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对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评析_迟成勇.pdf

第 25 卷 第 2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25,No.2 2023 年 4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Apr.2023 张岱年对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评析 迟 成 勇（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1）摘 要：“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经典理念，也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天人相类”是西汉大儒董仲舒对先秦时代“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时代表达，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或重要组成部分。张岱年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过程中，对董仲舒“天人相类”思想的评价总是用“粗陋形式”“非常粗浅”“牵强附会”“穿凿附会”等概念来表达；他认为，董仲舒思想总体上属于唯心主义哲学范畴，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但也不可忽视其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思维的合理因素。与对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肯定性评价不同，张岱年对董仲舒“天人相类”思想作出了中肯性评价。关键词：张岱年；董仲舒；天人合一；天人相类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3.02.008 作者简介：迟成勇，男，安徽肥东人，副教授，博士。中图分类号：B26;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23)02-0063-08 收稿日期：2022-10-20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经典理念，也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哲学称之为天人之际问题。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史记，自述著作的旨趣说：“欲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此明确道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或哲学家的学术宗旨。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天人关系主要有“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两种对立的思想观点。而“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是中国传统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认识。现代新儒家钱穆先生晚年著文再次强调：“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1对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研究，是张岱年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既是人生哲学议题，也是文化哲学议题。张岱年对“天人合一”思想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主要侧重于中国哲学史层面，有深厚的哲学史意蕴，体现的是纵向的历史演变逻辑；二是把中国哲学史与文化哲学结合起来，有鲜明的传统意涵和文化底蕴，凸显的是横向的文化比较逻辑，其中最主要的是与西方强调人与自然相互对立之思想相比较，从而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张岱年说：“中西文化基本差异之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240其中，“天人相类”是西汉大儒董仲舒对“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时代表达。张岱年在研究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过程中，对董仲舒“天人相类”思想作出了中肯性评价。一、张岱年对董仲舒哲学中的“天”与“人”含义之解析 西汉大儒董仲舒在今文经学春秋繁露名著中，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三统”循环等学说为基础，架构其庞大而混杂的天人一统图式，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天人相类”思想是董仲舒对先秦时代“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时代表达，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或重要组成部分。要正确评析董仲舒“天人相类”思想，首先要考察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和“人”的具体含义。“天”和“人”的具体含义不同，“天人合一”的意蕴和价值取向64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 25 卷 也就不同。所以，具体分析“天”和“人”的含义，这是正确评析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和董仲舒“天人相类”思想的前提和基础。中国传统哲学所谓“天”具有多种不同的含义。张岱年指出：“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天，在不同的哲学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大致说来，所谓天有三种含义：一指最高主宰，二指广大自然，三指最高原理。由于不同的哲学家所谓天的意义不同，他们所讲的天人合一也就具有不同的含义。”31简言之，中国古代所谓“天”有主宰之天、自然之天及义理之天三种含义，由于“天”的具体含义不同，“天人合一”思想的含义也就不同。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中“天”的含义相比，“天”是董仲舒哲学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他提出的“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命题，足以体现出在天、君、民的三者关系中，“天”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董仲舒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春秋繁露顺命）在董仲舒看来，天底下的一切都是源于天，人世间的所有现象都与天保持某种必然的联系。