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人口及其在新世界史研究中的意义.docx

中国历史人口及其在新世界史研究中的意义中国人口规模长期以来一直居世界之首。清代以来，中国的人口规模又有了进一步的膨胀。这便使许多学者自然地从中国这一最明显的国情特征开始去试图理解中国近代史中的种种问题与困境。本文将概述新的中国历史人口研究成果，并纠正最近学术讨论中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成见与误解。一、“大分流”与中国历史人口行为特征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其2000年的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书中，通过对历史上中国和欧洲两个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系统比较，得出了欧洲和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大分岔，是从1800年前后才开始的结论，并对长期以来以欧洲为视角中心的欧洲兴起的传统解释加以纠正。彭慕兰认为，我们应该从一个新的认识框架和新的原因中去理解所谓的欧洲奇迹。这个新的框架要求我们抛弃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这些新的解释因素主要包括在与世界其他人口稠密地区同样面临着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燃料短缺的情况下，英国如何成功地实现了从使用木材到煤炭的转变，欧洲在新大陆的扩张并由其所带来的土地与能源的优势，以及海外奴隶贸易为西欧所带来的资源与市场。人口在新的世界史研究中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只有通过说明中国人口比西欧在同时期内增长得更快，才能证明中国的经济变化过程是“内卷”，而西方的过程是“发展。”二是人口的期望寿命本身是衡量人们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三是人口是否能自身调节被认为是影响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彭慕兰在他的书中引证，西欧国家的人口体系尽管与中国的大不相同，但并未导致更高的期望寿命，也并不具备更优越的控制人口的机制。中国人口规模大，密度高，很容易使人得出中国人口增长率也一直是最高的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查看那些提出“内卷”解释的学者所提供的人口增长数据时，所发现的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黄宗智所研究的中国江南地区，按他本人提供的人口数据，在13931816的约400年间，人口从4654万上升至1 2142万，年均人口增长率为23。这个在中国最富裕地区的人口增长率略低于同时期包括中国人口在内的全世界人口的增长率。布伦纳与艾仁民所提供的人口增长的比较数字是：英国人口由1600年的411万增加到1800年的866万，到1850年的1 674万。这两个时期的平均年增长率为373和1318。_ Kenneth Pomeranz2000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黄的数据请见Huang 1990，第341342页，表B1。这一地区的人口在1816至1932年间由1 2142万减少到9985万，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太平天国的影响。世界人口由1400年的36200万增加到。1800年的94500万，年平均增长率为24。相比之下，其所引用的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这几个时点的人口数为2 000万，3 233万与3 600万。这些人口变化所代表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24和215，仅为英国同期水平的23与16。无论是江南还是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19世纪中以前人口增长速度都明显地低于英国。二、“现实抑制”还是中国式抑制略具讽刺意义的是，持马尔萨斯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的人经常搬出一个连马尔萨斯本人都已明确否定的假设。这个假设便是死亡率危机，尤其是灾荒，对于控制中国人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死亡率危机解释对于中国史学者的吸引力很类似于50年前“农业危机”对欧洲史学者的强大诱惑力。黄宗智所引用曹树基对太平天国、回民起义、及北方大旱在1851至1877年间所造成的大规模超常死亡，便是这方面最新的例子之一。黄与曹等人在此所选定的历史时期，18511877，令人疑惑不解。这是因为曹所指的造成2 300万人死亡的北方大旱发生于1876至1879年，几乎完全在其所指的历史时期之外。