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_吕灿.pdf

JOUNAL OF ETHNOLOGY2022/12总第 86 期第十三卷134DOI:10.3969/j.issn.1674 9391.2022.12.015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吕灿李敬 摘要 铸牢以共同奋斗、共同繁荣为任务和目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成果，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新阶段下，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任务依然长期而艰巨，文章尝试找到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以期探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密码”。文章首先剖析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辩证统一性，从理论上构建二者的内在联系。然后进一步考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因素，通过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分析这些问题如何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后，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从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创新能力、发挥比较优势、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四个方面提出发展路径。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高质量中图分类号:F127 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 9391(2022)12 0134 12作者简介:吕灿(1988 )，女，汉族，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成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李敬(1993 )，男，汉族，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四川 成都 610207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之间既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差异化，又表现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 2021 年 8 月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促进各民族紧跟时代步伐，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3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重要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民族地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各民族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是党和政府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全国各民族群众的共同夙愿。当前，我国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尤其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依然较为滞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3，这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关系?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怎样的2022/12总第 86 期JOUNAL OF ETHNOLOGY第十三卷135作用?在国内外经济的新形势、新环境、新机遇下，如何利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指导促进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关乎“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问题，也是本文尝试研究的问题。遵循问题导向，本文就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开展研究，并提出针对于民族地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路径。第一部分，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考察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辩证关系，从理论视角解析二者的内在逻辑。第二部分，剖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制约因素，并基于公开数据，从经济质量的几个维度分别考察民族八省区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纳入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从实践视角谋划通过推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路径。一、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内在逻辑(一)历史维度中华民族共同创造辉煌的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王朝更替与分分合合，却始终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尤其是在秦汉、隋唐、明清等大一统王朝均实现了空前的国家统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入。作为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者，秦始皇在政治上实行郡县制，在文化上推行书同文，在经济上实现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这为华夏民族文化的普遍认同提供了基础。至汉代，经济、文化、军事实力进一步发展，不仅推动中央王朝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也使得西域民族增进了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向往，“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隋唐时期结束了国家政权长期分裂的历史，进入了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全新阶段，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更加深入。隋文帝时期，东突厥曾上表“屈膝稽颡，永为籓附。”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入藏、玄奘西行，唐朝和吐蕃等民族地区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实现了深入交流。因此唐朝时期成为民族交往历史上的重要推动时期。据资治通鉴 中记载，至唐高祖时期，受突厥方面请求，中原王朝与突厥民族实现了互市。在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也保留着深刻的少数民族印记，“唐有宰相 369 人，而胡人出身者 36 人(存疑者尚不计入)，占总数的十分之一。”4 142 143至明代，以“茶马互市”为代表的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的互市制度，对中原和边疆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进一步推动作用，“边吏未尝阻绝诸国商获厚利”。到了清朝，民族间的交流、交往和交融达到了全新的高度。以康熙和乾隆为代表的最高统治者热衷于学习儒家文化经典、诗词等。统治阶层对华夏民族正统性的认同，客观上推动了民族经济、文化的交往和交融，以至于汉语在清朝后期逐渐成为了统治阶层唯一的官方语言。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交融也创造了这些朝代在经济上的繁荣和发展，在数千年中共同创造出了辉煌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共同实现民族解放事业。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日益加剧，对外战争连续失败，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华大地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大地各民族不断奋起抗争，从来没有放弃抵抗与尊严，始终团结一致。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4 1。十九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各族人民曾为收复新疆进行坚决斗争，在左宗棠进军新疆后，当地人民“望风投命各城阿奇木、阿浑、玉子巴什携酒酪，献牛羊，络绎道左”。5 4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爱国运动不仅影响了南方民族地区，也影响到了北方边疆地区，我们党发动各民族群众团结一心，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少数民族群众参加了各地的武装起义，如壮族、瑶族群众参加的左右江起义，土家族、苗族等群众参加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开辟等。