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叙事的建构进路——以事实认知为目标.pdf

裁判叙事的建构进路以事实认知为目标杨佳瑜摘要：案件裁判是裁判者是运用证据碎片还原案件事实的过程。从证据材料到裁判事实，案件真相从来不是不证自明的，这一过程离不开法官心证。但是，法官心证不仅隐性扩大了其自由裁量权，增加权力滥用的风险，而且使得裁判结果无从检验。因此，心证透明化是法庭事实认知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集逻辑推理、论辩商谈、语用修辞传统三大论证方法于一体的事实建构模式，叙事既是裁判过程本质的外化表现，又是一种符合本土实际的整体主义的证明进路。当前，明确将叙事作为事实认知的逻辑架构，有助于适度厘清和消解我国存在的事实认知方法缺乏、认知规则混乱、认知能力有限等多重困境，增强裁判的说服力，达到服判息诉的目的。未来，在承认叙事正向功用的基础上，还应重构裁判叙事的作用机制，保证叙事在兼顾情、理、法的轨道上规范运行。关键词：裁判叙事；事实认知；证据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612（2023）02-0019-172023年4月第 35 卷 第 2 期四川警察学院学报Journal of Sichuan Police CollegeApr.，2023Vol.35No.2作为刑事审判的核心环节，法庭审理是查明事实、公正裁判的关键阶段。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来，庭审实质化就被视为改革的重要举措。庭审的过程是认定案件事实、得出裁判结论的过程，裁判事实的认知效果是影响司法判断结果的重要因素。在理论上，裁判事实是在法律规定的程序内依据已掌握的证据材料对法律事实的判断，事实认知的过程、认定的结果依赖法官心证。法官心证始于庭审肇始，终于裁判作出，外化于文书说理。在实践中，过程心证的秘而不宣、结果心证的说理不足为司法审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法官心证处于无从检验的黑箱状态，当事人对司法活动的走向和预期缺乏可预测性。有学者通过分析曾经发生的 54 件被改判无罪的刑事冤错案例发现，全部错案均涉及案件事实的认知问题，或者事实认定不清，或者事实认定错误1330，可见，事实认知的错误是刑事错案的形成之源。近年来，提升司法透明度、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完善证据规则等一系列举措对冤错案件的防范具有一定意义，但多年前发生的聂树斌案、念斌案、赵作海案等冤错案件仍向我们发出警示：仅靠外部机制的预防与保障治标不治本，只有发现事实认知的规律，并建构一套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事实认知模式，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冤错案件，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267的司法终极目标。收稿日期：2023-02-28作者简介：杨佳瑜，女，河北邯郸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研究。19DOI:10.16022/51-1716/d.2023.02.015目前，以事实认知与裁判叙事为主题的研究在我国还不多，研究多聚焦于刑事诉讼客观制度的构建等方面，对事实认定与法官的内心确信等问题鲜有研究。在中国知网以“事实认知”为主题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我国近 10 年关于事实认知问题公开发表的论文仅有74 篇，且其中大部分与认知心理学相关，真正与诉讼法与司法制度有关的论文仅有 18 篇。这一数据充分表明目前我国法学界对事实认知问题不够重视。在已有研究中，对司法证明模式的探讨和比较研究的视角是分析事实认知问题的主流切入点，这些已有的智慧成果为我们探明事实认知的有效路径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方法论指引。然而，目前的司法现状与理论基础表明，我们对于事实认知问题的研究还远不足以真正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作为司法裁判的基础，法官所认定的事实若与案件客观真实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则司法裁判的公正性无从言起。因此，本文以既有观点为基础，从新的视角提出裁判叙事的建构进路，期望为我国事实认定提供新的路径选择。一、应然与实然：我国裁判事实的认知机理与自省认识论对裁判事实的认定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影响着事实认定过程中法官的方法运用与价值权衡，只有明确裁判事实的认知机理，同时归纳出我国裁判事实认知不足的表征，方能找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从而对症下药。