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时代的互动规则变迁...聊天中的语音—文字选择为例_郑丹丹.pdf

社会2023 1摘要：本文以微信聊天中的语音文字选择为例，试图揭示移动互联时代的时空分离特征及宏观文化背景对个体社会交往产生的影响，丰富戈夫曼互动仪式理论的相关内容。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发现，可以将互动中使用的类别化印象整饰技术视为线下差序格局的线上建构，互联网的时空分隔与重组机制则通过影响互动情境而影响互动关系：首先，语音成为高位者对低位者进行随意表达的特权，双向的规避仪式单向化为低位者的义务，强化了互动秩序；其次，微信互动的去共同情境化使情境压力降低，情境积累的必要性减弱，产生依托相对地位的简易互动规则；最后，互动情境的不确定性及互动结果的固态化导致低位者安全感不足而回避语音方式。关键词：微信语音与文字互动仪式时空分离The Change of Interaction Rules in the Mobile Internet Era：Take the Choice of Voice-Text Messages in WeChat as an ExampleZHENG Dandan DONG KehanAbstract：The interaction theorists represented by Goffman have put forward aseries of important theories about the micro-interaction order of daily life.However,with the advent of the mobile internet era,the rule and order of face-to-faceinteraction may have changed.Taking the choice of voice and text messages inWeChat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paceseparation，and the impact of macro cultural background in the internet era on郑丹丹董珂含移动互联时代的互动规则变迁以微信聊天中的语音文字选择为例*作者 1：郑丹丹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Author 1：ZHENG Dandan，School of Sociology，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E-mail：；作者 2：董珂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Author 2：DONG Kehan，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资助（项目号：2020WKZDJC019）。This research was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2020WKZDJC019）.特别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此外，本文海外资料的收集得到了郭静智、黄挽天、易杨忱子等人的帮助，特此感谢。社会20231CJS第 43 卷138DOI:10.15992/ki.31-1123/c.2023.01.007移动互联时代的互动规则变迁individual social interactions，expanding and enriching the relevant content ofInteraction Ritual theory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it is found that the categorical impressionmanagement technology used by people in WeChat can be regarded as an onlineconstruction of offline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s in relationship.The spatio-temporalsepar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mechanism of the Internet influence online interactionsby affecting the interaction context.Specifically，this kind of interaction has causedthe following changes.First，sending voice messages