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简答题.doc

简答题

1、简论梁三老汉的性格特征及其典型意义。
梁三老汉是《创业史》塑造得最精彩的中国老一代农民的典型。是一位善良、勤劳、耿直而又自私、狭隘、守旧的小私有者的农民典型。在旧社会他经历了发家成梦的辛酸史，解放后他凭直觉感激新社会给他带来新的希望，但这希望仅仅是做一个“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作为背负着几千年私有观念的小生产者，他倾向于个人发家致富。当梁生宝不愿听从他的安排而组织起互助组时，他便自发地反对集体事业，同妻子大吵，发泄对儿子的不满，暴露了自私、落后、狭隘、保守的小生产者意识。同时，他又具有普通农民勤劳、善良、朴实的品质。土地的获得，痛苦的回忆，以及父子之情，使他在精神和感情上接近梁生宝及其所从事的事业。如他时刻关注互助组的命运，为进山割竹子的梁生宝担心，几次偷看新法育秧，对梁大老汉和王瞎子退出互助组没有好感，等等，反映了梁三老汉一方面不满意梁生宝，一方面又希望梁生宝成功，内心深处充满矛盾，其性格具有明显的两重性，是一位动摇于集体致富与个人发家两条道路中间的人物。从这个形象的塑造中，我们才能真正体验到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性格的本质内容。梁三老汉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是老一代中国农民的艺术写照，具有典型意义。就形象的生动性、丰富性和典型性意义来说，在十七年小说中出现的旧式农民形象系列中，梁三老汉是最为出色的艺术典型。他深刻的揭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个历史真理，这是小说思想深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2、朱老忠形象分析
朱老忠是一个跨跃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人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他从父辈那里继承豪爽正直、刚毅不屈的斗争精神，传统的农民英雄的性格特点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他增长了斗争的才干，提高了革命的觉悟，最终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的农民英雄的典型。①不甘屈服的反抗意志和善用智谋的斗争是朱老忠性格的核心②朱老忠有一句口头禅“出水才见两腿泥”其中除了蕴有韧性精神之外，还有一种必胜的信念。③小说在表现朱老忠韧性的同时，还表现了他敢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心肠：讲义气、重团结、救危扶困、舍己为人。为了支持好友严志和的儿子江涛去保定二师读书，他不惜卖掉自己家的一头耕牛；运涛参加革命后被捕入狱，严志和家遭到灾难，朱老忠挺身而出，带领江涛千里迢迢去济南探监。

简论朱老忠的性格及其形成的原因。（论·重点）
朱老忠的形象尤为醒目。他的性格集纳了中国农民英雄的传统要质。第一，家族乃至阶级的世仇，孕育了他强烈的反抗性。朱老忠生长在慷慨悲歌的燕赵之地，少年时期亲睹了父辈与冯家的斗争，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使他直观地感受到沉痛的压抑，其父留下的“只要有口气，就要为我报仇！”的遗言，滋生了他出于阶级本能的反抗性。这种反抗性贯串其一生，铸成他嫉恶如仇、刚正不阿的主导性格。第二，20余年闯荡江湖的传奇经历，造就了他“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性。他对乡民穷人救危扶困，不惜用血汗钱给朱老明治眼病；卖掉心爱的牛犊资助江涛上学，以及替严家操办丧事，冒险探监等情节，都表现出朱老忠的粗犷豪爽、慷慨仗义。第三，不寻常的人生磨难，曲折的斗争历程，使他逐渐加深了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养成了“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性。他经受了大贵被抓去当兵、运涛被捕、严家丧失“宝地”等一系列打击而坚韧不拔；面对敌强我弱的局势，他没有硬拼蛮干，而是一切从长计议，抱定“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讲究斗争策略，显得深谋远虑、沉着镇定。总之，朱老忠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初叶，新旧两个时代交替时期的农民英雄的典型形象。他的身上既保留了旧时代豪侠的特征，又融入了新时代英雄的精神。他所走过的道路，既是旧时代农民自发反抗斗争的终结，又是新时代农民自觉革命的开始。自从找到共产党，参加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其反抗便增添了自觉性，并树立了革命理想。他的侠义性，从对少数穷人的患难救助，发展到谋求整个阶级的解放，心胸更为宽广。他的坚韧性，由仅仅依靠朱、严两家孤军奋斗，发展到盼望井冈山的烈火烧到冀中平原，从而最终成为一名农民革命斗争的英雄。其典型意义在于，朱老忠的生活道路、斗争经历和性格特征，集中概括了20世纪初期，新旧两个时代交替时期的中国农民，由草莽好汉成长为农民革命英雄的历史踪迹。朱老忠的形象如果不用所谓“英雄”来衡量，那么，他的慷慨、豪迈、讲义气、有远谋、急人所难等等农民好汉的脾气，通过点点滴滴的语言和细节还是表现得很鲜明的。

