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可见性：农民数字参与的主体性分析与数字素养培育_郭淼.pdf

20231（上）科技传播116信息科技基金项目：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的风险评析与法律对策研究”（20SFB4007）；2021 西北政法大学义乌研究院项目“全媒体时代群体反恐防范宣传策略研究”（YW2022-1-5）。作者简介：郭淼，副教授，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檀晓涓，硕士研究生，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 研究背景20 世纪，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尼葛洛庞蒂认为人类面临数字化生存的未来。截至 2021 年 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32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0%1。中国正在全领域迈入数字化社会。以经济发展为例，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扩张到 39.2万亿元，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极之一，占比提升至 38.6%2。由网络延伸的各类基础生活应用逐步渗入日常生活，网络服务逐渐下沉到县及农村。随着“宽带中国”“网络扶贫行动计划”等国家行动的稳步推进，农村网络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全面脱贫的战略部署更为农村数字化设施的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20 年）显示贫困村通宽带网络比例已提升至 98%3。2021 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显示2020 年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总体水平达到37.9%4。网络制定了新的农村社会规则，成为农村冲突群体中达成合作的社会资本5。农村数字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也是农民在网络社会与城市接轨，文化的碰撞和数字生活的交汇使“三农”议题中的舆论更加的复杂，但也给农民提供了主动参与“三农”议题，寻求可见性，实现公共参与的机遇。不容忽视的是，农村与城市的数字使用差距确实存在。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指出，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 2.84 亿，占网民整体的 27.6%，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57.6%。尽管城乡互联网普及率的差距缩小，但基础薄弱、发展不均衡、城乡发展速度差距大使农村数字化发展依旧是数字社会建设的重点。“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三农工作重心将实现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6其中农民的数字化生存和数字发展将成为社会公平正义、国家人权发展和农民发展权保障、乡村振兴的新方寻求可见性：农民数字参与的主体性分析与数字素养培育郭 淼，檀晓涓摘 要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农民获得可见性的能力成为其数字存在和社会参与的重要表征，并影响农村网络舆情治理。结合丹尼尔戴扬对可见性权利的三重划分，考察农民在数字社交平台形象展演中的主体性状态，可以归纳农民在“三农”议题中的权利获得现状与对应的叙事能力，评估农民数字素养发展现状与困境。研究发现，自媒体代表少数农民实现自身观点的可见，完成公共空间的主体性回归。其他大多数农民的主体性和可见性被遮蔽。在接入素养、表达素养与交流素养匮乏境况下，农民成为“三农”议题数字参与中的相对弱者。通过乡村数字环境塑造、农民素养培训、多元力量共建，实现农民数字素养提升，争取网络公共空间可见和数字参与中主体性回归。关键词 农民数字素养；“三农”；公共参与；可见性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23）322-0116-12DOI:10.16607/ki.1674-6708.2023.01.003科技传播1172022 中国科技传播论坛向。