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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史考释.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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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响一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Jiao Xiang-Journal of Xi an Conservatory of Music吴跃华2023年3 月第42 卷第1期Mar.2023Vol.42No.1中图分类号:J609.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 0 3-149 9-(2 0 2 3)0 1-0 0 3 3-0 8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史考释(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江苏徐州,2 2 1116)摘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史,作为北京师范大学音乐教育史的早期阶段,对研究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校在民国建立后才有音乐(美育)和军乐(体育)教育,但19 16 年后却超乎寻常的重
2、视起音乐教育(美育),不仅课内有音乐选修课、必修课,且课外音乐教育活动更加丰富,不仅在音乐内容方面是“中外”音乐教育齐发,还创办有面向社会的“音乐学校”,几近专业音乐教育。这既是浙江两级师范之优级师范美育办学经验的延续,也是曾志忘、冯孝思等创办的“中西音乐会”教育经验的发展。美育主要推动者是校长陈宝泉和专职音乐教师冯孝思(曾志忘的弟子)。19 2 2 年冯孝思还研制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课程标准,这也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高师公共音乐教育之音乐课程标准,后还出版教材新声乐一书。关键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美育;音乐教育史;冯孝思;陈宝泉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师
3、范教育高等学府。”因此,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 12 19 2 2)音乐教育史,对研究我国近代高等音乐教育史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一直不乏有学者研究并已呈现出较为丰富的成果。但许多研究成果要么历史事实书写得过于简略且缺乏考证,要么历史解释书写得过于简单且存在误读。因此,有必要对此再作一番“深究细研”。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前史(19021912)考证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初期阶段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建立于19 12 年5 月,前身是19 0 8 年成立的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这“学堂”又是在19 0 4年的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基础上独立发展起来的,其最早源头是19 0 2 年的
4、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P21)。对于这段历史,以往的北京师范大学音乐教育史研究文献均未提到有音乐教育。近来,曹卉我国早期音乐教育对“美育”的实践一一北京师范大学早期音乐史补遗一文(以下简称“曹文”)2 1(P68-73)称发现了一些新史料。这些史料来自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一学生的口述,称译学馆有一台风琴和一套军乐器可供学生课外练习,后者还有人教,尽管参加的仅是一些喜欢军乐的学生,但19 0 7 年译学馆还开了一场军乐音乐会 3 1(P173-190)。这确实很了不起。但“曹文”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重要事实:北京师范大学的源头是“师范馆”(科、学堂),而不是译学馆,尤其这译学馆根本不在京师大学堂的马神庙
