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组态视角下数字生态激发创业活跃度的多元路径——基于NCA与fsQCA的研究.pdf

第 36 卷 第 2 期2024 年 4 月Vol.36 No.2Apr.2024研究与发展管理R&D MANAGEMENT制度组态视角下数字生态激发创业活跃度的多元路径基于NCA与fsQCA的研究张吉昌，龙静，王泽民（南京大学 商学院，南京 210093）摘要：如何优化数字生态环境激发区域创业活跃度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管理问题。本文基于制度逻辑理论，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以中国31个省区市为案例，检验了数字政府、数字基础、数字经济、数字能力与数字社会5个条件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组态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数字基础、数字经济是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其重要性程度依次为数字政府、数字基础与数字经济。存在“政府统筹市场决定型”“政府赋能市场调节型”“市场调节社会助力型”“政府统筹社会助力型”4类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制度组态。存在3类产生非高创业活跃度的制度组态，呈现出以下2个特征：数字生态中各要素均表现不佳；在缺少政府统筹或赋能的情况下，即使市场发挥调节作用，也不能产生高区域创业活跃度。研究揭示了数字生态影响创业活跃度的多元路径，对优化地区数字生态环境，更好激发市场主体创业活力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关键词：数字生态；创业活跃度；制度逻辑；数字经济；NCA；fsQCA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0 引言数字化时代背景下，营造良好数字生态是培育创新土壤1，推动创业的重要举措2。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开辟专章对“营造良好数字生态”进行深入阐述，这是“数字生态”概念在国家级战略规划文件中的首次亮相3。北京大学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从基础设施、数据资源、政策环境、数字人才、数字创新、数字安全、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9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生态评价体系，系统地对中国31个省份的数字生态进行了测量与比较，发现各省份间的数字生态存在明显的差异1。数字生态是指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三大行动主体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系统内部的各社会经济主体围绕数据进行互动、融合，连接方式具有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特征3。数字生态本质上是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的市场主体在创业、经营和退出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同时也是一种包含政府逻辑、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复杂制度环境1。然而，中国各省份数字生态发展不均衡的现象说明，不同省份之间的政府、市场和社会3种制度力量有所不同，政府逻辑、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彼此依存、合作和冲突，会形成不同的制度组态，对区域市场主体创业活力产生差异化影响2，4-5。因此，如何处理好数字生态中的不同制度逻辑之间的关系是优化数字生态与提升创业活跃度的关键。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亟待通过科学研究进行解答。学术研究方面，数字生态与创业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根据研究方法可以将现有研究分为3类。通过定量研究检验单个数字生态要素对创业的影响。现有文献发现数字经济发展6、数字基础设施建设7能显著促进地区创业活跃度。从理论思辨视角分析数字生态要素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如SUSSAN和收稿日期：2023-07-06；修改日期：2024-02-13。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德不配位 与 怀才不遇：地位不一致情境下创业团队成员的应对行为及其匹配对创新绩效的影响”（72072086）；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人工智能应用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KYCX22_0066）。第一作者：张吉昌（1993），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字化与创新创业，。文章编号：1004-8308（2024）02-0113-12DOI：10.13581/ki.rdm.20230764研究与发展管理第 36 卷ACS8指出，云计算、社交媒体等数字基础设施为创业者提供了沟通、协作和计算的平台。