（一）我国裁判事实的认知机理符合论、实用论、融贯论是指导法官事实认知的三大理论依据。符合论要求裁判事实的形成应尽可能与客观事实相竞合，最大化趋近客观事实。实用论要求事实认知方法应当以实用为标准，目前来看，裁判的可接受性是实用主义的主要表现，而叙事说理则是实现裁判可接受性的重要手段。融贯论要求裁判事实的认知过程应当协调、无矛盾，面对繁杂交错的事实与证据，达致融贯是准确认定裁判事实的重要检验标准。1.目的学视角下裁判事实的发现与符合论裁判事实的认知过程是一个通过证据不断揭示案件事实真相的过程，这一过程以发现真实为目的。由探求真理的本质可知，真理与事实是同一的。在这一意义上，真理就是事实，事实就是真理。西方思想认为“真理 意味着思想表象与事实的符合，即 adaequatio intellectus et rei（知与物的符合）。”3252众所周知，案件事实发生在过去，需要用证据来证明相关事实曾经发生或存在着，但在认识论和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裁判事实的认知面临障碍。柏拉图提出的“洞穴喻”4273暗示在感性世界中人类认识具有相对性、局限性和不可靠性。在司法实践中，片面强调真理探明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成分，对裁判事实的认知会走入一种极端的“法律真实说”，而片面强调真理探明过程中的实质标准，又会陷入形而上的困境，我们达不到绝对的客观真实，只能无限趋近于客观真实。因此，我们追求的裁判事实是其与客观事实、规范事实的竞合，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2.解释学视角下叙事说理的还原与实用论观察只是工具目的，观察行为必然会指向一个以此为依据的行动，这才是观察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的标准是实用。实用主义就是强调效用标准，通过把目的的适用性确定为真实性的标准和证据，以便使判决结论得到社会的认可，将真理诉诸于社会效用569。杨佳瑜裁判叙事的建构进路20在这一哲学意义上，真的判断就被赋予在认知主体对信念的可接受性上，从裁判事实的接收主体来看，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乃至社会公众都是裁判事实的接收者，他们对事实认知的接受状态是检验认知结论的实用标准，而裁判说理则是架构在法官与裁判事实接收者之间的桥梁，是解释法官认知过程的载体。可以说，叙事是“心证历程”的可视化途径。在司法证明的过程中，裁判事实的认定过程要依赖证据，首先通过证据信息的组合形成多个事实片段，继而通过事实片段的筛选组合形成最终裁判事实的叙事版本。因此，叙事的过程是从“证据碎片”到“裁判事实”的构建过程，是将“历史事实”无限还原的过程。一方面，叙事是法官根据其主观思维建构的，即描述了可能存在、发生过的事实，另一方面，叙事也是为司法裁判的形成服务的，它用于解释整个裁判事实的认知过程，包括证据运用、故事模型构建和故事版本选取（排除合理怀疑）等说理环节。可见，叙事说理是解释事实认知过程、再现某种事实的重要途径。3.方法论视角下证据推理的交错与融贯论证据是组建裁判事实的基本元素，证据推理是裁判事实认知的重要方法。从最初的证据材料到最终完整的证明体系，逻辑推理搭建起“证据链”，在这一过程中，两个证据指向一致，形成最基本的“证据链”，若干证据相链接形成“证据长链”，若干证据长链交织，形成“证据网”6173。证据推理必然要面对不同证据的交错纵横，尤其是在证据较多的疑难复杂案件中，法官需要在推理过程中作出抉择。换言之，法官必须在有限的证据里进行推理，对多种可能性做出选择，而选择的标准则依赖于“融贯”。融贯性（coherence）是瑞典著名法理学家 Aleksander Peczenik 在其文章 对理性的热情 中提出的，融贯的信念体系如同论证性循环的一个网络7190。融贯论最初产生在哲学领域，后进入到法学领域，融贯的标准就是要求各个证据之间、证据与事实性命题之间相互一致，没有明显的矛盾，共同服务或指向同一目标，得出可接受的结论。总之，各个证据链之间如果能够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的网络结构形式，就会产生最大的整理强度，这就是对证据推理的最高要求：形成一种融贯状态。（二）我国裁判事实的认知自省裁判事实属于判决事实，在性质上属于对案件涉及的生活事实或自然事实作出判断后所形成的事实命题840。裁判事实的认知偏差与错误是近些年来冤错案件的最直接成因，也是我国刑事审判中事实认知活动的普遍问题。1.控方主导型与质证效果不彰长期以来，控辩双方的平衡度不高也使得辩护功能未能充分发挥，继而导致影响法官事实认知的质证程序难以发挥作用。在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具有提前介入侦查的权力。