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7。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提出“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增进农民福祉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8。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指出要“充分依靠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农民的数字素养是发挥农民主体性的必要支撑”9。农民数字素养培育成为建设数字乡村发展要点之一。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强调要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这一表述与中央多份文件精神一脉相承，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数字素养能力提升的紧迫性与重要性日益凸显，详见表 1。2 寻求可见性：数字时代农民实现主体性的要求2.1 作为数字时代人的基本权利的可见性在数字时代，可见性被广泛视为一种具有公共性的社会权利。2013 年，丹尼尔戴扬（DanielDayan）提出了“可见性”（visibility）的概念。戴扬指出：“可见或不可见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公众的可见性就像一个有待征服的巴士底狱。那些认为自己被剥夺了可见性的人所征服的，是他们视为人权的三项权利：1）被人看见的权利（therighttobeseen）；2）按照自己的方式被看见的权 利（therighttobeingseenontheirown表1 2018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及其他政策文件对农民数字素养培育的要求年份文件名具体内容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充分依靠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农民的数字素养是发挥农民主体性的必要支撑。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当前我国农民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能力不足，农村人才匮乏。要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发挥好农民主体作用。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到203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城乡“数字鸿沟”大幅缩小，农民数字化素养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数字乡村。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推动人才下乡。加快构建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加强数字农业农村业务培训，开展数字农业农村领域人才下乡活动，普及数字农业农村相关知识，提高“三农”干部、新型经营主体、高素质农民的数字技术应用和管理水平。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培育高素质农民。面向农民就业创业需求，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与技能培训。加快发展面向乡村的网络教育。深入实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2022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推进智慧农业发展，促进信息技术与农机农艺融合应用。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20231（上）科技传播118信息科技terms）；3）赋予他人可见性的权利（therightofconferringvisibilityonothers.）。”他认为，可见性是人人都可以主张的基本权利10。在互联网时代，赋予“可见性”的主体不再仅限于大众媒介，而是扩展到了社会个体11。周葆华等指出，弱势群体应当获得更多的可见性，也应当以自己的方式被看见，表达他们自己的主体性。