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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发展经济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农业在人口增长和耕地面积减少的双重压力下，实现了从农产品严重短缺到供求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跨越。这一辉煌成就的取得，农业科技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也不能盲目乐观，若横向比较，我国的农业科技进步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例如，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份额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均不到4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这种低的农业科技进步水平，一方面说明，我国农业靠科技增长的空间还比较大，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还大有潜力可挖；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农业科技进步一定存在着一系列阻力因素，而且这种阻力对动力的抵制相当顽强。那么，竞竟是什么因素阻碍着我国农业科技进步？本文试图从农业科技成果的供给、需求和推广等方面对问题进行分析，以探讨解决对策。
　　二、主要原因
　　影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因素，除了人们公认的：政府对农业科研和推广的投入经费太少；农业科研成果的研制周期和成果发挥效用的滞后性太长；农业科技推广机构不全、队伍残缺、推广人员待遇偏低和服务意识偏差等因素外，最根本的原因是：
　　农业科研部门提供的科技成果科技含量低、欠成熟，真正具有推广价值的成果少
　　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之所以低，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科研部门提供的农业科技成果本身存在问题。具体表现为：鉴定验收合格的成果数量多，但真正具有推广价值的先进、实用、能够预期产生效益的成果少，大量成果均属无效供给。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科研管理体制存在问题。
　　我国现阶段农业科研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是政府主导型，而非市场主导型，计划经济色彩仍然贯穿着农业科研从选题立项到推广应用的整个过程。这首先表现在科研项目的选题和立项上，由于受农业科研管理体制的制约，选择什么科研项目由政府官员和少数专家说了算，这势必诱导课题申报者只注重从政府政策和专家个人偏好出发考虑选题，并采用拉关系走后门的办法争取课题。这样做的结果是选题与生产实际需求脱节。另一种现象是，即使某些申请者申报的课题符合生产实际需要、对地区性经济发展或领导决策有一定实际意义，但如果与政府官员或专家偏好不相吻合，或者由于关系不到位，课题并不能立项。其次，在课题的审批环节上缺乏严密的技术经济论证程序。对项目不是严格按照“技术上先进，生产上可行，经济上合算”等技术经济指标进行严格把关，而是仅靠“长官意志”拍板定案审批课题。由此造成许多科研项目在研究过程中就被更为先进的技术成果所替代而失去推广价值。第三，在课题的鉴定验收环节流于形式而失去对课题真正评价的实际意义。通常参加课题鉴定会的专家多数是课题主持者的熟人、朋友或是同学关系，因此鉴定会常常开成“庆功会”“聚餐会”和“发红包会”。“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等完美而模糊的鉴定评价一般是集体签字，哪个人也不用负法律责任。由此造成相当部分成果不成熟，经受不住生产实践的检验，无推广价值。但不管成果有无价值，只要一通过鉴定，科研人员的功绩就得到社会和单位的认可，接下来评奖评模、晋职加薪就有了资本。究竟成果是否具有实用性和可行性，能否真正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却不与科研人员的业绩、工资以及科研经费的再获得挂钩。
　　上述这种农业科研管理体制上的制度性弊端，在客观上造成科研人员的行为取向普遍存在着“为科研而科研、为职称而科研”，甚至存在“为科研经费回扣和为占有科研经费花钱方便而科研”等不良现象，致使大部分科技成果的质量和实用性不佳，偏离生产需求方向，形成大量无效供给。
　　农民采纳新技术的条件和能力有限，对农业科技的有效需求相对不足
　　现阶段，我国农村农民已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具有完全独立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采用农业新技术的选择权。他们是农业技术的最终需求者。但要使农业技术顺利地推广到农民手中，就农民方面来讲也存在许多制约因素：
　　1.农民整体文化素质低，接纳新技术的能力差。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高达%，其中，文盲人数%，小学文化程度人数%。西部最贫困的甘肃、青海、宁夏、云南、贵州、西藏等六省区文盲半文盲占%，小学文化人数占%。这说明我国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较低。这是在我国搞农业推广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一中国国情决定了农业科技成果很难直接通过农民之手顺利地吸收转化。同时，也说明农业科技推广的着眼点应是农民，而不是科技成果。即应把农业科技推广的重点放在用说服、教育、培训的手段来引导和帮助农民自觉采纳新技术、改进农事操作方法、提高生产效益和增加收入，而不是把科技成果强迫卖给农民。因此，必须把提高农民素质作为加强农业科技推广最基本、最重要的任务与职能。而提高农民素质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客观上要求必须首先提高推广人员的素质，走以高素质的推广人员来弥补农民素质不高的推广路子。为此建议各级政府应大力加强农业推广硕士的培养工作，以促进农业推广事业的全面发展。
　　2.农业比较效益低，客观上造成农民采用新技术的机会成本高而消极对待技术革新。农民选择和使用新技术的制约因素说到底是利益约束。对农民来说，是否采用某项农业新技术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农民学习和采用新技术的直接投资成本大小；二是因采用某项新技术而失去的投资于另外一项活动的机会收益大小；三是采用某项新技术的预期收益和风险大小。这三个因素决定了农民对某项农业新技术采用与否的均衡条件是“边际成本＝边际报酬”。但是，由于农业产业的特性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因素所致的农业比较效益低，将导致农民增加对农业的科技投入不仅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或报酬递增，而且有可能会出现报酬递减，这从根本上挫伤了农民采纳新技术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3.农户的经营规模制约着农业新技术的采用。我国人多地少，户均经营规模小，而且每户耕种的土地田块分散，相邻田块间的品种“插花”经营。这种经营规模的超小型和分散经营，不仅不利于农作物的田间管理，而且不利于农户采用新技术。尤其对“规模性技术”的采用会受到严重阻碍，如机械技术、生物技术、化学除草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和中低产田改造技术等现代农业技术，农户根本无法单独采用。此外，一些地方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稳定，农民对增加科技投入缺乏长期的获益保障，也阻碍着农民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
