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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ChatGPT技术嵌入智慧司法的伦理风险及其法治应对王静摘要：中国式司法公正的标准是情理法圆融。实现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司法的社会治理目标与司法人民性的必然要求。围绕着司法公正的合理性标准展开讨论，以合理是合法的必要条件为基本命题，通过剖析ChatGPT的技术本质及其融入智慧司法场景的具体情形，揭示司法技术化趋势由于单向强化司法技术引发了伦理风险。ChatGPT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集大成者依然无法克服技术不能在个案中实现情理法圆融的缺陷。在司法技术化趋势下，既要以科技伦理审查控制算法与数据取用，也要提升法官的司法技艺，后者是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条件下实现情理法圆融的最为重要法治路径。尤其应明确法官主体与社会效能原则，培养法官对具体案情与社会运行机理的感知能力，使法官在把握具体案情的基础上，融贯法律知识、法律方法以及对特定主体合理行为的代入式判断和理解。关键词：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司法技艺；法律解释；伦理风险；科技伦理中图分类号：DF0-0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 7 4-9 50 2（2 0 2 3）004-0043-20法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在站博士后。作者：王静，华东政法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法的全部实践都是围绕着公正价值展开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汉谟拉比法典在序言中宣扬法是为了实现公众之正义；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以及近代工业社会都主张法的功能在于实现公平正义价值；西方于2 0 世纪兴起的社会连带责任是在现代实证法学为王的时代里继续追求法之公正价值的具体制度表现。中国法自发源起，从“”的内涵中就体现出了追求公平正义之意。当然，不同时代、不同族群对公正有不同的理解，即公正是一种与特定社群相关的价值准则，是一种多元的、动态的正义。但公正具有共同的价值内涵一即“合理的”。于是，各个时代的各个族群都在致力于探究和解释究竟合理的标准是什么。现代社会内在的精神维度与制度尺度的多元表现及其冲突，使得可获得共识性的“合理的”标准更加难以把握。但总体而言，人类社会对于司法公正价值的理解随着法学与法律持续技术化的发展趋势，经历了从追求实体公正到形式公正再到实体与形式公正本文系2 0 2 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智慧司法的伦理风险及其应对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 2 CFX079。世界汉道拉比注典年版第3 页参见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编委会：汉谟拉比法典，法律出版社2 0 0 0 年版，第3页。参见张永和：“”义探源，法学研究2 0 0 5年第3期；张中秋：中国传统法律正义观研究，清华法学2 0 18 年第3期。参见雷磊：司法人工智能能否实现司法公正？，政法论丛2 0 2 2 年第4期。参见吴忠民：公正：从传统到现代，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 0 0 1年第3期。本文所指的法学和法律的技术化发展趋势是系统性的技术化，包括研究对象、主体、法学和法律方法、研究领域等各个方面的技术化。44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3年第4期兼具的发展历程。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非常重视法的公正价值，习近平法治思想尤其如此。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着这个目标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与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为此，国家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并积极将其应用于司法场景之中。但从实际应用效果来看引发了技术论技术的客观性与强约束力提升了司法的统一适用度，但也触发了牺牲个案正义的风险。对此，国内外学界均已经展开了讨论。但既有研究鲜有基于大历史观从司法的社会需要、司法改革的演进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局限性三个维度展开的研究，而这一视角的研究有助于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更深人地理解何谓合理的司法。