随着社会与媒介技术的进步，可见性成为普通公众可接近的权利12。因此，可见性的赋权与用户自身的媒介素养紧密 相关。首先，可见性的政治性要求互联网时代的公众必须有能力获得可见性，才能实现更加充分政治参与。对可见性的控制也是数字个体对媒介与媒介逻辑的理解与控制。其政治性既包含自由言说的可见权利，也包含可见控制的数字权力。一方面，新媒体赋予更多个体实现可见性权利的机遇，可见性不再是特权或是媒体的专属，数字权力开始分散。微粒化传播时代到来，弱势群体通过可见性实现自身权利的保障。可见性既使城市青年流动群体嵌入到新的社会环境，缓解“参与式困境”13。也帮助更多女性完成自我展演，实现性别正义14。另一方面，掌控可见性的数字权力更加强大，算法和流量不断绑架和监视公众的可见1512143-152，这要求公众具有相应的可见能力加以抗衡。无论是借助可见性实现自身权利，或是警惕可见性伴生的权力威胁，都隐含着个体的数字素养和数字使用能力的前提，因此弱势群体的数字素养提升在把握数字时代可见性权利中至关重要。其次，可见性的物质性16,17既强调了可见性的物质本体性，以及其依托于网络公共基础设施的必要条件，也强调公众需要对物质媒介的熟练连接从而实现可见。中介化可见性强调媒介成为可见性实践的载体与中介，媒介化可见性强调可见性逻辑受到媒介逻辑的影响12143-152。数字个体作为积极的数字行动者以及与技术交融的媒介本身，进行中介化的过程。而这种在中介化过程中完成自身可见和赋予他者可见的状态也是数字社会的基本能力和素养之一。最后，可见性的复杂性强调可见中的遮蔽状态，胡翼青认为“媒介的呈现意味着它用高度明晰的可视性掩盖了它组织和建构世界的本质。可见性就是不可见性，解蔽就是遮蔽。”17也有学者在实际案例的探讨中指出，以短视频为主的社交媒体平台崛起，降低了信息内容生产与消费的门槛，传统意义的“眼见为实”，在以秒为计量单位的短视频文本中存在碎片化、片面化等特点，尽管短视频技术赋能使既往“不可见”的主体拥有可见的机会，但短视频的可见也存在放大、扭曲与遮蔽18。可见与不可见形成可见性的一体两面。因此，公众的媒介素养不仅在于实现自身的可见，还在于突破可见中的遮蔽，实现自身的真正展演。从媒介内容呈现的可见出发，探索其遮蔽的内容，可以探究在可见的资源中所遮蔽的媒介建构的社会秩序与存在状态。2.2 作为数字素养的必然要素的可见性数字素养是一个复杂的复合型概念，其出现与演变基于学界关注应对数字世界变革所需能力的观点变化。数字素养被 Eshet-Alkalai 界定为新兴数字环境下公民生活、学习和工作所需的生存技能，包括图片-图像素养、再创造素养、驾驭超媒体素养、信息素养、社会情感素养和实时思考技能等。Martin 和 Grudzieck 则将数字素养定义为个人正确使用数字工具和设备、利用数字资源（识别、获取、管理、整合、评估、分析）、构建新知识、创新媒体表达以及与他人沟通等的意识、态度和能力，涵盖了基本数字技能、特定情境下的数字能力和数字化创新创造能力三个不同发展阶段。欧盟于 2011 年实施“数字素养项目”，这一项目建立了数字素养框架，将素养理解为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跨学科领域复合体素养观。该框架包括信息域、交流域、内容创建域、安全意识域和问题解决域五个“素养领域”19。有学者认为数字能力囊括信息素养（InformationLiteracy）、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计算机素养（ComputerLiteracy、ICTLiteracy）、网络素养（InternetLiteracy、NetworkLiteracy）、数字素养（DigitalLiteracy、E-Literacy）20。也有学者指出数字素养的培育带有鲜明政治性。数字素养运动不能不考虑涉及美好社会的本质和教育制度的目的这些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和哲学问题。数字素养并不是关乎掌握设备的操作技能，而是涉及 21 世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大问题21。数字素养的概念复杂多样，但都是基于数字时代对数字个体所需能力的阐述，成为所谓的“元素养”22。而数字素养的培育也被视为弥合数字鸿沟的重要方式之一23。农村数字素养的研究则更偏向实用主义，数字素养培育与农村数字发展，包括政治参与、经济发展等紧密相关。苏岚岚等提出数字化教育显著促进农民数字素养积累，且数字素养对数字化教育影响农民参与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出行及数字生活参与度均发挥部分中介作 科技传播1192022 中国科技传播论坛用24。要提升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数字化创意素养、数字化专门素养和数字化安全素养为表征的农民综合数字素养水平，促进数字乡村发展，提升农村发展质量，促进更多农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2427-40。