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拓展与时代超越：对公共产品理论的再思考——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必然.pdf

开发研究 年 月第 期总第 期【管理科学】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治理体系优化研究”（）；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作者简介 史锦华（），女，河北沧州人，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后，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边界拓展与时代超越：对公共产品理论的再思考 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必然史锦华，范佳雯（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摘要：公共产品是众多学术领域的重要概念，其理论发端于西方学者追求个人自由价值的表达，并由此激发出对政府公共职能和国家财政等有关问题的讨论，最终形成了理论上的消费范式和供给范式两大学派。全球化加速的现实迫使人类面对越来越多共同的挑战和问题，倒逼公共产品理论突破国家边界，进一步深化与拓展，由此进入全球公共产品理论阶段。在应对重大公共风险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如新冠疫苗）过程中所出现的困境和问题更使人们反思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距，有必要推动公共产品理论进入更高时代新阶段，即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国，也用自己的行动很好地诠释了其核心要义和共同规则，为全球化治理新时代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话语、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关键词：公共产品；公害品；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一、问题的提出刚刚过去的几年，全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对国际经济、政治以及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命健康普遍受到威胁。据世界卫生组织网站统计，截止到 年 月 日零时（北京时间），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 亿人，死亡超过 万人。疫情泛滥期间，研制、开发和供给新冠疫苗被认为是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不断增加疫苗供给也成为世界各国着力解决最重要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一种手段。为此，国际社会围绕疫苗的研制、生产、分配和使用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的提议、主张和讨论，其焦点是短期内疫苗的需求远大于供给所引发的矛盾和分配问题。但是，问题出现了，即如何让疫苗成为惠及所有国家的公共产品，凸显出疫苗供给的公平性。事实上，随着各国疫苗的陆续研发和上市，有关疫苗的采购、出口、进口、使用等，亦成为全球治理领域的重大考量。发达国家由于实力雄厚，自主研发能力强，采购能力也强，在疫苗供给上占据先机和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却面临无能力生产也无能力进口疫苗的危机，这种情况意味着约占全球人口 的富裕国家能够预购和使用半数新冠疫苗，而全球近 处于不发达、落后地区的人口无法及时得到疫苗供应，只能继续等待，被动接受病毒的肆虐或侵袭。对此，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把疫苗视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分摊风险、共享收益。早在 年 月 日，习近平主席就在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上表示，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做出中国贡献。同年 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再次强调中国将努力让疫苗成为各国人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从历史和现实看，在全球重大的传染性疾病面前，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对抗击疫情和搞好防治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共同面对，这毫无疑问符合全球公共产品的最大特点。理论上，从新冠疫情防疫的收益和成本简单核算分析，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防控或被根除所带来的收益没有竞争性，同时也不具有排他性，即任何一个国家从中受益都无法阻止其他国家从中获益，也不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受益程度，但消除疫情的成本是需要有负担主体的，且这种负担是有积极的正外部效应的。负担成本问题涉及负担主体的能力和意愿，通常情况下，只有能力和意愿同时具备，负担主体才能够担当起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放眼世界，发达国家是有能力负担其成本的，但从现实看其意愿性不强，其中触及其对全球公共产品的态度定位、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问题。