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来自发达国家的借鉴_邹静娴.pdf

国际经济评论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 来自发达国家的借鉴*邹静娴孟星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以下简称“疫情”）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一系列深远变化。发达国家因较早放松对新冠病毒管控，故能提供更为完整的变化轨迹。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疫情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有自动化替代的加速、居家办公的普及，以及此次新出现的“女性衰退”现象（这一说法是为了区别于以往经济衰退中以男性就业下降为主的“男性衰退”）。从劳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来看，疫情对于劳动力市场中弱势群体（包括：低技能、女性、年轻及年长劳动力）可能造成更大冲击。从问题的长期/短期性来看，总量层面劳动力市场的萎缩可能是一个源自供需两方面的长期问题。分结构来看，低技能和女性受到的就业冲击有长期化的趋势，但背后原因不尽相同：低技能劳动力的长期就业问题更多源于劳动需求层面的自动化替代因素；而女性的长期就业问题则更多出在供给面，即疫情给女性带来了额外的家庭事务拖累，并且这种家庭分工模式有其延续性。相比之下，无论是年轻还是年长劳动力的问题则更接近于短期问题，有望随着疫情消退而较快减弱。找准问题症结所在，同时区分问题的长期/短期性，对于厘清思路并找准对策至关重要。关键词：新冠疫情 劳动力市场 自动化 居家办公“女性衰退”2023年1月8日起，中国已进入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新阶段，从疫情发生到防控政策调整，在此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已经或将会受到哪些影响？对于这一问题，较早放松疫情管控的发达国家因其变化轨迹更为完整，因此可以为中国提供邹静娴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副教授；孟星屹（通讯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2YJA790096）、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109邹静娴孟星屹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一些经验证据。基于发达国家的证据，本文旨在系统性地梳理疫情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在这些冲击中，有些属于需求面问题，有些属于供给面问题；有些是短期问题，有望随着疫情消退而较快结束；而有些问题即便在疫情消退后也可能长期存在，因此更需要政策提前做好准备。找准问题症结所在，同时区分问题的长期/短期性，对于当下厘清思路并找准对策至关重要。疫情对劳动需求的影响（一）疫情对劳动需求的总量影响除少数疫情相关行业（如医疗、医药等）外，疫情使得大部分行业的劳动需求均有所下降，这其中又可分为短期的下降和长期的下降。具体而言，因企业停工停产以及防疫政策相关因素导致的劳动力需求下降较为短期，有望随着经济复苏和防疫政策的放松而逐渐恢复。以美国为例，疫情发生初期大量企业关停，劳动力市场上私人部门总岗位数降到了十年以来的低位。但是后期随着防疫措施的放松和经济回暖，美国劳动需求总量已接近疫情前水平，这说明由此导致的劳动需求下降更接近于一种短期冲击。但疫情会改变企业对于风险分布的认知，从而更加关注未来的经营风险，1企业可能并不会在经济复苏后立刻增加用工需求，因此这一作用的恢复时间会略长于疫情的消退时长。除此之外，疫情也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一些长期影响，其中之一源于疫情期间自动化水平的提升。相比于以往的大流行病（如黑死病、霍乱、天花、非典型性肺炎、H1N1型流感等），疫情的独特之处在于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和深重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这在历史上其他大流行病期间所没有发生过的，2而公共卫生危机和经济衰退两者都会加速自动化程度：一方面，从公共卫生危机的角度看，疫情带来了很高的病毒传播风险，同时疫情期间人流、物流不畅，为此企业有动力通过自动化以规避疫情带来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从经济衰退角度看，大部分的经济萧条或衰退事后来看都成了孕育技术进步的土壤。例如，美国20世纪1 Kozlowski J.,Veldkamp L.and Venkateswaran V.,“Scarring Body and Mind:The Long-term Belief-Scarring Effects of Covid-19”,NBER Working Paper 27439,2020.2 Arthi V.and Parman J.,“Disease,Downturns,and Wellbeing: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Long-runImpacts of COVID-19”,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79:101381,2021.110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来自发达国家的借鉴国际经济评论/2023 年/第 2 期30年代的大萧条加速了流水线生产的技术推广。