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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的实证研究

　　一、资产减值会计理论研究
　　国内外关于资产减值会计理论研究较少，而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于资产减值会计实施初期，针对资产减值会计的实质、确认、计量三方面进行阐述。周忠惠、罗世全和张美红都以“决策有用观”作为资产减值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认为企业的账面成本高于该资产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时，记录资产减值损失是符合逻辑的，而资产减值会计的实质是指在会计上对资产的减值情况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披露。周忠惠、罗世全认为资产减值会计不只是局限于过去，更多地立足现在，面向未来。资产减值的确认应采纳“经济性标准”，即只要发生减值就予以确认，确认和计量采用相同的基础。同时支持允许资产减值的恢复，但认为为了避免操纵的现象，应该对资产减值进行充分、公允地披露。张美红则认为资产减值会计突破了“实现原则”和“历史成本原则”，其以反映资产减值为目的，采用多种计量属性，对单一的历史成本计量属性进行修正。毛新述等专门从公允价值和现值两个方面对资产减值会计计量问题展开研究，提出以公允价值和现值进行计量的指导性框架。同时，其也认为由于公允价值和现值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和转回，这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当期和以后各期的盈余水平，因而很容易为企业的盈余管理和利润操纵留下余地。所以，在实施此计量方法的同时，还应辅之以相关的配套措施。
　　二、资产减值的实证研究
　　资产减值的影响因素
　　Gordon根据其规范研究认为公司管理层选择会计政策是为了平滑各期利润，并首次提出了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理论。而WattsandZimmerman根据经济学的契约理论，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理论提出了三大假设：分红计划假设、债务契约假设、政治成本假设。自此，开启了学者对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经济动机的研究。根据现有研究表明，资产减值的计提动机可以分为三大类：经济因素、盈余管理因素和其他因素。
　　1.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又称为价值毁损因素，是指由于行业和公司自身经营环境的不利变化而导致公司资产的价值损毁。而资产减值的实质，正是反映企业账面成本高于该资产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但是公司管理层是否真正基于该实质计提资产减值，众多学者对此作了相应研究。ElliottandShaw以1982—1985年间计提了资产减值的240家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研究表明，经济因素对资产减值的计提比例产生了显著影响，即资产减值的计提确实反映了企业资产的真实状况。Francisetal.利用加权托宾模型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结果也支持上述观点。Reesetal则通过研究资产减值与超常收益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提取的资产减值准备并未在以后年度转回，而属于永久性资产减值。这意味着减值并非源于经理人员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是管理层对于经济环境变化所作出的积极反应，即通过资产减值政策向市场传递经理人员对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期。我国学者王跃堂等通过研究2001年长期资产减值政策改革的实施情况，证实了上市公司计提的减值总额真实反映了长期资产未来收益能力的下降，而且追溯调整后计入当年损益的减值数额也真实反映了该信息。研究结果支持了经济因素是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这一论点。
　　2.盈余管理因素
　　根据西方相关研究，盈余管理因素主要包括管理层变更、大清洗、利润平滑。而我国学者的研究不仅印证了上述观点，同时还结合我国制度的特殊性，发现国内上市公司存在为了规避或者迎合政府管制政策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管理层变更。StrongandMeye实证检验了管理层变更对于资产减值计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主要高层管理人员发生变更时，公司会提取大量的资产减值准备，以便在未来转回时提高业绩。ElliottandShaw，Francisetal的研究均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大清洗行为。国内外大量研究均一致认为公司具有大清洗动机时，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ChenandLee研究了1985—1986年间美国石油天然气公司高管薪酬计划与减值政策的关系。