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钨砂走私现象探析.docx

民国时期钨砂走私现象探析内容提要 钨砂走私作为一种特殊而又有重要影响的非法贸易行为，是民国时期走私问题研究的重要课题。钨砂走私现象伴随世界风云的急剧变幻与国民政府钨砂政策的变化，经历了民国时期的大部分岁月。与同时期其他走私现象相比，钨砂走私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钨砂走私花样繁多；私钨的来源、去向与走私路线均有一定的规律性；国民政府的钨砂统制政策造成了钨砂走私的盛行；钨砂走私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钨砂走私研究对于多角度认识民国社会，乃至探求百年来中国的社会特征与政治行为，有一定的意义。耸键词 钨砂击私 民国时期 私钨 钨砂统制 “特矿” 贸易体系的分野与贸易管制的存在，以及由此产生的商品价值的地域差异，造就了非法的贸易行为一一走私。南京政府时期，随着行政权力对经济贸易活动的干预和管制的加强，走私活动相应地也愈演愈烈。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的大举入侵并公开煽动与操纵对华走私，走私活动更趋于泛滥和失控。从更广阔的历史场景来看，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总是轮番或同时遭到革命与战争、内忧与外患的猛烈冲击；帝国主义侵略和在华半殖民地统治使国门长期形同虚设；中央政权始终无法完全统驭地方；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进一步下降；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普遍低落在这种社会历史环境下，走私活动不仅拥有广阔的生存与活动空间，而且还拥有为数众多的走私主体、支持者及源源不断的后备队伍。因此，民国时期走私问题的严重性大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其涉及走私的物品之丰富，规模之巨大，持续时间之长，后果之严重，都堪称史无前例，钨砂走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对于民国时期的走私问题，学者们早有关注，迄今也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检视这些成果，也存在着若干或隐或显的缺失。首先，研究者多从时空范畴来把握走私，或划分阶段，或限定区域，或二者并行。反映在既存的研究成果上，就是战前日本在华北的走私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走私两类占很大比重，不在此-主要论着有：郑会欣：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题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姚会元：华北走私是日本侵华总政策的经济先导，山西师大学报第22卷第3期(1995年7月)；孙准植：战前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台北，“国史馆”1997年版；袁成亮：1936年日本在华北增兵、走私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第18卷第1期(2001年3月)；杨家余：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遏制华北走私活动述论，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第7l一74页；唐凌：抗战时期的特矿走私，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开发与掠夺一一抗战时期的中国矿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l一201页；齐春风：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间走私贸易述论，民国档案1999年第1期、中日经济战中的走私活动(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抗战时期日本对国统区毒品走私活动述评，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的走私活动，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