ChatGPT自问世以来，对将其应用于司法场景中的讨论持续不断。ChatCPT是人工智能中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最新成果，其所使用的深度学习技术与目前智慧司法中的类案检索制度所使用的技术同根同源，标志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跨越式的进化。可以预见，在司法技术化趋势下，ChatCPT所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必然会嵌人智慧司法场景之中。这就引发了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时代之问：ChatGPT技术嵌人司法场景后对提升司法公正指数，树立司法的社会公信力与司法权威将产生何种影响呢？本文以维护和提升司法公正价值为视角，通过解析当代中国社会的司法公正观、ChatGPT的技术本质、司法应用及由于其技术缺陷所引发的伦理风险，详细诠释了提升法官司法技艺对实现司法公正价值的决定性作用，并构建出了法官与ChatGPT相协同的法治应对措施，以期在顺应司法改革技术化的趋势下提升司法公正。一、司法技艺是实现公正司法的必要条件自法学成为独立学科以来，不断加速的技术化进程始终伴随着对司法技艺的追求。司法技艺同时兼具司法所要求的技术性与人文性，最终目标是实现法之终极价值-一维护公平正义。合理的司法裁判需要在法律知识和法律方法的应用过程中融贯人文价值。例如，佩雷尔曼将法律论证与公正价值的实现联系起来，就是典型的司法技艺。4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 0 18 年版，第148 页。参见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htp:/ 0 2 3年2月2 5日访问。相关研究可参见EmilyS.TaylorPoppe,“TheFutureIsComplicated:AI,Apps&AccesstoJustice,72(1)Oklahoma Law Review,2019pp.185-212；【德】罗纳德巴赫曼等：大数据时代下半场：数据治理、驱动与变现，刘志则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 0 17 年版，第261-265页；左卫民：从通用化走向专门化：反思中国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法学论坛2 0 2 0 年第2 期；马长山：司法人工智能的重塑效应及其限度，法学研究2 0 2 0 年第4期；周维栋：生成式人工智能类案裁判的标准及价值边界，东方法学2 0 2 3年第3期。参见【比利时海姆佩雷尔曼、露茜奥尔布莱希茨-泰提卡：新修辞学：一种论证理论，杨贝译，商务印书馆2 0 2 1年版，第25页；沈寨：实现个案正义的法律修辞学进路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 0 2 0 年版，第19 2-19 5页。45ChatGPT技术嵌入智慧司法的伦理风险及其法治应对（一）情理法圆融：理想的中国式司法公正作为司法公正标准的“合理”是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既然司法隶属于社会治理范畴，那么司法的这种“合理”就需要达到法律与社会效果良性互动的状态。实现司法公正不能片面地强调法律技术，简单地主张增强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形式逻辑塑造司法的规范性、客观性，也要在司法过程中注重个案案情及其背后的民情社情。公正的司法始终要向特定时代、特定群体回答何谓“合理”之问。作为司法公正判断标准的“合理”兼具司法专业与社会人文属性，所形成的判断逻辑是“合理应当合法，合法却未必合理”基于对社交媒体上发帖讨论的实证调研，在以“大学生掏鸟案”“彭宇案”“大妈推倒摩托车赔偿案”为代表的争议性案件中，当代年轻人开始较为广泛地开展了法律规则之治的讨论，形式正义呈逐步被重视的趋势。在对产生了较广、较大舆情影响力的更多司法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情理法圆融仍是中国社会认知司法公正的主流标准。这说明情理法圆融具有相当强的历史延续性，但也必须看到情、理、法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当代社会对情理法圆融的认知强调以法律适用为基础，尤其是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法官能够结合具体的案情、民情、文化模式与社会运行机理，达成同时符合法律职业共同体与社会公正价值之共识的司法状态。情理法圆融是中国式“合理”司法的标准，其融贯法律技术与法律艺术，兼具法律专业性与社会公信力。这要求法官在裁判说理时，在对具体案情进行综合性判断的基础上对法律进行适用和解释。情理法圆融中的“情”，指的是活生生的平凡人之良心，是不能无视或压制一般人认为是自然的感觉、想法和习惯等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价值观念。