尽管我们在2002年的文章中已指出这一史误，黄在一年多后的中文译文中，仍对此不加认识与纠正。当书中有关死亡率的一章未提供对这类死亡人数的推算，同时在我们描述中国人口在17502050年之间爆炸性地增长的轮廓图中没有能反映出人口规模在某些时期的减少时，曹与黄等人便从他们的假设出发指责我们想要“将19世纪的巨大灾难从人口统计记录中抹掉”。而事实上，我们自己在对不同历史人口的微观分析时曾多次报告过死亡率在某些短期时间内的明显上升。我们曾发表了数篇对北京和辽宁地区历史人口死亡率趋势与波动分析的文章，并记录了死亡率的时间变化。例如，在对辽宁道义屯的历史人口分析时，我们报告了人口期望寿命在17741873年之间曾有大幅度的波动。男性人口在虚岁一岁，约相当于周岁六个月时的期望寿命，在这段时间内曾波动于3145岁之间，而女性期望寿命则在2535岁之间变化。正如其他曾对中国与欧洲历史人口的死亡率做过比较研究的学者得出的结论_ 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 2002, p. 620, Table 2。 马尔萨斯本人注意到了有关中国灾荒的频繁报告，但同时也认识到：“在中国，所有报告表明即使是最严重的灾荒的痕迹也很快消逝掉了。”Malthus，17981992，p49 Jean Meuvret. 1946. Les crises de subsistence et la dmographie de la France dancien rgime. (Crises of subsistence and demography of Ancien Rgime France). Population 1 : 64350. 曹树基，2001第455689页；黄宗智，2003，第171页(见曹树基，2001；何汉伟，1980，光绪初年华北的大旱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Lillian MLi1982“Food，famine，and the Chinese stat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1(4)：687707) 曹树基、陈意新，2002，第44页；黄宗智，2003，第171页。 见 Cameron Campbell (康文林) and James Lee, 1996. A death in the family: household structure and mortality in rural Liaoning, life-event and time-series analysis, 17921867. History of the Family :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1 (3) : 297328 ; Canaeron Campbell and James Lee, 2000. Price fluctuations, family structure, and mortality in two rural Chinese populations: household responses to economic stress in eighteenth-and nineteenth-century Liaoning. In Population and Economy: From Hunger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edited by Tommy Bengtssen and Osamu Sait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mes Lee and Cameron Campbell, 1997. 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 1774187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mes Lee, Cameron Campbell, and Wang Feng, 1993. The last emperors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emography of the Qing ( 16441911 ) imperial lineage. In New and Old Methods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edited by Roger Schofield and David Reh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mes Lee, Wang Feng, and Cameron Campbell, 1994, Infant and child mortality among the Qing nobility: implications for two types of positive check. Population Studies 48(3) : 117. Lee and Campbell 1997, 第79页。 鉴于人口户口册是在春节一过后即重新整理，报为一岁新生儿的实际年龄不会大于几周或几个月。所说，中国历史人口死亡率的主要特征是其长期的稳定性。