抗战时期日本在港澳湾地区的走私活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3卷第3期(2003年9月)；齐春风、姜洪峰：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间的粮食走私活动，中国农史2003年第4期；黄尊严：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齐鲁学刊1994年第6期；连心豪：近代潮汕地区的走私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l期；齐春风：19461948年间中国的走私贸易，中州学刊1999年第2期、评近代日本对华军火走私活动，安徽史学2002年第3期；张晓辉：略论民国中后期港粤边界的走私畸态(1930一1949)，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两类的成果相对较少，立足于整个民国时期的少之又少。个别研究者虽然越出了阶段性的局限，却又囿于狭隘的地域如潮汕地区、港粤边界等。其次，研究者对走私对象的细分仍然不够。由于不同走私物品产生走私的原因、走私的规模、特点与影响等不尽相同或者大相径庭，因此有必要在研究中将走私的物品具体化。虽然在既存研究成果中，粮食、军火、毒品、特矿(即抗战前后的“特种矿产品”)等已经被细分出来得到研究，但在“特矿”之内，作为“特矿”之首的钨与锑、锡、汞等其他特矿产生走私现象的原因、程度及影响等还有较大的差别，进一步的区分仍有必要。再次，走私现象有进口走私与出口走私两个方向。现有研究成果虽无一明确以其中之一为对象，但从其题目与内容来看，实则无一不以进口走私活动为主要观察对象，其结论却往往包括出口走私在内。近代中国的走私绝大多数当然是进口走私，但由于进口走私与出口走私方向相反，其产生机制大有不同，故主要以进口走私为依据得出的结论既不宜用以解释出口走私，也未必能作为两类走私的共同结论。就研究者很少注意到的出口走私现象而言，正如抗战时一位走私问题的观察者所说：“出口走私的黑幕或较日货羼入内地尤为严重。”民国走私问题的研究发展到现在，区分进出口走私并对出口走私加以专门研究，是使之向纵深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最后，就走私的花样、源流、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等几个重要方面来看，民国时期的钨砂走私现象表现了很大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是- “特矿之首”的说法见于陈谦平的抗战初期的中德钨砂贸易一文，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第40页。 例如，许多研究者强调南京政府实现“关税自主”并大幅度提高进口关税对走私造成的刺激作用，或归之于国内商品的短缺，等等，然而这些因素对于出口走私来说几乎毫无意义。 陈丕烈：战时走私问题，1940年2月29日(香港)星岛日报，第l张第4版。研究民国时期走私问题不能绕过的课题。然而，专门的钨砂走私研究迄今仍付之阙如，这对于民国时期的走私研究来说无疑是一大缺陷。此外，就资料方面而言，钨砂走私的特定地域关系造成了广东等地的地方档案以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国民政府及其各部会档案对此反映独多，其中不乏香港私钨情形调查报告、华南钨砂走私情形及防止走私意见书、钨业管理处广东分处粤省钨砂走私有效制裁办法、广东分处驻香港调查员陈炳耀调查私钨出口报告、钟介年撰广东钨砂杜绝走私之两大根本问题稿等专题调研报告。而连心豪、唐凌、齐春风等的研究成果虽然对钨砂走私均有较多的描述，尤其是唐凌更主要是以钨砂走私为研究对象的，但他们对档案史料的挖掘均有所不足，对钨砂走私重灾区广东方面的地方档案(包括上述专题调研报告)未能加以利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们的研究向深度与广度推进。鉴于钨砂走私在民国走私问题中的特殊性以及相关研究的缺失，笔者充分利用宁粤等地的未刊档案资料，包括上述钨砂走私问题的专题调研报告，并结合当时的报章、杂志等第一手资料，对民国时期钨砂走私的产生与流变、形式与花样、来源去向及走私路线等进行全面的探讨，分析这一现象之所以产生及泛滥的复杂原因，及其对民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的重要影响，以期进一步深化民国时期走私问题的研究，并为民国钨业研究的起步贡献个人的绵薄之力。