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韶》为代表的西周乐舞政教功能辨析_郭瀚繁.pdf

舞蹈学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以韶为代表的西周乐舞政教功能辨析郭瀚繁 摘 要 以西周为代表的先秦艺术受其社会意识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整体性，由于“礼”的规范，乐舞在艺术性之外承担着远大于本体的功利目的和象征意义。以 韶 为代表的“六乐”是西周“制礼作乐”下极具代表性的产物，其不仅本身呈现出“尽善尽美”的最高审美典范，且作为“六乐”之重要组成部分，具备了高于艺术本身的社会功能。本文以西周“六乐”中代表性乐舞 韶 为研究对象，对先秦儒家所尊崇的西周乐舞政教功能进行辨析，探究西周乐舞“审乐以知政”“与政通矣”的政治寓意，以及“德治”下“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西周乐舞的政教性，是外在行为与内在心灵的双重作用，乐舞在纪功德、成教化、助人伦、美德操、易风俗的政教性中不断发展、壮大。关键词 西周乐舞韶 政治寓意 教化功能 政教性西周由于“礼”的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思想等受到制约，乐舞也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并未脱离与社会的联系，因此承担着远大于艺术本体的功利目的和象征意义 政治寓意的表达、教化功能的展现、伦理等级对形式的规定等，种种因素使乐舞具备庄严、肃穆的等级规范，构成西周乐舞审美意识的生成机制。以 韶 为代表的“六乐”是西周“制礼作乐”体制下极具代表性的产物，其不仅本身呈现出“尽善尽美”的最高审美典范，且与其他五个乐舞一起，呈现出高于艺术本身的社会功能，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政教功能。因此，本文对于 韶 探讨，不仅局限于其艺术本身，而是契合中国早期艺术与社会文化浑融、驳杂的历史现状，对其功能价值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另一方面也未局限于音乐这一领域，而是紧扣“乐”的综合性特质，从乐舞的呈现方式上论述 韶 的文化形态及其社会功能。一、西周礼仪乐舞之目的：“审乐以知政”“与政通矣”“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西周乐舞的文化形态与社会功能也必然带有统治阶级烙印。政教性作为西周宫廷文化的鲜明反映，其内涵影响着乐舞的审美意识与审美风格。在那个凡谈“艺”必涉及“内容”“寓意”“功能”的时代，政教性在乐舞中表现为：目的 政治特性，以及功能 教化特性。西周是先秦儒家关于政治的最高理想典型，现在看来，儒家对回到西周“制礼作乐”的愿望虽为易碎的乌托邦梦，但却由此显示出那个“礼未崩，乐未坏”时代所成就的礼乐政治有何其强大的作用与影响。西周政治是在“礼”的作用下，以“乐”调和的礼乐政治，乐舞的政治性是宫廷艺术存在的主要目的，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政治特性对乐舞的作用，即“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 功 大 者，其 乐 备，其 治 辩 者，其 礼具”。所谓“功成作乐”，即统治阶级根据“功”的大小、多少来创制乐舞，据孔颖达疏，“功成”即以天子为核心的统治阶级之功绩达成；所谓“作”，即“动用”之意，“乐者阳也，动作倡始，故言作也”。因此，“功成作乐”意为“王者先王之功，由民所乐，故功成命而作乐，以应民所乐之心。”可见，“作乐”的前提是“功成”，“功成”为“作乐”的重要动因。西周以统治阶级的功绩成果、政治举措、典礼仪式来DOI:10.16230/ki.yyxb.2022.04.023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干预“乐”的创制，这些附着在艺术之上的寓意与其相互纠葛，致使其乐舞艺术无法取得独立形式，而成为统治阶级宣扬政治特性的工具。由于“功成”的创制目的，乐舞艺术在内容、风格、意识上表现出政治性，此为艺术的政治化。二是乐舞反作用于政治，西周乐舞的目的为实现政治的象征性、隐喻性表达。“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所谓“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根据郑玄注“听乐而知政之得失，则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礼也。”“乐”因为“功”的干预和影响，从思想内容和风格形式上反映出政治特性，那么相反，通过“审乐”，可观该社会的“政”是安定清明还是秽乱倾颓，由“审乐”来“观政”，以此判定“治道”是否“备”矣，国家是否达到“政善乐和”。西周乐舞内涵丰富，外延广阔，艺术性与审美性囊括进政治寓意中，乐舞整体首先要符合形式上的“礼制”与内容上的政治寓意，其次才可探及艺术的内在本体。所以说，乐舞在所谓政治寓意的“干预”下，所呈现出的特质恰恰反过来又为政治来进行隐喻表达，此为政治艺术化。