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蕴.doc

中国古代都城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蕴

中国古代都城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蕴

[摘要] 都城是一个国家执掌和行使最高权力的地方，通常也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古代社会，都城包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都城具有无穷的历史魅力，她是历史发展的地理枢纽，在这里交汇着各种历史线头，存储有多种历史信息，透过都城这个窗口可以窥视出中国历史无数的隐秘，解读中国文明长存的密码；都城又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她的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文化内涵、完美建筑形式和伦理化城市设计等，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神韵和魅力。
[关键词] 古代都城 文化内涵 历史价值 审美意蕴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都城亦称国都、首都。关于都城的涵义，似无歧义。一般认为都城是一个国家执掌和行使最高权力的地方，通常也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在古代社会，都城却包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仅其称谓之多就达百余种，诸如京城、京师、京都、、京邑、帝都、帝宅、帝里、皇都、皇京、神京、皇畿、行在、中国、首善等。揭示其文化内涵，有助于准确地把握古代都城的整体特征。都城是历史发展的地理枢纽，在这里交汇着各种历史线头，存储有多种历史信息。透过都城这个窗口可以深入了解我们国家和民族发生发展的历史。都城作为历史时期的建筑群落，是一国精华之所聚和文化之缩影，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文明成果的最高成就和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都城建筑的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文化内涵、完美建筑形式和伦理化城市设计等，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神韵和魅力。发掘都城的历史价值和审美意蕴，有助于拓宽都城史研究的领域。
一、中国古代都城的文化内涵
古代都城是帝王、国君的居住之所，是人口众多的都会之地。《释名》称：“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邑犹俋，聚会之称也。” 《公羊传》称：“京师，天子之居也。师者，众也。京者，大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 《春秋疏》说：“都邑者，人之所聚也。” 《纲目释义》又说：“都犹总也，天子居以天下总会之所，故曰都。”《史记注》称：“京师，天子所居畿内也。”《帝王世纪》说：“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内曰京师。”又说：“天子所居曰都。” 可见都城不仅是最高统治者的居住地，而且也是一般贵族、普通民众生活的地方，有大量的民众与最高统治者共居一城。都城作为政治中心，为实现其管理全国的职能，必然会集中全国的高级官员；作为军事中心，为实现其对全国的统治，必然会集中相当数量的军队；作为消费中心，也必然会有为皇帝与官员服务的大量人员。因此说都城是一个以帝王或国君居住地为中心，会聚众多贵族、官员、军队士兵、商人及服务性人员的都会之地。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城市，具备城市社会的基本特征。
在古代文献中，都城常与山岳、丘阜等事物联系在一起。《毛诗集注》说：“京师，山高而众聚也。”《尔雅·释丘》说：“绝高谓之京。”又说，“卓绝高大为丘，而人力为作之者名京。”《风俗通》称：“邱之绝高大者为京，谓非人力所能成，天地之性自然也，京师义亦取此。”《增汉官仪·京兆》称：“绝高曰京。京，大也。十亿曰兆，欲令帝都殷盈也。”《汉书·百官公卿表》注疏说：“京，大也；兆者，众数；言大众所在，故云京兆也。”《诗经·大雅·公刘》写道：“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该诗主要叙述周人祖先公刘迁都于豳地的史实，上引几句写公刘到豳地察看地形的情况。诗注说，京为高大的山丘，豳城就建筑在大丘上面，故称做京师。[1]《周礼·王制》说：“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师。” 《白虎通》说：“京师者何谓也？千里之邑号也。