- 连心豪：近代潮汕地区的走私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唐凌：抗战时期的特矿走私，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齐春风：中日经济战中的走私活动(19371945)。一、钨砂走私的出现及其泛滥 中国的钨砂藏量之富冠甲天下。然而，迟至清朝光绪末年，中国才第一次在赣南地区发现钨矿。民国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中国钨业迅速起步的机缘，因为这场大战既扩大和凸显了钨砂在军事上和工业上的重要性，英、美、德、日等国大量抢购中国钨砂的举动又对中国钨矿的开采形成了直接的刺激。随着南岭区域的各大钨矿先后被发现，这个地跨粤、赣、湘三省边界的举世闻名的钨矿富集区逐渐浮现了出来。中国钨业既因应外来的需求而起步，又因为本国军事与钢铁工业的不发达而对所产钨砂无法利用，外销遂成为中国钨砂的主要甚至是惟一出路。然而，在正常钨砂外贸得到发展的同时，通过走私输出钨砂的现象也如影随形，后者更成为长期困扰国民党最高当局并曾引起国际关注的严重问题。中国钨业起步于1914年前后。在钨业兴起之初，作为全新的产业，基本上处于自由放任的发展状态，钨砂产业链上的工(矿工)、贩(砂贩)、商(矿商)、在华洋行等均可自由地从事钨砂的采运与购销，中央与地方政府并未进行过多的干涉与控制。因此，直到1927年，中国都还不存在一个足以引发有规模的钨砂走私的制度性环境。不过，当时的海关要对钨砂出口征收关税，控制了各个钨区的地方军阀又纷纷把强征钨砂捐作为敛财的新捷径，为了逃避这些出口税和钨砂捐，钨砂走私活动已初肇端倪。就笔者目前- 本文所指的矿工是指采矿者，砂贩是指向矿工直接收购钨砂的小商贩，矿商多数是 指从砂贩处购人钨砂的较大的商人。在中国钨业最重要的聚集地赣南，以上三者 之间并无雇佣关系。有关钨业的生产组织，情形异常复杂，拟另文探讨。所掌握的材料来看，钨砂走私现象的产生最早应不晚于1924年。其时，“广州湾出口之钨砂，多属走私，绕道窃运”。而广东钨砂走私之“最难破获者，为粤省江防各炮舰，因其舰经过各关卡，不受查验，舰中运送钨砂无方截留。”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远较北洋军阀政权强势的国民党政权出于加强钨业管理及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的考虑，开始积极干预与控制钨业。国民党政府的这一举动一方面使业界所承受的钨砂税捐有所加重，另一方面也限制甚至剥夺了业界原有的某些经营自由，政府与业界的关系顿形紧张。1928年，江西省政府将全省钨砂“招商承办”，垄断了全省收砂权的商办公司极力压价收砂，以压榨矿工和矿商，引发了一场全省钨砂业界反抗政府以及包办全省钨砂的公司的严重风潮。在此背景下，一些所谓“奸民”便违背禁令“籍畛域关系绕越私运”。为此，江西省钨矿局设立了缉私机关，并打算进入邻省防堵走私。在广东，在省政府1933年开始实施钨砂政府专营以前，也有少数钨商为逃避钨砂捐而私运钨砂到香港。1933年是钨砂走私现象显着增长的转折点。继江西省之后，广东省也以“可免洋行垄断居奇”为理由，于是年实施钨砂专营，“凡钨砂取道粤境出口者，均须由局收买此为变相之统制。”- 洪诚：整理中国钨矿之纪述(1924、193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简称“二档”)，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289233。 洪诚：整理中国钨矿之纪述(1924、1936年)，资源委员会档案，28-9233。 令建厅函复江西建设厅不许在连平等处设立稽查分所案，广东省政府公报第7期，1929年7月22日，“其他行政事项”，第30页。 蔡谦：粤省对外贸易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3页。 建设厅办理钨g-g-务经过略情，广东省建设厅矿业专号第2集，1936年3月1 日，“建设厅最近办理矿务情形”，第31页。 程义法：钨矿调查建议(成文时间不详)，二档，资源委员会档案，28-9230。广东当局成立了钨砂专营机构(先后为广东省建设厅钨矿专营处、国货推销处及第一集团军军垦事务经理处)，垄断了本省及经本省运往香港的外省钨砂的收砂权与对外销售权。由于广东一省的产钨量在全国已占相当比重，当时又是江西、湖南等省钨砂输出香港及海外的主要通道与桥梁，一旦广东实施钨砂专营，广东的业界便被迫面对惟一的合法收砂机构，外省钨商在把钨砂运人广东后同样别无选择。在广东钨砂专营机构收购价极低的情况下，钨砂走私现象开始大幅度增长。柯伟林指出，广东的“钨砂专营”其实是有名无实的，它只能在钨砂从陆地转为海运时征收税项，但每个月都有相当数量的钨砂走私到香港。据中央研究院蔡谦在广东的调查和统计，抗战前三年(19351937)，约有9万多担(约7000多吨)钨砂走私到国外。