西周乐舞正是在这样一种紧密联系里不断发展，很难将艺术与政治完全割裂开来。政治作为手段作用着“乐”的生成，而“乐”的形成反过来又成为政治寓意的象征体。乐记 中有一段话可以佐证这种交织复杂的关系，“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治世”下“安以乐”，继而“其政和”，即在太平盛世之下的音乐，必然显现出安静、祥和、愉快、欢乐，与之对应的政治亦必然是宽和的。“乱世”下的音乐表现为“怨以怒”，继而“其政乖”，祸乱时期的音乐必然是怨恨与愤怒的，对应乖僻的政治情形。最后，国之将亡，音乐则变得悲哀与惆怅，而国不在，政亦不存，剩下的，只有百姓黎民的流离困苦。该表述较全面地阐释了“乐”与政治的交织关系：首先，“治世”“乱世”“亡国”为政治环境与政治前提，在这一前提下，“乐”表现出对应政治环境“干预”下的风格特性，即“安以乐”“怨以怒”“哀以思”，这是政治性对“乐”的作用。正因为“安以乐”“怨以怒”“哀以思”的风格特性，由此对应产生对政治的隐喻，即“其政和”“其政乖”“其民困”。在此，环境：“治世”“乱世”“亡国”，乐舞表现：“安以乐”“怨以怒”“哀以思”，所致结果：“其政和”“其政乖”“其民困”一一对应。西周已深刻意识到“乐”与政治的紧密对应关系，并以此得出结论：“与政通矣”。这便是西周乐舞艺术创作、存在、表现之目的：在“礼”的作用下“与政通”。二、以 韶 为代表的西周乐舞政治寓意西周的政治环境赋予了乐舞超越本体的意义，造就其在政治功用中的特殊作用，乐舞的本体让位于内容，乐音或肢体并未成为主体，而是透过内容表达“象功”之寓意。班固 白虎通义礼乐 云：“歌者在堂上，舞者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杜佑 通典乐序 云：“舞也者动其容，象其事。表兴王之盛烈。”可见，古人对宫廷乐舞象功寓意的认同。以 韶 为代表的西周宫廷乐舞政治特性，大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韶 功能寓意的丰富与转化西周将前代五个代表性乐舞：云门 大章大韶 大夏 大濩 进行归类整理，加之自己创作的 大武，组成“六乐”，借此宣扬统治者的政绩功德、实施乐教功能。从“六乐”整理编创的过程可知，其一，它是西周经过系统化、体系化整理，并实施到统治的各个方面，由此成为西周礼乐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由对前代乐舞的吸收整理看到，乐舞的政治寓意与“象功”目的贯穿了前代，只是到西周才有明确定性。以 韶 产生为例，韶 的创制者为舜，相传舜是一位仁德孝廉的首领，以二十三弦瑟对前代的 九招 六列 六英 进行增修，“以明帝德”，同时还创制乐舞 大韶，据 帝王世纪 中 大韶 的描述：“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为服，以六律五声协治乃作 大韶 之乐，箫韶 九 成，凤 凰 来 仪，击 石 拊 石，百 兽 率舞。”尚书舜典 对 韶 的乐舞场景亦总结为：“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由以上记载可知，韶 表现出音乐、舞蹈相和的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呈现形式。据孔颖达正义，在八音中，唯以石磬之音最清，故 韶 以磬鸣之，至于击磬的力度有大小，击为重击，拊为轻击，韶 即通过击打石磬的强弱轻重来制造美妙的乐音，是为“击石拊石”。而“百兽率舞”据孔颖达言，意即“以作动物”“鸟兽跄跄”，人、神对乐音（艺术）的感知较为容易，但鸟兽却相对困难，而韶 的艺术性能达到鸟兽皆能感知，并“相率而舞”，可见是何等人、神、鸟兽合一之场景。“百兽率舞”虽有比喻、夸张之意，但也以此表明 韶 所达到的艺术境界，另从政治寓意角度看，也侧面说明了帝舜的仁德涉及到鸟兽（“言帝德及鸟兽也”）。大韶 为西周“六乐”中“文舞”的代表作，众学者大家推崇备至，孔子观完后“三月不知肉味”，季札观了后认为“观止矣”。可见，大韶 深刻的内容与完备的形式。早在 云门 伊始，人们便有为首领“表功德”的意识，云门 大咸 大韶 大夏大濩 大武 六个乐舞的创制目的即为表示统治者“功成作乐”。周礼春官大司乐 认为“六乐”的创制寓意为：云门：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类。咸池：言其德无所不施。大韶：言其德能韶尧之道也。大夏：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国也。大濩：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子得其所也。大武：武王伐纣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由“大司乐”论述可知，六个乐舞以歌颂对应时期统治者的仁德功绩或杀伐武功为主要内容。“功成作乐”之“功”代表“功绩”，包括仁德清明与伐戮果决，根据“功”之具体内容来“作”不同风格形态的“乐”，可以说，“功成作乐”代表了先秦乐舞的创作形态。如果说西周以前，统治阶级乐舞是“功成作乐”的话，那么到了西周，在“功成作乐”的基础上加入了更为系统化、规范化的“制礼作乐”。乐舞在“象功”的政治寓意中有了“礼”的规范与限制。