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条件下的信息博弈与管理.docx

公共危机条件下的信息博弈与管理摘 要：在发生公共危机的条件下，信息成为政府、传媒和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围绕着信息的控制与管理、信息的辨别与筛选、信息的接受与传播，政府、媒体和大众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博弈关系。对公共危机条件下的信息博弈与管理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提高政府应急动员能力，构建高效、有力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进而提升政府公共管理的品质。关键词：公共危机 信息博弈 危机管理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91406-008-02在发生公共危机的条件下，政府和公众是应对危机的最重要主体，但是应对危机的主体并不限于此。考虑到传媒对新闻事件具有高度的敏锐性，同时传媒对普通民众具有舆论优势，所以，在公共危机的应对过程中，传媒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此可见，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参与的主体主要有三类：政府、传媒、公众。上述三者之间的互动会直接影响到公共危机应对和管理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三者在公共危机相关信息问题上的博弈。一、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传媒、公众的信息诉求1.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的信息诉求。在公共危机产生之后，政府凭借其行政特权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相关的信息，并据此决定应对策略。但是这种信息优势并不能够直接转化为决策优势，这主要是因为：首先，政府所掌握的危机信息并不充分。相对其他主体，政府可以更快、更全面地掌握有关公共危机的信息。但是在重大的危机面前，这种信息优势并不足以支撑政府做出必然正确的选择。由于造成公共危机的因素十分复杂，而且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所以政府很难获得充分的信息。在某些情况下，错误的信息还可能引导政府做出错误的政策选择。其次，政府倾向于对信息进行筛选甚至是屏蔽。除一些不可抗拒力造成的危机以外，有一部分公共危机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有人为因素的。在某些情况下，公共危机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不作为有着一定的联系。所以，在面对公共危机时，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会倾向于对相关信息进行筛选，尽量防止传媒和公众了解到对自身不利的信息。最后，在特殊情况下，政府还可能对信息“视而不见”。在突发性公共危机，尤其是自然灾害型公共危机发生前，往往会出现种种先兆。出于社会稳定和多方面的考虑，政府很可能会对其中的某些信息暂不做出反应。而在危机爆发之后，出于控制风险和减少损失的考虑，政府也可能会继续选择对此类信息控制或有选择地传播。所以，在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相对于其他主体具有信息优势，但是由于所获取的信息与其职责往往难以匹配，政府仍然具有很强的信息诉求。同时，出于规避风险和控制局势的目的，政府会倾向于适度控制信息的传播。这种行为虽然会妨碍到传媒和公众的部分知情权，但是对于避免在更大范围内引起恐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公共危机条件下传媒的信息诉求。由于公共危机会对社会造成重大的冲击，所以往往会被传媒格外关注。但是，传媒对公共危机的报道却并不是处在“真空”之中。事实上，在对公共危机进行报道的过程中，传媒往往是处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受到各方利益与需求的制衡。所以，公共危机条件下传媒的信息诉求也就具有高度复杂性。首先，公众的知情权和传媒的职业道德是传媒信息诉求的基点。在公共危机条件下，公众既是危险的承担者，又是潜在的危机应对者。由于危机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公众应享有充分的知情权，这是构建危机应对机制的前提。同时，传媒负有将事实真相呈现在公众面前的义务。所以，在公共危机条件下，传媒的信息诉求必须以维护公众知情权为基点，以恪守职业道德为底线。其次，有利于公共危机的控制与化解是传媒信息诉求的价值标准。传媒对公共危机的报道不应被视作个体行为，而必须考虑到其社会影响。对于传媒来说，负责任的做法是将自身的信息诉求融入到公共危机的应对中，把维护公共福利作为行为的出发点，把有利于公共危机的控制与化解作为重要的价值标准。最后，不仅要有及时的报道，还要通过深层的分析来引导公众。在公共危机发生之后，传媒的价值不仅仅限于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将资讯传递给公众，更重要的是传媒可以通过基于事实的深度分析来引导公众。在国内外多次公共危机过程中，传媒都扮演了公众利益和公共理性扞卫者的角色。例如，2005年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禽流感疫情。在此情况下，许多媒体不仅及时报道了禽流感的动态情况，还通过与专家合作进行宣传等形式来消除公众对于禽类食品的恐惧，有效地起到了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综上，在公共危机条件下，大众传媒负有传递信息的义务，也有及时、准确报道危机进展的诉求。但是，鉴于应对公共危机的特殊需要，传媒对于公共危机的报道还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需要有所取舍。所以，任何媒体对公共危机的报道都要在全面性和公益性之间进行平衡。 公共危机条件下公众的信息诉求。