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根源分析.doc

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分析

1全球正处于国际贸易摩擦的高发期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WTO所倡导的贸易自由化使关税、配额、许可证等传统保护手段的作用大大削弱，以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为主要手段的贸易摩擦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没有硝烟的战争”。根据2004年4月26日WTO发布《2003年下半年全球反补贴情况》，截至2003年底，全球反补贴新立案案件数为168起。在2003年的15起反补贴新立案案件中，美国的新立案案件数居首位，共4起；其次是澳大利亚，共3起；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哥斯达黎加、欧盟、拉脱维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各1起。此外，反倾销作为最常用的贸易保护工具，根据2005年5月19日WTO公布的统计结果，从1995年至2004年，全球共发起反倾销调查2646起，2004年下半年共有17个WTO成员对32个国家和独立关税区的出口产品展开了103起反倾销调查，低于2003年同期的135起，其中发达成员采取的调查占26起。在过去的十年，印度（400起）、美国（354起）、欧盟（303起）是WTO中提起反倾销案件最多的三个成员。另外，截止2005年6月，WTO共受理各类贸易争端332起，远远超过GATT运作48年所受理的238起。其中既有涉及全球范围的贸易摩擦，如日美“汽车战”、欧美的“香蕉战”以及美国实施部分钢铁产品保障措施引发的全球钢铁贸易战，也有涉及古巴、巴拿马、新西兰等诸多发展中小国的贸易摩擦。贸易摩擦的范围已经打破了仅局限于发达国家间的格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间的摩擦迅速上升。在WTO 所受理的332起贸易争端中，发展中成员作为申诉方的有182起，约占54.6％，作为应诉方的有142起，约占42.5％。而在GATT受理的238起贸易争端中，发展中成员作为申诉方和应诉方总共才占25．6％。

2 美方原因
2.1 美国贸易保护抬头
金融危机之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外贸易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特征，即在出口贸易上推行自由化原则，在进口贸易上则坚持保护主义，要求实行所谓的“公平贸易”，在这种政策的主导下中国受害最大。然而，就在全球贸易环境好转之时，中国却未能从中受益。2009年11月5日，美国商务部再度“重拳出击”，宣布对中国油井管征收最高达99.14%的反倾销惩罚性关税。此前的2009年6月10日，美国商务部已对中国油井管做出10.9%～30.6%的反补贴惩罚性关税。油井管案，按照美方统计，价值26亿美元；按照中方统计，价值则达到32亿美元。但不管按照哪个统计口径，这都是迄今为止外国对中国发起的案值最大的一起贸易制裁案例。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本地市场，以保障人类健康、安全、卫生和保护环境为借口大量采用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安全标准、质量标准等技术壁垒激增；“两反一保”、动植物卫生检疫等非关税壁垒不断呈上升趋势；新的道德标准、社会责任、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被一些国家和地区用来作为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全球国际贸易摩擦增多更多的是世界经济萎缩以及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一个缩影。
2.2 贸易不平衡是目前中美经贸摩擦最重要的因素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用经济模型证明，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经常工程收支逆差如果超过GDP的1.5%，两国之间就会发生“激烈摩擦”；要是超过2%，就会引起报复措施；如果对一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那就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会演变成政治问题。据中方的统计数据，中美贸易差额与我国GDP比值从1998年的2.04%上升到2007年的5.45%；另外美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两国间的贸易差额与我国的GDP比值从1998年的4.58%上升到2007年的12.61%，不管从哪方面的统计数据都表明了中美之间经贸关系会产生严重的摩擦问题。而且，2006年中国贸易顺差已经达到中美贸易额的46.39%。所以，就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而言，这个问题已经演变成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也是陷我国于中美贸易摩擦中不利境地的主要因素。
2.3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影响
在经历了长达1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后，2001年，美国开始步入衰退，进入一个相应的结构调整期。进入新世纪以后，经济高速增长期形成的生产能力面临着必须得到有效消化和吸收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美国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只有全球性的市场才能与之相对应。因此，当前美国面临着生产能力如何实现这一重要问题，而该问题的解决却面临两个因素的制约：（1）目前，日本与欧洲也正处于调整时期，同时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的经济结构问题，需求也非常有限，美国目前大量的高新技术产品生产能力很难实现；（2）高新技术产品的实现要求规范的市场环境。美国要求必须有全球性多边协定和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保证技术传播过程中美国的利益。但是现实的谈判过程中不利于全球的技术扩散过程，也从根本上制约了美国的结构调整和高技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美国结构调整过程中的种种障碍促使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兴起，在中美贸易中则表现为摩擦不断增多。
2.4美国对华的贸易歧视政策