《红旗谱》的主题、人物形象和艺术风格。
　　（一）《红旗谱》的主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的革命的根本问题，不懂得中国的农民问题，就不懂得中国的革命。《红旗谱》从新的历史高度，深刻地概括了新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小说以朱老忠、严志和两家三代人的历史和冯兰池一家两代人的历史为主线，揭示出农民阶级同反动统治阶级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尖锐对立，农民同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关系，再现了中国农民走向革命的历程。
　　小说通过三代农民生活道路的深刻描绘，概括了中国农民的苦难史、斗争史、革命史，展现了大革命至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图景。
　　（二）人物形象分析
　　朱老忠是一个融合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农民英雄典型形象。朱老忠是《红旗谱》的主人公，他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的一生横跨新旧两个时代。因此，在他的身上既有旧时代农民英雄的叛逆血液，又有新时代无产阶级的先进革命理论和和斗争精神。他是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农民英雄，具有新时代那么英雄的鲜明性格特征。
　　首先，朱老忠具有强烈的阶级爱增情感和坚定的立场，具有坚韧顽强的斗争精神，且他胆略过人。朱老忠不是蛮干冒失的农民英雄，他的性格粗中有细，刚柔并济，能屈能伸。小说通过他在保定车站与严志和邂逅相逢的场面，对他的性格进行了深入的描写。苦大仇深的家世，使他具有十分鲜明的爱增感情，他具有最坚定、最勇敢的斗争意志，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敌情的冷静判断。他从不急功近利、莽撞行事，而是深谋远虑、从长计议。脯红鸟事件、大贵被抓壮丁等事件，都集中表现出他处世果断成熟、有勇有谋的性格特点。“出水才看两腿泥”这句自勉的话，最恰当地概括出了他韧性的斗争精神。这种远见卓识，既坚且忍的品格是就时代农民不可能具备的。
　　其次，朱老忠还具有豪爽、讲义气的性格特征。这里既包含了对父辈性格的继承，同时也具有了新时代的内容。他的讲义气已不单纯是水浒式英雄的行侠仗义，而更是对阶级兄弟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无私情怀。“为朋友两肋插刀”，是他的人生信条，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他关心农民兄弟，当面临危急情况时，他总是走在最前面，将个人的困难和生死置之度外。
　　最后，朱老忠的性格是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逐渐成长并成熟起来的。他的性格发展过程是：农民自身的局限也曾使他一度陷入困惑之中，在没有找到新的斗争和方向时，他也苦恼过，也曾感叹自身力量的薄弱；而在他接受党的领导后，他坚信革命真理，不保守自闭，积极勇敢地参加革命斗争。
　　朱老忠的形象有力地概括了中国农民由自发反抗走向有组织斗争的历史过程，他是三十年代农民农民英雄的典型形象。
　　（三）《红旗谱》的民族风格
　　1.从主题思想和人物性格来看，《红旗谱》描写了——命斗争，他们的斗争道路、斗争方式，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主人公朱老忠的性格是于古代燕赵英雄的气质一脉相承的。所以，从朱老忠、严志和到运涛、江涛的身上，都可以看到民族传统的继承和新时代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小说民族风格的基本因素。
2.小说的民族风格，还表现在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上。作者认为，“一本书深入地概括了一个地区的人民地区的人民生活，地方色彩就浓厚了，民族风格、民族气魄就容易形成。”《红旗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风景画、风俗画。小说不仅自然景物具有冀中平原的特色，而且民间的风俗习惯更具有民族传统的特点。如过除夕、结婚场面、祭奠仪式等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3.说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梁斌采用了一种“比西洋小说略粗一些，比）中国古典小说要细一些的写法”。
　　（1）构布局上，小说采用了相对集中的短章节结构的手法，组织故事、安排人物，使全书的故事连贯，主干突出，层次分明。小说以朱、严两家农民和一家地主的世代斗争为主线，围绕这条主线巧妙地穿插了许多条支线，如，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农民中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矛盾，青年男女争取爱情、婚姻自由与封建礼教的矛盾，等等。这样的结构布局，一方面比外国小说多线索交错发展的结构形式单纯，易为读者把握；另一方面，又比我国古典小说常见的单线结构形式丰富，生活画面显得更为广阔。
　　（2）在表现手法上，作者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重于通过人物的行动描写人物性格的写法，也吸取了外国小说通过人物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的长处。《红旗谱》在我国古典传统小说手法一脉相承的基础上，又有了创新。
　　4.从语言上看，小说的语言朴实、通俗、生动、浑厚。作者写景叙事干净利落，十分口语化；刻画人物的语言简洁有力。富有个性化。