一言以蔽之，曰“天道至尊”。具体而言，“董仲舒所谓天，有三重含义：其一，天是百神之大君（春秋繁露郊语），即天是各种神的最高神；其二，可感知的宇宙整体；其三，宇宙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4。无疑，董仲舒哲学思想体系中的“天”具有多种且复杂的含义。就“天人感应”和“天人相类”这两个理念而言，“天人感应”的“天”，其主要含义是“百神之大君”即“主宰之天”，而“天人相类”的“天”在不同的语境中则具有不同的含义，有时指“主宰之天”，有时指“自然之天”，有时指“义理之天”，甚至有时兼具多种含义。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把先秦哲学家荀子的“自然之天”又转换为殷周时代的“主宰之天”，重新确立了天的宗教信仰，天的宗教气味更加浓厚。人的问题是古今中外哲学家不断思考的问题。哲学关注的归根到底是人在宇宙世界中的位置，显示的是人的自我形象和应有价值。天和人有着显著的区别：天是自然而然的、无意识的、无目的的；人的活动则是有意识、有目的，具有卓越的品质。一般而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含义比较明晰，主要指人类，也指现实社会中的人，如君臣、父子、夫妇等。从理想人格看，儒家把“人”区分为圣人、贤人、君子与小人，道家把“人”区分为至人、真人、神人与圣人等。张岱年指出，中国古典哲学中“人”的观念的基本含义主要有：“（1）人者天地之心；（2）人之所以为人者何以也；（3）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4）人莫不自为；（5）天地之性人为贵；（6）圣人人伦之至也。”5395由此可看出，张岱年分别从人的思维能力、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人的独立意志、人的个人利益、人的价值及人际关系等六个层面来分析中国古典哲学对“人”的界定。其中，“天地之性人为贵”，揭示了人的品质或人的价值，表明了人虽然是天地所产生的，但人在天地之间或宇宙自然面前占有重要位置和具有卓越的品质。张岱年指出，战国时代的理论著作易传以天地人为“三才”，明确肯定人在天地之间的重要位置。道家的代表著作老子以道、天、地、人为“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是“域中四大”之一，也肯定人与他物不同的卓越地位。这种肯定人在天地之间的重要位置的思想，也是魏晋以来，多数时代思想家的共同观点，或者说是中国古代多数思想家或哲学家一以贯之的共同观点。总之，在中国古代，大部分思想家都肯定人在天地之间占有重要的位置，与一般动物相比有高贵的价值或卓越的品质。在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中，天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最高主宰；人是天的副本，人与天同类，也具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和卓越的品质。他说：“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又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春秋繁露立元神）人是高于万物与天地并列为三的，人和天地一起决定万物的生成，具有养育万物的品质。张岱年晚年仍然立足文本，在人生课论著中进一步分析道：“董仲舒以为人是完成天地之功的，而可谓天之继。”“所谓继天，既非顺天，亦非制天，而乃顺天之道而有所创作。”“人应顺天道，然更需立人道。人生而好善，恶不善，此第 2 期 迟成勇 张岱年对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评析 65 乃天之所命。然而人未必能永久好善、恶不善而不动摇，故须有人道。”“天人之道兼举，不违天亦不废人事，然后为得之。”6196-197“天人相类”思想也体现了天道与人道的统一。董仲舒还说，天、地、人，“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即是说，宇宙是一个由许多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要素组成的，其中主要是天、地、人三要素构成的，从而也为“天人感应”说找到了理论依据。总之，天与人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人在天地之间占有重要的位置和卓越的品质，这是中国古代多数哲学家和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基本认识。二、张岱年对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之解读 张岱年认为，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在承认天人有别的基础上又肯定天与人的统一，这是一种比较深刻的辩证观点。张岱年指出，“天人合一”思想包含多种类型的观点：“从孟子以至王夫之、戴震，天人合一思想，可以列举五种观点：（1）性天同一；（2）天人合德；（3）万物一体；（4）天人相类；（5）天道与人道的统一。”7而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理念的，是由北宋哲学家张载。他说：“儒者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篇）其中易传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张岱年晚年反复阐释和高度赞扬的。他说：“易传中的文言传提出与天地合德的人格理想。文言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大人即崇高伟大的人格，其品德与天地相结合。先天即在自然变化之前加以引导，后天即在自然变化之后加以顺应。既能开导自然的变化，又能适应自然的变化，这样就达到了天人的协调。易传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虽然只有几个简单的命题，却提出一个比较全面的辩证的观点，既要掌握自然规律的作用，更要调节自然变化的过程，一方面承认自然变化及其规律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肯定主体的能动作用。”896-97易传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可谓是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要义即“人与自然之和谐统一”的最经典表达。多种类型的“天人合一”思想，决定其具有复杂的涵义和意义。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类型多样性和核心要义一致性的内在特质。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具有复杂的涵义和意义。