我们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对这些死亡率的波动作出了如下的结论：“尽管历史上有过死亡率剧增，但这些危机不足以影响人口长期增长的趋势这些危机看起来更象是由政治与组织方面存在的问题所致，而非人口过多的结果。”因此，我们之所以没有提供由于死亡危机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是要将死亡危机“从人口统计记录中抹掉，”而是基于我们认为这些危机不是人口过剩的产物，同时并不足以影响人口长期变化的考虑。至于我们的人口长期趋势示意图未能反映出每一个死亡危机所带来的死亡人数，则是由于我们的图中以50年为一分段，没有考虑每个50年内的人口变化。因此，我们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把介绍死亡率部分的重点放在死亡率水平，而不是波动上。我们给出了男女性人口在出生时、10岁及20岁的期望寿命，有的是全中国，有的是某地区的历史人口。这些数字所表明的是，历史上的死亡率水平相对稳定，以女性出生时期望寿命在略高于25岁，男性在35岁左右的水平上。这些不同的结果所清楚表明的是，死亡率在19世纪中没有明显持续上升的趋势。同时，人口期望寿命的大幅度上升是在20世纪中期推广公共卫生项目后才开始的。我们所提供的数字包括了所有我们能找到对微观历史人口的研究成果。唯一的例外是那些未能计算出生时或童年时期望寿命的研究结果。黄宗智在对彭慕兰及我们的批评时，只从诸多数字中挑选一个加以修改，并以此来与对18世纪英国的女性出生时期望寿命一个估算数加以比较，从而证明中国与欧洲在死亡率水平上的差异。我们对死亡率的深入分析也表明，由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死亡率波动并不足以表明人口规模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辽宁死亡率随经济条件变化而波动，而在其后的研究中我们进一步发现死亡率对经济的反应主要集中在成年与老年男子人群中。成年男子的死亡率是各人口群中最低的。所以即便这个人群的死亡率随经济条件恶化而大幅度上升，其对绝对人口死亡人数上升的影响仍是十分有限的。同时，老年男子的死亡率上升对人口增长也影响甚微，这是因为这些人本来与自然死亡只有咫尺之距。非人为因素死亡对人口规模造成较大的影响，只能通过对儿童或成年女性人口死亡率而起作用。而我们的研究表明，_ Zhao Zhong wei. 1997b. Long-term mortality patterns in Chinese history: evidence from a recorded clan population. Population Studies 51(2) :11728. 见Lee and Wang，1997，第36,43、45、174、195页。 彭慕兰也提到19世纪中期所出现的内战和其他灾害本身也无以证明是由上个世纪的人口过多所造成的。 同时，尽管我们本人在书中没有象黄(2003，第168页)所指那样对中国和欧洲历史上的期望寿命加以比较，但是雷伟力和王国斌(1998)和彭慕兰(2000)对此所做的比较颇具道理。对微观历史资料分析所得出的中国与欧洲18世纪的人口期望寿命大致上是有可比性的。 见Lee and Wang，1997，第5455页。 如我们没有包括刘翠溶的计算结果。刘的数据无法被用来计算十五岁以下男性人口的期望寿命。刘翠溶，1992，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上下卷，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Liu Tsui-jung1995a“Demographic constraint and family structu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neages, ca. 12001900. 1995b. Historical demography of south China lineages. In Chinese Historical Microdemography, edited by Stevan Harrel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黄宗智，2003，第168页。我们对黄所使用的数字有如下疑问。首先，他所用的仅是我们提供的30个不同数字中的一个(Lee and Wang 1999，5455)。其次，他所选的是一个有溺女婴行为的人口，这意味着这个人口在出生时的期望寿命无法代表一个“不受干涉自然的”人口死亡体系。他的假设是，除了正常的婴儿与儿童死亡率之外，还有25的女婴在一岁前死于溺婴。鉴于历史上影响女性出生时期望寿命的因素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黄的这种比较方法值得疑问。 Lee and Campbell 1997, 42. Campbell and Lee, 2000. 除对婴儿死亡率之外，经济条件变化对其他儿童以及成年和老年女性死亡率的影响并不明显。而死亡对人口规模的限制，通过人为的如溺婴手段所造成的影响很可能要大于高龄人口由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死亡的影响。