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doc

隋

一 名词解释

三省六部
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三省六部制是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至隋朝正式确立,唐朝进一步完善。 三省长官共议国政，执宰相之职，他们议政的场所叫政事堂。尚书令位高权大，自隋以来，基本不设（炀帝曾封杨素为尚书令），加之唐太宗曾任此职，故此后，唐朝不再授人以尚书令之职。左、右仆射代领尚书省事，亦职为宰相。 从唐太宗开始的这些做法，表明皇帝任用宰相的范围扩大了，已不限于三省长官；宰相成员增多，既便于集思广议，又使之互相牵制，从而避免出现权臣专权的局面。这样，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防止了皇帝大权旁落。中书省和门下省掌管国家政令的草拟和审批。这就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权制。

行省制度
行省制度源于魏晋时的行台，当时为中央政权处理军国大事时的临时派出机构。金朝曾在边境广置行台尚书省。蒙古人入主中原时仿金制，设行尚书省统辖一个大区的路府州县，演变成地方最高政治机构。元世祖中 统年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地方机构也改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从此，地方政治制度进入划省而治的阶段。 元代行省置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其行政机构名称和官吏品秩与中枢相等，凡一省军国大事无 所不领。行省辖区不仅地域辽阔，且省界犬牙交错，使 其无山川险阻可依，北向门户洞开，形成以北制南的军 事控制局面。因这一措施有助于防止地方割据，故为明、清所继承。元行省所辖路府州县无固定统属关系，随意性很大。有些行省与路之间还设道，属监察性质。为加强控制,元在路府州县均设蒙古事务官“达鲁花赤”,监 督各级官吏，执掌最高权力。县以下设村社和里甲，常由蒙军驻村社实行军事统治。里长通常为蒙古人、色目人，衣食用度悉由居民供应，成为当地的最高主宰。由此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

科举制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魏晋以来，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大索貌阅
为了查实应纳税和负担徭役的人口，隋政府下令州县官吏大规模地检查户口，叫做“大索貌阅”。即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和本人体貌核对，检查是否谎报年龄，诈老诈小。如有不实，保长等要办罪。通过检查，大量隐漏户口被查出，增加了政府控制的人口和赋税收入。
隋唐检括户口的措施。隋初，农民隐漏户口、诈老诈小的现象极为严重，直接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和对劳动力的控制。隋开皇五年（585），实行大索貌阅，责令州县地方官吏检查隐漏户口，当面与户籍簿核实。并规定，如户口不实，里正、党正流配远方，奖励百姓互相检举。通过这次检括，户籍簿上有40万人查实为壮丁，有160万人新编入户籍。大业五年（609）再次大索貌阅，“又许民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史载，当年进丁24.3万人，新附民64.15万人。唐代继承隋法，并进一步制度化。

输籍法
　隋代制定各户等级和纳税标准的办法。 利用这一手段搜刮隐藏户口以防止人民逃税和抑制士族﹑豪强占有劳动人口从而确保政府收入输籍法是隋代制定户等和纳税标准的办法。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左仆射高颎鉴于兵役、力役、税收、授田等都与户等有关，而当时户等的划分因长吏怠情，多有不实，于是建议由中央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叫做“输籍定样”，颁布到各州县，规定每年1月5日县令出查，百姓300家到500家为一团，依定样确定户等，写成定簿，即称“输籍之法”。利用这一方法，将大量隐漏、逃亡的农民转为国家编户，通过输籍定样，剥夺许多士族豪门控制的依附民，削弱其经济势力，而增加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为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户籍制度创造了条件，加强了中央集权