1鉴于企业在自动化方向的进步基本属于不可逆的过程，因此可以预计自动化替代带来的劳动力需求下降会是一个长期影响。（二）对不同群体劳动需求的结构性影响除总量影响外，疫情还会给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同群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由此产生结构性影响。本文将按照劳动力的技能、性别和年龄等特征，逐一展开讨论。1.分技能的结构性需求变化前面已经提到，疫情会加速企业自动化进程，因此不利于低技能群体，并且考虑自动化过程的不可逆性，这一影响属于长期影响。除此之外，疫情还极大地推动了居家办公的普及，这一趋势虽然会随着疫情消退而有所弱化，但考虑企业、个人在居家办公上的惯性和前期投入，居家办公程度在疫情之后仍可能高于疫情前。疫情带来的两个中长期变化自动化的提升和居家办公的普及，都会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带来更多负面影响。自动化进程会更加不利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切尔诺夫和沃曼基于美国职业信息网络（O*NET）数据库，构造了各工种被自动化替代风险（简称“自动化风险”）的度量指标。2各类工种中，自动化风险程度最高的是那些工作内容偏简单重复的低技能工种，包括轮胎制造工人和话务员等。此次疫情带来的显著变化就是大幅降低了企业选择自动化的阈值。具体而言，疫情前企业只对那些自动化风险在0.5（整体自动化程度被标准化为01）以上的职业选择自动化替代。而在疫情之后，这一阈值下降为0.4。换言之，对于自动化风险介于0.40.5的职业，在疫情前并无被自动化替代之虞，但疫情却将这部分中低端技能群体置于被自动化替代的危机中。3另据巴里等人基于美国时间使用调查数据（AmericanTime Use Survey）以及O*NET 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低技能岗位在疫情中受到自动化转型影响的比例是高技能岗位的3倍以上。41Hershbein B.and Kahn L.B.,“Do Recessions Accelerate Routine-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Evidence from Vacancy Posting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8(7):1737-1772,2018.2 Chernoff A.W.and Warman C.,“Covid-19 and Implications for Automation”,NBER Working Paper27249,2020.3 同2。4 Barry J.W.,Campello M.,Graham J.R.and Ma Y.,“Corporate Flexibility in a Time of Crisis”,Journalof Financial Economics,144(3):780-806,2022.111邹静娴孟星屹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除自动化因素外，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普及也更加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安杰卢奇等人发现美国疫情严重期间（2020年3-7月），不可居家办公者的失业率是可居家办公群体失业率的3倍。1考虑到低技能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大部分难以实现居家办公，因此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模式普及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尽管随着疫情消退，居家办公比例预计有所下降，但一系列因素会导致居家办公呈现一定长期化的趋势。巴雷罗等人基于对美国三万多个家庭的追踪调查数据，总结了可能导致居家办公常态化、长期化的四个主要原因。2其一，企业和个人在居家办公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疫情迫使公司和员工进行居家办公相关的物质和人力资本投资，比如购买和学习使用相关软件、设备等。根据巴雷罗等人的数据，在美国2020年7月至2021年初的疫情中，受访的雇员平均花费了15个小时进行居家办公的相关培训，平均花费560多美元进行相关设备的投资，而这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提升了居家办公的绩效。其二，疫情驱动了居家办公相关的技术创新。根据布鲁姆等人的研究，从2020年1月到2020年9月，诸如视频会议、远程办公、远程交互这些有助于居家办公的发明专利翻了不止一番，3而这些创新也将使得向居家办公的转变加速。其三，居家办公体验优于预期，以及居家办公的“污名”逐渐消退。疫情发生前，许多工作本可以居家进行，但人们普遍预期居家办公的体验较差。而疫情迫使人们开始居家办公，从而收获了优于预期的居家办公体验。此外，疫情发生之前，由于居家办公的效率普遍偏低，居家办公往往被视为一种偷懒行为，劳动者会因为在意他人的看法而放弃居家办公。而在疫情发生之后的调查问卷中，受访者对于居家办公的看法有了普遍的改善。其四，人们对于人群聚集和感染风险的厌恶在短时间内难以完全消除。即使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考虑病毒继续变异的可能性以及感染病毒留下后遗症的风险，受访者中仍有很大一部分对于完全恢复疫情前的聚集活动持有谨慎态度，同样，人们对于重返办公室进行线下工作也持有相同的谨慎态度。