5、街院内(师范馆和仕学馆等在此),而是在京师大学堂院外的东安门,与师范馆所在地相距约2 0 里地,即便今天坐公交车也得要坐8 站路。如此,把这作为该校源头的音乐教育史料不恰当。事实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 18 年4月编印 41(P83)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十周年纪念录(以下简称纪念录),在民国后有很多音乐教育史料记载,但在民国前却没有任何记载 5 。因此“曹文”基于作者简介:吴跃华(19 7 0),男,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收稿日期:2 0 2 3-0 1-3 133交响一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Jiao Xiang-Journal of Xi an Conservatory
6、 of Music非该校师范教育源头的译学馆的史料,进而得出该校师范教育“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设计了良好的开端,对近代美育教育(进行了)初探”的结论值得商榷。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前期史(19121915)考证音乐教育家姚思源先生(该校19 45 年学生)于2002年应约为音乐百科全书写的“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词条,对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整个阶段的音乐教育描述只笼统地提到有“乐歌”课 6 (P92)。作为“词条”书写,因受字数限制如此简略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高校音乐教师培养现状报告中对该校音乐系史的书写也仍这样沿用 7 1(P34),就未免太过简单了。或许他们确实没发现有新史料可写,“曹
7、文”倒是开发出了新史料,称19 12 年8 月该校建校时便有“兼任”体操、乐歌教员的陈瑞祥(字“俊亭”,直隶人),他在此兼职时间为19 12 年8 月至12 月。但“曹文”在解读这则史料时却犯了个小小错误,把这列为“课外”美育,其实陈瑞祥在此教的就是该校预科“课内”的“必修课”,证据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览:民国二年七月记载 5 1(P109)关于该校开设具体乐歌课情况,“北师大”王玉成先生(该校19 45 年学生)在19 8 4年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写的该校音乐系史,称该校那时“学制预科、本科各二年。预科课程设置中乐歌为必修科目之一,共开设三学期,每周2 小时”8 1(F44)。遗憾的是
8、,王玉成先生在解读史料时也犯了个小小错误,即称“预科、本科各二年”。其实19 13 年2 月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规定高等师范学校学制是预科一年、本科三年。“乐歌”在“预科”中被列为“必修课”,在“本科”中只作为“随意科”9 1(45-46)。19 13年3 月,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规定预科是学三个学期,周课时为“2”,三个学期学习内容均是“声乐练习及理论”10 1(P729)。现有各种关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制的研究也均能证明该校的学制跟国家规定是一样的(P319)。此外,19 13 年7 月该校在申报上刊登的广告也称“预科一年”12 1(P10);1913年人学的学生杜
9、斌丞就读的预科也说是一年,本科三年113 1(P12)。这学制实际上还是沿用该校前身即19 0 834.2023年3 月第42 卷第1期Mar.2023Vol.42No.1年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的学制(此前是“公共科学习一年,相当于预科;分类科学习三年,相当于本科”)(P 2 1),只不过叫法不同而已。为何会出现这样明显的小错误呢?其实民国初期“预科一学年度(实际上是)分三个学期,每年的8 月1日至12月3 1日为第一学期,次年1月1日至3 月3 1日为第二学期,4月1日至7 月3 1日为第三学期”141(P148)。这学年学期划分应该是来自欧洲国家。英国等国家至今还存有一学年三个学期的划分。有学
10、者称如此划分是为了民国时采用阳历的需要,但这只是中小学的学年学期划分,大学则不受这个约束115 1(P139)。如此,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之所以规定“乐歌”要“学三个学期”,是因为预科学习跟本科学习期间的学年学期划分是不同的,预科学习的只是中学课程,19 17 年人学该校的周谷城就说:“预科是一年,就是学习中学学过的数学、物理、化学”,他甚至抱怨这只不过是把中学的东西再学一遍 16 1(P78)。正因为预科学的是中学内容,所以学年学期划分也是按照那时中学来的。因此,这所谓的“学三个学期”实际上就是只学一年,即预科阶段学习一年。但接下来的本科学习不是按照这个学期划分的,本科是一学年两个学期。如
11、此,不了解那时的学制和学年学期划分便很容易作出上述理解错误,把“学三个学期”误解成预科两年内的学习,因学制一共只有四年,于是便想当然地把“本科”学习时间减为“二年”,其实,我国自学校教育以来至今也未见有过大学“本科”是学“两年”的。遗憾的是,这一误解现已被多种重要的音乐教育史书转引,进而导致更为广泛的误传。陈瑞祥所著普通乐理一书(初版日期不详,19 3 6 年再版,和平印书局。)17 (P70),是否为那时使用的教材,不得而知。但他本人曾在河北省立杨村简易师范学校任教(19 42 年成立),谱有该校校歌 18(P74)。陈瑞祥离职后,19 13 年1月 19 (P120)杨书升(字“论秀”【2