因此，面对类似新冠疫苗这种重大的全球公共产品问题，有必要重新审视“公共产品”这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及其理论体系。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公共产品的学术概念内涵和理论逻辑出发，分析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实践逻辑和现实困境，结合新冠疫苗供给所出现的问题，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理论最高阶段的必然性。未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话语交流体系和平台建设，对推动全球化新时代的治理模式变革、弥补全球治理赤字、促进人类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迎接人类文明新时代具有重大意义。二、西方主流公共产品理论与学术流派梳理作为重要的学术概念和话语表述，以公共产品为核心所形成的理论体系构成经济学、财政学、管理学等理论基础。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来看，最早的公共产品理论肇始于西方学者基于个人自由价值实现目的，从而激发起对政府职能和国家财政等有关问题的讨论。年，英国学者托马斯霍布斯 利维坦出版 利维坦 一书。从社会契约角度，他指出了国家作为群体授信的一个人格，应该以有利于人们和平与共同防卫的形式担负起由个人享用但却无法实现个人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供给 。年，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发表 人性论，他以“公共牧地排水”为例提出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搭便车”问题，从而触及公共产品理论问题的核心部分 。之后，号称经济学鼻祖的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 国富论 。其中，斯密根据 世纪英国资本主义产业资本发展的需要，探讨了自由竞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提出了“无形之手”的自由市场竞争理论，但同时他也指出了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重要性，即政府的“守夜人”作用：国防、司法和基本的公共服务、公共工程。他明确指出了公共产品的性质内涵是“对于一个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说，如果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决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不难看出，斯密对公共产品问题进行的深入思考较为完整地表述了基本内涵以及政府职能定位，其中国防一般认为是纯公共产品。斯密之后，随着学者对税收收入、财政支出以及政府职能的不断关注和研究，公共产品理论的概念被广泛引入经济学、财政学和管理学等学科范畴的研究之中，使其成为普遍流行的重要学术概念。目前，总结西方主流公共产品理论在公共财政领域主要包括两大流派：以马斯格雷夫、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消费范式学派和以布坎南、奥尔森等为代表的供给范式学派。（一）消费范式学派此学派的理论特点是强调公共产品的消费特征，最主要的是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种特征成型于萨缪尔森相继发表的两篇关于公共产品的文献，即 公共支出的纯理论 公共支出理论图解，其中对“什么是公共产品”（他称为“集体消费物品”）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定义，指增加一个人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同时减少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那类物品 。之后，另一位财政学重要人物马斯格雷夫于 年提出了社会物品的概念，被认为是进一步规范了公共产品的内涵。马斯格雷夫认为，公共产品是具备非竞争性消费的物品，它通常还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至此，关于公共产品的两大特性，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被正式明确使用，并被主流教科书广泛采用、推广 。深入剖析可知，消费范式学派提出的公共产品理论只是为了更好地阐释私人产品内涵的需要，弥补市场失灵问题，满足市场和政府划分边界的理论逻辑自恰，目标是为自由市场经济提供系统性、完整性、逻辑性的理论话语体系。当人们关注社会生活，用其指导实践时发现，现实远比理论概念要复杂得多，几乎没有什么物品完全符合上述特征。于是，人们将消费范式学派所定义的公共产品称为纯粹的公共产品（比如国防），同时，也认可还有大量的介于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之间的物品，例如医院、学校、公共设施等。总之，通过这种理论概念修正，算是暂时弥补了理论与现实的巨大鸿沟。（二）供给范式学派此学派的理论特点是强调公共产品的供给特征。有消费就有供给，二者是相生相成的矛盾统一体。现实上，尽管消费范式学派指出了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但最后总要落实到如何供给这些公共产品的问题上。困惑之处在于，当人们关注公共产品供给端的时候，发现公共产品问题远不只是满足市场和政府划分边界理论逻辑需要那么简单，而是涵盖更广泛的内容。对此，学界广泛认可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是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他从该理论出发，提出了公共产品供给特征内涵，即人们观察到有些物品和服务通过市场制度实现需求与供给，而另一些物品与服务则通过政治制度实现需求与供给，前者被称为私人物品，后者则被称为公共物品。