张岱年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观点的复杂的涵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人是天地生成的，人的生活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第二层意义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类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这第一层意义是正确的，而第二层意义混淆了事物的层次区别，是不正确的。”537又说：“中国哲学之天人关系论中所谓天人合一，有二意义：一天人相通，二天人相类。天人相通的观念，发端于孟子，大成于宋代道学。天人相类，则是汉代董仲舒的思想。”9202其中，先秦时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汉代，演变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董仲舒援阴阳五行学说入儒，提出“人副天数”“天人相类”说。张岱年又指出：“天人相类之意义，亦可析为两方面。一，天人形体相类，此实附会之谈。二，天人性质相类，此义与天人相通论之天道人性为一之说相似，实际上亦是将人伦道德说为天道。”9210张岱年立足天人形体相类，从天道与人道相统一层面解读“天人合一”思想，从而彰显了董仲舒“天人相类”思想的伦理道德意蕴。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随着时代发展和学术思想的嬗变而不断发展，其理论水平在总体上不断得以提升。张岱年指出：“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发源于周代，经过孟子的性天相通观点与董仲舒的人副天数说，到宋代张载、二程而达到成熟。张载、二程发展了孟子学说，扬弃了董仲舒的粗陋形式，达到了新的理论水平。”37又说：“关于天人观，中国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为天人合一，二为天人交胜。天人合一思想导源于孟子知性则知天的学说，肯定人性与天道是统一的。董仲舒宣扬所谓人副天数天人相类，是天人合一的粗陋形式。到宋代，在张载、程灏、程颐的哲学中，天人合一才获得了比较明确的理论意义。”558还说：“在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渊源于先秦时代而正式成为一种理论观点，乃在汉代哲学及宋代哲学中。汉宋哲学中关于天人合一主要66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 25 卷 有三说：一是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观，二是张载的天人合一观，三是程颢、程颐的天人合一观。”10“天人相类”学说在董仲舒庞杂的哲学思想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宋明时期“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论渊源，因而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历史演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或重要组成部分。明末清初哲学家王夫之论天人关系时说：“在天有阴阳，在人有仁义，在天有五辰，在人有五官。形异质离，不可强而合焉。所谓肖子者，安能父步亦步、父趋亦趋哉？父与子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志。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尚书引义卷一）从形质来说，天与人是异形离质的，不可强合；从道来说，天与人是有关系的，天道与人道有一定的联系。无疑，王夫之此说是批判董仲舒“人副天数”说的，而赞同宋明理学所说的天道与人道的同一性。王夫之还说：“圣人尽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周易外传卷二）王夫之强调“尽人道而合天德”，认为人之“动”与天之“健”是一致的。需要明确的是，张载、王夫之是在承认物质世界的前提下谈天人合一的，二程则是在肯定以理为本体的前提下讲天人合一的，两者立论的哲学立场不同，“但两者都试图从天道观中引申出人伦道德来，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之一”11。张岱年说：“中国哲学中，大多数的思想家，都尊崇天，以天为人的标准，以合于天为生活的理想。”669也就是说，“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追求的一种人生理想，属于人生哲学或伦理学范畴。可见，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主要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而表现为一种人生哲学议题，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或重要组成部分则兼具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双重意蕴，具有特定的人生取向和政治诉求。从人生哲学讲，董仲舒的“天人相类”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伦理智慧；从政治哲学讲，董仲舒的“天人相类”彰显了中国古代思想家预设的治国方案，因为“天人感应”的目的在于服务政治。如有学者指出：“董仲舒对皇帝讲天人感应的。现在我们分析起来，天人感应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说皇帝代表天意，要人民服从皇帝，这就是所谓君权神授。另一方面要皇帝尊天保民，不要胡作非为，这就是所谓神道设教。”12也有学者指出：“董仲舒天人合一观念，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指向与时代意义。因为董仲舒通过它，能够比较巧妙地凭借天的名义，将儒家的政治追求与道德戒律置于专制的君权之上，借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大权独揽的君主之行为，即以道统控御政统，以神权限制君权。”13正是因为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思想，适应了我国古代封建帝国政治统治的需要和根本利益的要求，从而得到汉代官方的支持，成为官方学说，使得儒家学说赢得了独尊的地位，进而占据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过程中，董仲舒“天人相类”思想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关于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服务于古代专制统治的目的，张岱年对此也有简要的解读。三、张岱年立足文本对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分析 关于天人关系，董仲舒论述较多。