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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认知行为的国际研究

　　摘要　本文回顾了国际上关于农民认知与行为改变的主要理论、影响农民认知与行为改变的因素以及研究方法等相关研究成果，以期为我国学者开展相关研究以及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提供借鉴。
　　关键词　农民认知与行为　技术推广　传播干预
　　我国农村要发展则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干预行为，而乡村传播干预是重要的干预形式之一。任何传播效果只有落实到具体的认知和行为改变才可以说其作用得到了真正的发挥。要充分发挥乡村传播的作用，提高农民素质，改变其落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那么首先必须对农民的认知和行为规律有清楚的认识。本文将对国际上一些关于农民认知与行为改变的重要研究成果进行介绍，以供大家参考。
　　一、农民认知与行为基本原理研究
　　1　列维斯的“个体农民行为基本变量”模型
　　列维斯(Leewuis)2004年在其着作《乡村创新传播》中提出“个体行为基本变量”模型，力求从认知角度解释“人们为什么在某个时间做什么事情”。模型建立在农村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基础之上，认为行为可分为多个层次、多个领域，并且随着时间在动态变化。影响个体农民行为的因素纷繁复杂，如果从认知方面考虑，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变量：农民对自身有效性的认知和判断、对环境有效性的认知、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压力的认知与判断，对参照评估框架的认知和判断。每个基本变量又可划分为更细的子变量。参照的认知评估框架包括的子变量有：对技术和社会经济结果的认知，对结果产生可能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认知，对结果和风险的价值判断。对社会环境有效性的认知基本变量包括的子变量有：对农业支持网络有效性的认知和判断，对社区组织有效性的认知和判断。对自身有效性的认知与判断基本变量包括：对动员资源能力的认知，对技能和竞争力可行性的认知，对参照评估框架有效性的认知，对控制和容纳风险能力的认知。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压力的认知与判断基本变量包括：对来自其他角色期望和要求的认知，对其他人动用来说服的资源的认知，对这些期望、资源和关系的价值判断。列维斯认为，这四个基本变量代表了个体农民的基本知识和经验，构成了农民行为改变的基础。这些基本变量与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动态中构建农民的社会认知和行为体系。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农民总是根据自己当时的知识和经验做出行为是否改变及如何改变的决策。随着时间和行为的发展，农民不断从行为的结果中得到反馈，从而使原有的认知和经验发生改变，又进一步促使行为的改变。其变量模型图

　　该模型强调了知识在农民行为改变中的中心作用。要改变世界首先要改变人们认知思考的方式。传播是人们交流经验形成知识和认知的重要过程。因此传播是推动农民行为改变强有力的辅助力量。模型将农民行为及影响农民行为的基本变量进行细分，将其分成不同层次、领域，并在动态过程中对其进行考察。有利于研究者发展和传播干预者更加清楚地认识农民行为改变复杂性和多样性。有针对性选择合适的传播和发展策略满足不同农民的需要和要求。笔者认为列维斯的基本变量模型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个体农民行为的真实情况，是至今为止关于农民认知和行为研究方面最具参考价值的理论模型。
　　2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不是针对农民而产生。而是一种基本的行为科学理论，因为对于理解农民的认知和行为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因此在这里将其列出。计划行为理论由IeekAizen创建。是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用来描述驱动人类行为的因果动力。根据该理论，(1)行为决定于个人的行为意图。行为意图指个人从事某种行为的主观机率，个人对其行为的意图越强，代表他越有可能去从事该行为，行为意图和行为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2)行为意图受到三个内生心理因素影响：指向该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认知。态度是个人对具体行为的正面或负面评价，即个人对于所考虑行为的主观认知与评价。主观标准是个人关于他人认为他或她是否应该做这个行为的认知，也就是个人对从事某行为是否涉及社会习俗及压力的认知。行为控制认知代表个人对行为可控制执行程度的认知判断，它决定于三个因素：能力、资源、机会。同时，行为控制认知也反映个人过去从事类似行为的经验和预期的阻碍。个人认为自己具有执行该行为的能力、拥有其相关的资源或机会愈多则他对控制执行该项行为的行为控制认知愈强。(3)对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及行为控制认知决定于人口特点、对行为的信念、对主观规范的信念、对行为控制的信念、工作生活环境等外部因素。指向行为的态度受个人在决定如何行动时所考虑的突出行为信念的影响。行为信念与行为的具体产出或特性相联系，如，一个人可能相信“一年打一次流感疫苗”的行为可能“使自己这一年不会得流感”。一个人会权衡比较他想到的每一个行为信念，由此形成实践某一个行为的态度基础。该理论已经被许多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所检验，有助于发展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农民的认知与行为规律。
