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对我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_毛艳华.pdf

本刊特稿文章编号 1002 2031(2022)11 0004 10DOI 10 13239/j bjsshkxy cswt 221101智慧城市建设对我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智慧城市建设对我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毛艳华谢宇平摘要 智慧城市建设是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重塑城市发展模式，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探索。基于 20062016 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从全球价值链(GVC)攀升这一新视角考察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并探讨其相关机制。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有助于提升我国城市全球价值链地位，这一作用在试点当年即发生，且表现出逐年循环累积的现象。机制检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主要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城市创新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三种途径释放出政策红利。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存在非均衡特征，大中型城市、中西部城市以及一般行政等级的城市更易于释放出后发优势。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地位;智慧城市试点;双重差分法中图分类号 F299 2;F49文献标识码 A作者简介 毛艳华(1970)，男，江西瑞金人，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学、区域经济学;谢宇平(1993)，男，江西高安人，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学、区域经济学。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041)“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机制体系研究”。收稿日期 2022 06 20修回日期 2022 10 19一引言如何避免我国在全球价值链(GVC)中陷入“低端锁定”，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及更加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新体系，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近年来，我国通过加快技术革新和促进区域分工协作，逐渐在多个领域形成了全产业链的新比较优势，但是，部分“卡脖子”关键技术仍需依赖欧美国家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要切实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近年来，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发展条件正在经历重大变化，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冲击和地区局部冲突等叠加交织，经济全球化正在进入深度结构调整和再平衡阶段。在这一背景下，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和培育国际贸易竞争新优势是我国迈向贸易强国的重要战略部署 2，也是新发展阶段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在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运用。当前，世界经济呈现出从服务经济主导向数字经济转变的新态势，数字经济向国民经济各行业的持续渗透与深度融合逐渐成为驱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重要因素3。作为以数字化、智能化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方式，智慧城市试点自 2012 年4总第 328 期城市问题2022 年第 11 期本刊特稿首次启动以来，我国共批复了三批次的智慧城市试点，其中首批试点包括 90 个地级、县(区)级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强调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利化、社会治理精细化，通过加快 5G 技术、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建设深度融合，以此带动智慧物流、智慧医疗、智慧政务等一系列智慧应用在试点城市的普及。相较于非试点城市，智慧城市试点地区无论是在基础设施革新、创新投入，还是在智慧保障体系构建、智慧管理与服务提升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智慧城市建设契合了国家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而加快 5G、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可以为稳经济、稳增长助力，而且可以激发出更多新需求，创造更多新业态，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形成共识，那么，作为数字化发展的有力抓手，智慧城市建设是否会对全球价值链攀升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呢?其作用机理如何?关于上述问题的探究对于了解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机理，探讨智慧城市建设和数字化、智能化助力我国突破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二文献综述自全球价值链概念提出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其形成及测度进行了大量讨论4 6。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交通运输成本的不断下降，使得产品在全球生产的碎片化分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7。发达国家跨国采购商对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的控制，使得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分配格局永久化，技术升级受到限制，导致其陷入“悲惨增长”的境地8。随着价值链重构的浪潮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许能够抓住机遇，通过国内的产业升级使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实现攀升9 10。当然，除产业升级外，人力资本优化、产品创新驱动等因素也会对一国全球价值链的攀升产生重要影响11 12。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发展迅速，由此带来了国际生产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数字技术带来的要素禀赋变化和制度变迁将以全新的理论视角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13。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化新技术的运用催生了数字经济新业态，不仅为企业挖掘全新价值增长点提供了重要驱动力14 15，也使得全球价值链的驱动机制发生变化，全球价值链正在发生转型16。数字经济嵌入全球价值链，为跨国企业带来了数字化、服务化、去中介化以及定制化等新趋势17，改变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空间布局、生产长度和治理模式，推动了各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变化3。