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具有审前量刑协商的主导权。在庭审阶段，检察机关身负“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国家机关”与“国家法律监督者”双重身份。无论是自身诉讼地位还是获取案件信息，辩方均难以与检察机关对等，囿于控方的强势地位，辩方很难行使平等对话权。例如，在我国当前的庭审实践中，“打包质证”“捆绑质证”现象比较常见，有些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证据材料时，对证言笔录一般而言均采取直接宣读的方式，不管被告人是否听到且理解，一些法官又只是程式化地要求被告人对被宣读的证言作出有无异议的说明，而被告人很难记住宣读的全部证言内容，这往往导致无法有效质证9 66。杨佳瑜裁判叙事的建构进路212.规范粗疏性与认知程序虚无裁判事实的认知依赖科学完备的认知程序，立法规范的不够完整使得我国未建立起一套体系化的认知程序，在现有立法框架内，个别条文规范并不能掩盖认知程序虚无的现实。第一，我国没有完备的证据开示程序，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仅笼统规定了控方负有证据开示责任，辩方有申请调取无罪与罪轻证据的权利，并未对证据开示的范围、主体与具体操作流程作出详细规定，这就导致控辩双方仍有在庭审中进行“证据突袭”的可能，从而影响法官对事实认知的顺利进行。第二，我国举证质证程序被书面审理模式所取代，由于我国没有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并且针对证人出庭的规定仍不完善，造成实践中以宣读案卷笔录代替证人出庭的弊病，影响裁判事实认知的真实性。第三，证据采纳程序与采信程序混同，关于证据审查，我国立法上规定了证据三性的资格标准，并辅以一系列证据规则，司法实践中通常以是否符合法定证据形式以及能否证明案件事实作为证据审查的条件，呈现“一步认证”的特点，但是没有明晰证据认知程序的先后顺序与逻辑层次，从而不能满足证据认知的实际需求。3.印证单一化与认知方法机械当前，印证方法已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运用的一种证据认知方法，印证的合理适用固然能为事实认知提供助益，但时有发生的冤假错案也表明，印证方法的不当运用会产生错误事实认知的后果。其中，虚假印证、过度印证和印证运用简单化是当前印证方法运用不当的典型表现。例如，有些侦查人员基于绩效考核压力，强求印证，甚至人为制造印证证据。又如，司法人员过于强调和追求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而忽视对单个证据的独立审查，在单个证据未被查证属实时，即被表面上的相互印证所迷惑，错误认定事实。此外，我国并未建立完整的印证方法体系，但是除印证外，其他可操作性强的认知方法缺乏。这也是印证方法在实践中被封为“圭臬”的主要原因。认知方法不足且机械运用严重影响了裁判事实的顺利认知。二、比较与检视：事实认知面面观从审理模式来看，“对抗制”（adversary system）与“纠问制”（inquisitorial procedure）分别是两大法系最具代表性的审理模式。从论证方法来看，演绎推理法、论辩商谈法与语用修辞法是传统三大法律论证方法，三者均在不同时期占据主流。建构我国事实认知模式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从两大维度中寻找事实认知的本质规律。（一）不同审理模式下的事实认知1.对抗制审理模式与两造竞争在对抗制审理模式中，法官的任务是，在当事人于诉讼程序中举证并得到确定的范围内，认定案件事实的相对真实性。法官并不负责主动调查、增加诉讼请求等，若案件事实未予最终确定，法官可不予理会10812。在对抗制模式中，裁判事实正是在诉讼两造各自对立的观点中，通过竞争来加以认定，这样认定的事实更接近于事实真相，也据此产生了交叉询问。交叉询问是指在诉讼中，由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人进行的诘问，包括主询问、反询问、再主询问和再反询问等环节。经过交叉询问，被证实为真的证言可作为认杨佳瑜裁判叙事的建构进路22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纠问式审理模式与法官主导纠问式审理模式的形成与法定证据制度有紧密联系，往往采用非理性的方式，以期获得实质上“正确的”判决10812。纠问式审理模式中，裁判事实的形成依赖于法官，具体表现为：一是法官具有法定的调查证据的权利，具有官方垄断证据收集的特点；二是法官具有释明权，包括可直接要求当事人进行说明直到法官真正明白当事人的意图的消极释明权和主动提示或暗示一方当事人对某一要件事实加以举证和证明的积极释明权；三是法官掌握构建裁判事实的故事版本的权利，整个庭审的证明过程是完全由法官控制的一体过程，法官通过搜集、审查、采纳证据力求实现对事实真相的探索，形成对案件事实的构建。