瓦岗军
　　徐世绩建议西上郑、宋(今郑州商丘一带)发展。大业十二年(616年)，王伯当引荐曾参加杨玄感起兵反隋的李密加入瓦岗军。李密有胆略，多智谋，在他的策划下，瓦岗军很快就壮大起来，并成为中原地区起事军队的主力。及后瓦岗军攻克了荥阳(今河南郑州)诸县，又战死了前来镇压的隋将张须陀，声威大振。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瓦岗军攻克了兴洛仓，并将贮存的大批粮食分给民众。隋留守东都的越王侗急忙派刘长恭、斐仁基兵分两路合击瓦岗军。李密先击破刘军，后又招降了裴仁基。由是李密成了瓦岗军首领，统众至数十万人，几乎控制了河南全境。四月，瓦岗军进逼东都，炀帝遂派王世充坚守之。但这时瓦岗军却发生了严重的内讧，李密杀了翟让，并坚持在东都城外与隋军相峙的错误战略。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宇文化及引兵西归，在洛阳城下与瓦岗军相遇，瓦岗军被宇文化及军和王世充军前后夹击，大败。九月，李密西走，降于唐朝，瓦岗起事军队终于溃散。

赵州桥
天下闻名的赵州桥位于历史文化名城赵县，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好的巨大石拱桥，建于隋代开皇年间（581－601），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被誉为"华北四宝之一"。赵州桥是一座弧形单孔石拱桥。桥全长64.4米，拱顶宽9米，两端宽9.6米，跨径37.38米在桥两端的石拱上，辟有两个券洞，这种结构叫"敞肩拱"，拱矢高7.23米。这些敞开的小拱在减轻桥身的重量同时，又起到减少流水冲力的作用。这在当时是世界桥梁中的首创。千百年来，民间均传说是神仙祖师鲁班修建的，其实，它是出自工匠李春之手。

　隋文帝
杨坚（541年7月27日-604年8月13日），(581年3月4日-604年8月13日）在位，汉族，弘农郡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县)人，鲜卑赐姓是普六茹，小字那罗延。隋朝开国皇帝，其父杨忠是西魏和北周的军事贵族，北周武帝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为随国公，杨坚承袭父爵。杨坚，隋朝开国皇帝。汉族，弘农郡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县)人。汉太尉杨震十四世孙。他在位期间成功地统一了百年严重分裂的中国，开创先进的选官制度，发展文化经济。使得中国成为盛世之国。文帝在位期间，隋朝开皇年间疆域辽阔，人口达到700余万，是人类历史上农耕文明的颠峰时期。杨坚是西方人眼中最伟大的中国皇帝。被尊为“圣人可汗”。

二 简答

隋朝统一的历史条件和意义
1，北方农业的恢复，是物质基础。2，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是社会基础3，杨坚的雄才大略4，南朝君臣腐化，军队战斗力低下。5，长年战乱，人民渴望统一。6，魏晋南北朝时，士族地主阶级上升，隋代表了这一历史潮流
隋朝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隋的统一结束了南北分裂局面，打击了魏晋以来南方的士族势力，重建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加强了大陆与台湾的联系，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并为隋的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隋的繁荣正是以国家统一为前提条件的，也为唐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隋朝均田制的内容
公元528年（开皇二年），隋文帝杨坚颁布均田令。隋文帝建国之初，在北齐、北周均田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均田制。当年，隋文帝颁布均田令，规定：成年男丁每人受露田80亩，种植五谷，再受永业田20亩；妇人每人受露田40亩，不给永业田；奴婢受田同如常人。永业田不须归还，露田在耕田者死后要归还国家。 　　此外，亲王以下至都督，都给永业田，由100顷到40亩以身份高下多寡不同。公元594年（开皇十四年）又规定：京官、外官均给职分田，收入作为俸禄，以减轻国家负担。一品至五品，毎品以5000亩为差，多者5顷，少者3顷；六品至九品，以50亩为差，到九品为一顷。各级行政机构可耕种一定数额土地，称为公廨（xiè）田，收入可作为办公费用，这也可以节省国家的行政开支。 　　均田制施行后，国家可以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增加了赋税收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隋简化地方机构的内容和作用
隋初，杨坚在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后，又对地方机构进行了改革。南北朝以来，由于郡县设置过繁，形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隋初沿北齐、北周制设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开皇三年，杨坚从河南道行台兵尚书杨尚希的建议，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 　　公元590年隋文帝杨坚诏府兵入州县户籍，兵农合一始此。杨坚对于地方机构也进行了改革。他采纳度支尚书杨尚希提出的“存要去闲、并大去小”的建议，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精简为州、县两级，撤消境内500多郡。同时，裁汰了大量的冗官，将一些郡县合并。大大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控制地方，杨坚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而且每年都要由吏部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后来，又实行三年任期制。杨坚简化了地方行政机构，废九品宫人法，初创科举制。隋文帝命令各州每年推选三个文章华美、有才能的人，到中央受官。后来，隋文帝又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部管刺史，要由有德有才的举人担当。这种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使各个阶层有才华的人都有机会为政府效力。杨坚开创建立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留存长达1300多年，直到清朝末期才废除，但当时的美英等国称奇并借鉴了这种选拔制度作为政府文员的聘用方法。