试对两部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红日》和《保卫延安》进行比较论述。（论·重点）
1）战争叙事共同点：在规模、气魄上都努力以宏大的结构和全景式的描写展示战争的伟力；取材于两场决定中国命运的解放战争。
《保卫延安》以陕北战场为背景，通过青化砭伏击战、蟠龙镇攻坚战、长城线上的运动战以及沙家店歼灭战等不同类型的战斗，表现各种类型战争的特点，以一个连队的军事活动为主线，从其撤出延安到返回延安的半年的战斗生活，展示延安保卫战的历程。
《红日》以山东战场为背景，以一个军的军事行动为主线，通过描写涟水战役受挫、莱芜战役大捷和孟良崮歼灭战的胜利，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了革命战争中的重大战役。
2）战争叙事的差异
《红日》以宏大的现代战争场面的描绘替代了中国传统战争小说中的传奇故事。三个大的战役、一个军的行动；叙事中心是以一支“常胜英雄军”与一支王牌军之间的对立角逐展开大规模战役的描绘。
《保卫延安》追求史诗、宏大图景，其主线是周大勇连队脱离大部队之后的孤军作战，出现诸多传奇情节（沙漠迷路、打粮站等）
叙事的节奏上，《保卫延安》更强调“打”，从一个战斗转向另一个战斗，显得极其激烈，视野集中于战场。
《红日》视野比较开阔，战争叙事有张有弛，从军师团到连排班，从军队到地方，前方与后方，战场与医院，战争与和平、爱情，有较生动的结构安排。
3）塑造典型英雄人物
《保卫延安》塑造了周大勇、王老虎等英雄形象——从惨烈的战争、残酷的环境和生死考验的战火中锻造出来的人物，体现了英雄主义的典型塑造原则。
《红日》中的英雄人物塑造同样体现了英雄主义的典型塑造原则，基本特征、基调一致。但有更丰富的揭示——其一，从军一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的人物群像；其二，注意对人物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身份的揭示。刘胜团长对知识分子的偏见；石东根胜利后的醉酒纵马，带着农民出身的性格弱点。
4）反面人物的描写—— 《保》反面人物<敌对人物的形象>简单化，漫画化。《红》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漫画化手法。敌74师师长张灵甫具有国民党军第一主义“天之骄子”的性格，刚愎自用、骄横狂妄，虽对孤军作战内心恐慌，危急中却又沉着干练。
5）揭示战争的决定因素，强化了当代文学的政治功能：①揭示毛泽东思想和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用描写战争普及现代革命历史和中共党史； ②歌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气概，“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在“二元对立”的战争思维模式确立中，淡化消除了人物自我灵魂的搏斗过程。

1． “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和“茶子花派”各自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各说出两位代表作家及其作品。ZY P5-6
山药蛋派：2 0世纪50年代末山西太行山一带；人物：赵树理、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名称由来：乡土音调，山西籍作家，以《火花》为基地，因此又叫山西派、火花派。创作特色：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注重作品社会功效，农民的立场，问题小说的特征。艺术风格：以民间文艺形式和古典小说为养料，表现出鲜明的民间色彩和浓厚的民族风格。在叙事手法、结构安排、人物刻画、语言运用都方面都形成了共同的特点。代表作品：赵树理《三里湾》、马烽《饲养员大叔》。
荷花淀派：50年代京、津、冀；人物：孙犁、刘绍棠、丛维熙、韩映山、房树民；名称由来：以孙犁作品和创作地域为名；创作特色：取材于冀中平原地区的乡村生活，以孙犁为榜样，以诗的意境和散文的笔法为主要特征，描写冀中平原清新秀美的水乡风光和民风民俗，表现人性美、人情美。艺术风格：朴素自然、清新柔美。代表作品：孙犁《荷花淀》、刘绍棠《青枝绿叶》。
茶子花派：20世纪50年代—80年代；湖南；周立波、周健明、韩少功、谢璞、孙健忠、古华、叶蔚林、彭见明等；名称由来：湖南籍作家为主及浓郁的湖南特色。创作特色：乡土化与诗意化结合，既强调对时代风云和社会变革的记录，更强调对自然风光、历史传统，特别是南方农村的婚丧嫁娶、节令习俗、迷信禁忌等民俗风情的表现。艺术风格：风俗画和田园诗风格。代表作品：周立波《铁木前传》、古华《芙蓉镇》。