作为数字化、智能化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手段，智慧城市建设契合了国家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自智慧城市试点提出以来，学者们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进行了大量讨论。智慧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城市环境污染，带来了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为城市发展模式带来了新的探索，提高了城市发展质量18 20。但是，现阶段仍未有文献关注智慧城市试点对于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研究系首次探讨智慧城市试点对全球价值链攀升影响的文献，丰富了智慧城市建设和全球价值链攀升相关领域的研究。第二，与单一指标或综合性指标测度的数字经济指数相比，本文以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可以更好地识别出数字化、智能化赋能城市新发展模式的政策效应。第三，本研究为深入认识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为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进而赋能经济外循环提供了启示。三理论分析首先，智慧城市建设涵盖了多个基础设施领域，智慧城市建设主要是通过 5G 技术、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管理服务相融合，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提升城市治理水平21。早期的经济学理论都指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种社会先行资本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22 23。此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及全球价值链相关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开始逐渐关注基础设施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一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会显著促进该国出口结构的升级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出口技术复杂度是衡量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指标24。此外，部分研究认为，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帮助国家或地区打破已有的分工格局，显著促进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提升25。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带来了 5G 基站、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领域基础设施的投资;另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的革新，必然伴随着道路、电力等传统基5城市问题 2022 年第 11 期智慧城市建设对助推我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本刊特稿础设施的改造升级。基于现有文献和理论基础，并结合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特征，本文认为，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基础设施改善主要通过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助力传统基础设施革新等两个方面来推动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实现攀升。其次，智慧城市建设离不开智能终端、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撑，而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对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26。城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创新要素的主要聚集地，科技创新在推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正逐步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引擎27。聚集了各种创新要素的智慧城市建设也将会带来城市整体创新水平的提升。为了突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必须推进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从广度和深度上寻求核心技术突破，最终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升级 28。中国的产业需要依靠技术进步、创新驱动助力全球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 29。那么如何界定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呢?从长期来看，增加技术创新投入、提高技术创新产出(如专利、科技论文等)和加大技术引进力度共同构成了生产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的主要途径 30。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试点城市在公共财政支出和智慧城市专项建设资金方面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另一方面，相比于非试点城市，试点城市在科技创新产出方面也得到了强化。综合现有文献和理论基础，本文认为，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城市创新提升主要通过增加创新投入提高创新产出，进而促进地区全球价值链水平提升。最后，智慧交通、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将有效缓解“大城市病”，优化城市管理模式，改善市民生活质量，这些都有利于加快人力资本流入和积累。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高端要素，会对全球价值链的攀升产生重要作用31。具体而言，第一，人力资本决定了各国的生产技术水平32;第二，人力资本的质量一方面决定了各国的技术吸收能力33，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各国的技术成果转化能力34，从而造成各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差异。部分研究探究了人力资本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和内在影响机制，同时对人力资本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成立的边界条件进行了检验，得出了人力资本显著促进了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基本结论35。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智慧交通、智慧政务等技术的推广将极大地便利人才要素的流动，而智慧教育、在线课堂在本地的推广也将降低本地区知识获取的成本。综合现有文献和相关理论，本文认为，智慧城市建设带来了人力资本的优化，并将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和提高知识获取效率促进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综上所述，智慧城市试点主要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城市创新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三种途径释放出政策红利，进而促进城市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体的理论路径如图 1 所示。