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论述题.doc

中国法律的起源有哪些特点？法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结果。而世界不同民族由于其生存环境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国家与法的具体发展途径是不同的。中国法的起源的特点主要是：（一）氏族血缘纽带随着国家的形成而更加加强。以血缘关系联接起来进行生产与生活，是人类早期的组织形式。中国在进入国家文明后，由于生产力和农业文明的因素，血缘纽带非但没有松弛，反而愈加紧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联结纽带的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使得中国早期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家国相通、家国一体的特征。（二）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威在向国家过渡的过程中日益加强。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尧、舜、禹，首领的统治权在不断加强，到夏启即位时，终于发展到了可以有权打击本联盟中的反对派的地步。（三）原始的礼由习惯演化为法。礼最初是祭祀鬼神的器具，供原始的人类崇拜自然神之用。到后来凡是进行祭祀的一切活动都叫做礼。在人的思想意识方面，对自然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特别是对祖先崇拜逐渐定型化、仪式化，成为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普遍信奉。随着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祭祀仪式中逐渐产生出萌芽状态中政治权利，其中区别血缘关系、亲疏尊卑的部分，开始成为确定人们在国家组织中等级地位的法。（四）刑起于兵。刑与战争是分不开的。部落、部落联盟之间的征战是中华文明发生发展的主要契机。征讨反叛的部族、征服未归顺的部族，是最严厉的一种惩罚，所谓“大刑用甲兵”。频繁的军事征伐既确立了一套实施军法大刑的规范，又带动对本部族内部成员惩罚方式的发展，以斧钺、刀锯、鞭杖行罚的“中刑”、“薄刑”逐渐成为早期国家的常刑。以惩罚为核心的刑法观念和制度在法律发展中居于首要地位。 由此可以看到，中国法的起源是由中国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私有制的发展，在社会等级中，血缘起到纽带的作用；对祖先崇拜的礼逐渐具有权威性、阶级性；频繁的战争促进了刑的形成与发展；氏族首领的权威则伴随着这些过程而日益强化。这些因素在中国法的形成中相互作用，决定了中国古代法以君主意志为核心，强调礼的作用，强调维护宗法伦常，法律体系中偏重刑法、行政司法合一等主要特点。西周1 试述西周宗法政权体制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家是西周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也是政治组织的原型和基础。西周以血缘上的亲疏和血统上的嫡庶为标准，将整个社会划分为不同层次的“大宗”、“小宗”系统。首先，周天子作为姬姓宗族的宗主，是天下大宗，在西周统治的疆域内是血缘上的尊长。其次，周天子的同姓兄弟，作为天下的小宗，被分封到各诸侯国。诸侯作为天下的小宗，一方面受周天子的统辖；另一方面诸侯在封国内是封国的大宗，是血缘上的尊长。再次，卿大夫作为诸侯国内的小宗受诸侯节制；而卿大夫在其采邑内又是大宗。与这样大宗、小宗关系相适应，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同时又是政治上的等级关系。 西周宗法政权体制的特点是，以政治、血缘双重标准来确定个人身份、分配权利义务；通过大宗、小宗系统来建构家国一体的政治体制。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在血缘上，周天子又作为本族的大宗，拥有天下宗主的身份。政治上的“周王”，血缘上的“大宗”，这双重身份使周天子得以通过行使政治、血缘两方面的最高权力，实现对国家的统治。2 试论西周时期礼与刑的关系。礼与刑是西周法律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在规范内容、社会功能、实施上不尽相同：（1）从规范的内容来看，礼作为社会行为规范，主要属于道德范畴，有部分内容属于法律的范畴，它确认和维护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富分配的秩序；刑是规定对各种犯罪行为应处以何种刑事制裁的规范，都属于法律范畴。（2）从社会功能来看，礼起到“禁恶于未然”的作用，而刑则起到“禁恶于已然”的作用。（3）从实施上来看，礼主要是通过舆论、教化发挥作用，严重违反礼的才施以刑罚，刑是通过各种刑罚的实施来惩戒犯罪；并且西周时期奉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法制原则，以上可见礼与刑在实施方式、实施对象上存在着巨大差别。 礼与刑又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共同构成了西周的法律规范体系。