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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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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主要以国内媒介素养研究状况为本体对象，试图厘清媒介素养由欧洲引入中国的历史脉络，媒介素养概念本土化的过程与成果，媒介素养研究内容的发展过程，媒介素养研究意义的探讨源流，国内媒介素养的五大研究主体的状况以及媒介素养研究的个案新趋向。通过文章初步认清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所处的地位与方位，以期为进一步的研究作一简单的回顾性综述。
关键词：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教育 大众传媒 大学生 传媒人 农民 公民

引言
媒介环境的不断解构与重组，使得21世纪的新媒体环境所成为了一个引导并决定着人们生活与思想观念的拟态环境。面对媒介声势浩大的舆论进攻，作为一个现代人，以何种方式、何种心态与何种角色接触、面对与探讨媒介所传达的信息并理性地厘清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的区别，已经成为了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全新素质，即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它与科学素养、人文素养一样式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人文素质。当代中国媒介素养的研究主体可以大体分为五类，即媒介从业人员、大学生、青少年、公民以及农民。不同的研究主体体现出不同的媒介素养要求，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呈现出不同的话语构建型态。另外，一些针对事件本体的媒介素养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成为审视媒介素养的一类新的视角。
1．媒介素养概念与内涵
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是一个舶来词。而从中国语境来看，素质一词最早出现于古代汉语《尔雅·释鸟》一文：“伊洛而南，素质，五彩皆备，曰翠。”现代汉语所用素质一词，实际上来自于日语的“素质”（soshitsu），而日语的“素质”，则是意译了德语的Aulage一词，原意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特点。素质，注重人的本性，素养是素质的同义词，不过素养一词更强调养成和培育，强调通过学习以后达到的知识积累、认识水平以及实践活动。[1]
从大量文献资料来看，中国国内学者对“媒介素养”的概念并不存在很大的争议，意见比较一致。国内学者的概念推理一般都是立足于引进国外优秀概念的基础上的，因而关于媒介素养的概念应该首先从国外概念的介绍开始。
1859年，英国的教育科学部在将传媒素养纳入正式教学体系时，把传媒教育作了这样的定义：“媒介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更积极，更有批判性的媒介使用者，他们将媒介产品的更大范围和多样化并为此作出贡献。”；美国媒介素养研究的专门机构对传媒素养作了这样的定义：“媒介素养是一种能力，用这种能力来接触分析和评价大众媒介中锁传递的诸多复杂信息。”；美国著名传媒素养研究者詹姆斯·波特（James Poter）在其1995年出版的著作《媒介素养》一书中说：“媒介素养是一种观察方法，即当我们置身于媒介中时，为了解读我们所遇到的信息时主动采用的一种方法。”；传播学的鼻祖施拉姆也曾经特别指出：“……大众的基本责任，是运用一切可能性，使自己成为机警而又有鉴别力的阅听大众。……进一步的责任，乃是鼓励对媒体展开睿智的批评……最后，他们应学习如何来运用媒体。”[2]
国内最早由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卜卫发表的一篇系统论述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将媒介素养引入到中国传播学视野下[3]；张开等人认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的各种讯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思辨性应变能力，以及创造和制作媒介讯息能力：也再可简化为获取、分析、传播和运用各种形式媒介讯息的能力[4]；陈先元认为大众传媒素养是指现代社会中的一般公众对于传播媒体及其传播信息的认知、解读、批评和利用的整体素质及实际能力，是大众对于传播媒体锁从事的信息传播这一社会现象的基本诉求及基本看法，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个人和社会传播机制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5]。
总体来看，各位学者都一致认为没媒介素养是一种能力，即认知、鉴别和使用媒介的能力。