在中国司法史上，它最初指的是客观事实，诸如左传庄公七年曹论战中的“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随着法律的儒家化，情的主要标准成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自法律儒家化发端，中国文化上所言的这种情就不能用西方卡尔纳普、艾耶尔等人提出的相对主义伦理学进行理解，即情并非个人主观性的情感，而是具有社会普遍性的心理与行为规范，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是被“礼”这种社会规范所约束和校正过的情感。正是由于“礼”对情的规范、升华，形为了人伦道德情感，才有了所谓的“缘情制礼”。所谓“理”，指的是道理、天理、天道。理比情更加抽象，主要是人们认识的各种（自然、社会）规律和长久形成的关于天地宇宙的整体看法，例如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等，是包括习惯、风俗在内的诸如“欠债还钱”“扶助弱小”等不成文却被广为承认的种种原理、原则。“情”“理”之间是辩证统一关系，这是中国人实质思维的凝结，共同构成了法的价值来源。情理是将个案正义凝聚为普遍原则之后的社会良心之共识，是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而非强调遵循某种预先客观存在的严格规则。情理是地方官意图权威性地解决纠纷时给自己提出的一般要求或规范性的心理感受。因此，根据具体案情作出的实际裁决千差万别。司法的重点环节是说理，不论是通过以合法性为核心的法律论证抑或是以合理性为核心的法律修辞，司法是根据法律裁判说服社参见【日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赵晶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2 0 2 2 年版，第134页。同注，第135页。462023年第4期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会大众的技艺。即公正价值的实现必然要通过说理才能实现，并且这种说理要能够获得社会的理解与承认。既然要服众才可称之为合理的司法裁判，才能称得上是成功的司法裁判，那么法官在司法裁判的过程中就不能仅仅以法律人的思维裁判（当然，法律人的思维是作出合理裁判至关重要的前提）。在司法技术化的趋势下，也需要特别重视法官对社会情理观的认知力。这就是说，除了需要增进法官在法律知识和方法方面的技术水平之外，也需要使法官以正常人的角色理解所生活的社会实际，理解其置身的社群现状，深人社会社群之中理解特定时代的中国社会。深人理解中国社会才能深刻洞悉何谓当代中国人的情理。这是因为，情理的本质是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共识，也因为这种普遍性而具有相当程度的确定性。情理作为社会认知之共识不具备法律职业人的技术水准，却构成了检验司法是否公正的标准。若某个司法裁判严重偏离情理，即便有充分的依据法裁判之根据，也必然说明其存在法律适用问题，在法律发现、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解释等方面存在改进或改正的必要。（二）以增强法官司法技艺为主要路径实现情理法圆融既然当代中国社会对司法公正的主流理解是情理法圆融，那么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情理法圆融的合理裁判呢？达成该目标的关键在于培塑法官的司法技艺，即司法技艺是实现情理法圆融的必要条件。司法技艺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为解决纠纷、维护法律而使用的各种技艺、策略、方法、立场与态度，其最终目标是帮助法官策略性地解决手头案件，并尽可能地说服当事人和社会舆论，尽力维护法治原则。以柯克为代表的普通法学家认为，司法技艺是一种明显不同于自然理性的完善的人造理性，是处理各种具体纠纷的方法和技艺的总和。然而，在司法技术化趋势下，极易被法律人忽略的是，司法并不仅仅是一门技术，也是艺术。既有研究往往将司法艺术理解为法律修辞之术，是通过法律语言学进行清晰明了且具有说服力的说理方法。本文并不否认法律修辞是司法艺术，但不能忘记的是，法律修辞学自12 世纪发达于注释法学派繁荣的时代起，其本身也是司法技术化的组成部分。本文所强调的司法艺术侧重于融人司法的人文属性。具体而言，本文所指的司法艺术是对个案案情的具体分析及其所折射出的民情社情的清晰、深人的理解，是一种对社会文化与运行机理的深人洞察力以及对具体个案中何为个体合理行为的具有同理心的代入式判断与理解。英国哲学家欧克肖特指出，理性包括两种知识：一是技术性知识，主要特征是可以被精确制定，其清晰的规则被记载于书本中供人学习；二是实践性知识，存在于运用中，不是反思的，也不能被指定为规则。从技术上来说，司法必须严格遵循法律程序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而从艺术角度而言，法官在司法过程中需要运用富有创造性的方法。司法艺术不仅指创造性的司法方法，还包括法官独参见姚中秋：技艺理性视角下的司法职业化，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 0 0 8 年第6 期。参见李红海：普通法的司法技艺及其在我国的尝试性运用，法商研究2 0 0 7 年第5期。