与西周“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相一致，统治者以礼为主，以刑为辅；只有当礼失去效用时，才施用刑罚，刑是礼必要的补充。同时，刑的制定和实际施行，在很大程度上要以礼为指导，用刑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礼治秩序。春秋战国1试论法经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法经在立法宗旨、内容和体例方面具有以下四点特征： （1）维护和巩固新的封建制度。法经是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后，为了维护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为了确认和保护封建经济关系而制定的。 （2）确立和维护新的封建等级制度。法经虽然在形式上废除了奴隶制的等级制度，但是它又确立和维护了新的封建等级特权。对违反封建等级制度者予以严惩。 （3）体现了法家重刑轻罪的原则。法经体现了早期法家代表人物李悝“重刑轻罪”、“以刑去刑”的思想，即对于有轻微犯罪行为的人也要处以重刑，以达到使人们不敢轻易违法犯罪效果，从而起到预防违法犯罪的作用。 （4）开创了我国封建法典编纂的新体例。法经改刑为法，使法与刑分离。它首先开列罪名，然后规定刑罚，开创了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典编纂体例。此后的秦律、汉律在体例上都其影响。 法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化的封建成文法典，它的颁布表明中华法系的肇始，为后来封建法典的编纂奠定了基础。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在其十二篇之中，有六篇与法经有着直接传承关系。可以说，法经对中国古代法的影响是深远的。2试述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及历史意义。商鞅按照法家理论对秦国的法律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改法为律。法，表达的是“平之如水”的含义；律，新兴地主阶级解释为“均布也”。商鞅改法为律是新兴地主阶级以法代刑思想的继续，其目的在于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公开性，注重法律的实施。（2）重农奖功。为巩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保障国家的财源、兵源，商鞅实施了废除井田、开阡陌的土地政策，从法律上确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3）通过重刑轻罪治奸惩恶，并进一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还利用重刑强制民众开垦耕种，以维护生产的发展。商鞅变法是在总结各诸侯国变法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促成了秦国君主专制政治的稳定和封建经济的发展。商鞅变法也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变法活动中最彻底、成效最显著的一次，为秦国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商鞅在变法过程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重刑原则，并且规定了许多实施重刑的措施。这些法律理论和实践造成了秦严刑峻罚的法制特征，也为中国封建法制奠定了严酷的基调。3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立法原则主要有哪些？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用公开划一的法、律取代了奴隶主贵族的礼和秘密的刑，形成了“以法治国”的法治理论。并在法治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下列立法原则：（1）事断于法。法家先驱管仲、郑国执政邓析、在秦国推行变法的商鞅，他们都主张依法办事，反对废法而行私，即事断于法。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事断于法的思想，他提出以法为本，认为法是判断言行是非和进行赏罚的唯一标准。刑无等级。这一立法原则比较彻底地否定了奴隶主贵族“礼有差等”的旧传统，强调一个人是否犯罪、应受何种处罚，应以法为标准，不能因人废法。但是，它没有完全废除法律等级特权，只是用新的封建等级特权来替代旧的奴隶主贵族的等级特权。 （2）重刑轻罪，就是对轻罪予以重罚。在社会大变动时期，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封建政权，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都认为人性是趋利避害的，以重刑处罚轻罪可以使人畏惧慑服，从而达到禁奸止过的目的。 （3）布之于众。首先要把法律公布于天下，晓之于百姓，使人们的行为得到法律的指引。其次立法时还要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法律公布之后，官府要向百姓作宣传、解释，便于人们正确理解掌握法律。