他的举贤良对策三篇主要内容是阐释天人关系的，而且讲天人关系主要是讲两者的相互感应，故学界有人把他的哲学思想称之为“天人感应”说。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原理，提出“天人相类”“人副天数”的思想，建构了自己的天人感应学说体系。张岱年立足文本，从“天人感应”学说原理具体分析了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张岱年立足“天”的含义，对董仲舒“天人相类”思想的哲学派别进行界定。准确把握“天”的含义，这是界定董仲舒“天人相类”思想哲学党性的前提。张岱年指出：“先秦时代哲学的最高问题是天道问题。孔子、墨子所谓天是有意志的，具有精神性；管子宣称天不变其常，荀子强调天行有常，其所谓天指自然界，具有物质性。”14119又说：“董仲舒所谓天具有奇特的含义，一方面是百神之大君，是有人格的神灵；另一方面天又是包括日月星辰的天体。因而他所谓天人合一也的含义也是复杂而含混的。”37也有学者指出，董仲舒“所讲的天，一方面继承着传统的主宰之天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把春秋战国以来的自然之天神秘化，使之与主宰之天相结合”15。总之，汉代董仲舒尊崇孔学，但在天的问题上却采纳墨子的“天”说，认为天是宇宙最高的神灵，由此决第 2 期 迟成勇 张岱年对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评析 67 定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说带有迷信色彩，有牵强附会之意，使得“天人合一”观念蒙上了浓厚的神学化和宗教化色彩。但董仲舒又承认气的客观存在。他说：“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所以异于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其澹澹也。是天地之间，若虚而实，人常渐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乱之气与之流通相殽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气是若虚而实，气是指空气而言。董仲舒虽然讲气或元气，但是他认为天是世界的最高主宰，因此他的“天人合一”哲学归结为客观唯心主义。张岱年指出：“汉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之际的问题。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王充强调天地不故生人，这表现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16293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人副天数”，陷于牵强附会，但是他肯定人道与天道的联系还是具有哲学意义的。同时又说：“汉代董仲舒为群儒首为儒者宗，但真正推动思想前进的乃是王充的疾虚妄的唯物主义学说。”16295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哲学派别看，董仲舒“天人相类”说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张岱年立足“人”的含义，对董仲舒“天人相类”思想的伦理意蕴进行辩证分析。张岱年指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讲天人合一，大都承认人在宇宙间具有卓越的品质。张岱年说：“中国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学说虽可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型，但是这两个类型的学说也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观点。这就是，多数思想家都肯定人是天地所生的，而人在天地之间有卓越的位置；也就是，都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而人在自然界中具有与它物不同的优越性。”893又说：“讲天人合一者，大都是对于人在宇宙间之位置之问题，主张卓越说的。不过主张卓越说的，不尽讲天人合一，如荀子便是。天人合一论，也可以说是卓越说之一种形态。”9206董仲舒的“天人相类”说虽然具有迷信色彩，但他承认人在宇宙万物中具有卓越的品质，他说：“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性，知自贵于物。”（汉书董仲舒传）从人与宇宙万物最高主宰天的关系，董仲舒提出“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唯人独能为仁义”（春秋繁露人副天数）的命题。人是天地之精华，讲道德、有智慧，因而在宇宙间占有重要的位置，具有卓越的品质。但是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在现实的人伦关系上，董仲舒又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举贤良对策）的命题，把“三纲五常”伦理归结于天道，这是天人合一思想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为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提供形而上的依据，强调中国古代社会人伦关系的尊卑、高低及主从关系，进而贬抑了人性，戕害臣、子、妇做人的人格和尊严。至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竟然提出了“天下无不是底父母”“天下无不是底君”的极端主张。张岱年指出：“应该承认，在中国历史上，人伦观念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先秦时代，君臣关系还是相对性的。秦汉以后，君臣关系逐渐变为绝对服从的关系，于是一般人的人格受到压抑了。”820又说：“三纲是与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相互配合的。三纲说的流行，严重压抑了人民的人格独立的主体意识，是套在人民头上的沉重枷锁。”5403可见，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上，董仲舒表现出对立的两极性，既张扬了人性中的卓越品质，又贬抑了人性中的人格尊严。张岱年立足哲学党性，对董仲舒“天人相类”思想的合理性进行客观分析。从哲学党性看，哲学可分为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两大基本派别，其中还渗透着唯心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的对立和交锋。张岱年说：“董仲舒哲学是对于先秦唯物主义的反动，不仅是一个庞大的混杂的唯心主义体系，而且也是建立一个宣扬君权神授的新宗教，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农民起义。”16162董仲舒哲学思想体系在整体上是唯心主义阵营的，为西汉王朝的阶级统治提供了形而上的依据。张岱年又说：“董仲舒代表地主阶级，从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他的哲学学说和政治主张。