京，大也；师，众也。天子所居故以大、众言之，明什倍诸侯，法日月之径千里。”清初学者顾炎武考证说，陕西凤翔有山曰京，有水曰师，周文王建都于此，统名之曰京师，后演变为都城的代称。在甲骨文中，京字为一高台上的房屋（），且高台有方有圆。可见京即为高地，无论是人为之高台，还是天然之丘阜，统称为京。研究表明，华北平原上的城邑多起源于丘阜聚落。陈桥驿先生认为：古人常常借崛起于冲积层上的丘阜建立聚落。因为在古代这些平原多半是斥卤的。聚落建在丘阜之上，丘阜的泉源可充饮水，丘阜的树木可作燃料，附近河流泛滥之时，丘阜因其地势，可以兔受洪水之灾。丘阜的南坡向阳，冬季有较好的小气候条件，而丘阜本身又是一个制高点，有利于攻守，所以在大平原上，丘阜具有建立聚落的理想条件。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聚落扩大而成为城邑。[2] 部分城邑又演变为都城。诸如商丘、帝丘、老丘、黄台之丘、犬丘、曲阜等都为原始社会时期部落中心的大邑。据《帝王世纪》载，伏羲都陈，黄帝都涿鹿，少昊都穷桑，颛顼都商丘，帝喾都亳，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这些部落中心多位于高亢隆起的丘阜之地。因后世把部落首领看作帝王，故称其所居的大邑为都城。又因后世的都城为帝王所居，人口众多，规模宏大，气象峥嵘，故又引申出“绝高”、“高大”谓之京，“众庶云集”谓之京的观念。有论者说，“京”就是大块的向阳高地，适宜修建许多宫室的地方。“师”者就是指军队的驻扎地。“京师”者，驻扎有重兵的宫室之地。后引申为国都。[3] 因此说都城是聚落演进的产物，在它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烙下其原始印记，其涵义也必然反映出它的原始状貌特征。
都城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地方，是王权统治的象征物，其重要性当属一国之最。《毛诗传》说：“京师者，诸夏之父母也。”《毛诗笺》说：“京师者，诸夏之根本。”“京师以诸夏为藩蔽。”《陆贽奏议》认为：“王畿者，四方之本。京邑又王畿之本。其势当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斯乃居重驭轻，天子之大权也。” 《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说：“京师，诸夏之本，王圻之内人心安止，则四海之大皆在统里之内也。”都城的重要性和象征意义及政治中心功能的发挥，都体现在它的“择中”原则之中。《诗经·大雅·民劳》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中国”即为位处天下之中的国都。又说：“惠此京师，以绥四国。”《荀子·大略篇》说：“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谯周法训》说：“王者居中国，何也？顺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统。”《吕氏春秋·知度》称：“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白虎通·京师》称：“王者必即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来，使善易以闻，为恶易以闻，明当惧慎，损于善恶。”《尚书》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圣人承天而制作。”他们强调都城建在天下之中，表明“中”对于王权和国家具有特殊意义。“中心”或“中央”方位最受尊崇，被看成是一种最高统治权威的象征，常以中央这个最显赫的方位，表达“王者之尊”的意蕴，体现一种王权统治“合天性与合理性”的观念。在这里，都城的空间位置代表了社会的空间秩序，并凝结为一种都城的象征形式，构成王朝体系的核心观念。可见都城是位处天下之中便于推行王权统治和实行“王化”措施的国家根本之地。
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孔颖达疏：“小邑有宗庙，则虽小曰都，无乃为邑。为尊宗庙，故小邑与大都同名。”宗庙是帝王祭祀祖先的场所，在早期都城中位于城中心，以后置于皇城。研究表明，早期都城是由祭祀中心发展而来，大型祭坛是都城的中心，象征神权的主宰地位，王权需以神权形式出现。随着王权的发展，王权逐渐代替神权，宗庙逐渐代替祭坛成为都城的中心。“择宫之中而立庙”，即是证明。王室宗庙和礼仪中心建筑就成为早期都城的标志。宗庙既是祭祀之所，也是重要的布政之所。凡册命典礼、告朔听政、军事仪式、外交盟会等，都在宗庙里举行，因此被视为都城的标志。当王权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时，帝王宫殿才取代宗庙而成为都城的中心。
