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方言分区述评及再分区.docx

湖南方言分区述评及再分区内容提要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目前已有的几种湖南方言分区作了分析和评论，其中，重点讨论了周振鹤和游汝杰的分区。第二部分提出了一种新的分区方法并用这种方法给湖南方言重新分了区，分区结果用湖南花鼓戏的流行区域来作验证。第三部分，结束语。一 湖南省方言分区述评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湖南方言已有了五种分区。这五种分区分别是：杨时逢先生的分区，日本学者伸久先生的分区，湖南师院中文系的分区页，下简称总结），鲍厚星和颜森的分区，周振鹤、游汝杰的分区。这五种分区，从方法上看各具特点，从结果上看互有参差，下面，我们将其分成两类来讨论。 杨时逢先生分区的方法是：“把某一处的方言特点归纳起来，取它最重要的不同特点，声调的类别，音韵特点，开合口及调类等区别，来作分区的条件。”实际工作中，杨时逢先生用作分区条件的特征条件有十二项。根据这些分区条件，杨先生把湖南方言分成五个区。第一区是“典型的湖南话”，第二区“大都跟第一区差不多，第三、四两区难以命名，第五区接近西南官话”。对这个分区结果，杨先生自己也很不满意，认为“不很理想”。对这个结果，方言学界也议论纷纷。鲍厚星认为报告把长沙和慈利、平江、浏阳等地画一区，把衡阳和常德画为一区都是不合适的。背景则认为报告的“分区图有些支离破碎，难于令人满意”。我们的看法是：报告立足于语言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湖南方言的真实面貌，如一、二两区的大多数方言点，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属湘语系统，第五区划归西南官话也大体无误，至于作出的方言分区图看去有点支离破碎，只要符合语言实际，也不应算是作者的错。但勿庸讳言，报告的分区也与湖南方言的实际情况有相当的出入。如湖南的郴州、蓝山、嘉禾等地，按报告上列出的语言材料就应划归西南官话，载方言），如果考虑到这些地方的双重方言性质则可暂列为双重方言区来处理，具体分区待查明全部情况后再作决定。报告分区偏离语言实际的原因主要是：提出的分区条目有综合无系统，不能总括湖南全省的语言实际，用这样的条目来分区，自然要影响其分区质量。 报告的分区中，长沙和城步同属第一区，与城步接境的武冈却属第二区。对此，背景批评道：“城步跟长沙不但主要的语言特征相差甚远，而且很难通话，而城步跟武冈则语言大半相似，交谈也不很困难。”在这里，背景用来衡量分区质量的标准看来是两条：主要的语言特征和通话程度。可以据此推知，如果甲乙两地方言的主要语言特征相近或相同，能通话或通话不大困难的，就应划为同一方言区，如城步与武冈，反之则否，如城步与长沙。可见，这两条不但是检验分区结果的依据，也是分区时应遵循的标准。这两个问题虽然是在对报告的批评中提出来的，但由于它们在方言分区中关系重大，有必要略作进一步的讨论。先谈“主要的语言特征”。到底长沙、城步和武冈三个方言点各自“主要的语言特征”是什么，背景并没有明确指出。倘若真的只用一两条特征就可以进行有效的方言分区的话，那不但背景对分布的批评难以成立，而且背景用数学方法来进行分区也属多此一举。因此，背景据此批评报告不但不得要领，而且还自相矛盾。究竟某方言区有没有“主要的语言特征”，“主要的语言特征”具体所指又是什么，对此，方言学界有种种看法并有过大量的分区实践，笔者的看法是：由于“主要的语言特征”难以确定，宁可用方言的“区别性特征”来代替它。在分区实践中，这种“区别性特征”可以通过多方比较来抽取。根据分区的需要，可以用一条，也可以用多条。这些分区条目不论是“一”还是“多”，都要求对内有尽量大的周遍性，对外有尽量强的排他性。用能否通话来检验分区结果也是值得考虑的。就背景的分区而言，也不乏同一区中有不能通话或通话困难的，如第三片中的湘乡与零陵，而分属两片却也有通话不大困难的，如第二片的怀化与第五片的郴州，等等。大量的语言事实证明，同属一个方言区中的不同方言点可以有不能通话的，如闽语区中的厦门话和福州话；而不属同一方言区甚至不同的语言也有可以通话的，如德语和瑞士语。这是因为，能否通话不仅决定于两种方言的相似性，还决定于两种方言的交际频度。一九八七年笔者曾以湖南师大中文系八四、八五、八七三级的同学作为调查对象调查过外地同学对长沙话的可懂度和认同感，经计算机处理后的结果是：大体听懂 基本听不懂 大体相同 基本不同八四 八五 八七 据上表中八四级与八五、八七两级同学对长沙话可懂度和认同感的区分比值的差异可以看出交际频度与它们的比例关系。