黄宗智通过对各种证据，主要是我们所提供证据的综合，得出了溺女婴在穷人中以及经济状况不佳时尤为盛行的结论。对此我们从不表异议。我们许多的研究成果与这一结论是一致的。然而，我们也指出，溺女婴并不仅限于穷人或一定是经济状况不佳时才有。即使清代住在北京的皇族人口也曾溺女婴。这种做法在皇族人口的下层中尤为盛行。这些人的收入远高于北京的一般百姓人家，更高于乡下的农民家庭。但他们溺女婴的概率不仅两倍于其他皇族人口，也高于居住在辽宁的普通旗人百姓家庭。要确定溺女婴在中国历史上不同阶段对人口增长影响的准确程度，还有待于更多的数据与进一步的分析。除了个别如清代皇族人口外，现有的历史人口资料对溺女婴都没有系统直接的记录。尽管通过各种史料和我们自己的间接估计我们知道溺婴在不同时间、地点与社会阶层中都曾有过，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记录历史上溺女婴现象的广泛程度与变化。同时，尽管已有研究从方法论上表明长时间高水平的溺女婴会对人口增长有明显的影响，历史上溺婴现象如何变化以至如何以此来解释中国人口规模的波动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对于同样的所观察到的事实，依据不同的视角会得出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解释。对中国历史上溺婴现象的理解便是这样一个例子。依据传统的类似马尔萨斯观点的解释是，溺婴由贫困所致，正是说明死亡的力量或“现实抑制”对中国人口过程的驱动作用。而当我们对溺婴的各种原因都加以考虑，特别是将这种行为与其他人口行为放在一起，作为一个人口行为体系而综合考虑时，我们对溺婴的理解是中国家庭依其对自身人口数目与性别构成的期望所采取的积极的、人为的控制手段之一。正因为此，我们使用了“产后堕胎”这一概念。溺婴尽管更残酷同时对家庭的各种损耗更大，作为控制家庭人口的手段之一，它与现代的堕胎并无本质差别。中国近年来同样出现的女婴短缺的现象及原因，既说明了中国家庭主动调控人口这一行为的延续性，也说明了溺婴和堕胎这两种手段的共通性。在此需要加以澄清的是，我们对溺婴这一中国人口行为的解释，并没有如黄宗智与曹树基等人所理解的那样，认为我们在计算死亡率或生育率时将这部分人口剔除在外。_ Lee and Campbell 1997, 6065. Lee and Campbell 1997. Lee and Wang 1999, Lee, Wang and Campbell 1994. 这些下层皇家贵族人口多为四品宗室。他们从皇家得到住房，每年36两银子，45石粮食，以及其他如子女、就学、婚丧的费用(见郭松义，1994，“清宗室的等级结构及经济地位”，鞠德源，1994，“清代宗族人口册籍”。皆收于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 见 Lee, Wang and Campbell 1994. 见 Lavely and Wong 1998. 我们并不是唯一使用这一概念的人，同时中国人口在这方面也不为独例。参见施坚雅(William cSkinner)对日本历史人口的分析。William G. Skinner. 1997. Family systems and demographic processes. In Anthropological Demography: Toward a New Synthesis, edited by David Kertzer and Tom Frick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与 Karen Oppenheim Mason. 1997.Explaining fertility transitions. Demography 34: 443454. 黄宗智，2003，第168页。我们的研究表明，尽管死亡的力量在中国历史人口过程中起过不可抹消的作用，这种力量的作用程度及方式与持马尔萨斯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的人的描述颇为不同。并没有直接与充分的证据表明，与西方人口相比，中国历史人口过程更由死亡率的力量所驱动。历史上死亡对中国人口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为的、积极的干预，而不是通过被动的打击所形成的。就历史上长期人口规模变化来说，对婚内生育率有意识调整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黄宗智文中已归纳了一些社会经济条件如何影响生育率的研究成果。在此我们还可以提供更多的证据。我们曾在辽宁的历史人口中发现，出生率对经济条件的反应远超过死亡率。我们也曾表明，在一些辽宁和北京的历史人口中，是否能结婚、结婚年龄、以及婚内生育率的高低都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密切的关系。以下我们将转入对人口转变前中国生育率的讨论。三、转变前的中国生育率为了支持历史上中国人口由于盲目生育而增长，从而只能依靠死亡力量来驱动中国人口变化过程这一观点，黄宗智等学者对我们及其他学者提出的中国历史上婚内生育率与西欧国家的相比较低这一事实表示置疑，同时反复引用武雅士(wolf)等提出的高生育率作为批评的论据。为了支持其中国历史上高生育率的说法，黄举出三项证据：一是已被我们指出为不可信的泰佛(Telford)的一个数字，二是武雅士的问题百出，甚至是20世纪的数据，三是黄本人在误解我们估算方法的基础上得出他自己的修正数。