长征时期，红军经过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区，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各民族空前团结抵御侵略，从抗战初期东北地区的满、朝鲜、蒙古、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到西北地区的回、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和西南地区的苗、壮、彝、白、布依、傈僳等民族，中华民族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取得辉煌胜利，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除去刚刚解放的青海、宁夏和新疆，还有四川、贵州、云南、广西、西JOUNAL OF ETHNOLOGY2022/12总第 86 期第十三卷136藏等民族地区没有解放。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为了民族地区的人民群众，党领导的解放军顾不得修整，坚决地向祖国的边陲进军，以巨大的牺牲换来了上述地区的解放，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解放。正是在这次救亡图存过程中，中华民族第一次作为一个强大的整体，展现出了爱国、团结、智慧、勇敢的民族特质，为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贡献出了巨大的能量，也为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中华民族共同推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党和政府始终致力于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府颁布的 陕甘宁边区纲领 中，“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区”6 93;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1949 年，新中国明确将民族区域自治写入宪法，成为了我国在民族问题方面一项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在推动经济建设方面，采取对口支援政策。由于历史、区位等原因，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较东部地区始终存在较大差距。考虑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70 年代末，中央批准组织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边境地区和民族地区，由此开始了对口支援的具体实践。7 此后的四十多年里，中国建立起了东部发达地区省市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省市经济建设的常态化机制。发达地区的党、政、军、机关、事业单位等部门，一对一地对落后的民族地区实施资金、资源、政策等方面的倾斜和扶持，有力地带动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在消除贫困方面，党和政府坚持扶贫开发，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的贫困现实，党和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包含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计划，最早的包括“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项目、“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等。在本世纪，中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地区之一就是中西部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的重灾区“三区三州”全部是民族地区。在新时代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中，党和政府积极动员全社会参与到消除绝对贫困的行动中来，凝聚全国之力，最终实现了深度贫困人口全员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几十年来，凭借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中国全民族的共同参与，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不断进入新的阶段。(二)理论维度遵循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具有内在的辩证逻辑。实现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辩证统一的，是新时代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相互支撑、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从本质来看，二者之间共同体现为平等性、同一性和共享性三原则;从内容来看，一方面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前提，另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能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精神凝聚力。1 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联系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追求平等性。坚持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根本性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各族公民平等享有权利、平等履行义务”8 301。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平等为原则，推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味着全国各民族平等发展，既不能因为民族地区既有的经济发展基础和发展条件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而置之不理，又不能因为少数民族的人口、文化覆盖面小而忽视民族地区的经济地位和发展机会。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坚持同一性。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是各个民族地区孤立发展，而是全国各民族在民族地区经济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发展，这与以民族团结为特征、以各民族共同繁荣为目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市场机制的涓流效应作用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通过产业转移、要素流动、知识溢出等机制，可以对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起到辐射和带动作用。此外，这种经济发展上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不仅体现在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体现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同时还体现在各民族地区内部的不同区域之间，呈现出多层次格局。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2022/12总第 86 期JOUNAL OF ETHNOLOGY第十三卷137共同体意识都强调共享性。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党的民族政策的终极追求，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命力所在。中华民族追求经济高质量的过程不局限于某一个民族或某一类群体，发展取得的成果也不仅仅属于某一个民族地区或非民族地区，而是由全国各地区、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共享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内涵表现出一致性。2 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二者之间在内容上的辩证关系，首先，也是最重要地表现为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前提。“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3，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类似地，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性，可以从经济物质基础、人的全面发展、和谐的环境三个层次来理解。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经济物质基础。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各民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条件的提高和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立在社会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的基础之上的。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现实物质关系的思想反映，是以各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保障为前提的。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9 的宏伟目标。2020 年底，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和全部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族脱贫。消除绝对贫困的核心要义之一就在于收入脱离贫困线和“两不愁、三保障”共同构成的物质层面的现实保障。生产力的发展是物质财富富足的条件，丰富的物质财富是消除绝对贫困的基本条件。只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经济物质基础的坚实，才能增强各族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道路上坚定前行。