而且，通话程度还受城乡、职业、年龄甚至性别等条件的制约。事实上，既难于把它作为一个分区因素来参与分区，也难于把它当作一个可靠的标准来衡量分区结果。 第二种是日本学者伸久先生的分区。分布据以分区的材料也来自报告。方法是：根据“古全浊声母的变化”绘出方言图来进行分区。分区把湖南方言分为四种“型”，定名为“江西型湘方言”，“北方型湘方言”，“老湘型湘方言”和“新湘型湘方言”。国内学者一般是把“江西型湘方言”看成赣方言或赣客方言，把“北方型湘方言”看作西南官话。分布的分区是比较典型的单一特征法。背景认为：“这个方法虽然简便，但是按这个标准作成的分区图也不能反映湖南方言的实际。”分区将湘西的永绥、乾城、保靖、永顺、古丈、泸溪、辰溪、沅陵等地划归“老湘型方言”，对此，背景指出，“伸久将古全浊声母只要今平音读浊音的也包括在内，湘语的范围自然要扩展到上述永绥等县。事实上永绥等县的语言特征与西南官话的特征大部分相似，反以这半条特征将其划入湘语南片是不妥当的。”背景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单一特征判断法的优点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分区结果清晰正确，缺点是往往以偏概全。在方言区的交错地带和过渡区域，在方言面貌因长时期的交融渗透而变得模糊不清的地方，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尤其差。 第三种是湖南师院中文系的分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零年，湖南师院中文系承担了湖南全省的方言普查工作，当时共调查了八十七个县市，后由彭秀模、曾少达等同志根据调查材料写成湖南省方言普查总结报告。总结中对湖南方言作了分区工作。方法是：根据分区者对湖南方言的一般印象，“先把几个较大的土语群最明显的特点归纳出来，然后把特点大部分相近的土语群合并为一个方言。”方言区的范围基本上定下来后，就把可以肯定的先肯定下来，碰到甲乙两可的交界处方言就“根据反映方言特点的地图来分析研究。分析它们哪些特点和甲区相同，哪些特点和乙区一致，最后根据它们与哪一区特点较多相同的特点划归哪区。”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注意该方言“必须具备的主要特点。”而不是“不分主次，单凭机械多数”来确定其方言区属。结果把湖南方言分成三个区。第一区“基本上是湘语”，第二区“基本上属于西南官话”，第三区“大致接近江西话”。总结的分区在具体运用中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由于方言在地理分布上是渐变的，甲近乙，乙近丙，丙近丁，而甲与丁却可以相去甚远。这样，在把几个看起来相近的土语群进行单向归并时，就有可能把本来差别甚大、应分属两区的方言给归并到一个方言区中去。如总结第一区中有泸溪、辰溪等方言点，就其总体特征看，应与第二区的怀化、吉首、沅陵等要更接近一些，而与长沙、湘潭等地的方言相差甚大。只因为“辰溆土语群”接近“衡邵土语群”，而“衡邵土语群”又接近“湘涟土语群”，“湘涟土语群”与长沙、湘潭等地的话又更要接近一些，这样单向归并，结果就把本来不属同一区的方言给并为一区了。总结分区时在使用材料上也有欠妥之处。湖南的蓝山、嘉禾、宜章、桂阳、郴县、新田、江华、江永等地除了共同使用一种各地小有区别的西南官话外，各地内部还使用着一些差别很大，而且方言特征很奇特的“土话”。总结在分区时，单把蓝山、嘉禾两地的土话拿出来分区，从而把它们从湘南双语区独立出来并合并到第三区中去，成为第三区孤悬于第二区中的方言岛，这显然是不符合分区原则的，也不符合方言的实际情况。 第四种是鲍厚星和颜森的分区。分区使用的方法虽然比较单一，但分区的标准却颇为灵活多变。分区把湖南方言一共分为六个区。第一区是“湘语”，分区的依据是古全浊声母的变化。第二区是“赣语区”，分区标准有三项：一条是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一般为送气清音，一条是梗摄字多有文白异读，另外还列了一些词汇。第三区是“客家话区”，分区没有明确“赣语”和“客家话”的区别界限，语音上好象是“影母字今开口呼读零声母”这一条，另外还有词汇条目的区别。