我们所计算出的婚内生育率水平，并非像黄对我们的批评所指，不仅已考虑到女婴严重漏报，同时也对其他，如溺婴等因素加以考虑。正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女婴漏报这一常见现象，我们将对生育水平的估算基于漏报较少的男性婴儿上。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是先将统计到的男性出生数按由于死亡而从登记中漏掉的估计比例加以上调，然后再用这一调整后得到的男性出生数作为基数，依自然出生时性比例进一步上调，从而得出对总出生数的估算。这种依据出生时性别比的调整方法不再受女性溺婴或其他女性死亡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依据这种方法可以在不需任何女性人口出生数据的情况下，照样得出同样的对总出生数的估计。我们也正是依据这种方法对刘翠溶及泰佛所提供的中国不同地区的历史数据加以调整的。我们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一书中所提供的有关中国人口历史上婚内生育率，如我们所提供的死亡率数据一样，包括了不同研究所得到的二十多个结果。这些结果表明，婚内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已婚妇女按所观察到的年龄别婚内生育率一生所可能生育的子女数，在19世纪前相对稳定。历史上的婚内生育率水平在清皇族人口中的53与20世纪初台湾人口中的65的范围内浮动。而这一水平远低于欧洲国家历史上8至9的高水平。相对于欧洲历史上的晚婚与婚内高生育率，中国历史上婚姻生育的特征是早婚与婚内较低的生育率。_ 见Lee and Campbell 1997，第42页。 见 Lee and Campbell 1997, 188;Lee and Wang 2000; James Lee, Wang Feng and Danching Ruan. 2001, Nuptiality among the Qing nobility: 1600-1900. In Asian Population History, edited by Ts ui-jung Liu, James Lee, David Reher, Osamu Saito, and Wang Fe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ng Feng, James Lee, and Cameron Campbell. 1995. Marital fertility control among the Qing nobility: implications for two types of preventive check. Population Studies 49(3):383400. Telford在其1995年的文章中给出过一个明末安徽人口中总和婚内生育率为82的结果。这一结果被黄所引用。而我们曾在1999年的书中指出这一结果的问题。这是因为了elford“在计算时不仅有意不包括那些生育率低的人口，同时还将所得到的男性婴儿数上调百分之五十。而他对这种上调方法的依据却概无交代(Lee and Wang 1999，85)。”Telford在他一篇早期一点的文章中所给出的数字是62。Ted Telford1992“Covariates of mens age at first moniasc：the histodcal demography of Chinese lineages, Population Studies 46(1) : 1935; 1995. Fertility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lineages of Tongcheng county 1520-1771. In Chinese Historical Microdemography, edited by Stevan Harrell. 黄对我们数字的误解可能出于我们在1999年的书中仅概述了我们得出数字结果的方法。而在1997年的书中，我们所使用的计算方法也略为复杂。如我们在1997年的书中(第90页，注10)所述，我们先统计出16至50岁在婚妇女所登记的男儿数，将此数乘以15，然后再乘1：2一个197的系数，以得出我们对出生数的估算结果。第一个系数15，是基于我们认为有三分之一的男婴因死于登记之前而在户口登记册中漏掉，第二个系数是基于出生时性比例，以得出包括女婴在内的总出生数(Lee and Campbell 1997，6667)。我们依此得出的婚内总和生育率为63。 见 Lee and Campbell 1997, 89; Lee and Wang 1999, 8587. 首先发现历史上中国婚内生育率低于欧洲的并不是我们。近30年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批人口学者，通过对1931年卜凯(Buck)在中国主持的土地利用调查数据的重新分析，得出了当时中国婚内总和生育率为6。2的结论。这个发现使他们疑惑不已。由于这个生育率的年龄模式并不是所期望的按胎次而控制生育的年龄模式，这些学者注意到“象中国这样低的婚内生育率人口学者们通常只有在既使用一定避孕又使用人工流产的人口中才会见到。”这一发现使中国有别于世界的其他人口。