开凿大运河的原因和作用
大运河开凿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隋王朝统一南北后，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南方生产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江浙一带，“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十分繁华。而此时关中和洛阳地区，人口激增，粮食供应感到严重不足。为了加强对南方经济的控制，以及从江南地区向两京运粮，隋王朝乃决定兴建运河。另外，隋王朝是当是世界上的重要大国，国力强盛，内外经济文化交流都很活跃，水运方面尤其需要扩大交通线路，促进贸易往来。当时东都洛阳，商贾云集，停泊在运河里的舟船，数以万计，城里有四百余家客店。运河的通航，对当时国内外的经济交往，无疑会起很大促进作用。此外，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陈朝的残余势力虽暂时被扑灭，但终隋一朝，南方广大地区始终没有平静过，597年有桂州（今广西桂林）的李光仕起义，600年有熙州（今安徽安庆）的李英林起义。601年又发生潮州等五州相继起兵等。隋炀帝时候，613年也发生过余杭刘元进和吞人朱燮、晋陵管崇的起义。在运河未通前，这些江南起兵常常使隋王朝鞭长莫及，“关河悬远，兵不赴急”。从进一步控制南方来讲，隋王朝也需要修建一条运河来及时运兵，镇压当地的反隋活动。当然，也不应排斥隋炀帝开运河，部分为了达到自己优游享乐的目的。他曾久任扬州总管，驻扎江都，颇醉心于六朝豪华，唐人传奇《开河记》说他怀念江都美景，开凿运河，也并非全是无稽之谈。史籍称隋炀帝是个“靡有定居”的荒唐皇帝，他在位十二年中居京时间不足一年，而到处巡游却占十一年。他曾北至长城，西至张掖，南游江都，每次都耗费国家大量钱财。运河建成后，曾三次巡游江，浩浩荡荡的队伍乘龙舟等各种船达五千余艘，“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旌旗蔽野”，“照耀川陆”，沿途居民献食，“极水陆珍奇”。这样大的排场和极度的奢费，是和隋炀帝一贯醉心于享乐生活的其他行动，相一致的。
大运河的作用
隋大运河的开凿，对当时和后代都有极其重要的经济作用。唐人皮日休的《汴河铭》曾充分估计这条河的经济价值：“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即运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首先，大运河解决了长安、洛阳两个地区的粮食问题。唐人杜佑曾指出，通济渠“开引黄河水，以通江淮漕运”。隋王朝的两京，因此而大大富足起来，史称在长安的太仓及附近华州的永丰仓，陕州的太原仓，东都洛阳的含嘉仓、洛口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唐朝以后，运河漕运愈显重要，宋人吕祖谦说：“唐时，全倚之江淮之粟”。北宋把首都定在开封，运河地位也十分重要，当时有“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之说。据统计，北宋真宗、仁宗二朝，每年通过运河运到东京的米，曾达到八百万石。其次，自隋唐以后，沿运河两岸，兴起了一批商业都市，运河一线开辟了新的商业区，杭州、镇江、扬州、淮安、淮阴、开封等地，都逐渐成为新兴商业都会，这些城市历经宋、元、明、清而不衰，不仅是一方繁盛都市，而且也成为物资和人文会萃之所。第三，运河作为全国纵贯南北的交通动脉，对加强我国经济文化交流，也起着重要促进作用，对在全国形成统一的经济体系，有很大好处。为了大运河的建成，隋代广大劳动人民，付出了繁重劳动和巨大牺牲。但是，它和长城一样，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天才和劳动的结晶，将永远作为世界工程技术史上的奇迹，而享名于世。