193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属下的资源委员会成立了钨业管理处，并先后同江西、湖南、广东等地方政府达成“会省合作”协议，于上述省份成立钨业管理分处，统一实施钨砂统制。钨业管理处明确规定：“钨是军事物资，私人不得经营。”实行“统一地点、统一价格、统一收购钨砂”的“三统制”。被剥夺了钨砂经营权的钨砂商贩们在公开抗争不果后，纷纷转入地下，以私相授受的方式继续操其旧业。“钨砂走私”、“私钨”等字眼也开始在赣、湘、粤等地有关部门的函电公文及报纸上频频出现。此外，由于资源委员会的钨砂统制在各省实施的步骤先后不一，省际走私应运而生，如江西实施统制之初，尚未实施统制的广东钨砂收购价偏高，邻近广东的赣南矿区便出现向广东偷运钨砂的现象。后来，资源委员会虽然在粤、赣、湘三省均实现了钨砂统制，但受各省钨砂生产成本及相应收购价不同等因素的影响，钨砂的省际走私现象仍然长期存在。- 美柯伟林着，陈谦平、陈红民、武菁、申晓云译，钱乘旦校：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 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159页。 蔡谦：粤省对外贸易调查报告，第2526页。 主要是赣南地区，因该地区各民营钨矿原无矿业权。“七七”事变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一方面为了集中“特矿”统一出口，以换取宝贵的外汇或抵付巨额的对外借款；另一方面，也为了满足英、美、苏等同盟国对“特矿”的巨大需求，并防止“特矿”流人敌对国家之手，宣布将钨、锑、锡、汞、铋、钼等6种矿石列为“特种矿产品”，实施比战前更为严格的统制。“特矿”收购价一律由各矿管理处统一公布，并统一收购与对外输出，不准私人经营。后来资源委员会承认：“特种矿产品，包括钨、锑、锡、汞、铋、钼六种。在抗战期问，均由本会管理，统制其产运销。”“特矿”统制使资源委员会从中大获其利。抗战期间，有近12亿美元的“特矿”被资源委员会用来偿付国民政府的外债。而在19361941年，仅钨、锑、锡三种“特矿”的贸易即获盈利19910万元。为了实现“特矿”的统购统销，资源委员会采取了严厉的统制手段；为了获取更多的“特矿”统制赢利空间与利润，资源委员会又极力压低各“特矿”的收购价；加之广州沦陷后，日本在华南沿海极力吸收“特矿”，“特矿”的走私遂一发不可收拾。在6种“特矿”中，钨是直接用于制造军火的原料，其军用价值最大，-资源委员会关于各组业务概况的报告(1947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财政经济”(5)，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郑友揆、程麟荪、张传洪：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19321949)史实与评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三十年度管理事业概况，资源委员会档案，转引自唐凌开发与掠夺抗战时期的中国矿业，第189页。国外需要也最殷切，市价长期居高不下，故“特矿”之“走私外流者，以钨为最，其情形在粤省特较严重”。一时间，“社会上不论大市小镇，抑或穷乡僻壤，谈发财者莫不言钨砂走私，远近哄动，争相趋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因应国内对锡、汞需求的剧增，于1946年6月宣布解除对锡、汞的统制。钨、锑、铋、钼等既需要继续供应对苏美的易货与偿债，国内对这类矿品又缺乏基本需求，其市价又因各国在战后解除价格统制而迅速上涨，国民政府于是继续统制这几种矿品。1946年11月17日，国民政府颁布修正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规定钨砂仍属于禁止私人经营出口的货品，钨砂走私的制度性环境依然没有改变。不仅如此，资源委员会有关“特矿”的管理机构又实行“委托商人在矿代采代收制度，及将运照交与商人代运办法”，这又造就了钨砂商人藉此作浑水摸鱼的半公开走私之条件，钨砂走私活动遂急剧蔓延和恶化。据总统府第三局所得的一份情报称，仅在1948年9月2日一天之内，珠江三角洲及广东沿海地区的商行就收进价值150万美元的私钨。鉴于钨砂走私问题的严重，在上级及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资源委员会曾先后派钨业管理处副处长吴志翔及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刘廷芳、曾复兴等南下粤港等地进行调查和处理。- 矿业处编着：三十年度特种矿品管理事业概况(成文WINS详)，二档，资源委员会档案，28-1328。 