综上，居家办公带来的较好体验和企业、个人在居家办公设备上的前期投入，都意味着居家办公模式可能长期化、常态化，而这一趋势显然1 Angelucci M.,Angrisani M.,Bennett D.M.,Kapteyn A.and Schaner S.G.,“Remote Work and the Heterogenous Impact of Covid-19 on Employment and Health”,NBER Working Paper 27749,2020.2 Barrero J.M.,Bloom N.and Davis S.J.,“Why Working from Home Will Stick”,NBER Working Paper28731,2021.3 Bloom N.,Steven J.D.and Zhestkova Y.,“COVID-19 Shifted Patent Applications toward Technologiesthat Support Working from Home”,AEA Papers&Proceedings,2021.112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来自发达国家的借鉴国际经济评论/2023 年/第 2 期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2.分性别的结构性需求变化疫情对于不同性别的影响也有差异，就净效果而言，疫情对女性的劳动需求冲击更为严重。阿尔巴内西和金对比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历的四次主要经济衰退（见图1）：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衰退（19901991年）、互联网泡沫（2001年）、全球金融危机（20072009年）以及此次疫情（2020年）中的男女就业人口比的变化情况，该研究发现前三次经济衰退男性受到的就业冲击明显大于女性，表现为衰退过程中男性就业下降幅度明显超过女性，以及衰退结束后男性就业的恢复程度也不及女性。1阿隆等人也有类似发现，通过比较金融危机期间和疫情期间男性和女性就业率差异，他们指出以往经济衰退更多冲击男性，而此次疫情则更多冲击女性。2为了突出这一有别于以往经济衰退的就业冲击特征，阿隆等人将以往衰退统称为“男性衰退”（Mancession），而将新冠疫情带来的衰退称之为“女性衰退”（Shecession）。造成“女性衰退”的劳动需求面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从大类行业（制造业/服务业）分布而言，此次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服务业，而女性在服务业中占比较大；此外，从职业来看，女性在难以居家办公且高接触密度的职业中占比很高。此次疫情的特殊之处之一在于服务业相比于制造业遭受了更大的冲击，而这一点是有别于以往经济衰退的。这是由于一般而言，服务业相比于制造业，经济周期性较弱，受经济衰退影响较小。而此次疫情则截然不同：由于疫情防控以及消费者外出消费减少等原因，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遭受了更为严重的冲击，这就使得女性首当其冲。3更进一步细分到职业，女性从事的职业又往往具备不易居家办公和高接触性等特点。阿尔巴内西和金将各类职业按照居家办公可能性以及接触密度（Contact Intensity）这两个维度进行了分类，他们发现在难以居家办公且接触密度高的职业（如：餐饮服务、医疗、护理等）类型中女性占比接近3/4。41 Albanesi S.and Kim J.,“Effects of the COVID-19 Recession on the US Labor Market:Occupation,Family,and Gender”,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5(3):3-24,2021.2 Alon T.,Coskun S.,Doepke M.,Koll D.and Tertilt M.,“From Mancession to Shecession:Womens Employment in Regular and Pandemic Recessions”,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36(1):83-151,2022.3 Dang H.and Nguyen C.V.,“Gender Inequalit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Income,Expenditure,Savings,and Job Loss”,World Development,140:105296,2021.4 同1。113邹静娴孟星屹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图1 美国近四次经济衰退中的男女就业人口比变化注：横轴为衰退开始后的月数。资料来源：Albanesi S.and Kim J.,Effects of the COVID-19 Recession on the US LaborMarket:Occupation,Family,and Gender,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5(3):3-24,2021。其二，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的普及还会通过一条较为间接的渠道信息不对称渠道影响女性劳动需求。由于居家办公相比于线下办公具有更难监督、更难协调等特点，而女性一般更多为家庭事务所累，当存在工作难以监督的信息不对称情形时，雇主可能会更加不愿意招聘女性。阿尔巴内西和金在其文章中也表达了类似担忧，即居家办公虽然可以增加女性就业的灵活性，但同时带来的监督、协114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来自发达国家的借鉴国际经济评论/2023 年/第 2 期调问题可能阻碍女性获得平等的就业、晋升机会。1其三，叠加自动化对不同职业的冲击，女性受到的劳动力需求冲击被进一步放大。前文提到，疫情极大地加速了企业自动化进程。