at will has become theprivilege of the superior over the subordinate，and under the easier operation ofreflective monitoring，the two-way avoidance ritual has become the one-wayobligation of the subordinate，strengthen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Second，there isa trend of de-common-situation in discrete WeChat interactions，embodied in thedecreaseofsituationpressureandthenecessityofsituationaccumulation.Therefore，reflective monitoring is easier to operate than before，resulting in simplegeneral rules of interaction based on relative status.Third，the uncertainty of theinteraction situation after the time-space separation and the solidification ofinteraction results cause the subordinate feel insecure and anxious about using voicemessages.In addition，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interaction discussed in thisstudy and Goffman s theory may also be related to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culture.Due to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the makingof WeChat interaction rules is still in progress and it demands long-term observationand careful analysis.Keywords：WeChat，voice and text，interaction ritual，time-space separation一、移动互联时代的互动：一个值得探究的议题微观与宏观的连接是社会学的基本议题。很多学者认为，社会互动是（再）生产宏大社会系统的必要过程（吉登斯，1998：272-273；柯林斯，2009：31），社会结构就是社会互动反复发生的模式（Campos-Castillo andHitlin，2013）。人们日常的惯例植根于理所当然的世界之中，一般说来，人们知道怎样按照组成世界的那些内含的、共有的规则来行动。他们利用这些规则，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无意中发展了这些规则（贝尔特，2002：5）。小范围的、即时即地发生的面对面互动是理解和分析宏观社会过程的基点，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柯林斯，2009：31），戈夫曼、布鲁139社会2023 1默、柯林斯、吉登斯等学者在互动研究方面卓有创见。戈夫曼以敏锐的洞察力聚焦于通常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或者被熟视无睹的事物，尤其是那些边缘性的、微不足道的行为，从而揭示日常生活的行为规则和互动秩序的微观运作逻辑。他指出，面对面互动涉及一系列的条件，诸如行动者能够彼此感知的共同在场、信息的接收与发送、即时性的过程监控以及共享的情境定义等（王晴锋，2021）。时代在发展，技术在进步。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 10.29 亿人。1自 2011 年至今，微信被广泛运用于熟人线上社交，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大家同处一室却用微信互动，这样的情形并不令人惊奇，可以说，微信聊天在相当大程度上代替了面对面互动。人们在微信互动中是否明确地或下意识地遵循某些规则？这些规则与线下互动的规则有什么异同？人们为何如此行事？