关于媒介素养的内涵，则有着不同的视角与落点。陈先元教授认为大众传媒素养可以在两个层面进行考察。首先，就个人层面上来说，大众传媒素养是人的基本特征，是人格因素；其次，就群体层面而言，大众传媒素养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机制。构成传媒素养的基本要素是一定的知识积累，核心要素是把握传媒的基本特点，关键要素是追求现代社会的新鲜信息[6]；还有许多专家学者不是从内涵的实际角度去阐述，而是从不同媒介的角度来总结媒介素养的不同内涵，他们是指知解所有大众媒介信息的技能，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报刊和网络。其中、电视和网络最为重要，也最受关注[7]。张开的《大众媒介素养概论》一书就是从不同媒介的不同素养内涵去挖掘和分析解读的；其他角度诸如林爱兵对传媒素养的内涵进行了细分，区分了传者素养、受者素养、媒介素养和媒体素养等概念；谢金文则把媒介素养分为认识大众传媒和参与大众传媒两个部分；张冠文和于健则认为媒介素养还包括“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8]。
归纳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媒介素养的内涵应该包括认识大众传媒、参与大众传媒和使用大众传媒三个部分。
2．媒介素养的意义
中国学者在研究文章中一致同意，实行媒介素养教育不仅对公众个人而且对全社会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众传媒素养论》认为消除信息传播的负效应从社会体制的层面上来说，需要健全法律；从经济动因来说，应该规范市场；从社会道德水准的层面来说，应该提升大众传媒的素养水平。大众传媒素养，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指标，而是大众整个文化素养的有机组成部分[9]。
张开在《大众媒介素养概论》中提出对于呈几何级数暴涨的信息，受众必须进行选择地识读、理解、记忆和传输。受众对媒介的认识，对媒介的选择与接触，对媒介传播内容的甄别与判断，对媒介的运作和使用直接关乎人们社会生活的质量，尤其是关乎青少年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媒介素养引领受众穿越“信息迷雾”并朝着良性的轨道健康发展。[10]
郑保卫则从民众的需求、形势的需要和媒介批评的诉求三方面强调实施媒介教育大众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能使普通民众掌握媒介传播的相关知识与技能，从而知道怎样运用媒介更好地为自己的劳动、学习、生活以及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服务，使自己真正成为媒介的主人，成为媒介的主动驾驭者，而不至于只是充当媒介传播的被动接受者。”[11]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吴廷俊和舒咏平认为实行媒介素养教育是为了“满足信息社会人们对传播沟通空前巨大的需求。适应社会结构、生活形态的巨大变化；在现代中国社会，由于经济发展与时代变迁带来巨大的社会变化，人们所处的社会结构与生活形态也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各种变化均指向了对传播素质教育的需求。”[12]
总之，专家学者们都从系统论的角度以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去考察了不同主体媒介素养的习得对于社会、个体与群体的不同作用，但这种作用与影响始终是正向的发展性的。
3．媒介素养主体的研究
主体媒介素养，简单地说就是这些个体或群体使用、分析、评估、驾驭媒体信息的能力。对这种群体能力的研究就是主体媒介素养研究。在当今中国媒介素养研究领域，主体媒介素养研究仍然占到了很大的比重，并且愈发显示出实证的倾向。j
胡连利，王佳琦的《我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缺失与进展》一文中给出了2004-2006年媒介素养各主体研究的文本数量比重表格：[13]
图1. 2004-2006年媒介素养各主体研究的文本数量比重表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主体媒介素养研究主要可以区分为五类主体，即：大学生、公民、青少年、传媒人和农民。其中以大学生和公民媒介素养研究为甚。综合来看, 对于大学生媒介素养，学者们的共识是应在大学生群体中积极培育媒介素养。因为当代大学生虽然已初步具有应对传媒时代的基本素养，但是这种素养尚处于自发状态；研究公民媒介素养的学者认为公民不能仅仅局限于自然人；传媒人媒介素养则重点要认清自己具有重要的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双重责任；农民媒介素养的问题长期受到忽视，所以极大的影响了社会整体媒介素养提高的进程。另外，一些新的媒介素养视野也开始遁入研究领域，诸如少数民族媒介素养和新闻发言人媒介素养等更为窄化细化的研究境地。
3．1 大学生媒介素养研究
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研究论文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这些研究中又以现状研究为主。总结得出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现状还存在着一些偏差：1）媒介认识上的偏差。陈一祥在《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对策研究》一文中指出大学生对于媒介的理性认识还很缺乏，尤其是媒介的社会控制和媒介道德方面，普遍地来说大学生对于媒介的拟态特征不能很好的把握与认同。[14]；2）媒介使用上的偏差。陈梅芬、范颖在《对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的调查与思考》一文中认为大学生的媒介信息创作能力还不高。他们和网络接触比较频繁, 但是对电视节目、报刊杂志、广播节目等相对比较陌生, 所以很难谈得上创作[15]；陈万怀在《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现状和发展途径的思考》中引用相关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的个案研究，总结出大学生对媒介的表征和建构能力缺乏足够的判断和警惕，获取利用信息还不够积极主动，参与媒介互动和媒介内容制作的人数比例较低等方面存在着媒介素养的缺陷等问题[16]。
