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抗倭碑刻《重建常熟县城记》研究.pdf

长三角抗倭碑刻重建常熟县城记研究方汉文摘要：研究出土碑刻的内容首先在于历史语境的诠释，由此可以对长三角地区抗倭碑刻重建常熟县城记的碑文内容与传世文献的互证互补关系，以及抗倭战争中“海禁”政策转换与长三角“滨海城防”战略的关系有新见解。嘉靖年间倭寇“倡乱”迫切要求长三角滨海城防必须强化，而重建常熟县城是坚固城防和加强抵御倭寇的重要措施。该碑文强调的战略上遏制倭寇“蜂蛋窃发”并运用“滨海城防”的战法，体现出长三角抗倭中清除倭寇盘踞点与清剿流寇的阶段性特征，对嘉靖中后期抗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该文还依据碑文记载，对明史等传世文献中与常熟县城防相关的历史人物的列传做了校勘，补记了知县王铁的生平事迹，以及常熟县军民共同抗倭、守护家乡的英雄事迹。关键词：碑刻；重建常熟县城记；长三角抗倭战争；滨海城防；蜂蛋窃发；王铁Research on the Anti-Japanese Inscription of Reconstruction of RebuildingChangshu Coun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FANG HanwenAbstract: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contex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udyof inscriptions and unearthed literature.The inscriptions of Reconstruction ofRebuilding Changshu County can be seen as the evidence of historical documents.Theinterpretation of the inscriptions sheds some new ligh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government policy and the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ChangshuCounty was rebuilt to strengthen the coastal defense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ders inJiajing Reign of the Ming Dynasty.The elimination of pirates and the eradication oftheir bases exert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warfare.The paper collates informationabout the county and people living in it,especially the heroic deeds of the county本文是江苏省社科基金课题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与文化理论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 8 ZWA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003-语言与文化论坛（2 0 2 3 年）教育与语言学卷magistrate,the army and civilians.Keywords:inscription;Reconstruction of Rebuilding Changshu County;Anti-Japanese War in the Yangtze Delta;coastal defense;invasion of pirates;Wang Fu法国考古学家米歇尔雷德（Michel Redd)在研究阿莱西亚战争方碑与文献的关系时指出，文献学与考古学研究是和谐一致的，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细节上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是可以用文献功能的不同加以解释的。