够更好地解释公司与初始股东之间的关系：公司应先向存在瑕疵出资的初始股东请求履行，未获清偿后，才能向其他初始股东提出请求。债权人还要再增加一层“先诉抗辩权”：债权人应先请求公司履行债务，未获清偿后，再向瑕疵出资的初始股东提出请求，最后才能向其他初始股东提出请求。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仍然存在连带关系，但并非发生在规范表述的存在瑕疵出资的初始股东与其他初始股东之间，而是存在于所有其他初始股东之间，因为他们共同居于类似“保证人”的地位，从而当然地产生连带关系。“连带责任”语义的修正由于此处“连带”的“责任”既非债务又非民事责任，被“连带”的主体也不是法条规定的全体初始股东，所以必须通过解释修正“连带责任”的语义。考虑到此处应参照保证规则，可以结合民法典对保证制度做出的重大修改，寻找解释的突破口。民法典第 条一改 年担保法第 条的规定，将默认保证类型由连带保证修改为一般保证。然而，公司法第 条、第 条最初形成于 年，公司法解释三制定于 年，彼时尚适用原担保法。既然瑕疵出资中其他初始股东承担的“责任”应解为“保证责任”，原则上应与当时的默认保证类型（连带保证）保持一致，这也与法条表述的“连带责任”相互呼应。更何况，彼时公司法奉行实缴制，在全体初始股东间成立连带保证，更能实现资本充实的目标。如今，一方面民法典修改了默认保证类型，另一方面公司法领域早已奉行认缴制，为瑕疵出资设置“连带责任”的目标也从实现资本充实转向保护债权人，该条文的适用场景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应当与时俱进做出动态调整。既然该条文最初参照的是彼时的默认保证类型，那么如今参照当前的默认保证类型亦无妨，而且参照一般保证的规则同样契合当前公司法层面希望实现的价值目标。由此，瑕疵出资中的“责任”被修正为一种类似一般保证的法律关系，“连带”则不再存在于全体初始股东之间，而仅适用于不具有瑕疵出资的其他所有初始股东。（三）同质规则：公司法解释二第 条综上所述，当某个初始股东存在瑕疵出资时，其他初始股东应就瑕疵出资部分，加入对公司乃至债权人的债务清偿。但是，其他初始股东与瑕疵出资股东不应处于相同的履行顺位，且应当享有追偿权，毕竟他们不是债务人、承担的也不是任何形式的民事责任。他们的地位类似一般保证人，连带关系仅存在于这些“一般保证人”之间。以上结论可以直接适用于公司法解释二第 条：该条规定的“连带责任”同样针对出资义务，连带关系约束的对象同样是存在瑕疵出资的初始股东以及其他初始股东，债权人的请求权也产生于公司不能清偿之后。公司法解释二第 条可被看作公司法第 条、第 条与公司法解释三第 条在清算阶段的特别规则，它们调整的法律关系基本一致，对“连带责任”的解释也应保持一致。安晨曦民法典视角下公司法中“连带责任”的语义检视 学界一般称为“补充责任”，但其结构与先诉抗辩权几乎一致。参见梁上上：未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补充赔偿责任，载中外法学 年第期，第 页。参见周游：驱散公司发起人连带责任制度的迷雾，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第 页。四、瑕疵股权让与中的“连带责任”公司法解释三第 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让与瑕疵股权时，若“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或公司债权人可请求出让人履行出资义务，并由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该规则将受让人对出资义务瑕疵的认识作为要件，可就此区分两种情形：如果受让人主观上有所认知，便应与出让人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受让人对瑕疵出资毫不知情，则应由出让人独自补足瑕疵出资。由此可以产生两点推论：主观认识似乎是受让人对瑕疵出资负责且产生“连带责任”的基础；即使股权完成转让，存在瑕疵的出资义务也应由出让人继续履行。以上结论看似合理：一方面，出让人已经存在不完全履行债务的情形，由他继续承担责任无可厚非；另一方面，受让人主观并非善意，已经知悉风险，与出让人共同负责并不违反常情。但是，股权已经移转，出让人不再是股东，如何要求其补足出资瑕疵呢？而且，仅凭主观恶意，能够证成“连带责任”吗？（一）难以证明的主观要件依据法条文义，主观恶意要件对于成立“连带责任”殊为关键。然而，立法者早已习惯于站在“上帝视角”，没有注意到无论是非货币出资不实的事实，还是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的事实，都很难得到证明。非货币出资不实非货币出资是否不实是一种纯粹的事实判断。此时的“知道”，应是受让人对“非货币出资价值不足认缴额”这一事实的认知；“应当知道”则是验资报告或其他可公开查询的资料反映出来的“非货币出资价值不足认缴额”之结果。然而，当前强制验资程序不复存在，又基本不存在获悉非货币出资情况的渠道，根本无从判断“应当知道”。出资不实这种客观状态，在欠缺审核的情况下，就连出让人本人都可能无从得知，受让人更是难以知悉。本条竟然还要求公司或债权人证明受让人知悉出资不实，等于既要证明存在出资不实的状态，又要证明受让人确切的主观认识状态，难度可想而知。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 年制定公司法解释三时尚采实缴制，公司登记规则尚适用 年颁布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其第条规定，公司的登记事项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实缴出资额。受让人在股权交易中应尽到注意义务，事先查询公司登记事项。此时，出资义务的履行状态完全有迹可循。年公司法修改，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名册中仅需记载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章程记载的出资额也仅为认缴额。