因为在那些人口中，避孕或流产等方法都是被用来按已生子女的数目来控制生育。由于上述原因，以及这些学者使用的是有缺陷的汇总数据和一般人难以理解的人口学的间接估计方法，在没有其他更好的人口数据，同时以上结果也受到在中国研究界有声望专家的反对情况下，以上这一发现在中国研究领域内基本上是为人们所忽视了。而在人口学界，尽管有学者也注意到在中亚与苏联有类似的普遍早婚同时婚内生育率低的现象，中国的低生育率一直仍是一个谜。所以，当我们研究得出的结果进一步确证了普林斯顿人口学者的发现时，这些结果受到人口学界同仁的欢迎。这是因为我们的结果是通过对不同时间地区的各种微观历史人口数据直接计算所得出的。同时，我们也提出了一系列与中国当代生育率下降有直接关系的中国控制生育历史传统的定性与定量的证据。为了给中国历史上高生育率寻找证据，黄宗智等不加分析地依靠武雅士所提供的依据，他本人对20世纪初台湾人口及20世纪80年代初580个中国大陆老年妇女生育回顾史的研究结果。武雅士等之所以坚持高生育率的说法，有两个目的。第一，只有高生育率才能说明需高死亡率来控制人口的必要。第二，只有高生育率才能说明不存在婚内控制生育的行为，从而维持“中国家庭竭尽全力多生儿子”这一由来已久的对中国传统人口行为和生育文化的基本假设。然而，武雅士的结果不仅有数据来源的缺陷，也有计算方法上的错误。_ GeorgeW. Barclay, Ansley J. Coale, Michael A. Stoto, and James Trussell. 1976. A reassessment of the demography of traditional rural China. Population Index 42 (2):606-35. Barclay et al., 1976, 625. 见武雅士(Wolf) 两篇坚持中国历史上生育的文章，及寇尔(Coale)的答复文章。Arthur P. Woff. 1985. Fertility in pre-revolutionary rural China. In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ory, edited by Susan B. Hanley and Arthur P. Wolf.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Is there evidence of birth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7 (1) :133-54. Ansley J. CoMe. 1985. Fertility in rural China: reconfirmation of the Barclay reassessment. In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ory. AnsleyJ. Coale. 1986. 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in Europe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a chapter in human demographic history In 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in Europe, edited by Ansley J. Coale and Susan Watki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86页。 也请参见李伯重对此的研究。李伯重，2000，“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收入李中清等合编：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东西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 如武雅士在其2001年文中强调，“中国家庭根本不会限制他们的儿子的数目，而是竭尽全力去增大这个数目”(第134页)。有关历史上中国人口婚内生育率的确切水平，早在近20年前武雅士就曾与人口学者辩论过。辩论的结果是连武雅士本人在最近的文章中也认可的中国生育率不算高。但就在作出这一改变的同时，他又对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来源的代表性提出质疑，错误地认为我们所得出的生育率数字未经过应有的调整，并再次表露他对此辩论所怀的真意。在批评了我们所报告的辽宁道义屯的总和婚内生育率为63之后，武雅士在不提供任何依据的情况下便断言：“他们有可能大幅度低估了中国的生育率。每个妇女的真实生育数至少是74个。迪庚生(Dickinson)依据剑阳对71位妇女的研究得出的就是这个数。”在怀疑他人数据质量的同时，武雅士对自己所使用数据质量的局限性却不加检讨。为了强调过去中国生育率高，武雅士对自己的数字也是有选择地使用。譬如，在他引用台湾海山在20世纪30年代总和婚内生育率高达741与794时，却闭口不提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间，他本人所记录此人口中的生育率都远低于这个生育水平。