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诗观风”：中唐新乐府诗人对诗歌舆情功能的张扬.pdf

古代文学与文化马兰州内容提要：先秦曾出现过“采诗观风”的制度，这种制度能使诗歌发挥舆情功能。中唐新乐府诗人倡导恢复“采诗观风”制度，并创作具有舆情意义的诗歌，这类诗作每每带有“报道”新情况的意味，形成独特罕见的意象群。关键词：“采诗观风”诗歌舆情行人“采诗观风”：中唐新乐府诗人对诗歌舆情功能的张扬先秦曾出现过一种“采诗观风”的制度。其基本内容是：国家安排基层“行人”“官师”采集歌谣，将包含民意舆情内容的歌谣收集起来，送由乐官配乐，经大师审音定乐后进奉人主。这类歌谣可以用来“采诗观风”，作为了解和调整施政得失的根据。汉武帝时期曾设立乐府，“采诗夜诵”。中唐时期，元、白、张、王等新乐府诗人“建采诗之官”，自觉创作诗歌，反映民生艰难，以“备风谣之采择”。这些诗歌带有浓厚的舆情色彩。一“采诗观风”：先秦时期诗歌舆情制度的基本内容“采诗观风”在先秦时期是一种国家制度安排。这项制度最早见于 尚书 中的 夏书，夏书已经亡佚。目前能看到的可靠记载是 左传 的转引。有人对“采诗”制度表示怀疑，例如清人崔述。但早期的一些重要经典，如 左传 国语 周礼 礼记，对“采诗观风”都有明确的载录。汉代班固在 汉书 中就记载道：“古有采诗之官。”东汉大儒何休、郑玄对“采诗观风”也均表示肯定。唐代白居易、元稹等人还积极倡导恢复“采诗”制度。所以，“采诗观风”制度在先秦当确乎存在。关于这项制度，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辨析。为了后文论述方便，现将几条关键的例证胪列如下：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左传 襄公十四年）清 王先谦：汉书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71页。唐 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550页。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27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18页。清 崔述：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43页。清 王先谦：汉书补注，第2916页。清 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328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017-1018页。-11WENXUE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国语 周语上）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礼记 王制）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 食货志）（一）采诗的目的是察知舆情从属性上讲，“采诗观风”是一种教化制度，属于所谓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的方略。采诗的目的是“观”，即察知百姓疾苦。“徇于路”的“徇”通“巡”，“巡”有省察的意思。说文：“巡，视行也。”段注：“有所省视之行也。”可见，采诗是为了考察为政偏失，“采取怨刺之言”，让王者足不出户而“知天下所苦”。采诗最终要落实到政策调整上。汉书 艺文志 云：“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自考正”即朝廷从施政上自行考校得失、补苴罅漏。（二）“采诗”的行为主体是基层“行人”“采诗”的主体，左传 说是“逎人”，汉代刘歆说是“轩车使者、逌人使者”，班固说是“行人”，唐人径称“采诗之官”。下面对这几个称呼加以辨正。1.“遒人”“逌人”清人朱骏声以为“遒”通“趥”，“趥”是“行貌”，所以“遒人”即“行人”。汉书 正作“行人”。“逎人”又作“逌人”。“逌”和“逎”实为异体字。朱骏声云：“家大人曰：“卣”者“酉”之变。”2.“行人”采诗的“行人”究竟是什么官职呢？传统上，一般将采诗的“行人”解释为外交“行人”。朱骏声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采诗的“行人”就是 周礼 所说的“大行人”。周礼 云，“大行人”“属象胥”，聚集译官，“谕言语”，“协辞命”。所以，在朱骏声看来，采诗“行人”和外交“行人”是同一官职。直到目前，学界主流的看法还是这种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实际存在问题：外交“行人”掌管对诸侯的考绩，聘问邦国，协调诸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而采诗“行人”与官师、百工并论，“官师”乃“官之小者”，地位很低；“逎人”采集歌谣，类同“街谈巷语”“刍荛狂夫之议”，属于下层官吏。从担任的人员来看，东汉何休认为“行人”也是由民间年老的人担任。