切尔诺夫和沃曼结合各个职业受到的自动化风险和感染风险，得到一组综合风险指数，发现女性在受自动化冲击和病毒感染风险两方面都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就综合风险指标来看，美国从事高综合风险职业的女性比例比男性高出近1/3。而且类似现象不仅出现在美国，切尔诺夫和沃曼在文章中还对25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在这25个国家中无一例外，女性都比男性面临更高的综合风险，并且这一现象在低工资和低受教育水平的女性中更为明显。以日本为例，从事高综合风险的男性比例不足20%，而女性这一数值则超过40%，这表明女性在疫情中面临的劳动需求冲击远远甚于男性。2上述讨论表明，女性就业的行业/职业分布特性使得她们在此次疫情中所受冲击更大。但值得一提的是，需求面因素并不是造成“女性衰退”的全部原因：亚当斯-普拉斯尔等人利用美国、英国、德国三国数据分析了疫情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他们发现即便是在控制了职业固定效应和工作任务的可居家办公程度等因素后，性别间的就业差距依旧显著存在。3此外，阿尔巴内西和金在其文章中也发现，劳动供给面因素对于解释劳动冲击的性别差异起到了更大的作用，4后文将对此展开讨论。3.分年龄的结构性需求变化疫情对于不同年龄段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程度及原因也是不同的：对于年轻劳动力而言，劳动需求的冲击主要源于疫情导致的企业经营收缩。一方面，此次疫情中遭受重创的服务业以往吸纳了大量年轻人。以美国为例，据美国劳工部数据，2021年住宿餐饮行业中1624岁的青年劳动力占比接近40%，零售服务行业中1624岁劳动力占比接近1/4。中国也存在类似的现象，疫情发生前中国1624岁的城镇年轻劳动力大部分都在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和文体娱乐等服务行业就1 Albanesi S.and Kim J.,“Effects of the COVID-19 Recession on the US Labor Market:Occupation,Family,and Gender”,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5(3):3-24,2021.2 Chernoff A.W.and Warman C.,“COVID-19 and Implications for Automation”,NBER Working Paper27249,2020.3Adams-Prassl A.,Boneva T.,Golin M.and Ruah C.,“Inequality in the Impact of the Coronavirus Shock:Evidence from Real Time Survey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89:104245,2020.4 同1。115邹静娴孟星屹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业，2019年和2020年中国1624岁年龄段青年从事服务业的占比均超过70%。另一方面，年轻劳动力因其缺乏工作经验往往在应聘时会面临更大难度，同时由于企业倾向于采用“后进先出”（Last in，First out）的裁员方式，也使得年轻人会成为最先被解聘的对象。1年长劳动力的需求恢复缓慢与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的普及有一定关系，并且居家办公的普及会加大年长劳动力回归劳动力市场的难度。布林约尔松等人基于美国疫情发生初期的调查数据发现，年长劳动力适应居家办公的难度远比年轻劳动力大。举例来说，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是“是否过去常常通勤工作，而目前居家办公”，对此，2534岁年轻群体回答“是”的比例超过40%，但这一比例随着劳动力年龄上升而快速下降：5564岁群体回答“是”的比例仅略高于30%，而65岁及以上群体相应比例已经跌至30%以下。2这些因素都表明疫情期间居家办公模式的普及对年长劳动力是一个负面冲击，并且考虑居家办公模式的延续性，这可能影响后续年长劳动力回归劳动力市场。疫情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一）疫情对劳动供给的总量影响随着疫情之后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国新增岗位数不断增加，但同时发生的另一现象是职位空缺数也随之增加，出现了大量企业招不到人的情况（见图 2）。自疫情发生后，美国职位空缺率一路攀升，维持在7%左右的历史高位。自2021年7月起至2022年10月，美国（非农，季调）职位空缺均超过1000万个，而在疫情前这一指标从未突破800万个。2020年5月，部分源于额外失业金停发的影响，美国的职位缺口有所收窄，但彼时美国仍有1125万个岗位招不到工人。从劳动参与率来看，2022年10月美国劳动参与率为62.2%，比疫情发生前低1.2个百分点，相当于约180万人永久退出了劳动力市场。1 Freeman R.B.,“Planning for the Expected Unexpected:Work and Retirement in the US after theCOVID-19 Pandemic Shock”,NBER Working Paper 29653,2022.2Brynjolfsson E.,Horton J.J.,Ozimek A.,Rock D.,Sharma G.and TuYe H.,“COVID-19 and RemoteWork:An Early Look at US Data”,NBER Working Paper 27344,2020.116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来自发达国家的借鉴国际经济评论/2023 年/第 2 期图2 美国职位空缺率达到历史新高与“大辞职”（2020年1月2022年10月）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网站。