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研究_郭施雯.pdf

2022 年12 月第24 卷增刊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Dec 2022Vol24Supplement已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研究郭施雯(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上海 200050)摘要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问题是适用纽约公约 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争议之一。该问题的争议焦点在于各国对纽约公约 第 5 条和第 7 条的不同理解与适用，究其根本是因为 纽约公约仅统一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事项，但并未调整裁决的撤销事项，从而导致各国纷繁芜杂的做法，减损了公约所追求的一致性、安全性、可预见性。通过分析 纽约公约 条款，探讨其是否为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提供了可能性，同时结合代表性国家在该类案件中的司法实践，以期就我国现行有关立法及实践进行检视。关键词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撤销承认与执行纽约公约作者简介郭施雯(1997)，上海人，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法学。V.V.Veeder，“Is There a Need to evise the New York Conven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2010，Vol 1，p.500.See to Philipp Wahl，“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Set Aside in Their Country of Origi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1999，Vol 16，p.135.纽约公约 第 5 条第 1 款第(e)项规定:被请求承认或执行裁决的管辖当局只有在作为裁决执行对象的当事人提出有关下列情况的证明的时候，才可以根据该当事人的要求，拒绝承认和执行该裁决:裁决对当事人还没有约束力，或者裁决已经由作出裁决的国家或据其法律作出裁决的国家的管辖当局撤销或停止执行。许卉:已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在 纽约公约 框架下的执行问题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一、问题的提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 纽约公约)自签署以来展现了巨大的“生命力”，有观点指出，在接受度和重要性方面，现今几乎没有比其更成功的国际公约。然而，随着全球经贸的发展以及传统理论受到挑战，逐渐出现了起草时期始料未及的争议事项，本文所讨论的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正是纽约公约 第 5 条第 1 款第(e)项的模糊性所产生的消极后果。针对该问题，各国不尽相同的做法和态度减损了公约所追求的确定性、可预见性，违背了其促进仲裁裁决有效性的宗旨，甚至构成对国际法下国内法院权力分配的潜在违反。究其根本，是由于 纽约公约 仅调整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事项，并未规范裁决的撤销事项，且因措辞和条文规定上的语焉不详，未明确执行地国法院在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上是否具有自由裁量权。为解决 纽约公约 框架下承认与执行的争议，有必要从 纽约公约 相关条款出发，深入研究条款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考察代表性缔约国已有的国别实践，探讨我国的司法态度，检视我国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的可能性。二、纽约公约 框架下的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该问题的产生是因为纽约公约 条款规定的模糊性，其根本源于 纽约公约 第 5 条的“may”之争议和第7 条“更优权利条款”之争议。(一)公约第 5 条第 1 款第(e)项的规定该条款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第 5 条中的“may”，究竟是“可以”抑或“应当”?理论及实践中主要存在两种争议，分别是授权性理论和强制性理论。持授权性观点的学者认为第 5 条用词具有伸缩性，不属于列举性规定。相反，持强制性观点的学者则认为用“may”实际表达的是“shall”的意思，只不过是出现了理解的盲区才导致各国理解上的纷争。Sanders 教授作为起草纽约公约 的学者之一，他回忆到，公约并未赋予执行地国法院自由裁量权，只是在校对英文文本时的疏忽才造成今天的争议。但笔者认为实则不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从 纽约公约 英文条文本身出发，公约的每一个用词都需经过严谨的斟酌和反复的推敲，因此Sanders 教授的观点值得商榷，第 2 条、第 3 条等都使用了“shall”以表示强制性，第 5 条选用“may”更不是起草者们的无心之举，而是有意为之，以表示其授权性的DOI:10.13916/ki.issn1671-511x.2022.s2.023含义;另一方面，纽约公约 由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及西班牙 文 五 种 语 言 同 一 作 准，法 文 版 本 中 使 用 了“seront”，在法语中该词语用以表示直陈式简单将来时，意为“应当”(shall)，而其余四种文本都指向“可以”(may)，根据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规定，“各作准约文内意义相同”，因此法文文本不能作相反解释，宜解释为授权性条款，否则将超出条文本身的内涵，歪曲公约本义。