第四区是“江淮官话区”，分区标准主要是“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为清音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另外就是“古入声全浊声母字今全部或部分归阳去”，其他还列了“他的”和“喝茶”两个词组。这一区中有背景列为西南官话标准点的常德，还包括湖北省的鹤峰、松滋、公安、石首等地，所以统称为“江淮官话常鹤片。”第五区是“西南官话区”，这一区没有给出分区标准，内部分片时也未明确分片依据。第六区是“乡话”。“乡话”主要分布在“沅陵西南部以及溆浦、辰溪、泸溪、古丈、永顺、大庸市等地与沅陵交界的地区。”大约有四十万人说这种话。“乡话”的主要特点有：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平声为不送气浊音，仄声为送气清音。另外，入声有喉塞尾，古次浊平声今读阴平。古全浊上声今仍读上声，等等。分区的主要优点是分区时不拘泥于某一标准，不仅考虑语音特点，也兼及词语的异同。分区时不反分出大区，还给大区再划出片，有的地方方言界限还深入乡镇一级，分得比较细致深入。但勿庸讳言，分区也是有一些缺点的，这主要体现在所使用的标准上。由于标准不统一，有时甚至连分区标准都未说明就直接分区，这就难免给人一种分得较为主观臆断的感觉。另外，凡分区使用单一标准的地方都无法避免单一标准以偏概全的缺点，如“江淮官话常鹤片”，如果不是只从一两个语音特点着眼的话，根本就划不进江淮官话里去。此外，就分区的题旨来看应是封闭式的区域方言分区，没有必要把湖北省的方言也包揽进来，而且还包揽得不对。按赵元任先生等人的分区，鹤峰、石首、公安等地的方言特点介于湖北第一区和第二区之间，同时还有一些湖南话的特点，因而独立一区以显示其特点，实际上是一种过渡区域的混杂型方言，赵元任先生等人也没有把它们和江淮官话联系起来考虑，于此可见分区的处理是不很妥当的。 由于周振鹤、游汝杰二人的分区不止使用了一种分区方法，在分区过程中还涉及了湖南方言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将其中的历史行政区划作为分区调整的重要“参考项”直接介入分区，经过研究，我们发现其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适当展开讨论，因此我们把背景的分区单列为一类加以述评。 背景仍使用报告的分区材料，分区对象仍为报告中的七十五个方言点。背景在分区方法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使用了数学方法，并结合语言学和人文地理两个方面来进行调节和补充。具体的作法是：以报告中提出的比较各地方言异同的五十二个特征项目作为分区依据，建立数据库，参照数学集群方法，先比较七十五个方言点之间特征项目的接近程度，然后按接近程度来作初步分区，最后再用“较重要的语音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因素”两个参考项来作“局部调整”。在分区过程中，作者还根据自己对湖南方言的“模糊印象”先把湖南方言分成四个“集”，并给每个“集”指定一个代表点，然后把这一集里的其余各点来和“代表点”作比较，按各方言点与“代表点”的接近程度分归各集。结果把湖南方言分成五个片，根据背景有关的文字说明和分区图来看，五个片分别为：第一片是以常德为代表的西南官话片，第二片是以长沙为代表的湘语北区，第三片是以城步为代表的湘语南片，第四片是以平江为代表的赣客语片，第五片没有代表点，是南部山区官话和湘语的混杂片。在数学方法运用上，背景设置了四个“标准点”来对周围的方言进行吸附式向心归并，这样把原数据阵上纵向排列的七十五行数据省减为四行，既简化了计算过程，又简明扼要地用数值表述了各片及同片内各方言点之间的接近程度。背景对自己的分区结果是颇为自信的，认为“大致符合各片方言的个性，也符合湖南人的语感。”湖南人的语感姑且勿论。但当我们拿背景的分区与前述几家逐一比较时发现，这个分区与总结非常接近，两张分区图大体可以重合，只是湖南山区有较大差别，其他地方在边缘地带有一些参差。如前所述，这样的分区仍然是相当偏离湖南方言实际的。背景尽管使用新的方法却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个方法与结果的矛盾有必要加以认真研究。 陆致极在汉语方言间亲疏关系的计量描写一文用电子计算机对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区中的十七个方言点作了类聚关系处理，实际上具有分区意义。二十年代赵元任先生对吴语所作的分区表明，只从语言特征条目出发也可以对方言进行分区。