大量职位空缺的背后是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大面积辞职行为。2020年4月美国失业率飙升至14.7%，创下大萧条以来最高水平。彼时市场上的劳动者还在设法保住自己的工作岗位，但此后随着失业率降低，自2021年4月开始美国辞职人数大幅攀升，并且绝大部分都是主动离职。辞职率飙升的现象几乎出现在各行各业，其中又以高接触类型的食品、住宿、酒店行业最为明显。2022年前10个月，美国每月平均辞职人数超过420万。对此现象，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教授安东尼克鲁兹（Anthony Klotz）仿照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称法，将其命名为“大辞职”（Great Resignation）。如何解释疫情对于劳动供给产生的影响？可能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其一，疫情对劳动力直接的生理影响。这种生理影响又可区分已感染群体和未感染群体。对于已感染群体，大量感染者在感染后一段时间仍会受到症状的长期影响。据美国疾控中心（CDC）数据显示，患者在感染新冠病毒后1个月仍出现症状的比例达到 13.3%，而在感染 3 个月后仍自我报告出现症状的比例有2.5%，这一现象也被称为“长新冠”（Long Covid）。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也表明，有近1/3的患者在感染新冠病毒数月后还会出现症状。1虽然不同1 Fell A.,“One-Third of Long Beach COVID-19 Patients Have Long-COVID Symptoms”,October 4,2021,https:/www.ucdavis.edu/health/covid-19/news/one-third-long-beach-covid-19-patients-have-long-covid-symptoms 2022-07-06.117邹静娴孟星屹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研究得到的新冠后遗症比例有所差异，但这些研究都反映出新冠病毒对人体健康存在长期负面影响。新冠长期后遗症之一就是患者出现“脑雾”（Brain Fog），这会制约工作者重返岗位，进一步限制劳动供给的复苏。有许多受新冠后遗症困扰的劳动者选择了减少工作时间，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新冠病毒后遗症患者减少四分之一的工作时间，折换成工作人数，大致相当于美国减少了160万全职工作者，这可以解释美国2022年1月职位空缺的15%。1对于未感染群体，担忧感染风险是制约他们出来工作的一大原因。切尔诺夫和沃曼测算了美国各职业的新冠病毒感染风险，发现受病毒干扰风险程度最高的职业集中在医疗护理以及面对面接触较多的服务行业。当行业薪酬不足以弥补相应感染风险时，可能导致劳动供给不足的情况。2其二，疫情可能对劳动者心理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反映在对劳动者心理健康和风险预期的改变上。就心理健康而言，疫情对人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由此会抑制劳动供给。医学权威杂志柳叶刀上的研究结果显示，疫情暴发后，世界范围内的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率分别提升了 27.6%和25.6%。3蔡昉等人基于中国2020年3-11月对5600多名从业者的追踪数据发现，长时间的失业以及病毒感染概率的提升都会对从业者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具体而言，陷入失业或未能复工都会显著降低从业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并且从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来看，失业给人带来的心理受损程度超过未复工状态对人们心理影响的两倍以上。4除心理健康外，疫情还会影响人们对于风险的预期。塞拉等人指出一些小概率但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事件（“黑天鹅”事件）会极大地改变人们对于风险分布的认知，由此导致的“疤痕效应”（Scarring Effect）将永久性地影响人们的预期。5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距今已经1 Bach K.,“Is Long Covid Worsening the Labor Shortage?”,January 11,2022,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is-long-covid-worsening-the-labor-shortage/2022-07-06.2 Chernoff A.W.and Warman C.,“COVID-19 and Implications for Automation”,NBER Working Paper27249,2020.3 Santomauro D.F.,Herrera A.M.and Shadid J.et al.,“Global Prevalence and Burden of Depressive andAnxiety Disorders in 204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in 2020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The Lancet,398(10312):1700-1712,2021.4 蔡昉、张丹丹、刘雅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基于个体追踪调查的全面分析”，经济研究，2021年第2期。