研究发现，当企业将会计处理方法从执行完全成本法转为探勘成功法有利于薪酬的实现时，高管会选择会计方法的转变，从而避免计提资产减值；而当会计方法的转变不能改变公司亏损的情况时，高管一般会选择计提资产减值。该结论表明管理者基于自身利益存在大清洗行为。Ried则从另外一个视角，即资产减值相关准则变化前后资产减值计提动机进行了对比分析。他认为虽然《长期资产减值、处置的会计处理》对长期资产减值的确认标准和计量标准作出了详尽的规定，但是由于长期资产的流动性很低，其公允价值信息难以获取，其减值的计提仍然不可避免主观估计的存在。研究结果显示，与准则发布之前相比，准则发布之后资产减值与经济因素的关联度反而降低，而与大清洗行为的相关性提高。但遗憾的是，Riedl并没有对准则颁布以后未实施前这一期间的公司行为进行研究，也没有对准则实施前后企业出于新旧准则差异而实施的盈余管理进行研究。我国学者张然等则分析了我国2006年新准则颁布以后实施以前的公司行为。研究发现：在新会计准则颁布以后正式实施以前的2005年和2006年会计年度，上市公司平均来看并没有转回超额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但是对于上年度计提较多减值准备的公司，在新准则颁布的压力下，在2005年和2006年转回了超额的减值准备。同时，还发现亏损公司的确利用减值准备进行大清洗行为，新准则的颁布对这种现象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于李胜，步丹璐和叶建明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由于新准则的规定，使得一些企业在准则衔接期该动机有所减低。
　　利润平滑。西方研究认为，分红计划一般规定了经理人员能够获得奖金的盈余的上限和下限，当会计盈余低于下限时，经理人员不会得到奖金，但高于上限的那部分收益也不会得到相应的报酬。基于机会主义行为观，当企业未经管理的盈余小于下限或大于上限时，经理人员将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即平滑利润。ElliottandShaw研究表明由于资产减值较其他会计报表项目在时间和数量上具有更大的可操纵性，管理层就可以利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使企业利润在年度之间转移，从而保持企业年度利润的稳定性。McNicholsandWilson则以操纵性坏账准备为研究对象，发现当企业存在利润非常大或非常小时，都会计提较高比例的资产减值准备。我国学者李增泉的研究也支持上述结论。但是，Francisetal的研究却提出相反观点，认为利润平滑和大清洗动机对减值准备提取比例的影响并不显著。
　　规避或迎合政府管制政策。蔡祥和张海燕研究发现，为回避监管部门关于“特别处理”的规定，会计政策调整前每股净资产处于面值边缘的公司提取了更少的资产损失准备，新被ST的公司则作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谭燕的研究则不仅考虑了资产减值准则的约束条件，还考虑了证监会多次修订并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基于此背景下，以2003—200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论显示证监会增加的披露规则的确约束了上市公司利用内部估值操纵盈余的行为，同时也发现上市公司偏好于采用流动资产项目进行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动机与资产减值类型的选择。上述文章均证实了盈余管理因素是企业资产减值计提与转回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还深入探讨了不同盈余管理动机导致的资产减值不同的类型。李增泉通过对1998年A股公司与B股公司资产减值政策进行差异分析，发现上市公司被赋予是否提取减值准备的会计选择权时，一般选择不计提，即使计提，其提取比例也显著偏低；而当上市公司被强制要求执行减值政策时，具有扭亏动机、配股动机、临界动机的上市公司一般会选择增加当期收益的资产减值政策，具有亏损动机、变更动机和利润平滑动机的上市公司一般会选择增加未来收益的资产减值政策。代冰彬等的研究发现，存在扭亏和大清洗动机的公司在进行盈余管理时，会计提各类资产减值准备；而存在利润平滑和管理层变更的公司只使用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以便为未来存留盈余空间。谭燕在对2001—2007年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研究时，发现管制规则是导致资产减值类型和转回结构选择的主要原因。
　　3.其他因素
　　在经济因素与盈余管理因素取得丰硕研究成果后，部分学者开始探讨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规模、审计意见等对资产减值的相关影响。王跃堂对1998年A股上市公司执行三大减值会计政策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执行与未执行三大减值政策的两类公司的特征有系统偏差,在负债率、公司规模、公司治理结构、审计意见等特征变量上有显著差异。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决定因素不是西方所谓的“三大假设”，而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以及注册会计师审计监督。王建新的研究也证实了公司治理结构显著地影响了长期资产减值转回。