周礼春官大司乐 中对“六大舞”有明确规定：乃奏黄钟，歌大吕，舞 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应钟，舞 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 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 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 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 大武，以享先祖。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云门 咸池 大韶 大夏 大濩 大武 六乐舞，配合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律的演奏，以及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六吕的乐歌，以舞颂祖，以舞祭成王业。由此可见，以 大韶 为代表的“六乐”经过西周的吸收、容纳、改造之后，寓意目的和服务对象已发生改变。寓意目的方面，在西周以前，韶 主要歌颂氏族首领和统治阶级之德行，而到了西周，韶 作为“六乐”组成部分，成为“制礼作乐”的产物。它依旧具备原先寓意目的，然除此之外，还因其祭祀功能而具有祈祷周之福祸的宗教寓意。就服务对象上，西周以前，韶 的服务对象为对应时期的帝舜，而到了西周被编进“六乐”之后，虽然在主体内容上依旧有对帝王的歌颂与纪念，但服务的对象主体也变为西周王室。乐记 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从“功成作乐”到“制礼作乐”其实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不断规范化、系统化的过程。由帝舜的 韶 发展为“六乐”的 韶，其已由纯粹的纪功舞蹈变为整套雅舞，具备体系化、系统化，成为日后历代“功成作乐”的规定内容。因此，韶 的服务对象、目的寓意发生转变，但归根结底，政治寓意的表达与政治特性的展现却是一如既往的。易而言之，自先秦以来，乐舞内在寓意的表现均以政治纪功相关，而西周对韶 的收集整理，使该特性愈加明确，以此达到其最终目的 “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二）不同侧面的政治特性西周不仅对以 韶 为代表的“六乐”进行加工、吸收、整理，且看到因统治方式不同而影响到乐舞本身的风格表现。因此，西周根据统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治者治理天下的方式，将“六大舞”分为“文舞”“武舞”。乐府诗集 曰：“以揖让得天下，则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舞黄帝之 云门，尧之 大咸，舜之 大韶，禹之 大夏，文舞也。殷之 大濩，周之 大武，武舞也。”凡统治者以文德治天下的，乐舞归为“文舞”，凡统治者以武力征伐天下的，则乐舞归为“武舞”。“六大舞”内容表达决定相应风格形式，“文舞”者手持羽龠，体态谦恭揖让，文质彬彬，而相反，“武舞”者手持干戚，刚劲勇猛，气震山河。大韶 与 大武 被誉为“文舞”“武舞”代表，季札对两者的评价“见舞 大武 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 韶箾 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另有孔子的评价“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 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无论是“观止矣”还是“尽善尽美”，均表现出 韶 艺术性与政治性的完美融合。以 大韶 大武 为代表的“文舞”“武舞”，在祭祀、教化中各自有明确分工，两者从内容、形式、内在寓意上皆呈现出不同风格，并对后世有较为深远的影响，直至宋代宫廷雅舞中，依然保留文、武舞的风格类型划分。我们可从 宋史 对其描绘中看到两者风格的差别。宋史 所载，文、武舞表演时，“文舞”者身着冠服，左手执籥，右手执翟，以八佾舞蹈，步伐进退安徐，双手随步伐的相进合于身前两两相对作揖。“武舞”者身披巾武服，左手执干，右手执戚，舞前应先击鼓，之后舞蹈，动作疾迅刚毅，发扬韬厉，并随步伐的演进以戈盾击刺，一次击刺为一伐，四伐为一回合。虽然后世雅舞除了依然遵循“武舞”舞干戚，“文舞”舞籥翟的形式外，乐舞内容、表现手法、规模阵仗等已不具备周时面貌，但仍可感知文、武舞在舞者服装、手持道具、以及队形变换、形式呈现等方面，因所要表达之政治寓意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最终呈现两类相异的风格特色。左传成公十三年 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与“戎”的政治活动共同构筑了西周的政治体系，而这恰好决定了为其服务的雅乐舞形成两种形式 “祀”为“文舞”，“戎”为“武舞”。文、武舞作为构建西周礼乐政治的重要部分，以谦恭揖让与发扬蹈厉之风格特点表现了统治者在仁德平和与好战杀伐上的不同政治态度。