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人全面发展的实现机会。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各民族同胞拥有广阔的人生舞台，有机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立在各民族在自我发展、自我认同的基础上的彼此认同与联系，是建立在各民族群众普遍自我发展机会获得的基础之上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科学发展观认为，人是发展的目的，而不是发展的手段。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最终要落到作为劳动力和参与者的个体的发展上。少数民族群体有其复杂深刻的历史、文化、自然因素，发展机会普遍不足。推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提高少数民族群体的就业、教育、医疗水平，赋能少数民族群体实现自我发展，同样也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实现机会。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和谐的环境。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的优化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立在各民族共同的物质环境和精神家园之上的，是建立在各民族与自然和谐共处基础上的。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发展不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更要强调经济结构的协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绿色化。坚持“五位一体”发展格局，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贸易结构、要素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意。民族地区既有着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又囊括了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域，对于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优化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结构，荡涤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环境，改善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生态化，因此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必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和谐的发展环境。其次，二者之间在内容上的辩证关系表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精神凝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共同发展在思想认识层面的反映，相应地发挥着维系中国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功能。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引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为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思想引领。同时，中华民族JOUNAL OF ETHNOLOGY2022/12总第 86 期第十三卷138共同体意识是全体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动力，中华民族在这样的精神动力推动下，不断开展创造性社会活动来践行这一意识，推动社会思想意识转化为提高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等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为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精神内驱力。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牢铸，不断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认同，汇聚各民族的社会共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全国各民族中不断增强，有利于汇聚起推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三)实践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联系的紧密性不仅体现在历史和理论维度，在具体实践上也是密不可分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政策，都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践行，也在各民族间进一步肯定、凝聚了这一共识。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和智慧的政治制度的伟大创新。这一制度诞生的历史背景是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现实背景是民族地区地理上的集中性和经济上的落后性。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政治目标，是团结各族群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斗，而这项制度又必须着力于经济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邓小平曾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如果我们只给人家一张民族区域自治的空头支票这是不行的”，为此，“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的政策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10 16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11 37经济发展的前提是稳定、和谐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了这一条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要服务于全国经济发展大局。2012年至2021 年的10 年间，我国民族地区生产总值从 5.1 万亿元增长至 11.8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从9.5%增长至10.3%，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分别达到 7.6%、7.7%、10.2%，均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可以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推动因素，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政治保障。2 对口支援政策对口支援政策是中国在解决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问题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对口支援概念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探索性尝试。从 80 年代初开始，我国实施了东部发达地区对西部民族地区全方位的对口支援。1996 年，国务院扶贫办 关于组织经济较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的报告 中，确定由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福建等东部较发达省市对口帮扶内蒙古、甘肃、云南、四川、陕西、新疆、宁夏等西部欠发达地区12，以上欠发达地区绝大部分属于民族地区。在此后，对口帮扶(支援)的结对关系经历过数次调整，帮扶的重点逐步向以少数民族聚居为特征的深度贫困地区转移，2014 年后，贫困程度较深的甘肃省临夏州、四川省凉山州、四川、云南、甘肃三省涉藏地区的 4 个藏族自治州和 2 个藏族自治县均由厦门、珠海、天津、上海、浙江、广东等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进一步体现了国家对于对口帮扶(支援)民族地区的重视力度。在帮扶机制的带动下，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产品有了更好的销路，劳动力有了更高质量的就业，自然资源得到了更优的配置，教育、医疗条件进一步提高，社会经济得以快速、高质量发展。3 精准扶贫方略精准扶贫方略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法宝。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考察时首次做出“精准扶贫”重要指示，2014 年，精准扶贫思想落地为精准扶贫方略，成为中国解决区域性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导方针。我国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历来严重，具体表现为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监测数据显示，2010 年末，民族自治地方农村贫困人口1481 万人，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2688 万人)的比重为 55.1%;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发生率12.2%，远高于全国同期 2.8%的贫困发生率。“十二五”期间，位于民族自治县的贫困村有13158 个，占“整 村 推 进”贫 困 村 总 数 的43.9%。2012 年，民族八省区贫困人口共计2022/12总第 86 期JOUNAL OF ETHNOLOGY第十三卷1393121 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 20.8%。作为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集中分布于民族地区。