秦朝1试述秦朝的立法指导思想。商鞅变法时确立的法律思想和韩非的法治理论，成为秦统一后的立法指导思想。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法为本，事皆决于法。“以法为本”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法治”理论的核心，“事皆决于法”是先秦法家“事断于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秦统一以后，摒弃礼义而专任法治，把韩非以法为本的思想推向极端；在修订、补充秦国原有法律的基础上，形成了涉及各个领域的较为完备的法律规范，以求达到处理各种问题皆有法律依据。 （2）君主独断，法自君出。秦统一以后实行郡县制，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官僚体系。为了维护皇帝在封建官僚体系中至高无上的权威，秦朝统治者特别强调要维护君主专制，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皇帝的命令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皇帝本人是最高司法长官。 （3）严刑峻法，深督轻罪。秦朝统治者迷信法律万能，自然奉行先秦法家严刑峻罚的思想。他们把严刑峻罚作为镇压人民的有效手段，期望通过重罚轻罪，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 （4）法令由一统，民以吏为师。实现君主专制国家的统一，必须以法令的统一为其前提条件；要达到法令的统一，又需要普通民众对国家法令有一致的理解。因此，秦朝统治者强制民间向官吏学习法律知识，不允许民间传授、评议法律；以保证法律内容的统一、人们思想的统一。2试述秦朝主要的刑罚种类。秦朝的刑罚可分为以下几类：（1）死刑，是剥夺罪犯生命的极刑。秦朝死刑又分为戮刑、磔刑、弃市、腰斩、枭首、具五刑、族刑等多种，执行方式极为残酷。（2）肉刑，又称体刑，是残人肢体的刑罚。既包括传统的奴隶制肉刑黥、劓、斩左止、宫，还包括以竹木棍捶击人身体的笞刑。（3）徒刑，是限制罪犯人身自由并强制服劳役的刑罚。秦朝的徒刑有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候。（4）耻辱刑，剃去罪犯的鬓毛、胡须或头发，以异于常人。秦朝的耻辱刑有髡刑、耐刑或完刑，耻辱刑常作为徒刑的附加刑适用。（5）类似于后世流刑的迁与谪，强迫罪犯迁徙到边远地区或新开辟地区从事苦役。（6）身份刑，包括收刑和废刑。收刑是将一般平民籍没为官奴婢，废刑是剥夺为官吏资格的刑罚。 （7）财产刑，主要是赀刑，强令犯罪人交纳财物、金钱或无偿服劳役。赎刑是通过交纳一定财物或服劳役，而赎免其他刑罚的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它不是一种独立的刑罚，却具有财产惩罚的性质。3秦代试述秦朝主要的刑罚原则。徒刑是限制罪犯人身自由并强制劳役的刑罚。秦朝的徒刑有以下五种： （1）城旦舂。这是一种男子服筑城苦役、女子服舂米苦役的徒刑，最初以强制筑城而得名，在实际执行中不限于男女罪犯筑城、舂米。以有无附加肉刑为依据，此种徒刑又分为两类，无附加肉刑的称为“完为城旦舂”；附加肉刑的称为“刑为城旦舂”，服苦役的同时可以附加黥刑、劓刑、斩左趾、髡刑之中的一种肉刑。 （2）鬼薪、白粲。男子为鬼薪，即为宗庙采薪；女子为白粲，即为宗庙择米。实际执行中，鬼薪、白粲不限于采薪、择米两种苦役，它是轻于城旦舂的一种徒刑。 （3）隶臣妾。男子为隶臣，女子为隶妾，即强制男女罪犯服各种杂役的一种徒刑。隶臣妾又轻于鬼薪、白粲。 （4）司寇。男犯伺察贼寇，女犯服相当于司寇的苦役。在各种徒刑之中，司寇是仅重于侯，而较其他徒刑轻。 （5）候，是伺望敌情的一种刑罚，在徒刑中其严厉程度最轻。4秦朝的徒刑有哪些？秦朝的刑罚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对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和主观要件加以区分，作为定罪量刑法定依据。首先，秦律规定以身高作为确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男子身高六尺五寸为成年，女子六尺二寸为成年，未成年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其次，把有无犯罪意识作为认定罪与非罪的依据，缺乏认识要件的一般不予论罪。再次，区分故意和过失，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构成不同的罪名，故意犯罪所受处罚较重。（2）对一些具备法定情节的犯罪加重处罚。教唆犯与实行犯同罪，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加重处罚；累犯加重处罚；五人以上聚众犯罪构成集团犯罪，加重处罚。 （3）对一些具备法定情节的犯罪减轻或免于刑事处罚。秦律称自首为“自出”，犯罪以后能够自首的，可以减免刑罚；犯罪以后能够消除危害后果的，可以减免刑罚。（4）秦朝实行广泛的连坐，无罪者因与犯罪人有亲属关系、邻伍关系或职务关系而牵连入罪；还实行诬告反坐，对诬告者处以所诬告他人之罪的刑罚。西汉1、西汉立法思想经历了哪些发展变化？ 西汉时期实现了从“以法为本，专任刑罚”的法家思想到“外道内法”的黄老思想，再从黄老思想到“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儒家正统思想的历史转变。 （1）西汉初期，统治者总结秦朝覆亡的教训，改变了秦朝专任法治、严刑峻罚的立法思想，确立了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的立法指导思想。 黄老思想以“无为而治”为核心，具体表现为“约法省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立法方针。汉高祖首先废除秦朝繁苛的法律，制定九章律，奠定西汉法制的基础；实行十五税一，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文帝、景帝继续减轻赋税，并推行刑制改革，废除某些肉刑。黄老思想与西汉初期的社会需要相符合，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2）自汉武帝开始，确立了以儒家为主导的封建正统立法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经过西汉初期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汉初分封的诸王他们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各地民众的反抗也此起彼伏。继续推行以前的“无为而治”、“约法省刑”已经难以奏效，统治者不得不转变立法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以“德主刑辅”作为官方正统法制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治理国家要把德和刑结合起来，但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德刑在施用顺序上，要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施刑罚。德主刑辅的儒家法律思想成为汉武帝以后汉王朝的立法指导思想。2、试分析汉初黄老思想盛行的历史原因。黄老思想之所以在西汉初期盛行，成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法制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历史原因： （1）在政治上，由于秦末以来的连年战乱，汉初刘氏天下的统治基础并不稳固，社会大动荡的隐患依然存在。百姓渴望在统治者无为而治的政策下，恢复生产，提高生活水平。 （2）在经济上，由于秦王朝的横征暴敛和长期的战乱，西汉初期的社会经济基础极其薄弱，土地大面积荒芜，人口数量较以前大为减少，全国经济萧条、百姓贫困。同时，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屡屡造成边患，破坏了边疆地区的生产，耗费国家大量开支用于边防。 （3）在主观意识方面，汉初统治者大都参加过秦末农民起义，亲眼目睹过秦帝国的迅速灭亡，深知秦败亡的根本原因。为了巩固汉王朝的统治，避免重蹈覆辙，汉初统治者以秦朝败亡为鉴，接受了黄老思想无为而治的主张采取了缓和社会矛盾的各种措施，以期获得长治久安。 （4）就意识形态的变革而言，儒法两家都讲求“有为”，从法家的“有为”到儒家的“有为”，其中需要一个过度，黄老思想所主张的“无为”则成为这一过度形式。加之，西汉初期的君臣多信奉黄老思想，遂促成了黄老之学的发展。 （5）汉高祖刘邦的立法，确立了西汉初期法制的基本格局，而高祖以后的几位皇帝都谨守成法，遂使“外道内法”的思想始终得以遵行、发展。3、文帝、景帝时期刑罚改革的措施有哪些？并对其加以评价。汉文帝所进行的刑罚改革主要是用徒刑、笞刑和死刑取代黥、劓、斩左趾、斩右趾等肉刑。具体是将黥刑改为髡钳城旦舂，徒刑根据轻重差等规定了相应的刑期；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入于死刑。汉文帝虽然以徒刑和笞刑取代了一些肉刑，但是取代肉刑的笞杖数太高，实际执行中常杖人致死。所以此次改革并不彻底。汉景帝在位时，又两次下诏改革刑制。将原来劓刑笞三百之数最终减少到笞一百，斩左趾笞五百之数减少到笞二百；并颁布垂令，明确规定执行笞刑笞杖的规格、行刑的方法、捶击受刑人的部位，减轻了笞刑的实际残酷程度。西汉文帝、景帝的刑罚改革虽然没有完全彻底地废除肉刑，残酷的肉刑斩右趾又恢复施行，对宫刑也没有采取改革措施；但是通过此次刑罚改革，肉刑已经不再是刑罚体系中的主要刑种，而徒刑和笞刑成为主要刑种，使得奴隶制五刑制度发生了重大改变，为隋唐以后中国封建五刑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4、试述西汉刑事法律是如何维护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西汉刑事法律全面维护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具体而言体现在下述四个方面。 其一，维护皇帝安全与尊严。在西汉的立法中针对危害皇帝安全与尊严的行为，规定了一系列的罪名，如无籍入宫殿门、废格诏令、大不敬等，并对这类犯罪处以极严厉的刑罚。其二，颁布特别法限制打击藩王的地方势力，以巩固皇帝和中央政府的权威。西汉中期先后颁布了左官律，以剥夺诸侯王任免官吏的权力；颁布阿党附益之法，重点打击与诸侯王私相勾结者；颁布酹金律，严格规定诸侯王向中央贡赋的标准，以削弱地方的经济实力；颁布事国人过律，限制诸侯王役使封国内的民众。其三，严厉镇压民众反抗，并强化官吏的镇压职能。