2、孙犁和周立波都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充满深情厚意，但二人的表达方式又有很大的不同。以《铁木前传》和《山乡巨变》为例简要说明。(《中国当代文学专题研究》P18)
周立波与孙犁等其他农村题材小说家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虽然他们都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充满深情厚意，但孙犁的爱像一盏聚光灯，主要集中在某一位年轻活泼的女孩子身上，奉献给读者的是一幅璀璨夺目的少女大特写；如孙犁小说以描绘白洋淀青年妇女的优美形象而著称，《铁木前传》以散文笔法来反映特定历史背景中的人情悲喜剧，处处洋溢着诗情画意。其中塑造的女性——小满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漂亮不安分的个人主义者，她身上虽然存在进步的因素，但在崇拜集体主义的当代主流文化中，是不可能成为作品主角的。
而周立波的爱就像漫天的春雨，无声无息在洒向家乡的每位父老乡亲，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幅其乐融融的全家福合影。如《山乡巨变》的基本构思和人物关系，保持了与时代精神的一致性，包括了农村的阶级斗争，甚至还写到了党内右倾路线的错误，但作者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既没有渲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没有拔高先进农民的形象和丑化落后农民的形象，而是以真切的感情去赞美农民身上的美好品质。作品中的农民形象个个栩栩如生，鲜明生动，却又形态各异，既有先进的农村干部，如稳重亲切的乡长李月辉、大公无私的社长刘雨生，也有变化中的“中间人物”或“落后人物”，如充满喜剧色彩的“亭面糊”、恋土守旧的陈先晋、坚持单干的“菊咬筋”等，但是，作者对他们态度都是充满爱意，没有厚薄之分。

3．《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成功地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也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为什么在当时仍然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MN
A．作品虽然也写到了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但“这个斗争，并不是摆开阵势两边旗鼓相当地打起仗来……”，并不你死我活的，而作品最成功的部分，是新的时代环境中农民们的日常生活。
B．作品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不是合作化的带头人王金生，而是热衷于个人致富的党员范登高，以及“糊涂涂”、“常有理”等有着鲜明个性特征的落后的富裕中农。在赵树理看来，所有的农民都是可以改变的。
C．文字通顺，语气流畅，逻辑清晰。