See Gerald J.Postema,Bentham and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Clarendon Press-Oxford,1986,pp.6-38.参见陈金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意蕴，法学论坛2 0 13年第5期。参见【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 0 0 3年版，第4页。关于两种知识的区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迈克尔博兰尼都有相近论述，此处不赘。参见余文唐：司法技艺：法律解释与空缺填补，人民法院出版社2 0 2 0 年版，前言第1页。47ChatGPT技术嵌入智慧司法的伦理风险及其法治应对具匠心地运用司法方法使案件的处理显现出的独特而美观的状态或效益。?本文所言的司法艺术是存在于社会实际生活之中的“活”的知识。司法总是指向法律的运行实践，既有概念义理知识体系，也有对于人世百态、人性深入的洞悉。司法技艺实际上是学术传统与实践传统自洽状态的结合，是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根据具体案例对法条进行合理合法的解释。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法律起源于基于人性的生活经验的生活常例。普通法系中的普通法、衡平法均是法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特点是依案情合情合理地适用法条，甚至能够灵活地运动法律原则与宪法精神处理案件。普通法的形成就是王座法院的法官在类似“揉面团”的过程中将地方习惯、普遍伦理规则与罗马法原理、国王命令等结合在一起。因此，普通法规则本身就带有相当明显的“合理即是合法”的特征。在使用普通法解决具体个案纠纷的过程中，司法场景中有三个重要角色，分别是法官、律师和陪审团，三者共同构成横向的智慧共同体。基于遵循先例制度，法官还秉持着历代法官的共同智慧（Wisdomof Ages）。因此，个案中的法官是横纵两种智慧的凝结点。横纵两种智慧本质上都是以具体案情为核心的司法技艺。在查明案件事实、当事人的关系及法律关系所反映出的社情民意之后，法官才会致力于寻找或创制法律依据，解决该具体纠纷。而横纵两种司法智慧，即不论是律师、陪审团还是作出既裁案件的历代法官们，其主要价值不是给出法律适用依据，而是应当如何理解案情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社情民意才是合理的，以深入理解案情为前提才有后续的法律适用或规则创制。另一个重视法律适用过程中案件事实及其背后的社情民意的实证素材是古代中国司法。传统中国司法官以深厚的人文素养与对社会民情案情的精准把握，塑造了古代中国司法情理法圆融的基调。基于情理的普遍性，儒学出身的行政官员往往以情断案，并将这种做法作为解决社会纠纷的司法技术。其强调对案件的具体性或特殊情况予以通盘和细致的考虑，“不能无视或压制一般人认为是自然的感觉、想法和习惯”或“尽量应该使良好的人际关系得以维持或恢复”等，重视个案案情，重视在已经儒家化了的法律基础上融情于法，秉持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价值观念。韦伯称中国法官为家产制或家父制法官，认为司法审判尤其是民事审判追求的是实质公正，几乎可以不受法律约束进行自由裁量，称中国传统司法为卡迪司法。但是，国外法理、法史学家对情理法圆融的中国传统司法的解读有值得商榷之处。有学者通过对清代汪辉祖自传所载案件进行详尽分析后发现，其既不是纯粹的依法裁判，也不全然是依照情理法裁判，而是情理法圆融的司法技艺，是一种兼具情理与法律依据的裁判模式。在汪辉祖看来，精通律例乃是司法官员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但仅仅熟悉律例是不够的，还需要明知律例背后的意蕴一一律意。所谓律意，包括作为律例精神的经义，也包括构成律例源泉的人情和风俗。风俗是情理的另一种表达。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对风俗的内涵作了梳理后认为，风俗的核心在于通过某些行动方式表现出来的人民精神品质。由于中华参见孙斌荣：论司法的艺术一一法官司法能力建设的最高境界追求，载万鄂湘主编：司法能力建设与司法体制改革问题研究一司法能力建设与诉讼制度改革（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 0 0 6 年版，第8 0 页。参见李红海：普通法的司法技艺及其在我国的尝试性运用，法商研究2 0 0 7 年第5期。我国学界就韦伯认为中国传统司法是卡迪司法尚未形成共识，本文认为，中国传统司法不是卡迪司法，而是结合具体案情所进行的据法裁判。参见徐忠明：清代中国司法类型的再思与重构一一以韦伯“卡迪司法”为进路，政法论坛2 0 19 年第2 期。482023年第4期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传统立法未有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法学，立法本身就是缘情理而构建的，且社会情理具有相当广的普遍性，据法裁判就是据情理裁判，司法公正观与社会公正观具有较高程度的一致性。