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推进以戈夫曼为代表的传统互动理论，理解宏观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对微观生活实践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早期互动理论主要针对的是身体在场的线下互动，书信等身体不在场的互动方式并不普及，但互联网时代的时空虚化与重组使得身体不在场且非及时的互动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这促使学者们对“共同在场”以及“情境定义”等互动论的核心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以柯林斯（2009）为代表的其他互动论学者对戈夫曼的理论做了推进，还有一些学 者 针 对 网 络 社 会 的 特 殊 互 动 形 式 进 行 了 分 析（Beneito-Montagut，2015）。但总体来说，针对移动互联时代的新互动形式之根本特征、它与传统线下互动的关键差异、这些变迁对新的宏观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等问题的探讨还存在拓展空间。蒙田说过，探索人的行为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极为艰难，因为社会行为不是一元的、自然的现象。柯亨指出，人的行为更像诗，虽然绝无任何统辖一切的原则，但依然呈现给理论家们规则有序的韵律、反复出现的意义以及约定俗成的形式，可以进行探究和把握（特纳，2003：92-93）。在对社会现象进行科学概念化的过程中，将具体现象设想成若干单位或部分（单位行动）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是一种解析式的分析策略（帕森斯，2003：48）。依据解析逻辑，选择最简单、基础的二人面对面互1.参见：人民网研究院发布 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22），中国经济网，http:/ 年 7 月 4 日。140移动互联时代的互动规则变迁动为代表，与目前在中国运用最广泛、大家最熟悉的微信二人聊天进行比较，是比较简洁可行的分析策略。为了便于阐述，本文聚焦于微信留言方式选择中呈现出来的规则变化，刻画移动互联时代微信互动的新特征，尝试丰富并推进社会互动理论。通过文字呈现的静默网络互动不同于面对面聊天，除去头脑和手指外，声音、面容、姿态等因素不再影响互动过程。表情包作为一种替代性的符号化情绪表达，代替了媒介互动过程中被省略的身体因素，成为个体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的重要手段。同时，微信跟许多即时通讯互动软件一样，为用户提供了文字之外的沟通方式发送语音。这也极大地缩小了微信聊天与日常面对面互动的差别。如果两人同时在线，你一言我一语，似乎又和线下互动相差无几了。微信为用户提供语音聊天方式的初衷应该是供用户在不能或者不便发文字时使用，比如不会打字（文化水平不高）、不便打字（眼睛不好或者在开车等）等情况。另外，语音留言也适用于迅速便捷地交流比较复杂的内容。然而，稍加观察可以发现，并非所有人在所有情况下都会为了方便而选择语音留言的方式。有些人即便是在开车的过程中，也会找个地方停车打字发送某些信息，而不会选择发送更为方便的语音消息。当前，语音录入转文字的功能越来越普及且准确率提高，以文字为主要形式发送信息的人好像更多了。很显然，微信留言这样的线上互动方式有一些内在规则，人们有意无意地遵守着。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人们选择微信聊天方式的规则，我们采用立意抽样的方式，分别于 2020 年 811 月以及 2021 年 34 月通过电话或微信聊天的方式，先后对 33 名微信使用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针对其微信语音和文字使用习惯与规律、选用语音或文字的原因等收集资料，并于 2022 年 57 月对另外的 25 人进行了补充访谈。由于本话题相对简单，每个被访者平均访谈时间为 30 分钟。如前所述，不难发现，语音与文字的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个体特质或偏好等。有些人不识字、视力不好或不擅长打字，就会偏向甚至只能选择语音的方式；有些人则因为有口音或单纯不习惯语音留言而选择打字沟通。可见，文化程度、年龄都是影响聊天方式的重要因素。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尽可能拓展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年龄范围，在第一批访谈的 33 个案例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大学本科及141社会2023 1以上）有 17 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大学本科以下）有 16 人，受教育程度最低者为初中，最高者为研究生。