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 11页。清 孙希旦：礼记集解，第328页。清 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572页。汉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第1123页。清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华书局，2013年，第70页。清 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573页。汉 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73页。清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2016年，第274页。清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第187页。清 王引之：经义述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060页。汉 班固：汉书，第1745页。清 孙希旦：礼记集解，第328页。二二三年 第二期WENXUE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12总之，无论地位还是任职人员，采诗“行人”属于下层官吏，与外交“行人”殊为不侔。所以，“采诗”的“行人”与外交“行人”并非同一官职。那么，采诗的“行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呢？揆之 周礼，“逎人”“行人”当属“地官司徒”下面的职事人员。司徒既管“邦教”，“又掌地事”。班固记载“逎人”是在 食货志 部分，该志研究“制土处民”之道（汉书 食货志），正与“邦教”“地事”相合。从职事内容看，“逎人”“行人”与“地官司徒”下面的“诵训”相当。“诵训”中的“训”，有“说教”之义（说文解字）。“诵训”的职责是“掌道方志，以昭观事”，即搜集各地掌故，献言于王，包括“四方言语所恶”、各地言语忌讳。也就是说，“诵训”的工作范围包括搜集各地的方言。辛德勇先生认为，“诵训”属于上古王官之学中的地理学体系，具体负责执掌地方人文地理。“诵训”下面有“徒八人”。这些徒役当是具体负责巡行、收集基层信息的人员。这与“行人”之职是吻合的。汉代刘歆指出，“轩车使者”“逌人使者”负责巡行野外，采集“代语、童谣、歌戏”。扬雄正是采访“轩车使者”“逌人使者”才撰成 方言 的。“遒人”从基层采集舆情民意，构成进谏的重要素材。国语 有“诵训之谏”，贾逵解释为“官师所作诵训之谏”。张海波先生认为“诵训之谏”的“诵训”，就是 周礼 地官 中的“诵训”一职。国语中“诵训之谏”与“在舆”的“旅贲”，即车上勇力之士，还有“官师”并列，这些都是底层职事人员。所以，“诵训之谏”是基层小吏搜集来的地方风俗信息。至于“遒人”的写法，王引之认为其实最初作“人”，“”从丌从辵，本义是“以木铎记诗言”的小吏。说文 所保留“人”的本义，正是古之采风小吏的含义。“遒”，本义是“迫”，也有“终”之义。“遒”的义项与“记诗言”的“”本不相涉。“人”作“遒人”，王引之认为是字形讹误的结果。（三）“采诗观风”中的信息流动“采诗观风”拥有一个完整的系统，包括三个环节：第一个是基层采集，主要是“官师”“乡师”“行人”采诗；第二个是配乐环节，即行人将采集的诗献给司乐系统，由瞽矇配乐，太师审定；第三个环节是公卿献诗，即由“大师”或者公卿献给天子。“大师”为“乐工之长”，负责整比次序和审音调乐。以上信息流动系统中，“官师”“乡师”都是负责基层采风的小吏。其中，“官师”与“师长士”含义基本相同；“师长士”有“士”的意思，“官师”正是“士”的意思。值得指出的是，“官师”不属于大夫阶层。左传 云：“官师相规。”杨伯峻先生认为“官师”属于“小吏”，地位不高。“乡师”，按照 周礼，主管“所治乡之教”和“戒令纠察”之事，负有采集民情的职责；“乡师”，“以木铎徇之于市朝”；“市朝”为“国中及郊野之市”，乃“众之所聚”之所，是舆情密集分布的场域。“乡师”不但考察民情，还能“以岁时巡国及野”，随万民饥乏而周急之。也就是说，“乡师”可以针对舆情采取一些应急措施。所以，清 孙怡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13年，第641页。清 孙怡让：周礼正义，第1197页。辛德勇：周礼 地域职官训释附论上古时期王官之学中的地理学体系，中国史研究 2007年第1期，第63页。汉 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第273页。徐元诰：国语集解，第501页。张海波：国语 韦昭注“诵训”辨误，中国史研究 2018年第2期，第32页。清 王引之：经义述闻，第1060页。清 孙怡让：周礼正义，第1296页。清 王引之：经义述闻，第1060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018页。清 孙怡让：周礼正义，第819、834页。