美国在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时往往具有歧视性，主要体现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和“特保条款”的运用上。中国在加入WTO时，根据中美协议中国加入WT015年内美国仍可以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根据世贸组织的《反倾销协议》，对于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时，用其国内价格进行比较可能是不适当的，而用替代国类似产品国内价格来比较。该替代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应当与该“非市场经济国家”相当。但在实践中，美国常选择经济发展水平比我国高出数倍的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作为替代国。这导致确定我国出口产品是否存在倾销行为时的价格标准过高，裁定的倾销幅度过大，征收的反倾销税税率过高。关于特保条款，它本身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单方面强加给我国的歧视性条款，原因就在于认为中国是政府主导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对我国来说具有很大的歧视性和不公平性。加入WTO以来，美国曾多次针对我国出口产品采取特保措施，涉及产品包括轴承制动器、缝纫机针、座椅升降装置、家具、纺织品等。
2.5 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
政治经济学、中国威胁论正如克里斯托弗•莱恩指出，强国争夺是国际政治中的正常现象，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我国强国地位的上升，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不加管制的自由贸易只会加速我国成为强国的速度。因此，美国与我国的贸易应从战略而不是从市场考虑来推进，华盛顿不能阻止我国上升到强国地位，但多少总能控制我国成为强国的速度。
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是双方之间贸易发展不平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严重。自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后，双方之间贸易差额不断扩大。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最大出口市场和顺差来源地。美国向来有运用军事途径和经济途径实行复合遏制的历史。美国的反华势力视中国为潜在敌人，认为中国发展强大之后必然会谋求亚洲的霸主地位，中美对抗将是世界最主要的两大势力对垒。美国在经济上不愿看到中美经贸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认为这样是在制造一个潜在的敌人。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他们提出了“中国威胁论”、“遏止中国论”，这些不同程度的激化了贸易摩擦，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摩擦的解决。
美国政治党派之间的斗争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对华政策都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共有三次，从这一时期的情况看，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具体。
奥巴马上台之后，为稳定国内的局势，保护国内支持他选民的利益，势必会在对华政策上有所改变，从“特保案”再到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操纵论”。究其深层次的原因都是为政治利益考虑。当前美国政府考虑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也是奥巴马政府为他积极推行的美国医疗改革做出的必要姿态。因为想要在医疗改革这个利益集团的博弈中获得成功，奥巴马政府必须为那些利益集团做出一些让步，这样对华政策的强硬态度。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当前中美之间贸易摩擦与人民币汇率问题与美国国家政治密切相关，在分析贸易摩擦案例时，我们应该看到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将两国之间的政治博弈考虑到贸易摩擦的影响因素中去，更好的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纠纷。美国对高科技出口的管制政策｡中国的低工资使得中国的产品成本低､价格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技术产品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美国科技发达，劳动生产率较高，在高新技术产品上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然而，美国对华却实行高新技术出口管制政策，这是影响其贸易平衡的关键｡

3 国际制造业转移的视角探究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
从国际制造业转移的视角探究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不难发现中美贸易差额正是产业转移的结果，更进一步说是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制造业转移的结果。在中国的出口结构中，有一部分是由内资企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另一部分是由中外合资或独资企业生产的带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产品。这部分产品出口占中国总出口额的60%以上，是构成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部分，其中利益的大部分为跨国公司所得，中国只得到其中很少的加工利益。因此，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中占大部分份额的美国跨国公司，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中美贸易在统计数据上的不平衡，但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背后隐藏了美国企业及关联产业的巨额隐性收益。
一项资料表明，如果扣除跨国公司的关联交易，美国贸易逆差将下降2/3，对华逆差下降30%；扣除在华外资企业出口的因素，美国对华逆差将减少73%；如果再扣除加工贸易部分，这个数字将减少91%。所谓的“中美贸易摩擦”实际上是产业国际转移背景下的国家间利益博弈，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低端制造业转移，是跨国公司进行生产和经营环节的重新配置的结果。
4 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
4.1出口商品结构过于集中