图 1智慧城市试点影响城市全球价值链地位路径图四实证研究设计1 模型设定本文采用多期 DID 模型评估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自 2012 年起，住建部和科技部分三个批次批复了智慧城市试点城市，但在试点批复时，部分区、县(市)的智慧城市试点先于地级市展开，或智慧城市试点只在该地级市辖区内的区、县(市)展开，因此，本文将该类城市从样本中予以剔除，以更好地识别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政策效果。本文的样本包括中国215 个地级市，其中实验组包括 84 个试点城市，对照组包括 131 个非试点城市。借鉴何凌云和马青山的做法19，构建如下多期 DID 模型:Gvc_posit=0+1Dit+jXit+i+t+it(1)式(1)中，Gvc_posi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城市 i在第 t 年的全球价值链水平。Dit代表智慧城市试点虚拟变量，如果该城市 i 在第 t 年成为了试点城市，则第 t 年及之后赋值为1，否则取0。系数 1是本文关注的主要系数，表示智慧城市试点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政策效果。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集合，i为城市个体固定效应，t为时间固定效应，it表示6城市问题 2022 年第 11 期智慧城市建设对助推我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本刊特稿随机误差项。2 变量选取被解释变量。目前测算全球价值链的方法包括增加值法36、出口产品价格法37、出口技术复杂度法38 40。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和样本为中国 215个地级市，目前尚无投入产出表数据，因而无法利用前面两种方法直接测算城市整体的全球价值链位置。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合理性，本文以出口技术复杂度作为城市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代理变量。出口技术复杂度以显性比较优势、人均收入以及出口结构为基础测算一国出口产业或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39。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可由该国出口商品的技术特征反映，出口技术复杂度越高，则该国的出口产业或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以及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就越高40。为避免中间产品多次跨国流动带来的“odrik 悖论”问题，本文借鉴陈晓华等的方法41，在计算该指标时剔除加工贸易的影响，计算步骤如下:PODYht=cxcht(1 )/Xct(1 )cxcht(1 )/Xct/(1 )pgdpct(2)式(2)中，PODYht表示全球 h 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Xct表示 c 国家第 t 年的总出口额，xcht表示 c 国家在第 t 年产品 h 的出口额。为出口品中进口中间投入所创造的价值，使用相应国家出口特定产品中加工贸易的比重来表示。pgdpct表示 c 国家 t时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该部分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EXPYit=iziht(1 )Zit(1 )PODYh(3)在计算出行业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再根据公式(3)对行业技术复杂度指数进行加权求和，计算出中国城市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式(3)中，EXPYit表示 i 城市 t 时期的出口技术复杂度，ziht表示 i 城市 t 时期 h 产品的出口额，Zit表示 i城市 t 时期的总出口额。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对于控制变量的选取，本文还对部分可能影响城市全球价值链水平的因素进行了控制。其中，经济发展水平(Eco)使用各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进行衡量;金融发展水平(Fin)采用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当地 GDP 比重衡量;城市规模(Peo)采用城市年末总人口来衡量;工业化程度(Indu)使用第二产业产值占该城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各地级市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使用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来衡量。部分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均以当期平均汇率价格进行了换算，城市GDP 数据以2003 年为基期进行了平减。3 数据来源本文选取 20062016 年 215 个地级市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其中实验组包括 84 个地级市，对照组包括 131 个地级市。测算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原始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地级市的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DS)，部分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表 1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变量中文含义样本数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D智慧城市试点236501480 35501Gvc_pos全球价值链地位236559021 822008710 32Eco经济发展水平236598010 653801811 98Peo城市规模236558220 62137697 138Fin金融发展水平236519910 89606298 777Open对外开放程度236501590 28100013 471Indu工业化程度236504860 10101460 772FDI对外直接投资236511281 676466615 55五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1 基准回归表 2 汇报了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全球价值链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表 2 第(1)、(2)列回归中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第(2)列的实证结果显示，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系数为0.273，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产生了影响。进一7城市问题 2022 年第 11 期智慧城市建设对助推我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本刊特稿步从表 2 第(3)列开始逐项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 D 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且系数变化的差异不明显，说明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建设智慧城市有助于我国突破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具体而言，表 2第(8)列中的智慧城市试点变量 D 的回归系数为0.252，这说明建设智慧城市对城市全球价值链地位平均提升了 25 2%。智慧城市建设强调了数字化、智能化在城市发展模式上的重要作用，这与既有文献关于数字化、智能化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的相关结论类似13。