上述所论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古代都城的本质特征。首先，都城是帝王或国君的居住地，国家政权的所在地，政治、军事、文化或经济的中心地。它以宫廷建筑为中心，以防御性城墙为标志，以王室、贵族、官员、军队为主体，以商人、手工业者和平民为从属，从而构成一大都市。其次，都城通常由原始丘阜聚落发展而来，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首位城市，处于一国城市体系的最高等级。宫城和官署一般占据都城的中心位置或制高点。宫廷建筑金碧辉煌，气象雄伟，规制严整，美奂美仑。其高大、威严、壮美、肃穆的建筑特色构成都城的整体特征。再则，都城是现实的政治中心和观念的宇宙中心的统一，而“居中”原则是确立这个统一中心的根本依据。“中”就是沟通天人，赋予王权统治以合理性与合天性，集人、神、天地为一体的宇宙中心，是宗教、政治、地理、心理的统一，也是时间、空间，天上、地下的统一。最后，宫殿与宗庙、祭坛等礼仪建筑是都城的主要标志，都城的发展经历了以祭坛为中心——以宗庙为中心——以宫殿为中心三个阶段，但无论哪个阶段，都表明王权与神权的紧密结合。
都城是适应王权政治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不仅是王权统治的中心，而且也是王权统治的象征。它的形制、布局和建筑都是按王权主义思想和礼治原则而设计的，直接服务于王权统治的政治需要。都城形制和布局的变化与发展反映着王权主义的发展与强化。当王权主义发展到它的顶点，都城的发展也臻于成熟和完善。其典型特征表现为：它以王权主义为内涵，以礼制建筑为形式，以宫城皇城为中心，以城墙城壕为屏蔽，以南北大街为中轴线，以左祖右社为象征物，以宫城高度为天际线，以对称和谐布置为手法，以网状道路为经纬，以方格状街区为里坊，从而构成一个严严整整、方方正正、对称和谐、层次分明、错落有致、气势恢弘的都城主体。尽管都城的格局多有创设和更张，但它的主体架构基本上不超出上述框架。中华文化的神韵和中国都城的魅力就体现在这一主题架构中。这种主体架构使中国都城总是沉浸在一种庄严、凝重、肃穆的礼仪和宗教的氛围中，给人一种“起伏的、有次序的、有韵律的美感和亲切感。”
二、中国古代都城的历史魅力
都城具有无穷的历史魅力。它代表一国的规模与精神，是一国精华之所聚和社会之缩影，象征着国家的面貌，寄托着民族的情感。都城之兴废，反映着政权之更迭，文明之演进，民族之兴亡。都城是历史沧桑的见证，社会发展的背影，文明演进的界标，民族融合的重心。一座座都城的废墟，是历史磨盘碾压的结果，一幕幕政权隆替的悲喜剧曾在这里演出。一层层都城文化的积淀，隐藏着历史发展的线索，标识着文明演进的轨迹，记载着民族融合的过程。都城是国家民族的瑰宝，是时代风云际会的产物，也是长期历史孕育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
“只有法国才有巴黎，在这个城市里，欧洲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汇集了整个欧洲历史的神经纤维，每隔一定的时间，从这里发出震动全世界的电击，这个城市的居民和任何地方的人民不同，他们把追求享乐的热情同从事历史行动的热情结合起来了，这里的居民善于像最讲究的雅典享乐主义者那样地生活，也善于像最勇敢的斯巴达人那样地死去，在他们身上体现了阿基比阿德，又体现了勒奥尼达斯；这个城市就像路易·勃朗所说的那样，它真的是世界的心脏和头脑。”[4]
巴黎是法国的象征，也是欧洲文明发展的缩影。同样，只有柏林才配做统一德国的首都，唯有它才能代表德国。罗马是意大利的骄傲，雅典是希腊人的杰作。至于中国，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就体现在她的都城发展的过程中。巍巍千年的古都西安，天地之中的名都洛阳，龙蟠虎踞的帝都南京等众多都城，“都活现着中华文化的魂魄，流眄着中国人所特有的神韵”。[5] 当代的首都北京更以她那厚重的历史底蕴、灿烂的古代文化、独特的灵魂个性、雄伟的城市建筑和崭新的当代风貌，代表着中华民族，展示着当代中国的精神风采。
都城是历史的枢纽，各种历史线头在这里交汇。历史上的一切矛盾：冲突与整合、混乱与秩序、光荣与腐败、伟大与渺小、圣洁与阴谋，都以都城为中心背景徐徐展开，都城仿佛是包裹着数千年中华历史的大琥珀，晶莹剔透，映射出中华民族曲折生长的骨骼和血脉。[6]一部都城变迁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史。从首都变迁的轨迹中，“可以窥视出中国历史无数的隐秘，可以解读出中国文明长存的密码”，[7] 可以知晓政权更迭的原因、民族关系的驰张、经济重心的变化、中华文化的瑰丽和历史步伐的沉重。都城就像一本厚重的历史教科书，它的每一块墙砖、每一根廊柱、每一片遗址都记载着国家与民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散发着浓烈的历史文化气息。都城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无穷的历史魅力。
都城是实现国家政治意图的工具，都城的变迁最直接地反映了国家或政权基本国策的变化。马克思在研究沙皇俄国的扩张历史时，曾对俄国都城迁移的意义作过精辟的论述，这对我们理解都城变迁与历史发展过程之间的关系具有启迪意义。他说：