因此，“六大舞”以文、武舞作为功能区分，但其乐舞本身的风格特点反过来又能印证社会政治特性的不同侧面。三、乐舞教化本质：“德治”思想下的“移风易俗”西周遵循“政学合一”“政教合一”，政与教不可分割且各自发挥职能与作用。西周乐舞的内容架构与形式展现皆表现出政治寓意，其实质是政治艺术化与艺术政治化，而“教”的存在与实施是为西周乐舞的功能化。西周重视“教化”，尤其重视“化”，毛诗序 言：“美教化，移风俗。”礼记经解 言：“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西周不言“教育”，而言“教化”，表明于统治阶级而言，“教”的实施并不以“育人”为目的，而是通过“教”的方式，达到“化”人心，从而实现“德治”下的“移风易俗”，最终构筑“礼”的伦理体系，达到“天下大治”之目的。由此可知，“化”的内涵特质比“育”要深刻、复杂得多，且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因此，以“教”为手段，以“化”为目的，从而实现乐舞文化的功能寓意，此为统治者施行教化的最终旨归。既然如此，那最能表现“以化为教”的方式必然为乐教，诗、乐、舞的怡情养性有“化”的能力，无论是“德治”的感化，还是“无为而不为”的自然、天道之“化”，均可以“乐”来施行，因此，乐教是为“化”的具体手段，“化”则表现出乐教的功能特性。乐教通过“六艺”实现教化。周礼地官保氏 曰：“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可见，“六艺”既作为教化国子的必要科目，也作为乐教的具体实施手段。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西周“艺”的概念旨征比现今“艺术”的概念更为宽泛，内容涉及礼教、乐教、射箭技能、赶车技法、造字方法、数学计算方法等众多科目，其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中“乐教”的概念更贴近于现今的“艺术教育”。因此，西周的教化体系并不仅限于乐教，因此谈到教化，并不能以“艺术”一门学科一言以蔽之，其涉及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其二，“礼、乐、射、驭、书、数”作为“六艺”之科目课程，统治者将乐教置于礼教之后，足见对乐教的重视程度。我们可从 乐记 中观乐教的文化意义，从周礼 及 礼记 的其他篇章中观乐教的实施方式。乐记 言：德胜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诚如 乐记 所言，先王 统治阶级尤为“著其教焉”，圣人“以乐声化民”，因为乐教有“调善民心”“感动人深”“使恶风移改，弊俗变易”的功用，因此先王“以其乐功如此，故先王立乐官，以乐教化焉”。这无疑肯定了艺术的感染力与渗透力。另外，乐记 尤其重视通过施行乐教来实现“德治”，两者结合，可“德胜而教尊”，于社会来说，可行道有德，政教昌隆，于民来说，可调节抑制情欲的泛滥，引导人们向着理性方向发展。因此，“乐以成其教”，即通过乐教的推行，可将宽广仁义之道理于乐中表现出来，使得人们从中观之、习之。乐记对于乐教的论述，是建立在“礼教”基础上，离不开礼乐关系。（一）乐教功能性动因分析为何统治者如此重视乐教？为何统治阶级认定“乐”这一艺术形式会具有如此大的作用，通过它的教化能够对政治体制、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有所助益？从乐教的内在性质看，缘由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乐教具有教化万民的功用，有着内容与形式的双重表达。“乐教在上古的重要地位，在于它不仅本身为重要的教育内容，而且又转化为其他教育内容的形式。”从形式上看，“乐”作为一种听觉化和视觉化结合的艺术形式，可更为明确、直观地传达政治、礼制之寓意，尤其是乐舞这一视觉性的表现形式可使寓意内涵视觉化、具象化、形态化。从内容上看，由前文可知，“乐”承载的内容为统治阶级“功成作乐”“制礼作乐”。无论从内容寓意还是外在形式，乐教均符合阶级统治目的，内外因子共同作用，承担教化万民之功能。其二，苏珊朗格言：“艺术教育就是情感教育，一个忽视艺术教育的社会就等于是使自己的情感陷入无形式的混乱状态，而一个生产低劣艺术的社会就等于使自己的情感解体，这恰好是统治者和政客们所要利用的一个主要的非理性因素。”正如上文所言，乐教作为“化”的具体手段，艺术本身所具备的感染力符合“化”的特质。以西周为代表的先秦时期，雅颂之声充当着祭祀礼仪、忆颂先祖、功定颂乐之功用，多数时候，因过于强调内容的政治化与形式的规范化，以至于在艺术风格上逐渐典雅、庄严、肃穆，但艺术特有的感染力却是制度典章无法掩盖的。祭祀先祖、功定垂成之所以要施行雅颂乐舞，国子教化之所以要以乐教为主要方式，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乐这一形式可达到“礼”与“政”所不能达到之境界 召唤人内心深处的血缘情感。宗庙之中，君臣、乡里、长幼、父子、兄弟共同听之观之，使得其沉湎于乐的感染力，进而起到“莫不合敬”“莫不和顺”“莫不和亲”的效果，最终实现“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规整森严的庙堂本给人以威严崇高之感，令人心生敬畏，但以乐之情动人，使人在理性的规矩中又得到精神感染与升华，这便是乐于礼的调和作用。