受访者年龄在 1960 岁不等，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受访者中，年龄分布相对均匀，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被访者年龄在2059 岁之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被访者年龄范围为 1960岁。后续补充 25 例访谈对象主要是为了扩大受访者职业类型、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分布等，并有意识地进行了一些对比，力图更全面、具体地把握两种方式的选择情境。2022 年 11 月 2228 日，针对文化背景对互动的影响问题，研究者访谈了 2 个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和 2 个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挖掘中美网络互动规则的一些异同。并通过他人的帮忙对 32 位与国外文化有关联的受访者（其中目前生活在美国的各国人士 30 名）进行了结构式访谈，其中包括 11 位美国人、10 位欧洲人（意大利、俄罗斯、瑞士、瑞典各 1 人，德国、法国、塞尔维亚各 2 人）和 11 位亚洲人（中国 5 人，印度4人、菲律宾、伊朗各 1 人），他们的性别、年龄、职业等特征基本呈多元分布。本文试图以此验证几位被访者对中（欧）美网络平台互动差异的认识。二、互动理论及其在网络时代的发展（一）互动仪式理论及其文化差异关于社会互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其他人在场对个人行动之影响”中（Triplett，1898），用戈夫曼（Goffman，1966：17）的术语来说就是共同在场问题（copresence，亦称共在）。几十年来，学者们致力于确定共同在场在微观层次对个人的影响及其与宏观结构的关系。吉登斯（1998：88-90）提出，结构只有在微观层次发挥作用的时候，才获得了具体存在形式。行动者共同存在对于通过社会互动（再）生产宏大社会系统的过程而言是必要的。共同存在也是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理论的核心部分，互动仪式链是一个系统，社会行动者在其中通过完成互动仪式（延续戈夫曼对仪式概念的运用2）增加或者再生个人的情感能量。团结感、情感能量的增加、符号的创造、道德感，所有这些都来自互动仪式，其中相互的共同关注是一个关键要素（柯林斯，2009:56-2.戈夫曼所谓的“仪式”指向一种对行动者具有规范与约束作用的程序化规则，可以被较为广泛地运用于日常生活与互动中（Goffman,1982:57）。鉴于此，本文根据行文需要混用了互动仪式和互动规则两个概念，特此说明。142移动互联时代的互动规则变迁57）。马丁对这种微观与宏观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如下总结：社会结构指的是社会互动反复发生的模式，而这种模式过程与具体的个人紧密相关，而非角色或阶级（Campos-Castillo and Hitlin，2013）。戈夫曼把社会生活描述成一种高度复杂的事业，一方面，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思的存在者，不断地监控自己的行动，主动干预世界，控制他们周围的环境；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人们无需反思几乎是下意识遵循的常规做法，比如一些客套话或行为礼仪，它们类似于一种仪式，引导着互动的开始、发展和结束。这些细小甚至琐碎的做法被戈夫曼称为“仪式性”规则（贝尔特，2002：95-100）。这些规则看起来都是细枝末节，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但它们对保持个体心理安全和信任乃至维持社会秩序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戈夫曼认为，人们面对面的互动可以构成一种“互动秩序”，虽然它受宏观结构的影响，但也具有一定的独立真实性（特纳，2001：59）。也就是说，人际互动本身就是重要的社会事实，是值得分析的对象，从中可以折射出一些宏观结构的本质。戈夫曼的互动仪式模型可以分为五个部分，即仪式发生在情境上的共同在场之条件下、身体的共同在场通过变为焦点互动转变成全方位的相遇（encounter）、对保持社会团结有压力、仪式尊重那些具有社会价值的东西（神圣物）以及仪式被打破时在场的人会在道德上感到不安（柯林斯，2009：56-59）。概言之，戈夫曼特别强调互动双方身体的共同在场和共同关注，并就人们在维护焦点互动顺利进行时有意无意遵循的互动仪式做了具体阐述。戈夫曼揭示的互动仪式包括尊重和风度两类，风度更涉及自身，而尊重更关乎互动双方。尊重又分为展示性仪式（presentational ritual）和规避仪式（avoidance ritual）。