传统中国的司法裁判是形式化与实质化的有机结合，在形式化与实质化之间充满张力，清代中国的司法官员都是在遵循律例的前提下寻求情理的平衡。传统司法情理法圆融的独特之处在于价值融人司法的标准与途径，法官充分理解并认可中国社会的情理观。在清明集中，几乎每个官员都有明确自觉的情理意识。户婚门载胡石壁判语：“殊不知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循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不上违法意，下不拂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我国棠阴比事中的司法技艺从外延上包括求供之技艺、求证之技艺、裁判之技艺。有学者对薛允升处理三牌楼案件中证明了司法实践与特定族群的社会生活实践息息相关，理想的法律论证既是一种专业技能的反映，也是实践智慧的体现。沈家本、梁启超、吴经熊、陈顾远、俞荣根、江山等人都延续了这种通过熟读法律、深刻理解社会以达到司法技术与艺术相互融贯的思想，当代中国司法要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发挥以司法助力构建中国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功效，需要这种在个案中融贯法律规范与社会实践的司法技艺。以“于欢案”和“李昌奎案”的一审、二审为实证素材，可真切地感知到司法技艺对实现情理法圆融以至于实现司法改革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于欢案”的一审判决中，法院以辱母行为已经停止为由，判定不构成“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因此不成立正当防卫的裁判不符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从法律规范的专业角度上来看，这犯了割裂地看待“不法侵害”的错误。如此判定的根本原因是法官悬浮于具体案情之上，没有代人具体的情境中，未能体会一个正常的理性人在警察来了又走后，于欢面对杜志浩等人的威胁和所作出的辱母等不法侵害即将再次发生的合情合理的判断。因此，一审裁判是一种字面上的据法裁判，未能做到结合具体案情融贯法律规范与社会认知。而“于欢案”的二审判决之所以能够兼具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成为典型案例，其高明之处就是在个案中融贯了司法技艺，以2 0 条正当防卫条款为基础，基于一般人面对该情景的正常反应，而非绝对理性人的视角，对于欢的行为构成防卫过当进行了充分的说理，逐个阐释了构成防卫过当的法律依据。这种带有同理心的融人具体场景中的具体人的思考方式是融合司法技术、案情、社会文化与运行机理的过程，摒除了脱离具体案情的字面据法裁判问题。2 0 2 0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肯定了二审基于具体案情进行法律解释的裁判技艺。?“李昌奎案”的二审裁判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在字面上据法裁判的问题，尤其体现为对于邻里关系的认定，脱离了具体案情和对一般社会规律的认知，导致矛盾主体错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参见徐忠明：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一一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政法论坛2 0 0 7 年第2 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 8 7 年版，第311页。参见桂万荣：棠阴比事，浙江古籍出版社2 0 18 年版，第36 页。参见徐忠明、杜金：案件的政治学：大司寇薛允升的司法技艺，学术研究2 0 14年第2 期。参见康建胜：情理法与传统司法实践，青海社会科学2 0 11年第2 期。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第2 条中明确规定：“立足具体案情，依法准确认定。要立足防卫人防卫时的具体情境，综合考虑案件发生的整体经过，结合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依法准确把握防卫的时间、限度等条件。要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49ChatGPT技术嵌入智慧司法的伦理风险及其法治应对李昌奎由一审死刑改为二审死缓的理由主要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 9 9 年颁布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该规范性文件中规定因邻里纠纷而造成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因此认定，由于李昌奎的哥哥与被害人的母亲在案发前曾发生了邻里纠纷，改判为死缓于法有据。