（二）乐教功能目的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诗的基础上“立”了“礼”，最终“成于乐”，由此可见，乐教为先秦教化的最高标准。乐教的功能目的无外乎有二。从短期来看，通过“乐”对人的全方位教化，可达到个体之修身作用。周礼地官大司徒 言：“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乡学从三个方面：“六德”“六行”“六艺”来教化万民。在此，“六德”“六行”是礼教之要求，亦是乐教的个体目的、短期目的，即以乐 诗、乐、舞之艺术表现形式，将个人所需的道德修养相融合，在“修”“息”“游”中寓教于乐，在“德治”下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培养个人“仁”“孝”“悌”“顺”“信”等修养规范。因此，“乐”不仅满足于“极口腹耳目之欲”，而且能“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其二，从长远来看，个人的修身养性不是西周乐教的终极目的，而是以个人修养教化为基础，通过个体之“德”的提升，达到社会、国家之“德”的升华。道德教化作为政治统治的有力武器，“乐”可发挥对个体的修缮作用，“礼”可引导个体的伦理道德修养；“政”可规范个体的行为准则；“刑”可防止奸恶的发生。四者对个体各方面之规定、教化，最终可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治道”。因此，之所以说西周政治为礼乐政治，乐舞为礼乐下的政治艺术化或艺术政治化，因它为“德治”服务，通过各因素的作用，达到“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之目标。总之，就乐教的功能目的，短期目标是针对个体而言，望通过乐教以期达到个人之道德修身目的；长期目标则对社会统治而言，望通过乐教以期达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之目的。（三）“化”与“美”辨析西周虽看到“乐”的强大感染力，但在具体实施中，艺术感染力与内容形式的双重功用相比，修身之目的与统治之目的相比，还是较为重视内容形式的双重功用下对社会统治的建设作用。此种价值取向的“偏重”造成了对乐教内在认识的“失衡”。因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凝重压抑、肃穆威严的祭祀仪式场合里，在对远古先祖的崇高畏惧中，在对现世“功成作乐”的歌功颂德里，乐教发挥自身的内在特质，一遍遍实行着修身德治、平和天下之功能目的。尽管乐教有“德”“仁”“敬”“孝”等因素作用，但因社会环境、统治功用、宗教意识等方面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乐教的存在本质作为“德治”统治的有力工具，“严重地阻滞了人的美感的发展”。先秦重视乐教，并不因为“乐”之“美”的本性特质能够起到“育”的作用，而是将具有“美”之特性的“乐”当作手段工具。正因此态度，促使在教化问题的关注点上，会轻视“乐”之美的意识，而侧重于其功能作用上。但如果说仅因为目的性的“不纯”及对功能性的重视，就认为该时期轻视了美的价值，那未免有失全面。笔者承认，乐教的存在是基于统治者的政治目的，并为其服务，因此，乐教在“德治”下的移风易俗，是社会环境作用的结果。但工具化的资本与价值，是乐教本身对人的“修缮”作用以及对“美感”无意识的显露，继而有利于天下的“治”。抛开目的性不谈，乐教的“感人深”，对人的“修缮”，最后的“移风易俗”，乐教的方式、规矩、内容均在“化”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作用于西周人的行为举止、思想意识里。都说魏晋士人有桀骜风骨，而先秦之人，亦有举手投足间的雅致礼数，有谦谦君子般的气韵风度，这是乐教于人的作用。因此可看到，尽管因社会环境的影响，艺术的目的与功能难免工具化，但并未泯灭本身潜在的感染力与渗透力。乐教作为一种雅文化表征，在长期的“化”中，不仅是统治工具，更是长年累月渗透进人之血液，表现于人之气质，成为西周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生命方式。四、以 韶 为代表的乐教功能（一）从舜“教胄子”，到西周“以乐舞教国子”乐舞教育的起源很早，早在舜之前，远古氏族乐舞便具有教育功能，如表现狩猎征战的舞蹈，是为后世“武舞”之源头；如具有强健身心的“阴康氏之乐”，亦是教授人强身健体；再如众多以生产活动为目的的舞蹈等。远古乐舞更多展现出实用性的功能目的，但在具体的表现与施行中，必然会有教授的过程，这种“教授”与“传授”是无意识的，不成体系的，与之后的乐教有很大不同。到了舜，乐舞之“教”才真正透过文字记录下来，可见这时，统治者已看到乐舞的教化功能于人之作用，韶 的创制之初便与乐教功能相关。吕氏春秋察传 记载：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 正 六 律，和 五 声，以 通 八 风，而 天 下大服。”