综上，可见的不仅仅是对象本身,也包括那些使可见成为可能的条件11146-153。其中，数字素养不仅关乎对象本身，也是使可见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之一。数字素养概念是指在数字社会中利用数字设备实现自身数字生存与数字发展的综合性能力。其中，本文所指向的数字素养强调在数字时代，数字媒介技术以及应用技术的数字个体，通过其中介化角色达成对外沟通，自我展演，公共参与和意见表达，也即可见性的实现。从主动性来说，农民的数字素养成为可见性生成的可供性，可见性的生成依赖于媒介178-19，农民通过其数字使用素养，实现了与异质网络的接驳，成为行动者，这是农民作为数字网络中媒介构成的理想情形。因此，农民对于自身可见性的寻求，既是维护自身数字权利的基本诉求之一，也是对数字素养提升的目标之一。数字素养培育是长期议题，通过农民数字素养的培育实现可见性的部分可控和数字发展的自主性，提升农民数字生存与发展能力，适应数字乡村的建设要求，为完成城乡一体化进程提供人力保障。本研究结合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农民数字可见性的主体性进行分析，即“三农”议题下，农民是否在公共议题讨论的可见权利争夺中处于弱势，成为“数字弱势群体”？通过这种对其处境的描述，分析数字鸿沟中农民缺乏的数字素养，并为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扶助农村数字弱势群体提供依据，这也是农民数字素养研究希望实现的社会意义。具体来说，就是依循戴扬对可见性权利的三种层次划分，理解三种权利所对应的农民在“三农”议题中的三种存在状态和叙事能力，即农民在他者视野中的可见与存在状态是什么？农民以自己方式呈现的存在状态是什么？以及农民赋予他人可见过程中的存在状态是什么？3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可见性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对可见性的分析既有基于量化的，又有基于权力批判视角的，更有基于媒介主体性进行的研究。“可见性是一种存在的状态”178-19，尽管采用量化研究的分析方法，但研究目的不止于在功能主义视角下调查到达度和能见度，也不是理论视角下的媒介分析。而是希望描绘农民在行动者网络和媒介体系中的角色和存在状态，以及其与“三农”议题中与行动网络各要素间的关系，以公共性作为研究起点。通过对既有数据进行描述性概率分析与交叉分析，从公共性视角出发，透视数据背后农民的网络社会生存状态和可见逻辑，呈现农民在行动者网络的行动角色，分析其作为可见性主体的数字公共参与能力，以及其内化的社会权力结构。换言之，通过公共议题中农民可见性的数字呈现，了解农民在数字时代公共议题中的存在形式，农民如何被展演、认识，并生成既定认知框架和可见秩序，又有哪些事实被可见性所 遮蔽。从研究范围的选择来看，视频传播成为数字时代的重要传播平台，通过物质性空间的构筑与社交性空间的再造，短视频平台实现了可见性空间的生产25。农民群体成为视频平台的重要用户。其中，中长视频能够更显著地呈现内容观点，在中长视频平台中，西瓜视频 App 开辟了“三农”专栏，在用户基数，使用时长等方面具有典型性。研究将以西瓜视频作为中长视频的代表，对其“青储小麦”这一“三农”议题内容中农民的可见性进行分析。在研究时间选择上，通过对“青储小麦”进行百度指数检索，从图 1 可以发现，该议题主要集中于 2022 年 5 月，因此，对 5 月西瓜视频平台的内容进行细化分析。在自媒体视频平台中，对同一议题的账号主体各不相同，同一账号的内容呈现也不尽相同，对可见性的考察需要对具体议题具体分析。通过以“青储小麦”为关键词，对相关内容进行甄别。在西瓜视频进行搜索获得 198 条内容，通过筛选，获得174 条有效视频。针对 174 条视频中农民的可见程度，结合戴扬对可见性的三个维度的划分，对农民在公共议题中可见性的测量包括农民自身对可见性的寻求、他者对农民形象的再现以及农民对他者的可见性赋予。本研究团队两名编码员对视频内容及相应账号主体信息进行以下几个维度的编码：一是“账号分类”，即“三农”议题中存在哪些账号分类？农民主体的账号又有哪些分类？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对账号内容的分类以账号本身的内容和定位为主、账号名称为辅作为标准，将账号分为农民自媒体，农业相关行业自媒体，名人或学者自媒体，传统媒体以及其他媒体。其中，农民自媒体的账号主体为居住在农村，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民，以展示乡村生活为主要账号内容的自媒体账号；农业相关行业自媒体的账号主体为从事农业相关行业生产20231（上）科技传播120信息科技生活的个体；名人或学者的账号主体为具备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学者或者社会名人。