纽约公约 的各项目的、宗旨之间并不是敌对或者相互排斥的关系，彼此之间是一种竞争关系，具体如何解释第 5 条第 1 款第(e)项也需要考虑哪一宗旨能更胜一筹。强制性理论派所坚持的公约的一致性主要是通过公约的具体规定来实现的，而促进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宗旨则是体现在公约所设计的具体制度中。况且，即使各缔约国都按照强制性理论来拒绝承认与执行，也不一定能保证 纽约公约 缔约国涉及的裁决执行结果都保持一致，仍有其他诸多原因可能导致公约无法践行执行的一致性。因此，若采用授权性理论解释第 5 条，虽仍可能因缔约国的自由裁量权而导致结果的不一致，但是以公约的目的、宗旨为指导对该条款进行解释，更有利于仲裁裁决的执行。美国在 Chromalloy 案中也是利用了这一观点，顺理成章地解释了公约第 5 条，并将其作为承认与执行已撤销裁决的依据。(二)公约第 7 条第 1 款的规定公约第 7 条第 1 款也被著名学者范登伯格教授称为“更优权利条款”，摒弃了 日内瓦公约 的“双重许可执行制度”，该条款可以理解为:当事人可以适用规定了更优机制的国内法或缔约的条约来获得承认与执行，以排除 纽约公约 的适用。其中，“更优”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公约与缔约国国内法之间的比较权衡关系。在第 5 条和第 7 条之间优先适用第 7 条的做法，不仅可以促进外国裁决在更大范围内能够被予以承认和执行，而且也更加符合纽约公约 的立法宗旨。设想若将第 5条理解为强制性条款，则可能会导致第 5 条和第 7 条之间的冲突，与 纽约公约 本义相违背，体系逻辑无法自洽。本条弱化了仲裁地国与执行地国之间的联系，从公约角度为已撤销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提供了另一法理基础。在实践中，法国、美国等国也都在具体案例中肯定了“更优权利条款”的适用价值。纽约公约 下承认与执行已撤销裁决的裁量空间一直都是存在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存在与否的问题。三、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的国别实践纽约公约 虽有其卓越性，构建了一整套承认与执行的多边条约体系，但未明确仲裁裁决的撤销事由，这也就意味着撤销依据多样化的现状。从根本上看，由此产生的不一致性后果也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上，为减少各国仲裁立法的分歧，更大程度地实现协调与统一，国际商事领域通过具有软法性质的 示范法，凭借其高度灵活性，为各国在制定或修订国内仲裁法时提供借鉴。(一)法国的实践自 1984 年来，法国法院已经处理了多起承认与执行外国已撤销裁决的案例，其中较为著名的是 Norsolor案、Hilmarton 案、Chromalloy 案。法国法院主要是依据本国国内法进行判断，其认为相较于 纽约公约 ，法国民事诉讼法 第 1502 条更有利于承认与执行，因此根据公约第 7 条“更优权利条款”的规定，排除适用公约第 5 条第 1 款第(e)项。法国最高法院也在 Chromalloy 一案中明确了这一观点。根据第 1502 条规定，法国法院仅在五种情况下可质疑他国的仲裁裁决，但不包括“已撤销的裁决”这一情形。因此，外国法院的撤销行为并不是法国法院考量是否拒绝承认与执行裁决的因素。法国这样做是源于其是“非内国化理论”的支持者，该理论尤为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但是忽略了国际礼让，未尊重他国在仲裁裁决中的合法介入，因而针对这一问题法国在司法实践中所考量的因素十分有限。显然，这样的做法并没有尊重外国法院的司法审查，但法国在本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却也具体规定了撤销仲裁裁决的条款，这样自相矛盾的规定显得过于自私。这种做法使得当事人确认仲裁程序和裁决法律效力的时间节点后移至完成审查程序之后，产生了一种极为不稳定的局面，如果当事人向多个国家申请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那么各执行地国法院极有可能得出不同的99增刊郭施雯已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研究参见舒国滢主编 法理学导论(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113114 页。纽约公约 第 7 条规定:本公约之规定不影响缔约国间所订关于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之多边或双边协定之效力，亦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可依援引承认执行地之法律或条约所认许之方式，在其许可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之任何权利。参见傅攀峰 未竟的争鸣:被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现代法学 2017 年第 1 期。桑远棵:超越属地主义:已撤销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武大国际法评论 2020 年第 4 期。法国民事诉讼法 第 1502 条:仅在下列情况下，可对准予承认或执行的决定提起上诉:(1)如果无仲裁协议或仲裁员依据无效或过期的协议做出裁决;(2)如果仲裁庭的组成不当或独任仲裁员的指定不当;(3)如果仲裁员违反授子他的职权做出裁决;(4)如果违反正当程序;(5)如果承认或执行裁决违反国际公共政策。Erica Smith，“Vacated Arbitral Awards: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utside the Country of Origin”，Bosto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Journal，2002，Vol.20，p.355.