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尚书舜典 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帝舜时期，社会制度尚未完善，但仍意识到乐舞“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艺术感染力，亦能意识到，乐的教化对人、社会、天下的重要作用。诗、乐、舞三者，以“诗言志”，以“歌永言”，以“百兽率舞”，在“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中达到“神人以和”“以通八风”“天下大服”，因此，舜愿“以乐传教于天下”，愿“教胄子”。从舜对乐教的态度、认识及相关措施中，可看到“乐教”的宽泛概念。首先，乐教之“乐”具有综合性，则“乐”之教化的概念必然包含了诗歌教化、音乐教化、舞蹈教化。依据前文，三者的服务对象与服务目的相同，但就本体性而言，三者各自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乐记 言“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易言之，三者虽在心志的抒发上是一致的，但不同的是，依据各自的本体，诗以“言”来抒发其志，歌以“咏声”来吟唱其志，而舞蹈以“动”之姿态来表现其志。到西周，乐舞教化成为表现“礼”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变得系统化、体系化，概念寓意与功能目的进一步得以明确。周礼 春官 大司乐 言：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所谓“成均之法”，即“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此事已调之乐。”由 周礼 所述可知，掌成均之法的大司乐将对国子的乐教分为三部 分：乐 德 以 教 国 子 之 涵 养 道 德，即 忠（“中”）、刚柔相合（“和”）、敬（“祗”）、“有常 也”（“庸”）、善 父 母（“孝”）、善 兄 弟（“友”），这既是赋予乐舞的文化审美属性，也是西周宗法血缘关系下的要求与规范，透过此对国子的“修身”，达到个体内在道德价值体系的建构；乐语以“兴”（“以善物喻善事”）、“道”（导引）、“讽”（“不开读之”）、“诵”（“以声节之”）、“言”（发端、直言）、“语”（“和述”），既是教国子言语应答之技巧，也是对诗教、音乐教育的具体运用方式。乐舞以教国子“六大舞”，即 云门 大咸 大韶 大夏 大濩大武，由此看，周礼春官大司乐 中所谓乐教，不仅针对一门艺术形式而言，而是“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的综合性教化。乐教的涵盖范围除了具体的艺术形态 诗、乐、舞，还包括对国子涵养道德的规定，以及应答技巧的规范。最终通过从内而外，多角度、多方位的教化，可用以祭祀鬼神、天地、先祖，以及达到和睦各国友邦、和美社会万民、安定来访宾客，使人们心悦诚服，使动物繁衍生息之目的。西周“以乐舞教国子”，确立了以 韶 为首的“六乐”为主要教化内容，现在看来，其所起到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从内容上看，它既表现各个时期统治者“功成作乐”之寓意，同时又合起来共同承载西周王权统治之政治目的；从形式上看，它具有严格的规范，包括用乐制度、人数、场合等；从功能作用上看，它用于对国子的教化，用于王权贵胄们的祭祀，用于皇家宴飨。韶 作为雅乐舞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制礼作乐”的国家制度下，能以多样的功能作用对西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到影响，确为西周乐舞的重要代表。（二）乐教功能内容西周乐舞教化的对象有且只有统治阶级的贵族子弟。乐舞对国子教化有严格规定，循序渐进、分门别类，根据不同年龄、不同资历，甚至不同季节来学习相应乐舞。礼记内则 关于学舞年龄有如下记载：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 勺。成童，舞 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 大夏，惇行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孝悌，博学不教，内而不出。由此可知，孩童学习乐舞的启蒙年龄为六岁，教授内容为识数与方位名，在十三岁时开始学舞，但还不能接触“大舞”，而是教授 勺舞，即手执羽籥而舞的一种较为简单、较为容易掌握的“文舞”；在成年之后教授 象 舞，即头戴面具，手执干戈，模拟征战的一种“武舞”。在对这两种舞蹈有了较为熟练的掌握之后，于二十成人时，“血气强盛，无虑伤损”，才有资格学习掌握 大夏 之类的“六大舞”。可见，至大夏，学子应具备深厚的习舞基础，且不仅是单纯的教授舞蹈，而是包含了一整套相应的仪礼。乐舞教化内容还因季节的变化而调整，礼记文王世子 曰：“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籥师学戈，籥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教授世子、学士乐舞时，“四时各有所宜学”，即在春、夏季节学干戈之“武舞”，于秋冬之时学羽籥之“文舞”。