二是“观点呈现”，不同账号以何种方式呈现农民观点？农民观点呈现有何种形式？三是“能见程度”，“三农”议题中不同账号的能见程度是什么？通过信度分析公式，两位编码员在账号分类，农民观点两个类目的信度为0.97，具备可信度。4 研究发现通过对西瓜视频中“青储小麦”这一“三农”议题关键词的搜索整理，各个账号的能见度样本频次见表 2。可以发现，在“青储小麦”相关议题中，发声的农民自媒体占总体媒体的 16%，头部影响力的农民自媒体为头部影响力自媒体的 18%。而其他类媒体（营销号和生活类个人自媒体）占总体比重比较高，为 67%。对农民自媒体来说，头部播放量的账号占比为10%，末部播放仅有一个，在中部和尾部播放量的账号占比最高，为 85%。就赞同数而言，农民自媒体的中部和尾部的赞同占比也较之头部和末部高。头部与中部粉丝数（影响力）的账号占比较高，占总体发声农民自媒体的 82%，进一步发现农民中的大V 在本次“三农”议题中有更多发声。在头部播放量的视频中，农民自媒体发布的青储小麦视频仅占13%，但在头部点赞视频中，农民自媒体的视频占到42%。就农民自媒体自身获得的可见性而言，其影响力与能见度存在一定差异。除农民自媒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自媒体在该议题的能见度高于农民自媒体的能见度，就头部播放来说，该类自媒体占比该层次的 86%，中部和尾部占比 82%，占据该播放层次的多数观看，农民自媒体所占总体能见度比值较低。表2 不同类型媒体的影响力、能见度交叉描述分析具体分类农民自媒体名人或学者农业相关行业传统媒体其他总计总计289164117174播放/观看头部35111323中部132612749尾部112527191微可见/不可见1040611点赞头部310037中部14111421尾部21412275114微可见/不可见30312532粉丝数头部128743465中部111902950尾部40003236微影响力/无影响力10002223就呈现的观点类型而言，存在同一账号呈现多种类型观点的情形。其中，农民自媒体对农民直接观点的呈现率较高，但也存在代表乃至遮蔽部分农民观点的情形。50%以上的农业相关自媒体代表推测农民观点来进行观点呈现。非农民自媒体中，传统媒体完全没有出现农民观点，其他类媒体更多的图1 “青储小麦”百度指数搜索指数科技传播1212022 中国科技传播论坛代表农民以及未出现农民观点。非农民自媒体对农民直接观点的总体呈现概率仅 29.7%，在对“青储小麦”这一议题的讨论中，农民是农民直接观点的呈现者，在“三农”议题的公共讨论中，他者赋予农民能见度的可能性远低于农民以自己方式获得能见度的可能性。整体来看，农民观点的出现频率为60.6%，但农民直接观点和间接观点的出现频率仅占22.5%，农民观点可见性的获取中，农民自身的自主性较低，更多的是他者对农民观点的代表或推测 观点。有趣的是，可以发现部分自媒体的账号定位非农民自媒体，但在“青储小麦”这一视频中有 11个账号提出其背后的视频创作者为农民，11 个视频创作者以“农民的儿子”等表述展示农二代身份以期实现传者与受者间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共鸣。因此，结合整体数据中的农民账号主体和账号分类，可进一步分析其对农民观点可见的展示策略，详见表 3。依据表 3 所示，主体为农民或者“农二代”的账号中，对农民直接观点的呈现比例高于与农民或农业无关的账号。与农业无关的自媒体中，有部分账号提供农民发声机会，赋予其直接观点的可见，表3 不同账号类型与账号主体呈现农民观点类型交叉描述分析农民直接观点农民间接观点代表或推测农民观点 未出现农民观点总计总计37158891231账号类型农民自媒体呈现观点26310140农民自媒体中的观点在不同观点类型中的比例70.3%20%11.3%1.1%不同类型观点在农民自媒体呈现观点中的比例65%7.5%25%2.5%农业相关行业呈现观点339924农业相关自媒体中的观点在不同观点类型中比例8.1%20%10.2%9.9%不同类型观点在农业相关自媒体呈现观点中的比例12.5%12.5%37.5%37.5%名人或学者呈现观点105612学者自媒体中的观点在不同观点类型中的比例2.7%0%5.7%6.6%不同观点在学者自媒体呈现观点中的比例8.3%0%41.7%50%传统媒体呈现观点00044传统媒体中的观点在不同观点类型中的比例0%0%0%4.4%不同观点在农民自媒体呈现观点中的比例0%0%0%100%其他呈现观点796471151其他自媒体中的观点在不同观点类型中的比例18.9%60%72.7%78%不同观点在其他自媒体呈现观点中的比例4.6%6%42.4%47%账号主体（非农民自媒体）账号主体为农二代027413农二代账号在不同观点类型中的比例0%13.3%8%4%（非农民自媒体）账号主体为农民718016农民账号在不同观点类型中的比例19%7%9%0%20231（上）科技传播122信息科技却也在代表农民观点的类别中占据较高比例，并以此遮蔽了农民的直接观点。