“采诗观风”：中唐新乐府诗人对诗歌舆情功能的张扬-13WENXUE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乡师”之“师”，不应训为“教人以道者”（说文解字），而应释为“官长”，如段注所言：“正、师、胥，皆长也。”总之，“官师”“乡师”都属于基层小吏，他们能够密切接触舆情，有机会采集到民意态度。二“遣观风之使”：中唐新乐府诗人对诗歌舆情制度的理论倡导“采诗观风”制度后来在汉代一度施行，乐府罢停后直到隋朝，这项制度都长期废置不用。白居易曾痛心地写道：“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采诗官）到了唐代，陈子昂曾倡导“采诗观风”；杜甫的部分诗歌也表露出一定的舆情色彩。陈寅恪认为“三吏”“三别”以及 兵车行 即符合“采诗观风”的原则。中唐时期，以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为代表的新乐府诗人，目击中唐社会痼疾，反思社会动乱，“揣摩当代之事”，倡导恢复“采诗观风”制度。这批作家中，元结是先导式人物；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领袖；元稹则奋力襄助，推波助澜；张籍、王建又从创作上践行呼应，一度形成中唐舆情诗创作的时代潮流。白居易在元和元年（806）作 策林 七十五篇，其六十九 采诗 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元和二年（807），白居易任府试官时，设计的策论问题中就有恢复“采诗官”的设想：“今有司欲请于上，遣观风之使，复采诗之官”，使其“日采于下”“岁闻于上”。元和十年（815），白居易 与元九书 再次阐述设立采诗官制度的设想。白居易新乐府诗“五十篇之殿”为 采诗官。陈寅恪认为该诗是白居易诗学“旨趣理想”的宣言。元稹也是“采诗观风”路线的积极响应者。其 骠国乐云：“古时陶尧作天子又遣遒人持木铎，便采讴歌天下过。”白居易倡导“采诗观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白居易确立了“采诗观风”的哲学基础白居易为“采诗观风”找到了哲学基础。其 采诗官 云：“下流上通上下泰。”这是 易经“泰卦”的思想：“泰，小往大来。彖 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根据 易经 的思想，如果信息畅通，上下和谐，国家就安泰和平；如果上下猜忌，信息梗阻，国家就会陷入变乱。中国古代的国家政治制度，天生带有一种致命缺陷：王者深居九重，“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而“贪吏害民”，“奸臣蔽君”，君王无法掌握实情，势必陷入否闭混乱的境地。白居易倡议道：“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白居易正是站在 易经 通泰哲学视角上提倡“采诗观风”的。（二）白居易确立了“采诗观风”的“诗道”体系白居易将儒家的“兼济之志”贯注到诗歌中，建立以“义”为核心的“诗道”理论，奠定了诗歌的价值哲学基础。白居易在 与元九书 提出“情言声义”体系，用隐喻的方式表达了“情”“言”“声”“义”的关系：“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在这四个关键因素中，“情”是诗歌打动人心的清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275页。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123页。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122页。唐 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附录第9页。唐 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第2865页。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305页。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参见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6页。二二三年 第二期WENXUE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14力量源泉，所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语言是传递内容的凭借，所以诗歌“莫始乎言”；声韵能产生强烈的冲击力，故“莫切乎声”；诗歌的各项因素中，最能从深层次撼动人心的是“义”，所以他说诗者“莫深乎义”。“义”是诗歌的生命，是“诗道”的灵魂。既然“义”如此重要，那么，白居易所谓的“义”究竟指什么？白居易在其表述系统中，“义”和“六义”有时交替使用，其含义有两个层次：首先，从表层来看，白居易所谓的“义”即“六义”，就是风雅比兴。白居易 读张籍古乐府 云：“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其次，从深层次来看，“莫深乎义”中的“义”，指的是诗歌主动真实地反映现实弊政、“救济人病”（与元九书）、上达人主、“裨补时阙”的一种关怀民生的精神。