检验数字生态要素与创业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因果关系。例如，TORRES和GODINHO9发现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的数字基础设施是产生数字独角兽企业的必要条件；ZHANG等10发现高质量的政府数据资源以及良好的数据交易政策环境是高创业绩效的必要条件；ORLANDI等11采用fsQCA方法研究了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媒体以及社会因素之间的组态关系对创业死亡的作用。上述研究在丰富和加深人们对数字生态与创业关系的理解上做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但仍存在以下3点不足。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检验单个数字生态要素对创业活跃度的“净效应”6-7，或者是从理论思辨角度阐述数字生态要素对创业的影响2，8，并没有揭示整体的生态要素间的“联合效应”，无法很好地解释数字生态与创业的因果复杂性问题12。少数学者基于制度组态视角探究了不同制度因素组合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但主要是基于二元制度逻辑的分析4，没有同时将政府、市场和社会3种制度逻辑纳入组态分析框架，考虑多种制度逻辑组合对创业活跃度的联合作用。而社会逻辑在多元制度逻辑中的研究中严重缺失13-14。对此，不少国内外学者指出，基于制度逻辑理论15探讨多元制度逻辑之间的耦合关系对创业的影响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14，16。少数学者采用fsQCA方法探索数字生态要素与其他要素的联合效应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但是没有将数字生态要素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探索数字生态内部要素的协同匹配效应对创业的影响，难以形成数字生态的整体认识和深入理解，不利于寻找驱动创业的数字生态优化路径。此外，鲜有学者结合NCA和fsQCA方法来探索数字生态要素与创业的复杂因果关系。综上所述，本文基于制度逻辑理论，结合NCA和fsQCA方法，分析数字生态与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因果关系，致力于回答以下2个问题。第一，单个数字生态要素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构成高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第二，何种数字生态可以产生高创业活跃度？1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1.1理论基础1.1.1数字生态中的制度逻辑制度逻辑是指影响个人、企业、家庭、政府等不同主体的行动规范和制度安排，不同主体之间的制度逻辑间的交互关系构成了组织场域中的多元制度逻辑。制度逻辑理论认为特定的组织场域中存在相互兼容或冲突的多元制度逻辑，从而导致行为主体表现出异质性行为 15。数字生态本质上是一种包含多元制度逻辑的制度环境，会对环境的资源容量和主体的认知产生影响，决定主体是否创业 4，17。具体到本文，数字生态中包含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制度逻辑。一方面，中国在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期间，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关键作用，政府逻辑在社会运行中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国引入市场逻辑 18，持续深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转变为决定性。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成为中国转型期间的两大基础逻辑 4。进入21世纪后，强调公平、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和价值观兴起，社会逻辑逐渐确立 19。由此，中国形成了政府逻辑、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并存的多元制度环境 13。另一方面，从数字生态所包含的逻辑主体来看：政府逻辑是指政府在区域数字生态环境中充当运营商角色，通过建设数字政府提供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市场逻辑是指市场主体在区域数字生态环境中充当提供商角色，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数字化服务和产品；社会逻辑是指社会公众在区域数字生态环境中充当消费者角色，购买市场提供的数字化产品或服务，享受政府提供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3。1.1.2制度逻辑影响创业活跃度的机制参考以往制度环境与创业行为的研究，本文阐述3种制度逻辑影响创业活跃度的差异化机制。第一，政府逻辑下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效应。政府主要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20，进而推动创业4。