表 2基准回归结果Gvc_pos(1)(2)(3)(4)(5)(6)(7)(8)D0 4700 273027002410238023202490252(0 18)(009)(0 09)(0 09)(009)(009)(009)(008)Eco165530422764193917991932(0 40)(0 56)(060)(070)(067)(066)Peo277224711752*1734*1 865(0 86)(088)(095)(092)(088)Fin0159*008500910098(009)(008)(008)(008)Indu250924382486(086)(081)(081)Open0 7590 759(030)(030)FDI0052(003)个体效应NoYesYesYesYesYesYesYes时间效应NoYesYesYesYesYesYesYes20 0080893089508970 898090009020902N23652365236523652365236523652365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模型包含常数项，为节省篇幅略去不报告;括号内为聚类至城市个体层面稳健标准误。下同。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发展水平(Eco)的系数为正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对该城市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越有能力供给与全球价值链攀升相关的要素，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对全球价值链的提升作用越明显。城市规模(Peo)的系数为正且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也会带来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可能的解释是，较大的城市规模能更好地供给与全球价值链攀升相关的人力资本。工业化水平(In-du)的提升也会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产生显著的影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制造业是最早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行业，中国工业行业一直以来都是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参与者，工业化水平越高，意味着越有机会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高端环节中。对外开放程度(Open)的系数为正且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地区的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对外开放度越高意味着该地区与国外的经贸合作越密集，越有可能融入到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环节中，从而助推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实现攀升。其他控制变量方面，金融发展水平(Fin)和对外直接投资(FDI)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样本期内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暂时未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产生效果。2 稳健性检验(1)平行趋势检验双重差分的前提假设是实验组和对照组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即在政策发生前，样本中处理组和对照组全球价值链水平的变动不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借鉴贝克等的做法42，采用事件分析法来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模型设定如下:Gvc_posit=0+4k5，k1kDkit+jXit+i+t+it(4)式(4)中，Dkit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推行的当期虚拟变量，具体赋值规制如下:假设 di为政策试点发生的具体年份，如果 t di=k，则定义 Dkit=1，否则 Dkit=0，其中 k 大于 0 表示智慧城市试点后的8城市问题 2022 年第 11 期智慧城市建设对助推我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本刊特稿第 k 年，k 小于 0 类似;如果 t di 5，则定义为D5it=1，否则 D5it=0。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式(1)相同。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如图 2 所示。从图 1 中可以观察到:第一，在智慧城市政策试点实施前，回归参数 k不能拒绝显著为零的假定，说明政策试点前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定;第二，从动态效应上看，回归参数 k在智慧城市政策试点发生的当期便显著，说明智慧城市试点在政策实施的当期即发生作用;第三，随着智慧城市试点依时间的延长持续推进，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果持续增强，且该政策效果呈现出一定的可持续性。(2)缩尾处理为避免样本中的极端值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本文进一步对样本的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图 2平行趋势检验行了 5%的缩尾处理。实证结果如表 3 第(1)、(2)列所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 D的相关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均没有发生较大改变，从而再次证实了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促进作用。表 3稳健性检验结果Gvc_pos缩尾处理单一时点安慰剂检验(1)(2)(3)(4)(5)(6)D0 266(005)0245(0 04)0 306(013)0393(012)D10012(008)0052(008)D20075(005)0078(005)D30048(007)0 067(007)控制变量NoYesNoYesNoYes个体效应YesYesYesYesYesYes时间效应YesYesYesYesYesYes20 9060 9190896090509240 928N236523651793179315051505(3)基于单一时点的双重差分法本文基准回归中采用的是多期 DID 方法，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将 2012 年以后被设立为智慧城市试点的地区予以剔除，同时将 2012 年作为试点设立的唯一年份，探究单一时点下智慧城市试点的政策效果。回归结果如表 3 第(3)、(4)列所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 D 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说明即使只是考虑单一时点政策下的智慧城市试点，该政策依然会对城市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起到促进作用。(4)安慰剂检验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排除其他因素的预期干扰，借鉴董艳梅和朱英明的做法43，将智慧城市试点的政策冲击时间分别提前 1 至 3 期进行实证检验。D1、D2、D3 分别表示将政策冲击时间提前1 年、提前 2 年、提前 3 年，同时选定 20062012 年为事件考察区间。结果如表 3 第(5)和(6)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 D 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不存在可能影响实证结果的预期效应，再次证明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3 机制分析前文的分析部分从基础设施、城市创新和人力资本等角度对影响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那么智慧城市试点是否带来了基础设施的改善、提升了城市创新能力及优化了人力资本呢?