在进行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问题上，学者们也都认为是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个突破口和试验平台，并且是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个重要领域。综合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与方法，可以列出以下几点：1）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是理论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必须有一套成熟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体系。高校可以开设《媒介素养概论》、《媒介文化》等必修课程，同时辅以《媒介伦理学》、《媒介认知与文化》、《大众传媒与社会》、《理解媒介》等选修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给大学生提供全面的媒介教育，丰富和发展他们对传媒的认知与了解[17]；高校应以中文系的新闻传播专业以及教育系的教育技术专业为依托, 以公共选修课的形式开设媒介素养教育基础课。内容包括电视媒介素养、网络媒介素养、电台、报刊杂志媒介素养等。[18] 2）大众媒体的宏观整合与管理。建议相关的媒体机构和高校合作，采用专题培训和讲座等形式对大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召开全国性的媒介素养教育工作会议。研讨理论及实践问题，以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在实践中的全面推。[19]；无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是传媒工作者, 都要切实转变观念, 努力将现代传媒与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20]。3）大学生自身参与媒介实践。大学生要积极主动地学习和积累媒介素养方面的知识，利用各种见习、实习、社会实践等机会在实践中加深对不同媒介特点的认识，培养自身的媒介辨别能力和媒介批判能力、以及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的能力，还要特别注意自身媒介道德的修养[21]。还有许多学者提到了具有创新意义和理论突破意义的途径，比如高校成立专门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媒介素养评估标准（体系）的确立等等。
3．2 公民媒介素养研究
公民媒介素养研究领域，国内学者以思辨型研究为主，一般从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与媒介的关系以及媒介生态的构建和公民社会的建设这样一个宏观的角度去分析的。
关于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卜卫早在1997年就系统阐释过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媒体宣传[22]；此后，学者们基本上在这一框架下详细阐述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有的则通过翻译和引用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的资料，希望以此来借鉴和探索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吴廷俊和舒咏平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应分为成人传播素质教育、中小学沟通素质教育、大学生传播素质教育和传播门类专业人才的传播素质教育[23]；林爱兵则认为应以“大学教育先入为主”和“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为主，传媒教育和社会教育为辅”[24]；衷菱则认为除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外，还需要法律保障和公民自律；郑保卫建议采取的做法包括：建立相应的督导与协调机构，形成媒介教育的社会化系统和编写媒介教育大众化普及教材[25]；张明炯总结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的成功,最终依赖一个相对宽松、发达的社会传播环境。媒介的高度发达极大地丰富公众了解世界和社会的渠道,这一过程将极大地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26]。