一方面，政府通过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可以打造数字政府，提升自身数字化服务水平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创业政策，如为创业主体提供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开放公共数据资源10等。根据政府对创业活动的差异化作用，可以将政府的角色划分3类：政府紧缩，政府只提供基础性的公共服务4，21；政府赋能，政府在推动创业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帮助之手”，提供差异化的公共服务与政策；政府统筹，政府在推动创业的作用表现为“重推之手”，通过大力打114第 2 期张吉昌等：制度组态视角下数字生态激发创业活跃度的多元路径造数字政府与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降低了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21。第二，市场逻辑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效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升创业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影响创业行为5，17。数字生态环境中的资源是有限的，其所能容纳的组织数量同样是有限的。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初创者提供了低门槛的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提高了环境的承载力，能有效驱动创业。大多数创业企业都面临着资源短缺、合法性不高等问题，承载力低的环境意味着可利用的资源不足，创业企业无法充分发挥创业导向，而数字能力的提升为市场主体提供了充足的数字化人才与数字化创新资源。根据市场对创业活动的差异化作用，可以将市场的角色划分3类：市场失灵，此时市场无法有效引导资源流向创业主体；市场调节，此时市场发挥部分创业资源配置功能；市场决定，此时市场在创业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21。第三，社会逻辑下的创业认知提升效应。社会主要通过影响创业者的创业认知来影响创业行为 22。创业认知是人们用来进行评估、判断或决策的知识结构，涉及机会评估、创业和企业成长 22。首先，随着数字技术、产品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创业者可以快速、高效地学习相关的创业知识，了解创业故事，能极大地改善创业者的创业知识结构。其次，创业者通过各类数字平台，可以获取更多融资信息，快速收集和发现潜在顾客需求并挖掘相应的市场机会 8，从而增强创业者对创立企业的想法和承诺。最后，数字技术的普及会提高公民的数字素养，提高了创业者所具有的创业技能，增强创业者将创业机会转换为企业的能力。根据社会对创业活动的差异化作用，可以将社会的角色划分3类：社会寄生，社会主体只受益于政府和市场提供的数字化服务与产品，创业认知不强；社会助力，社会主体对政府和市场提供的数字化服务与产品进行反馈，产生较强的创业认知；社会反哺，社会主体在享受数字普惠红利的基础上产生极强的创业认知。1.2数字生态要素与创业活跃度1.2.1界定范围组态理论化的第一个步骤是界定范围。FURNARI等12提出了以锚点为基础将前因条件复杂化和通过聚合高阶构念来简化前因条件数量2种界定范围的方法。本文根据制度逻辑理论与数字生态要素特征，将政府逻辑、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作为范围界定的锚点13。以政府逻辑为锚点，同类要素包括数字政府、基础设施、数字资源与政策环境；以市场逻辑为锚点，同类要素包括数字经济、数字创新与数字人才；以社会逻辑为锚点，同类要素包括数字社会。数字安全从“政、产、学、研、用、融”6个角度进行度量3，理论内涵涉及政府逻辑、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3个锚点，无法对其进行明确归类，故不将其纳入分析。基于锚点方法得到8个前因条件，这与31个案例之间的组态分析会产生较为严重的有限多样性问题23。本文继续通过聚合高阶构念来简化前因条件数量12：一方面，基础设施、数字资源与政策环境都是驱动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基础性和保障性条件3，3个条件具有相同属性，本文将它们聚合为数字基础这一前因条件；另一方面，数字创新和数字人才都是发挥数据作用的功能性条件3，这2个条件也具有相同属性，本文将它们聚合为数字能力这一前因条件。综上所述，本文结合2种范围界定方法界定了数字政府、数字基础、数字经济、数字能力与数字社会5个前因条件，下面具体阐述5个前因条件与创业活跃度之间的关系。第一，数字政府与创业活跃度。数字政府是指政府组织的数字技术应用程度3。数字政府具体体现在对公共数据的开放共享、打造信息化的政务和数字化政务服务。一方面，政府通过开放政府数据资产可以为创业活动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源，能够提高大众创业的积极性10。另一方面，便捷式的数字化政务服务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创业服务和创业环境。第二，数字基础与创业活跃度。数字基础是指信息基础设施的覆盖程度和接入性、可供利用的公共数据以及规范数字经济发展的法律、政策条件3。首先，数字基础设施包括云计算、众筹平台、在线社区、社交媒体、3D打印、数字众创空间等数字技术工具及其系统8，11。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可以帮助创业者构建高质量的社会网络、提供沟通、协作和计算分析等功能，帮助创业者有效识别创业机会7，24。其次，数据已经成为新型生产要素，组织（政府、私人和非营利组织）方面的开放数据政策为创业者提供了发现新机会的环境10。