分区经验证明，数学方法和语言学方法在分区上都是可以自给自足的。背景在采用数学方法后又要依靠“主要的语言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两个“参考项”来作分区调整，这就不能不使人对其数学方法的有效性产生怀疑。背景采用报告中用来比较各地方言异同的五十二项特征来建立数据库，根据存入的数据来计算任意方言点之间的接近值，然后通过比较接近值大小的方法来达到分区目的。由于存入数据库的语音项目是五十二个，因此，任意方言点间的最大接近值是五十二，最小是零。为了简化计算，背景挑了四个“标准点”，让其余各点来依次与它们相比较，凡和上述四点中任一点接近值最高的，就将它划入该标准点所代表的方言片中去，这样，就把语言学的分区转换成一个数学上的集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确定隶属变即任一方言点可以归属于某标准点的最低数值。由于最大值是五十二，最小是零，所以任一方言点归属任一代表点的隶属度为“大于或等于二十七。”这时如果出现下列情况时就不能进行归集：当某一方言点与四个代表点的接近值都小于二十六时；正好是二十六时；与两个代表点接近值同时大于或等于二十七时。根据背景表一中提供的数据，可以合法归集的方言点有：长沙点南县 安化 湘潭 通道 城步点新宁 东安 祁阳 常德点石门 慈利 大庸 龙山 永顺保靖 永绥 古丈 沅陵 乾城凤凰 麻阳 晃县 靖县 澧县安乡 华容 桃源 汉寿 衡阳平江点临湘 岳阳 以上各点合计个。除去个代表点，参加归集的方言点是个，可归集的方言点占总数的。可以分属两个代表点从而不能归集的方言点有：桑植 芷江 黔阳 会同 临澧 湘阴长沙 常德 平江 以上合计个。加上其余与个“代表点”的最高接近值都小于或等于的个方言点后为个，占参加方言分区的方言点数的。这些事实充分证明背景的数学方法基本上是失效的。背景显然是看到这一点的，于是又增设了“较重要的语音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两个“参考项”来作“局部调整”，这固然可以看成是一种方法的创新，但实际上也是出于不得己。由于一半以上的方言点的归属是靠“参考项”“调整”出来的，而“参考项”中起主要作用的又是“较重要的语音特征”一项，在这种情况下，背景的分区自然就难于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造成这种失误的主要原因是背景对赖以建立数据库的五十二项语言特征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分析。报告提出的五十二项语言特征是用来显示湖南方言的差别性的，为了上图的方便，只能“求异”而舍同，因此，虽然项目多达五十二项，但仍不能认为它们已经全面地系统地反映了湖南方言的全貌，用它们来作分区依据，就难免偏离语言实际，事实上，杨时逢先生也没有全部把它们作为分区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这五十二个特征项目之间的重要性并不相等，即不同项目的代表其所辖的“字”的数量多少并不相等或所代表的声韵调其差别的大小不相等。如：第二十九项是“声调调类”，这一条涉及到所有的“字”；而第四十六项是“去的白话音”，这一条只能管住一个“字”的一半的语音情况，二者的重要性差别相当大。在背景列出的“表一”中，这两条在五十二项语音特征中所占的比重相等，都只是五十二分之一。这样，相同的数值掩盖了不同语言特征项目的巨大差别，这自然要极大地影响分区质量。 背景在分区上的一个特点是设置了四个“代表点”。这四个“代表点”既是数学归集的目标点，又是确定“较重要的语音特征”的主要依据，而且，还决定着分区结果的命名。因此，“代表点”选得合不合适，也是决定分区质量的重要因素。“代表点”的代表资格与历史人文地理因素无关，而是取决于它在所代表的方言区中的地位，即它是不是该方言区中比较典型的方言点。用这个条件去衡量背景中指定的四个“代表点”就可以看出，除长沙点外，其余三个点的代表资格都有问题。先谈常德点。湖南境内的西南官话可以分成三片。第一片是从常德开始往北延伸，与湖北的江陵连成一片的湘北片；第二片是以吉首、怀化为中心，往西延伸与贵州的黔东南连成一片的湘西片，湘西片与湘北片的交界线大致在龙山、永顺一带；第三片是以蓝山、嘉禾为中心的湘南片，这一片与广西的桂林连成一片。三片中，湘北片和湘西片比较接近，内部也比较一致。湘南片与湘西、湘北两片的距离较大，这部分地区是双重方言区，由于受各地千差万别的“土话”的影响，内部的一致性比较低。