但实际上，仅仅按照字面意思理解邻里纠纷，并不符合社会生活实际，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纪要维护农村秩序的立法目的。若如此解释邻里纠纷会造成邻里纠纷被滥用，成为犯罪嫌疑人获取刑罚福利的事由，并不利于维护农村稳定。再审裁判纠正了这个错误，并且在对特别残忍手段的认定方面兼具考量了李昌奎母亲与两死者之母为堂姐妹的亲属关系，这也是典型的在个案中融贯法律规范与社会一般认知，是司法技艺的具体体现。以上两个案例充分说明，导致法官与社会公众司法公正观间隙处于异化状态的原因，并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即法官过多地考量了法外因素，贬抑了法律规范，而是仅仅以形式合法合规为裁判依据，对法条作字面理解和适用，脱离了对具体案情的考量，未能考虑到各种法外因素对行为人所施加行为的意义和影响。融贯法律规范与社会认知的司法技艺是达成合理司法裁判的必要路径。司法的技与艺是有机关系，彼此独立各有功能且两者缺一不可。二、ChatGPT单向强化司法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智慧技术正在革新各行各业。人工智能的发展史表明，信息技术对获取知识的路径、知识迭代以及认知、思维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从“社会中的科学”到“科学伴随社会”转向的过程中，人工智能的重大突破尤其需要被重点关注。智慧司法场景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主要领域。在司法技术化趋势下，我国积极借助智慧技术，希冀提升判案效率，实现普遍公正，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及其实效。（一）ChatGPT的技术本质ChatGPT发布之后，因其展现了人工智能技术强大的检索与人机交互能力，超全的知识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惊叹ChatCPT是具有颠覆性的人工智能。ChatGPT的问世也让法律和法学界异常兴奋，因为司法也是以语言和文字为载体的领域，与ChatGPT的适配度高。人们期待将ChatGPT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运用到司法领域，依靠其强大的数据检索能力和文本生成能力，提高司法的效率和客观性，促进司法公正。从技术角度上说，ChatGPT是升级版的人工智能，其数据库更加庞大、数据综合分析能力更强、算法推理能力大幅进化。目前，ChatGPT已经逐步嵌人了经济社会生活之中，短时间内即拥有了庞大的用户量，而大语言模型是代码层的基石性模型，也确实可以应用到智慧司法场景中。在我国司法技术化趋势下，ChatGPT很可能将沿着从法官的个体运用向融人智慧司法机制的路径发展。ChatGPT是著名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基于其自然语言模型GPT-3.5开发而来的问答式程序。502023年第4期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最近，基于更先进模型GPT-4的ChatGPT版本也已经发布，其功能又有了巨大的飞跃。所谓GPT，其实是“生成式预训练Transformer”（G e n e r a t i v e Pr e-T r a i n i n g T r a n s f o r me r）模型的简称。Transformer是Google提出的一个引人自注意力机制来提高模型训练速度的神经网络模型，它的灵感来自人脑在接受信息时会选择性地关注信息关键部分的特点，能够让语言模型更好地解决大篇幅文本中的长距离依赖等问题。Generative表示该程序使用的是生成式语言模型，这种语言模型通过循环地将上文输人到模型中并以单字接龙的方式生成下文。例如，将“床前明月”输人到语言模型中，它会很自然地生成下文“光”。而这种快速的推理或衔接仅仅是因为在计算机所学习到的语料库里面，“床前明月光”一起出现的概率最高。这种文本生成方式不需要计算机理解上下文内容，只是学习了足够多的文本之后而产生的自然行为，即这种能力建立在模型学习到足够多文本的基础上。为此，OpenAI使用了超大规模的无监督语料库来训练ChatGPT模型，这一过程就是Pre-Training预训练。根据OpenAI的资料，2 0 18 年发布的第一代GPT模型GPT-1使用的预训练语料库为5GB，而到了ChatCPT模型，语料库增大到了45TB。同时，模型的参数量也从CPT-1的1.17 亿个增大到了17 50亿个。也正是这种超大模型，让ChatGPT能够获得各种惊人的智慧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学习了充分多的语料库之后，ChatGPT只拥有了文本生成能力，尚不具备问答功能。为此，在预训练之后，OpenAI又采用大量标注语料，让ChatCPT进行监督学习，这些标注语料是提问和回答组成的问答范例，可以让ChatGPT掌握提问和回答的通用规律，进而能够在遇到没有训练过的问题时，也能根据所学的规律生成想要的回答。正因这个学习过程，ChatCPT的回答一般具有固定的范式，甚至有时ChatGPT在面对一个胡乱编造、毫无逻辑的问题时，也会根据回答的通用规律进行编造。这仅仅是因为这个问题恰好符合ChatGPT在训练时所学习到的某一问答模板。