值得指出的是，学术界一般把布坎南所说的公共物品认可为萨缪尔森所说的公共产品，这也导致两种名词的替代或混用。特别强调的是，布坎南重视政治制度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含有政治取向下不同集体组织主体的利益诉求表达。在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方面，布坎南和塔洛克于 年用“集体行动”的博弈过程演绎了决策过程 。沿着此理论逻辑，后继学者也有从风险、激励、交易费用等各种角度进行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与总结，比如，马臖于 年总结出六个关于供给的问题，包括配置到公共产品上的资源多少是合适的，如何分享公共产品的利益，用何种方式具体实施供给，等等 。不难看出，尽管供给学派触及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政治取向、利益表达、集体博弈等超越经济学视域的问题，但其分析方法仍然局限于经济学框架下，这也无疑限制了其理论的拓展与高度。综上所述，西方主流公共产品理论两大学派尽管其内涵主张不尽相同，各有特点，但其局限性则大体相同，比如共同的逻辑起点、研究方法和地域局限性等（见表 ）。表 公共产品两大学派比较比较分类消费范式供给范式不同点关注重点消费端现象描述供给端现象描述目标指向消费效用最大化（帕累托最优）最适度供给数量（俱乐部产品）解决建议划分市场和政府边界，维护市场自由完善宪政法治，维护市场自由相同点逻辑起点社会契约论、个人自由最大化研究方法经济学框架地域局限一国范围内三、应对全球化：公共产品理论的回应与拓展分析可知，上述公共产品理论中，不论消费学派还是供给学派，其发端和视野都是局限或界定在一国领土范围之内（本文亦称之为公共产品的 版本）。在这种 版本中，由于地域局限性，消费和供给群体所涉及的基本国体与政体、文化价值观念、人们行为取向等大致也具有共同性，而这些自然成为研究的潜在假设起点和前置条件。在前述公共产品理论两大学派中，即使其中有不同观点表达，但对公共产品所应指向的有关领域，比如国防、教育、医疗和养老等还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对提供公共产品的一国政府来说，其公共职能的重点也是这些领域。二战以来，人类面对的最大变化可以说是全球化的加速与深化。全球化深入推动了商品、技术、资金和人员的全球快速流动，世界各国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程度进一步加深，全球一体化或地球村正在成为一种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全球一体化一方面带来了资源超越国家范围的更广泛时空配置和整合，尤其为资本流动拓展了多种通道，增加了巨大的资本获利空间；但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严重的问题甚至挑战摆在各国面前，如全球生态危机、全球变暖、世界性经济危机等。在这些挑战和问题面前，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加强合作与沟通，共同应对挑战。现实问题倒逼理论界做出回应与思考，对全球公共利益、公共产品的内涵进行拓展，推动公共产品理论（版本）进入全球公共产品理论阶段（本文亦称之为 版本）。简单分析不难发现，这种理论版本的升级内含对公共产品领域关注焦点的变化，即由消费与供给“有益”公共产品（称为有益品）变为如何消除“有害”公共产品（称为有害品）。（一）有关公害品相关议题当今世界，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也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一种发展大势。从经济学的利益动机分析，人类对全球化的推动过程就是进行全球化的资源有效配置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会获得巨大的收益，当然也会承担相应的成本。但从不同地区所面对的现实来看，全球化的速度、渗透力与席卷力还是存在结构性差异的，这也意味着对于全球化各个参与主体来说，其收益分享和成本分担必然面临时空不匹配或不均衡问题。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如何核算全球化的收益和成本呢？这其实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因为，哪怕只从收益一端分析，则包含长期利益、短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等的不同定位与权衡。由于各个国家的发展实力、发展速度、发展重点和发展战略不同，总体收益核算需要随着时间发展而做出。在现实成本一端，情况似乎更为复杂和严重，即人们发现每个国家发展过程中除了需要付出自身成本代价外，还需要共同面对一些越来越严重的全球化问题，尤其是全球生态灾难，不断恶化的环境危机以及恐怖事件和全球犯罪等（即全球公害品），而消除这些全球公害品则需要人类共同承担成本，这种共同承担的成本可以看作是人类不得不付出的共同代价。从理论逻辑剖析来看，公害品概念的引入可以帮助我们把公共产品 版本的内涵拓展为两大类，即公益品和公害品。版本全部重点关注的是公益品问题，虽然其中也有关于负外部性、搭便车等问题的探讨，但这些只是为了更好地论证公益品问题而提供的理论补充。拓展出公害品概念之后，公共产品理论也升级为 版本。研究发现，人们对有关公害品概念如何定义，也面临着像公益品同样的问题，比如有纯粹公害品或部分公害品等区分。学术上，于 年提出的观点被学者们广泛引用，即所谓公害品是指对公众有害的物品，是公益品的对立面，其典型特征就是具有负外部性。其实，即使按照这种定义，现实中人们还是发现公害品也是很难界定清楚的。尤其是从不同角度看，公益品和公害品本来就是仁智各异，例如公共交通这样受到广泛认可的公益品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就造成了拥堵和空气污染。换句话说，不论是从公益品角度，还是公害品角度，大部分公共产品都处于中间模糊状态，即通常所说的混合公共品或准公共品。