任何公共危机发生之后，公众都会在第一时间将注意力放在危机发生的地区，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获取相关的信息，并进而对此次危机可能引发的后果进行判断。当公众认为危机可能威胁到自身利益的时候，就会普遍地表现出不安、紧张甚至是恐慌的心态。而这种恐慌及其引发的社会动荡往往比公共危机本身更加可怕。究其缘由，还是由于公众对信息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对未知的恐惧压倒了理性的思维。所以，从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角度讲，及时有效的向公众传递公共危机的信息是缓解公众恐慌心理，控制危机破坏力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没有保留的将公共危机的所有信息都传递给公众。在危机爆发之后，政府应该向公众如实通报危机出现的原因、危机造成的损失等信息，着重公布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在公众面前树立坚强的政府形象，帮助民众重建信心。同时，应该对恶意散布虚假信息的媒体或个人进行严厉的打击。二、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传媒、公众的博弈模式分析在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传媒和公众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依据上述三类主体在公共危机中关系的性质，我们可以大体将公共危机管理分为两类：1.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传媒与公众的良性博弈模式。这主要是指在公共危机发生之后，政府通过媒体与公众之间建立了直接、迅速、有效的联系。这其中包含着三层意思：首先，公众可以通过媒体了解到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后续发展状况；其次，政府可以通过媒体将危机管理措施传达给民众；最后，民众关于此次危机的疑问和诉求可以在传媒整合之后传达给政府，政府对此做出及时回应。要达到这种模式，政府必须从以下几个角度做好安排：首先，注重时效。在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危机的蔓延是极为迅速的，而危机管理的时效性往往对危机的处理效果有决定性的意义，按照国际社会公认的标准，“公共危机发生之后的24小时是公共危机管理的黄金生命线，也是媒体报道的黄金时间。”在危机发生之后，如果能迅速引导媒体、掌控舆论，就可以安定民心，将危机带来的损失控制到最小。同时，在短时间内给媒体足够的信息可以有效的抑制虚假消息的产生和传播，这样就可以极大地限制危机的社会负面影响。其次，要注意管理行为的指向性。危机发生之后，政府的管理行为应立足于减少危害，控制事态，防止危机加剧这些目标上。所以，政府的具体作为应该明确传递给民众这样一个信息：政府是以所辖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的，所采取的行动都是为了保证民众基本利益，决不允许牺牲民众利益来保全政府形象的情况发生。再次，政府在与传媒沟通时要有所选择。危机发生后，三类主体都对于了解事实真相有强烈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由于自身特殊地位而享有信息优势。从总体上说，政府负有将事实真相告知媒体和民众的义务。但是，出于更好的处理危机的目的，政府可以对信息共享的范围和对象做出筛选，这在危机管理过程中是必须注意的。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对信息进行筛选并不包括制造虚假信息。因为，任何低估传媒和民众智力的行为都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揭穿，到时政府丧失的就不仅仅是危机干预的时机，更是民意民心。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传媒、民众的恶性博弈模式。这主要是指由于各种原因，政府、传媒、民众之间没有建立起顺畅的沟通渠道。政府的作为不被民众了解，因而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媒体无法从政府得到及时、准确的信息，只能通过各种渠道捕风捉影，结果出现大量虚假信息；民众对政府作为失望，进而影响到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念，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在这种模式里，三类主体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源于政府面对危机的态度和策略。而其中最大的失策包括以下两点：首先，试图控制信息传播的想法低估了传媒的能力。传媒的触角已经深入到当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民众个体获取信息的能力也大大增强。在这种条件下，只要公共危机在小范围内造成影响，其影响的进一步传播就是不可逆转的。其次，不了解限制谣言产生和传播的最好方式就是及时向媒体提供真实信息。只有及时给媒体和公众提供真实消息，才能有效的遏止谣言的传播，防止社会动荡。再次，政府没有对公众的诉求予以适当的回应，直接导致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在危机状态中，社会公众会提出相应的政策诉求，要求政府制定相应的危机解决政策公众的态度和要求影响着公共危机的发展趋向。”而如果政府不能够满足公众的合理诉求，公众就会对政府丧失信心，进而采取各种非理性的手段表达自己的不满，这将会大大加深公共危机的严重程度。三、基于信息博弈模式的危机管理制度安排1.从政府对待媒体的态度和策略来讲，在当代社会，媒体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在非常态下更是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表现在，正常情况下，大众对于媒体的报道还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但是在身处危机的情况下，这种辨别能力会大幅度下降。所以，媒体的报道和引导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媒体统一作正面引导，可以有效的抑制大众的恐慌心理，防止事件进一步恶化；如果媒体作负面引导，或与政府口径不一致，那么就会助长对政府的怀疑，会引发更深程度的恐慌，甚至引发骚乱。