这证明ChatGPT其实并不知道问题和答案的真正含义，其技术本质是在学习了足够多的文本之后，凭借其超强的文本生成能力，根据预先掌握的问答模板进行回答的生成。当然，OpenAI并不希望ChatCPT出现太多胡编乱造的回答，也不希望它的回答引发过多的偏见，甚至暴力和伦理等问题。因此，ChatGPT在前几代GPT模型之上叠加了人类反馈强化学习技术（R e i n f o r c e me n t Le a r n i n g f r o mH u ma n Fe e d b a c k，R LH F）。所谓强化学习模拟的是人类的学习过程，将能产生更高收益的行为打高分，从而训练出模型自主选择更高收益行为的能力。类似于小孩子在品尝了糖果和柠檬之后，会因为糖果的甜味刺激而将选择糖果的行为标记为更高的收益，进而在以后做选择时倾向于选择糖果。而人类反馈强化学习其实就是使ChatGPT模型根据提问生成若干结果，然后由人工来对回答的优劣作出评价。这个评价回答好坏的模型叫做奖惩函数（Reward）。在ChatGPT的开发中，OpenAI雇佣了40 名外包人员不断地从模型的输出结果中筛选，给高质量的回答Ashish Vaswani et al.,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last revised on Dec,6,2017,CoRR,arXiv:1706.03762.Alec Radford et al.,“Improving Language Understanding by Generative Pre-Training,Preprint 2018,https:/s3-us-west- Radford et al.,“Language Models are Unsupervised Multitask Learners,Published 2019,https:/ Ouyang et al.,Training Language Models to Follow Instructions with Human Feedback,Mar.4,2022,arXiv:2203.02155.John Schulman et al.,“Proximal Policy Optimization Algorithms Aug.28,2017,arXiv:1707.06347.51ChatGPT技术嵌入智慧司法的伦理风险及其法治应对打高分，给低质量的回答打低分，并根据打分的结果训练得到一个奖惩函数模型。根据这个模型，ChatGPT会倾向于生成得分最高的回答，从而使ChatGPT的回答更符合人类价值观。然而，ChatGPT依然无法模拟人类高度结构化的认知系统，不能形成因果模型，仅只能进行单一的、基于数据的、固定的机械式判断，无法理解人类的隐含情感，无法读懂人类的面部表情，也无法像人类一样对不同环境中不同人的不同情绪作出不同的反映，不具有人类社会的常识与衡平感。因此，从技术上来讲，ChatGPT并不能够理解人类社会的运行机理。（二）ChatGPT技术嵌人智慧司法的几种情形首先，ChatGPT凭借其强大的文本生成能力可以直接用于裁判文书的撰写。目前，ChatGPT学习的是海量的多样性数据，在对知识进行大量学习后，有能力针对所学习过的知识生成质量较高的文本，具有相当程度的专业性。基于此，可以想见其在学习了大量的法律文本语料库之后，有能力概括案情、法律条文以及司法裁判，生成具有专业水准的法律文书并预判法官的裁判结果。另外，裁判文书具有固定的格式，更适合应用ChatCPT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也与目前智慧法院依托人工智能完成的审判辅助和裁判文书要素式拟写、智能生成文书等功能的客观需要相契合。人工智能通过储存、分析大量的案件信息和要素式文书架构，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智能识别等技术，辅助进行裁判文书要素式拟写。类似技术在成都互联网法庭现阶段受理的批量案件审理中已得到了广泛应用。其次，ChatGPT将改变法律检索方式。由于目前常见的司法智能搜索引擎主要依靠关键词匹配的方法，需要使用者灵活替换关键词的组合方式才能搜索到自已所需要的内容。因此，法律检索者通常需要多次检索才能完成，并且法官需要根据检索出的法律全文自行查阅和选择。因此，检索过程需要较高的法律专业技术，检索关键词一般包括案由、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需要法官的整理和归纳。而ChatGPT却是基于海量数据训练建立起来的输人一输出直接映射关系，其神经网络模型可以根据用户输人的问题，直接给出检索结果，省去了中间层层递进式的检索过程，可以轻松通过提问方式直接查找到具体的法律条款，检索结果高度凝练，无需二次筛选和查找，能够有效节约检索时间，甚至不需要太多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这是一种彻底颠覆精英主义传统的知识获取方式，相当程度上缩小了民众与法官之间的专业鸿沟。深度合成极大程度降低了专业知识与特定技能的门槛。再次，ChatGPT技术将助力智慧司法。不论类案检索制度中对司法判决书的要素提取或者对案情描述文本的智能识别都依托于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ChatGPT正是该技术的最新成果，代表了深度学习中大语言模型的最新技术。ChatGPT采用的大语言模型可以为司法判决书智能识别提供至关重要的帮助。