至于乐舞内容与季节的关系，根据郑玄所著，春时万物萌生，所以象干，可以捍难；夏时万物健壮，枝繁叶茂，故其枝叶犹如戟；春夏时节“阳气发动”，舞蹈“用动作之时学之”，所以春夏时节舞 大武 时，以干配戚，舞“小舞”时，以干配戈。秋时“体成文章”，冬时“万物藏于中”，秋冬时节寒冷宁静，舞蹈“用安静之时学之”，故以羽籥舞 大韶 为主要教习内容。因此，在季节性上，主要是“秋冬羽籥同教，春夏亦同教干戈”。另，在春夏季与秋冬季入学时，均有一系列较为规范的仪式，春官应先祭奠先师，并分发舞具，同时配有乐舞表演，且何时舞，怎样舞，也有明确的规定。西周乐舞教化从年龄、季节、开班仪礼等，有着一系列严格治学规范，且由相关乐舞机构执行。夏商周三代有乐舞教育机构，礼记明堂位 曰：“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学也；頖宫，周学也。”在西周，春官与地官下属执掌乐事的官员也兼掌乐舞教育。地官下属的乐官官职有：保氏、舞师。春官执掌乐事的官职以大司乐为首，下属的乐官官职有：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大师、小师、瞽矇、视瞭、典同、磬师、钟师、笙师、镈师、韎师、旄人、籥师、籥章、鞮鞻氏、典庸器、司干、鼓人、舞师。其中与舞蹈相关的官职有：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韎师、旄人、龠师、司干，以及地官中的舞师、保氏。与舞蹈教化相关的官职、等级、人数、职能详见表。表 与舞蹈教化相关的官职、等级、人数、职能一览表乐官等级及人数中大夫 下大夫 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乐舞职能原文出处大司乐乐官之首，掌管、教授“六大舞”“掌成均之法”“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 大夏 大濩 大武”乐师掌管乐舞之仪礼，教授“六小舞”“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大胥掌管 入 学、颁 学的乐舞“春入学，舍采，合舞。秋颁学，合声。以六乐之会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小胥巡查、巡视舞列“巡舞列，而挞其怠慢者”韎师掌管、教 授 东 夷乐舞“韎师掌教韎乐，祭祀则帅其属而舞之”旄人掌教、管 理 民 间乐舞与四夷乐舞“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属焉”“舞其燕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续表乐官等级及人数中大夫 下大夫 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乐舞职能原文出处龠师掌教羽籥“文舞”“掌教国子舞羽吹籥。祭祀则鼓羽籥之舞”司干管理舞蹈所用之舞器“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陈，则授舞器，既舞，则受之”舞师掌 管 部 分 小 舞：兵 舞、帗 舞、羽舞、皇 舞，以 及一 些 平 民 民 间舞蹈“舞师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帅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帅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则皆教之”保氏掌教六艺“养国子以道。乃教六艺”由表 可知，各个乐舞官职分工细致，有专门针对乐舞的掌教之职（大司乐、乐师、韎师、旄人、龠师、舞师），有掌管乐舞开学仪礼之职（大胥），有巡视舞蹈境况进度之职（小胥），有掌管舞器之职（司干）。从所教乐舞内容可看到，除却“六大舞”“六小舞”之外，还有来自少数民族的东夷乐、四夷乐，以及来自民间的“舞散乐”、野舞等。可见，西周乐舞教化已经由最初的无意识渗透，到有意识地、系统地显示其功用。乐舞“动其容”的美感能力、感染能力，经过系统的、科学的训练学习，能够激荡起人的心灵，使人在雅颂之声中，观舞之典雅温文，进而“志意得广”，使得内在的深厚蕴意透过感性的冲击与洗礼，变为理性的意志与体味，美感的感官体验内化为身体的修为与意识的明智，最后内在的意识自觉和外在的行为规范逐渐趋于统一，“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这是乐舞教化最为重要的意义。西周乐舞文化与国家统治联系紧密，具有整体性，在凡事必言“礼”的环境下，“政”与“教”是“合一”的。本文将“政”“教”分门别类进行论述，是基于西周乐舞的特殊性，展现政治寓意与教化功能的不同侧重，此番划分，是以“礼”统筹下的“政教合一”为前提，并无割裂之意。在乐教的论述中亦知，对乐教的重视及乐教的实施，最终达到通过人之教养，继而扩展到社会之教化，在这实质性飞跃过程中契合统治者政治寓意及“与政通矣”之目的。对“教”功能的重视，最终是对“政”的巩固。“政”的具体实施与所达目的，究其内里是一种行为方式，“教”的实施与功能则是一种心灵的净化，因此，西周乐舞的政教性，是外在行为与内在心灵的双重作用，乐舞在纪功德、成教化、助人伦、美德操、易风俗的政教性质中不断发展、壮大。