钟介年撰广东钨砂杜绝走私之两大根本问题稿(1938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89页。 抄原函(1947年)，广东省档案馆藏，6-2-594，第29页。 翁文灏致宋子文函(1947年10月3日)，广东省档案馆藏，6-2-594，第77页。 总统府第三局致财政部函(1948年9月13日)，二档，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档 案，179(2)一86。钨砂走私现象在民国时期始终未能绝迹，甚至还延续到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乃至八九十年代。一种被发现还不到一百年的矿石，其走私的历史也长达半个多世纪，这在中国经济史、“走私史”上都是罕见的。 建国初期的钨砂走私情形参见中南重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总局广州办事处致广东省工业厅呈(1950年n月5日)(广东省档案馆藏，273155，第14l页)。八九十年代的钨砂走私情形参见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年版)，第324l页，尤其是第41页。二、钨砂走私的形式与花样 民国时期，为了逃避政府钨业管理部门的钨砂统制，对付走私稽查部门的稽查与制裁，走私钨砂的私枭费尽了心机，走私的形式层出不穷；与其他任何走私活动相比，其花样之纷繁复杂不遑多让。从走私的通道来说，华南地区水网密布，水路成为钨砂走私最常见最便利的途径。与此同时，私枭亦根据实际需要弃舟登岸，水陆兼用。广东各地的水路钨砂走私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粤东地区，多用机帆船或小艇直接运到香港，装船的地点主要是汕尾、神泉、澳头、沙鱼涌等港湾。粤北地区多分成两段，第一段是从湘粤、赣粤边境到广州，此段多用民船或杉排、竹排输送。有心计的私枭会把中藏钨砂的竹子编人竹排，放人北江顺流而下。杉排、竹排也多充当载运钨砂的工具，如1947年8月19日，“有私钨八十余华担，亦用杉排、竹筒藏运，面上以夏枯草掩盖，从罗家渡水流直流曲江，转广州或广州附近。”考虑到北江水路运私在稽查上难度较大，广东钨业管理机构曾向省政府提出一律禁止钨商通过北 广州市警察局代电(1947年10月2日)，广州市档案馆藏，84154。江水路运输钨砂。第二段是从广州到香港，此段改用小艇、机帆船或大轮船装运。西江地区，云浮等地的私钨多用小艇、机帆船经顺德容奇输往香港，新会、中山一带的私钨多经澳门运往香港。在南路地区，阳春、阳江(包括南鹏岛)、电白等处的私钨多运往东平、那扶再运往香港，运输工具以小艇、机帆船为主。从出海口到港澳湾(即香港、澳门、广州湾)，走私者经常利用渔船偷运，因“渔船随捕鱼随出口，多可朦混查缉人员耳目，而不加注意，至被其骗过。”水路运私者通常会把钨砂藏于船舱底部，表面覆盖以山货、竹器或夏枯草等货物，或以瓷器等笨重而易碎的物品作掩护，或将钨砂与其他正当货物混合装入木箱或木桶，然后装船。装船时往往是走私者最危险的时候。为此，走私者有时甚至会在没有完全落实走私的整个计划和安排时，就将钨砂先装船出海，以免误了装船的良机。到了海上，走私者再将钨砂包好沉人海底，他日另找船只继续完成私钨的运送。- 广东省档案馆编：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3)，1987年，第599页。 钟介年撰广东钨砂杜绝走私之两大根本问题稿(1938年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695页。 五邑缉私处缉获台山私运钨矿，1938年9月13日(香港)星岛日报，“华南新 闻”，第7版。陆路运送私钨多赖火车和汽车。湘赣两省的私钨进入粤北后，有的便循粤汉铁路广韶段运到广州附近的某个小车站卸下，然后继续转运。但陆路走私的风险多数比走水路要高，因而更讲究对钨砂的隐蔽。一般是将钨砂与正常货物混合装箱，有的则把钨砂藏于装着茶油的铁桶里。以火车运送的，私枭们串通好货运专车“加点车”，预先将钨砂藏在水塔附近。“加点车”进站后，照例要先开到离车站十多丈远的水塔储水，私枭即乘机将钨砂搬运上火车头，并用火车上的燃煤加以掩盖。以汽车运送的，则把货物放成上下两层，上层装正当货物，下层混装着钨和其他货物。钨砂也可以藏在装着大米、豆类甚至鸡蛋的容器当中。汽车司机的座椅或者汽车的机件，也成为钨砂藏匿的好去处。汽车运送私钨要直接通过关卡，只能少量地夹带偷运。例外的则是从电白用汽车运往广州湾，往往全车装满钨砂，乘夜直达目的地。在陆路走私方面，东江区域的私钨运到粤港边境附近后，多采用人力搬运、分段接力的方式偷运到香港，货主先雇人将钨砂挑运至边境地区华界各村落，然后另行雇请新界乡民挑运到英界。在靠近粤港边境的偏僻山径上，“每日有受雇挑运矿沙砂来港之男女联群结队，往来不绝。”