5 Cerra V.,Fatas A.and Saxena S.C.,“Fighting the Scarring Effects of COVID-19”,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30(2):459-466,2021.118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来自发达国家的借鉴国际经济评论/2023 年/第 2 期十几年，但迄今为止金融危机可能再次发生的警示始终不绝于耳，人们对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一直记忆犹新，这会影响人们的消费、购房、储蓄等决策。与之类似，此次疫情也属于这类“概率极小，但负面影响极大”的事件，人们由此产生的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再次发生的担忧，可能长期制约劳动供给。其三，疫情带来的大规模经济衰退可能导致人力资本的长期丧失。疫情不仅是公共卫生事件，也带来了深重的经济衰退。磁滞（Hysteresis）理论指出，长时间失业不仅会打击劳动者继续求职的信心，而且可能在长期中导致技能的永久性衰退。格莱赛梳理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几次大的衰退，发现每次衰退都会使得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一部分失业转变为永久性失业，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长期失业导致人力资本丧失。1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工作的中止会导致企业特定人力资本（Firm-specific Human Capital）的损失，而长期失业则会导致一般性技能的衰退。2此外，“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存在可能进一步放大疫情带来的人力资本冲击。数字鸿沟是指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社区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及贫富进一步两极分化的趋势。疫情期间大量的教育与培训活动转为线上进行，但这一点对于许多硬件欠缺的社区、个人来说很难实现。据联合国儿童署的统计数据，全世界有2/3学龄儿童和63%的年轻人（1524岁）家中没有互联网连接。3这种数字鸿沟将使得低收入群体和欠发达地区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受到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上述三点原因将长期制约劳动供给总量的恢复。但除此之外，疫情期间政府的失业救助以及家庭事务的拖累也抑制了劳动供给。但这些因素则更为短期，预计随着疫情消退会逐渐减弱。（二）对不同群体劳动供给的结构性影响与前文对劳动需求的分析类似，对于劳动供给的结构性分析也将从技能、性别和年龄等方面展开讨论。1 Glaeser E.,“Secular Joblessness”,in Teulings C.and Baldwin R.,eds.,Secular Stagnation:Facts,Causes and Cures,London:CEPR,2014.2 Arulampalam W.,Gregg P.and Gregory M.,“Introduction:Unemployment Scarring”,The Economic Journal,111(475):577-584,2001.3 Buechner M.,“Two Thirds of the Worlds School-Age Children Have No Internet Access at Home”,December 2,2020,https:/www.unicef.org/press-releases/two-thirds-worlds-school-age-children-have-no-internet-access-home-new-unicef-itu 2022-07-06.119邹静娴孟星屹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分技能的结构性供给变化疫情对不同技能水平工人的劳动供给产生了不对称的影响，而感染风险是劳动者的主要考虑。分技能来看，考虑疫情中的病毒感染风险，从事面对面接触较多、工作地点灵活度较低（即难以居家办公）等高风险职业的低技能工人，其劳动供给意愿下降得更多。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各行业的职位空缺率数据看出（见图3）：疫情发生以来，住宿、餐饮等低技能行业职位空缺率上升得最多，而金融、教育和信息等高技能行业职位空缺率则上升相对较少。图3 疫情前后美国各行业职位空缺率变化注：单位为百分点；疫情前后分别对应于2020年2月和2022年8月。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网站。2.分性别的结构性供给变化如前文所述，从性别的角度来看，此次疫情有别于以往大衰退的重要一点就是“女性衰退”表现为女性在劳动市场上遭受了更大冲击。从劳动供给和潜在就业的角度来看，有孩子的女性受到的冲击更加明显。为说明这一点，可以比较2008年金融危机和此次疫情期间各组劳动力的就业表现。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各家庭类型中女性就业降幅均显著低于男性。