白居易用“义”这一标准对历代作家进行了评价。白居易肯定的是东汉梁鸿 五噫歌、陈子昂 感遇 诗、杜甫“三吏”及 塞芦子 留花门 等三四十首作品。凡是白居易所肯定的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特征：真实反映了现实弊政问题、民生艰难的舆情民意，甚至包含了时局情报，例如 塞芦子。“义”比较抽象，通过什么来显示呢？白居易认为“义有类”。“类”是何意？礼记 学记 云：“九年知类通达。”注：“知事义之比也。”从隐喻学说的角度来看，就是认知主体知悉一个系统，便能旁通相类似的系统，即朱子所谓之“闻一知十”“触类贯通”。结合以上训释，综观白居易的表述，“类”实际指的是能够显现“义”的事象。“义”是抽象的，但又有事可征、有象可比，要靠“类”来外化、显现。只有将能展示“义”的“事类”显现出来，才能打动人。所以说“类举则情见”（与元九书）。但问题是，白居易对“义有类”中的事类、事象有着特殊界定：同为“类”，晋宋人的风花雪月，与诗经“北风其凉”含义大相径庭。白居易 与元九书 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注家解读这句话，向来于“事”字无所着落。通观白居易的诗歌思想：“事”指的是当政者施政不当而导致的现实弊政、民生舆情事实。白居易说他的新乐府诗歌是“因事立题”（与元九书）。考察这些“事”，无不是施政不当而产生的现实弊政问题和民生问题。“歌诗合为事而作”，正是说诗歌要采集、反映这些现实弊政和民生问题，上达人主。这才是“诗道”之所在，也是诗歌的价值指归。三“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中唐新乐府诗人的舆情诗创作实践中唐新乐府诗人，在创作实践上践行“采诗观风”思想，搜集舆情，一事一吟，随事立题，表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携带着民众的利益诉求，旨在上达人主、以改进为指归，具有明显的舆情色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问题意识：作品包含“生民憔悴”的舆情事实中唐时期，社会矛盾严重，外患内乱频仍。“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中央的统治力大为削弱，藩镇掌握军政财赋大权，成为蔓延中晚唐乃至五代割据的祸乱根源，军队哗变此起彼伏；宦官专权，“节度使多出禁军”，盘剥百姓，号称“债帅”，形成盘根错节的政治痼疾；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淮泗沃壤”生满“荆棘”，“雀鼠犹饿”（元结 问进士 第三）。外部则不断遭受吐蕃的大规模侵扰。唐宪宗叹息：“两河数十州、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衽”。在这种局面下，民众承受各种严苛的盘剥。中唐民生问题最严重的就是赋税沉重。李吉甫云，元和初年，唐王朝赋税“四分减三”，而“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加之“水旱所伤”“非时调发”“敕使烦扰”，“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辈”。参见 清 孙希旦：礼记集解，第959页。参见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第7804页。参见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7806-7807页。“采诗观风”：中唐新乐府诗人对诗歌舆情功能的张扬-15WENXUE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中唐时期，元、白、张、王等人均通过诗歌对赋税问题有所反映。白居易元和四年（809）所撰 重赋 可谓反映重赋问题的总纲。诗云：“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贪吏得因循”“敛索无冬春”。诗歌将赋税沉重的根源揭示出来。其 杜陵叟 反映农夫受到严苛盘剥，发生灾荒，农夫典桑卖地也要纳税。白居易反映这些问题，不是简单停留在揭露的层次上，他希望能“使采之者传信”（新乐府 序）。这就与一般反映现实的诗歌区别开来，使其带上舆情色彩。新乐府诗人反映重税问题时，尤其突出反映了织户和漕户的问题。元、白、张、王诸人几乎都有这方面的作品。织户是有官籍的专业供织人家，所谓“名在官家供进簿”（王建 织锦曲）。当时织户所受盘剥非常严重。贞元后，宣州太守为了邀宠，在常贡之外，别进五色线毯，白居易“忧蚕桑之费也”，作 红线毯；“念女工之劳也”，作 缭绫，反映越溪寒女的凄惨生活。据王建 当窗织 记录，水寒手涩，丝线脆断，织女辛酸凄苦，艰苦备至。诗人愤慨于贫富差别和剥削现象：“贫家女为富家织。”织女们忙忙碌碌不敢歇息，唯恐限日无法完成贡赋。织成的布帛却要“输官上头”，到头来落得天寒衣单，还不如倡家“十指不动衣盈箱”。有些女工，为了耗尽心血纺织新样，竟然“终老不嫁”。