隋末农民起义特点和作用
特点
隋末农民起义第一个特点：以反对繁重徭役和兵役为号召。
隋末农民起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参加的阶级和阶层十分广泛，除基本队伍是受封建制度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外，参加反隋起兵的还有上至王公贵戚，中包括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下至僧侣、奴婢和少数民族等。这表明隋王朝已经处于与整个社会为敌的对立地位
隋末农民起义第三个特点是地区的广泛。几乎隋王朝整个版图上都布满了各支反隋武装。这些反隋武装性质虽各不相同，其目的却都是为反对隋炀帝的暴政，推翻这个腐朽政权。但是和其它一些朝代不一样，隋末各支武装并未形成一支统一的反隋队伍，他们各不相属，各自拥地割据自雄。
隋末农民起义最后一个特点是，反隋起兵往往与粮食、粮仓问题密切相联。这是与隋王朝仓储的过头政策有关的
作用
隋末农民大起义有着重大的历史作用。首先，这次起义推翻了腐朽的隋王朝，解脱了隋政权暴政所加在广大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它还使新建的李唐王朝，不得不重新考虑调整统治政策，从某种意义说，唐太宗时的“贞观之治”，是隋末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的结果。唐初统治者经常以隋亡为签戒，考虑如何调整政策。他们认为，隋朝曾经“统一寰宇，用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何以一旦土崩瓦解，归于灭亡呢？关健就在于“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面自奉”，“徭役无时，干戈不戢”，所以“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才决定改革制度。其次，隋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尤其是又一次横扫了腐朽的士族势力，有的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说明他们狠狠打击了士族。隋末农民军还打击了寺院地主，史称“寰中法侣，尽婴涂地之灾”，“佛寺僧坊，并随灰烬”，“诸寺饥馁，烟火不续”等等，都说明这一情况。另外，通过隋末农民战争，奴婢身份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我们从唐代均田制取消奴婢受田的规定，可以推测到奴婢大多数通过斗争摆脱了奴隶身份，成为了一般平民。还有，唐朝租佃制的发展，也说明了通过隋末农民起义，部分农民也多少改变了依附关系

三 论述题

试论隋王朝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从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到618年隋炀帝杨广被绞杀，共存在了三十七年，是个典型的短命王朝。但是隋朝的历史地位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盛唐的许多制度都是在隋朝时确立的。唐高祖和隋炀帝杨广还有亲属关系，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唐是隋的延伸，正因如此，历史书籍常将隋、唐并称为“隋唐”。
隋实行了一系列发展经济、恢复生产、巩固统一成果的措施。他加强中央行政机构的领导，设立三省六部；又改地方州郡县三级制为郡县二级制；改革府兵制；重颁均田令；制定新刑律；新铸五铢钱；统一度量衡等。他使用得力的大臣高颖、杨素、牛弘、苏威等，坚持以农为本，兴修水利，使手工业和商业得到恢复发展。文帝又开通广通渠，以便漕运交通，在长安建大兴城，并完善科举制，通过考试选拔人材。仁寿年间，全国户口增到七百万户，仓廪充实，社会安定，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隋朝是承前启后的一个朝代，在文帝统治时期和炀帝统治初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均有所巩固和发展。首先在政治方面，隋朝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统治机构，恢复了被废除多年的三师、三公、九卿的旧制。确立了三省、六部新制，增强了中央集权统治。通过制定《隋律》稳定了社会秩序。另外，开设了科举制度，为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人才选拔方式提供了一个蓝本。在经济方面，文帝下令整顿户籍，清查人口，继而推行均田制，调整赋役。另外，由于隋朝以前连年的战乱，各朝没有统一的币制和度量衡，这极大的影响了市场商品的交易与流通。因而，隋朝建立以后首先宣布禁用旧钱，统一发行合乎规格的“五铢钱”，严惩私铸钱币。同时，还规定了标准的铜斗铁尺，颁行全国。这样以来，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地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和加强漕运力量，于开皇四年（584年）开“广通渠”引渭水直达潼关。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下令开通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分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全长四五千里，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东北通到涿郡，东南到余杭，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隋朝的自然科学与人文艺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如著名天文学家刘焯制订的《皇极历》，他计算的岁差与现代计算出的准确值相差无几。而在工程建筑方面，最突出的成就莫过于河北赵县安济桥的兴建。这座由李春监造的石桥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一座“空撞券桥”。他的兴建比欧洲同类建筑泰克河上的塞雷桥早了近800年。隋代的绘画、音乐、舞蹈等各方面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代表人物，如画家展子虔和他的《游春图》等。此外在经学和佛学方面都有发展。
在短短三十几年中，隋王朝恢复了几个世纪以来因割据纷乱几乎中断的对外关系。通过“丝绸之路”的商业往来，促进了中国与西亚的相互交流。在东亚，隋与新罗、百济、日本的使者来往频繁，特别是日本有不少的僧人、学生到中国来学习；隋炀帝派裴矩到西域，招引各地商人来参观贸易，还派使者远至东南亚真腊、赤土等国，使隋代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和影响力都得到增强。为后世盛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随着对外关系的改善和交流的发展，当时的地理学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炀帝下令撰写的《区宇图志》共1200卷，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全国地理专著，在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隋朝与秦朝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隋与秦都是凭借强大的武力统一分裂多年的中国，而紧接着完成一系列改革，使经济得以发展。与此同时，又对人民大施徭役，致使民不聊生，终于使政权毁于一旦，短命而亡。然而，也正是凭借此时国家对物资财富丰盈的积累，为后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从而，带来了隋之后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盛唐文化