　　二、农民认知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国外研究者对影响农民认知与行为的因素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一般来说都是结合某个具体的事件来进行，涉及的领域包括新技术的推广、健康管理、创新传播等方面，不同的研究者对影响农民认知和行为的因素有不同的看法，有的甚至相互矛盾，但总的趋势是从早期的考虑单一因素逐渐变为考虑更多的因素，主要研究视角
　　1　经济角度对影响农民认知和行为因素的探讨
　　Gregory 等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农业技术采纳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将来的农业技术采纳研究重点应该放在影响采纳行为的经济限制因素。James N Mbata对影响传统农业牲畜动力技术进行了研究，牲畜的数量和农业收入是影响技术采纳的主要因素，另外农民的年龄、劳动力情况、饲料价格等也会对采纳产生一定的影响。Dadi等对埃塞俄比亚1996年前25年时间里因时间变化和不因时间变化变量对小农户化肥和除草剂技术采纳速度影响研究表明。经济激励是农民等待使用新技术时间的最重要决定变量，畜力和基础设施因素(特别是离市场的距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没有价格作用大。其它农业投入(农场面积、劳动力、信贷)、推广服务和农民个体特点(教育、性别、年龄)对技术采纳行为影响较小。
　　2　农民个体角度对影响其认知和行为因素的探讨
　　David认为对创新认识、对创新是否可行和值得实践的认知判断、以及对创新是否有助于实现农民目标的认知判断是个体农民采纳农业系统创新需要三个必要条件。An-thony Glendinning通过对印度东部粮食产区技术推广传播模式和它们影响农业技术采纳方式的研究发现，农民对于农业技术的态度决定了他的采纳行为。而农民关于农业技术的态度是通过农民与农民、农民与推广机构联系获得的信息来形成的。Adesina研究影响非洲农业新技术采纳的因素后认为农民对于农业新技术特点的主观偏好是技术采纳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在此后的另外一项研究中，他又指出人力资本变量对解释农民采纳、适应和修改技术的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影响技术采用的因素包括性别、与推广机构的联系、从事农业经验的年限、在村庄中的社会地位等农民个体特点，以及土地限制、土壤退化程度、薪柴压力、畜牧经济活动的重要性、离城市中心的距离等经济因素。
　　3　社会资本对影响农民认知和行为因素的探讨
　　吴斌在中国陕西省北部农村调查后指出，在农户传播网络、技术学习群体、村庄间联系中存在更多社会关系(资本)的农户具有更强的采用新技术和获取信息的能力，从而得到更高的收入。
　　4　从技术特点角度对农民认知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
　　Keith 对美国农业技术采纳与扩散研究后认为教育、农场规模、土地质量等农场特点对其研究所考察的三种技术(保护性耕作、土壤营养检测、综合害虫管理)的扩散方式具有重要影响，不同的农场规模、农民教育和土地质量可以使最好的农场与最差的农场之间的技术采纳行为相差十几二十年。Abdulai等学者认为经济学研究者很少有关于信息使用和技术采纳的直接数据。经济学家关于学习效果的研究通常有一个典型假设：个体间的可观察性关系(如地理接近性)与不能观察但似乎合理农业信息流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而这在现实中存在一些问题。因此，Abdulai利用风险函数和时间周期模型力求通过坦桑尼亚农户不同时间采用奶牛技术的直接历史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其结果认为影响农户是否采纳杂交奶牛技术的因素除了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考虑之外，还有奶牛的抗病能力、高繁殖力、独特的生产质量、长寿和适应恶劣环境的能力等多个因素。
　　5　综合角度对农民的认知和行为影响因素的探讨
　　罗杰斯(1983)认为影响农民技术采用的因素有：经营因素、农业创新本身的技术特点、社会和政治因素等。Boz andAkbay在对土耳其玉米新品种的早期采用者、晚期采用者和非采用者比较分析后指出早期的玉米采用者比后采用者和非采用者在教育水平、收人、农场大小、离乡镇距离、对意见领袖和推广人员的利用、机械化水平、信贷和农业投资等方面拥有更好的条件。
　　从上面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国外研究者对农民认知和行为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其研究观点涉及了农民个性特点、技术特点、环境条件、经济因素、社会关系等多个方面。研究对农民的个体特点、认知与态度与其行为也进行了一定研究，但研究主要是一些相对比较简单变量。从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深度。
　　综上所述，从国外研究现状来看。国外在理论构建方面相对于国内要完善得多，已经从多个学科角度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基础——如计划行为理论、农业创新传播理论，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从具体研究的实践来说，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采用了一些实证和定量的研究方法，从而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研究的深度和客观性，这一点值得我国学者学习。至于在研究的角度和结果方面，尽管在某些方面比国内研究得更加深入和广泛，但仍然存在与国内研究相似的一些问题——研究主要从研究者的外部视角出发，更多考虑的是影响农民认知和行为的外部因素，而忽视了对农民内在认知心理的研究，对提高农民素质以及农民认知行为改变的内在机制缺乏清晰和深刻的认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实际意义和建议的可行性，这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