《三家巷》（欧阳山）的主题及人物形象分析。
　　曾经是上海左联盟员，后来在延安参加过文艺整风的欧阳山，早在1942年就有意要创作一部“反映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历史小说，初取名为《革命与反革命》，1957年正式动笔，改名为《一代风流》。1959年出版第一部《三家巷》，主要表现“一个叫周炳的打铁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半生经历”。在50年代出版的现代历史题材创作中，这部作品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表现方法和风格情调等方面都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它以2 0年代的广州为背景，将个人的成长道路、家族的兴衰沉浮竿历史的风云变幻融为一体，通过与广州直接有关的省港大罢工（包括这期间发生的“沙基惨案”）、国民革命军北伐和广州起义等重大事件，表现了2 0年代的工人运动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以及第一次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的全过程，描绘出中国革命初期既轰轰烈烈又错综复杂的时代画卷。
《三家巷》的叙事是从《子夜》模式发展而来，书中每个人物都是某种阶级的典型。但是作家表现历史的独特的切入点和表现方法相当引人注目，他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这一系列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特殊意义和鲜明特色的运动和斗争，而是通过人物的心理历程来反映革命运动，以展示社会生活风俗来表现时代政治风云，别出新裁地塑造了一个远离斗争漩涡、并不具备革命者成长要素的“典型环境”--三家巷，作为当时广州社会甚至2 0年代中国社会的缩影。作家精心编织出一个以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和社会关系为主的人物关系网，通过周、陈、何三家以及他们的各种社会关系，表现革命运动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并通过革命运动的深化使各种阶级力量发生分化，虽然这部小说的基本构思仍然符合“阶级斗争”的时代共名，但其间的多元复杂关系，尤其是对不同阶级出身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元复杂关系的描写，打破了一般现代历史小说把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简单化庸俗化的思维定式。
　　在三家巷的三家人中，周家是世代打铁的手工业劳动者，陈家是由小商人发展起来的买办资本家，而何家则是靠大荒年办赈济暴发的官僚地主，他们分别代表了广州这类大都市主要的社会阶层。但作家没有机械地用阶级观点来处理三户人家的关系，他从富有中国特色的家族－社会关系写起，放手建构作品主要人物之间的“五重亲”关系：在表亲、姻亲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换贴兄弟、邻居、同学三重关系。第八章《盟誓》、第九章《换帖》写陈文雄等五个中学毕业生，满怀青春激情，在三家巷结盟宣誓，发誓要“永远互相提携，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洋溢着年轻人的单纯、自信、理想主义，写得非常感人，同时也通过他们个人的不同信仰之争，暗示了日后的分裂。这种关系写出了人的阶级性不是先验的，只有在社会实践中，特定的经济地位和社会环境才会逐渐显现出人的阶级本质。作家是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的，对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与分化尤其注重，陈文雄与四个姐妹原来都是接受过“五四”新文化熏陶的进步青年，他们主张自由恋爱，人人平等，同情社会主义，但在严峻的阶级斗争中却一个个暴露了软弱动摇的性格。应该指出作家这样的构思仍然体现了时代共名的影响，对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以及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实际斗争中向革命转化的可能性缺乏实事求是的理解与尊重。但作家毕竟细腻地描写了这一分化的过程，给读者提供了艺术想象的余地。
　　周炳这位历史长卷中的主人公，在五六十年代文学人物长廊里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艺术形象，作家把他定性为：打铁出身的知识分子。打铁出身，不仅指他出身于世代打铁的家庭里，身上流着早期工人阶级的血液，而且他自己也打过铁，与一批城市手工业劳动者结成真诚的友谊，这就决定了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中将逐渐磨练成坚强战士的阶级基础。但同时他又是个知识分子，虽然没有接受过系统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但从小在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哥哥姐姐的温柔爱护下，几乎是本能地接受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这也注定了他在参加严酷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必将接受严峻、甚至痛苦的考验。作家既不把他当作英雄人物来塑造，也就没有一般作家难以甩掉的思想包袱，能够比较放手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敢于直言不讳地暴露人物的憨直、软弱、幼稚、温情等性格弱点和不切实际、富于幻想等性格弱点，使人物形象始终具有着独特的个性和鲜活的特征。作家笔下的周炳，是一个“长得很俊的傻孩子”，这又俊又傻的特点，构成了一个“现代的贾宝玉”式的独特个性的周炳。他既对革命胜利充满浪漫主义幻想，但又经受不了革命失败的打击，虽然作家通过他一次次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得到锻炼，写出了他的成长和转变，却没有急于完成这个转变过程。尤其是他在国民党“清党”以后躲避乡下时一再写信给恋人陈文婷，以至暴露了地址，连累大哥周金被害。广州起义时，他已经成长为勇敢的起义战士，但其思想觉悟却仍然停留在“为区桃报仇”的革命狂热性的水平上，这体现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复杂性，同时，也符合多卷本长篇小说的创作需要。
　　与周炳性格构成直接有关的是两个女性：区桃和陈文婷。在作品众多的女性形象中，作家对区桃的用心最深，对陈文婷的着墨最多。在区桃身上，寄托着作家对中国女性的审美理想，既美仑美奂、多才多艺，又性格温柔、纯洁善良，既甘于贫寒，又勇于革命。作家用心良苦地塑造出这样一个精致的南国美女，希望通过她香消玉殒的悲剧，来激发周炳的斗志。只是作者在这里用心太深，反倒暴露出过于明显的人工痕迹。但小说的前半部通过周炳与区桃的相恋过程里，写孩子们在七月七乞巧、除夕卖懒、人日选故后、学校演剧等等一系列的南国民俗，成为小说最迷人的篇章。作家对陈文婷的描写则放松得多，她的幼稚、热情和任性，她的“娇”、“骄”二气，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作品中写得最成功的女性形象。而在处理周炳与陈文婷这两个人物的的关系时，作者仿佛受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与冬尼娅的故事的影响，较多地强调了阶级的分化逻辑，使陈文婷的性格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展开，这是很可惜的。但就第一部而言，由于作家对陈文婷性格中的轻狂一面有较好的铺垫，因此她的颓废和转变还是基本令人信服的。

陆文夫小说的主题特点
　　陆文夫小说的创作特色首先在于针砭时弊的准确与深刻。他善于从历史的变迁角度考察生活，小中见大，反映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思想意蕴。其次，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幽默感，防文夫戏称为“糖醋现实主义”。他善于从普通人带喜剧色彩的日常生活中挖掘深层的悲剧因素，轻松中见锋芒，笑声中有反省，显示出一种机智幽默的风格。显然，他吸收了苏州评弹的幽默风格与语言艺术。苏州评弹艺术讲究“理、味、越、细、技”，运用轻松风趣幽默的生活化语言叙述故事，十分细腻传神。这对于陆文夫80年代的小说创作产生影响，细腻的心理描写与机智幽默的叙述艺术获得奇妙的结合。再次，陆文夫的小说中有看深厚的文化地域特色。他不仅警力于苏州的地方风物的描摹，更关注这一地域居民的情感态度与生存境况。他的小说创作，准确传达了变化中的苏州的文化情境，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小说。