笔者使用ChatCPT对司法判决书进行要素提取，发现ChatCPT已经可以对案情经过、关键信息、裁判结果等进行概括性总结，且归纳总结的效果较好。参见张凌寒：深度合成治理的逻辑更新与体系选代一一以ChatGPT等生成型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路径，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 0 2 3年第3期。522023年第4期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最后，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完善，ChatGPT可能达到相当于甚至超越法官的法律知识量和方法论水平进行判案。根据OpenAI官网上发布的资料，在模拟美国律师从业资格考试中，最新的GPT-4模型的成绩已经可以排进前10%。在难度更高的国际生物学奥赛中，GPT-4甚至能够战胜9 9%的人类选手。更为重要的是，ChatCPT基于预先充分训练的模型，对于特定的案情永远会作出一致的判决，不会因立场、态度等不同倾向出现判断偏差，也不会因外部和自身因素的干扰而影响司法判决的客观和公正性。ChatCPT应用于智慧司法场景后可进一步缩小不同地区法官之间司法技术的差距，可成为类案检索的进化版本。三、ChatGPT引发的伦理风险及其原因那么，融人智慧司法的ChatGPT技术将会引发哪些具有其技术特性的伦理风险呢？引发这些风险的机理又是什么呢？（一）ChatGPT融人智慧司法的伦理风险在ChatCPT融人司法场景以前，在持续的司法技术化改革趋势下，我国已经发生了因片面强调司法技术而导致的伦理风险。所谓伦理风险，指的是法官司法与社会公众的司法公正观之间隙过大一一达到了法官司法不能说服甚至颠覆了社会公众一般认知的程度。当代中国司法达到情理法圆融状态较传统司法的难度已不能同日而语，必须直面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现代社会价值观多元，法律实践也在多元价值观中发生撕扯，且何谓社会共同的价值准则难以定论，其中心范围进一步缩小，边缘更加模糊。要在这种多元价值观中达到情理法圆融，使司法裁判兼具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不再如传统价值一维时代明确、具有可操作性。第二，当代建构主义下的中国法是去伦理的。这客观造成了社会一般认知与法律专业知识的间隙扩大。比较而言，旧中国法是“律例本天理人情而定”，所谓成文法是漂浮在情理大海中的一座冰山而已。第三，法官的技术化培养使得法官相对缺乏人文素养与社会实践认知。尤其很多年轻的法官在学校接受以法教义学为主的知识化学习，毕业后直接从校园到工作单位，欠缺对社会的认知以及人文素养，难以兼顾法律与社会效果。第四，高度科层化的司法专业运行模式疏远了法官与民众的距离。科层制是现代化的标志，带来分工合作的高效与规范。但科层制的负面效应是由于国家权力机器的运行，法官在执行国家权力以及遵循职业共同体技术性思维的逻辑下，会偏向于对国家机器与职业共同体的存续负责，往往会以法律专业为名，忽视甚至蔑视民众对公正的理解与诉求，走上狭隘的司法精英主义之路。第五，司法技术化趋势下倚重科技手段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智慧司法提升了司法的规范性，统一了法律适用，提升了普遍正义，但却容易陷入唯数据、唯检索的思维局限和客观技术性框架所构筑的栓楷之中，不利于作出结合具体案情的充分反映社情民情的司法裁判。Christopher C.Shattuck,“ChatGP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Will It Replace Lawyers and Legal Staff?,96 Wisconsin Lawyer 2,41-49(2023).参见【日】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赵晶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2 0 2 2 年版，第136 页。53ChatCPT技术嵌入智慧司法的伦理风险及其法治应对ChatGPT应用于司法场景之后，法官司法与民众司法公正观之间隙会因技术理性的加强而进一步扩大。ChatCPT这一类生成型AI，决定其被如何使用的是用户，而不再是运行商。ChatGPT应用于司法后，其技术独特性是会同时对法官与民众产生偏离性影响，从而导致司法公正观间隙异化程度加剧。从法官角度来看，ChatGPT融人司法场景之后，很有可能产生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其积极方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人工智能融人司法是借助新科技的技术优势，让科学技术的“法外”形态介人司法活动，充分挖掘和释放司法实践的程序正义。其二，由于社会生活的多元复杂，需要法官掌握多方面的知识，以了解不同主体的价值诉求和利益根据。然而法官在社会实践以及法学之外的专业知识方面劣势明显，在诉讼参与者优先、审理时间较短的条件下，法官难以协调和理解不同群体的价值与利益冲突，不利于公正地裁决案件。ChatGPT的优势是可以让法官快速地理解某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