唐

一 名词解释

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是指中国唐太宗在位期间的清明政治。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诤臣；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当时并大力平定外患，并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之治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是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公元626年7月2日）由当时的秦王、唐高祖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在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城（今陕西省西安市）大内皇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一次流血政变，结果李世民杀死了自己的长兄（当时的皇太子李建成）和四弟（当时的齐王李元吉），得立为新任皇太子，并继承皇帝位，是为唐太宗，年号贞观

武则天
武则天画像武则天（624年2月17日－705年12月16日），汉族。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的女皇帝（唐高宗时代，民间起义，曾出现一个女皇帝陈硕真），也是继位年龄最大的皇帝（67岁即位），又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82岁）。唐高宗时为皇后（655—683）、唐中宗和唐睿宗时为皇太后（683—690），后自立为武周皇帝（690—705），改国号“唐”为“周”，定都洛阳，并号其为“神都”。史称“武周”或“南周”，705年退位。武则天也是一位女诗人和政治家。

开元盛世
开元之治是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所出现的盛世。唐玄宗在位44年，前期（开元年间）政治清明，励精图治，任用贤能，经济迅速发展，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史称“开元盛世”，前后共29年。开元年初，唐玄宗还命人烧毁宫内一批珠玉锦绣，表示不再用奢华物品的决定。这些改革措施，使开元间的政局为之一新，史称“开元盛世”。

藩镇割据
唐朝中叶以后，一部分地方军政长官据地自雄，不服从中央命令的政治局面。藩是保卫，镇指军镇。安史之乱图
封建朝廷设置军镇，本为保卫自身安全，但发展结果往往形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唐代安史之乱后出现的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强大、互相争战的局面。当时节度使独揽一方军政财权，其职位由子弟或部将承袭，不受中央政令管辖。至9世纪初，全国藩镇达四十余个，他们互相攻伐，或联合对抗中央。唐代中央政府屡图削弱藩镇，收效甚微。此局面延续近两个世纪，至北宋初结束。后代史家把这种局面统名之为“藩镇割据”。

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是中国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也称“朋党之争”。“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他们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在宦官专权的日子里，唐朝朝廷的官员中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挤打击。依附宦官的又分为两派——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这两派官员互相倾扎，争吵不休，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闹了将近40年，历史上把这次朋党之争称为“牛李党争”

飞钱
飞钱始于唐宪宗元和初年，又称“便换”，是中国历史上早期的汇兑业务形式。当时商人外出经商带上大量铜钱有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之后持凭证去异地提款购货。此凭证即“飞钱”。“飞钱”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业务，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这种汇兑方式一方面减低了铜钱的需求，缓和钱币的不足，同时商人前往各到进行贸易活动时，亦减轻了携带大量钱币的不便。