《小巷深处》（陆文夫）的艺术特色
　　原载于1956年《萌芽》杂志，发表后引起了文坛的轰动。《小巷深处》-人物描写
《小巷深处》小说创作于新中国成立不久。那时候大多数作家主要致力于描绘战争年代的斗争生活和英雄人物，或者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但初登文坛的陆文夫却有自己审视生活的独特眼光。《小巷深处》描绘了徐文霞这种惨遭旧社会蹂躏过而现在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小人物的精神生活，因此强烈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轰动了文坛。
　　小说的成功首先在于它通过生动曲折的故事展示了主人公心灵世界的美，这可以称作“人性美”。徐文霞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人物，曾经有过屈辱的、不光彩的过去。但她对人、对生活充满爱心，向往纯真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因为过去的耻辱，她不敢接受青年们的爱情，在与张俊相爱之后，又从心底感到愧疚。这胆怯和愧疚实质上是从反面证明了她的善良与纯洁。她迫求美好、纯洁的事物，因此不愿让自己的耻辱去玷污别人。张俊也是一位纯洁、善良的青年。在得知自己热恋着的姑娘曾经做过妓女之后，他虽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犹豫和深刻的痛苦，但最终还是勇敢地去敲徐文霞的门。他失去了占有爱人贞操的权力，但他以得到爱人纯洁善良的心为自豪。他是以一个世俗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勇敢挑战者的姿态出现的，因此具有崇高、悲壮的美。在展示主人公心灵美的时候，小说采用了对比的手法，主要是与那个贪婪、无耻、外貌和心灵一样丑陋的朱国魂的对比。
　　对主人公心灵美的展示一方面使作品具有了评价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意义，因为徐文霞做人的权力和尊严以及纯洁的爱情都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给她的。同时，这种展示又超越了对一般社会生活的评价，而深入到探索人性与道德的层次中去。因为张俊心灵的冲突本质上是现代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作品因此具有了更丰富的思想蕴含和永久的生命力。
　　小说的成功还在于对主人公心灵世界复杂性和痛苦的情感历程的生动展示。写徐文霞，着重写屈辱的过去在其心灵上留下的严重创伤，这创伤具体体现为她爱情生活中的种种矛盾：既向往爱情又惧怕爱情，总想告别过去而又走不出历史的阴影，热恋着张俊同时又对张俊怀有深深的负罪感，而对邪恶的朱国魂，既愤怒、又屈辱，又胆怯。写张俊，既写他对徐文霞孩子一般真纯的爱，又写他在得知徐文霞做过妓女之后那种心理、感情上的种种矛盾和痛苦，以及矛盾、痛苦之后对世俗意识和传统观念的超越。对主人公内心世界复杂性和痛苦的情感历程的生动展示，一方面使人物血肉丰满，更富于立体感，同时也使读者在对他们痛苦和矛盾的体察中加深对作品主题的感受。此外，对环境富于诗意的描绘和机智、含蓄的表达方式也增强了这篇小说的魅力。
　　小说开头先写秋夜里的苏州城：古老的城市安静地躺在大运河的怀抱里，像银色河床中的一条睡莲，昏暗的街灯中的白杨树，秋风中婆娑的树影，在描绘了这个大的背景之后，点出城东北角铺着石板的深深小巷里一个亮着灯光的窗口，以及桌前的姑娘。这种写法不仅使读者感受到一种凄清优美的情调，而且有力地衬托出主人公徐文霞的孤独感和寂寞感。小说最后写到张俊在心灵上战胜传统观念之后决心继续爱徐文霞，没有写二人相会的场面，而是写到张俊举起手来敲小巷深处徐文霞的门的时候便嘎然而止。这种结尾含蓄而又意蕴丰富，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想象与回味。

刘心武小说《钟鼓楼》的结构特点。
　　1984年，刘心武发表长篇小说《钟鼓楼》。这部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是刘心武8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最高成就。作品在结构上颇具特色。全书以薛家的婚礼为主要线索，贯串起北京一座九户人家的四合院居民在12个小时内发生的故事。同时，作品还对许多人和事作了纵向历史回溯，从而构筑起一幅纵横交错的北京市民社会生活生态景观图。作品中叙述的许多小故事，相互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共同体现着这一景观特色，蕴涵看作者的历史文化思考。作品描述的老、中、青三代形象，更是北京市民的现代缩影，他们的生活和文化心态的歧异，折射着时代的发展，又镌刻着北京独特历史文化的深深印记。所以，它的结构艺术，不仅具有民俗画的作用，更体现出了作者强烈的现实和文化关注特征。
　　独特的艺术结构和深沉的文化感与历史感，把人们带入到当代北京社会的普通居民中，领略到人物的生活、思想，体会到历史与文化的深邃奥秘，同时，还可借以观赏北京意蕴独特的地域风情。对北京地方建筑的详尽描画，对市井生活风俗风情的丰富组合，以及地道的、生动活泼的人物语言，共同营造起作品浓郁的京味特色，显示出地域文化风情画价值。