如，账号主体“我和你5674”根据账号内容分类为农民自媒体，但其表现方式仅为网络视频，未出现任何自身及他者的观点。还有账号主体为农民，但代表他者观点的现象，使得农民账号也存在遮蔽农民直接观点的场景。5 讨论：可见的农民观点与主体隐匿中的参与弱者被可见性遮蔽的不可见状态是受制于表达素养缺失的隐蔽的不可见。“可见性所能呈现的只是媒介能够呈现和获准呈现的向面，而这种呈现必然导致其他向面的遮蔽。当我们看到信息传递的效果和功能，媒介建构社会秩序的“自我显现”就会被遮蔽；当我们体验到某些元素的显现时，就意味着其他元素的隐逸。”178-19农民在可见参与的过程中，受到了主体隐匿的威胁。5.1 他者“拟真”的展演奇观从戴扬的可见性权利来看，农民获得了他者赋予的可见权利，在此过程中，农民观点是他者展演的对象。农民的直接、间接和被代表的观点接近所有观点内容的 61%，农民观点作为被展演的对象，成为可见世界的一部分。“媒介将世界转化成可见性，把看的主体抛入可见世界之中，同时又将它们变成互相反映、互相建构的存在。”178-19农民的观点构建起整体“青储小麦”议题的重要内容，成为可见整体的构成要件，农民的立场与视角成为对该议题关注群体的“共情”对象。“传播首先是一种人们共享的共一现身情态”178-19在对农民观点的代表性表达中，使农民观点在集体的意志中得以显现。但是，回归到公共参与的主体性审视，农民公共参与的主体性被遮蔽。他者展演中的农民观点“可见”是一种观点的“拟真”，“拟真不同于虚构（fiction）或者谎言（lie），它不仅把一种缺席（absence）表现为一种存在（presence），把想象（imaginary）表现为真实（real），而且也潜在削弱任何与真实的对比，把真实同化于它的自身之中”26。“拟态环境”中的观点可见尚且有现实参照物，而“拟真”的观点在展演过程中只是真实农民观点的幻化，在观点意见趋同，现实场景可以推测的情况下，其观点可能与真实可见的农民观点相近。但确实未直接展现农民真实观点的言说主体。主体性意义上的公共参与被商品社会的流量争夺所淹没，在涉及“三农”议题的公共讨论中，农民作为与之关联最为密切的群体，没有获得实质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内自主表达的可见性权利，而是成为被代表，被符号化的一员，体现为相对的数字弱势群体。底层群体在作为意见领袖（或大V群体）的“追随者”而存在，常常是被关注的弱势群体或需要“被发声”的对象，也是网络舆论场中被解构的话题符号、被叙事的“客体”对象。这种语境下，农民观点的表层可见遮蔽了农民主体性主导下的实质“可见性”。5.2 自我“展演”的多重可能戴扬指出以自己方式实现可见是可见的另一种形式，而视频社交平台的出现提供给农民自我展演的机遇。在对“青储小麦”议题的讨论中，农民自媒体、农业相关自媒体（亲缘、业缘、地缘）、农民运营的营销号等农民主体以多种方式塑造了对农民形象和实现农民自身观点的可见。农民参与、运营自媒体成为农民实现自我展演，以自己方式获得可见性权利的窗口和途径。在自我展演过程中，通过可见性获得主体性。公共空间赋权强调弱者自我赋权，赋权从“为弱者的传播”转变为“弱者的传播”，弱者的内部性、关系性和能动性得到重视和强调27。通过自我言说和自我展演1486-96，作为传统意义上可见弱者的农民在吸引可见的同时，获得了以自己方式呈现可见性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一种除农民自媒体之外的新的展演可能。即在“三农”议题中，农民借助营销号实现自身观点的可见。这类以农民身份作为身份认同和“流量”助力的账号主体，利用其他内容累积获得的影响力，在营销号积极发声，获取可见性。如博主“古今说古今”说：“本人来自农村，还是农村户口，家有三亩多地，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儿子。”“村夫陋语”说：“我在农村生活了 30 多年，家里种的最多的就是小麦玉米。”这些账号的视频账号呈现主要为电子合成音，其账号定位不明确，更偏向于营销号的呈现方式，但在该议题中以农民身份发声。农民的发声在“三农”议题中弥足珍贵，也反映出农民在发声过程中的诸多困境。农民自媒体仅占所有自媒体比例的 16%，且仅有三个视频拥有头部播放量。实际参与该“三农”议题的农民较少，出现的农民自媒体，特别是作为大 V 的农民自媒体成为群体符号，代表整体农民群体，同时遮蔽了农民中数字弱势群体的可见性。阿伦特强调“自由言说”的一个前提是互相“看见”28，但农民运营的营销号依附于集体创作的流水线的内容加工，削减科技传播1232022 中国科技传播论坛了内容观点本身的价值，单一、粗糙、模式化的网络视频剪辑使农民在观点不可见的同时也失去形象进一步展演的可能。“萨特把看描述成个体与他人、与世界的直接相遇，发生在个体意识到自己被看见的那一刻。被可能存在的人看到的永久可能性。个体的存在依赖与他者存在的可能。”