12、 0(P388),直隶定县人 19 (P120)来此接替陈瑞祥“兼任”乐歌、音乐教员,“兼职”时间是“19 13 年1月至1916年7 月”(见纪念录)。每周授课钟点为“6”,月薪为“48”元 2 1(P432)。19 14年,该校校刊称他是该校“有名望的教员”【2 2 1(P20)。确实,杨书升此时还和时任北京师范学校音乐、体操教员的张秀山23(P 6 8-7 6),一起兼任“教育部教科书编纂纲要审查会”2023年3 月第42 卷第1期Mar.2023Vol.42No.1审查员和“教育部教授要目编纂会”成员 2 4(P1-2)。奇怪的是,相较张秀山,杨书升几乎无人知晓。原因或许是,作为“毕业
13、于日本宏文学院”【2 1(P432)的杨书升,其音乐才能可能并不太高,这从日本宏文学院毕业的我国音乐学子未见有较大音乐贡献的人也能得到侧面印证(曾志忘只是短暂的在这个学校学习过,不是该校毕业生。)。杨书升担任教育部“审查员”的原因或许是有“地缘”因素的考量,蔡元培就曾说过,北京大学一半靠“人才”,一半靠“地位之特别”(即地处京城首都,因此便受到特别关注。)2 5 (P55),想必该校也是这样。从杨书升履历看,其水平不足以担任此要职。杨书升从日本毕业回国后,先来到四川省驻京的四川中学校任音乐教员,该校于19 0 8 年7 月在宣武门外皮库营四川新馆处建立 2 6 (P148),民国时期停办后 2
14、 1(P432),杨书升即于19 12 年来到北京“报子胡同第四小学”任“音乐、算术”教员,19 13 年1月来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任音乐教员 19 1(P120)。目前查不到他有任何音乐成果。尽管杨书升的音乐成就可能确实不高,但其担任的“审查员”职务可高了,他代表教育部审查“乐歌学科及编纂事宜”2 7(P429),该职务后来由萧友梅担任过。担任如此重要职务的杨书升,竞然与此前的陈瑞祥一样都是“兼职”,且与杨书升同时来此担任“军乐”教员的李士奎(该校附中军乐教员 2 8 (P97-102)也是“兼职”2 9 (P109),并都是来自该校附中。为什么呢?根据王玉成所叙,该校只有预科有乐歌课
15、,没提到有“选修课”,即大学本科暂时还没音乐课。由于“预科”的性质是中学,如此,让该校附中音乐教员的杨书升和李士奎来此“兼职”便名正言顺了,这实际上等于该校附中代为其预科来培养。因此,尽管表面上看该校一开始有音乐教育,其实等于该校大学段早期没有。如果王玉成叙述可靠的话,这状况或许能说明该校一开始不够重视音乐教育,或至少能说明该校此时的音乐教育没有任何亮点。如此状况也可理解,民国建立时,尽管把美育列入教育方针,但这做法当时就遭到了一些保守派的反对,实质上近乎“取消美育”【3 0 1(P184),蔡元培本人也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此时袁世凯希望大家去“复古”,所以,即便被认为有“西化”倾向
16、的曾志忘那时来到北京创办的“音乐会”叫“中西音乐会”,开始从事“歌剧(戏曲)改良”3 1(P47-53)。作为本就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史考释处首都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自然更是“冷暖先知”了。但该校增加李士奎(字“实书”,直隶人)来兼教军乐又是什么名堂呢?我们来看李士奎来该校后即刻设的“军乐练习会”3 2 (P19-121)颁布的章程就明白了。李士奎任该会会长,该会章程写到:这是“(本校学生)课余练习军乐以提倡军国民精神为宗旨。练习地点在花厅,学生自愿参加,但一旦参加就不得中途退学”5 (P109)。且不论这是学生“课外”“自愿”参加的学习项目,这明明白白写的是为了“提倡军国民精神为宗旨”
17、而设的,也就是说,这不是“美育”,这“军国民”教育本身就是那时的教育宗旨之一,用通俗的话说,这是“体育”。19 0 8 年一学者就曾这样总结:“今日之学堂,大多注重体操一科,并辅之以军乐”【3 (P10S)。如此,该校等于把原陈瑞祥兼职教的“体操、乐歌”课,在陈瑞祥离职后,分别由聘请的李士奎和杨书升来兼职教习,乐歌(美育)由杨书升兼职教,李士奎兼职教的军乐属于体操课(体育)。遗憾的是,“曹文”却把这军乐课外活动作为“美育”重点事件来书写。这种误读现象还很普遍,现在的许多音乐教育史文献基本都把那时的学校军乐教习作为学校美育来介绍,这显然是站在现在立场的一种理解,但不符合历史原意。军乐作为“军国民
18、”教育是清末以来就一直提倡的,袁世凯对此很支持,作为袁世凯花钱送德国“专学音乐和作曲”的李士奎(见慈禧御前女官裕德龄的书御香缥缈录【3 41(P108),19 0 8 年时就曾任清末皇家禁卫军军乐队第一任队长,溥仪称之为“前内城守卫队的军乐队长”3 5 (P216),19 15 年政府公报称其为“宣武上将军行署军乐队队长”3 6 (P20),这么重要身份的人此时来此兼职说明该校重视的是“军国民”教育,而不是美育。但李士奎在此只任职半年(19 13 年1月至6 月)2 9】(P109),其离职原因或许是因为这预科根本就没有学生“自愿”选修(或选修的学生很少,无法组成军乐队训练)。要知道,来读预科