对此，现实怎样确定公害品的问题，于 年给出了基于三个维度的归类：制造公害品的人数、公害品的影响范围、公害品引起损害的持久程度。沿着这三个维度分析，当一个公害品所涉及的人数足够多、范围足够广、损害持续足够久的时候，就可以定义为纯公害品；反之，就是纯的公益品；介于二者之间的就是混合公共产品（整理如表 所示）。对此，进一步深刻指出，世纪政府的工作重心是公共品（公益品），世纪政府的工作重心将是公害品 。表 三种类型公共产品特征比较三个维度纯公益品混合公共产品纯公害品涉及人数影响范围持久程度众人受益广泛受益长久受益有人受益，有人受害范围有限，不涉及全局持续时间有一定限度众人受害广泛受害长久受害（二）全球公共产品问题可以看出，全球化引发了人们对公害品问题的关注，这不仅深化和拓展了公共产品概念、内涵与分类，亦使得有关公共产品问题从一国之内拓展到国外，引发了超越国家范围的国际公共产品或全球公共产品问题。其实，早在 世纪 年代，就有学者关注了国际上公共产品的问题。年，奥尔森正式使用了“国际公共产品”这个概念 。从地理意义上讲，“国际”扩展到所有国家，即成为“全球”，所以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也更多指向全球公共产品。目前，从最初的“国际公共产品”概念提出到如今“全球公共产品”概念的广泛使用，更多体现了全球化语境下，人们对国家之间交流与合作的重视。在全球公共产品内涵界定上，学界较为认可的是 于 年提出的观点，其内容大致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从受益范围上，不仅仅只包含一个国家团体；第二，从成员组成上，扩展到几个甚至全部人群；第三，从代际传递上，既包括当代又包括未来数代，或者至少在不妨碍未来数代发展选择的情况下满足目前几代 。受这种思路启发，如果按受益范围划分，公共产品可以细分为集体公共产品、地方公共产品、国家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可见，全球公共产品是受益最广（突破了国家、地区、集团等界限）、受众最多（世界各民族、大众）、受益时间最长（当代和未来）的公共产品。至此，结合前述有关公害品的讨论，则全球公共产品研究同样包含着全球公益品和全球公害品的内容，而且由于全球公害品现实问题的严重性，人们会更加重视全球公害品的消除问题。其实，从矛盾转化和逻辑生成角度分析，公害品和公益品本身就是一对矛盾的双方，二者存在相互生成和转化的机理。所以，对全球公害品的解决和消除方案可以转化为对全球公益品的生产和提供方案（见表 ）。例如，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性瘟疫流行，即全球公害品的消除，可以转化为全球抗疫、新冠疫苗研发这样的全球公益品地提供。表 全球公害品和全球公益品的矛盾转化与生成典型种类全球公害品消除全球公益品提供地球生态恶化防止自然灾害增多、损失增多制定遏制环境破坏，减少粗放式经济发展等国际规则温室效应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减少海平面上升，土地、耕地减少制定减少碳排放相关国际行动方案全球瘟疫流行防止各国人民健康、生命的损害新冠疫苗的生产、研发和供给四、全球公共产品的深层问题与挑战：以新冠疫苗供给为例全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的暴发与流行，是迫切需要人类共同应对的灾难。从性质上，新冠疫情属于全球公害品。那么，为有效防控这种全球公害品的传播，则需要各国同心协力、加强合作。按照上述表 中公害品和公益品的矛盾转化与生成机理，将全球公害品转化为全球公益品，即建立新冠疫苗的生产、研发和供给体系，防止各国人民健康、生命受到威胁与损害，但从现实来看，新冠疫苗有效供给体系的建立并不顺利。能够作为供给主体的有关国家出于各自目的，在疫苗供给中的表现、行为以及所起作用差异较大。（一）有关国家供给主体的表现由于全球公共产品不存在一个单一主体，需要有能力的各供给主体共同完成。针对供给过程所面对的问题，众多学者从资金供给困难、利益和成本分摊、管理监督激励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论证 。但现实远比理论要复杂多变，尤其是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灾难现实，有关国家供给主体的表现更为不同。正像一个人的行为表现主要受其意愿和能力影响，同理，一个国家的现实表现也来自其主体意愿和能力的综合反映。首先，从供给意愿来看。一般来说，意愿具有“初心”特征，虽不能直接决定能力，但对能力的影响巨大。目前来看，疫苗供给主体主要是一些有影响力的大国，比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中国、俄罗斯等国家。作为防治全球公害品的新冠疫苗，供应主体理应视其为全球公益品进行供应。但是，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却表现出了“资本逐利”意愿，即忽视疫苗的全球公益品性质，仍将其视为一般商品进行供给牟利，甚至大搞垄断和囤积居奇，发世界人民的灾难财，谋取高额利润。“资本逐利”上升到国家层面，则体现出把疫苗供给作为手段，来实现其强权和霸权意志。例如，利用疫苗的稀缺性，以供给作拉拢手段，制造谣言打压其他国家疫苗，甚至出现了“疫苗”种族主义、“疫苗”霸权主义苗头。其次，从供给能力来看。依照普通的新药供给过程，新冠疫苗的供给包括六大环节：研发、注册、审批、生产、储运、接种等。总的来说，美国和欧洲的大企业疫苗研发、生产能力较强。在疫情较为严重的 年的全球疫苗市场上，美国的辉瑞、莫德纳，英国的葛兰素史克，法国的赛诺菲占据近八成份额，并且掌握着市场准入标准。根据界面新闻整理的数据，美国新冠疫苗产能最高，综合诺瓦瓦克斯、辉瑞、莫德纳和强生四款疫苗的产能至少达到 亿剂，基本与其订单量相匹配；而英国阿斯利康则表示，年可滚动生产 亿剂疫苗。如此之强的供给能力，是否就能保障全球疫苗的最大供给呢？答案是否定的。其原因在于疫苗供给的公平规则和机制缺乏，使得供给区域严重失衡。华盛顿邮报 报道，占世界人口 的富裕发达国家购买了全球 的疫苗，订购的疫苗数量是其人口的两三倍，许多发展中国家被排斥在外，无法获得西方疫苗，而中国疫苗成为其最后的依赖。（二）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层面的挑战与反思上述现实反映到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层面，势必引发更多挑战与反思。