年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条更是全面确立了认缴登记制，强制登记的内容仅有认缴额。如此，实缴额完全与商事登记分离开来，证明难题也随之浮现：公司法制度中缺少公开实缴额的方式，法院何以判断受让人“应当知道”？实缴是公司内部掌握的信息，受让人如何确切地“知道”？就算受让人知道，向受让人提出请求者又如何知晓受让人已经知道？总之，将“知道或应当知道”设置为受让人与瑕疵股权出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要件，本意是 交大法学 年第期 公司法草案第 条进一步区分了未届缴资期限、未按期足额缴纳与非货币出资显著不足等三种情形，并就后两者在出让人与受让人间设置了“连带责任”，与公司法解释三第 条基本一致。参见肖海军：论瑕疵出资股权转让后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之主体范围 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条第款，载法商研究 年第期，第 页。参见罗培新：论资本制度变革背景下股东出资法律制度之完善，载法学评论 年第期，第 页。避免规范滥用，反倒阻却了规范适用：一方面，受让人本就难以确切知悉那些被要求知悉的内容；另一方面，他人更是难以知悉受让人知悉这些内容。如此，不禁使人怀疑，瑕疵股权转让中是否真的能够成立“连带责任”。（二）瑕疵补足责任应转移至受让人不仅受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股权存在瑕疵这一主观要件难以实现，原则上由出让人继续为瑕疵出资承担责任也不无可商榷之处。出资义务的瑕疵可被当作一种风险公司法解释三第 条的文义似乎意味着，受让人系“加入”出让人的责任、成立“连带责任”；就此作反面推理，倘若无需受让人“加入”，则应由出让人完全承担瑕疵补足责任。这一解释不应成立。非货币出资不实的情形中，非货币出资的实际价值低于认缴额是一种客观事实，在没有强制验资程序以及非货币出资评估报告的情况下，这一事实可能无法为任何人知悉。若在此种极端情况下让与股权，又在让与后追索出让人的责任，令人难以接受：出让人对事实的认知错误并无恶意，为何还要承担责任？如此，在当事人对于非货币出资不实完全不存在认识的情况下，公司没有理由继续向出让人主张责任，只能向受让人也就是当前股东，主张补足瑕疵出资。从另一个角度看，非货币出资不实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风险，是一种伴随着股权的瑕疵，第一风险承担人应是当前持有股权的股东。由此推广，不仅隐蔽瑕疵，即使出让人恶意隐瞒非货币出资不实之事实，也应适用此种规则；不仅事实上的瑕疵，法律上的瑕疵，亦即出资义务尚未履行完毕之法律状态，也应随股权一并移转。股东名册应为确定瑕疵补足责任人的标准承担瑕疵补足责任的主体变化的时间，还可参考股权变动时间。理论上存在两种观点，一为意思主义，出让人与受让人达成合意时股权即发生变动，二为形式主义，或为股东名册变更时，或为公司登记股东变更时。意思主义模式违背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封闭性对股权转让的限制，也使其他股东失去了“挑选”具有良好信誉的“合作伙伴”的机会，不尽妥当。形式主义模式下，股东名册存在于公司内部，登记则更容易为外部第三人获悉。但登记股东变动的意义，更在于预防一股多卖，要想确定瑕疵补足责任人，似乎无需等待登记的完成。因此，综合考虑成本与利益保护的实效，股东名册变动足以证明公司对股权变动的承认，至少适于作为确定瑕疵补足责任人的标准。依据九民纪要第条，股东名册是股东向公司主张股权的依据。相应地，股东名册也应是公司向股东主张包括出资义务在内的一切义务的依据。此点具有两层意义：积极效力为，公司仅可向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主张权利；消极效力为，未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据自己未被记载于股东名册之事实阻却公司的权利主张。让与股权后，当事人应申请变更股东名册，公司也应及时做出变更，股权名册一般能够及时反映股权变动。因此，除非怠于申请变更，否则公司只应向受让人而非出让人主张出资义务，因为只有前者记载于变更后的股东名册，后者则否。基于股东名册的功能，可以推翻此前依据法条文义得出的一系列解释，并得出以下结论：让与 安晨曦民法典视角下公司法中“连带责任”的语义检视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解释（三）、清算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年版，第 页。参见英乔恩格雷戈里：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和信用价值调整，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参见张双根：论股权让与的意思主义构成，载中外法学 年第期。参见范健、王建文：公司法，法律出版社 年版，第 页。参见张双根：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 以股东名册制度的建构为中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年第期，第 页。瑕疵股权并变更股东名册后，仅应由受让人承担补足出资瑕疵的责任，因为公司仅能向股东主张出资义务，股东名册是唯一根据；就瑕疵股权而言，受让人不是被“追加”的责任人，而是当然的责任人；由于股东名册是确定补足瑕疵补足责任人的唯一标准，所以完全无需考虑受让人的主观认识，也就是说，无论受让人是否知道出资存在瑕疵，都应补足。（三）出让人完全不再承受出资义务尽管已经证明应由受让人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