对于用20世纪初日本占领下台湾人口的生育率来质疑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大陆的生育率水平是否有可比性问题，他也避而不谈。武雅士之所以能算出所谓的高生育率，除了以上种种问题之外，还在于他计算方法上的错误。在计算婚内总和生育率时，人口学者一般都将15至19这个年龄组的生育率排除在外，而只将20至49岁已婚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加以总和。这种做法的原因是因为15至19岁年龄组的已婚生育率因已婚人数少而非常的高，而将这一年龄组的生育率包括进来，会由于很少一部分人的生育而人为地夸大总和生育率。因此，无论是我们所提供的中国人口的已婚生育率还是我们引用的欧洲历史上的总和婚内生育率，都只包括20岁以上人口的。如果我们把武雅士的数据用这一标准方法进行加总，所得到的结果是，他台湾海山19061945年的总和婚内生育率应减少20，而他19801981年在大陆调查的结果应减少18。他的有可比性的总和婚内生育率将不再是74，而是在与其它众多结果不相上下的49与62之间。将低生育率归因于营养不良是一个看上去似乎有道理、但已被近几十年来科学研究所否定并过时的解释。根据对当代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研究，学者们发现，由饥荒造成的严重饥饿会使女性人口暂时停经从而降低生育率，同时营养不良也会推迟女孩初潮的年龄。但超出饥饿水平以上的营养不良仅对妇女晚年的生育率略有影响。寇尔在近20年前与武雅士辩论时就早已指出这一学术界的结论。历史上中国妇女初潮的年龄较迟，但即便是武雅士所认为的16或17岁，仍低于当时妇女的平均结婚年龄。对于已来月经的妇女来说，营养对她们怀孕能力及胎儿死亡的影响都是很有限的。即使营养不良会影响到停经年龄，研究所得到的最早平均停经年龄是在新几内亚人口中的436岁。而这一年龄也远高于武雅士所接受的中国_ 见Wolf 1985，CoMe 1985 见Wolf2001。 Wolf2001，第136页。 见Arthur PWolf，1984“Fertility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0：443470；第455页。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及我们对武雅士的批评，见Camcron DC0mobell，Wang Feng，and James ZLee2002“Pretransitional fertility in China，”Population oJd Developmenl Review，28(4)：735750 见Wolf2001，第136页。 CamobdlWang and Lee2002一文中有对这些用不同计算方法得出不同结果的详细比较。 John Bongaarts, 1980, Does malnutrition affect fecundity: a summer of evidence. Sc/ence 209:564-569; Ronald H. Gray,1983, The impact of health and nutrition on natural fertility, in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dited by Rodolfo A. Bulatan and Ronald D. Le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Vol. 2, 139-162; Jane A. Menken, James Trussell, and Susan Watkins,1981, The nutrition-fertility link : an evaluation of the evidenc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1:425-441.妇女生最后一胎的平均年龄，即38或39岁。当我们把武雅士的数据与欧洲人口的历史生育水平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即使是他人口中最富裕，营养应该是最好的家庭，生育水平都明显低于历史上的欧洲人口。营养不良显然不能作为一个被用来解释中国历史上低于欧洲婚内生育率的唯一、甚至是主要的原因。综上所述，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高生育率，还是将低生育率归因于贫穷和营养不良，都是没有可靠根据的。不仅如此，黄宗智、武雅士等学者在坚持高生育这一对中国历史人口过程解释的同时，还忽视了一个人口学所教给我们的基本原理。这便是，鉴于中国历史上女性人口普遍结婚并且早婚这一人口特征，即使是与较高甚至是很高的死亡率水平相结合，婚内的高生育率还是会导致很高的人口增长率，进而导致与历史不符，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人口增长。为了说明这种可能性，我们在本文表1中给出不同的死亡率与生育率组合所可能导致的人口增长趋势。按照这些计算，用黄宗智等所深信的75的婚内生育率与出生时期望寿命略低于30岁为假设(见表中假设)，中国的人口会在历史上狂飞猛涨，每30年翻一番。依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