元稹 织妇词 云：“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漕户问题也是中唐新乐府诗人集中反映的问题。王建的 水运行 描写了漕运船工的艰难情状：漕民运米，“坏舟畏鼠复畏漏”；加之官吏相挟为奸，漕民“榜笞号哭之声闻于道路”，“禁锢连岁”，“赦下而狱死者不可胜数”。这类作品与一般的反映现实问题的作品有所不同：诗歌在描述现象后还揭示了问题所在，漕运成本极其高昂，所费远远超所得，所谓“用斗钱运斗米”，靡费之甚。诗歌最后还给出了政策建议：“远征海稻供边食，岂如多种边头地。”（水运行）这明显带有舆情意义。（二）受众指向：诗歌要表达民众的政治诉求带有舆情意义的诗歌具有一个重要特质：诗歌包含民众的社会态度和情感诉求。诗人将问题呈现给用事者，希冀达到改易政策、纾解民祸的政治目的。这种写法其实早在 诗经 中就已经开始了。诗经 小雅 节南山 针砭师尹贪暴，民不能堪。诗歌末尾云：“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周大夫家父代表民众，强烈要求尹氏不能再继续劳瘁民众。这就是政治诉求的一种表达。中唐新乐府诗人继承了 诗经 的精神，表达了民众的政治诉求，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有着鲜明的受众指向。元结 忝官引 云：“公车诣魏阙，天子垂清问。”王建 赠王侍御 云：“或人居饥寒，进退陈中情。”白居易 寄唐生 谓：“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又有 读张籍古乐府 云：“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元和四年（809），发生旱灾，李绛、白居易上疏减除租税。唐宪宗“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皆如二人之请”。从实际效果看，白居易的乐府诗“规讽时事”“流闻禁中”，引起唐宪宗的关注，唐宪宗也采纳了不少意见。（三）旨在呈现：作品具有报道新情况的意味中唐新乐府诗作反映问题时携带了某种罕为人知的新信息，将问题作为一种新情况报道出来，具有告知的属性。这正是其舆情意义的体现，也是这类诗作与一般现实主义诗作不同的地方。广德二年（764），元结受命道州刺史。到了道州后，他发现州县破乱，户口耗减，原来四万人口减到不满四千；自他到官不足五十日，官府征求符碟竟达二百余封。这些都是出现的新情况，皇帝唐 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第221页。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增订本），中华书局，1999年，第3362页。唐 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84页。唐 王建著，尹占华校注：王建诗集校注，巴蜀书社，2006年，第38页。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7768页。二二三年 第二期WENXUE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16未必知晓。诗人强烈感受到，必须将这种情况上呈天子：“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于是作 舂陵行，“以达下情”。就是说，这类作品中带有“发现”新情况的意味。诗人要急切地将其报告给天子。元结有些诗歌的题目就带有“告知”意味，例如 贼退示官吏并序 云“故作诗一篇以示官吏”，即包含了“陈示”的含义。这些都是舆情意义的特征。再如张籍 贾客乐，诗歌铺叙贾客常年飘荡水上，奔走逐利，无所顾忌，悠游自在。描述完现象后，作品最后揭示：“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宁为贩卖翁。”农夫不堪重税，因商贾“姓名不在县籍中”，于是弃农从商。中唐新乐府诗人之所以交相赋写“贾客乐”，实际是要陈示“两税法”的流弊。贞元十年（794）年，陆贽曾经批驳“两税法”的弊端，“两税法”以资产为依据，缺乏标准，导致守土安居者“敛之日加”，于是不少农人“转徙”从商。四中唐新乐府诗人发扬诗歌舆情功能的效果中唐新乐府诗人推行“采诗观风”，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在政治实践和文学方面所产生的效果各有不同。从政治效果上来说，白居易等人倡导的“采诗观风”产生了一定的作用。资治通鉴 载：白居易“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见而悦之”，“召入翰林为学士”。但中唐新乐府诗人倡导的“采诗观风”带有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色彩，政治实效有限，主要影响还是发生在文学思想领域，政治上未实现革新目的，唐王朝也没有恢复“采诗观风”制度，甚至中唐时期连谏官的地位和作用也大为削弱。元稹曾上疏论谏职云，太宗时期的谏官，伴随人君“宴游寝食”，不离左右；入议大政，“谏官随之”；但“今之谏官”，“不得豫召见”，“不得参时政”，只不过“排行就列”“朝谒而已”。新乐府诗人所反映的一些现实弊政、民生问题也多未解决。