由于法官对判决结果负责，故法官最终查明真相的期待是明确且不可回避的，裁判事实的形成主要依靠法官的主动认知与建构。这种模式下，虽然法庭证据较少受到诸如捏造等假象的影响，但是，纠问制实现实体真实的前提是，法官专业能力强、廉洁公正和严格自律，这也是职权主义能够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8168。（二）不同论证方法下的事实认知事实认知的过程具有动态性、交互性和可辩驳性。在这一过程中，法官不仅要论证裁判规范，也要论证裁判事实，更需要论证裁判结果与法律规则之间的因果逻辑链。这就要求裁判事实的认定必须建立在法律论证的基础之上，逻辑、对话（论辩）和修辞的方法是法律论证的三种基本方法。1.演绎推理法与形式逻辑有效性法官进行事实认知的过程必须符合逻辑，演绎推理是从一般性前提到个别性结论的推理方法，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属于一种确定性推理。在演绎推理中，只要推理前提为真，推理过程合法合规，结论就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演绎推理的优势在于逻辑严谨周密，不会被主观因素的介入，能维护自身的客观运行。最为典型的演绎推理法是德国学者拉伦茨提出的三段论法，用逻辑符号表示为：若 TR，S=R，则 SR11150。此外，演绎推理包含多种形式，我们常见的三段论推理只是其中一种，假言推理、选言推理和关系推理等均系演绎推理的具体表现形式。众所周知，事实认知以逻辑思维为基础，离开逻辑思维就无法进行准确的事实认知。演绎推理法充分体现了形式逻辑在事实认知中的重要性，形式逻辑使得法官能够以推理的方式，而不是以建立在兴趣、情感、偏见与神秘等基础之上的非理性判断，进行相应的价值取舍128。可见，由演绎推理映射出的形式逻辑在事实认知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2.论辩商谈法与参与主体合意性事实认知的结论关乎法的权威与稳定，为了实现“合理的可接受性的法律”被公民自愿遵循，事实认知的结论符合参与主体的合意至关重要。对此，无论是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还是我国的控辩式诉讼模式，都强调事实认知过程中参与主体的论辩与商谈，以此得出“终极意见”，如此，一种依赖沟通的客观与规范相结合的“求真”观念就产生了。“求真”的过程表现在庭审中即事实认知的过程，它应当保持理性，只有以科学、合理的方式进行，这一过程的最后结论才能为法律共同体所接受。其中，杨佳瑜裁判叙事的建构进路23参与主体达成最后的合意是对事实认知结论的最佳认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论辩商谈法的运用至关重要。古有“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今有“控辩对抗，法官中立”，尽管表述不同，但其均有控辩审三方共同参与，控辩双方平等论辩的本质涵义。若将辩论的过程进行拆分，可以发现辩论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步提出特定主张，第二步提出支持该主张的理由，第三步提出支持理由的保证，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还穿插着对质疑的回应或反驳。此过程在实践中进一步演化为商谈。而商谈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则是使自己的法律主张为参与论辩的听众所接受。3.语用修辞法与论证结果可接受性事实认知的过程是一个动态论证行为，论证的进行是从一定的语句过渡到其他语句的过程，因此也是一个语言过程，这一过程的终点要求任何裁判都需被证立。事实认定者需要利用一种语言，使他能够对任何东西给出一个答案，而语言的输出则与修辞法相伴相生。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法旨在使人信服，而非揭示必然的客观真理128，修辞法正是通过一系列的论证来获得听众信服的。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为例，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过程中，由于诉讼角色的不同，控辩双方会构建符合己方利益的故事版本，而故事版本的选取便取决于相关人的信服程度。在法庭评议阶段，法官对于最终裁判事实的形成有时并非仅依靠证据材料就能机械组成，这其中还需运用修辞来对整个故事进行润色。（三）多维面向中的本土启示裁判叙事1.裁判叙事是两大审理模式的本质与输出法庭审判是一个多角色交叉互动的言语过程，一个审判构成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语篇，无论是对抗制审理模式还是纠问制审理模式，控辩双方在诉讼请求中构建的交流模式主要是“叙述”和“提问”。