总的说来，湖南境内的西南官话方言点都有过渡性质，与湘语的接近程度随着方言点在地理分布上与长沙的距离成正比。常德正处于西南官话湘北片的最南端。往南以沅、资流域的中间地带为过渡带，过了资江就是湘语区的天下。因此，无论是就常德的方言地理位置还是就常德话的语音系统，都是一种过渡性相当明显的西南官话，把它作为西南官话的代表，其代表资格就要大打折扣。为什么在背景的分区中不能把郴州、蓝山、嘉禾等地的西南官话包容进来，为什么桑植、芷江、黔阳、会同、临澧等地会出现与长沙点和常德点的接近值都大于二十六的情况，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常德话本身含有相当的湘语因素，并不是典型的西南官话。平江虽然在声母上全浊声母今读送气清音，但平江还有知章组在今开口韵前读(ts ts s)这种与赣语不同的变化，就其涉及的古声母而论，比古全浊声母的个数还要多；平江话的入声调虽然也可算作赣语系统，但阴平和阳平的调值都与长沙话相同而区别于南昌话；平江话的入声韵虽然有塞辅尾，但知章组的合口韵的变化也是大多同于长沙话，如：“吹水睡税”也是和长沙话一样读撮口韵，而南昌话则是读合口韵。从平江的语音系统来看，应将其看作是湘语和赣语的混合而又有一些自己特点的混杂性方言。把它放到赣语系统中来看，还不如常德话在西南官话中那么典型。在背景“表一”提供的接近值中，它也只能管住临湘和岳阳两个点，换句话说，在沿湘赣交界处一带的混杂性方言点中，平江点的代表性也不强。背景把城步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的根据是因为城步的 的浊度最强，换句话说就是城步因为其声母系统完好无损地保存了古全浊声母的原貌从而获得了湘语南片，或者说是“最典型”的湘语的代表资格。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背景对伸久的一些批评就是自相矛盾。如永绥，背景认为不能仅据其古全浊声母今平声读浊音这“半条”特征就把它划入湘语南片，还要看到“永绥等县语言特征与西南官话的特征大部分相似”这样的情况而将永绥划入西南官话区。既然仅靠古全浊声母今平声仍读浊音这半条特征不能将永绥等县市划归湘语南片，那仅靠“古全浊声母今仍读浊音”这一条特征又怎能把城步看成是“典型的”湘语呢？只要对城步话的语音系统略作分析就可以看出，城步话的韵母系统已经接近于西南官话而与湘语的距离较远，如咸山摄与宕江摄不混，山摄合口和蟹摄合口端系仍读合口，这些，都与长沙话不同而与重庆、贵阳等地的西南官话相同。声调上，城步话的阴平是高平调，阳平是低降调，这也是西南官话阴平与阳平的最常见调值而与长沙不一致。这些情况说明，城步话并不象背景所说的那么“古老”和纯粹。从整个语音系统来看，城步话虽然仍属湘语系统，但仍然受到西南官话的相当影响。因此，城步在湘语系统中，其代表性是不高的。而且城步话既然仍属湘语系统，就没有必要把它和长沙话相提并论，在同一个方言系统中建立两个和西南官话、赣语相同地位的“代表点”从而使得南北两片湘语似乎可以合并又似乎可以分开。这种含含糊糊的状态显然不是分区的目的。背景把城步话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的理由还与背景提出的“古湘语”的假设有关，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背景在把城步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时说：“城步僻处本省西南隅，交通闭塞，明显是古湘语受其他方言侵逼、受挤而保留下来的核心地盘”，在“结语”部分又“设想”：“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也许通行一种内部存在差异的古湘语”。背景虽然用了“也许”这个不很自信的副词，但这个“古湘语”还是有几点可以确定下来的：“古湘语”存在的时间是“战国秦汉时代”，通行的地域是“整个湖南地区”，语音特点是古全浊声母读浊音。我们注意到，在背景全文的逻辑结构中，这个未经证实的假设是非常必需的，否则，城步就难于取得“典型的湘语”的代表资格，“浊音的衰颓”，和“入声的衰微”将无从立论，而且，“古湘语”在官话、赣客方言的蚕食吞并、四面夹击、大举入侵下日渐萎缩的下降曲线也无法勾画。现在我们要正面提出质疑：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果真通行着一种古湘语吗？任何语言的存在，既要有一个文化的底座，更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构成作为存在前提。