“彼得用出色本领把帝国的都城从内陆的中心迁到滨海地区，他以特有的胆略把新都建在他征服的第一块波罗的海海岸上，距离边境几步在步枪射程之内，就这样有意给他的领土制造了一个外偏中心。把沙皇的宝座从莫斯科迁到彼得堡，这在从里巴瓦到托尔尼欧的海岸线尚未全部征服的情况下，就是把它置于一个不能保证安全，甚至不能保证不受屈辱的地位。阿尔加罗蒂说，‘圣彼得堡是俄国得以俯瞰欧洲的窗口。’它从一开始就是对欧洲人的一种挑衅，就是激发俄国人新的征服的一种诱因。而现在，在俄属波兰构筑的工事只不过是执行这同一思想的进一步措施。莫德林、华沙、伊凡格勒不仅旨在钳制一个反叛国家的要塞，它们对西方构成威胁，正与百年前彼得堡直接对北方构成威胁一样。它们是要使俄国变成泛斯拉夫国，正如波罗的海诸省过去要使莫斯科公国变成俄国一样。
彼得堡这个帝国的偏外中心从一开始就表明：一个圆周尚有待于划定。
因此仅仅对波罗的海的诸省的征服，并没有把彼得大帝的政策与其祖先的政策区别开，都城的迁移才显示出他征服波罗的海诸省的真正意义。彼得堡与莫斯科公国不同，它不是一个种族的中心，而是一个政府的所在地；不是一个民族的悠久业绩，而是一个人物的瞬时创造；不是使一个内陆民族的特征得以传播的媒介，而是使这个特征得以消失的滨海地区；不是民族发展的传统核心，而是一个为进行世界性阴谋而精心选中的巢穴。[8]
从马克思的透彻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白都城的取舍变化对于一个国家的兴盛发展和一个民族的成长壮大具有何等重要意义。彼得一世的迁都反映了俄国基本国策的变化，把俄国历史划分成两个时代，迁都标志着现代俄国的诞生、世界性侵略体制的确立和濒海帝国的形成。当然，迁都彼得堡是沙皇俄国进行世界性侵略阴谋的一部分，都城的变迁不决定俄国的最终命运，但它构成了俄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对俄国历史发展确有重要影响。
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王朝或政权常以迁都为手段推行其国家政治意图。北魏立国时初都盛乐（内蒙和林格尔县北），后徙都平城（山西大同）。至孝文帝时，北魏已统一了中国北方。为了有效控制中原，实现统一中国的抱负，也为了进一步实现汉化改革，摆脱鲜卑旧势力的阻挠和解决国都的物资供应问题，毅然迁都洛阳。迁都适应了北魏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有力地推动了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进程，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隋唐盛世奠定了经济基础。兴起于北部或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如辽、金、元等，早期国都多位于偏僻之地。在其政权的兴盛发展过程中，常根据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以迁都作为其实现某种政治军事目标的手段，使国都由边缘向中原推进。这种由北而南、由边缘向中原的国都运动，反映了少数民族政权基本国策的变化和经营重心的转移。都城的变迁既是人类社会活动直接作用的结果，又深深打下了个人意志的烙印，同时又反映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走向。都城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它能透过都城的物质外壳，探讨历史活动主体——人的思想、意志与活动，把握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发展。
都城不只是一个地域概念或历史活动的舞台，它还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要素，并以其独特方式作用于历史进程。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它的进退取舍关系到一个国家或政权的政治命运。“北宋都汴京，终成积弱；南宋都临安，遂竟偏安”。[9] 楚汉战争中，项羽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本可以占据关中战略要地，打败刘邦，进而统一天下，但他却囿于当一个霸王、衣锦荣归的狭隘眼界，以“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为由，引军东归都彭城，这样就轻易地丧失了关中，成为项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项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的，但舍关中而定都彭城则是战略全局错误。就当时的天下大势而言，定都彭城等于把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因此说都城定位不当是造成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在唐代以前，关中地区的独特地理环境、深厚的政治文化土壤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几代有作为的王朝立国于此的主要原因。正如唐代人郭子仪所说：关中为“用武之国，非诸夏所同，秦汉因之，卒成帝业，其后或处之而泰，去之而亡”。