玄奘
玄奘（公元600～664），名陈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市缑氏镇陈河村）人。唐代著名三藏法师，佛教学者、旅行家，与 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唯识宗的创始者之一。出家后遍访佛教名师，因感各派学说纷歧，难得定论，便决心至天竺学习佛教。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一作贞观元年），从凉州出玉门关西行，历经艰难抵达天竺。初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后又游学天竺各地，并与当地学者论辩，名震五竺。经十七年，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组织译经，共译出经、论七十五部，凡一千三百三十 五卷。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丰富了祖国古代文化，并为古印度佛教保存了珍贵典籍，世称“新译”。曾编译《成唯识论》，论证“我”（主体）、“法”不过是“识”的变现，都非真实存在，只有破除“我执”、“法执”，才能达到“成佛”境界。所撰又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历代民间广泛流传其故事，如元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明吴承恩《西游记》小说等，均由其事迹衍生。

鉴真
鉴真（688~763），中国唐朝僧人，律宗南山宗传人，日本佛教律宗开山祖师，著名医学家。日本人民称鉴真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意为高峰）。鉴真十四岁时于大云寺为沙弥，就高僧智满禅师学佛，后又赴长安从弘景法师受具足戒，先后达三年，遂返扬州，学识渊博。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华学佛留学，并敦请鉴真赴日传佛。鉴真欣然应允，并克服种种困难，先后六次始获成功。他携带佛经、佛具及佛象，于天宝十二年（753年）抵日本。此时鉴真双目失明，但他仍努力弘扬佛法，传播中国文化并以其丰富之经验，讲授医药知识，特别是他所带之香料药物等，至日本平城京（今奈良）招提寺及东大寺正仓院仍保存有其遗迹。 　　唐宝应二年（763，日本天平宝字7年）五月初六日，鉴真卒于唐招提寺。弟子思托记述其六次东渡事迹、经日本著名文学家真人元开润色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流传至今

二 简答题

唐代官制的特点
中央集权的加强。唐初，政治、军事、法律等都承袭隋制。从太宗开始，逐步加以改革，使之日趋完备。
在政权机构方面，继承隋的三省分权制，中央设尚书、中书、门下三个省。尚书省会官尚书令、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同为宰相，共同辅佐皇帝，处理国政。大体上中书省草拟诏令，门下省审核，尚书省通过下属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贯彻执行军令政令。由于太宗曾任尚书令，此职不再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行使宰相权。
三省宰相共同议事的机构称为政事堂，初设于门下省，后移于中书省。太宗时，为防止相权扩大，往往以品级较低的官员加上“参知政事”、“参预朝政”等名衔行宰相事。高宗以后，则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为真宰相，三省长官只存空名。从玄宗朝起，尚书省仆射不再兼宰相职，只问本省事。
中央除三省六部外，尚有御史台、九寺（光禄、太常、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五监（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等机构。
地主实行州县两级制。州有刺史，县有县令。边疆要冲地区，别立都督府，长官都督兼理民政。县以下，百户为一里，置里正一人；五里为一乡，置耆老一人。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可以看出，乡里的职责是检括户口、收授田地、征敛赋役。可见乡里组织实际上是直接统治人民的基层政权。
627年（贞观元年），太宗根据山川自然形势，分全国为十道。 玄宗时改为十五道。每道设采访使监察地方官吏，设节度使驻守边境。此外有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等临时官职。
在任官制度方面，继承并发展了隋代的科举制，设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其中明经与进士两科经常开科取士。一般重要官员多出身于进士。士大夫视考取进士为终生愿望，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唐以后的科举制，基本上继承了隋、唐的进士科。
还有由皇帝亲自主持，临时设置科目的制举。但制举不常举行，取录人数很少，在科举中不占重要地位。
科举制的推行，一方面开辟了庶族地主参政的途径，扩大了封建政权的阶级基础；另一方面可以拢络士大夫，使知识分子为求功名而终生埋头于诗书，对统治者不会产生反抗思想。这对封建专制政权是有利的。传说唐太宗“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矣’”。
在军事制度方面，唐初沿用前代的府兵制，在关中设置军府。贞观间军府逐渐增多，各府置折冲都尉统帅卫士，故称之为折冲府。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有兵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府下有团、旅、队、火各级组织。开元时，全国置六百三十四府，有兵六十万，分驻各道。其中关内有府三百六十一个，驻兵二十六万，造成“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形势。
府兵是建筑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征兵制。凡受田男丁二十一岁充兵役，六十岁免役。平时在府内从事农耕，农隙教战，有事出征。另外每年轮番宿卫京师，称为“番上”。“番上”次数以居地远近而有差别。每番为期一个月。兵士自备服装、器械与粮食。所以府兵兵役也是人民一项沉重的封建负担。
在立法与司法制度方面，唐发展了隋朝的立法形式，有律、令、格、式四种。令、格、式是封建国家为官吏及平民百姓规定的详密规范，凡是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违犯了这个规范，就要绳之以法。律即刑律，是判刑定罪的根据。唐初沿用《开皇律》，稍加损益。后来在总结历代刑律与王朝兴亡关系的基础上，不断删改，房玄龄等制成《唐律》十二篇五百条。有笞、杖、徒、流、死五刑，刑名共计二十等。比隋律减斩刑九十二条，减流刑三十一条。从条文看，《唐律》比《隋律》宽平。但《唐律》毕竟是地主阶级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律文中全面地反映出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明确地规定出社会各等级的不同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有“十恶”、“八议”的规定。所以《唐律》中的“五刑”，主要是镇压人民的手段。