供需中公平透明的分配机制问题上述 版本的研究大部分把公平透明的分配机制作为前提假设，并只囿于经济学范畴进行分析，而在新冠疫苗这种全球公共产品供需过程中，这种前提假设并不存在，必须重新强调并首先构建公平透明的规则和分配机制，否则许多国家即使都有意愿和能力供给疫苗，也很难进行公平分配，供需矛盾将非常突出，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矛盾出现，最后达不到消除新冠疫情这种全球公害品的目的。供需中的价值取向问题从哲学上讲，公共产品既有工具属性，更有价值属性，这是因为公共产品所涉及的主体是人，既然是人自然包含其价值观和行为取向问题。上述对主要供给主体的意愿分析可以看出，有的国家“资本逐利”价值取向明显，完全忽视了“以人为本”的主体价值需要。同时，在疫苗供给方式上，对供给对象进行行为意识要挟，或以价值取向打压，等等，均体现出了全球公共产品问题内涵中所不能忽视的价值属性问题。供需中全球秩序的重构问题新冠疫苗这种全球公共产品的供需集中反映和影射出了各国的主流价值和行为准则，这也引发了关于全球治理赤字、全球秩序重构等问题的讨论。纵观疫情期间各国表现，主要是“资本”和“人本”两种相互对照的观念体系。以美国为主导的观念体系集中反映了“资本”为核心特征，即一切为“资本”服务，体现着以“资本”为主体逻辑的价值主导和秩序架构。未来，随着世界人民的觉醒意识加强，建立以“人本”为主体的观念体系成为人心所向和大势所趋。供需中急需大国意识和大国担当鉴于疫苗供给中所反映出来的矛盾和问题的形势所迫，国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需一种新的“人本”力量介入，以平衡和修正以“资本”为主体的世界秩序格局。这种新的“人本”力量就需要大国意识和大国担当。值得一提的是，大国不一定是强国，也不一定单指面积或人口方面，但一定是综合各方优势，能够影响世界、发出声音并愿意为世界治理做出贡献的国家。以上几点挑战与反思显然已经超越了以往关于公共产品理论的范畴，涉及跨学科、多领域、全方位的公共产品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即公共产品理论面临版本更新，急需拓展新的概念内涵，统合和提升现有的理论体系。五、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公共产品理论的高级阶段上述对新冠疫苗供给问题进行的讨论，是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公共产品理论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之一。即使各国对新冠疫情这种全球公害品消除意见达成一致，但在以何种方式消除、谁来主导、成本如何分担等问题上，亦难以达成全面一致意见。这不仅说明全球公共产品理论需要统合与提升，而且需要超越传统观念和模式，引入价值多元主体，发挥各方积极性，进入全球化治理新时代。“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全球化治理新时代，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思想和话语表达，让世界人民听得懂，成为照顾各方意见的最大公约数，并有利于做出最大程度上的目标整合和方向性努力，促进各方的积极性得到发挥，最好达成治理目标的实现。这方面，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发出了时代的声音，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根源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针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的回答，有其哲学和文化滋养与底蕴。但本文从公共产品这一学术概念出发，通过不同版本发展阶段的深化、拓展与创新，最后经过统合和提升，其最高的阶段也势必归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公共卫生风险事件，使得人类作为整体生命共同体的本质属性表露无遗，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声走进人心，走进理论研究者的关注和视野，推动研究的延伸、深化与提升，否则理论研究将滞后现实，这也是本文的写作目的。其实，通过梳理有关文献，学者们关于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一直在进行，但终因“功力”不够，力有不逮，功亏一篑。比如，斯蒂格利茨曾划分了五个种类的全球公共产品：国际经济稳定、国际安全（政治稳定）、国际环境、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知识 。显然，这种划分过于注重区别和差异，缺乏统合性和精准性，尤其是“知识”一说更容易产生歧义。另一位学者 也给出了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并强调说明其目的一方面是检验其在描述和分析全球化挑战时的作用；另一方面是要找到可行的、能够广泛运用的政策选择与策略，确保全球公共物品更可靠的供给，这包括从市场有效性到平等、健康、和平与环境可持续性等各个方面，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全球公共物品，人类安全和发展将会变得难以捉摸。显然，提出了目的和努力方向，但缺乏凝练高度，没有统合出一个比全球公共产品更适合的名词来表达。正如有学者深刻指出，当知识上的“公共利益”由于被诸多学科以不同言说方式而支离破碎的时候，需要政治哲学担当知识完整性与统一性的责任；当实践上的“公共利益”被以神圣崇高的名义而肆意践踏的时候，需要政治哲学的澄明与引领 。至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理论高级阶段的学术表达（可称为 版本），体现出了政治哲学的高度统合和驾驭能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考虑了特殊与普遍、个体与共同体、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核心话语概念价值。