张文亮:被撤销之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及其承认与执行 ，仲裁研究 2009 年第 1 期。结果。法国支持的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在仲裁裁决被撤消以后，当事人仍然可以向其他缔约国提出要求申请承认与执行该裁决。反对法国模式的学者讽刺道:“仲裁员在作出撤销裁决的决定后，他仍然可以找到一丝慰藉，因为只要裁决能够到达特定的地方，至少是法国的海岸沿线就行，这个裁决就有重新活过来的希望。”这样的模式使仲裁的司法复审制度失去了意义，也容易导致仲裁裁决效力的不一致，更不利于未来统一相关国际商事仲裁的立法。(二)美国的实践美国将 联邦仲裁法 和 纽约公约 等相关国际条约作为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主要依据，在该问题上美国要求一项可以被承认与执行的裁决必须符合相关联邦仲裁法 和 纽约公约 的所有要求。按照联邦仲裁法 的规定，除非一项裁决具有 纽约公约 中所列举的拒绝承认与执行的事由，在其他情况下应当按照规定承认该裁决在美国具有法律效力。从美国的立法实践来看，美国在法律条文中表达了对纽约公约 的尊重，但作为判例法国家，美国法院始终没有作出关于纽约公约 的官方解释，判例的运用也使得其态度显得游离不定。在实践中，美国在以公约宗旨为基本点的同时，更注重维护双方当事人的权益以及意思自治，因此也导致仲裁裁决的效力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作为美国第一例执行已撤销裁决的经典案例，Chro-malloy 案中就 纽约公约 相关条款的适用引人深思，其与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拒绝的做法截然相反。在该案中，美国法院所持的观点是: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在仲裁结束之后没有其他任何救济手段，而埃及空军部在仲裁之后提起上诉的行为与仲裁条款背道而驰，不符合其当初的承诺，若美国法院对于埃及法院的撤销权表示认可，这样的做法无疑违背了本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坚持的公共政策。此外，根据美国联邦法的规定，埃及用以撤销裁决的事由并未规定在本国可撤销的事由之内。由此可见，在审查撤销裁决的案件时，美国法院重点考虑的因素包括仲裁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同时对于适用“更优权利条款”设置了较为严苛的条件，法院还需结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如是否约定适用本国仲裁法等作为判断是否优先适用的参考标准。美国这样灵活的做法，有利有弊，其优势在于具体案情具体分析，能更好地贯彻意思自治原则，保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主权的不可侵犯。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对于该问题的做法是拒绝承认与执行，是对他国法院撤销权的认可，是践行国际礼让原则的表现，也是尊重他国司法主权的表现。但显然，美国这样的做法也有短板，同法国的模式一样，这将导致仲裁裁决效力的不稳定，增加了当事人对结果的不可预见性。四、已撤销的仲裁裁决在我国承认与执行之检讨(一)我国对已撤销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理论分说1.认同承认与执行该类裁决的观点持赞成说的学者认为，纽约公约 第 5 条为授权性条款，与第 7 条一同构成法院裁定承认与执行已被撤销仲裁裁决的依据。第 7 条更是明确了申请执行人具有“更优权利”，能申请选择三种机制中最有利于执行的作为适用依据。若要求其他国家拒绝承认与执行所有已撤销的裁决，那么可能会出现一项裁决在已获得执行地国执行之后，却在仲裁地国被予以撤销，这样的做法对于当事人和执行地国而言都是不公平的。一味地保持拒绝承认与执行的态度，这样的做法较为僵硬，缺少了必要的弹性，不利于保护我国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对于我国公共利益的维护也会产生负面影响。2.反对承认与执行该类裁决的观点反对派的学者普遍坚持传统的仲裁属地主义理论，以赵秀文为代表持反对说的学者认为，仲裁地国的法律赋予了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法律效力，一旦裁决被撤销，那么裁决便失去了效力的来源，不再具有被其他国家承认与执行的基础，基于对仲裁地国主权的尊重，执行地国以本国的法律来评判该撤销的结果是否合理显然也是不合适的。于喜福等学者还认为，如果允许执行一项已被撤销的裁决，实际上是将裁决执行地的法律凌驾001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24 卷William W.Park，“Duty and Discretion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99，Vol.93，p.203.王彤:纽约公约 诠释 美国视角，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编:纽约公约 与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年，第 12 页。张潇剑:被撤销之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中外法学 2006 年第 3 期。See toMitsubishi v.Soler ChryslerPlymouth，473 U.S.614，631(1985).根据 9 U.S.C.10(a)的规定:依美国法，仲裁裁决仅在下列情况下可被撤销:(1)裁决是因腐败、欺诈或其他不正当手段做出;(2)仲裁员存在明显的偏见或腐败;(3)仲裁员存在下列不当行为:存在明显证据证明仲裁员拒绝延期审理，拒绝审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或对其中一方怀有偏见的不当行为;(4)仲裁员越权或未能妥当地行使职权对争议问题做出裁决。根据相关判例，在仲裁员明显漠视法律时，裁决也可被撤销。