董仲舒宣扬唯心论，在哲学上是倒退，但他的体系中也采纳了一些唯物主义的材料。政治上与汉武帝的政策相呼应，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4369-370也就是说，董仲舒的“天人相类”思想作为其哲学思想的内容不能因为具有神学化和宗教化的色彩而忽视了某些合理性的成分，作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思68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s:/ 25 卷 想不能因为属于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而忽视了某些唯物主义的因素；而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更加凸显了为西汉王朝统治服务的目的，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同时，肯定天与人或自然与人类既有区别又相互统一，这本身也充满辩证法思维。或者说，董仲舒“天人相类”思想也内含一些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合理因素，这一点应该予以充分肯定。张岱年立足人体与天体结构相类，对董仲舒“天人相类”思想的政治取向进行具体分析。董仲舒认为人体与天体相比较，在结构上是相类的。董仲舒说：“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凊；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夏秋冬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号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又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即“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人类的形体构造、精神状态、道德品质等都是天的副本。董仲舒还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春秋繁露二端）灾异是上天对君王的失道行为的谴告，即所谓“灾异谴告说”。“天”用祥瑞现象表示对君王或人的德行的赞许，用灾异现象表示对君王或人的恶行的谴责。在董仲舒看来，既然人与天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那么天、人之间就存在必然的感应，作为“天的副本”的人能够通过内在的心性修养进而改变外在的天地祸福感应，由此凸显了人的主体性或能动性。张岱年对此分析道：“天人相类是一种牵强附会的思想，认为天人在形体性质上皆相似。讲天人相类者，是董仲舒，他讲人副天数。天人相类非即天人相通，然亦是一意义的天人合一。”9203又说：“董仲舒的伦理学说中，关于仁义关系、仁智关系的议论颇有精彩之处，关于天人关系的议论却是非常粗浅的。”9642但需要指出的，董仲舒“天人相类”思想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以天人感应为发生机制，试图通过“灾异论”和“天谴论”来制约王权，进而关注民生，具有政治治理的价值目的论。从此角度看，这种天人合一思想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可谓是“用心良苦”。四、张岱年对董仲舒“天人相类”思想作出的是中肯性评价 中国传统哲学可谓是天人之学。“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家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改革开放后，张岱年从多层面、多视角对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作出了积极而高度的肯定性评价。具体而言，一是彰显了人的高度自觉。张岱年说：“天人合一思想并不仅仅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而且是一种关于人生理想、人的最高觉悟的学说。”247“中国哲学家认为肯定天人合一才达到人的自觉，这可谓高一级的自觉。把人与自然界区别开，是人的初步自觉；认识到人与自然界既有区别也有统一的关系，才是高度的自觉。”537二是保持了生态平衡。张岱年说：“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在改造自然方面效果不大，在保持生态平衡上却有重要意义。”559三是体现了辩证思维。张岱年说：“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17四是肯定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精神是人所特有的。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也就是自然界与人的和谐统一。张岱年说：“应该承认，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谓天人合一，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肯定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天人合一的命题是基本正确的。”38“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的学说，无论儒家和道家，都不把人与自然看作敌对的关系，而是看作相辅相成的关系，以天人的完全和谐为最高理想。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也还是具有深刻意义的。”18五是凸显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取向。张岱年认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它以人在自然中处于辅助参赞的地位，人既应改造自然，亦应适应自然，人类活动的目标不是统治自然，而是把自然调第 2 期 迟成勇 张岱年对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评析 69 整、改造得更符合人类的需要，与此同时，必须不破坏自然，让自然界的万物都能生成发展。”249-50人类在宇宙自然面前具有主体性，而且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前提下，合理地改造自然，使自然更加符合人类的需要。可见，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凸显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无疑，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也有不可忽视的缺点，落实到形而下层面，如弱化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进而不利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作出积极而肯定性评价，一方面体现了张岱年的哲学立场，另一方面也彰显其深厚的传统文化情怀。