[10] 现代史学家陈寅恪也指出：“夫隋炀帝远游江左，所以卒家丧帮；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11] 这说明关中地区隐含了建都所需要的主要条件，至少在中唐以前，关中地区具备领导中国潮流的资格。秦、汉、隋、唐都西安，都城的功能得到了最佳发挥，保持了强盛的国势，并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从中也可以看出都城的持久影响力和对于历史过程的作用。北宋舍关中而都汴京，实为迁就运河漕运之便利，借助汴京“天下要冲”的方便交通条件和濒临经济发达区的地理位置，实现其“居中原制天下”的战略意图，维持其“强干弱枝”的立国态势。汴京周围平原千里，无险可守，为确保国都安全，只得集重兵以为屏障。为根除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跋扈之祸以免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也需要“强干弱枝，守内虚外”，于是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而边防却微兵虚守。大量养兵导致国家民贫财竭，守内虚外造成边防空虚，以至形成有宋一朝的“积弱积贫”之势。难怪赵匡胤感叹说：以汴京为都，“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12] 秦、汉、隋、唐都西安而强盛，元、明、清都北京而有为，立足中原者为守势，退居江南者为偏安。以史为鉴，可知兴替。都城的取舍进退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值得后人咀嚼。都城研究的价值也许就在于发掘这种藏于无形的都城影响力。
三、中国古代都城的审美意蕴
都城是一个充盈着生命活力和创造天赋的地方，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审美意蕴。万方辐辏，人文荟萃，最易淬出思想火花，最富创意的典章文物、建筑艺术、科学发明等多出自这里。那金碧辉煌的宫阕，巍峨森严的城墙，方正整齐的布局，美仑美奂的园林，瑰丽多彩的诗赋，领先时代的发明，无不是它的天才创造力的确证。都城的魅力还在于它的独特的灵魂个性，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天时地利人和的有机统一铸就了它的独特品格。西安的苍劲雄浑，象征着力量。它好像命定地要肩负起开疆拓土、建章改制、创造辉煌的责任。中华文化的孕育和成熟，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形成，中国疆域的开拓和奠定，都是它的力量与智慧结出的果实。南京既有秦淮烟月的秀美，又有山环水绕的雄奇，兼具阳刚与阴柔的个性，集雄心与柔美于一身。“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石头城上时时有“王气”升腾，但它的富丽和柔弱更为迷人。它更像中原王朝承受北方民族压力的支点，开发南方的据点，分庭抗礼的贰臣，存储财富的后院。北京古老而又年轻，具有山的厚重，又兼海的胸怀，博大厚重是它的品格。它敞开胸怀，接纳四方子民。中原民族的北进，游牧民族的南下，都在它这里歇脚。它以坚韧的毅力不断化解民族的隔阂，变化民族的脾性，吸纳各民族之长，锻造民族共同体，因此说它是民族融合的熔炉，又是文化交融的核心。“北京是融聚悠久历史，丰富文化与出色自然环境于一炉的宝地，往往令人一提起中国，就不得不想到它。这不仅因为它保存了数不清的历史遗产，而是由于它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息，充塞在琼楼玉宇间，在静巷胡同里，在长城垛口上，在废园草丛中，随时随处提醒着走过共间的炎黄子孙，这正是我们的根。”[13] 它的发展史，就是民族共同体成长的历史。在它这里，东方文化的精华，中华文明的神韵，得到完美的体现。它的主要贡献也许就在于抚育了民族共同体的成长。其他如象征早期文明曙光的古都安阳，代表封建社会熟透文化的中原汴京，最具文化精神的钱塘杭州，都是都城对于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也是有待发掘的文化宝藏。其实，都城就代表一种古老而弥新的文化，博大精深、魅力无穷。当然，都城也有过不光彩的历史。肮脏的政治，扭曲的人性，血腥的专制，公开的腐败，曾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它还做过黑暗统治的中心，也曾被指为“虏廷”、“妖穴”、“敌巢”，但瑕不掩瑜，它的文化魅力和审美价值不因瑕疵而减色。都城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发现和利用它的文化价值。