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军队等方方面面都参与到了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当中。2016 年至 2020 年，民族八省区建档立卡户人均纯收入从 4203 元增长到 10770 元，增幅达到 156%。13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民族同胞的共同努力下，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14 精准扶贫方略的成功，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凝聚一心的体现，是党和国家“一个民族不能少”的承诺的兑现，同样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家和民族层面的具体实践。二、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因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团结各民族群众、共同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前提。要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民族地区发展程度依然与发达地区存在显著差距。考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因素，经济因素是关键。回顾与总结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与问题，探寻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薄弱点，方能“对症下药”，为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找到破解之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一)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发展，不仅关乎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进程，同样深刻影响着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文明进程。过去，许多民族地区是从落后的社会形态，如奴隶社会、原始社会跨越到社会主义中来的“直过民族”，经济发展的底子弱、家底薄。只有推动产业结构向现代化、高级化发展，让民族地区融入现代经济体系，夯实民族地区物质基础，才能凝聚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在“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的背景和要求下，中国产业结构全面升级势在必行，这同样也是经济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衡量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经济结构服务化”，指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超过工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其典型事实是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快于第二产业的增长率 15，通常被用作度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指标，刻画了经济结构转变的方向 16。二是“第一产业弱势化”，表现为第一产业优势不断向第二、三产业转变 17，因此，二三产业占比之和也可以作为度量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 18。以上两种测度方法各有其合理性，都能作为考察产业结构质量的指标。从民族地区 2012 年和 2021 的统计数据对比来看，总体上呈现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持续增加，其中，增长较为明显的省区，包括西藏、青海、新疆等，三省区的第三产业占比在近 10 年间分别提高了 20.5%、17.0%和 8.7%(见图 1和图 2)。民族地区第三产业化趋势明显。这表明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沿着高级化方向发展，投入要素流向生产率高的部门，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图 12012 年民族八省区三次产业结构占比(%)图 22021 年民族八省区三次产业结构占比(%)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八省区在第三产业比重增加的同时，第二产业占比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如内蒙古、广西、新疆的第二产业占比下降分别达到 10.8%、14.9%和 9.9%。这也意味着，民族地区在近 10 年间并没有表现出JOUNAL OF ETHNOLOGY2022/12总第 86 期第十三卷140“第一产业弱势化”。从图中可以看出，民族地区第一产业占比在近 10 年间基本维持了稳定，下降最明显的新疆，第一产业占比也只降低了2.8 个百分点，在一些地区，第一产业占比甚至表现出增长态势。纵观整个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变迁，实际上是以牺牲第二产业换取第三产业的主导地位，同时稳定发展第一产业。一方面，这样的趋势顺应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的要求，同时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和耕地红线;另一方面，这样的趋势表现出民族地区第二产业发展缺乏持续动能，如果仅仅依靠餐饮、旅游等传统服务业，长此以往面临的可能是地区产业的空心化。具体而言，首先民族地区第二产业发展的一大特点，就是高端制造业发展薄弱，缺乏科技要素的持续投入。轻工业方面，新疆地区的纺织业、内蒙古地区的食品制造业等占比较高;重工业方面，贵州、云南等地区的主导产业为重化工业;西藏、青海等地区的工业门类少、产值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滞后19。其次，民族地区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地丰富的资源，资源开采业发展基础较好，但是，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这种资源优势并没有为其他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带来较好的发展机会20。如新疆、青海等地的油气资源、内蒙古地区的煤炭资源，不能合理地配置产能，缺乏产业多元化、链条化发展的长期规划，对市场需求的变化不能做出准确反应。最后产业结构质量不高还体现在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对民族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不够。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本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但往往因资源配置不合理、技术更新滞后、缺乏市场灵敏度，致使产业结构单一，产品特色不够鲜明，很难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二)创新能力创新是民族之魂，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凭借。由于民族地区的历史因素、地理空间因素，导致长期以来的落后所形成的封闭保守、故步自封的社会文化，阻碍了民族交流与民族融合，这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只有勇于突破，敢为人先，提升中华民族整体的创新能力，才能进一步增进民族地区对中华民族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认同，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就经济发展而言，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一种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过程，经济发展本质上就是这种过程的结果21，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依靠“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22，以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等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23，稳步迈向创新型、高收入经济体的长远目标。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指引下，2021 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D)经费投入强度再创新高，达到 2.44%，比上年提高 0.03个百分点，已接近 OECD 国家疫情前的平均水平(2.47%)。然而，民族地区(D)经费无论是投入规模还是强度，在我国均处于相对落后水平。在31 个省(区、市)的 D 经费投入规模排名中，位列后9 位的，民族八省区占到6 席;在 D 经费投入强度排名中，位列后 7 位的，民族八省占到 6 席。宁夏地区的(D)经费投入强度为八省区最高，为 1.56%，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2.44%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其他大部分民族地区省份的(D)经费投入强度基本都在 1%以下，这反映出民族地区的创新研发投入严重不足(见图 3)。图32021 年民族八省区 D 经费投入情况(亿元)区域创新水平的衡量是一个指标体系，不仅与科研经费投入有关，也与财政科技投入、科研从业者数量等创新投入指标相关，此外，创新基础(财政收入、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存款余额等)、创新环境(包含高新技术园区数量、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电子政务发展、高等院校数量等)、创新产出(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搞技术产品产值、专利授权数、注册商标数等)、创新可持续(公共教育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D 投入增长率等)共同对区域创新水平起影响作用。