两税法推行的历史背景 内容 意义
由于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为前提的赋役制度，因此，唐中期以来，随着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已无法继续推行，于是，造成政府财政大大减少。为了保障政府的财源，统治者不得不采取适应当时形势的新赋税制度。780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特点是按土地、财产的多少收税，取消租庸调和一切杂税、杂役，一年分夏、秋两季两次纳税。两税法的实行，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使唐朝中期以来极端混乱的税制得到统一；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税收；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度，表明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两税法规定贵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税，这就扩大了税源，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人，也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两税法实行后，土地兼并不再受到限制，故越来越严重，大地主干方百计隐瞒财产，把赋税转嫁到农民身上，而政府在两税之外又增加许多苛捐杂税，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两税法只严格地执行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唐中期以来，随着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已无法继续推行；两税法的特点是按土地、财产的多少收税，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度；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导致的均田制破坏是封建经济的发展的结果。唐朝两税税法的实行表明：①租庸调已无法维持，②征税标准不再以人丁为主，③封建经济的发展。

唐诗兴盛的原因和主要表现
原因；
(1)社会因素
唐代立国之初至安史之乱前, 国势强大, 经济富裕, 朝廷百官宴游, 多唱诗互和, 以为谈佐之乐。而国家的统一, 南北交通无阻, 文人有机会饱览祖国的大好山河, 激发诗情。诗歌的酬唱流传, 蔚成一时的风气。至於安史之乱后, 藩镇之祸继起, 唐室中衰, 加以外患日极, 以致诗人大多饱历离乱, 为其提供丰富的生活素材, 及刺激文学创作的灵感, 郁结之情, 正可用诗歌来抒发, 也促成唐诗的兴安。
(2)政治因素 君主提倡
唐代几个有权力的皇帝, 不仅都爱好音乐, 并大加提倡。高宗、武后, 好乐章, 常自制新词, 编为乐府。到了玄宗, 此风更盛。他自己是诗人、乐师兼优伶, 爱好文艺, 附庸风雅, 对於文艺的发展, 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另外唐代以诗取士, 於是诗歌一门, 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捷径, 对加强诗歌技巧的训练和诗歌的普及, 有重要的作用。
(3)诗体的进化/ 文学本身的发展
从先秦的《诗经》、《楚辞》、两汉的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 建安、正始和两晋的诗歌创作, 以至南北朝声律说的提出和应用, 都为唐代诗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七言古诗及律体、绝句的新诗体, 在六朝时代, 才开始形成, 格式音律初具规模。到了唐代, 社会生活日益复杂, 诗人的思想感情丰富, 在诗歌创作上, 新的内容, 要求新的形式, 唐代诗人正好运用新兴的形式来表情达意, 使这些新体诗在形式、声律、辞藻各方面都趋於成熟。
(4)思想、文化的活跃/ 其他艺术对诗歌发展的影响
唐诗在发展时显然受到其他艺术的影响。唐代的音乐、雕塑、舞蹈、绘画等, 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 又吸收了外来的影响, 对诗歌的内容和风格有积极的影响和启发作用。如王维的山水诗, 号称「诗中有画」, 显然受到山水画的影响。至於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 可以看出当时作家勇於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
(5)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
诗歌在唐代社会的应用价值得到空前的提高, 如向达官名流谒求进用、送人出使也用诗。自帝王、贵族、文士、官僚, 以致道士、歌妓, 均有佳作, 此当与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有关。