古湘语的含义可能因人们的看法不同而较为宽泛，但无论如何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古代汉语。而且是一种古代汉语方言。因此，要证明“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都通行一种古湘语”，首先必需证明，早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的人口和民族都是汉族或都属于汉民族文化系统。这样，这个问题就可以简化和转换成“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的民族构成”这样一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只要打开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二两册查看有关的部分就可以得出基本的答案。为了避免繁琐的引证，我们主要依据西汉人口地理、湖南省志地理志上册、中国民族学概论、中国人口地理、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试析湖南县的设置和名称由来等论着来作一结论性的概述：战国中期前，今湖南全境为古三苗等苗瑶族的居住地。战国中期，楚国兆进中原争霸中原的努力受挫后，在强秦的迫挤下，楚文王把楚都迁至郢，之后，楚国大力向南扩展，首先进入以常德为中心的湘北地区。秦统一后继续向南开发五岭南北，在湖南境内从北向南依次设置长沙、罗县、临湘、耒阳、郴县等郡县。两汉时对湖南继续开发，分长沙置桂阳、零陵二郡和益阳、茶阳、攸县、醴陵、县、临武等二十余县。这时汉族主要分布在三个地方：以常德为中心的沅澧二水中下游地区；以今长沙为中心的湘江中下游地区；沿湘赣两省的交界线直达广东的狭长地带。除此而外，整个湖南地区的广阔腹地仍然是古苗瑶语族的居住地或未经开发垦殖的原地，其间可能还零零星星地散布着一些“桃花源式”的汉族移民点。这样的人口分布与民族构成的格局说明：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显然不可能通行着一种“古湘语”。更确切一点说，即使是上述几个汉民族聚居的地区，在战国秦汉时期也只可能通行一种“古楚语”而不能把它看成是“古湘语”。在湖南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楚”和“湘”都有特定的历史界限，当我们需要回顾历史时，不应混淆二者之间的历史界限。对城步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一点必要的叙述会使上面的质疑得到更为充分的支持。城步县现在的全名是“城步苗族自治县”，建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民国、有清一代、明初都称“城步县”，明初设为“城步巡检司”，属武冈县。作为一个行政实体，城步的名称只能追溯到这里。唐代的城步为“飞山蛮”地，汉至隋为“无阳五溪蛮地”。这时的“五溪蛮”系汉末溯沅江而上的“武陵蛮”。唐末“五溪蛮”据飞山自守，故又称“飞山蛮”。“飞山蛮”自称则为“猫”，都是今天城步苗族的先民。到元末明初才有外地汉人陆续到城步落籍定居，但县境人口中苗族仍占绝对优势。明弘治十五年设置时进行了土地丈量和人口统计，此时仍为苗多汉少。乾隆五年“改土归流”时有不少苗族为免受民族歧视而改称汉族，进入民国后汉族人口才超过苗族。一九八二年人口统计时，全县有苗族八万四千余人，略低于汉族人口数。根据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无论如何也推不出“在战国秦汉时期，城步也通行古湘语”这样的结论来。归纳起来，背景在分区过程中的失误主要有这样几条：使用了数学方法但因数据库不可靠而未达到预期效果；选择了标准点但标准点的代表性又不强从而使其他方言点难于归集；假设了一个“古湘语”作为展开论述的前提但这个曾一度遍及湖南全境的“古湘语”又实际上并不存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背景分区的意义似乎倒不在其分区效果如何，而在于背景的创新精神，给方言的分区提供了新的思路。由于湖南方言的各家分区大体上已代表了目前国内外主要使用的方言分区方法，因此，本文对上述各家分区方法的评价也可算是笔者对目前汉语方言分区现状的基本看法。