明代嘉靖年间东南沿海波澜壮阔的抗倭战争写下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光辉的一页，以长三角为核心的区域是抗倭战争的主战场之一。中国抗倭史研究在2 0 世纪末出现高潮，尤其在外交、政治史领域成果丰硕，而在军事史领域则有待新突破。借助于新兴的出土文献研究方法，以发现的抗碑刻与金石文字为证据，相关研究可以更进一步。饶宗颐说：“向来谈文献学者，辑举甲骨、简牍、敦煌写卷、档案四者为新出史料之渊数。余谓宜增人碑志为五大类。碑志之文，多与史传相表里，阐幽表微，补阙正误，前贤论之详矣。”正是这种碑志（即碑刻学研究)与史传的互补关系，为军事史研究提供了新方法与新思路。1历史语境新阐释长三角地区收藏碑刻的博物馆中关于东南沿海抗倭战争的碑刻有一定数量，其中四方碑刻价值较高。由于碑刻多发现于2 0 世纪7 0 年代，且有的碑文没有公布，有的虽然公布了但尚未被识读，所以未能在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笔者认为对于这些碑刻有必要进行碑文全文识读与出土文献诠释。笔者已分别对三方碑刻做了出土文献诠释，以系列论文形式刊发。这些碑刻包括苏州碑刻博物馆的任环碑、普门禅寺碑与常熟市碑刻博物馆的琉球国书碑。其中，任环碑是“御碑”，碑文可算是长三角抗倭战史文献，以苏州任环领军战胜倭寇为内容，对中日文明互鉴颇有价值。常熟市碑刻博物馆的重建常熟县城记碑是一方长三角抗倭战史的“丰碑”，近千字的碑文严谨务实，具有典型的良史文风，此碑与现藏于苏州碑刻博物馆的任环碑同为嘉靖抗倭碑刻，竖碑时间相近。重建常熟县城记碑自1 9 7 4 年被发现人藏以来，一直不为国际、国内学术界所知。碑文中记叙的常熟知县王铁一直没有得到身份认证，其英雄事迹也没有得到公正评价。美国学者柯马丁认为，出土文献研究中，碑刻铭文作为一种实证材料，还可以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强调碑刻铭文与传世文献的一种融合。“这里的关键问题是需要将这种融合解读为一种历史现象：文本的译注致力于石刻铭文的语境化。”重建常熟县城记碑就是这样一方重要碑刻，它对嘉靖抗战争的历史语境，以及抗倭战争的阶段进展和特征提供了新的诠释依据。重建常熟县城记碑竖碑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 5 5 4）三月，由时任翰林院侍读的常熟-004-论坛特稿人瞿景淳（1 5 0 7 一1 5 6 9）撰文。瞿景淳字师道，号昆湖，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曾任永乐大典的总校官，力主抗倭，是著名的爱国官员。碑文书写者则是明代大名鼎鼎的“吴中四才子”之一一文徽明（1 4 7 0 1 5 5 9）。文徽明是长洲（苏州）人，为明代著名书画家，“其德才兼备，博学多能，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四绝全才”。而立碑记事的主要人物则是常熟知县王铁。此碑是文徽明的重要作品，行楷书写，端正肃穆，历来为多种选本所收录，从中可看出文氏对抗倭战争的支持，以及人们对抗倭英雄的敬仰。从1 2 世纪后期开始，倭寇入侵朝鲜半岛海岸与中国沿海，1 4 一1 6 世纪进人高潮。这段时间日本国内经历社会转型，1 2 世纪末，镰仓幕府建立了日本第一个武士的政权。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所说，镰仓幕府时代形成的多种模式一直持续到1 9 世纪。