展示性仪式意在担保行动者会关注并接纳他人的价值，规避仪式则是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以免侵犯他人周围存在的“理想边界”或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和隐私而采取的仪式，其中，言语顾虑和谨慎是行动者表现规避以示尊重的重要途径（Goffman，1982：62-70）。我们也可以从预先的审慎缜密以及出现问题后的修补两个方面来归纳戈夫曼提到的印象整饰（管理）技术。当个体出现在他人面前并被他人所影响，互动仪式规范就会被触发（埃尔斯特，2019：99；戈夫曼，2008:5）。这时他要注意衣着得体、举止谨慎，对面部表情、情绪和说话143社会2023 1的声音等进行控制，包括与他人对视、微笑、寒暄、问候等举动，为他人提供小服务，对他人的话题表示关注，以及在结束互动时较为正式地道别，等等。个体还会预先排演一些重要的互动，对可能发生的意外做好准备。意外真实发生后，个体通过开玩笑、解释等方式维护自己和他人的面子，修复互动。一旦他人出现疏忽，个体要乖巧地“视而不见”，或者欣然地接受人们为此所做的辩解（Goffman，1982：41、72；戈夫曼，2008：186-197）。审慎缜密地对待情境同样重要。在与不熟悉的人互动之前，给对方充分的关于自己的信息以便准备合宜的举止表现，充分了解对方的阶层状况，避免因距离不当（过近或过远）而冒犯对方，这些都是通过信息管理控制情境的经典表现。一旦误入其他人的“后台”，个体作为局外人应该通过敲门、咳嗽一声等方式给那些已经在场的人一些警告或延缓进入，让他人能够在仓促之间进行情境整理，准备好适当的表情。在无法回避的情况下，局外人对其他人的互动应知趣地表现出不感兴趣、事不关己、不予注意，以获得有效的隔离。这些都属于互动情境出现问题后修饰、找补的例子（Goffman，1982：43、63；戈夫曼，2008：189、195）。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戈夫曼更多地关注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互动，例如在悬置地位差异的基础上讨论普遍的人类本质（Goffman，1982:43-45），但除了发生在电梯与街道等情境的陌生人“相遇”之外，他显然已经开始关注互动者身份对互动过程的影响。无论是医院的医生、加油站同僚还是西藏贵族与农奴，其所分析的很多互动仪式都发生在具有身份、等级差异的互动对象之间，身份是人们选择恰当的策略进行互动的重要依据，所以戈夫曼特别强调“情境合宜”行动或概念的意义取决于其产生的背景（贝尔特，2002：99），或者说，每个行动者都是在情境中被建构起来的（柯林斯，2009：32-33、48）。戈夫曼指出，在感知和行为方面，阶层越高的人会更为广泛和精心地对待禁忌，例如座位间隔会更远；在规则方面，地位平等的人之间或高位者对低位者可以表现出亲密，但低位者不可以“礼尚往来”（reciprocate）。同样地，风度仪式也存在地位不对称的情况，相较于高位者，低位者被期待拥有更小心谨慎的行为举止。比如在医院中，地位更高的医生具有骂人、换话题以及采取不雅坐姿的权力（Goffman，1982：61-64、78-79）。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戈夫曼对地位差异的讨论较为分散，有时甚144移动互联时代的互动规则变迁至只将它视为一种特殊案例在脚注中进行补充。相对来说，他更强调互动的合作属性：个体在互动中即便处于高位，也要抑制自己的权力，维护他人的面子以维持互动顺利进行（Goffman，1982：10、27）。比如，戈夫曼（Goffman，1982：58-59）强调，尊重仪式不是低位者（subordinate）向高位者（superordinate）的单向性表示，而是一种对称性的仪式。在这个意涵上，地位差异并非必然构成互动障碍，跨阶层行动者之间的合作是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可能跟美国的文化特征以及戈夫曼的理论主张有关。亚历山大（2000：9、146）认为，“个体拥有自由意志”的文化信念已在每个西方社会制度化了：这里有精心设计的合法理论，保护个体免遭来自群体、国家或诸如教会之类的文化“强制性”机构的伤害。美国更是完全没有社会主义传统，不论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都不接受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而是表现出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戈夫曼的理论主要集中在互动本身，其互动者在很多时候身份特征不明显，更像是自由行动的原子，阶层和地位的影响并不突出。中国的社会结构则与西方不同，儒家讲究的是人伦，伦就是由自己推出去到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一群人所产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不失其伦”是在别贵贱、远近、亲疏（费孝通，1998：25-28）。