杜新丽:论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 兼论 纽约公约 在中国的适用 ，比较法研究 2005 年第 4 期。黄亚英、李薇薇:论 1958 年 纽约公约 中的“更优权利条款”，法学杂志 2000 年第 2 期。刘晓红主编:国际商事仲裁专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年，第 457 页。赵秀文:国际商事仲裁及其适用法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17 页。于仲裁地法之上，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不尊重。同时，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将严重损害撤销程序的价值，增加仲裁裁决结果的不确定性。然而，随着适用新理论显现的优势，反对派学者也开始接受特例的出现，态度有所缓和。例如，赵秀文认为，为了保护我国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同时用以撤销裁决的依据不符合一般国际惯例，也不属于我国规定的六种情形之一时，才可以考虑承认与执行部分已撤销裁决。对此，笔者认为，不能一味地否认仲裁地国对裁决行使撤销权，但是认为撤销裁决的结果具有域外效力，对其他一切国家都有约束力则显得过于极端，因为各国都需要维护本国的司法主权。由于纽约公约 在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方面没有一套严密的制度，因此在适用公约第 5 条和第 7 条时仍要以本国的司法公正为基础，虽然会导致适用时判断标准的多样化，但是从根本上促进了国际商事仲裁的承认与执行，践行了公约宗旨。我国的学者虽然对于纽约公约 条款的理解存在差异，立场各不相同，但是并未从根本上否认承认与执行已撤销裁决的可能性，同时结合世界各国的实践、发展趋势来看，在相应情况下确有必要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二)我国对已撤销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实践立场尽管我国学界从未根本上否定承认与执行已撤销裁决的可能性，但是在立法、司法解释及高法通知中都表露出消极的态度。1.对纽约公约 第 5 条第 1 款第(e)项的直接否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我国在适用 纽约公约 第 5 条第 1 款第(e)项时，选择的是“应当”，而不是“可以”，通过采用强制性解释表明我国法院在执行已撤销裁决方面并不具有自由裁量权。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处理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 36 条中，再次重申我国排除法院自由裁量权的立场，虽然只是征求意见稿，之后也未颁布正式版本，但是仍表现了我国对于该问题所持的坚定而消极的态度。也正是基于此，至今仍未出现已被他国法院撤销而在我国申请承认与执行的司法实践。2.对 纽约公约 第 7 条的间接否定目前，我国并没有针对公约第 7 条进行解释，也未阐释具体如何适用该条款，但是从现今国内法的规定来看，我国并不存在适用“更优权利条款”的可能性。根据仲裁法 第 71 条以及 民事诉讼法 第 281 条，条款规定了关于涉外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情形，但均未明确已撤销裁决能否得到承认与执行。依据“更优权利条款”，只有我国国内法或者加入的其他国际条约中存在更有利于执行的机制，才有可能适用 纽约公约 第 7 条来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而我国仲裁法 第64 条中，采用了“应当终结执行”的表述，这样的规定相当于没有给予适用第 7 条的空间。作为 纽约公约 的缔约国，公约的第 5 条赋予了我国法院自由裁量权，但遗憾的是，针对已撤销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我国法律规定过于绝对，持拒绝立场;第 7 条则给予了我国适用更有利于执行的国内法或条约的可能，却又因我国没有更优的执行机制，所以亦不存在适用第 7 条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的可能性。(三)我国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的可能性检视从我国现有的相关立法规定和制度来看，针对这一问题我国所持的否定态度并未跟随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趋势，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完全否定已撤销裁决的可执行性实在过于僵化。目前，我国对该问题的101增刊郭施雯已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研究于喜富: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与协助 兼论中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年，第 453 页。赵秀文:从克罗马罗依案看国际仲裁裁决的撤销与执行 ，法商研究 2002 年第 5 期。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的通知 第四点:我国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接到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后，应对申请承认及执行的仲裁裁决进行审查，如果认为不具有 1958 年纽约公约 第五条第一、二两项所列的情形，应当裁定承认其效力，并且依照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程序执行;如果认定具有第五条第二项所列的情形之一的，或者根据被执行人提供的证据证明具有第五条第一项所列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拒绝承认及执行。