与对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肯定性评价有所不同，张岱年对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和“天人相类”思想也提出了中肯的评析。针对董仲舒哲学思想评价而言，张岱年说：“汉代思潮的权威，即是建议罢黜百家的董仲舒。董仲舒虽然主张独尊孔氏，但他的思想却是儒家与阴阳家的混合。他好讲阴阳五行，及天象人事的相应。他的思想中杂有许多迷信，不尽是纯粹哲学理论。董子的影响甚大，以后中国的社会伦理如三纲等，便是他所确定的。”又说：“儒家与阴阳家之混合，是西汉思想的特色，当时人都好谈灾异，好谈天人相应。这实乃是思想落后的表征。”917-18基于对董仲舒哲学思想的评价，张岱年对其“天人相类”思想也作出中肯评价。具体而言，一是张岱年没有对董仲舒“天人相类”思想作专题研究，只是把他的“天人相类”思想放在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或董仲舒哲学思想的研究中作简要而深刻的评析。二是张岱年对董仲舒“天人相类”思想的评价，总是用“粗陋形式”“非常粗浅”“牵强附会”“穿凿附会”等概念来表达，张岱年说：“牵强比附，内容粗浅而繁琐，理论价值不高。”33“天人相类”尽管是董仲舒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但理论价值不高。张岱年还说：“他发挥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却没有继承孟子的民为贵说，而宣扬君权神授；又没有接受荀子天人之分的观点，而鼓吹天人相类人副天数。董仲舒未能从先秦时代已经达到的高度更向前进，在一些问题上却向后退了。”5504可见，评价总体不高，甚至说“天人相类”思想还是一种倒退。三是张岱年对董仲舒“天人相类”思想中的伦理取向作了积极的评价。因为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孔子和孟子的仁学思想，凸显了人在天地间的重要位置，揭示了人所具有卓越的仁爱道德品质，同时对其建构的“五常”核心价值观也提出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的态度。四是张岱年对董仲舒“天人相类”思想的评价坚持唯物辩证法立场，既明确其唯心主义立场和封建迷信色彩，也肯定了其中的唯物主义成分和辩证思维特质。如果说有“积极影响”的话，那就是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原理、以“天人相类”为内容的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的弥漫盛行，刺激了东汉以王充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兴起，对“天人感应”及鬼神迷信进行了有力批判，进而迫使唯心主义改头换面，于是魏晋时代的精致唯心主义魏晋玄学的诞生便成为历史必然。从一定意义上讲，“天人相类”思想是董仲舒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尽管有牵强附会和封建迷信的缺陷，但由于儒家思想获得独尊的地位进而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由于董仲舒将先秦儒学与阴阳学说相糅合，在天人感应的理论架构中解释“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神圣性和绝对性，重新抬起殷周时代人格化的“天”的权威，并与“自然之天”相融合，赋予先秦儒学以神学的内涵，重构天神的伦理品格，使之成为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主宰，从而为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提供了形而上的根据。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宋志明教授所言：“董仲舒把孟子、易传中庸的天人合一思想推向极端，使之从义理意义上的合一变成象数意义上的合一，神秘主义色彩更加浓厚。”19在民、君、天三者的逻辑建构中，由于极度彰显天的神秘性、宗教性和权威性，导致在两汉时期出现了粗陋而盛行的谶纬神学，从而使得“天人相类”思想由制约君权、关注民生的初衷演化成为替封建统治的合理性、权威性辩解的理论工具。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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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 concep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an excellent tradition of Chinese culture.The concept of“alikeness between man and nature”is a contemporary expression of Dong Zhongshu,a great scholar of West Han Dynasty,to the thought of the“unity of nature and man”in Pre-Qin times,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link or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ought of the“unity of nature and man”.In the process of studying this concept,Zhang Dainian always chooses such words of“crude in form”,“very superficial”,“far-fetched”and“insincere”to express his evaluation.He believes that Dong Zhongshus thought generally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idealistic philosophy,with strong religious superstition,but its rational factors of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al thinking cannot be ignored.Different from the positive evaluation,Zhang Daiian gave a relatively critical one to Dong Zhongshus thought of“alikeness between man and nature”.Key words:Zhang Dainian;Dong Zhongshu;unity of nature and man;alikenes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责任编校：耿春红 英文校对：杨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