最后，良好的政策环境保护了创业者的合法权益，激励创业者参与良性的市场竞争。第三，数字经济与创业活跃度。数字经济是指企业组织的数字技术应用程度3。数字经济主要通过4种渠道机制影响创业活动。通过激活用户的产品多样化需求拓展创业活动基础。为创业者提供115研究与发展管理第 36 卷便利的信息获取渠道，丰富创业信息来源和结构。促成创业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与用户的匹配与交易，为创业活动提供支持。加强社会互动性，为创业者积累社会资本2，6。第四，数字能力与创业活跃度。数字能力是指高等教育和信息技术人员的数量、研发投入和专利等产出水平2。一方面，创业活动的主体是人，数字化人才则是具有独特创业技能的创业主体，而由数字化人才构成的数字创业团队能够有效识别和开放创业机会，整合创业资源25。另一方面，数字创新驱动的创业活动正成为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的新趋势，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带来的广泛创新成为驱动大型企业创业的最为突出且持续的重要机制26。第五，数字社会与创业活跃度。数字社会体现社会个人的数字技术应用水平3。数字化社会的技术成果是让每个人都参与到网络中，从而产生一种志愿服务的文化。用户在与在线社区进行密切互动时，可能偶然地开发出新产品或服务10。因此，将数字产品及其能力与人类行为者、组织和机构相结合，可能产生新的创业机会。1.2.2连接：数字生态要素之间可能存在的组态关系组态理论化的第二个步骤是连接，连接不仅是组合多个前因条件来解释结果，而且要在前因条件之间找到内在的组合逻辑，即回答“界定的前因条件如何或为什么能够合理地相互结合来解释结果？”12。本文参考贾建锋等13的多元制度组态研究，归纳出3个制度逻辑间的7种可能存在的组态关系（见表1），为分析数字生态要素间的关系模式奠定基础。综上所述，数字生态中的政府逻辑、市场逻辑和社会逻辑通过协同匹配形成差异化的制度组态，影响制度性交易成本、资源配置效率与创业主体的创业认知，从而对创业活跃度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表1数字生态驱动创业活跃度的可能路径Tab.1Possible paths for digital ecology to driv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提升路径单一主导提升路径双元组合提升路径多元协同提升路径组态类型政府驱动型市场驱动型社会驱动型政府市场驱动型政府社会驱动型市场社会驱动型政府市场社会协同驱动型政府逻辑1001101市场逻辑0101011社会逻辑0010111理论逻辑单一制度逻辑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创业资源配置效率与激活创业认知找到提升创业活跃度的路径政府、市场与社会通过共生、互补等形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创业资源配置效率与激活创业认知，从而提升创业活跃度政府、市场和社会产生协同效应，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创业资源配置效率与激活创业认知，从而提升创业活跃度注：1表示该制度逻辑产生影响，0表示该制度逻辑未产生影响。创业活跃度 高创业活跃度非高创业活跃度 组态分析 协同匹配 数字政府 数字基础 政府 数字经济 数字能力 市场 社会 数字社会 图1研究框架Fig.1Research framework116第 2 期张吉昌等：制度组态视角下数字生态激发创业活跃度的多元路径2 研究设计2.1NCA与fsQCA混合的方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是基于布尔逻辑和代数检验条件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fsQCA从组态视角检验多个前因条件导致结果条件发生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即前因条件的差异化组合会形成多种前因组态，这些前因组态均可以导致结果条件发生。虽然fsQCA可以对前因条件的必要性进行检验，但是其对必要条件的识别较为粗糙，只是从定性的视角判断前因条件是否为必要条件。相反，NCA可以从定量的视角较为精细地刻画前因条件的必要性程度27。因此，如果单纯地使用fsQCA方法来识别必要条件，可能导致特定水平的必要条件被遗漏27，通过采用NCA与fsQCA的混合方法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4，也能有效地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2.2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来源分为 2 个部分。数字生态的测量数据来自 数字生态指数 2021，该报告对2020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数字生态进行了测量1。创业活跃度的测量数据包括2020年中国31个省市的新创企业数量与1564岁劳动人口数量，均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2021。通过匹配2组数据，得到本文的分析数据。2.3测量和校准2.3.1结果条件创业活跃度本文参考赵涛等6的做法，基于劳动市场法衡量省级层面的创业活跃度。劳动市场法采用年度新创企业数量与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值来衡量创业活跃度。此外，本文参考杜运周等4做法，使用原始值与最大值的比值，将数据范围调整为 0，1。2.3.2前因条件5个前因条件的取值范围为0100，数值越大表示该生态要素的表现越好。