“叙述”在两大审理模式中均有体现，在叙述模式中，他们只是讲他们的故事，实施述说、断言和主张等言语行为，只是具体表现形式不同。对抗制审理模式下，控辩律师的职责是将散乱的证据整理成生动的故事，最终说服陪审团接受自己的故事，比起仅仅推翻对方证人的证词可信性，对抗制下交叉询问的律师会更主动地利用提问回答的序列，把它作为构建对立的事实版本的展示平台，而且这种构建是与解构证人的直接询问证词同时发生的13411-424。“提问”模式则更加明显的体现在纠问制审判模式中，在查明事实的驱动下，法官的提问和证人相对自由地进行开放性叙事相结合，更会使得参与主体在潜意识下将证据融入故事的结构，但即使是对抗制审理模式，证人仍然是在“叙述”，只不过受到问题的较多限制罢了。总之，案件的裁判者、法官和陪审团在裁判的形成过程中，通过庭审双方的申述，甚至大众和媒体对案件的反应，也在不断地修正大脑中的故事情节，最后选取一个他们认为最佳的版本作为裁判。正如彭宁顿（Pennington）和黑斯蒂（Hastie）得出的结论：人类需要通过叙事作出裁判14233。2.裁判叙事是传统论证方法的融合与贯通一方面，叙事的过程融合了逻辑推理的规律。故事是由一系列具有时序性和因果关系的具体时间构成的，它将要件事实与其他事实联系在一起，整合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故事，以证明故事的真实存在，在这一过程中，逻辑性很重要，例如，单个证据之间要符合逻辑关联性，至少要形成构建证据事实的证据链条。证据命题与事实命题之间要符合逻辑推理杨佳瑜裁判叙事的建构进路24性，通常一个证据对应一个证据命题，只有证据命题与事实命题具有逻辑关系，才能保证认知过程遵循经验法则和法情法理。规则适用与事实认知之间要符合大前提与小前提的逻辑连贯性，根据大前提的案件构成要件来推出完整的裁判叙事。另一方面，叙事的过程融合了论辩商谈的性质。叙事与论辩商谈都具有话语输出的性质，如前所述，无论是何种审理模式，庭审中的主要话语方式均表现为言语对话，区别在于“审判的叙述（the story of the trial）”程度不同。从一定程度来看，法庭就是控辩双方论辩商谈的竞技场，这一过程充满了博弈，可以说，论辩商谈可通过叙事充分展现出来，叙事的过程同样渗透着论辩商谈法的对立统一。同时，叙事的过程融合了语言修辞的特点。从宏观来看，叙事可以是修辞的一种方法，用讲故事的方式去传达某种意思，或去说服受众，从微观来看，叙事内部需要用到许多修辞的技艺和策略。表面上，叙事看上去仅仅是用了最直白的语言诚恳地向大家讲述一段事实，告知一种真相，但实际上叙述主体都是在有意识地通过语言的装饰，从情感上打动听众，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可以说，修辞和叙述实际上建构了事实。3.裁判叙事是纾解我国事实认知困境的有效手段第一，裁判叙事能够迎合我国法庭权力架构的独特性，消弭由控方主导所引起的质证效果不彰的弊端。庭审上最初的叙事基本上出现在检察机关的起诉书中，作为证明责任主体，立法要求检察机关的起诉事实与主张在法律的框架内要符合要件事实的构成要素，如犯罪动机、犯罪时间、地点、方法、工具、行为过程和犯罪后表现等，并实现要素间的逻辑自洽。这就对检察机关证明责任的承担划定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叙事的覆盖性和完整性。作为辩方，则可以从控方建构的故事模型中找到突破点，以“点打面”的策略来发现故事模型的矛盾点，辛普森案则是证明此项策略能够发挥功效的典型例证。因此，叙事一方面为控方指控犯罪设定了较高要求，使其在构建故事模型中更加谨慎，另一方面能够降低辩方的“质证难”，缩减控辩双方对话方面的不平等。第二，裁判叙事是在现有规范不足的立法背景与认知程序虚化的实践背景下，增强认知过程科学性的合理方法。如前所述，由于证据开示程序的不完备、举证质证的不充分以及证据采纳与采信程序的混同，导致庭审中无法充分对证据进行审查认定，目前而言，对三项程序同时进行立法上的细化也不现实，需借助叙事的特征适度增强认知过程的科学性。例如，在庭审中，并非所有证据都具有相同程度的重要性，也并非所有证人均是需要出庭的关键证人，我们可以借助叙事来找到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着重提请法官对关键证据进行审查，对争议证据加强质证。第三，裁判叙事能够弥补当下我国认知方法单一的局限，有利于构建多元认知方法体系。受限于认知方法的单一，办案人员过于依赖印证衍生出一系列负面效应，将叙事明确为认知方法有助于弥补印证的固有弊端。一方面，叙事的主观性特征可以弥补印证偏重客观指向的局限。另一方面，叙事的完整性特征可以和具有“原子式”特点的印证相结合，互补短板。同时，叙事与印证并不冲突，将印证纳入叙事的过程中才能对证据信息在整个证据构造中是否合理进行判断，才能充分保障印证被充分、合理地运用。杨佳瑜裁判叙事的建构进路25三、证据与事实：以裁判叙事解构事实认知下面将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起经典案例曲某故意杀人案（以下简称“曲案”）为例，以裁判叙事的应用深入剖析该案事实认定的过程。