幕府时代最显著的社会阶层变化是武士阶层成为重要力量，各贵族诸侯维持自已的武士团与军队。至元五年（1 3 3 9)和至元十一年，元朝的远征军2 次进攻日本失败，使得日本武士阶层的社会地位显著提高。武士多出身于农民，靠军功得到土地封赏，才能有生活的资本。而贵族统治者根本没有多少封赏资源，于是没有得到军功封赏的武士们成为浪人与海盗，进行海外武装劫掠。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2 0 0 0）指出，1369年以后，日本人在中国沿海进行海盗活动。这就是“倭寇”之始。据史料记载，倭寇最初侵扰的是朝鲜半岛与日本对马岛相对的海峡，后来逐渐转向中国从辽东到南海的绵长海岸线。当时吏治腐败，朝廷虽然声称要“剿倭”，但已经力不从心。明洪武时期尚有海上防守与出海清倭，之后军力渐衰，海防松弛。倭寇益加癫，先后有张士诚、方国珍的一些残余势力加人，海盗徐海、王直等为虎作。至嘉靖一朝，倭患达到顶峰。从嘉靖三十一年(1 5 5 2)到嘉靖三十六年，现苏、浙、沪及其沿海地区全部处于危难之中。特别是江苏淮阴、苏淞与浙江杭嘉湖地区，更是遭受前所未有的苦难。倭寇凶残且久经战事，而长三角一带承平已久，所以抗倭斗争异常艰苦。倭寇盘踞在长三角村镇，形成“贼窟”，倭寇以此为据点，或流动劫掠或突袭，军事行动隐蔽。但也正是在这一环境中，军民重建滨海县城，以县府为核心控制海防，剿灭据点，堵截流窜之敌，扭转战局，这一系列行动为最终战胜倭寇奠定了基础。苏州是明代朝廷的主要赋税来源地之一。苏州当时领多个州县，而常熟号称“府治后户”，北边是长江，东临大海。朝廷特设“苏淞海防”，设“备倭官军”来打击倭寇。但倭寇与中国海盗勾结，往往混人县城周边地区，窃居乡镇，进行抢掠活动。嘉靖二十三年（1 5 4 4），狡猬的寇南下，先进攻苏北淮安。淮安从唐代起，就是日本遣唐使的登陆港口，倭寇对这一带沿海相当熟悉。淮安告急，朝廷紧急调遣山东民兵与青州水陆枪手千人到淮安应战。倭寇在淮安不能得手，转向苏南的苏淞地区，抗倭中心也随之转变，这也就将常熟等地的县城“重建”提上了议事日程。2.碑文诠释与“发见”重建常熟县城记碑作为历史“丰碑”也是一方大型碑刻，碑额、碑身与碑座俱全，高-005-语言与文化论坛（2 0 2 3 年）教育与语言学卷3.5米，宽1.0 9 米，厚0.2 5 米，碑身纵向尺寸2.2 4 米，如图1 所示。碑文近千字。这方碑刻原存于常熟城西的“虞山福地”坊东的王铁褒忠祠中，于1 9 7 4 年入藏常熟市碑刻博物馆。碑志（碑刻与墓志)如上文饶宗颐先生所说当属于出土文献。图1 重建常熟县城记碑于1 9 7 4 年入藏常熟市碑刻博物馆碑文如下：国家疆理天下，海隅日出，罔不供赋，而岁入之多，国计每取足爲者，则苏州为最；苏州之域，领州县凡入，北控大江，东渐瀛海，为府治后户，称重地者，则常熟为最。县故有城，久废不治，每有寇窃。居人不宁，一时守土之臣，与一三缙绅，亦时议修筑，多挠浮议，幸事稍平，则弃置不复讲，率以为常。夫！天下无事，则关隘尽除，外户不闭。万一潢池有警，而城守不设，亦复何以禁暴乱、安黎庶哉？吾圣祖肇造区夏，四夷罔不臣服而近海州域，特设“备倭官军”，先事之虑盖如此。迩来倭夷倡乱，虽旋就扑灭，而蜂蛋窃发，为毒不少。我一二缙绅，乃以城事白邑令王公。王公让日：“城吾责也，然不敢专，将听命禹。”乃白郡守林公，林公日：“兹邑迩江而不城，是延寇也。”乃遂进白巡抚都御史彭公、操江都御史蔡公、巡按御史孙公、巡江御史汪公，凡承命秉宪，有事兹土者，-006-论坛特稿皆以次白。先是，孙公陈海防事宜，以上海、嘉定、常熟，俱界海滨，系要冲，而无城可守。已具疏于朝，追缙绅议入，彭公、蔡公、汪公金以为然，遂相与定计，下其事于王公。公乃卜以六月甲午日兴事，度基、立表、鸠工、敛材，量能授任。先城丈许，以准其费，出纳有稽，勤惰有督，挝之摩之，课之责之，趋事之民，罔不竞勤，不数月而城成。其西枕山麓，北而东而南，则阻水为固，四向各门，门各有楼，傍为水门四，以通舟。虞山一门，上据山冈，仍冠以楼，了望便焉。襟抱周密，风气益完，近而察之，则楼内严，溪山外周，仓庾狱事，区分不扰；远而望之，则连引吴会，控制江海，形势雄张，隆然巨防。