178-19营销号通过剪辑网络视频发布内容，客观上为其自身追逐流量，虽然账号主体与农业相关度较低，但可视为从他者视角赋予观点可见。5.3 农民赋予可见过程的展演无力农民自媒体以及农业相关从业者的自媒体内容中都存在展演他者的情形。尽管数量较少，但展示了农民借助数字化手段帮助他者参与公共议题的可能。赋予他人可见的可能性映射出农民自媒体对“可见性”的“可供性”，拥有一定影响力和数字使用技术的“新农人”在返乡创业以及从农业到视频行业转型过程中，或成为可见性较低的农民主体的意见中介，或成为农民群体的意见领袖，赋予农民身份符号群体可见权利。如“农田耕者”“新疆三瑞”“硕小果生活日记”等农业或农业相关博主都对本地农民进行采访，赋予了农民一定程度的可 见性。这种可见性的赋予在三重维度上剥夺了农民实现公共议题可见参与的主体性。首先，中视频体量无法赋予足够丰富、全面的农民可见性，视频中获得可见性的农民遮蔽了没有被呈现的大多数，即无法参与可见的数字弱势群体。其次，短时、碎片的内容观点无法过多与呈现主体产生关联，在碎片化观点整合中与账号主体产生关联，被展现和赋予可见性的农民主体未形成完整的主体性，而是依附于数字强者，即账号运营者的主体性。最后，农民自媒体在直接呈现自身观点的同时，通过身份符号对沉默的大多数进行代表，使“拟真”的观点变得更为隐匿，更加彻底地掩盖未能获得可见的多数农民的存在本身。6 隐匿的可见：农民数字叙事的素养困境理论上农民应该是数字网络中具有主体性的行动者，但其在数字内容生产、主体性呈现与数字参与方面的不足，凸显了其在数字叙事方面的素养困境，透过相关议题的公共讨论中农民的实然能力及其权利困境分析，能够进一步厘清数字弱势群体数字素养培育的方向与路径。6.1 数字接入困境：可见性缺失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非网民仍以农村地区为主，占比 54.9%。农村地区农民的网络接入率有限，接入沟成为农村数字鸿沟的显著表征。农村数字发展水平的既有差异阻碍了农民获得数字可见性的基本可能。在此基础上，对数字网络视频平台的接入沟则更加大了农民自媒体获得可见的难度。对处于相对弱势的数字个体而言，个体农民与可见性的物质性剥离使其丧失了以自己方式实现可见性的基本权利。换言之，数字接入沟的存在使农民在获得可见性层面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农民中的弱势个体受制于经济、设施等条件，无法实现对数字设备的接入。“媒介在成为媒介的同时，也将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等元素组合成社会行动和不断变动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媒介让人与对象物在媒介的中介下相互嵌入，形成一个生成性和不确定性的整体。”178-19农民中的数字弱势个体面对接入沟的阻隔无法实现与媒介紧密关联，成为沉默的观看者而非言说的主体，是行动者网络之外的第三者，被隐没在众多观点与点赞的数据之中。即便在农民观点的间接表述中，表达观点的农民没有实现自身形象的真正可见，而是通过视频创作者和物质性媒介的双重中介，被隔离于数字互动网络之外。农民观点可见性本身成为视频博主获得可见性的一种中介，农民自身中介能力的缺失使其在中介博主与观众间被隐匿。除客观条件造成的接入沟，农民自身建立数字具身的能力也成为一种必要的数字素养，即通过建立自己的视频社交账号，实现观点可见的能力。农民建立账号、运营账号的能力困境造就了其对“三农”议题数字参与的接入困境。随着数字设备的普及，农民与媒介的紧密关联是以物质性方式获得可见性的基本条件，通过视频社交平台实现对社会事件的参与，完成自身的可见成为数字社会的基本媒介素养。获得可见在技术的便捷化普及中成为数字居民的基本生存能力之一。媒介素养的缺失，使得个体农民主动或被动地失去了获得可见性的 权利。首先，如图 2 所示，农民自媒体所占比例的微弱反映出“三农”议题中农民主动参与的能力弱。在图 2 中可以发现，只有少数农民有能力独立且成功运营农民自媒体，并将之运用于“三农”议题的讨论中。同时在“青储小麦”议题中，科普面向的视频，以及简单梳理事实的营销号占据大量比例，稀释了农民自媒体、农业相关媒体等账号主体视频内容的能见度。独立运营的农民自媒体在运营推广能力、数字资源接驳能力等处于弱势，而大量 MCN20231（上）科技传播124信息科技公司所运营的“他者”账号以其数量优势遮蔽了农民自媒体获得可见性的机会。图2 各类自媒体数量及比例其次，农民本身在接入数字平台中所展现的数字参与意愿的缺失也造就了数字接入沟。代表农民意愿发声的自媒体消磨了农民数字参与的主动性和主体性。这是更应该值得警惕的，农民的可见性既不能被偷换概念为农民自媒体账号的可见性，也不能在被代表中失去了农民自身参与表达的可贵。这三点有着本质的区别，错误认知的存在会剥夺作为数字弱势群体的绝大多数农民的可见。在短视频平台和内容言说者的双重中介下，建构起来的农民形象被看作是农民本身，在被中介和被言说中，可见的状态重新被塑造，农民主体的可见性权利被隐没。6.2 数字表达困境：可见性遮蔽农民自媒体的表达能力缺失成为其失去可见性的另一种素养缺失。