　　农业科技推广运行机制与市场不适应
　　体制和机制是各种矛盾与问题的焦点和核心。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之所以业绩不佳，除上述各种因素外，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一个科学合理、符合市场要求的农业推广运行机制。
　　现阶段，我国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五级一员一户”推广网络体系。“五级”指从中央到乡镇五个行政级别；“一户一员”就是在村级培训农民技术员和科技示范户。农业科技推广方法实行的是“技术示范＋行政推动＋农资服务”的“技权物结合”的自上而下的运行机制。即在技术示范和农资营销服务的基础上，依靠各级行政组织的力量推动广大农民采用农业新技术。这种运行机制的最大优点是将技术推广与行政干预密切结合起来，可以保障推广工作的顺利开展。尤其是对一些重大技术项目如玉米、水稻杂交良种，地膜覆盖栽培等技术的示范推广，能够动员各级政府和各方面的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较好的推广效果。但其缺点也很突出，这种以行政干预为主要推广手段来向农民推广技术，是注重做技术工作，是“以技术为中心”，而不是“以农民为中心”；是以政府的宏观农业发展目标——增产为主要目的，以科研和推广人员的个人目标——报奖和评定职称为直接目的，而不是以提高农民素质和为农民增收致富为主要目的，这必然导致推广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现象。如山西省绛县在农业科技推广和农业产业化工作过程中的好大喜功，大造声势，为追求轰动效应而出现的弄虚作假问题。这种推广体制如不改变，长此下去必然会影响农业推广事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三者之间缺乏良好的合作机制
　　从理论上讲，我国的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和农业推广三部门在促进我国农业科技进步方面各有优势，相互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三位一体”关系。在实现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总目标中，三部门应建立起一种扬长避短、互利合作、协调发展的“农科教三结合”的运行机制。但由于历史原因，迄今为止，我国“三农”之间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仍然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各行其是，难以形成整体优势。科教单位对自己的科技成果尤其是重大科技成果，为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宁可小打小闹搞推广进行有偿转让，也不愿意靠推广部门的网络体系和力量推广其成果而让其分享利益。即使有合作也常常因为不能合理分享利益而弄得不欢而散。借此有必要站在农业推广部门的立场上质问：为什么本来完全是国家财政拨款搞的科研活动，而科研成果的所有权却被科教单位拥有并把持不放？这是影响农业科技成果推广转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迫切需要研究和正确处理科教部门的科技成果与推广部门的推广工作二者之间的关系与合作机制，并且应当重新正确认识和看待农业科技成果的商品化问题。
　　三、对策探讨
　　彻底解决上述障碍因素的关键在于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农业科研和推广运行机制。
　　首先，要改革农业科研管理体制。在农业科研项目的选题、立项和审批环节，要坚持项目公开招标和必须经过技术经济论证。在项目成果的鉴定验收环节，要改现行的专家验收制度为市场验收制度，即以项目的增产或增效的效果是否显著，农民是否满意为主要验收标准。科研模式要由传统的“立项——研究——成果——再立项”转向“市场——立项——研究——成果——市场”的新模式，建立起充满活力的新型农业科研管理体制，为农民提供更多的符合农业生产实际需求的实用农业新技术。
　　其次，要刺激农民对农业技术的需求。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农民自身素质，增强农民采纳新技术的积极性。并要切实想办法改善农业贸易条件，增加农业比较利益，以提高农民使用农业新技术预期收益。此外要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促进农户规模经营，以利于农业规模性技术的推广应用。
　　第三，创建“三农”互利合作新模式。在当前管理体制未完全理顺的条件下，可暂时设立相应的机构对“三农”部门进行统一管理，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同时加强彼此合作，将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共同为“科技兴农”做贡献。建立“三农”协作机制的关键是理顺利益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例如，在种子产业方面，可通过组建种业集团，实现良种研究、繁育、推广一条龙发展；在蔬菜、果树、畜牧、水产和大田作物育种等科研机构改革方面，可通过把这类纯研究机构改制为公司体制，走公司办科研的体制来加速农业科技的开发与推广工作。
　　第四，逐步建立一种高效的农业科技推广运行体系。具体地讲就是：在推广组织上，建立“以县为中心、乡为枢纽、村为重点、户为对象”的农业推广网络；在推广技术服务上，应变目前“以技术为中心”的推广机制为“以农民为中心”的推广机制。整个推广工作应围绕农民而进行，了解农民的需要，着眼于提高农民素质，引导农民自愿采纳新技术。农业推广的过程应是：“推广员——农民——农业新技术”，而不是：“推广员——农业新技术——农民”。在推广内容上，从单纯根据高产要求来选择推广技术转移到更多地考虑农民的需要和提高农业经营效益上来，大力推广“优质、高产、高效、低成本”的综合配套技术。
　　【参考文献】
　　[1]科技战略与科技管理.全国第三次科学学与科技政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3年。
　　[2]朱希刚等.技术经济效益与农业发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
　　[3]全国青年农经理论研讨会92年会论文集.1990年5月。
　　[4]杨映辉著.中国农业推广运行机制改革.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12月版。农业科技发展经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