19、的学生目的都是为了考上大学,谁有心思在那“军国民”精神啊?但“乐歌”课不一样,预科的“乐歌”课是必修课,即学生必须要上这门课。根据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职教员姓名录 3 7 (P21)可知,尽管19 14一19 16 年间该校仍只有杨书升一位乐歌35.交响一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Jiao Xiang-Journal of Xi an Conservatory of Music教员,但从19 14年起,该校音乐教育确实得到了加强,如19 14年1月16 日该校开始成立“乐室”3 8 1(P8-82)。此时已有很多预科班的学生考人本科了,按照国家规定该校也应该为大学生开设音乐“随意科”了。此外,该校“
20、大事记”还称19 14年“2 月4日编校歌已成”3 9 (P432-443)。到了19 15 年,该校创办“手工图画专修科”3 8((P80-82)。从1915年7 月该校在申报上刊登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手工图画专修科规程来看,这“专修科”规定“音乐”为“必修课”【40 (P11)。这是从原始文献中发现的首次明确提到该校大学生有音乐必修课的史料。然而,正当该校需要杨书升在大学普通音乐教育上发挥作用时,他却于19 16 年7 月离开了该校,从该校附中发布的公告可知他是“因事卸职”【41(P98-103),其实他是步人仕途,或许是因他担任几年的教育部乐歌教材“审查员”,结识了人脉,于“民国六年十一月
21、”去任“江苏省长公署咨议”了 42 (P3-4)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后期(19161922)考证关于该校后期音乐教育史,祁明芳在从京师大学堂到黄河岸边西北师范大学音乐系初创及曲折发展(19 3 9 19 6 0)【43 (P S 6-6 1)一文只提到“附设音乐训练班”这个词,孟维平先生在北京近代新音乐发展史研究一书中有较多叙述:“学校曾组织课外练习军乐活动,由学生自愿参加,每周三课时。19 16 年,还在校友会内成立音乐会”,设雅乐组班、管乐队、歌咏队、竹笛队、步号队、昆曲队、高级音乐练习班、初级音乐练习班、军乐练习班等,师生员工均可参考”44(P14)。但这叙述比较笼统,且只称这是
22、“课外”的音乐教育活动。“曹文”对此叙述比较具体,且列有具体文献,但解释又存在问题。这“后期”历史确实值得高度关注,因为自19 16 年起该校“后期”音乐教育几近专业的音乐教育。1916年1月,即杨书升还没离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该校不仅增加了一个叫简兴照(京兆宛平人)的兼职音乐教员在此负责指导课外音乐活动(见纪念录),还增加了来自兼职该校附中军乐教员的冯孝思即冯亚雄41(P 9 8-10 3)(另见纪念录之“现任职员录”,17 2页。),不久后他还成了该校“专任”音乐教员,“担36.2023年3 月第42 卷第1期Mar.2023Vol.42No.1任预科及手工图画专修科乐歌教授”【45 1
23、(P98-11)。显然,这“专任”音乐教员的身份也能说明该校进一步重视起音乐教育了。19 16 年3 月该校进一步成立“音乐练习会”46 (PI),9 月续办第二期高初两级音乐练习班 41(P83)。冯孝思自称他来此教“管乐、钢琴、乐理”【47 (P211)冯孝思还称他来校之前曾教过梅兰芳弹钢琴 47 (P211)因此,作为管乐专家的冯孝思在此教钢琴是可能的。19 16 年4月该校第三次运动会上,首次出现有钢琴伴奏大合唱的照片 48 1(P13)(另还有舞蹈表演 4(P24、2 6)。或许是因该校教学任务扩大的需要,冯孝思来校后不久,尽管他仍在附中兼职 41(P98-103),但附中的乐器也跟
24、着他来了,附中公告称“自民国六年十一月起,(该校附中)将军乐会器械(“音乐器械二种共5 3 件”)移归高等师范学校练习”411(P98-103)。此前该校原本拥有“乐器(只)有二种共九件”41(P98-11)。乐器增加后,于19 17 年7 月继续办第三期“音乐练习会”5 0(P2),19 18 年9月不仅继续办第四期“音乐练习会”,同时还办了军乐练习班,新招2 3 名学生练习 5 0 1(P2)。19 19 年,该校还和北京大学等校举办“北京学校音乐会”3 1(P1)。19 2 0年,冯孝思还应邀出席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演出,发表对该音乐会的评论文章 5 2 。冯孝思来该校后,该校音乐教育几乎
25、是全面开花,19 16年10 月时还开始组织国歌练习班,且他还为该校创作新校歌 5 3 1(P32)(冯亚雄即冯孝思编曲、该校国文教授章厥生作词),还配有那时很少见的正规伴奏谱 5 3 (P32)。1916年11月该校又增设音乐教室,并首次开始教中国乐器和音乐,19 16 年时设有“雅乐社”(在教员研究室授课)5 4(P9),连“游艺部”里也设“音乐会”,“分国乐、雅乐二组”【5 5 1(P1032)。尽管直至19 2 0 年该校仍只有冯孝思一名(专职)乐歌教员 3 6 1(P74-88),但该校校史称此时还“聘专家教练之”(P1032),这种说法说明该校此时还有其他外聘教师。且直至1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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