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秉持的理念和价值、所提出的方案和倡议、所实施的决策和措施、所践行的行动和达到的效果等，具有很强的认可度和响应性，亦具有可行性和实践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跨越国家之间的隔阂，不能追求单个国家的“私人利益”，要积极寻求多方共赢的公共利益，提供更多“以人为本”的全球公共产品。此次全球新冠疫情的大暴发与大流行深刻表明，各国人民休戚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化危机的唯一必然正确选择。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中国用自己的行动很好地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提供了最大程度的全球公共产品，为全球化治理新时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一）担当和共享担当和共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理念，它超越不同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上，以为全人类谋福祉为最终目标。现实层面，不仅提供可供消费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性”公共产品，也提供公平、规则和良好意愿等方面的“软性”公共产品。自新冠疫情暴发之后，中国迅速行动起来，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高度负责态度，打响了疫情防控的总体战、阻击战，短期内控制了疫情的国内传播，并尽各种可能阻止其全球范围的蔓延，为世界各国防疫争取时间。同时，把在疫情防控中的经验，第一时间竭尽全力地与世界各国分享和传授，这方面的事实和报道比比皆是。比如，年 月 日，中方同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 个欧洲国家举行视频交流会，介绍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中方的防控策略和临床诊治等内容；中国与东盟、非盟、亚太经合组织、加共体、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以及韩国、日本、俄罗斯、美国、德国等国家，开展 多次疫情防控交流活动 ，等等。当疫情在多国多点暴发时，中国积极关注，急人之所需，尽最大能力开展合作、分享经验、提供帮助；对灾情较重的地区和国家，及时提供防疫物资，并派出多支医疗队协助抗疫，为国际抗疫做出最大程度的中国贡献，体现了中国视人类为整体“共同体”的使命和担当。（二）坚持疫苗的公共产品属性科学研发新冠疫苗，是国际上认可的最有效抗疫手段。疫情暴发之后，中国积极投入到疫苗的研发生产当中，并明确疫苗的国家公共产品属性，即政府对疫苗的定价、销售等进行管理，保证疫苗可以在合理的价格范围进行合理供应和分配，避免疫苗被垄断牟利。年 月，习近平主席在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上宣布，中国疫苗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进行提供；同年 月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中国将努力让疫苗成为各国人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灾难，为保障世界各国获得疫苗的平等机会，中国重点关注并确保发展中国家能获取适合、安全和高效的疫苗。对一些不发达国家或有些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援助的方式来实现这些国家新冠疫苗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对此，习近平主席多次表示，“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罢，我们都欢迎，正所谓 独行快，但众行远”。从国际上看，中国新冠疫苗的供给意愿是最强烈的，也有足够的生产和自我供给能力。同时，中国积极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以实际行动促进疫苗公平分配，确保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带动更多有能力的国家加入并支持“实施计划”。（三）倡导公开透明、协商共治的全球治理新秩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公共产品、公共事务或公共利益是整个人类的事，是“地球村”大家的事，这自然需要公开透明、协商共治的全球治理秩序，自然是“应该坚持多边参与、多方参与，由大家商量着办，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各个主体作用”。全球重大公共风险面前，世界人民休戚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客观事实让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全球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尤其是传统的以邻为壑、零和博弈、自私自利的治理理念急需改变，让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倡导和构建公开透明、协商共治的全球治理新秩序已得到了广泛共识。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来看，援助资金、药物和疫苗研发以及国际公共卫生机制的建立等方面，几乎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被排斥在外。