第一，农民自媒体对公共议题的表达能力有所欠缺，使自身微弱的可见在信息爆炸中被淹没。农民自媒体实现了自身“自由言说”的可见，但其议题聚焦流于表面，内容输出并不稳定。大部分农民自媒体并没有呈现出赋予他者可见的主动愿望，没有在表达中实现农村自媒体的中介功能。在农民自媒体的内容呈现中，仅有 3 个账号通过采访等形式赋予他者形象和观点的可见，占农民自媒体总数的10%，其中，并没有头部粉丝数的农民自媒体，农民大 V 赋予他者可见性的意识缺失。在赋予他者可见的 3 个博主中，“硕小果生活日记”粉丝数最少，但播放与点赞量最高，她通过采访自己亲人，在一问一答中赋予母亲可见性。博主“利哥利嫂”则通过在田间偶遇农民进行闲聊，从而呈现农民观点。“浇地浇的累不累？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种地了，你在家还种地啊兄弟。吃饭了没，种个地真不容易。网上好多种青储小麦的知道不。对那有啥看法没。好多都指责农民浪费粮食。你希望这个粮食价格比以往要高不高？”可以看出博主在尽力与其他农民进行互动，赋予他者可见，但其采访和表达比较生硬，农民回答只有“恩，是，辛苦”等回答。“豫家小霞”采访了同村老会计，但其采访过程比较混乱，也并没有给老人的方言表达配合字幕进行展示。可以发现，部分农民自媒体有意愿赋予其他农民可见性，但是这个过程并不专业，因此其内容呈现的效果不佳。农民自身赋予他者可见性的能力做为新的数字媒介素养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详见表 4。表4 赋予他者可见的农民自媒体账号在该议题中的影响力硕小果生活日记利哥利嫂豫家小霞粉丝数2538 4766.9万播放3万1 8764 808点赞35513105第二，可见的农民观点也存在遮蔽。农民自媒体有条件实现更好的对他者可见性的赋予，但其表达素养的困境遮蔽本应能够实现的农民可见性。农民自媒体同样作为他者对农民观点进行代表或推测，农民作为被叙事的客体，成为一种身份符号与神话叙事。博主“利哥利嫂”在画面表达上确实与其他农民进行互动，但在实际的内容输出中始终是引导性问题，农民实际上并没有实现自身观点的可见。此外，其他农民自媒体如“豫见娜娜”说“就像我妈说的，粮食是每天都要吃的”，博主“闲人说实事”说“之所以很多农民认为，卖青储小麦的价格高，是因为他们和去年的小麦价格比较”，博主“农人党哥”说“很多咱们老乡都愿意像这样卖”。可以发现，即便在农民视频中，其他农民的观点也在被代表。在观点的“拟真”中，农民被剥离于数字行动者网络之外，无法真正表达自身的观点，农民始终没有真正实现对可见性的参与，他者在赋予可见性的过程剥夺了其获得真正可见性的权利。6.3 数字交流困境：可见性剥夺在公共信息空间，农民作为主体的消失成为第三种不可见情形，也就是与之对话的农民对象在传播网络中消失。农民寻求可见性的努力在交流能力的缺失中被剥夺。首先，在媒介化社会，特别是平台型媒体构建的全景监狱，农民的不可见和主体性的遮蔽成为集体意见表达中无意识的权力共谋，农民无力在这种权力共谋中与他者对话，他者的可见呈现了农民的不可见。“某平台流传着青储小麦的视频，引发舆论关科技传播1252022 中国科技传播论坛注。视频中，收割机正在收割尚未成熟的小麦。”这是大部分“青储小麦”议题相关视频的内容介绍。这个过程中，收割青储的农民本身却失去了可见性。在 174 条青储小麦视频中，仅有“一个人顶起一片天”作为农业相关行业从事者，通过转述的方式呈现了当事人的观点。“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每年都要回去帮忙收小麦，我妈说今年你们都不用回来了，来了个大老板收这种小麦，钱的特别多。我们家地很少，外面打工赚的比种地多，回来收还耽误活损失钱。我妈说我们是农民，什么都不要地都不能不要，如果都不种地那吃什么。为啥这回转变思想卖（青储）了呢，我妈说大队都卖了，要是不卖小麦都被人偷走了。大家都卖了，都做青储了，个人不做也不行。这些也可以给我们农民多一点收入。”此外，在所有相关“青储小麦”议题的讨论中，该话题最初的发布、参与青储小麦的农民主体消失，成为叙事中的他者。相关的对话和讨论成为无关者的权力共谋，农民在自身交流能力的缺失中被迫失去了可见性。作为被评论的对象，所有人都与之交互，但所有人都没有真正实现交互。或者说，只是在于农民展现的可见性（或部分可见内容）进行农民在寻求可见的过程中被反对的声音抹去可见。这种困境的基点在于农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文化内涵受到数字技术的冲击，在被迫可见中出现了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困境，成为数字化和智能世界的边缘个体。网络带来的跨空间融合使农民在数字化生活中逐渐失去自主性，数字化成为一种被动的趋势。表达和沟通素养的缺失加剧了这一状况，农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