都城代表一国的规模与精神，最能体现当世的文化意蕴和国家体制的特色与活力。都城还是一国精华之所聚，也最能代表一国的城市风格与建筑艺术。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反映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一般状况和中国文化及历史的一般特征，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城市发生、发展和变迁的历史。城市是社会文明的标示，而都城又是社会文明成果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都城代表了中国社会文明成果的最高成就和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它的那种天人合一的建都理念，井然有序的空间结构，富有韵律感的天际线设计，对称和谐的城市格局，美奂美仑的建筑形式，肃穆含蓄的城市氛围，方正严整的都城规划，巍峨壮观的宫阙殿阁以及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内涵、完美的建筑形式和伦理化的城市设计等，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神韵，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当我们置身于中国任何一个著名古都的时候，都会不禁为它的神奇魅力所感染，所鼓舞，并为之赞叹不已。中国古代都城已经超越了自身建造者的文化，成为人类共同享有的财富。我们应珍视这份宝贵遗产。
历史上的都城，有的已经湮灭，有的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如何使昔日都城既能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步伐，又不失传统都城特色，使现代文明与古典文化相结合，现代风格与传统风貌相结合，这是目前城市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如北京、西安、南京、杭州、洛阳、开封等传统都城都面临一个古都保护和现代发展的问题。如何在古都旧址上建设现代城市，如何使古都遗存与现代城市和谐相处，就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传统都城在由古代城市向近代城市的转变过程中，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城市布局、建筑风格、城市风貌和城市设施，从外表到内涵都有一个巨大的变化。有些变化是城市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必然代价，而有些变化则是由于人们对传统文明的价值认识不足而导致人为的破坏。古都研究的要义就在于：探讨古代都城变迁的规律，总结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提出相关的论证，以供当前建设现代化城市作参考，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供参考。
[1] 高亨.诗经今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15.

[2] 陈桥驿.中国的古都研究[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1）.

[3] 辛向阳，倪健中.首都中国：迁都与中国历史大动脉的流向（上册）[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7.86.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550 .

[5] 冯天瑜，周积明.中国七大古都──从殷墟到紫金城[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 .6.

[6] 冯天瑜，周积明.中国七大古都──从殷墟到紫金城[M]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6.

[7] 辛向阳，倪健中.首都中国：迁都与中国历史大动脉的流向（上册）[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7.8.

[8]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第六章）[A] .历史研究，1978，（1）.

[9] 钱穆.论首都[J].东方杂志，41（16）.

[10] 顾炎武.历代宅京记·总序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4.24.

[11]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略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51.

[12] 顾炎武.历代宅京记·总序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84.24.

[13] 陈桥驿.中国七大古都[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