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洗礼，中国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发展要义依然是伦理型文化（樊浩，2019）。据此可以推论，由于本文关注的微信互动主要发生在熟人之间，那么互动双方的差序特征显然是构成互动情境的重要因素，与自己的密友聊天和与刚认识的人聊天，二者的互动方式肯定存在区别，与平级的同事或下属的互动态度和与领导的也多半有所不同。显然，在传统互动仪式理论中加入地位与阶层差异的探讨，对于理解中国人的互动是非常有必要的。（二）互联网时代的共在理论发展传统互动的基础条件之一就是互动者的共在，亦即在同一场所中，不同的个体之间可以相互接触（Goffman,1966：22）。说得更具体些，这是一种双方处于同时同地、可以即时互动的情况，写邮件、看电视、听收音机等行为都不算即时互动。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发现，其他行动者物理意义上的在场对共在概念而言既不必要也不充分，个人的主观共在感可能更重要。比如一个人在与千里以外的某人通电话时，他们之间的145社会2023 1联系显然比他与坐在身边的人更紧密（Giddens，1991：189）。近年来，科技进步使多种新型互动形式进入日常生活。人们发现，在同一物理空间中发生的直接人际互动类似于以电脑为中介和他人或电脑控制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情况（例如电子邮件），以及和其他人或非人实体之间的想象性的会话（例如祈祷），包括和媒介个体之间的类社会互动（parasocial，例如看电视节目）。一些学者认为，与其重新寻找理论去解释这些新现象，把它们和以前的物理共在互动现象区分开来，还不如对以往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情境化互动进行重新界定：把个人感知置于核心地位，将共在视为一个行为者感知到的与另一个行为者相互牵引（即注意力、情绪和行为等三要素的同步）的程度（Campos-Castillo and Hitlin，2013）。按照互动双方的距离、身体是否在场两个维度，可以将共在划分为六个类别（详见表 1）。3表1：共在的类型身体呈现双方的距离物理临近（例子）电子临近（例子）双方身体共在（corporealcopresence）传统线下面对面互动身体的远程共在（corporealtelecopresence）打电话、微信语音电话、微信视频电话等都不超级虚拟共在（hypervirtualcopresence）机器人足球赛或者机器人战争超级虚拟远程共在（hypervirtualtelecopresence）网络上人们的智能代理者之间的互动一方虚拟共在（virtualcopresence）个人到银行ATM机提款时二者的互动，以及人与任何社会性机器人的互动虚拟远程共在（virtualtelecopresence）个人和远程电脑程序控制的社会性机器人的互动考察共在概念时有四个参数：具身化、及时性、规模和流动性。其中，具身化（embodiment）是指身体参与交流的程度，可以用一个从身体完全在场到身体完全离场的连续统来表达。“全身交流”涉及人类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后者包括大量丰富的“身体习语”（Goffman，1966：13-17），如面部表情、手势和姿势等。这种完全具身体现的交流需要一个面对面的界面，涉及所有人类的感官通道。身体彻底离场的界面是普通的短信，它没有揭示共同个体的任何物质特征。及时性（immediacy）指的是信息传递的速度，既包括如打电话的即时共在，也有如发送电子邮件的非即时共在（Zhao，2003）。3.参见：Zhao，2003。146移动互联时代的互动规则变迁依据共在的多个维度，互动仪式理论在网络时代有了新的发展。区别于戈夫曼理论用视觉方式所给予的关注，线上互动通过文字和多媒体所表示的关注不仅有更强的表现力，也具有同步性（synchronous）和异步性（asynchronous）并存的特征（Beneito-Montagut，2015）。自我呈现可以分为在同步（即时）的“情境”（situations）下发生的表演（performances）和在异步（非即时）的“展览”（exhibitions）中发生的展品（artifacts）（Hogan，2010）。本文分析的重点之一就是以文字方式进行的微信二人互动，实际上就是身体彻底离场的、同步异步并存的、小规模的、高流动的共在形式，其自我呈现形式主要是在异步的展览过程中凝固为展品。这种特定的变化会使得人们的日常互动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这种在中国非常盛行的新型互动方式隐藏着何种互动规则，其社会意涵如何，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究。