按照江艇的研究建议44，本文对上述影响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具体路径进行了机制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首先，以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Internet)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代理变量，以人均实有铺装道路面积(oad)作为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代理变量，探究智慧城市试点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表4第9城市问题 2022 年第 11 期智慧城市建设对助推我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本刊特稿表 4机制检验结果Gvc_pos基础设施城市创新人力资本InternetoadTecInnoHmCulture(1)(2)(3)(4)(5)(6)D0148(0 067)0 006(0 002)0003(0001)2701*(1377)0039(0 018)4881(1749)控制变量YesYesYesYesYesYes个体效应YesYesYesYesYesYes时间效应YesYesYesYesYesYes20 8460 9250807063609810 286N236523652365236523652365(1)、(2)列显示，智慧城市试点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提升作用明显，这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相契合。结合上文理论分析中基础设施建设与全球价值链攀升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智慧城市试点带来了城市基础设施的革新，进而促进各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其次，以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值作为创新投入(Tec)的代理变量，使用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报告 2017 中测度的城市创新指数，作为城市创新产出水平(Inno)的代理变量19。表 4 第(3)、(4)列显示，智慧城市试点显著提高了当地的创新投入，加快了当地创新产出水平的提升，这说明智慧城市试点增强了城市创新能力。结合上文理论分析中城市创新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影响的研究，本文认为，智慧城市试点通过提高城市创新水平推动了各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实现攀升。最后，借鉴赵领娣等45 的研究思路，以不同受教育层次人员与其相对应受教育年限的乘积之和取对数，作为人力资本(Hm)的代理变量，以各地级市人均图书占有量取对数作为各地区知识获取(Cul-ture)的代理变量。结果如表 4 中第(5)、(6)列所示，智慧城市试点可以显著地提高当地的人力资本，便利当地的知识获取。结合上文理论分析中人力资本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影响的研究，本文认为，智慧城市试点可以通过优化城市人力资本结构推动城市全球价值链地位实现攀升。六异质性分析各地级市的城市规模、地理区位和行政等级都存在差别，可能导致其受到智慧城市试点的政策影响效果存在差异。本文按上述特点将样本进行依次分类，进行异质性回归分析。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 5所示。表 5异质性分析结果Gvc_pos城市规模地理区位行政等级特大型城市大中型城市东部中西部重点城市一般城市(1)(2)(3)(4)(5)(6)D0016(0 105)0 361(0 113)0193(0152)0296(0108)0133(0 146)0264(0091)控制变量YesYesYesYesYesYes个体效应YesYesYesYesYesYes时间效应YesYesYesYesYesYes20 9500 8880882083408790 894N6861675792146315422111 城市规模异质性为分析不同城市规模带来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依据 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的分类标准，以城区 500 万人口为分界线进行城市分类。由于样本中包含的中等及以下城市样本数量有限，本文将样本分为特大型及以上规模城市、大中型及以下规模城市，进行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5 中第(1)、(2)列所示:相较于特大型及以上城市，智慧城市试点的政策效果在大中型及以下规模的城市更为显著。2 地理区位异质性由于中国各地区存在发展不平衡现象，地理区位显著影响了中国各城市的经济发展。一般来说，不同的区位条件会带来不同的资源禀赋，智慧城市试点在不同地区的作用可能不一致。本文依据地理区位的不同，将样本城市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01城市问题 2022 年第 11 期智慧城市建设对助推我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本刊特稿区来进行异质性分析检验。结果如表 5 中第(3)、(4)列所示:智慧城市试点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效果更为显著，而在东部地区的政策效果不显著。3 行政等级异质性中国的城市具有明确的行政等级划分，行政等级的差异使得不同城市拥有不同的资源配置能力。基于此，本文将直辖市、省会城市及副省级城市归为重点城市，其他地级市归为一般行政等级城市，进行分组回归，考察行政等级异质性的影响。结果如表5 中第(5)、(6)列所示，智慧城市试点在一般行政等级城市的政策效果更为显著，而在重点城市的政策效果不显著。总体看来，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建设智慧城市的政策效应存在非均衡性特征，大中型城市、中西部城市以及一般行政等级的城市更易于释放出后发优势。其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特大型及以上城市、东部城市和重点城市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城市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和资源配置能力，而智慧城市试点主要是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革新城市发展模式，因此，智慧城市试点在基础设施较好的地区带来的边际效用相对有限。第二，以行政等级分类回归为例，重点城市观察到的样本量只有 154 个，样本量不足造成解释力不足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七研究结论与建议准确把握智慧城市试点的政策效果，探究数字化、智能化赋能城市发展新模式，对于深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提升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 20062016 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从全球价值链(GVC)攀升这一新视角考察了建设智慧城市的政策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城市全球价值链地位平均提升了 25 2%，建设智慧城市有助于我国突破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助推城市全球价值链实现攀升。机制检验发现，智慧城市试点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结构、鼓励城市创新、优化人力资本结构等途径对城市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产生作用。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建设智慧城市的政策效应存在非均衡性特征，大中型城市、中西部地区城市以及一般行政等级的城市更易于释放出后发优势。