登城四顾，山若增高，水若增深，屹为望县。公乃告成事于诸公，诸公各嘉乃绩，进而奖之。唯我一二缙绅，乃相率造于庭，采民歌谣，以为公颂。谓余职载笔，且获于观其成也，属余纪其事。余谓非常之功，固非拘挛之士所能决。即有过人之才，非先有以服众心，则亦不能决，何也？一蔽于私，则群议易挠也。邑城倾已久，一旦作而新之，功同创始。且居民业已侵为田庐，不便改作，故前令率以为难。王公初亦重此役，然洁廉无私，自下车以来，划削浮费，不以一毫烦民，城事既起，虽镭金敛散，必慎必明，故令行而人不敢挠，亦其有以先服众心也。抚按诸公，复相与协谋，无复异同，使公得展布四体，以树保障之绩，是皆可以为决大策、定大事者之法矣。城周一千六百六十六丈有奇，高二十有四尺，厚加三之一，费以金计者，四万九千七百六十两有奇。王公名夫，东阳人，以庚戌进士来兹邑，他善政不可胜书，城其最大者云。赐进士及第翰林院侍读前国史编修会典纂修官兼管敕邑人瞿景淳撰文谨撰。前翰林院待诏将仕佐郎兼国史长洲文徽明书。嘉靖三十三年，岁在甲寅，三月既望。碑文记载表明，当时苏州府对朝廷赋税贡献巨大，也是关系民生的战略要地，而常熟又是府治下的门户重地，倭寇人侵严重威胁到国家经济与人民生活。长三角地区富庶，社会安定，多年无战事，所以旧县城废，海防不守。此文说明了重新建县城是在抗倭斗争语境中的关键举措，其守海滨防事责任重大。根据此碑，我们可以校勘明史卷二九中的相关记载。王铁，字德威，奉天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投常熟知县县故无城，铁率士卒城之。其一，碑文所载王铁是浙江东阳人，而明史所记王铁为奉天人。笔者认为应以出土碑刻为准，王铁逝后，常熟百姓为纪念这位为常熟抗倭而献身的英雄，将其家人接到常熟居住。地方文献的记载与口述应更能反映事实。这只是一个小误，但有必要纠正。-007-语言与文化论坛（2 0 2 3 年）教育与语言学卷其二，关于建城，明史“县故无城，铁率士卒城之”的说法，没有碑文所记精确。此碑专记此事，所事起与终，包括重建县城的过程、建城报告与新城描绘、建城经费来源、建城的意义等，都有翔实可信的记载。可以说，碑文所记不仅补充而且全面真实地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阐释了重建县城的重要意义。因此，用“久废不治”更为准确，明史中“无城”的说法就不准确了。这里可以体现此碑的“发见”价值。李学勤先生曾引王国维的名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说明历史“发见”之重要性，并指出“清华简，也是一次这样重大的新发见”。这一见解当然可以用来诠释此碑的“发见”价值。其三是最重要的，碑文从常熟滨海防守的作用说起，到最后对城防建成后的赞美，中心就是突出县城的海防作用。“则连引吴会，控制江海，形势雄张，隆然巨防”与前文所说的常熟为苏州“府治后户”呼应，说明常熟在苏淞乃至长三角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常熟县城不仅在巩固苏州海防中起重要作用，而且是整个长三角海防抗倭的中心。碑文在说明战争进程时则指出了“邑城倾已久，一旦作而新之，功同创始”。一再重申县城军民在战争中可以先控防滨海，再清除倭寇“窃发”的巢穴。这一预见果然得到证实。在嘉靖中后期的抗倭中，常熟因县防得力，成为受损失最小且取得胜利次数较多的县城。重建县城、清除倭寇据点成为长三角各县的战略新态势。耐人寻味的是，碑文详细记录了常熟知县王铁在主持重建常熟县城的过程中，逐级报告各级官员一一郡守、巡抚都御史、操江都御史、巡按御史、巡江御史等的事情。一方面，可看出此事关系重大，必须慎重处理。另一方面，可以看出王铁面临外寇和朝廷的双重压力。作为知县，他既要守边卫民，又要服从各级上司的命令，实在处于两难境地，所以不得不逐级请示，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最后在各级上司的同意下，得到“缙绅”与百姓的支持，完成重建县城的大业。事实上，常熟县城重建后发挥着重要的海防战略作用，屡败倭寇，清除倭寇据点，常熟成为长三角抗倭最成功的县城之一。