数字政府由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智慧环保指数、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加权计算得出。数字基础为基础设施、数字资源和数字政策的平均值，其中基础设施由新基建竞争力指数、云栖指数、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加权计算得出，数字资源由开放数林指数、数据流通指数加权计算得出，数字政策由数字政策指数表示。数字经济由大数据产业发展指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数字产业电力消费指数、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数字经济投资者信心指数、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加权计算得出。数字能力为数字人才与数字创新的平均值，其中数字人才由数字人力指数、AI开发者指数加权计算得出，数字创新由数字专利指数表示。数字社会由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字生活指数、社会纠纷搜索指数、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加权计算得出。2.3.3校准校准是将前因条件和结果条件的原始数值转换为集合隶属分数的过程。本文参考杜运周等21的做法，采用直接校准法计算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3个校准点的数值，分别对应原始数值的第90百分位数、中位数与第10百分位数。校准结果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3 研究结果 3.1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本文基于R软件中的NCA包分析单个前因条件的必要性。首先，分析前因条件的效应量。效应量表2校准结果和描述性统计Tab.2Calibration result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条件创业活跃度数字政府数字基础数字经济数字能力数字社会模糊集校准完全不隶属0.16421.46936.23418.72113.03625.623交叉点0.28445.48833.18331.05922.58642.979完全隶属0.53872.77972.55658.30458.43858.732描述性分析均值0.33446.54037.23136.16128.59647.127中位数0.28445.48833.18331.05922.58642.979标准差0.18320.99721.60517.66719.70518.051最小值0.12810.00010.46411.19410.14417.376最大值1.000100.00087.19087.968100.000100.000117研究与发展管理第 36 卷为上限区域与范围的比值，表示对结果条件的约束程度，取值范围为01。本文的前因条件均为连续型数值，故选择上限回归（ceiling regression，CR）分析技术进行测算4。在分析之前，本文将所有条件的原始数值转换为集合隶属分数。基于DUL等27给出的必要条件判断标准，必要条件的效应量（d）大于0.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p 0.05）。由表3可知，数字政府、数字基础和数字经济均是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参考TORRES和GODINHO9基于效应量大小判断必要条件重要性的方法，可以发现本文3个必要条件的重要性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数字政府、数字基础与数字经济。其次，汇报前因条件的瓶颈水平。瓶颈水平分析可以展示出实现特定水平的结果需要前因条件达到何种水平值27。根据表4中的瓶颈水平分析结果可知，要达到高创业活跃度（成员隶属分数大于0.5），数字政府的成员隶属分数至少要大于0.255，数字基础的成员隶属分数至少要大于0.204，数字经济的成员隶属分数至少要大于0.092，数字能力的成员隶属分数至少要大于0.022，数字社会的成员隶属分数至少要大于0.160。最后，基于fsQCA方法的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5个前因条件的一致性得分均小于0.9，说明所有前因条件均不构成高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需要说明的是，NCA与fsQCA对必要条件的计算方法和衡量标准不同，fsQCA是从定性的角度来分析前因条件的必要性，参考线为散点图的对角线，而NCA是从定量的角度分析前因条件在不同水平下的必要性，参考线有可能向上移动或发生旋转，形成带截距的参考线27。因此，通过fsQCA必要条件分析得到的必要条件是NCA分析的子集，2个方法互证互补，并不存在冲突。3.2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是指检验前因条件形成的不同集合是否构成结果集合的子集23。考虑到31个案例数量以及一致性阈值设定的相关文献23，本文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0，频数阈值为1，所有案例表3NCA方法必要条件分析结果Tab.3NCA method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results条件数字政府数字基础数字经济数字能力数字社会方法CRCRCRCRCR精确/%90.30087.10090.30096.80093.500上限区域0.2030.2360.1900.0880.079范围1.0001.0001.0000.9901.000d0.2030.2360.1900.0880.079p值0.0000.0000.0000.0030.000注：置换检验（permutation test）的重复抽样次数为10 000次。