同时更有学者在研究媒介素养教育的进行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我们知道公民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与自由，而媒介的信息传达又在其间担当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张宏树,刘毅认为基于大众传媒在公民建设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和媒体的运作特性需要公众加以认识这两重原因以及我国公民媒介素养的实际决定了必须加强媒介素养以加快公民社会建设。他特别指出要引进、借鉴、消化、吸收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的先进经验。同时他也总结道公民社会构建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它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媒介素养只是从其中的一个视角对其进行关照,难免会有一些盲点和片面。[27]
3．3 青少年媒介素养研究
这里的青少年主要是指中小学生。由于中小学生的年龄阶段特征和媒介信息的发达，学者们对他们媒介素养的研究以问题意识为主，即主要考虑如何让最大程度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
在各种案例中，青少年的盲目追星现象体现得最为突出，这也是他们容易受大众媒介影响和缺失媒介素养的表征。他们对于“明星取代了模范, 美女挤走了学者, 绯闻顶替了事实, 娱乐覆盖了文化, 低俗代替了端庄”的现象难以甄别[28]，只以自己前卫潮流的审美取向为评判标准。针对青少年的这种特点，学者们给出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方法：卜卫提出了“家长与子女共同提高网络素养”的观点。“如果父母没有相应的网络素养教育，他们就没有能力教育自己的孩子。家长应该是自己孩子的最佳保护者，因为家长最了解自己的孩子。家长关注、指导孩子使用互联网络，是保证孩子安全的最有效的方法”。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教育是最根本的办法[29]；张波提出在教学中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在现有教学内容的相关部分适当介绍媒介素养方面的知识, 最好是组织传媒学界、传媒业界以及教育界的优秀者编制专门教材，指导学生正确认识媒介的性质，学会利用和使用媒介获取信息[30]；杜永利提出了加强媒介自律、媒介把握新闻报道的接入方式和防止媒体防止人为“越位”行为等媒介基点的办法[31]。
3．4 传媒人媒介素养研究
一般来说，媒介素养针对的是受者。然而近年来有很多学者都开始认为传媒人媒介素养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根本。由于传媒人处于信息传播的始端，因而学者们针对传媒人本身媒介素养的意义也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万舒等认为作为直接引导媒介潮流的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直接左右着受众媒介素养教育的成败，在媒介素养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起着先驱的作用[32]；陈力丹说:“理想的大众传播需要理想的传播接受者充分开发、利用它, 来完善自身, 造福社会”[33]；胡莹、项国雄则提出应该从多方面来考虑媒介素养的核心，而不仅仅只是一味地、片面地要求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能力。[34]
关于传媒人媒介素养的问题或现状，研究者主要从媒体自身的不足和责任功能角度阐述。胡莹、项国雄指出目前传者素养的实际存在着几个方面的问题或是认识误区，他们是媒介的责任、定位和策划问题[35]；万舒等认为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 从业人员的媒介知识结构发生断裂, 产生了新的知识盲点或者在强大的信息世界里不知所措, 所有这些必将导致与受众之间的沟通障碍, 从而影响传媒的健康发展[36]；王超群更从记者滥用专家言论专家权威做文章等现实现象来阐述了传媒人媒介素养存在的问题[37]。
在如何促进传媒人媒介素养的措施上，研究者分别从观念、制度和行业自律等角度进行了初步探索。在观念层面，袁晓斌等提出要培养传者平等的传播观念，即要求媒介从业人员具有较强的平等意识谨慎地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 本着为公众说话的责任意识, 抛弃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偏见, 建立与公众间和谐、平等的传授关系[38]；胡莹、项国雄也提出了要求传媒人自身提高为公众说话的意识并树立正确的权威观和权力观，严格遵循事实为依据的新闻报道原则[39]在制度层面，张晨等人设想了媒介保障制度，即包括了教育保障制度和法律保障制度。教育保障制度包含了研究受众心理与受众互动，提高二次传播能力和加强新闻传播理论与实务的学习等，而法律保障制度又包含了习得政府部门的法律法规和单位内部各种制度条文[40]；还有学者提出要加强传媒人内群体的行业自律，通过记者协会、广播电视协会等组织特性增强传者的自律性。
3．5 农民媒介素养研究
中国社会转型和媒介生态的变化，使得公民的媒介素养成为一个人基本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作为媒介受众中人数最庞大，却又经常遭遇“失语”和媒介歧视的一个社会阶层，其媒介素养的状况关照着中国国民媒介素养的整体状况。而对于农民媒介素养的关注和研究却是当今中国传播实务界和学术界的两根软肋，农民媒介素养的研究工作还处于十分低端的阶段。
胡连利，王佳琦指出由于农民媒介素养的问题长期受到忽视，所以极大的影响了社会整体媒介素养提高的进程。在媒介素养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9 亿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问题则是重中之重。[41]