　　资产减值的市场反应
　　BallandBrown首次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证实了证券市场价格对盈余公告的反应。随后，人们对证券市场反应的其他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针对资产减值的市场反应，国外研究主要通过事件研究法或关联研究法来考察资产减值的信息含量。一般认为，减值公告导致的股票回报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市场对减值公告的反应显著为负。但是由于有其他相关信息渠道的存在，投资者可能在减值实施之前预计到该事件的发生。所以一般在公布资产减值公告之前很多公司的股价已经开始下降，减值公告所产生的市场效应只反映了其所传递的一部分信息含量。同时相关研究还表明资产减值类型、计提比例、追溯程度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经济动机的差异，显著影响到了投资者的评价行为。Bartovetal将资产减值以其性质的不同分为两类进行研究：一是管理层改变经营决策的“经营决策型减值”；二是完全经会计调整的资产减值。研究表明：短期内，市场将会计调整的资产减值信息作为坏消息，公司股价呈现异常显著的下跌趋势；公司在公布第一类资产减值公告后股价基本没有变化。长期来看，两类减值导致的股票回报差异在统计上均表现显著。Francisetal研究发现，当资产减值传递着企业管理战略转变的信息时，高比例的减值意味着企业未来业绩的潜在增长机会，那么股价将作出正向的反应；当资产减值传递出经理人员具有盈余操纵的能力和意愿时，市场的反应将取决于盈余管理的实际影响：当投资者认为资产减值的行为模糊了企业的真实业绩时，市场将会作出消极的反应；当投资者认为这种盈余管理行为实质上改善了盈利的质量，或者实现了其他团体向股东的利益转移时，市场可能会作出积极的反应。蔡祥和张海燕的研究也部分支持了Francisetal的结论。其研究发现由于明显的盈余管理动机的存在，无论是在较短的事件窗口，还是在年度回报窗口，市场对应收款减值占主导地位的公司都作出了更为消极的评价。
　　从资产减值角度考察会计稳健性
　　会计稳健性要求企业对于损失必须及时确认，而对于收益则需要有充分证据才能确认，而资产减值又是损失确认的一个主要部分。基于此，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从资产减值角度考察会计稳健性。于李胜研究表明，会计信息整体是稳健的，但是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公司会计信息稳健性较差。可见，资产减值准备转回降低了会计信息的稳健性。而我国新会计准则中所规定的“禁止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不仅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稳健性，还可以提高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杨丹等则从资产减值角度考察会计稳健性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及时确认损失有助于促使公司及早停止低效率的投资，因此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会对公司的过度投资产生制约作用。由于及时确认损失也会促使厌恶风险的经理人放弃对风险较大但却可能盈利的项目进行投资，因此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也会导致公司投资不足。
　　三、研究启示
　　全面研究各类资产减值科目
　　根据已有的文献可以看出，大量的实证研究在控制经济因素的情况下，证实了我国企业的盈余管理因素影响了资产减值政策的选择。但是大多数研究都基于长期资产减值所造成的影响，证实了2006年的政策变迁的确对企业的利润操纵行为起到了遏制作用。事实上，我国学者还可以结合我国的自身情况针对短期资产减值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公司是否存在利用短期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为准则制定作出贡献。
　　深化资产减值研究相关问题
　　目前，我国针对资产减值的研究主要停留在资产减值的影响因素上，并未考察资产减值信息所产生的市场反应。根据以往的相关研究可知，会计信息可以帮助投资者进行估计与判断。但是，资产减值政策的变迁是否提高了资产减值相关信息的信息含量、真正有助于“决策有用性”，其对我国投资者决策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从新视角解读资产减值
　　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背景下，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在我国会计准则中的广泛应用已是大势所趋，2006年新准则对可回收金额的新规定，也将公允价值明确地引入资产减值计量中，我国学者可以以此为契合点，将理论与实务相结合，深入探究公允价值在资产减值中的运用及其对资产减值计提、转回、审计和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从而为我国准则制定提供参考。资产减值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