表4瓶颈水平分析结果Tab.4Bottleneck level analysis results创业活跃度0.0000.1000.2000.3000.4000.5000.6000.7000.8000.9001.000数字政府NNNNNNNN0.1240.2550.3860.5170.6480.7790.910数字基础NNNNNNNN0.0660.2040.3430.4810.6190.7580.896数字经济NNNNNNNNNN0.0920.2540.4160.5790.7410.904数字能力NNNNNNNNNN0.0220.1850.3480.5110.6740.838数字社会NNNNNNNN0.0290.1600.2910.4220.5530.6850.816注：因为条件为校准后的模糊隶属度值，所以上述数值代表各条件的隶属值；NN表示“不必要”。118第 2 期张吉昌等：制度组态视角下数字生态激发创业活跃度的多元路径都纳入了分析。在反事实操作步骤中，本文将前因条件均选定为“存在或不存在”23。fsQCA软件会产生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本文主要汇报中间解，并将同时出现在中间解与简约解的条件判定为核心条件，只出现在中间解中的条件判定为辅助条件。表6汇报了组态结果，其中有4个高创业活跃度组态（S1、S2、S3、S4），3个非高创业活跃度组态（NS1、NS2、NS3）。所有组态的一致性水平均大于0.8，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884，总体解的覆盖度为0.729，具有较强的解释力23。3.3结果与讨论3.3.1组态命名组态理论化的第三个步骤是命名，是指构建一个有意义的总体叙事，传达每个组态的理论内涵12，21。本文结合连接阶段所推导出的关系以及各制度逻辑的差异化作用，将组态S1命名为“政府统筹市场决定型”；组态S2命名为：“政府赋能市场调节型”；组态S3命名为“市场调节社会助力型”；组态S4“政府统筹社会助力型”。下面分析每个组态的理论内涵和相对应的案例。3.3.2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分析模式一：政府统筹市场决定型。组态S1表明高数字政府为核心条件，互补高数字基础、高数字经济、高数字能力为辅助条件可以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组态S1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原因在于：数字生态中的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呈现出共生关系，政府在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中起到“重推之手”的作用，同时市场在数字资源配置中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组态表5fsQCA方法必要条件分析结果Tab.5Results of fsQCA method necessary conditions analysis前因条件数字政府数字政府数字基础数字基础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数字能力数字能力数字社会数字社会高创业活跃度一致性0.8430.4480.7810.5050.7860.5210.7610.5300.7810.476覆盖度0.8470.4470.8400.4730.8730.4750.8700.4720.8120.460非高创业活跃度一致性0.4450.8470.4360.8510.4220.8860.4050.8860.4400.818覆盖度0.4460.8430.4680.7950.4680.8050.4620.7870.4560.788注：“”代表条件缺失。表6组态结果Tab.6Configuration results前因条件数字政府数字基础数字经济数字能力数字社会一致性原始覆盖度唯一覆盖度总体解的一致性总体解的覆盖度高创业活跃度S10.9140.6710.3540.8840.729S20.8430.2550.018S30.9240.2200.001S40.9180.3200.030非高创业活跃度NS10.9250.6930.0420.8910.810NS20.9480.3220.016NS30.9000.7510.101注：代表核心条件存在，代表辅助条件存在，代表核心条件缺失，代表辅助条件缺失，空格代表条件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下同。119研究与发展管理第 36 卷中，一方面，创业者可以享受到便利的数字基础设施和高效的政务服务，面临极低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创业者拥有充足的数字化资源，可以组建优质的数字化团队，利用低门槛的数字化平台，提升创业效率。而在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的正向作用突出的情况下，社会逻辑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创业活跃度的提升。虽然政府与市场处于各自的生态位中，但是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存在相互增强的关系，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存在共同提高了创业环境承载力，产生高创业活跃度4。处于该组态的典型省市为山东省、重庆市。