分析陈奂生形象及其意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改善，陈奂生的“囤里有米，橱里有衣”，“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无忧无虑”，“满意透了”，他在“自由市场开发了”的形势下，也有了空闲去上城卖油绳。小说在真实反映农民物质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极其敏锐地表现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改善之后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变化，提出了新时期农民应该有着怎样的精神生活、精神状态以至性格的重要问题：在生活改善之后，陈奂生的“精神面貌和去年大不相同了”，他在精神生活方面出现了新的需求：“哪里有听的，他爱去听，鹏里有演的，他爱去看，没听没看，他就觉得没趣。”但是，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底层农民，陈奂生自然不可能向往某种更加丰富和文明的精神生活，他只希望自己。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而其和县委书记的巧遇却给了他这一资本，因此后来，“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要比以前有劲多了”。在后来的几篇“陈奂生系列”小说中，作家始终特笔墨集中于刻画人物的精神、性格。就作家对陈奂生这个形象的主体姿态来看，他显然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来进行写作的。

分析高晓声小说任务塑造的特色。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之初，高晓声的乡土题材小说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而独树一帜。这些小说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历程，深刻揭示了造成他们辛酸命运的政治、经济、历史及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等深层根源，形象地显示了极“左”路线给人民造成的苦难，同时，新时期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农民性格和心理方面的变化在其小说中也有着大量细致逼真的描绘。尤其深刻的是，高晓声通过李顺大、陈奂生、刘兴大(《水东流》)等一系列典型形象的塑造，深入探讨了“左”倾错误和封建残余得以蔓延的温床(即民族的“劣根性”)。这样，他便继续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从鲁迅、赵树理而至高晓声，他们所塑造的农民形象，恰好构成了中国农民从民主革命到80年代的命运变迁和灵魂的演进史。这不仅是其现实主义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其小说在思想主题方面的深刻之处。
　　高晓声的小说创作坚持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以深刻的“探求者”的眼光，塑造了一大批被称为“中国农民的灵魂”的人物形象。他们有着中国农民善良、朴实、忠厚的传统美德，也有数千年的历史传统所积淀下来的民族“劣根性”。在李顺大(《李顺大造屋》)身上，我们可以发现柳青的《创业史》中粱三老汉一样的以“造屋”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并且为其奋斗终身的辛酸与苦难，在某种意义上，《李顺大造屋》正是对于柳青《创业史》的重新改写。而其笔下的陈奂生形象，则更有着鲜明生动的性格特点和深厚的历史内涵。陈奂生的形象最早出现于小说《“漏斗户”主》之中，这里的陈奂生，是一个像李顺大一样以满足一家人的基本生存即吃饱肚子作为自己最高愿望的底层农民，而其勤勉一生，却仍然食不裹腹，只是在实行了新的经济政策之后，他才摆脱了几十年的穷困与饥饿。陈奂生的性格特点在《陈奂生上城》中得到了只为集中的展示。

　　分析蒋子龙改革小说的艺术特色。
　　蒋子龙的工业改革题材小说，还关注改革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具有现实的针砭性。如中篇小说《开拓者》，就提出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干部制度的改革问题，德才兼备的车篷宽具有改革远见，对现实经济体制的缺陷有明确体察并提出改革设想，但结局却是以无奈退出政治舞台而告终。《拜年》也对现存干部体制的弊端有所揭示和抨击，从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出，对权力的追求与维护已经异化了不少领导干部的心灵。此外，《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也提出了干部体制改革的问题，《赤橙黄绿青蓝紫》则关注工厂青年的思想和生活，展现当代青年工人的新的风貌和思想现状，要求社会予以理解和关怀。蒋子龙的这些作品，表明蒋子龙对改革的思考具有相当的深度，也显示了他在强烈激情之下蕴含的内在理性。
1984年前后，蒋子龙的创作有所变异和发展。在创作题材上，他将描画改革的笔触深入到乡村改革上来。《燕赵悲歌》就表现了改革大潮中的乡村新貌．并塑造了武耕新这个具有现代农民气质的当代农民企业家形象。《蛇神》更是脱离了改革小说的轨迹。作品塑造了“蛇神”邵南孙这个人物形象。他有重情祟美的理想主义个性，亦有游迹于现实的人情练达，更有与白露婵的情缘、铁弓岭行医的传奇经历。“文革”前，他以善良者多情者形象出现，“文革”后，却表现出恶意报复与道德的沦丧。善与恶、美与丑的循环，交织在他的身上，使这一形象充满了悖反性，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工业改革题材小说中，1985年发表的《阴差阳错》和1986年发表的《收审记》也呈现了新的面貌。与蒋子龙以往改革小说的理想主义和着重描写改革先行者不同，这两部作品重点展示了改革中的困境，并借对这些困境造成原因的挖掘，对民族文化、民族社会心理等问题进行了深人思考。显然，这两部作品意味着蒋子龙的自我拓展，也使他的工业改革小说显得更加凝重，更富有真实性。从美学风格上来讲，蒋于龙所体现的主要是阳刚之美。他的艺术风格粗犷刚健，充满激情。在谋篇布局上，他善于高屋建瓴，俯览全局。使作品具有宏大气势和辽远视野；在叙述方法上，他一般少作细描和心理活动刻画，而是营设波澜壮阔的剧烈矛盾冲突，将人物置身于旋涡中，着重从人物行为和语言上表现人物；在语言上．他崇尚气势的雄浑和雄辩力，与工厂生活语言也较为切近。这使他的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强烈的生活气息，但也存在着较为粗疏匆促的缺失，并且议论过多，人物类型化也是他许多作品的弊病。