而中国利用自身控制疫情的经验，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变革，为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提供了大量全球公共卫生产品，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与全球各地区的政策协调和合作机制。同时，以新冠疫情为契机，引领和推动全球治理理念、治理手段、治理体系改革，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重要行动纲领，落实到全球治理实施过程中。（四）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自己最大贡献理论上，有学者已经论证全球公害品对经济冲击、破坏和影响非常明显。年，研究地震灾害后得出结论，所有经济活动都要依赖于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和生产者的产品投入，灾害一旦造成中间环节中断，则整个经济链条上的所有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将受到影响 。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大部分经济链条处于“停摆”状态。但是，疫情趋缓后，中国迅速抢抓复工复产，尽最大努力恢复经济正常秩序，用最短时间使经济复苏，并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最终成为世界主要国家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年第二季度中国的 同比增长“由负为正”，实现了 的增速，全年 总额为 万亿元，比上年增 长 ；实 现 出 口 万 亿 元，增 长 。年、年经济继续保持恢复发展，全年 分别达到 万亿元和 万亿元，增长率分别是 和 ，向好势头保持不变。在此过程中，中国所采取的严格防控措施、稳定经济秩序、“六稳”与“六保”政策以及加强国际合作交流等一系列举措，无疑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可复制、借鉴和参考的经验和方案。疫情期间，中国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激发了经济增长新动能和活力，这既有利于中国自身经济继续向好，也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了动能和发力点，有利于世界经济秩序恢复和发展。六、简要总结人类步入全球化时代，必然面对种种危机和考验。面对全球公共风险事件，让人们看到了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问题和挑战，也意识到现有公共产品理论所不能解释或不能解决的问题所在，而这些问题直接关系世界各国人民福祉以及全球治理秩序的重构。“理论是问题之树盛开的花朵”，理论创新、理论发展必须基于现实问题导向。全球化面临种种危机和挑战，有必要推动全球公共产品理论的深化、拓展和创新。这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涵盖了全球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并且有所统合、凝练和超越，为构建全球化治理新时代提供了中国话语、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全球化是世界大势。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是人类面对的全球化大变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的理性和现实选择。全球新冠疫情暴发，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任何私利和偏见只会导致灾害的进一步严重。国际社会只有加强团结，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维护整体人类公共利益，才能共渡难关。疫情暴发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表示，“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协作才能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挑战。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是发挥我国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体现”。疫情暴发与防治更加凸显出全球化时代的结构性矛盾，其中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公平和效率等成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努力推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仅向全世界人民很好地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价值，更用自己的行动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人心和持续发展，为开创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新时代和美好未来做出了最大贡献。参考文献：托马斯霍布斯 利维坦 黎思复，黎廷弼，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大卫休谟 人性论 关文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塔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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