运私的新界乡民还“利用村乡，假扮探亲，以瞒关员，钨砂则装于竹篮之内，每人每次限带五六斤，上面铺以礼物，带交英界机关。”- 资源委员会第二区特种矿产管理处致衡阳粤汉铁路局代电(1948年4月12日)，广东省档案馆藏，401399,第26页。 广州市警察局代电(1947年10月2日)，广州市档案馆藏，84一154。 钟介年撰广东钨砂杜绝走私之两大根本问题稿(1938年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696页。 钟介年撰广东钨砂杜绝走私之两大根本问题稿(1938年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696页。 东江私钨运港每月达千三百余吨，1940年3月4日(香港)星岛日报，第3张第4版。 广东分处驻香港调查员陈炳耀调查私钨出口报告(约1936年)，二档，资源委员会档案，28(2)一1453。就走私的主体而言，长期大量存在的是个人自发的或组织性较差的走私行为。参与此类走私行为的主要是农民、商贩及城市贫民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因长期固定从事走私，成为职业化的“水客”。这类走私者将钨砂用布带藏匿于腰间或大腿上，或混于其他物品肩挑手挽偷运过关。其中，农民多选择在农闲时节，故钨砂走私的数量还会因“农作时间之忙闲而上下”季节性地波动。在钨砂走私活动中，妇女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广东赤坎，一些妇女穿着特制的宽大的银色衣服走过边境，她们的衣服里都藏着20斤钨砂。妇女也活跃在新界地区有组织的钨砂走私活动中，私枭每“乘海关及防军逻者不觉，雇农民农妇，由山岭小径，肩挑偷过界”。除了随身藏带及挑运外，无组织的走私者也使用船、艇等运输工具，而隐蔽的方式则千奇百怪，有的是以鸡蛋遮盖着装有钨砂的桶面，有的则以木炭、煤炭掩盖船、艇的舱面，或者在货舱上层用香蕉、薯芋等较重之物作为掩饰，有的将钨砂混于运煤船中谎报煤炭出口，甚至将钨砂包裹好后拖曳在民船的船底运出。有人还利用矿工提炼钨砂后废弃的杂质，设法将钨砂搀人其中，以蒙混过关。1934年5月，广东省建设厅钨矿专营处不得不花钱收买一批原本是废物的钨砂杂质，因为专营处发现有人企图利用这些杂质“私运图利”。有两种隐藏方法堪称最匪夷所思的走私方式，一种是将钨砂与其他食料相拌，然后喂给牛、鸭等牲畜吃，这些吃饱了特殊食料的牲畜过了检查关卡，就被宰杀、取钨；另一种是将钨砂搀人泥砖或瓷器的毛坯，人窑烧好，再运往目的地。当然，这种做法费力多而收获少，可能并不常见。- 华南钨砂走私情形及防止走私意见书(1947年10月)，广东省档案馆藏，62 594，第86页。 漳鼓道上的走私者，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编：第三战区走私情况摘要，转引自齐春风中日经济战中的走私活动(1937-1945)，第217页。 钨砂运日月三百吨，1938年8月19日(香港)星岛日报，第11版。 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3)，第602页。 陈介生：抗战以来敌寇对我经济侵略概况，第44页，转引自齐春风中日经济战中的走私活动(19371945)，第220221页。 钟介年撰广东钨砂杜绝走私之两大根本问题稿(1938年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696页。至迟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钨砂走私已出现了组织化、集团化的趋势。抗战前夕，赣南钨产区之钨砂“偷运私贩，均有严密组织，深夜结队成行，武装护送，查缉綦难。”而“包运私货之组织在香港广州有十余家”，包运商通常先将私钨买断，待运抵目的地后，由货主原价赎回。包运商只向货主收取包运费，每包钨砂收包运费3元(港币)左右。抗战初期，从广东中山、潮汕、惠阳、广西梧州等地偷运钨砂往香港，其载运、出口及接收均有专门接应。许多运私路线被划分为若干段，每段均由专人负责，整段运送完成后，“将获得之利益各人分若干”；各段的包运权还可以倒手转让，“而预定各赚利益若干”。抗战胜利后，粤港之间的私钨包运商大量涌现。包运商仍然是在将私钨送达目的地后才收取包运费。此时，货主通常会“照订定运费加三致酬”，而包运费用竟在香港钨砂的市价中占去13。不过，私钨已不像战前那样通常要由包运商先买断，私钨在中途若有损失，包运商要照价赔偿。1940年，对广东钨砂走私的高度组织性，钨业管理处广东分处直言不讳：- 钨业管理处致资源委员会呈(1937年6月28日)，二档，资源委员会档案，28- 9345。 香港私钨情形调查报告(1937年3月)，二档，资源委员会档案，28(2)一1453。也有报道说在香港的私钨贩运机关不下五六十间，见欧局紧张中钨砂价渐趋涨，1939年4月11日(香港)(星岛日报)，第10版。 “本埠新闻”，1937年10月27日香港工商日报，转引自张晓辉V略论民国中后期 港粤边界的走私畸态(1930-1949)，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第126页。钟介年撰广东钨砂杜绝走私之两大根本问题稿(1938年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695页。 附抄情报四件(1947年10月25日)，广东省档案馆藏，6-2-592，第253页；华南钨砂走私情形及防止走私意见书(1947年lo月)，广东省档案馆藏，6-2-594,第85-86页。“走私事业在粤久已盛行，枭贩偷运钨砂往往大有背景，故其组织严密，资本雄厚，规划周详，布置完备，动作灵活，消息快捷，其经营方法，与一正当之大企业无异。” 不过，与地方政府组织的钨砂走私相比，“大企业”式的集团走私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地方政府所组织的钨砂走私不是指政府公职人员私下参与或组织的走私，而是指一种公开或半公开的政府行为。民国时期，国家统一有名无实，割据地方、睥睨中央的地方实力派不惜组织大规模的钨砂走私，以逃避中央政府通过海关征收的钨砂出口税。走私规模巨大，而且往往是公开或半公开地进行，是政府走私的主要特点。如“陈济棠秉粤政时，为避免粤海关出口税起见，常以兵舰载运钨砂到香港交货”。从1934年9月到1935年8月，仅通过“永福号”轮船就走私钨砂达5000吨。1936年6月，乘“两广事变”发动、“诸事纷乱”之际，广东之“主钨政者，乘机不照正式手续以军舰大宗载运(钨砂)出港发售，形同走私”。新桂系主持广西全省对外贸易的机构“广西出入口贸易处”也曾私运1万公斤钨砂到越南。- 钨业管理处广东分处粤省钨砂走私有效制裁办法(1940年7月)，二档，资源委员会档案，289531。 本会专门委员(会)贝一孙关于中国钨砂产运销情形调查纪录(成文时间不详)，资源委员会档案，二档，28-10013。 王琳乾：解放前的汕头海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5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 广东分处驻香港调查员陈炳耀调查私钨出口报告(约1936年)，二档，资源委员会档案，28(2)一1453。财政部致经济部代电(1941年6月5日)，国民政府经济部档案，二档，423741。组织化、集团化的钨砂走私固然大大提高了走私的规模和效率，而一旦出事，损失也特别惨重。因此，这类走私尤其注意武力的保护。广东一些私枭“于夜间私上矿山偷运，或运经他乡，未曾买通，恐其截缉者，乃多用枪械护送。”广东电白、水东一带的私商“在内地盗运时，均在夜间运动，并以武装护送。”拥有武力的钨砂走私集团公然假冒国民党军队，如1946年8月，有20名歹徒携带机关枪等各类武器，假国民党第156师468团特务队之名窜上广东阳江县南鹏岛抢购钨砂，偷运出口。有的则只靠外表上装扮成军队模样来吓唬人，如广东东莞、增城一带的私钨贩子到惠阳、紫金高价收进钨砂后，“由土匪或土豪包运，假扮军队装式，武装随护。”还有的则干脆利用正规的国民党军进行武装护运，如海丰强豪钟秀南“在汕尾及海陆丰等地组织收买钨砂机关”，搜集到一定数量的钨砂后，“复由当地驻军以武装护送出口”。以“大成公司”之名活跃于广东紫金一带的某走私集团本身就拥有雄厚的武装，“其押运武装均以一段交一段当地有势力土劣护送至出口地点，复由一势力相当雄厚者以武装船护送”，护送人员除配备驳壳枪、步枪等武器之外，还拥有十几挺轻机枪和手提机枪。钨砂走私者自备或外聘武力，通常都有两个目的，一是防范其他黑恶势力“黑吃黑”地抢掠钨砂。钨价的长期居高不下，钨砂在国外的炙- 钟介年撰广东钨砂杜绝走私之两大根本问题稿(1938年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695页。 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关于电白水东一带走私情形及办理经过的代电(1941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732页。 阳江县政府致广东省政府电(1946年8月13、2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62594,第71、68页。 香港私钨情形调查报告(1937年3月)，二档，资源委员会档案，28(2)一1453。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一对日抗战时期第6编，“傀儡组织”(4)，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329页。 