此案并无直接证据证明曲某、胡某共同杀人的事实，全案多言词证据与间接证据，被告人曲某的供述前后不一，存在翻供行为，而且认定曲某雇佣胡某杀人的事实缺乏有力的客观性证据，对事实的认知更加困难。但此种情形更能很好地检验裁判叙事功能的效果。（一）元素组合：从证据材料到证据事实从证据材料到证据事实的过程是从证据现象到证明结论的基本表现，必须在证据材料的最初阶段对证据材料证明的内容赋予某种先见。因为不同的证据组合目的、组合对象、组合结构和组合方法等会形成不同的因果链15197，所以在证据事实的分析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况，揭示证据内部存在的客观内容，使案件证据材料系统、客观、全面地证明案件事实。表 1 呈现了曲案全案证据从证据材料转化为证据事实的过程。表 1曲案从证据材料到证据事实的认定过程DNA 鉴定意见尖刀被害人的挎包孙某陈述张某证言王某 1（高某亲属）王某 2（小仓库主人）胡某的同居女友诊所医生包某证言曲某手机通话记录监控录像胡某供述鉴定意见物证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电子数据视听资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案发现场和出租车上均有胡某的血迹被害人高某的致命伤口特征与尖刀一致被告人胡某作案后拿走了被害人的挎包2011 年 6 月 11 日 1 时 30 分许，孙某与高某途径小仓库时，被埋伏在小仓库的人用尖刀杀害高某并刺伤孙某，行为人穿黑色上衣和裤子，白色运动鞋办案机关提取的挎包与高某生遇害前所背挎包特征一致2010 年 8 月 15 日晚，高某曾被一名男子在自家楼门口刺伤背部2011 年 6 月，先后有三次小仓库的门锁被撬坏的情形胡某在 2011 年 6 月 11 日身穿黑色上衣和裤子，白色运动鞋，并于当天晚上手指受伤到药店包扎2011 年 6 月 11 日晚，一名男子到诊所包扎手指曲某投资 50 余万元被骗作案期间曲某与胡某单线联系多次2010 年 8 月与 2011 年 6 月，两人多次到过案发现场附近踩点曲某雇佣胡某杀害高某，约定佣金 5 万元并预付 1 万，2010 年 8 月 15日第一次实施杀害行为未遂，高某逃跑。2011 年 6 月又一次受雇于曲某，两人事先踩点，并寻找时机动手，先后三次撬坏小仓库门锁，于 6 月 11 日晚 1 时 30 分许实施第二次杀害行为，致使高某死亡，与高某同行的孙某重伤，并于行为实施完成后拿走高某的包，伪装抢劫杀人的情节证据材料证据种类证据事实杨佳瑜裁判叙事的建构进路26曲某供述 1曲某供述 2胡某驾驶的出租车物证曲某由于疾病缠身，收入不高遭高某嫌弃，为谋得两人共同房产、以及隐瞒高某两人共同投资的 50 多万元被骗的事实而起意杀害高某，于是曲某一次性购买两把同样的刀，分别在两次作案前提供给胡某，并事先带着胡某指认高某，两人多次踩点寻求合适的作案地点和时间，并和胡某商量行为实施完成后拿走高某的包，伪装抢劫杀人的情节曲某称其受到刑讯逼供，并否认犯罪，以及胡某犯罪原因系其与高某有财产纠纷或因争风吃醋而杀人出租车上有血迹续表证据材料证据种类证据事实具体认定的证据材料应当符合客观性、真实性和关联性。由表 1 可知，被告人曲某的供述先后不一，存在矛盾。曲某在先前的供述中承认雇凶杀人以及和胡某协商杀害高某的全过程，但在侦查后期以及一审、二审中均否认其雇凶杀人的过程，因此，需要对曲某的供述进行判断取舍，判断标准可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 司法解释）第 96 条所规定的印证规则。此案中，曲某称改变供述的原因是其受到了刑讯逼供，胡某杀害高某是因为两人之间有感情纠纷或者财产纠纷。首先，根据审讯录像与入所体检表、健康检查表，曲某没有外伤情况，也没有遭受逼供、诱供的迹象，因此可以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其次，高某与胡某生前并无任何社会关系，并无其他证据能够证明胡某与高某生前相识且存在纠纷。相反，曲某的有罪供述中，有许多细节性事实能够与其他证据相印证，例如，曲某供认的作案动机“投资被骗的事实”得到了包某证言的印证；供认的其与胡某事先打电话通报高某回家时间的情节和电话通话记录的时间相印证；供认的其与胡某商量伪装作案现场为抢劫案得到了胡某供述的印证；供认的两人事先踩点的地点与现场监控录像显示的内容相印证。由此，曲某的供述有多个证据加以印证，且供述有非雇凶者难以掌握的作案细节，在曲某的辩解内容极不稳定、不合理，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实的情况下，可以判断曲某的辩解不符合真实性，应当排除。（二）故事搭建：从证据事实到裁判事实证据事实到裁判事实是一个的过程需实现“从点到线”-“从线到面”的“两步走”过程，即按照具有内在联系的逻辑结构，如时间顺序，对证据进行排列组合，以形成组成证据链，发挥其推断、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从点到线”就是证据到证据链的过程，证据链是通过证据与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呈现案件蕴含的不同情节，从而解释事实的最初形态。