在探讨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作用的时候，首先要对媒体进行分类。在公共危机爆发时，媒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主流大型媒体。这类媒体的特点是和政府关系密切，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报道实力和渠道。由于上述特点，所以这类媒体应该成为政府在与公众沟通过程中的主力军。政府应该与这类媒体建立稳固的合作渠道，一旦有危机发生，保证这类媒体首先对危机进行采访，并在第一时间通过这类媒体向公众介绍情况，而且这类媒体的报道应该达到一定的数量级，以显示政府对于此事件的关注和处理的决心。这样可以有效地稳定大众的心理，但是由于这类媒体与官方的密切关系，所以公众在接纳这类信息时会心存疑虑。所以，在这类媒体的报道中切忌出现“假、大、空”信息。二是非主流大型媒体。这类媒体的特点是与政府关系不甚密切，但是同样拥有较强的新闻报道实力，而且在大众中间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对于这类媒体，政府应该使用有效的策略，控制信息供给，加强信息监管，有效利用其影响。因为这类媒体如果采取不负责的态度来进行报道，甚至是捏造负面报道，那对于政府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对于事件的处理是相当不利的。所以，政府应该将这类媒体当作第一种媒体的补充。即允许此类媒体对事件进行跟踪报道，但是不允许此类媒体在事件处理过程中擅自进行判断。同时，政府可以授意此类媒体针对主流媒体发布的某些重点消息进行深度挖掘。这样一来，此类媒体的报道就可以作为主流媒体报道的佐证，有利于危机的控制。三是非主流小型媒体甚至是个人。在公共危机的处理过程中，这类媒体可能会起到负面作用。由于这类媒体规模有限，同时又不受到政府约束，所以这类媒体普遍是本着吸引公众眼球的目的撰写报道，在报道公共危机时可能出现偏差，这样对这类媒体政府应加强监管和引导，使其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有助于公共危机的顺利解决。 从政府对待公众的策略讲。在公共危机面前，公众之间所面临的其实是一种非合作状态下的集体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出于自保的动机，公众之间不可能产生理性的同盟，取而代之的是公共秩序的混沌失序。尤其是在没有关于事件的权威报道时，公众会普遍陷入“囚徒的困境”。其结果不仅是政府权威的丧失，更是社会运行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要尤其小心出现公共政策执行失范，即由于公众对公共政策失去信心，而导致政策运行成本激增的情况，这对于政府解决公共危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在出现公共危机时，政府对待公众的策略应该是：首先，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公众基本生活条件。在公共危机的初期，伴随着民众的担心，可能会出现哄抢风潮。而如果各类生活必需品供应出现了问题，公众的恐惧心理就会被强化，其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所以，在公共危机下，政府一定要保障公众的基本生活条件，注意安定民心。其次，在保证正常生活秩序的前提下对相关危险区域和行业进行调整，保证公众利益少受损失。政府应该视事态严重程度，及时对发生危险的区域进行隔离。应急预案中应该包括在何种情况下采取何种方式疏散哪些人群的内容。这样才能使公众放心，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再次，政府应加强与公众沟通协调，促使相应民众自救组织的出现并对其加以有效利用。政府要相信在危机面前，公众是具有理性的，同时，要意识到公众的配合对于危机解决的重要性。所以，促使公众自发成立应对危机的民间组织，并引导这些组织监督政府的行为，这种做法可以有效地恢复民众的信心。在与公众沟通的过程中，政府也应该注意内容的选择。与其让公众接受各种渠道传来的关于损失的消极信息，还不如主动披露危机应对的结果。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关心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而是关心结果。一旦开始产生结果，政府就必须测量、提供文件并公布数据。”通过对危机结果的实时跟踪报道，公众可以充分地获得资讯，也就消除了流言传播可能带来的后果。再次，政府不仅要充当信息的发布者，更要扮演信息的接收者。在公共危机条件下，公众并不甘于被动的接受信息，他们会试图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感受。如果政府能够更加人性化地对待公众，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聆听公众的呼声，就可以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政府与被管理者之间信任裂痕出现的原因在于传统上的政府沟通是单向的。”在发生公共危机的特殊情况下，通过双向沟通获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无疑是政府明智的选择。最后，政府在通过各种传媒手段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时，要区分建设性公众和发泄性公众，对不同公众采取不同政策。在面临危机时，公众会有不同的表现，部分会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而部分则纯粹是借机发泄，而在恐慌心理的影响下，后者的意见往往容易为公众接受，并会造成极坏的影响。所以，政府部门要有足够的抗压能力，诚实、虚心应对公众的建设性意见，同时注意鉴别信息，做到不受破坏性意见的影响。注释：赵士林.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张国庆.公共政策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美戴维奥斯本政府改革手册：战略与工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