资源委员会第一区特种矿品管理处广州办事处致广东省政府代电(1947年11月11日)，广东省档案馆藏，6-2592,第239页。手可热，使钨砂成为极易招惹盗匪的目标。如从产地广东恩平婆髻山到登船地点黄坡这一段路程，走私者必须“经常有武装土人掩护始获安全，否则必为地方恶势力惊扰抢掠。”在从广东各港湾运送私钨到港澳的海道上，抢劫钨砂之案件频频发生。1936年10月，一艘没有配备武装的走私货船行驶到香港附近东龙岛海面时，即遇到武装匪徒，船上100多担私钨悉被抢去。次年4月，从汕尾出发的一艘运私船，也在行驶到东龙岛海面时遇匪，船上只有一包钨砂，照样被劫走。1938年11月，一艘货艇在英方墨门海面被洗劫一空，损失中包括40多包、价值3000多元的钨砂。最有意思的是，当一群武装悍匪在距离香港鲤鱼门4海里的海面上强行登上一艘运炭的货船后，他们坚信船上肯定藏着私钨，“各贼蜂拥过船后，拨枪指吓”，“并迫令船主交出钨矿，曾氏(即船主一一引者注)以无载钨矿答之，贼党不信，威迫愈甚”。于是“各贼徐将船伴及搭客之柜箱，用刀斧斩开，搜劫一空，仍怀疑该船运载大帮钨矿来港，以为藏之坚炭中，于是大举搜查，将此价值千余元之坚炭，尽行逐一弃下海中”。武力护运的第二个目的是对付缉私机关。如宝安大澳地方的私枭组织均备有“新式犀利枪械”，“彼等每遇关员截搜，则开枪拒捕，不能逃遁时则将艇上(自动将)私货倾下海中，而私枭则泅水逃走”。1937年5月19日，广东紫- 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致广东省政府代电(1947年1月)，广东省档案馆藏，6 2-594,第18页。 香港私钨情形调查报告(1937年3月)，二档，资源委员会档案，28(2)一1453。 海贼劫私枭船，1937年4月28日(广州)中山日报，“地方新闻”，第3张第1版。 钨砂肇事多，1938年11月6日(香港)星岛日报，第7版。 汕尾来港货船遇劫，1939年5月11日(香港)星岛日报，第7版。 大澳方面发现多量走私机关，1940年4月3日(香港)星岛日报，第2张第4版。金鸡笼嶂矿场派队截查正在行进中的十多名私枭，私枭们悍然开枪抵抗，最后全部逃之天天，其携带的18担私钨也只截下3担。资源委员会总结1941年度特矿的经营管理情况时还指出：广西“情形特殊，走私钨砂，多属备有武装护运，殊非普通查缉机关所能防制”。当然，除了武装走私，组织化、集团化的钨砂走私也会使用非武装的偷运方式，最典型的是笔者称之为“蚂蚁搬家”的走私方式。这种走私手法多出现在与香港九龙交界的宝安、与澳门交界的中山县前山以及与广州湾交界的遂溪、吴川等地，当时也称“集队分运”。走私的主脑先将巨量钨砂运抵边界附近秘密趸存，然后同时聘用大批人手，将钨砂化整为零分散偷带过关。在冬天，他们往往将钨砂缝在特制的棉衣内侧，穿上这种棉衣，每人每次可带钨砂15斤或者更多。就单个人来看，偷带的钨砂并不多，但偷运者采用人海战术，“分别每日来往(边境)，不三数日间，其偷运数量当足惊人矣”。假扮探亲奔走于粤港边界的新界乡民每次也仅能用竹篮装五六斤钨砂，但因带交者众，故英界接收机关每月到货也可达300多包。在组织化的钨砂走私中，除了“蚂蚁搬家”之外，非武装偷运与武装走私往往联结并行，难以区分。如有偷运者恃其武力后盾，其钨砂的掩藏大有掩耳盗铃之势，钨砂“由民船装载，上- 紫金缉私队截回私矿，1937年5月23日(广州)中山日报，“地方新闻”，第2张第8版。矿业处编着：三十年度特种矿品管理事业概况，二档，资源委员会档案，28-1328。 钟介年撰广东钨砂杜绝走私之两大根本问题稿(1938年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tang2编，“财政经济”(5)，第696页。 广东分处驻香港调查员陈炳耀调查私钨出口报告(约1936年)，二档，资源委员会档案，28(2)一1453。盖柴炭等项，押以武装，公然至省，无敢过问”。新界乡民在乘夜偷运钨砂时也常配备武装人员保护，“每每数十人暗怀武器，尾随保护。如遇逻者发觉截缉，即实行开火拒截”，以武力强行冲关过境。在粤港边界地区，缉私人员与走私分子的武装冲突时有发生。 钨业管理处广东分处致资源委员会呈(1936年八个五年计划11月25日)，二档，资源委员会档案，28(2)一1453。 钨砂运日月三百吨，1938年8月19日(香港)星岛日报，第11版。三、私钨的来源、去向与走私路线 民国时期的钨砂走私可分为战前、战时和战后三个阶段。在各个阶段，钨砂走私活动有不同特点。不过，由于钨砂走私纯系出口走私，钨砂产区与私钨出口的集散地固定不变，故私钨的来源、去向与走私路线在各个阶段是基本相同的，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私钨的来源是粤、赣、湘、桂等省的钨砂产区。广东是战前及抗战初期私钨的渊薮。遍布广东全省的中小民营矿区，广泛而分散，钨业管理机构很难及时掌握和直接监督其产收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