审判中证据链的搭建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每一条证据链间的证据数量应当有两个以上，且这些证据均能互融互证。其次，如果只有一个链条，则不能排除其他合理怀疑。最后，证据链只对犯罪事实的主要要素具有证明作用，对在一般案件中没有争议的，例如，被告人的年龄、身份和责任能力，则无证明作用。由此，可对曲某案从证据事实到证据链的过程作出如表 2 所示的搭建。杨佳瑜裁判叙事的建构进路27表 2 曲案证据链搭建过程证据链ABCDEFGH证据序号1+13+162+3+4+5+134+137+138+9+1313+1411+12+1310+14结论胡某与犯罪事实有关联被害人高某是被人用尖刀刺死，事后被行为人拿走挎包孙某于 2011 年 6 月 11 日 1 时 30 分许，被埋伏在小仓库门口的人捅伤，行为人身穿黑色上衣、裤子和白色运动鞋胡某于案发前几日，曾三次撬坏小仓库的门锁胡某于 6 月 11 日身穿黑色上衣、裤子和白色运动鞋，并于当天丢弃所用手机和手机卡，随后去药店包扎流血的手指曲某雇佣胡某，约定杀死高某，佣金 5 万元曲某多次单线联系胡某，两人在通话后多次到案发现场踩点曲某投资被骗 50 万“从线到面”就是根据证据链形成裁判事实的过程。证据链是串联证据事实，认定裁判事实的媒介，它可以实现不同证据种类或类型组合的有效聚合，将逻辑上有因果关系的证据进行链接，实现 1+12 的效果。一般来说，故事中的初始事件会使角色产生生理反应，激发后续行为，并导致具体后果及伴随事态。换言之，一个一般模式的行为可按照“动机-目的-行为-后果”的结构来描述，该模式中的每一个具体结构都需要由证据链构成。由此，可对曲某案从证据链到裁判事实的过程作出如图 1 所示的构建。图 1曲案裁判事实构建过程由上可得，从证据到证据链，再从证据链到裁判事实的过程即叙事的过程，有以下特点：其一，证据到裁判事实的过程表现出演绎推理的逻辑关系，从证据链所代表的证据性事实到裁判事实所代表的最终事实属于一种推理结构，裁判事实的构建过程就是对论证结构的建构过程，以形成完整的论证结构，完成如图 2 所示的裁判事实的构建。其二，证据到裁杨佳瑜裁判叙事的建构进路28判事实的过程凸显了控辩对抗的性质，例如控辩双方针对曲某是否为雇凶者持对立意见，辩方以证据 15 为根据辩称：胡某没有雇佣胡某杀人，公安人员对其胡某进行了刑讯逼供；曲某缺乏杀人动机，公诉机关指控证据不足。针对此辩解，控方以证据 14 与其他证据相印证为由，结合证据 10、证据 12、证据 13 和包括审讯录像在内的公安机关出示的材料，证明了曲某并未受到刑讯逼供，并反驳：曲某缺乏杀人动机不成立。其三，证据到裁判事实的过程需结合经验法则与可接受性，叙事的过程必须被锚定在一般可接受的常识规则上才能发挥证明作用，例如言词证据的似真性必须得到评价和检验，否则它为结论提供的可信性将被削弱。图 2曲案论证结构（三）排疑生成：裁判事实的整体检验司法解释 第 104 条第 1 款规定：“对证据的真实性，应当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该规定对刑事案件整体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强度提出了概括要求，对整体证据与案件整体事实进行对应分析的目的在于确保证据与事实的完整性、协调性和结论唯一性。1.完整性故事的完整性是分析全案证据与裁判事实的要素内容是否完整、全面，由于单项证据自身的证明力无法游离与于证据的总体判断1668-70，所以应当以运动联系全面的态度分析证据与证据间、证据与事实间的关系。贝克斯认为，故事具备完整性，必须达到两项子标准：故事填满故事结构、故事拟合故事结构，即故事中的某个事件对应故事结构的某个要素，以确保故事没有多余成分1793。其背后遵循的理念类似于数学领域中的满射函数或映成函数，即每个可能的像至少有一个变量映射其上。换句话说，如果函数是满射的，它的值域就与陪域相等，适用于故事模型就能确保故事完全对应故事结构。无论案件事实多么复杂、多样，从本质上来讲，案件事实的故事结构都是由“何事（What matter）”“何时（When）”“何地（Where）”“何情（How）”“何故（Why）”“何物（What thing）”“何人（Who）”18这“七何”基本事实要素构成的。因此，在整体分析中，应围绕七个基本要素分析整体性证据能否推论出整体事实。具体到曲案中，根据故事结构可以将曲案的裁判事实进行分解，如表 3 所示，该案得出的裁判事实能够对应故事结构七要素，该案裁判事实基本具备故事的完整性。杨佳瑜裁判叙事的建构进路29表 3曲案故事结构要素对照故事结构要素何事（What matter）何时（When）何地（Where）何情（How）何故（Why）何物（What thing）何人（Who）对应裁判事实曲某雇佣胡某将高某杀害2011 年 6 月 11 日晚 1 时 30 分许高某楼下小仓库附近胡某实现埋伏在小仓库门口，待高某途径此处，便冲出来连刺数刀，致高某死亡，同行者孙某重伤曲某为独占其余高某的共同房产，并隐瞒其投资被骗的事实作案工具有尖刀、手机、手机卡等被告人为曲某、胡某，被害人为高某、孙某2.