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继续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发挥数字化、智能化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效果，强化数字化、智能化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推动智慧城市试点建设时，应关注城市的地理差异与行政差异，鼓励各地政府提升政策的灵活度和包容性。一方面，在大中型及以下城市、中西部城市和一般行政等级城市进行智慧城市建设，其政策效果对地区全球价值链的提升最为明显，更易于发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后发优势，在上述地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应是重中之重;另一方面，大中型及以下城市、中西部城市和一般行政等级城市在财政支出水平、人力资本配套等方面存在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在进行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应更加谨慎细致，充分结合自身经济发展情况和社会治理需求，提前做好科学规划、顶层设计，充分吸收已有建设经验后，再布局智慧城市建设。二是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带动作用。智慧城市建设带来了新型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的双向提升，其中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着力点。应充分认识智慧城市建设对数字化、智能化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独特促进作用。一方面，促进信息化领域之间的互联互通，加大对 5G 基站、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基础设施的投资，拓展智慧城市信息平台，搭建数据互联共享合作平台以及数字化、智能化合作平台，提高新型基础设施增量;另一方面，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吸引社会资源主动向传统基础设施聚拢，加快对老旧小区、老旧管网和路网等的改造，提升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将存量传统基础设施转化为增量新型基础设施。三是加大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作用。智慧城市建设驱动城市转变创新投入方向，推升了城市的创新产出水平，为此应发挥智慧城市建设在创新驱动中的独特优势。一方面，要积极引导涉及 5G技术、智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为城市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数据来源、奠定数字设施基础;另一方面，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创新型企业进一步拥抱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加大对城市创新产业、科技人员的支持力度，提高城市创新产出，从而更好地发挥创新的“回路效应”。四是努力提升城市人力资本集聚水平。智慧城市建设带来了城市治理水平的智能化、优质化，带来了人力资本结构优化，降低了居民知识获取成本。11城市问题 2022 年第 11 期智慧城市建设对助推我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本刊特稿为此，应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优化地区人力资本集聚水平，提升城市知识溢出水平。一方面，应加大在智慧交通、智慧医疗和智慧政务等方面的投入，打造宜居、宜业城市，以积极吸引优质人才，落实人才政策，实现优质人力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应推动城市知识存量水平建设，创新产、学、研人才培养机制，以智能化、数字化赋能地区人力资源培训，推进智能化、创新型人才市场建设。【Abstract】Building a smart city is an important explora-tion of using a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re-shape urban development models and lead to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panel data of the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16，this paper examines thepolicy effects of building smart cities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ofthe rising global value chain(GVC)and discusses the relevantmechanisms behind it It is found that，firstly，the constructionof smart cities helps to enhance the GVC status of Chinese cit-ies，which occurs in the pilot year and shows the phenomenon ofcircular accumulation year by year Secondly，the mechanismtest show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 mainly releasesthe policy dividend through three ways:improving infrastructureconstruction，stimulating urban innovation，and optimizing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Thirdly，the policy effect of building asmart city is unbalanced，and large and medium sized cities，as well as central and western cities and general administrativecities，are more likely to release the 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Key words】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smart city pi-lot;DID Model参考文献1吕越，马嘉林，田琳 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及中国方案 J 国际贸易，2019(8):28 352裴长洪，刘洪愧 中国怎样迈向贸易强国:一个新的分析思路J 经济研究，2017(5):26 433齐俊妍，任奕达 数字经济渗透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跨国经验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2021(9):105 1214Gereffi G，Kaplinsky Introduction:Globalisation，valuechains and development J IDS Bulletin 2001(3):1 85张辉 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我国产业发展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04(5):38 466Koopman，Powers W，Wang Z，et al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is due: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esearch，20107Gereffi G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world J 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14(1):9 378卓越，张珉 全球价值链中的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