关于人民法院处理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案件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第三十六条:外国仲裁裁决尚未生效、被撤销或者停止执行的，经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拒绝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仲裁法 第七十一条: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涉外仲裁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 258 条(现 281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八十一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仲裁法 第六十四条: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裁决，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裁决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裁决的，应当裁定终结执行。撤销裁决的申请被裁定驳回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恢复执行。规定不具有科学性和灵活性，对于 纽约公约 中的每一个措辞、翻译、条文的理解都应当再三斟酌，遵守公约的立法意图和宗旨。这样没有弹性、不具备变通的规定，既不能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也不利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更不利于法院进行公正审判。虽然我国针对 纽约公约 第 5 条解释时未赋予法院自由裁量权，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万鄂湘教授曾对纽约公约 第 5 条中的“可以”一词表示认可，并且认为尽管存在可以拒绝执行的理由，被请求执行国仍可以执行该裁决。关于第 7 条的解释以及第 5 条与第 7 条之间的适用关系，仍是我国的立法空白。若日后我国出现更利于执行的机制时，是否可以将第 7 条作为法律依据呢?从理论上说，只要在符合第 7 条规定的情形下，我国便可以适用该更优机制来执行某项外国仲裁裁决。当然，在遇到这样的情形时，我国法院应综合其他因素对是否承认与执行进行考量。例如，撤销该裁决的理由是否与我国相关规定一致、是否违反我国的公共秩序、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是否明确约定裁决结果的终局性等等。缔约国法院可能基于不同的原因撤销一项仲裁裁决，但是若撤销的标准是不合理的或是不正确的，则无论是出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角度还是保障仲裁公平公正的角度，此时对该裁决予以承认与执行都是具有价值和意义的。目前，仅有极少数的国家关于上述问题作出明文规定，因此我国不宜直接在立法中规定，而可以采取适度的调整、改革。例如，在现有 仲裁法 和 民事诉讼法 关于涉外仲裁裁决的框架下，参照美国 Chro-malloy 案中关于“更优权利”的认定标准，建构在纽约公约 框架下更加有利于裁决执行的机制。及时的改革进步能为我国日后的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同时，逐步与国际接轨的实践做法，也能维护我国司法权威，防止已被我国撤销的仲裁裁决在国外得到承认与执行。五、结语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纽约公约 框架下已撤销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开始涌现，面对这一问题国际社会尚无定论，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如何理解与适用第5 条、第 7 条。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纽约公约 只是设定了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最低限度条件，因而其通过第 5 条赋予执行地国自由裁量权和第 7 条的“更优权利条款”，尽可能使外国裁决获得承认与执行。虽然各国在撤销事项上的立法各不相同，在承认与执行已撤销裁决时所考量的因素并不相同，但是通过考察缔约国的司法实践可知，已撤销裁决得到承认与执行的共性原因在于，执行地国法院并未认可和接受仲裁地国法院的撤销依据，因而全盘接受仲裁地国的撤销裁决不利于实现 纽约公约 的目标和精神。而且，仲裁地国法院可能受到内外因素的干扰，在违背正当程序或国际公共政策等情形下作出撤销裁决。上述问题在仲裁实践中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各国司法实务和理论也呈现出越演越烈的趋势，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我国亦应当积极地应对该问题。目前，在我国相关的立法以及司法解释中，对该问题保持了绝对否定的司法态度，但是随着我国当事人日益广泛地参与国际商事活动，这样与公约立法宗旨相悖的做法，应当在合理解释 纽约公约 条款的基础上得到适当的调整，顺应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趋势，维护我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我国国家利益。(责任编辑万旭)201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24 卷万鄂湘、夏晓红:中国法院不予承认及执行某些外国仲裁裁决的原因 纽约公约 相关案例分析 ，武大国际法评论 2010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