长三角各县经济实力雄厚，抗倭意志高涨，各县纷纷重建县城，长三角战局大变，各县消灭倭寇有生力量捷报频传，倭寇的器张气焰已经消失，这是长三角抗倭的新阶段之始。3.建城：海禁与抗倭之争重建常熟县城记首先触及明代抗倭史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朝廷所实行的海禁政策与军民抗倭滨海城防之间的观念冲突。苏州“北控大江，东渐瀛海，为府治后户”。抗倭战争必然需要当地军民控制海滨甚至近海江河水网来作战与守城防卫，海禁问题不可回避。中国古代军事战争历来是建立以县城为中心的防御体系。尤其是在抗倭战争最为激烈的嘉靖中后期，常熟县城的重建就是为了保卫滨海百姓的生产与安全。处理海防战争中无法规避的守与战问题，以及追击与消灭城郊乡镇倭寇，无不与重建县城有关。虽然有民间缙绅们的呼吁，知县明白自己守城有责，但又“不敢专”，就是不能擅自做主，明显是要就海禁政策请示“诸公”。海禁起于明初，明洪武四年（1 3 7 1），朱元璋命令“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之后他-008-论坛特稿又多次重申海禁令，直到洪武三十年四月仍然有令：“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海禁起于“防倭”对来到中国海岸的倭寇断绝其陆上供给，加之以海军防御作战，使其自行败退。海禁政策本质上是以防倭为目标的，客观上起到了防止沿海海盗、元末“抗明”残余势力（部分已沦为海盗）、“沿海大猬”（地痞与流民)与倭寇勾结的作用。在明代抗倭战争中，特别是在嘉靖之前，海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倭寇大规模聚集与人侵，这是值得肯定的。毋庸置疑，在抗倭战争大规模展开且滨海军民全面反击寇的新阶段，海禁政策对大量聚集于乡镇的倭寇与流寇都失去了制约能力，反而不利于滨海城防的建立与军民的主动出击。洪武到永乐年间，明海军军力强大。海军在沿海巡逻，搜捕寇，功轭消灭数十到数百倭寇。陆军更是强大，所以零散的倭寇根本不敢大举来犯。而嘉靖时期形势已大不如前，变化极大。明代倭寇进犯大约分为3 个阶段，洪武至正德年间是早期，嘉靖年间为中期，隆庆至崇祯年间为后期。最为严重的时期是嘉靖三十一年（1 5 5 2)到嘉靖三十六年。嘉靖时国力日渐衰弱，吏治腐败。正德年间，佛郎机（葡萄牙)殖民者攻占满刺加之后，于嘉靖元年在广东新会西草湾与明海军进行海战，明军大胜。葡萄牙不甘心失败，勾结海盗与倭寇，伺机进犯海防。嘉靖中后期海防渐弱，数十名倭寇就敢登陆，并且流窜作乱，烧杀抢掠，攻地占城，残害百姓，此时倭寇“倡乱”达到顶峰。所以此时的海禁政策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却限制了沿海军民出击与防卫。寇主体成分是日本下层流浪武士、假冒武士的农民、破产的市民，其思想是日本的武士道，因此其战争手段极为残酷。武士道兴起于1 2 世纪镰仓幕府时代，也正是此时，倭寇开始出现于中国沿海与朝鲜半岛海岸。1 4 一1 6 世纪是抗倭斗争的主要历史阶段，武士道盛行。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引用法国学者德拉马泽里埃尔的看法：“到了1 6 世纪中叶，在日本，政治、社会、宗教，全都处在混乱之中在日本如同在意大利一样，中世纪的粗野的生活风俗习惯，使人变成彻头彻尾地斗争的、抵抗的伟大动物。”（新渡户稻造，1 9 9 3）虽然新渡户稻造美化野蛮的武士道，但也无法否认，武士道所具有的中世纪粗野生活习惯与好斗精神是相当落后的，是一种文明的倒退。其实这种关于武士道的看法远没有揭示其本质，笔者曾指出：“如果没有民族精神的反思与检讨，一个民族与国家永远不会进步。