二湖南方言的再分区分区的事实说明，由于方言在地理上是连续的，渐变的，如果只给方言确定一个分区标准的话，可行性相当差。由于不同的分区者对语言特征的重要性的认识常常不一致，各用不同的标准，分区结果当然难于统一。年，笔者在钱曾怡老师的指导下参加了几次关于方言分区的历史、现状、标准、方法的讨论，在不断的学习和讨论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一种新的分区方法，叫“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并用这种方法来对有过多种分区、有相当分区难度的湖南方言进行分区，以便和各家的分区结果相比较。具体的做法是：以长沙为中心，东取南昌，西取贵阳，从三个代表方言点的语音系统中抽出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声调系统的区别性语音条目各七条，然后把湖南境内的各方言点逐一取出来分别与三个代表点相比较，比较时按声、韵、调的顺序依次进行。由于分区条目都是七条，判断方言点归属的隶属度是“四”，三次分区的结果都作出分区图，最后根据三张分区图来作综合分区，任一方言点，只要在两项分区中都属某一代表点，就把它归入该点所代表的方言区，这时隶属度是“二”。据此，湖南省的全部方言点可以归纳为五种类型：湘语型方言，赣语型方言，西南官话型方言，混合型方言，独立型方言。分区要有据以分区的材料、分区的原则、标准，及相应的图上表示，下面就这几个方面作一些必要的说明。分区材料材料的好坏决定分区的质量。本文使用的材料以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为主，相比较而言，这个材料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不足之处：一是调查点不足；二是记音有欠准确之处，如衡阳话；三是有相当的调查点远离城区，有的甚至在县境边缘地带，代表性不强。鉴于这种情况，衡阳话改用李永明先生衡阳方言的材料，涟源、双峰、新化、祁东、洞口、桃江、株州、洪江、隆回等九个点则用总结中的相关材料。分区原则现代汉语方言分区，其实是就相关的调查点的语言材料进行归纳和分类，因此，分区时本文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是语言学标准的原则，任何非语言学的标准都不能作分区标准；第二是共时性原则，分区时只就方言现状进行分区而不涉及方言的历史或成因；第三是系统性原则，在把握方言之间的异同时从其系统性、整体性出发而不只根据一两个语言特征来确定方言点的归属。分区标准分区标准就是据以分区的条目。李荣先生在谈分区条目时提了三条，一是条目的代表性，二是条目在语汇中的使用频率，三是条目使用频率，这三条都是指导性的意见。根据我们的理解，条目的代表性主要指其区别性，就是一地方言区别于他方言的语言特征。同时我们还强调条目的系统性，汉语方言之间的矩离远近，在语音上具体表现为各方言音系在声、韵、调各有关方面对立程度的大小。因此，本文分别从长沙、南昌、贵阳三地方言的语音系统中抽出声母、韵母、声调的区别性特征各七条作为分区条目。图示法常用的方言分区图示法是采用划块围片的方式，这看起来比较好看，但与实际的方言分布情况并不相符。就一方言点来看，方言持有者的个体与个体之间，户与户之间，村、寨、城、镇之间都是非连续性的，呈离散式点状分布，因此，本文也用点状符号来表示方言类别，这样，既可以积点成面，几个相同的点状符号也可以表示一个成片的方言区域，又可以如实反映方言分布的点面相间、错综复杂的情况，尤其在反映方言岛、独立型方言、混合型方言等语言事实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声母系统的分区表一：声母系统分区条目 说明上表中，南昌话全部采用汉语方言字汇中的材料，贵阳话的材料是笔者调查的。下二表同，不另说明。取点比较时，如果碰到古全浊声母今仍读全浊塞音塞擦音时，则归入长沙点。由于第六项长沙话与南昌话属同一类型，因而两地的区别条目只有六项，如果出现南昌、长沙各点三条的情况时，就着第一、二两项属何处方言，属长沙则归入长沙点，与南昌话相同则归入南昌点。分区结果是：长沙所属方言点长沙临湘岳阳南县沅江湘阴平江浏阳宁乡益阳桃江安化泸溪新化涟源湘潭株州衡山双峰衡阳祁阳永兴资兴邵阳武冈洪江会同绥宁城步江永计个方言点南昌所属方言点耒阳常宁宁远宜章计个方言点贵阳所属方言点华容安乡汉寿临澧常德澧县石门慈利桑植大庸永顺保靖古丈沅陵花垣吉首辰溪凤凰麻阳溆浦怀化芷江新晃靖县通道钱曾怡、高文达、张志静“山东方言的分区”，载方言第期。