关于农民媒介素养应包括的内容，有以下理解。罗阳富认为可以分为三点：正确认识媒介，了解大众传播资源；掌握利用大众传媒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方法；对媒介负面信息应有一定程度的辨别过滤能力[42]；牛新权又扩展到了四点，增加了知晓通过大众传媒表达自己意见的方法和途径[43]；李伶、李红涛将农民媒介素养的内容又总结为认识、理解与参与三重角度[44]。
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尤其缺乏农民媒介素养的实证研究。谭英所著的《中国乡村传播实证研究》和中国农业大学的乡村传播学书系均从乡村传播角度考察了农民的媒介使用和传播状况，涉及或包含了媒介素养研究的一部分，期刊学报中的农民媒介素养研究非常稀少，主要以彭月萍的《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对农传播——以江西农村实证调查为例》等中西部农村媒介素养研究为例。
在实证研究和思辨研究中，都涉及到了农民媒介素养的培养问题，提出的措施从教育和媒介角度来解决。罗阳富提出了发展农村教育、培养农村师资和培养农村信息传播的意见领袖[45]；彭月萍更提出了政府要加强支农力度，大力加强农村和农业信息化建设，建立对农传媒或节目等[46]。
3．6 其他媒介素养主体研究
除了以上几个主要的研究角度外，还有学者关注到了诸如行政和企业领导者的媒介素养，少数民族的媒介素养等等。
廖剑总结领导媒介素养具体是指正确全面地认识大众媒介，了解各种传媒的特点,包括媒体的运作、特性、正负功能,媒体控制、传播规律等；知道评判传媒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传媒的积极态度和主动能力,能够科学、有效的利用传媒,包括明智地辨析、选择传媒及其内容,合理、合法、高效地通过传媒进行传播,正确利用传媒宣传政策、塑造形象、吸引群众、树立权威；积极主动地参与大众媒介等；主动地支持和监督传媒。[47],学者们也主要提出了通过增强自身学习素质、加强新闻策划能力和协调公关能力等提升领导媒介素养的措施。
林晓华《少数民族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构建》中指出在占全国约一半面积的民族地区
农村推进媒介素养教育,是从根本上提高少数民族整体素质的重要渠道,也是改变民族地区贫穷落后面貌的可能途径。她认为应在意识与制度、资金与组织和师资与教材三个角度入手提升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媒介素养，遵循因地制宜的办法开展媒介素养推广，选用整合完善民族地区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多语传播、多媒介、多途径传播和组织教育的手段来切入[48]。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事件分析入手，以具体的栏目或者事件来阐述和分析不同群体的媒介素养，比如杜永利的《从杨丽娟事件看介入式报道的不当对大学生等青少年群体媒介素养的影响》，姜斐、李盈盈的《博客对在杭大学生媒介素养影响调查报告》等。
4． 媒介素养研究论文的总体状况
由于中国传入媒介素养研究的时间较短，媒介素养研究不是很充分与深入。胡连利、王佳琦在《我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进展与缺失》中将媒介素养研究的进展总结为：主体媒介素养研究的视阈不断拓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实践性日益凸显；网络媒介素养研究方兴未艾；媒介素养研究译介成果丰富；媒介素养研究开始应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媒介素养研究的缺
失表现在：研究视野中存在着盲点；基础理论研究中概念混乱；研究中存在着失衡现象；研究方法相对匮乏和单一。深化媒介素养研究应明确研究范畴，厘清基本概念；提升研究层次，深化研究理念；关注失衡领域，加强实证研究。
笔者通过研读媒介素养研究的专项论文，将中国媒介素养的研究现状和特点概括为以下几点：
1.研究时间短、成果少，尚未引起充分、广泛的重视。从1997年卜卫发表第一篇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学术论文以来，媒介素养的研究在中国大陆尚没有质的飞跃，依然停留在对国外文献的追溯和引用上，对我国大陆目前的现状也仅限于浮光掠影的描述。虽然不少学者尝试结合中国国情提出有针对性的观点，总体看来，依然缺乏真正有建树、有创新的观点。
2.定性分析多、定量调查少，媒介素养状况的实证研究值得探讨。目前一些机构对青少年和大学生的媒介素养进行了调查，但整体说来，这方面的调查仍然非常缺乏。学者们对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基本上停留于定性分析和主观评述。
3.仅限于理论研究和介绍，媒介素养教育缺乏有效实践。对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少数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仅局限于在学术期刊或学术论坛中发表文章，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证研究非常匮乏，缺乏真正意义的媒介知识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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