多年来我国出口属于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增长，贸易利益远小于贸易增长，而且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容易授人以柄，成为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理由。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存度较高，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较低。中国部分产业与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很大，这更加大了贸易风险。企业低价竞销现象严重。企业为了抢占出口市场而不择手段竞相降价，造成出口几乎无利可图，同时遭受外国反倾销。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淡薄。中国在音像、出版、软件等领域存在较严重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盗版产品问题，在药品、化学品、信息技术、专利产品等领域的商标和技术侵权的现象严重。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利益，成为导致贸易摩擦的原因之一。
4.2中美贸易摩擦的另一个主要焦点目前集中在人民币币值题目上
这与美国国内目前的状况密切相关，而中国实行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使得以美元表现的商品价格偏低，从而促进了中国产品对美国的出口，并且限制了美国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从2001年以来，美国开始通过美元贬值来改善其经常工程逆差，这项政策进步了美国产品对欧元区和日本的竞争力。但由于中国实行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人民币也随美元一起贬值，使得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也增强了。在美国看来，中国利用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分享了美元贬值的好处。由于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使得美国以为中国商品的价格偏离了实际价值，美国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从而导致了很多贸易摩擦。
4.3 外贸依存度过大已成为贸易摩擦的一个主要导火索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除1997年至1999年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外，1990年至2003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其中，199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30%，2003年增至60.3%，提高了2倍，2004年增至70.3%。出口依存度从1990年的16%增至2004年36.1%，翻了2番多。特别是从1994年开始，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外贸依存度持续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外贸依存度的居高不下，并始终保持着较大的贸易顺差。2005年上半年，外贸依存度已经逼近80%的历史高度。从某种程度上外贸依存度过大已经成为引发贸易摩擦的一个主要导火索。中美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直接投资结构有关。美国近年来对华直接投资额均在40甚至50亿美元以上。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替代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中国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又促进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试想，如果中国具有同美国一样发达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直接在美国设厂，生产美国原本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双方的贸易差额将有大幅度的下降。
4.4中国企业缺乏行业自律
中国企业缺乏行业自律。首先，就市场结构而言，我国直接出口和经香港转口的出口中有65%是以欧美为目标市场。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对美国市场出口量大且急剧增加势必会对当地市场产生冲击，从而成为被指责的对象。其次，出口产品缺乏合理的计划性，秩序混乱。中国出口的商品中，以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商品以及机电，电子等附加值低的商品为主，而这些产品大多是与创造就业机会密切相关的，从而对进口国的就业产生冲击。另外，本着薄利多销营销理念，对美国出口的企业的工作重点常常不是放在如何加快产品的开发以及提高产品质量上，而是采取竞价促销，扰乱了正常的外贸出口秩序，很容易为美国制造摩擦创造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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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综上所述，作为世界上第一和第三大贸易国，中美贸易摩擦使得两者间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利益牵扯不断。中国的崛起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碰撞，以及双方政治利益上的摩擦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剧烈，而中美双边政治领域的分歧又反过来主导双边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这终究注定了中美贸易摩擦必然会成为一种常态。为减缓所面临的贸易摩擦态势，一方面，我国应适当调整需求结构中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比重，通过更积极地扩大内需，来保持宏观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和健康地发展。另一方面，也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用过于担忧，目前所有贸易摩擦的涉案金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还非常小，出口这驾马车从未由于贸易摩擦的影响而减速。事实证明，贸易摩擦并不可怕，成败输赢亦属正常。况且贸易摩擦还是对政府应对能力的考验，对企业应变能力的检验。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辩证地、科学地和理性地看待和把握，并运用WTO规则有理、有利、有节和有力地加以应对，以争取贸易争端中的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