宦官专权、藩镇割据、重税问题等已成不治之症。由这些问题孶生出的次生灾害也难以去除。例如，藩镇进奉“羡余”这一问题，白居易曾作 重赋 予以反映。但纳受“羡余”的恰恰是皇帝本人。唐德宗“专意聚敛”，藩镇割留常赋、“增敛百姓”，进奉以市恩。这就如同“树欲静而风不止”，“羡余”问题自然无法断除。再如“宫市”问题，实际也是由宦官专权衍生出来的。宦官抑买人物，用红紫染“故衣、败缯”给之，“名为宫市，其实夺之”。针对这种弊政，白居易曾创作 卖炭翁，“谏官御史数谏”。贞元十三年（797），张建封入朝也曾具奏，但唐德宗偏信代表宦官利益的言论，始终未能采纳。宦官问题解决不了，“宫市”问题自然也难以解决。又如神策军问题，仍是由宦官问题孶生出来的。白居易 宿紫阁山北村 即鞭挞神策军的暴橫。神策军中尉权倾天下，不但藩镇多出自神策军，甚至天子废立都决于其手。同样地，宦官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谈及神策军问题。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新乐府诗人继承先秦“采诗观风”思想，发挥诗歌关注现实、关怀民生的精神，展示诗歌的舆情功能，拓宽诗歌的社会功能，给唐代诗歌带来了巨大影响：“采诗观风”思潮推动了中唐现实主义诗歌的繁荣，诗人们直面现实问题，秉持“救济人病”、反映现实弊政的理念，下情上达，期望有所改变，纾解民困；反映系列现实弊政和民生问题，形成一批独特的意象，例如“水夫”“海人”“没蕃人”等；诗歌作品不再追求含蓄和言外之意，而是写得径直、质朴，打破了中国既有的诗学清 彭定求等：全唐诗（增订本），第2695页。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7680页。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7768页。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7753页。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7694页。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7701页。“采诗观风”：中唐新乐府诗人对诗歌舆情功能的张扬-17WENXUE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Collecting Folk Songs and Getting Public Opinions”:Promotion ofPoetry s Public Opinion Function by the Poets of New Yuefu in theMiddle Tang DynastyMa LanzhouAbstract：“Collecting folk songs and getting public opinions”was an established custom for publicopinion collection originated in the pre-Qin period(before 221 B.C.).It was again advocated and restoredby new Yuefu poets in the Mid-Tang Dynasty(766835),practicing in their poetry writing.Publicopinions were thus collected,to some extent,similar to the“news reporting”,forming the unique imagegroups.Keywords：“Collecting Folk Songs and Getting Public Opinions”;Public Opinions in Poetry;Passerby传统和接受期待，催生了一大批现实主义力作。同时，中唐新乐府诗人在创作中也带来一些流弊，部分作品为了追求客观信实，泯去情感，专事采集事实，丧失了情韵，显得板滞干枯，质木无文；径直朴露的表达方式，也丧失了含蓄之美，与读者的接受期待出现参差不合。（马兰州，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教授）学术信息二二三年 第二期WENXUE YU WENHUA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古典新识：文学与文化青年论坛”举办2023年4月8日，“古典新识：文学与文化青年论坛”在天津举办。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中华书局古联公司、数字人文 编辑部、国家图书馆等文化机构的四十余位青年学者参会。会议以“数字时代的古典研究路径”为主要议题，侧重探讨当下古典研究如何充分利用数字时代的资源便利，探索数字人文视域下研究路径、观念、视野等方面的新变。本次论坛由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市文学学会共同主办。-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