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的造园思想.doc

园林是给人美好和愉悦的空间，是人类与自然联接的空间。园林是有生命的，是有感情的，如果将国外的园林比作色彩艳丽的油画，日本的园林是清新脱俗的工笔画，中国的园林便是一张张意境深远的水墨画。园林是自然的一个空间境域，中国园林是自然环境，诗，画，楹联，雕塑，造景，等多种艺术形式综合融会的空间。对于中国园林的观赏者，我们可以称之读者，因为他给与观赏者的不仅仅是实实在在的景物，更是给予游赏者以情意方面的信息，以引发对美好事物的遐想，对过往情景的追忆，情融于景，体现文化内涵和思想的品位。中国园林的意境美中国园林很大程度上是古代文人直接参与经营的结果，反应当时的社会情操和文人气质，社会伦理道德和哲学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儒家美学对园林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中国园林区别与西方园林最大的特点在于他超越了原始的感官享受，它追求的是言外之意，景外之情，所谓意境。意境，实质上是造园主内心情感、哲理体验及其形象联想的最大限度的凝聚物，又是欣赏者在联想与想象的中最大限度驰骋的再创造过程。所以说园林中对自然元素的运用，不仅仅是朴素的自然美学的推崇，更是一种对自然所蕴含比拟的人格精神的追求，中国古典园林对于园林主人来说超越了视觉感官的乐，而达到了一种心灵上的乐，正是儒家所推重的和谐，对于他们来说，园林是精神居所，是文人的寄托，使他们骨子里追求隐逸生活的一种这种的方式，这种主人通过园林来表情达意的行为以及园林本身所蕴含的道德精神儒学作为中国的显学在审美，社会意识等方面影响中国古典园林的作证。中国园林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的尊重和崇拜。采用替代的方式，用自然界中所存在的实物在小范围内塑造一个平衡的意境，从而表达对自然的尊重。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山和水是自然的代表也是在自然界中寻找的阴阳的替身，阴阳和谐谓之平衡，在自然界中平衡是千古不变的法则，在园林造景上，也采用山水相间存在方式塑造和谐的自然景观，从而在一个小的环境中，体味最原始的自然味道。中国文化作为一种隐喻的文化方式，多种文化方式运用“比”与“兴”手法，将炙热的感情隐喻于有形的自然之物之中。园林作为各种艺术形式的集大成者，更加发扬了比兴的手法。文心雕龙对比、兴的释义是：“比者附也；兴者起也。” “兴”是借助景物以直抒情意，如“野塘春水浸，花坞夕阳迟”景中怡悦之情，油然而生。“比”与“兴”有时很难绝然划分，经常连用，都是通过外物与景象来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意的方法。通过比兴，是感情和所传达出来的意境更加惟妙惟肖。虚实结合是中国园林特有的意境美。美好的意境因为有了不同的层次和方式，使观赏者的审美感受和情感在虚虚实实的交相呼应中不断地改变，递进。这其实也体现了中国园林的一个特点，他展现的是一个故事，一个历程，是很多画面的组合，中国园林为了达到虚实相间的效果，采用院落，连廊，穿堂，亭子，假山等手法让你在每个场景中都有不同的提柜，让每个实物都发挥不同的作用，是观赏者体会到一种琢磨的乐趣和探索的探索的情趣。藏露相因。此贵在含蓄之美，欲露先藏、似藏非藏、似露非露、若隐若现。或以照壁隔断视线，或以山石遮掩主景，或以狭长引导空间酝酿情趣，最后豁然开朗，妙境顿生，出人不意。这是东方独特的审美特征，从深层的心理结构映射出老庄哲学思维模式的睿智光芒。园林中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融合中国园林中随处可见的比德现象，正是源于中国哲学典故中对山水植物等赋予的感情和象征的品质。山水在园林中是重要的置景手法，其中因为山水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分别代表着智者和仁者的品格，所以造园中对山水的引入实际上是园林主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而这种追求通过自然的景物加以实现，这种怡情于景的做法正是前文所说的一种妥协了的中庸的隐逸思想。通过阅读相关的资料，我对儒家学派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从意境和哲学根源的角度了解了中国园林的形成原因和特点,并体会其中的儒道基因。追溯儒的历史，儒的起源本身就是巫的一种进化和理性，当然这里所谈到的巫已经与我们现在理解的巫术有所区别，他是在对世界懵懂的原始社会中与天对话的行为，所以他的起源就确定了其对自然的亲切和儒家对自然生态所拥有的发言权。儒家思想的作用正是将这些规律逐渐的提炼，由自然而生理，由理而生意，正如我们在儒家论著或者文人典籍中看到的，很多美好的品质，都被赋予了自然界中的实物，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典园林的那些拥有者正是借助着这些具有象征意味的实物来表达自己的意。