（三）社交软件互动研究现状柯林斯经历了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传统互联网时期，他认为，电子邮件等远程便捷通讯方式不能替代传统的面对面互动，人们在使用电子邮件互动时往往会减少礼节形式问候、称呼对方名字以及在结束时使用敬语这种趋势使人们习惯于赤裸裸的功利性交往，导致关系贬值，降低了团结程度。不同于戈夫曼，柯林斯（2009：93-101）的真正关注点是新互动形式与集体连带感的关系，但他依然强调亲身在场的重要性，并不涉及移动互联时代如微信等大量不需要身体在场的即时互动方式，也无法探讨这些新的互动方式给互动仪式理论带来的挑战和新的发展需求。如今，对空间和时间具有重塑性的移动互联时代已经来临（王迪、王汉生，2016），与戈夫曼乃至柯林斯所处的年代有着本质区别。有学者从关注、沟通、行动等五个方面对戈夫曼所探讨的传统身体的“相遇”与移动互联时代的线上“相遇”之不同进行了归纳，突破了传统互动理论强调共同在场和共同关注的基本框架，指出了互动模式在可延时性方面的改变（Beneito-Montagut，2015）。但是，由于所分析的平台有限，其指出的“一对一”互动主要是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在 Twitter、Facebook 和 WhatsApp 等软件平台中，WhatsApp 与微信的功能和定位最为相似（方兴东等，2013）。学者们发现，人们在线下互动时会借助语气、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等来了解对方的内心情感（鲁苓，147社会2023 12000），而在线上互动比如微信聊天时，间断性的输入和延时性的对话有时并非完整和真实的思想表达，而只是某种即时性思绪的电子书写（蒋建国，2014）。软件语言使用存在群体差异（Joinson，2001），不少用户用表情包来弥补线上沟通中身体离场所带来的问题（Rashdi，2018）。表情包不仅可以表达使用者的情感，还可以发挥很多功能，包括作为一种情境线索、表达赞美、开始与结束对话等。但是由于人们对这些表情的解读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使用它也会带来一些坏处，比如分散注意力等（Veytia-Bucheli，et al.，2020）。微信等社交软件的使用为人类的信息沟通提供了巨大便利，还为使用者提供了重塑自我形象的机会。平台互动不再受制于时空限制，身体的“缺席”让个体更加注重主观世界的自我表达（徐祥运等，2020）。社交软件的平等与开放使用户之间更容易建立较为紧密的情感关系（吴静，2018；沙垚、王昊，2018；李红艳、宋佳杰，2020）。社交软件的使用也有负面影响。由于线上互动消解了交往对象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并将其抽象成为数字和代码，且当前微信等软件使用的规范主要是参照现实交往的规范和标准设定的，在契合度、操作性和适用性方面都有所欠缺，所以容易出现人际关系松散、情感淡化、交往规范破坏、交往语言异化、资质缺乏、权威弱化等问题（陈倩、冉永平，2018；李桐、罗重一，2018；牛静、张娜，2018；徐祥运等，2020）。大多数研究将微信视为一个更加开放、平等的互动平台（Dong H.，2016：10；陈志娟，2017），认为其具有平等、去权威性的特征。也有学者提出相反意见，认为传统人际关系已经逐渐被“复制粘贴”到了微信上（张军，2018），甚至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有学者在分析微信群中的互动与权力之关系时发现，在线互动的独特特征缺乏物理互动空间、过去对话具有可记录性以及在线披露存在隐形性质创造了一个环境，将员工置于永久的可观察性之下，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抵抗的空间，实际上加剧了工作场所的等级制度和权力动态（Tian，2020）。总的来说，学者们对网络时代社会互动和社交平台使用的情境、共在要素等方面的发展与变化（Waterloo，2018）做了大量研究，给人很多启发。但这些研究要么没有细致全面地展示微信等新互动平台出现的具体互动规则的变迁，要么未在理论层面挖掘移动互联时代互动模式的本质及其与线下互动的差异产生的根源，对于网络时代互动理论的148移动互联时代的互动规则变迁新发展探讨不足。本文以最基本的二人微信互动为研究对象，以其中的语音文字选择规则为例，抓住熟人聊天互动者身份确定这一特征，揭示网络互动中隐含的秩序与权力问题。基于互动者出现地位差异时的一些表现，归纳出微信互动中的规则变迁，探析其变化根源，推进移动互联时代互动仪式理论的发展。三、微信互动中的规则呈现：以语音文字选择为例在访谈过程中发现，很多被访者对于互动中的“语音文字”规则并没有预先的清晰认知。不少被访者在被问到这个问题后明显一愣，要思考一阵才能归纳出自己的选择规律，甚至在访谈中出现“恍然大悟”的表情。这些表现似乎证明，人们会运用不言而喻的、实践的知识建构熟视无睹的社会生活（贝尔特，2002：95）。表 2 简单列举了几种微信语音文字选择情况与被访者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的大致关联以及选择理由，目前尚未发现这种选择与性别之间存在明显关联。