2022/12总第 86 期JOUNAL OF ETHNOLOGY第十三卷141D 投入经费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通过对其的考察能够达到管中窥豹的目的。制约民族地区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在于，创新投入水平较低，导致创新能力的薄弱。根据有关测算，相比其他地区，和其他指标，西部地区在创新投入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24 综合来看，有以下几方面因素作用。一是创新投入的意识提升不到位。民族地区创新文化较发达地区相对薄弱，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对于创新投入的重视程度不够。二是缺乏创新投入的产业基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是相互作用的，民族地区经济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传统的生产方式有着深厚而肥沃的土壤，缺乏创新的持续动力。三是地方财政资金的限制，受到生产水平、投资水平、消费水平的限制，民族地区的地方财政状况较为紧张，对中央财政补贴的依赖度大，赤字财政普遍，地方债务风险高，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极为有限。四是创新的转化效率不高，民族地区的创新研发科技成果，或缺乏科学规划，或缺少资金支持，导致与产业结合度低，科技成果的社会化、市场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五是创新环境有待改善，尽管在三线建设等时期，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经历了短暂的快速发展，但工业科技整体水平依然落后，科研院所、高校的数量、科研能力和东部地区仍有较大差距。六是创新型人才的缺乏，也是导致当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偏低的重要因素25，由于缺乏足够的创新人才，民族地区在基础科研、应用技术研发、企业生产技术工艺研究等领域的创新驱动人力资源供给不足。(三)收入差距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生活的物质资料主要来源于商品交换，在劳动产品、劳动力等商品的交换中，实现货币形式收入，进而实现价值增殖。因而，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都以经济收入作为衡量物质财富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但市场经济同样会带来区域发展或个体收入的差异，只要这种差异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就会成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动力，如若超越一定范围，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便可能引发经济、社会的矛盾，甚至导致危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全民族的共同繁荣，将发展差距、收入差距控制在相对合理范围内是必然要求。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内涵，主要表现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从区域层面来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仍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近 1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显示，民族八省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此期间持续增长，并呈加快增长趋势。但整体水平较低，除内蒙古外，其它七省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始终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见表 1)。表 1民族地区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时间全国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2012 年16510168001264498501123385681147013104121512013 年183111869314082110831257897401294814566136702014 年2016720559155571237113772107301437415907150972015 年2196622310168731369715223122541581317329168592016 年2382124127183051512116720136391730218832183552017 年2597426212199051670418348154571900120562199752018 年2822828376214851843020084172862075722400215002019 年3073330555233282039722082195012261824412231032020 年3218931497245622179523295217442403725735238452021 年351283410826727239962566624950259202790526075从民族地区区域内的城乡层面看，近 10 年来，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 7.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 10.2%，这反映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动力较为强劲。以西藏自治区为例，2021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 2012 年增长了 197%，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由 2012 年的 3.22 缩小到 2021 年的 2.75。在收入结构上，工资性收入 6086 元，JOUNAL OF ETHNOLOGY2022/12总第 86 期第十三卷142是 2012 年的 4 倍，经营净收入 7374 元，比 2012年翻一番，财产净收入 768 元，是 2012 年的 5倍，转移净收入 2707 元，是 2012 年的 2.8 倍。西藏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实现了从水桶到水管、从油灯到电灯、从土路到油路、从毡房到楼房、从外出务工到就近就便就业的巨大改变，民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26。而若对比城、乡居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以 2021 年为例，贵州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约为3.05，云南约为2.88、西藏自治区约为2.74、青海省约为2.77，四省区均高于全国 2.50 的平均水平(见表 2)。表 2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时间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城镇农村城镇农村城镇农村城镇农村城镇农村城镇农村城镇农村城镇农村2012 年2361179562068168941860851592037159301836256981833655941950767761901968762013 年2600489852268977932056558982246067242039465532035264622147675992109178472014 年2835099762466986832254866712429974562201673592230772832328584102321487242015 年30594107762641694672458073872637382422545782442454279332518691192627594252016 年3297511609283241035926743809028611902027802909426757866427153985228463101832017 年356701258430502113252908088693099698623067110330291699462294721073830775110452018 年38305138033243612435315929716334881076833797114503151510393318951170832764119752019 年407821528334745136763440410756362381190237410129513383011499343281285834664131222020 年413531656735859148153609611642375001284241156145983550612342357201388934838140562021 年44377183373853016363392111285640905141974650316932377451360438291153373764215575从城镇化水平层面来看，民族地区总体上的城镇化率接近 55%，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64.7%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只有内蒙古、宁夏等地区的城镇化率超过或者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其他民族地区则相差较大。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大力带动下，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实现全面脱贫，人民收入明显提升。但是，水平低、差距大的问题依旧明显。大多数民族地区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尚存在 10000 元左右的差距，且部分民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依然严重。(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基本公共服务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健康权、发展权都需要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