简述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蒋子龙工业改革题材小说最突出的特色是其强烈的时代意识和现实关注。蒋于龙对现实工业改革具有强烈的敏感性，能够深切把握到改革的意义及其对社会生产全方位的促动。他将工业改革置于当代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客观宏大背景中予以考察，既凸现出他的现实忧患感和对现实改革的迫切渴盼，又展示出现实社会发展的律动和人们生活文化变迁的纵深图画。深广的现实视野和对现实的热烈关切，使蒋子龙的创作充满理想和激情，表现出强烈的感染力。
　　典型改革人物形象的着力塑造是蒋子龙工业改革小说第二个突出的特点。1979年蒋于龙发表《乔厂长上任记》，塑造出了乔光朴这个具有典型性的工业改革家形象。乔光朴是一个中年干部，他面对“文革”所遗留下来的种种困难，迎难而上，主动请缨到某电机厂任厂长。他一上任，就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和不屈不挠的工作精神，他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措施，对阻挠势力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使工厂在短时期内改变了面貌，并充满了发展的生机。乔光朴在工作上敢于开拓，在生活与爱情上也表现出了相应的性格。在作品多角度的展示下，乔光朴的正直高尚、坚韧不拔的人格精神，果敢善断、不畏艰险的性格特征和杰出的企业管理才能等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其光彩照人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个形象是新时期工业改革题材中较早出现的改革者形象，因其人格魅力而博得了广泛的赞誉，成为当代工业改革家的代名词，也成为后来同类形象的难以超越的一个模式。

汪曾祺的小说有何突出的艺术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同时兼具散文化与诗化的特征，他认为“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阿左林和废名的某些小说实际上是散文诗)。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他的小说读起来平和淡泊，但细细地咀嚼却意味无穷，寓人生哲理于凡人小事的叙述之中，寓真善美于平庸琐碎的事件描写之中，化神奇为平淡。他的小说里每一个人物描写都可以看作是一首诗，散发出迷人的诗情画意。他的小说处处均似闲笔，实则处处精心设计。他在“酿造‘情调’，雅化人物。让人物带上自己的文化心理从而显出丰美的氛围气上却显得谨严而功力厚重”。与好的散文一样采用传统的白描手法，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一个活脱脱的人物形象来，然其人物又有诗的神韵——潜藏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立的底蕴。如《八千岁》中，作者随心所欲地描写离题甚远的贩马人“宋侉子”、旗人娼妓虞小兰、土匪军官“八舅太爷”，真是扑朔迷离，峰回路转，最后才写到“八千岁”，然而这些人物并不仅仅是展示他们与“八千岁”故事的因果链条关系，而是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中寻觅一种健康人性的诗意美的境界。不仅仅如此，他小说中的语言和氛围都充满着富有画意的描绘，都造成了一种诗的韵味。它们与人物的诗意相契合，为形成整个小说的总体诗境作了恰到好处的渲染和铺陈。

试析谌容小说《人到中年》主人公陆文婷的形象及其意义。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一个普通社会问题就是中年问题，谌容在作品中较早地反映了这个问题，对文学创作的主题进行了开拓。这部小说的主要成就在于塑造了陆文婷和“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这两个艺术形象。陆文婷只是一个普通的住院大夫，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她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到了病人身上，为此她甚至顾不上自己为人妻、为人母的职责和自己的身体，最后累倒在手术台旁。陆文婷是一个毫无怨言地把自己奉献给社会主义事业的典型形象。小说中作者对秦波的刻画，着墨不多却很传神，勾勒出这个人物的灵魂。这个人物满口革命词句，却是满脑子特权思想。这个人物是作者的独创， “马列主义老太太”成了社会上一部分到处打官腔、拉关系、走后门、破坏社会风气的高干夫人的代名词。
　　谌容是一位有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