汉律中有谋反、贼盗、群盗、首匿、通行饮食等众多的罪名及响应的严厉处罚，以镇压民众政治反抗。此外，为强化官吏镇压民众反抗的只能，汉武帝时还颁布了沈命法和见知故纵法。其四，宣扬并维护家国一体、忠君孝亲。汉律把子对父不孝、臣对君不忠都作为大逆不道的重罪给予严厉惩罚，从而把齐家与治天下联系起来，通过对孝道的宣扬和维护达到维护君主权威的目的。5、具体阐述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对汉代法制的影响。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其主要思想要素来源于阴阳五行学说和以往的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天人感应”理论成为汉代官方正统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汉代的法制。首先，将阴阳学说和儒家学糅合在一起的“天人感应”理论，成为法律上维护君主专制的哲学基础。根据“天人感应”理论，君主受命于天，具有绝对的权威。因此，法律设定种种罪名以及相应的刑罚，来维护君主的专制权力和人身安全，是顺行天意。其次，以阴阳学说论证封建三纲，并进而以三纲作为立法原则。董仲舒利用阳尊阴卑的理论，附会君、父、夫为阳，臣、子、妻为阴的附会，进而说明法律维护君权、父权、夫权的合理性。再次，以阴阳学说来论证德主刑辅的法制指导思想。德为阳，刑为阴；阴阳之道在于阳为主，阴为辅。依据天道，人世立法必须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不能违背天道，专任刑法。最后，以阴阳四时说推演出秋冬行刑的司法原则。春夏天气滋长万物，不宜行杀施罚；秋冬天气肃杀，合于杀罚。因此行刑宜在秋冬季节。经过天人感应学说的论证，秋冬行刑成为汉代一项司法原则，执行死刑在秋冬季以及后世的秋审制度都是这一原则的体现。6、汉代选拔官吏的方式有哪几种？汉代统治者为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才出任官吏，当时实行了以荐举和考试为主的选拔方式。具体包括察举、征辟、上书拜官，还有任子、荫袭、赀选等方式。 （1）察举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方式之一，即由皇帝下诏责成中央和地方长官选举贤能，向朝廷推荐出任官吏。至汉武帝时期，规定每年在二十万人口中要荐举一人，送中央以备录用；被选荐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有特别才干和奇异能力的人也都在选荐范围之内。 （2）征辟是聘任士人为官的一种方式，又分为征召和辟召。皇帝直接聘任士人为官叫征召，大臣聘任士人为官叫辟召。 （3）上书拜官是汉代选任官吏制度中的一种特殊方式，即士人上书皇帝，提出有利于加强统治的建议，因得到赏识而被任命为官。 （4）任子和荫袭是指二千石以上官吏，任满三年可保举一人为郎。 （5）赀选制度是指向国家捐纳一定财产者，可以为郎。从汉武帝时开始改用察举等方式加以取代，但在国家财政困难时，仍然实行此制。（6）汉代自汉武帝时开始在中央设立“太学”，博士弟子学习儒家经典，每年考试一次，考试合格者可以为官。魏晋南北朝1试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形式的发展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形式的发展变化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律逐渐发展完备成为最稳定的法律形式。汉九章律虽然简要，但是不敷于用，以致有傍章、越宫、朝律作为补充，此外还有各种杂律，篇目滋繁难，免歧异丛生。自曹魏定新律开始变革律的体例和内容，至北齐律删繁就简，以名例律开篇，全律共十二篇、九百余条，其科条简要便于司法适用。律作为一种稳定而重要的法律形式也逐渐趋于成熟，最终成为法律体系的核心。其次，律与令开始有了严格的区分。汉代以前，律令同为定罪量刑的法律规范，二者在性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至晋朝，晋律序言中明确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正式在性质上确定，律是定罪量刑的稳定的法律形式，令是规定国家制度的法律形式，违令当治罪者，要依照律文的规定定罪处刑。再次，从以格代科、以格代律，到格由主要法律形式退居为次要的法律形式。自汉代以来，科成为改革发展汉律的一种法律形式。特别是曹魏时期，格是当时主要的法律形式。至魏明帝制定新律，把格中有关刑事的内容抽取出来归纳入律，格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走向衰落。北魏中期，开始以格代科，格成为一种辅律而行法律形式。北魏后期至北齐初期，格取代律成为当时主要的法律形式，例如东魏颁布的麟趾格实际起到律典的作用。到北齐律的颁行，律重新取得主要法律形式的地位，而格虽与律并行，但退居次要地位。最后，式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式作为一种法律形式最早见于秦，此后历经发展，至西魏编定大统式，式确立为独立的法律形式。式主要规定国家机关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多属行政性法规。