主要表现；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唐代,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出现了高度繁荣的局面。
　　提起唐诗的繁荣,人们习惯于标举这一昭然事实:清代康熙年间编辑的《全唐诗》收录作品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人二千二百多家。其实,仅仅从作品的数量着眼来称道唐诗的繁荣,那只是一种皮相的认识。诚然,如此灿然可观的数量,不失为繁荣的标志之一,但唐诗之所以能在我们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居于显赫地位,成为“一代”之胜,与楚辞、汉赋、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并传不朽,主要原因还不在数量之巨,而在质量之精。若纯以数量论,有唐一代,不到三百年时间,遗留下将近五万首诗歌,比西周至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间遗留下的诗歌多出两三倍以上,固然足堪称羡,但较之清诗,数量上便无优势可占了。清代诗歌作者、作品究竟有多少?由于迄今还没有一部较为完备的清诗总集,无法精确地加以统计,仅《晚晴簃清诗汇》即有作者六千一百多位。据统计,现存清诗专集,当不下于四千种。这意味着清诗的总数不是以万计,而是以数十万计,显然远过于唐诗。但却很少有人称赞清诗的繁荣,其原因便在于清诗的质量不及唐诗远矣!
　　倘若从质量着眼来审视唐诗的繁荣,我们就会看到,唐诗不仅拥有一支声势浩大的作者队伍,更重要的是这支队伍中名家辈出,巨匠迭现,因而其“精锐”的程度是前代和后世都无与伦比的。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固不待言,即如初唐四杰、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韩愈、孟郊、白居易、元稹、李贺、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皮日休、杜荀鹤等人,也都取得了后人所企慕的杰出成就。他们“既娴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伍,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璠《河岳英灵集序》),无论是体制的完备,还是技巧的成熟,无论是意境的高远,还是韵律的精严,无论是揭示生活的深度,还是反映现实的广度,都已达到了殆难后继、不可逾越的地步。鲁迅先生说: “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佛掌心的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 《致杨霁云》),其意大约即是如此。
　　尤为可贵的是,唐代许多优秀诗人还不断将探求的触角和耕耘的犁头伸向新的未经开拓的领域,努力出以戛戛独造的艺术风貌,让人们听到自己独具音色的高歌。这就必然带来题材、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使诗歌园地里绽满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的奇葩。以初唐四杰而论,虽然后人一般均相提并论,但细细较之,其风格特征却不尽一致。陆时雍《诗镜总论》已指出: “王勃高华,杨炯深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可以认为,司空图正是根据唐代诗人各不雷同的创作实践而概括出颇具美学意义的“二十四诗品”的。正因为题材、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唐诗不仅以其所表现的积极向上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风貌给后人以感染,而且以其所显示的异彩纷呈的艺术画面和审美情趣给后人以陶冶。当我们在唐诗的苑囿里徜徉时,辄有目不暇接、心驰神往之感。
　　明代诗论家胡应麟曾经在其代表作《诗薮》中赞叹道: “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这正是对唐诗高度繁荣的局面的精当概括。

三 论述题
唐代民族政策是什么？作用如何？
唐朝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汉族与边疆民族的交往空前频繁。唐朝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远远超过以往各代。长安、洛阳成为当时的国际大都会。 对少数民族册封,和亲,会盟等等,当然不排除有战争,但和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