根据 数字生态指数（2021），在数字社会（第17名）排名不佳的情况下，山东省的数字政府（第14名）、数字基础（第6名）、数字经济（第5名）、数字能力（第7名）的排名均比较靠前。山东政务服务数字化已经成为山东省的重要标签，在政府数字化政策的引导下，各种数字业态层出不穷，数字经济总量在2020年超过3万亿元。在政府和市场双元驱动下，2020年山东省的创业活跃度排名第4。以重庆市为例，根据 数字生态指数（2021），重庆市的数字政府（第8名）、数字基础（第14名）、数字经济（第14名）、数字能力（第14名）与数字社会（第6名）的排名均比较靠前。数字政府建设方面，重庆市在全国率先实现“国家市区县”三级政务数据资源共享体系全覆盖；数字经济建设方面，重庆市是国家首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实验区，并且是工业互联网国家顶级节点。模式二：政府赋能市场调节型。组态S2表明高数字政府、高数字能力与非高数字经济为核心条件，互补非高数字基础、非高数字社会为辅助条件可以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组态S2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原因在于：政府通过提升自身数字化服务水平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提供高效便捷的网上政务服务，尽可能地降低市场主体在注册、经营和注销等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激发市场主体的创业活力。市场则对数字人才与数字创新等部分创业资源进行配置，引导这类资源流向创业主体。因此，在数字基础薄弱、数字经济与数字社会不太繁荣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依靠数字政府与数字能力提升创业活跃度。处于该组态的典型省市为河北省。根据 数字生态指数（2021），河北省的数字政府（第13名）与数字能力（第15名）的排名中等偏上，但数字基础（第18名）、数字经济（第17名）与数字社会排名较低（第19名）。2020年，河北省提出专项行动计划提升数字政府的服务能力，政务数据共享开放，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进一步降低创业面临的制度性成本。模式三：市场调节社会助力型。组态S3表明高数字能力、非高数字经济为核心条件，互补非高数字政府、非高数字基础、高数字社会为辅助条件可以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组态S3实现高创业活跃度的原因在于：虽然政府处于紧缩状态，只提供基础性的公共服务4，21，但数字市场发挥了部分创业资源配置功能，为创业主体提供具有价值性、稀缺性的数字人才与数字创新资源。数字化人才是具有独特创业技能的潜在创业主体，其基于数字化技术以及电子商务等新型互联网交互平台可以有效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此外，社会公众具有一定的数字素养，对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的接纳和使用程度较高，为创业企业提供了庞大的、优质的潜在用户群体。处于这类组态的典型省市是陕西省。根据 数字生态指数（2021），陕西省的数字能力排名较好（第12名），数字社会（第16名）排名中等，但数字政府（第17名）、数字基础（第19名）与数字经济（第19名）排名中等偏下。截至“十三五”末，陕西各类人才资源总量达600.46万人，其中数字人才存量与数字创新数量在样本省份中排名第10名与11名，这为创业活动提供了充足的人才资源与创新资源。此外，陕西省政府在2020年提出加快建设“数字陕西”，为社会公众提供便利的数字工具。模式四：政府统筹社会助力型。组态S4表明高数字政府为核心条件，互补高数字基础、高数字社会、非高数字经济与非高数字能力为辅助条件可以产生高创业活跃度。该组态表明，在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和数字能力不强的省份，依托高效率政府、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数字社会的助力能够导致高创业活跃度。组态S4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原因在于：在数字市场发展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发挥了“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提供数字化的基础建设与公共服务，降低了创业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此外，社会因资料来源：http：/ 2 期张吉昌等：制度组态视角下数字生态激发创业活跃度的多元路径素会对生态系统中的创业行为产生影响。社会公众作为数字化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可以享受到移动宽带、普惠金融、电子支付等数字工具的红利，他们可以在互联网社区进行互动时识别创业机会，也可以获得低门槛的金融资源，这会驱动社会公众在数字化环境中进行“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将想法转换为新产品或新服务14。处于这类数字生态的典型省份为贵州省。根据 数字生态指数（2021），贵州省的数字政府（第12名）、数字基础（第6名）与数字社会（第14名）排名较好，但数字能力（第21名）、数字经济（第21名）排名较低。贵州省建立了中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达到全国上游水平，在此基础上持续强化数字政府建设，建成中国首个全省统一的数字政府平台，实现全省政务服务事项100%网上可办，极大地降低了创业过程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此外，贵州省不断构建数字社会场景、数字生活场景以及供给多元应用场景，为社会公众提供良好的数字体验，不断激活社会公众的创业导向。