对于日本来说尤其重要，在日本社会中，民族主义占有重要地位，战争与社会变革时代，在民族主义精神失去理性的羁时，武士道就成了一种国家意志的精神武器，驱使民众为军国主义献身，这时，武士道的宗教性因素明显呈现，狂热与偏执，自杀袭击、剖腹自杀等现象完全有悸于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日本学者喜欢把武士比作欧洲中世纪的十字军骑士，这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反对，正如英国宗教学者尼尼安斯马特所说：“简言之，国家神道教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神社神道教是一种残缺的宗教，因为它没有发展出一套教义。但它确实构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情感核心，因为它把民族势力的扩张和捍卫视为所有日本人的神圣义务。它的民族精神与现代武士道不谋而合，这种武士道经过重新解释后甚至成了征募士兵的方法。那么多人在不断的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忍痛寡欲和英勇献身就证明了对这类精神的把握。”（尼尼安-009-语言与文化论坛（2 0 2 3 年）教育与语言学卷斯马特,2 0 0 4)总之，武士道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宗教，而是战争侵略的精神鸦片。在这种武士道精神的主导下，倭寇不顾一切地疯狂抢掠。而海禁政策在嘉靖倭乱中成了滨海城防的锁，特别是朝廷官员，不敢犯禁。尤其是嘉靖三十三年（1 5 5 4)至嘉靖三十五年，倭寇残暴至极，月月出动，杀害百姓、袭击卫所，百姓死伤无数，形势到了极其危急的地步，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朝廷无视抗倭战争的新势，三令五申，加强海禁。这样便形成了军民自禁于村镇之中，而倭寇与沿海的海盗、殖民主义者、亦商亦盗的冒险家们互相勾结，横行于中国沿海、河流，窃据村镇为巢穴，随时出动残害百姓的局面。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重建常熟县城记中所记的情形，知县王铁在重建县城时一再声明，虽然自已作为知县有守城之责，但是不敢专。如碑文所述，其事涉及控制海滨建立海防，因此官员对重建县城十分谨慎，畏惧因“海防”而犯“海禁”罹罪，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这种事在当时并非没有。所以王铁对所有的上级官吏一一请示，征求同意，小心行事。知县王铁是一位抗英雄，作为守城有责的官吏，在重建县城事项上受到朝廷海禁等相关政策限制，这样规行矩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常熟县城重建是当时抗倭的重大事件，各级官员也都看到，倭乱已经危及人民的生死存亡，包括他们自已的身家性命，所以一致同意重建县城。碑文受到历史语境的限制，略显深文周纳，但仍能让人体味史家的春秋笔法。撰文者在不足千字的碑文中用大量文字陈述征求各级部门建城意见的过程。最终建成海防重镇“隆然巨防”便已明确揭示了其中深义。这是笔者在对这篇出土碑文的研究中所要诠释的一个重点。从战争历史进程来看，重建常熟县城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标志。在抗倭战争最激烈的阶段，海禁政策已经名存实亡，军民共同要求抗倭，重建县城海防，破除羁绊，推动抗倭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此事也为争议已久的海禁问题提供了一种历史主义的新解答。出土碑文所述的历史语境，说明海禁政策从洪武初年的历史必要已经反转为发展局限，抗倭斗争的历史新进展要求改进海禁政策，使其有利于滨海城防。4.“滨海城防”与反“窃据碑文中有一个古代军事关键词“蜂蚤窃发”。碑文是这样描述倭寇的，先是“县故有城，久废不治，每有寇窃。居人不宁”，又再次强调“迩来倭夷倡乱，虽旋就扑灭，而蜂蛋窃发，为毒不少”。笔者在此进行简单解话。“蜂蛋”指如蜂和蝎类的小的毒虫，用以比喻虽然小但是有毒害作用的小团体等。国语晋语“蚁蜂蛋，皆能害人”，用“蜂蚤”指倭寇是相当合适的。而“窃发”中的“窃”指倭寇窃据中国土地。