具体而言，对于“无孩单身”就业者类型，男性就业比例（就业/总人口）下降了6个百分点，而女性只下降了2个百分点；对于“有孩单身”就业者，男性、女性就业下降幅度分别为6.1和2.7个百分点；对于“无孩已婚”就业者，男性就业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相应的女性就业几乎没有变化；最后，对于“有孩已婚”就业者，男性就业120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来自发达国家的借鉴国际经济评论/2023 年/第 2 期减少了2.4个百分点，而女性作为家庭的“第二挣钱人”（Secondary Earner），其就业率在衰退期内反而还上升了0.2个百分点。此外，如果比较从衰退前期到经济复苏阶段的就业变化情况会发现，男性、女性都经历了就业的大幅下降，但就下降幅度而言，各类型组别中的女性就业降幅都要比男性降幅低1/31/2。然而，此次疫情期间，男性、女性遭受的就业冲击状况与此前截然相反，集中表现为女性所受冲击明显大于男性：在美国防疫措施最为严厉的阶段（2020年3-5月），对于“无孩单身”就业者类型，男性就业比例减少15个百分点，而女性这一数值则达到18个百分点；对于“有孩单身”就业者，男性、女性就业降幅分别为10和15.5个百分点；对于“无孩已婚”就业者，男性、女性的就业降幅分别为10和12.5个百分点（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这一组别中女性就业几乎没有变化）；最后，对于“有孩已婚”就业者，男性就业减少了8.5个百分点，而女性就业不仅没有如 2008 年金融危机中那样有所上升，反而是大幅下降 13 个百分点。男女之间的就业差异不仅体现在就业/非就业状态上，还反映在工作时长上。德里吉娜等人以科研工作者为研究对象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他们分析了因疫情带来的额外照料孩子（12岁以下）任务对父母科研时间的影响。结果显示，疫情带来的额外家庭任务会更多影响母亲的科研时间。与此同时，作者还发现如果丈夫处于全职在家状态（对应于数据中“有偿工作”一栏工作时间为0），能有效缓解这种因疫情导致的对女性工作状态的额外冲击。1既然劳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对就业的性别间差异有所影响，那么哪方面因素更为主导？阿尔巴内西和金尝试通过回归的方式对“女性衰退”进行解释，发现因为女性更多从事服务业这一劳动需求面因素大致能够解释“女性衰退”的1/3，而剩下的2/3原因基本归因于劳动供给面因素，2即由于疫情期间，大量学校、托育机构以及工作场所关闭，这就使得照料孩子、家庭事务和居家办公等多项任务同时落到家庭内部。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为何疫情带来的家庭事务拖累会更多地体现在女性身上？从供给面来看，这一方面可能与一些类似“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传1 Deryugina T.,Shurchkov O.and Stearns J.E.,“Public School Access or Stay-at-Home Partner:FactorsMitigating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Academic Parents”,NBER Working Paper 29668,2022.该文中科研工作者定义为20152019年至少发表过一篇学术文章的作者。2 Albanesi S.and Kim J.,“Effects of the COVID-19 Recession on the US Labor Market:Occupation,Family,and Gender”,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5(3):3-24,2021.121邹静娴孟星屹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统有关，1但另一方面也与男性/女性选择减少劳动供给所面临的机会成本大小有关。一系列研究表明此次的“女性衰退”在那些有孩子的女性中表现最为明显，而这部分女性的工资长期面临“生育惩罚”（Child Penalty），即由于生育而导致女性在工资待遇、晋升机会等多方面均劣于男性。如果比较男性和女性减少劳动供给的机会成本，往往最后的结果是女性减少劳动供给，转而更多承担照料家庭的责任。23.分年龄的结构性供给变化疫情可能对不同年龄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决策产生不同影响，其负面影响可能更多反映在“两头”表现为年长劳动力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以及年轻劳动力的“慢就业”形态。（1）年长劳动力提前退出疫情的冲击会导致高龄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意愿降低，甚至选择提前退休。根据圣路易斯联储的预测，疫情将导致240万美国人提前退休。3如果考察美国不同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情况，会发现疫情发生之后，年长劳动力（55岁及以上）的劳动参与率比年轻劳动力（2454岁）恢复得更慢。截至2022年5月，55岁及以上群体的劳动参与率还比疫情前（2020年1月）低出1个百分点以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部分群体在过去十年间（20102020年）的劳动供给意愿是各年龄段群体中最强的：在绝大部分年龄组劳动参与率都下行的背景下，不仅5564岁群体的劳动参与率降幅最小，65岁及以上人群更是这十年间劳动参与率唯一上升的年龄组。这些事实意味着，此次疫情中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