魏晋南北朝时期，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它们之间的界限和相互关系大致都已明确，为隋唐以后的法律体系奠定了基本格局。2为什么说南北朝时期的法制“北优于南”？ 南朝统治阶层崇尚玄学与佛学，蔑弃礼法，其重要法典基本因袭晋律。刘宋五十多年未立新制；萧齐仿照晋律制定了永明律，却因意见不一而未实行；梁武帝命蔡法度、沈约等人依照永明律修订梁律，单实际内容与晋律基本相同，仅是名称有所改易；陈修订完成的陈律，一准梁律，实质上仍然是晋律的继续。可以说南朝法制并无多少创制。北魏首开北朝重视法典编纂之风。自太祖拓拔圭着手修律，至孝文帝修订完成北魏律，前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北魏律由著名律学家崔浩、高允等人主持修订，冶汉、魏、晋律于一炉，在篇章体例、罪名刑制方面较前朝都有发展。东魏以格代科，制定有麟趾格，西魏编定有大统式，从而把“格”和“式”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法律形式，为隋唐时期格与式成为基本法律形式奠定了基础。北齐律则完成了我国封建法典由繁至简的改革过程，它以名例律开篇的十二篇体例、五种法定刑的设置、重罪十条的入律，这些重要的创新都被隋唐两代的律典所借鉴。通过以上简略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的法制“北优于南”。3试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刑罚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刑法制度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法定刑的规范化。魏新律将法定刑确定为死、髡、完、作、赎、罚金、杂抵罪七种。晋律中规定了死、髡、赎、杂抵罪、罚金五种法定刑，每一种法定刑又分为数等。北魏律规定了死、流、宫、徒、鞭、杖六种法定刑，北齐律承其后，最终确立了死、流、徒、鞭、杖五刑。这一时期的刑法制度改革，为隋唐以后封建五刑的定型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使刑罚趋于宽缓，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免除宫刑，进一步废除肉刑。自汉文帝改革刑制以来，宫刑时用时废。北魏律还曾把宫刑作为一种法定刑，至北齐宫刑被彻底废除，北齐律所规定的五种法定刑不再有宫刑。其次，缘坐的范围有所缩小。秦汉以来缘坐的范围甚广，特别是出嫁妇女既随夫家受诛，又随父家受戮。曹魏时期所定新律缩小了缘坐的范围，并开缘坐不及出嫁女的先例。南朝梁律进一步缩小缘坐的范围，创缘坐妇女免处死刑的先例。北魏律虽然规定的缘坐范围较广，但孝文帝以诏令特加缩小：非犯干名犯义之重罪者，缘坐处死皆止其身。再次，定流刑为减死之刑。从北魏、北齐开始，流刑已成为一种法定刑作为死刑与徒刑的中间刑，填补了自汉文帝以来死刑与徒刑之间的差等。北周又将流刑按里程分为五等，使流刑更为规范化。4试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机构的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机构的变化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的形成，一个是九卿制的变化。（一）三省制的形成自东汉末年以来，司徒、司空、太尉（有时称司马）三公虽然仍旧设置，单其职权已归于尚书。鉴于三公已成为虚设之位，尚书的权位日显重要；因此，曹魏初期尚书脱离少府而独立，其机构日渐扩大，称为“尚书台”，名正言顺地掌理政务。为了防止尚书权力过重而专权，皇帝又设秘书作为侍从要职。魏文帝时，改秘书为中书，尚书参与机要的职权也逐渐转移到中书。随着中书职权的扩大，形成了中书省。中书省与尚书台同为中央政府的中枢机构，为了避免它们之间权责不清的问题，特对它们的职权加以限定：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为中央决策、立法机构；尚书台负责遵令施行，为中央执行机构。晋代侍中的地位日显重要，于是成立了以侍中为长官的门下省。门下省职掌驳正，对中书省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二）九卿制度的变化随着中央三省制的形成，原来分掌某一方面具体事务的九卿，其职权遭到削弱，逐渐流为冗曹。以上是职权上的变化，九卿的名称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北齐改九卿之一的廷卫为大理，改少府为太府，并改称其官署为寺，于是九卿变为九寺，从此我国古代国家机关的名称不再以长官的官衔相称。5试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进一步儒家化的主要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战祸连接、时有武人任刑肆杀，但是这一时期延续了汉代以来法律儒家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了中国古代法律的进步趋势。这一时期法律的进一步儒家化主要体现在下述几方面： （1）从儒家恤刑慎罚思想出发，刑罚总体上趋于轻缓。规范化的、比较轻缓的封建五刑正在逐渐形成，进一步废除肉刑，缘坐范围也有所缩小。妇女犯罪，在适用刑罚时给予特别照顾，妇女应受体罚者，一般减半数执行，并可以使其免于裸露身体；孕妇可以免受体罚，执行死刑要在生产百日之后。 （2）确立了服制定罪和存留养亲制度。自晋律创制服制定罪以来，亲属相犯，其定罪量刑不同于一般常人犯罪，要依服制所规定的亲等来定罪量刑，以体现儒家亲疏有别、注重维护亲伦秩序的精神。存留养亲则是以儒家的孝道改变既有的法律规定，对于犯罪人而言，也体现了统治者以德服人的宽仁。 （3）“重罪十条”正式入律。北齐律对危害封建专制统治和违反伦理纲常德行为加以概括，定为“重罪十条”列于律首，进一步把礼法结合起来，强化了对君权、父权、夫权的维护。（4）确立维护贵族、官僚的特权制度。曹魏制定魏律时，总结前代经验，将周礼八辟之制定为“八议”，对亲、故、贤、能、功、贵、勤、宾把类官僚贵族犯罪，“大者必议，小者必赦”。自晋律、北魏律到陈律，逐步确立了“官当”之制，凡有官爵者犯罪，都可以用官品、爵位抵罪。隋唐1、为什么说开皇律是一部承先启后的法典？隋文帝在开皇元年命高颍、杨素等人总结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立法经验，最后主要以北齐律为蓝本制定完成开皇律。开皇三年，隋文帝又命苏威、牛弘等人本着去重就轻、删繁为简的原则修订开皇律，废除死罪八十余条、流一百多罪条、徒杖等罪一千多条。开皇三年议定的开皇律，在继承北齐律立法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改进：（1）全律分为12篇500条，比北齐律的12篇949条更为简要。（2）系统地规定了封建官僚、权贵享有的法律特权，不仅保留完并善了以前的八议、官当制度，还新增加了请、减、赎等特权。（3）在北齐律“重罪十条”的基础上，于名例律中特设“十恶”之条，并在量刑及法定减免条款方面加以特别规定。（4）废除了前朝的许多酷刑，以北朝的五刑制度为基础，在名称、刑等方面稍作变化尤其是基于减少重刑种等级的原则，对刑等作了适当调整，使其进一步趋于合理。最终确立了封建五刑制度：死刑，分为绞斩二等；流刑分为三等，并明定里程数；徒刑仍为五等，但是各等年限均已缩短；杖刑、笞刑各为五等，各等级之间相互衔接。开皇律又成为制定唐律的蓝本，它的上述内容基本为后来的唐律所接受。由此可以看出，开皇律上承魏晋南北朝之立法，下启唐律的议定，在我国历史上是一部承前启后的法典。2试述隋朝兴亡与法制的关系。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即命高颖、杨素等重臣修订法律。当时经过比较分析，没有采用徒饰虚文的北周大律，而是以科条简要的北齐律为蓝本修订完成本朝律典。开皇三年，隋文帝在亲录囚徒的时候注意到，司法中存在着案狱繁多、刑罚苛酷的流弊。于是又命苏威、牛弘等人本着删繁就简、去重就轻的原则修订新律，废除许多重罪条款，最终完成了开皇律。隋文帝晚年与前期适成相反，他毁弃成法、恣意刑杀，败坏了法制。隋炀帝即位以后虽然在开皇律的基础上修订完成了大业律，但是后来为了稳固统治并不依法行事，而是重刑轻罪专任刑杀。隋朝后期的重刑镇压政策激起了民众的反抗，隋朝的统治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瓦解了。隋文帝、炀帝在即位之初，均注重修明法制，贯彻宽法轻刑的立法、司法原则，促进了政局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在他们统治的后期，又都无例外地破坏了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良好的法律制度。他们后期专任刑罚、欲以重刑压服民众的统治方式，反而激起了民众的反抗，导致了隋朝的覆亡。3试述唐律疏议在律学上的成就。 唐律疏议把法典条文和律学疏议密切结合在一起，律条与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其中疏议是对汉晋律学律学的继承和发展，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通过疏议对法典条文的阐发，使立法意图完整、清晰地体现出来。（1）自西汉中期以来，儒家“法令宽简”、“约法省刑”的法律思想取代了法家务求法网严密的思想。随着正统法律思想的变迁，法典编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典逐渐趋于简化、条文越来越简省；至唐代，唐律仅有五百条。“疏议”在法典正条之外以较大的篇幅，阐发律意，弥补了法典条文简约的不足。（2）疏议把儒家区别亲疏嫡庶的伦理原则阐述得极为全面，补充了法典条文的不足。（3）疏议引用儒家经典系统地阐述了身份等级思想，为唐律依据身份来设定权利义务作出了学理解释。（4）疏议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为了建立一套能够有效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还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其他学派的思想，并将其制度化、法律化。其二，通过以疏议注律，使得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一致。（1）唐代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格、式，不同的法律形式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在调整方法上互有区别，但就其调整对象而言，不同形式的法律所涉及的社会关系有一些交叉和重复。