史记孔子世家“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就是指占据和使用不属于自己的地方与名声。新唐书哥舒翰列传“数奏言禄山窃据河洛”，用“窃”指非法占据。故碑文此处已经指明倭寇窃据了中国的土地，随时会侵扰百姓。倭寇的一个特点就是，明抢暗夺不计一切手段占据中国的土地，包括乡镇村落等，-010-论坛特稿将其作为军事据点，然后伺机对县城发动进攻。这种手段是一种海盗人侵的新方式。海盗在海上向陆地发动进攻，处于劣势，会受舰船活动场地小、海浪波动大、容易成为岸上火力集中目标等不利影响。倭寇勾结中国海盗占据乡村，形成据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可以控制周边地区，对主要县城形成威胁。抗斗争的主要军事手段是传统的城池攻守，县域是中心，可守可攻，而周边村镇拱卫县城，形成联防。县城有守军与城墙，不易占领，所以倭寇多以乡镇为据点，然后伺机进攻县城。东南沿海较早被占据的是福建双屿等地，倭寇与葡萄牙人都假借通商为名，窃据双屿为进出跳板。嘉靖时期，长三角沿海也有一些这样的“窃据”点，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近海岛屿，如崇明岛上的“南沙”,从这里可以直接进攻上海与太仓浏河口；另一类是陆地据点，史册记载的有柘林、川沙洼、陶宅等地。苏淞地区最有名的据点就是上海奉贤南的柘林。柘林为进入上海的陆上交通要塞，东接大海，南临杭州湾，西边是金山的漕泾。嘉靖三十三年（1 5 5 4），“海盗陈东、徐海与日本和泉、萨摩、肥前、肥后、津州、对马的倭寇联合，攻占柘林（今上海奉贤东南的柘林)。柘林，是倭寇出人的门户，乃要害之地”。占据柘林后，倭寇频频对金山、太仓与嘉兴等发动进攻。当年八月，倭寇自嘉兴还屯柘林时，进攻嘉定县城，会募兵参将李逢时、许国与山东民兵枪手6 0 0 0 人，双方战于新泾桥，倭寇被击败后，逃至罗店镇，李、许后追击，斩敌8 0 余人。当年十二月初五，柘林倭寇又出动了2 0 0 0 余人，趁雪夜偷袭青村所，军民伤亡惨重。倭寇焚烧了金山南边的吕巷港，再进入浙江。倭寇常用的战术是偷袭，往往乘守军不备，突然进攻。因没有中心县城的军力支援，各防所单薄的军队很难抵御倭寇集中兵力的偷袭。此时，重建常熟县城的军事意义立即得到了体现，重建后的常熟县城城防实力大增，为拔除柘林据点起了关键作用。就在常熟县城重建的第二年，嘉靖三十四年（1 5 5 5）四月，柘林与川沙的倭寇再次出动，来到常熟北的福山一带，准备以此为据点进攻常熟。根据明史记载，参政任环命令王铁等“分统官民兵三千破其寨，斩首百五十有奇，焚二十七艘，余倭皆遁”。这是常熟县城重建之后的一次大捷，战场就在常熟西北的三丈浦。王铁得到任环的命令后，发挥常熟作为长三角海防抗倭中心的作用，以新治县城易守难攻、兵多将勇的优势，重兵出击，取得重大胜利，军心振奋。倭寇疯狂凶残不可战胜的谣言被彻底粉碎。这一次胜利鼓舞了长三角地区的抗倭军民。就是在抗倭最艰难的时刻，“滨海城防”的战略已经逐渐形成。苏淞地区的战争形势也已经发生变化，明军主动出击的次数越来越多。嘉靖三十三年（1 5 5 4），倭寇从海上先进入长江口，从太仓浏家河港口上岸，一直将战火烧到苏州门户间门与枫桥。任环率兵出击，取得枫桥之战的胜利。“倭寇主力战败后，从苏淞地区逃离，狼窜向杭嘉湖地区。”明嘉靖皇帝谕祭苏松兵备、山东布政使任环，追认其领兵抗倭之功，于是有了现藏于苏州碑刻博物馆的皇帝谕祭任环抗倭碑。苏州的闻门与枫桥充分发挥了“滨海城防”的威力，任环依托苏州府城，以近击远，取得了大胜。明史兵志记载：“监司任环败之，经亦有王家浜之捷。”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初，兵部尚书张经与抗倭名将俞大献带领明-011-语言与文化论坛（2 0 2 3 年）教育与语言学卷军各路人马在嘉兴王江泾（明史记为王家浜）大战从柘林来的倭寇，明军大胜，歼敌2000余人。可见“滨海城防”战略逐渐显示出强大力量，它结合了明军熟悉地理、军民紧密合作、以城防军队击败流窜与远来之敌的诸多优势，取胜是必然的。5.