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先秦舞蹈审美意识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注 释孔颖达对“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疏：“政由乐生，先审识其乐，可以知政。所以审乐知政者，乐由音声而生，声感善恶而起，若能审乐，则知善恶之理，行善不行恶，习是不习非，知为政化民。政善乐和，音声皆善，人事无邪僻，则治道备具矣。”（参见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 页）孔颖达疏：“治平之世，其乐音安静而欢乐也。治世之音，民既安静以乐，而感其心，故乐者亦安以乐，由其政和美故也。君政和美，使人心安乐，人心安乐，故乐声亦安以乐也。祸乱之世，乐音怨恨而恚怒。乱世之时，其民怨怒，故乐声亦怨怒流亡，由其政乖僻故也。将欲灭亡治国，乐音悲哀而愁思。言亡国之时，民心哀思，故乐者亦哀思，由其人困苦故也。”（参见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 页）关于尧的乐舞，有古著认为是 大章，有认为是大咸，即 咸池。根据 周礼 疏，咸池 为黄帝时期乐舞，到尧时对 大章 进行增修，加入了 咸池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乐舞，取名为 大咸。表演时，如若表演增修部分，则名 大咸，若不表演增修部分则仍名 大章，两者为继承关系。周礼春官宗伯下大司乐 中贾公彦疏：“黄帝乐名曰 咸池，以五帝殊时不相沿乐，尧若增修黄帝乐体者，存其本名，犹曰 咸池，则此 大咸 也。若乐体依旧不增修者，则改本名，名曰 大章，故云大章 尧乐也。”（参见郑玄注，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 页）宋史 记载：“文舞者服进贤冠，左执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执纛引前舞者进蹈安徐，进一步则两两相顾揖，三步三揖，四步为三辞之容，是为一成。武舞服平巾帻，左执干，右执戈。二工执旌居前先振铎以通鼓，乃击鼓以警戒，舞工闻鼓声，则各依酂缀总干正立定位，堂上长歌以咏叹之。于是播鼗以导舞舞者发扬蹈厉，为猛贲速之状。每步一进，则两两以戈盾相向，一击一刺为一伐，四伐为一成，成谓之变乃击刺而前分左右而跪”（参见宋史，中华书局，年，第 页）根据郑玄云，所谓“五礼”，即“吉、凶、宾、军、嘉”；所谓“六乐”，即“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所谓“五射”，即“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所谓“五驭”，即“鸣和鸾、逐水田、过军表、舞交衢、逐禽左”；所谓“六书”，即“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所谓“九数”，即“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郑玄注，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 页）；金忠明：乐教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年。乐记乐本 曰：“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 页）苏志宏于 秦汉礼乐教化论 中论述：“西周的六艺和乐舞，虽然已包含了以诗、乐、舞的艺术形式进行“德”“孝”“顺”“敬”的“彝教”的因素，但它毕竟是西周尊天敬祖的宗教意识的体现，正是这种意识严重地阻滞了人的美感的发展，因而以乐舞为形式的“彝教”只不过是神权道德统治的得力工具，这与汉儒所谓的礼乐教化还有相当的距离，只有当礼乐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与神权宗教仪式相脱离的情况下，才会具有比较明确显著的美育意义，所以西周的“彝教”只能算传统礼乐教化思想的开端。”（参见苏志宏：秦汉礼乐教化论，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朱自清于 诗言志辩 中认为“兴”“道”“讽”“诵”“言”“语”这六种方式都是合乐的，都是在音乐的韵节中进行的，因此是音乐教育的运用方式。（参见杨华：先秦礼乐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年，第 页）礼记文王世子 曰：“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凡大合乐，必遂养老。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币，然后释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关于“不舞不授器”，郑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