疏议以律条为中心，就具体的法律关系，协调律、令、格、式之间的规定，建立起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2）作为法典的律，在制定的时候总是力求简约，必然使得一些规定过于概括，不利于统一执行。疏议以大量的篇幅援引令、格、式，把律文中概括规定的问题具体化，增强了律条的可操作性，又使法律规范整体上有了统一标准。（3）唐律本身其各篇、各条之间也有相互不一致的情况，但是律文不能更改，只有通过疏议予以统一解释。其三，唐律疏议吸收了以往的注律方法，又发展了一些新的方法。（1）疏议引用大量儒家道德训诫，以解释律条的立法宗旨。在某些情况下，律条并没有体现儒家精神，通过疏议的阐释，使得律文进一步儒家化。（2）唐律疏议沿用了汉代以来就开始流行的对法律术语的训诂解释，通过对字词含义的说明以及历史源流的考辨，准确把握法律术语的含义。（3）为了清楚地解释法律规范，疏议引用了一些典型的司法判例。这些司法判例或是律条没有直接规定的特殊法律关系，或是上级司法机关对疑难问题的处理决定，它们可以作为处理同类案件的参照。（4）疏议采用了问答式的解释方法。对于律条没有直接规定而实际生活中却时有发生的法律问题，疏议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加以释意。（5）疏议在解释法律问题过程中，运用了多种语言表达方式，口语花的解释语言是疏议常用的表达方式之一。4试述唐律的基本结构和内容。唐律在体例安排、篇目设置上以北齐律、开皇律为蓝本，保持着全律十二篇的格局，以“刑名法例为首，实体犯罪居中，诉讼程序置后”。名例律之“名”是指五刑之罪名，“例”是指定罪量刑之通例。其内容多涉及定罪量刑的一般原则以及律文中有关专门术语的界定，类似于近代法典的总则篇。诸如五刑，十恶，八议，处理官吏、贵族犯罪的请、减、赎、官当等皆规定在这一篇。名例律以下十一篇具体规定对各种犯罪的处罚、诉讼程序和监狱管理等内容，相当于近代法典的分则。具体而言，第二篇卫禁律规定对宫殿的保卫和关津要塞的守护；第三篇职制律规定对严重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构成犯罪的行为，如何进行处罚；第四篇户婚律规定土地分配、赋税征收、徭役摊派，以及婚姻家庭制度；第五篇厩库律是关于饲养保护公私牲畜、保护府库的法律规范；第六篇擅兴律是关于调用军队和兴造工程方面的法律规范；第七篇贼盗律是关于处罚谋反、谋大逆等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的犯罪，以及一般杀伤人、盗窃等犯罪的规定；第八篇斗讼律是关于惩治斗殴以及诉讼方面的规定；第九篇诈伪律是关于惩治诈欺和伪造的规定；第十篇杂律将未列有专章的犯罪都收入本篇；第十一篇捕亡律是关于追捕逃犯、兵士、仆役的规定；第十二篇断狱律是关于审判、执行、监狱管理方面的规定。5试述唐律中主要的刑法原则。唐代立法者在总结前人的立法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一系列刑法原则，主要有： （1）重惩十恶原则。唐律沿用了隋开皇律的“十恶”条款。因为“十恶”重罪直接侵犯了封建专制统治和伦理秩序，所以唐律在名例律首先申明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孝等十种犯罪，设定了比一般犯罪加重的处罚，并且限制减免刑罚的适用，对于十恶中最严重的“三谋一恶”犯罪，则完全排除对法定减免条款的适用。（2）封建贵族官僚享有减免刑罚的种种特权。首先是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权贵享有议请减刑的特权，所谓“八议”。他们犯死罪司法机关不能直接处罚，须奏请皇帝减轻发落；犯流罪以下罪，可以由司法机关减一等处罚。其次，对于享受“八议”特权之外的官僚贵族，唐律规定了“请”（上报皇帝，奏请减刑）、“减”（依律减等处罚）、“赎”（以铜赎罪），使得不享受“八议”的贵族官僚，仍能因其身份获得减免刑罚的处理。再次，凡是有官爵者，都可以依照律条规定用官爵品级抵罪或者免官抵罪。 此外，唐律还规定了划分公罪私罪、优待贵族官僚、自首减免刑罚、老幼废疾减免刑罚、数罪并罚、同居相容隐、加刑与减刑、举重以明轻与举轻以明重、本律优于名例律、化外人相犯等刑法原则。6试论唐律的主要特点。 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制定的一部极为完备的封建法典，从其指导思想和结构内容来看，它具有以下特点： （1）贯彻“一准乎礼”的立法精神。唐代立法者根据“德礼为政教之本”的指导思想，纳礼入律：将违反礼教的“十恶”列在律首，予以严惩；将“八议”、衿老恤幼的道德的规则、同居相为容隐、服制定罪等礼教内容法律化；借助疏议引用儒家经典阐发封建礼教的义理，进而把礼制法律化。 （2）法律规范极为完备周详。唐律是在总结以往历代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完成的，它在规范内容上，涵盖刑事、民事、行政、经济管理、诉讼、审判、监狱管理诸方面，并且其罪名设置、量刑标准都较为成熟，符合高度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需要。 （3）刑罚比较宽缓。在制定唐律的过程中，删除了大量的死刑、流刑；在刑罚适用上尽量从轻，如对老幼废疾者多可以减免刑罚，甚至反逆大罪也区分情节并不一概处死。 （4）立法技术比较成熟。唐律以名例律为纲，其余十一篇为目，篇章结构井然有序，将各种危害封建统治的行为尽量纳入律条的惩治范围。其律条与疏议紧密结合，既增强了整部律典的实用性，又具有相当的理论抽象性。试论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