协调性故事的协调性体现在两个维度，一个是内部协调，即故事本身协调，考察的是“好故事”，如果一个故事符合决策者关于世界上通常发生事情的知识，且与该知识不相矛盾，那么这个故事就具有协调性。一个是外部协调，即故事与证据之间的协调，考察“真故事”的面向，包括故事解释证据、故事与证据一致。检验故事内部是否协调，可以从故事是否有矛盾点出发，即建构的故事版本是否前后一致，是否有与其他解释相矛盾的地方，若建构的故事与现有的解释不存在不一致或相矛盾的地方，则该故事具备协调性。就曲案的裁判事实而言，整个叙事环环相扣，前因后果联系紧密，并无无法解释或矛盾的地方，从动机、目的，到行为、后果，故事的各个情节之间融贯、前后一致，具有内部协调性。检验故事外部是否协调，可以从证据覆盖、证据抵触、证据缺口三个方面进行。首先，叙事的原则是故事的覆盖越广，故事就越容易被接受，相反，覆盖低会降低人们对故事的总体信心，从而降低对决策的信心。我国 刑事诉讼法 第 55 条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可见，相较一个不能对许多证据作出解释的解释，证据覆盖率高的故事能够增强决策的准确性，提高人们对故事的总体信心。曲案中，裁判事实所含证据的覆盖率高达全案证据的 94%，而未被采纳的证据仅有曲某翻供后的辩解，其辩解内容自相矛盾且并无其他证据加以印证，可信度较低。可见，曲案的证据覆盖率较高，满足证据覆盖性的要求。其次，证据抵触是指与故事不一致的证据，在曲案中，只有曲某的辩解与故事存在抵触，对于其辩解内容，通过公安机关调查，被告人胡某确与被害人高某无任何社会关系，因此其辩解内容可信度较低。而曲某的先前供述里有多处细节与监控录像、胡某的供述相印证，因此有理由排除其翻供后的辩解，采纳其庭前供述。因此，与裁判事实抵触的证据已被合理排除，其余证据环环相扣，分别对应单个故事情节，最终能够形成闭合证据链，满足故事构成要素。最后，证据缺口是没有获得证据支持和证据抵触的所有事件构成的集合。众所周知，并非所有事实都需依赖证据证明，一般来说，满足“故事构成七要素”就视为能够形成一个基本完整的故事结构。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和胡某供述、包某证言，曲案的裁判事实虽有证据缺口，但裁判者能够根据其他证据进行推定来弥补缺口，从而形成闭合状故事网：杨佳瑜裁判叙事的建构进路30一是胡某与被害人高某并无任何社会关系，胡某没有动机杀害高某；二是曲某与高某系同居关系，在高某死后，两人居住的房产确转为曲某一人独有，因此曲某有作案动机；三是若无曲某提供钥匙，胡某能进入高某居住地楼门洞的可能性很小，所以能够合理推定曲某雇佣胡某的事实。3.结论唯一性结论唯一性是指根据有效证据，只能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在曲案中，控辩双方的争议点在于辩方否认曲某雇凶杀人，但根据全案证据，唯一支持此观点的曲某作出的被告人辩解已被排除，根据全案的其他证据，能够构建闭合证据链，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的故事版本。裁判事实需要根据证据来建构，如果对已有证据可以进行不同解读，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则其中任何一个结论的可信度都将大打折扣。例如在彭宇案中，原告徐某摔倒受伤，彭宇将其扶起并帮助送往医院救治，且垫付部分医药费，双方对这些有证据支撑的事实均无异议，但对关键争议事实演绎出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得出“彭宇撞伤老人后送医治疗”和“彭宇见义勇为送老人就医治疗”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此案就是典型的无论是原告构建的故事版本还是被告构建的故事版本，均未能满足结论唯一性的要求。同样地，辛普森案也是控辩双方根据在案证据，分别构建了符合己方利益的故事版本，均缺乏结论唯一性，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只能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四、法定与自由之间：重构我国裁判叙事的作用机制裁判中的故事是“建构”的，因此必然存在风险，在承认叙事具有好理解、易接受的自然优势的前提下，应当构建规范叙事运行的作用机制，最大化地发挥叙事在事实认定过程中的效用。（一）预防一种虚构风险真实与虚假是伴随叙事过程的两个对立面，应当承认，作为一种非理性工具的载体，叙事具有虚构事实的风险。一方面，证据本身的缺陷是造成裁判事实出现虚构风险的主要原因。证据是法官与案件事实真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