所以，儒家思想中关于自然和生态的论述是经过了原始积累而得到的自然规律，而如果仅仅将其停留在自然上，恐怕就不会有中国文化后来所持有意境美的。孔子第一个提出隐逸思想，这种隐是一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对自然的追崇，这种隐逸实际上弱化了人作为本体在社会上真正顿出的这种行为，转而通过拉近与自然的关系来实现，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方式，也体现了儒家不拘泥于形式的灵活的自然观，这也是园林作为古代文人寄托情思的载体而出现的初衷。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增加了隐逸这种追求实现的可能性，于是隐这种中国文人特有的行为追求已经超越了形式上的避世和无奈，而更多的成为一种于闹中取静的愉悦的享受。这也是隐由一种消极的姿态走向一种积极姿态的过程。正是在这种过程中，中国的园林成为了文人实现隐逸的途径，中国的园林更多的被赋予人文主义的内涵，由单纯的自然承载者转变为一种寄托情思的建筑形式。儒家对于园林的贡献有别于道家的部分应该是乐的引入，儒学在原始的审美的基础上对中国园林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中国文人性格和审美情趣的渗透，折射在早期园林风格和景观意境的审美观念中。因此，无沦从园林内的物质内容到精神功能，从园林的立意布局到园内景区的主题分配，从景物本身的表义内涵到景物之间的符号关系都孕育着丰富的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道家推崇的隐是一种避世的消极的思想，早期的隐逸多是一种无奈之举，所以多伴有贫困潦倒的事实，这就和后世的园林所要追求的乐，一种审美和精神的享受所悖。我们经常听到小隐隐于林，大隐隐于市，这实际上是一种表象和内心的对比，隐的目的是规避世俗的纷扰，达到精心养气的效果，行为上的归隐更像是一种强行的与世俗的隔离，至于内心的平静，则是闹中取静，人不隐而心隐，即我们所说的大隐，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儒家的隐相较于道家的隐逸要层次要更加高深。而道教所渲染的归于自然地思想与儒家有着血缘的联系，区别是在入世和隐逸的态度上，道家宣避世，独善其身的思想，着重于与自然地亲近多少带有些逃避的成分，而儒家则在此保持中立的态度。我们在谈论儒家对我们的影响时，往往只偏重于其在处事方面以及仁政上的观点，其在美学上和生态上的著述只是简单的被我们作为其思想光芒的附属品，或自然单纯的归于道家学派，这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儒家是一门综合型的立体网络似的学派，而为上层建筑所宣扬推崇的当然是以入世和利益道德为基准的社会方面的思想体系，而道家学派的主题就是自然生物，所以注重直觉性的简单联系，造成了我们对儒家自然观的忽略和误解。当然这个过程得以实现的一个前提是儒和道在自然观上的融合和互补，我们其实很难更确切的说，中国园林的发展归于那个学派，儒家早期着重于礼仪规范的教化而过于理性，周易中强调天、地、人三才以人为本，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儒家在吸取了道教以道为宇宙本体，道生万物的思想，完善了儒家哲学的思想体系。尽管人与自然相比，人的地位更为重要，但儒学并不把自然看作异己力量，而是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为天人是相通的，天人合一、万物与吾一体之说。儒在吸纳道教自然观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特有的“和谐”自然生态观念，这种观念体现儒家思想所贯穿的中庸的特点，不过分强调社会和人的作用，也不完全推崇自然而然，这种中庸而实用的自然生态观念，正好适用于一直受儒学影响的中国古代文人，使得他们能够在立世与自然飘逸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个点就是崇尚自然意境的中国古典园林。这个过程是中国文人所寻找的一种张弛有序的生活节奏，一种理想与现实相互碰撞交融的节点。结语我们所接受的中国古典园林，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苏州小型园林总是与隐士画上等号，带有古代文人寄情山水的闲趣情调，正如我们所感受到的，带有一种远离世俗的静谧，而我们会习惯性的将隐归于庄子和他在道家学说中所推崇的自然。中国园林这种特有的意境美既体现了儒家思想朴素的自然审美情趣也融合了道家思想追求自然的隐逸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