补记除了碑文中列出的支持重建县城的代表人物，还有一位虽然未被列入，但在常熟抗倭斗争中却是家喻户晓，这就是常熟人钱泮。钱洋（1 4 9 3 一1 5 5 5）是嘉靖十四年（1 5 3 5）进士，曾任慈溪知县、刑部主事等职，在任江西参政时，因父丧回常熟守孝。恰逢寇在周边地区劫掠大量财物，要经过常熟尚湖向海岸去。王铁与钱泮得知消息后，“乃用小艇数十，倭，倭夹击之隘中，独长数人从，皆力斗死。铁陷淖，目大呼，腹中刃死。泮被数枪杀三贼而死，时三十四年五月也。诏赠泮光禄卿，铁太仆少卿并荫锦衣世百户。遣官谕，祭立祠死所，岁时奉祀”。这就是常熟知县王铁与回乡守丧的常熟人钱洋的阵亡经过。他们都是进士出身的文官，但在长三角抗倭战争中身先士卒，死于战场。类似的文武官员不计其数。长三角抗倭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在抵御外敌的斗争中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坚不可摧的意志。参考文献：阿诺德汤因比，2 0 0 0.历史研究 MI.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常熟市碑刻博物馆，2 0 1 3.江南言子故里碑刻集：碑碣卷 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范中义，全晰纲，2 0 0 4.明代倭寇史略 M.北京：中华书局.方汉文，2 0 1 4.比较文明学 M.北京：中华书局.方汉文，2 0 2 0.明嘉靖皇帝谕祭任环碑：沪苏抗真迹刻符J.上海文化（4）：7 5-82,126.柯马丁，2 0 1 9.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 MI.刘倩，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学勤，2 0 0 9.近年出土文献与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 N.光明日报，1 1-0 5（0 1 0-0 1 1).陆雪梅，2 0 1 4.停云留翰：文徽明之碑刻拓片特展MI.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罗兹墨菲，2 0 0 4.亚洲史M.黄磷，译.海口：海南出版社.尼尼安斯马特，2 0 0 4.世界宗教M.高师宁，金泽，朱明忠，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欧阳修，宋祁，1 9 9 8.二十五史：百讷本：新唐书 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饶宗颐，1 9 8 1.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 MI.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司马迁，1 9 9 8.二十五史：百本：史记 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张廷玉，1 9 9 8.二十五史：百讷本：明史 MI.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012-论坛特稿左丘明，刘向，1 9 8 8.国语战国策 MI.长沙：岳麓书社，新渡户稻造，1 9 9 3.武士道 M.张俊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作者简介：方汉文，男，1 9 5 0 年1 2 月生，陕西西安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特聘专职研究员，苏州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明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