表2：微信语音文字选择一览表只使用语音主要使用语音主要使用文字年龄大偏大偏低文化程度低偏低者居多偏高职业特征退休、自由职业需要及时沟通的岗位国企等自认为很严肃的单位的工作者、学生只使用语音的个体基本上没有选择的余地，比如不识字、不会打字、眼睛不好没法打字等。这类人基本上年龄偏大，已经退休或者工作的组织性较弱，比如自己摆摊等，聊天对象以家人、朋友为主。互动平台提供语音功能的目的之一应该就是尽力帮助这部分人复刻线下的交流体验。这种交流方式和传统的线下交流差异不大，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那些能够在语音与文字之间进行选择的个体的选择依据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之一。确实有些人不太在意语音或者文字的方式，经过反复提问依然表示自己几乎可以自由选择聊天方式，不用特意考虑聊天对象，比如 HF01（60-事业单位中层干部）表示自己主要使用语音，4觉得方4.本文根据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等关键变量对受访者进行编码，第一个字母代表受教育程度（H 为高，大专及以上；L 为低，高中及以下），第二个字母代表性别（M 为男性；F 为女性），后两位数字为其在本文中出现的序号 01 是第一个出现的被访（转下页）149社会2023 1便，并且对此前列举的所有情况（比如给上级领导留言）均觉得没有顾虑。经了解，HF01 在单位是“老资格”，比较受人尊重，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部门的领导，在单位领导面前也没有特别强的等级意识，且面临退休，职场对她的约束不大。同时，HF01 是一个自信、乐观、积极、坚定的人，这些特性使得她比较有安全感，几乎感受不到语音留言有什么不妥。与 HF01 关系较好的 HF02（50-高校副教授）表示，自己虽然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会使用语音留言，但确实会更多地使用文字。经过讨论挖掘，她认为这种选择部分地和自己略微拘谨的个性有关，除了跟自己特别熟悉的朋友或者家人，她跟其他人聊语音还是稍微会有些尴尬。访谈中，很多被访者提到谨慎的问题。HM03（53-某国企在职员工）表示，文字可以修改还可以边写边想，避免出错，但语音就可能出现脑子跟不上嘴的情况。除此之外，其他影响语音文字选择的理由大致可以归纳为表 3 的情况。表3：微信语音文字选择理由使用语音的情况使用文字的情况能力：打字慢；眼睛花了看不见，打字不便能力：对发语音操作不熟悉（比如摁着摁着就跑了）对象：跟熟悉亲密的人聊天对象：不熟悉或者重要的人（老板、导师等）内容：信息多且彼此信任（会先跟对方确认是否方便听语音）内容：要求准确、清晰，不能出错/环境：工作场所（共用办公室，需要安静，不便外放语音）、公共空间（比如图书馆）/尊重：表示对交流很重视；不会给对方造成不便，节约对方的时间/隐私：语音容易引起大家注意，泄露秘密/害羞：不习惯甚至害怕听自己的声音被外放归纳而言，语音文字选择的依据可以分为能力和情境两大类。能力类主要与使用者的年龄和文化程度相关。有意思的是，一种聊天方式是否方便快捷与能力有关，对年纪大、打字困难的人而言，语音留言是方便快捷的；但年轻一代则表示，他们的打字速度很快，不影响聊天，而且如果真正碰到紧急或者特别麻烦的情况影响文字交流时，直接打电者，后面递增。为了简洁，受访者编码由上述信息组成，在第一次出现时会于括号内交代被访者的年龄和职业等信息。比如 HF01（60-事业单位中层干部）就是本文提到的第一个被访者，是一个文化程度相对高的女性，60 岁，事业单位的中层干部。（接上页）150移动互联时代的互动规则变迁话比语音留言更合适。另外，还有很多人觉得接收语音信息特别麻烦，因此也不愿意发语音信息麻烦别人。你不觉得很麻烦吗，经常一句话要听好几遍才听得清楚，有的时候还录得没头没尾的，不知道在说什么还要反复确认。再有就是办公室里都是开放的环境，外放那种很不方便，会很容易打扰到别人，然后你就还要转一遍文字，就更不方便了。HF04（34-国企文员）上述内容已经涉及选择依据的第二类情境因素其中的场所问题。很多时候大家处于公共空间（比如共用办公室或者图书馆等），需要安静，不便外放语音。语音转文字功能费时且准确率常常不高，不如直接使用文字留言一目了然、简洁明了。情境因素中更重要的是人际距离，本文将之划分为水平距离和垂直距离。水平距离可以理解为熟悉度，也就是中国人的“伦”里面的亲疏远近；垂直距离可以理解为等级关系，接近于“伦”中的贵贱。理论上，人们可以给熟悉的人发语音信息，但在师生、上下级等有等级关系的情境下并非如此，很多人会选择更加谨慎地对待这类互动。LM05（53-国企工厂采购部职工）表示，即便是跟朋友联系，如果涉及重要的事情，用文字显得态度更认真，有错误也方便修改，在联系领导的时候更是这样，措辞要斟酌。被访者 HF06（20-大学生）从来没有给导师发过语音，认为给导师发语音属于奇怪且大胆的行为，担心自己发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