3.4进一步分析3.4.1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间横向分析参考张吉昌等28的组态间横向分析思路，本文发现数字政府分别在3条路径中表现为核心条件，说明数字政府在驱动高创业活跃度中具有一定的普适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对当下的数字生态构建3与创业活动4起到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3.4.2非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分析如表6所示，存在3条非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路径。组态NS1与组态NS3表明，各生态要素普遍表现不佳时，地区难以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组态NS2表明，在缺乏数字政府、数字基础以及数字社会的情况下，即使有高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也不会高。3.4.3制度逻辑间的协同效应对比高创业活跃度的4个组态可以发现，并没有出现连接阶段推导出来的单一逻辑驱动模式，即数字生态中单一的制度逻辑并不能产生高创业活跃度。该结论与ZORINA和DUTTON14的发现具有相通之处，他们发现国家逻辑、市场逻辑与社区逻辑在推动数字创新过程中会产生两两互动关系，纯粹的竞争关系或主导关系难以驱动数字创新，而是要多种生态逻辑的相互作用产生协同效应。3.5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4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7）。首先，调整校准锚点。本文在保持交叉点不变的前提下将完全隶属锚点调整为第75百分位数，将完全不隶属锚点调整为第25百分位数，组态结果与原组态保持一致。其次，考虑数字生态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本文检验2020年的数字生态环境对2021年的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组态结果与原组态保持一致。再次，提高一致性阈值。本文将一致性阈值从0.8提高到0.85，得到与原组态保持一致的3个组态。最后，提高案例阈值。本文将案例阈值从1提高到2，得到与原组态保持一致的2个组态。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表7稳健性检验Tab.7Robust test前因条件数字政府数字基础数字经济数字能力数字社会一致性原始覆盖度唯一覆盖度总体解的一致性总体解的覆盖度调整校准锚点S1A0.9150.7060.5710.8620.746S2A0.7220.1140.017S3A0.7960.0940.004S4A0.7280.1090.013考虑影响的滞后性S1B0.9070.6690.3510.8710.722S2B0.8250.2500.018S3B0.9020.2160.001S4B0.9100.3180.029提高一致性阈值S1C0.9140.6710.3820.8850.711S2C0.9240.2200.009S3C0.9180.3200.030提高案例阈值S1D0.9140.6710.3830.8950.702S2D0.9180.3200.031121研究与发展管理第 36 卷4 研究结论与启示 4.1研究结论本文以数字生态这一新兴的现象为观察窗口，基于制度逻辑理论，采用必要条件分析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混合方法，以中国31个省区市为样本，检验了数字政府、数字基础、数字经济、数字能力与数字社会5个前因条件对创业活跃度的组态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数字基础、数字经济是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其重要性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数字政府、数字基础与数字经济；存在“政府统筹市场决定型”“政府赋能市场调节型”“市场调节社会助力型”“政府统筹社会助力型”4类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制度组态；存在3类产生非高创业活跃度的制度组态，呈现出以下2个特征：一是数字生态中各要素均表现不佳，二是在缺少政府统筹或赋能的情况下，即使市场发挥调节作用，也不能导致高区域创业活跃度。4.2研究贡献第一，从数字生态视角丰富了创业活跃度的外部影响因素研究。现有研究从营商环境4、创业生态环境29等制度环境对创业活跃度形成的组态路径进行识别，但还未有研究检验数字生态环境对创业活跃度的组态效应。分析数字生态环境激发创业活跃度的模式和机制，拓展了创业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创业活跃度的前因研究。第二，同时分析了政府、市场与社会3种制度逻辑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拓展和丰富了中国情景下的制度逻辑理论研究。一方面，本文将数字生态视为制度环境，将其解构为包含政府、市场和社会3种制度逻辑的复杂制度环境，对数字生态驱动的高创业活跃度组态进行了理论化，弥补了制度多元性特征对行为主体的影响的不足18，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